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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52万,大多居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的峨边与马边。彝族的祖先是从西北高原南迁的羌人与本地的古老部落融合而成。汉代的窄都夷、斯榆、冉、昆明,唐代的白蛮和乌蛮,与后世的彝族有渊源关系。安宁河谷是四川境内彝族长期的活动中心。
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在建国前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奴隶社会形态,建国后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彝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住房多为土木结构,一般房层低矮无窗,其高楼式民居与瓦板式民居也很有特色。
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装和多拓宽脚长裤,头顶留二三寸头发一小块,称“天菩萨”。头上裹以数丈长的青兰布包头帕,名日“英雄结”。男子以无须为美,左耳带耳珠穿丝线。女子穿多褶长裙。男女外出皆穿“擦尔瓦”披风,形如斗蓬。宗教祭祖活动由毕摩主持。
土家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县,人口总数在100万左右。其族源来源于巴人,主要是巴郡南郡蛮中的广廪君之后和被称为长沙武陵蛮的盘瓠之后。由于他们居位在西、辰等五溪上,故古时又称为五溪蛮。
土家族近代的风俗习惯大体与汉族相同,崇拜祖先,信仰多神,特别崇拜土王。土家族有语言,但无文字。土家族能歌善舞,他们传统的摆手舞、龙灯、狮灯、花灯、跳香、民歌、号子、打闹等均享有盛名。
传说土家的摆手舞来源于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军队的“前歌后舞”,即汉代著名的巴渝舞。土家族文学上的成就是有名的“竹枝词”,曾对盛唐以后的中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
土家族戏剧也很有特色,在酉水流域,流传着土家族的傩愿戏(又叫傩堂戏);在石柱一带流行着一种源于傩戏而又不同于傩戏的“土戏”。
在土家地区,往往土家与苗族、汉族交错而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则是土家族和苗族联合组成的自治县。
华丽服饰与饮食习俗
至今保持着欧罗巴人种肤色浅淡、碧眼金发、隆鼻、体毛发达特点和自己传统语言、文化特征的塔吉克族,在服饰文化方面也独具一格。
塔吉克民族男女服饰中,女性的服饰更为讲究,尤其是年轻女子。
塔吉克妇女的帽子叫“库勒塔”,非常精美,圆顶箩形,帽边围白底上有黑色和红色等重彩纹,顶部也有精美的装饰,全部为手工艺刺绣。“库勒塔”帽后面比前面长,为的是更好地护住颈部。讲究的“库勒塔”,月余方才制成一顶,非常珍贵。而且,这种女帽厚实保暖,很适合在帕米尔高原那样的地方戴用。当地风俗,做“库勒塔”是塔吉克女红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传统的手工艺,塔族少女从小就要学会“库勒塔”刺绣,不然长大就可能嫁不出去。塔族妇女平时穿连衣裙,并穿长裤,夏季在裙外上身套彩色背心,冬天外罩棉袷袢。老年妇女多穿蓝、绿色衣裙,年轻妇女和姑娘则穿红、黄色特别鲜艳的衣裙。多数未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盛装打扮,戴精美华丽的“库勒塔”,上面罩上金黄色或玫瑰色的艳丽纱巾和各种银饰,再配以同样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在帕米尔高原极致的蓝天和白云下来来去去,宛若一幅美丽无比的图画。塔吉克妇女人人都精通刺绣手艺,并以此为荣。年轻女子的服饰有年龄和婚否区别,新婚妇女梳4条长辫,辫子上各佩戴一串很大的白色钮扣或银片作装饰和已婚标志;未婚女子发辫上就没有这些装饰,只是用小铜链将辫梢连接在一起。
塔吉克男子一般戴吐马克帽,圆高筒,帽里用优质黑羔皮缝制,黑绒面有红蓝色刺绣,不冷时折边戴,下沿露出皮毛,冷时放下边来往下戴,可护住整个脖颈。夏季塔吉克男子戴白布刺绣的谢伊达小圆帽(现不少人戴鸭舌帽),穿套头衬衣,外罩黑色袷袢。
塔吉克男女多穿自制的长统毛袜和软底皮靴子,暖和而结实。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的塔吉克年轻人,有的也穿上了时尚的现代服装。
塔吉克人的饮食以奶制品、肉食和面食为主。一般早餐吃馕,喝奶茶;午餐吃面食和乌麻什糊糊,较简单;晚餐多以肉食品为主,吃得较好。肉食方面,主要吃羊肉、牛肉、野羊肉、鱼肉及骆驼肉,还有鸡、鸭、雪鸡和鸽子,忌食猪、马、驴、狗、熊、旱獭、兔和猫肉,不吃所有动物的血和马奶。面食方面,与新疆维吾尔族相似,但具体做法上有区别,更简便、朴素,讲热食。他们也喝奶茶,吃奶干和奶酪。
塔吉克人坐席,有严格的上下尊卑长幼之分,长辈、客人一定在上座。递茶送饭,一定按座次进行,吃饭严禁说笑。来了贵客,有羊人家多会宰羊盛情招待,而且要把活羊牵至席前,请贵客验过表示满意才去宰杀。肉煮熟上席前,主人首先将羊头呈给尊贵的客人,请客人割一块肉吃,再递上一块夹了羊尾巴油的羊肝请客人吃了,然后把刀递向客人,请客人分肉;客人会与主人互相推让,最后请主人给在座的每个人分肉。分肉讲究分均匀,一份不落,一般有经验的人才能做到恰到好处。餐食用完,不论主客,大家均要按伊斯兰教的传统,同时举起双手做“都瓦”(祈祷),大意是感谢真主赐给了我们食物。然后,待主人收拾完餐具和饭桌,才能起身离席,不然为不恭。
浪漫多情的民间婚礼
别具一格的婚俗,是塔吉克文化的一种体现。尤其传情和订亲,以洁白的盐为礼物和信物,象征感情的纯洁和珍贵,在各民族中独具特色。
塔吉克青年男女传情的方式浪漫而多样:女子如愿接受小伙子求爱,就送一个亲手绣制的精美荷包给他。小伙子则将里面装着杏(心)仁、石子和几粒盐的一个小黄布包回送给姑娘,表示“我爱你的心,坚定不变,像盐一样纯洁”。还有互送烧了一半的火柴的(象征自己爱对方像火一样旺),有在叼羊比赛中把叼来的羊扔在心爱姑娘面前求爱的,有跳阳刚英武的鹰舞向姑娘求爱的……
男女传情成功后,男方代表就去女家提亲、订亲,与女家商定聘礼多少和结婚日期。
婚礼前两天,男女双方要请村中当年有丧事的家庭的人来,击鼓化悲,为新婚男女祝福。塔吉克人结婚,男女双方都举办婚礼。新郎来女家,组成庞大马队,奏乐、叼羊,唱着婚礼歌《国王来临》(塔吉克人把新郎比作国王),一路热闹而来。队伍到女家门前,男方极力突破女家阻拦,抢到一只山羊后下马。进门时女家要给新郎身上撒面粉祝福。塔吉克人认为面粉是最纯净的物质,沿袭下来的古老习俗是以此相互祝福。
结婚仪式由宗教人士主持,新郎新娘要同时喝盐水,吃肉和馕,象征从此两人生活在一起不分开。然后再举行叼羊庆祝活动,直到傍晚,新娘挥泪上马告别父母,与新郎同骑一马去男家。一路上和来时一样要欢闹。到男家门前,男方家人再向新人肩上撒面粉祝福才进屋。塔吉克人的新娘婚后要戴三天面纱,届时由“拜德尔汗”(证婚人)亲自揭取,表示正式成为男家的人,才可在男家正常活动。
源远流长的丧葬习俗
塔吉克人的丧葬习俗,受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和古拜火教教义影响,讲究甚多。
塔吉克人死后,首先要净身。男性,剃光须发,洗净全身;女性,洗净头发,编好辫子放置胸前,然后用有精致刺绣的盖尸布盖好,让死者能干净整洁地去另一个世界。
净身后,就是为死者唱挽歌、吊唁。唱挽歌,就是哭丧,有一定的调子,人们按调子哭唱,赞颂死者生前品德高尚和贡献突出。有专擅唱挽歌的妇女领唱,富有感彩。吊唁,在丧家举办,全村停止一切劳动和家务,全体参加。
出殡前,死者的亲人吻死者的手与死者告别,据说这时候,有的死者会动容一笑。还要搞灯祭,就是杀一头肥绵羊(死者去阴间的坐骑),用棉花蘸羊油制成灯捻点燃,为死者上路照亮。若死者是未婚女子,其尸身要精心装扮,让她与屋里的顶梁柱成亲后再抬出,意即象征来人世结了婚,父母尽了义务。
塔吉克亡人的安葬,最好的日子是星期五,据说这天能见到真主。死者不用棺木,只裹白殓衣下葬,也不要任何陪葬品。身份高贵或富足的人家,才为死者造陵和拱北。
服丧期,老年人死,亲属服丧1年,服丧期内,有诸多禁忌。
塔吉克人的丧礼中,最具特点的是以敬烟慰丧,意即“烟苦丧事亦苦”,敬烟就是“以苦抑苦”。对哭丧者敬一支烟,哭者即止哭。路遇送葬者,敬烟安慰,对方心领神会。不能来吊丧的人,从远方寄一支烟来表达吊唁之意。有人办喜事,要给当年有丧事的家庭长时间敬烟安慰,力求得到许可。所以,塔吉克人也把吊丧叫“敬烟”。
准西式礼节与夜不闭户
塔吉克人的礼俗非常奇特,最具特点的是见面行吻手礼。男子相见先握手,后同时互吻握着的手背或拥抱。不同辈分的人见面,长辈吻幼辈的额,幼辈吻长辈的手心。女子见面,长辈吻幼辈的眼或额,幼辈吻长辈的手心;平辈见面,互吻面颊,近亲则互吻唇。男女若年龄相近,女子对男子行吻手礼,男子以手触女子头部行相见礼,现在也行握手礼。如是久别重逢,近亲好友还要互相拥抱,以示亲热想念之甚。塔吉克人的孩子,每天早上都要对父母行吻手礼。
如有客人来,熟不熟,都一样恭敬有加,精心伺候,从不拒客或怠慢。陌生人赶路延误来借宿,塔吉克人也不拒绝,分文不取。他们认为,帮助别人,是真主的旨意。
塔吉克人平时有尊重妇女的良好礼俗。公众活动场合,更是将来客中年龄最大的妇女视为最尊贵的客人,事事让先。进门是这样,入席也是这样,女宾坐上席(右),男宾坐下席(左),女长者为首席。主人宰羊上肉,客人中如有女宾,总要把最鲜美的羊头和羊尾油盛在盘内,先放在年龄最长的女宾面前。塔吉克的加玛提哈那(类似清真寺)中还设有女信徒的礼拜室,说明塔吉克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民族那里也是平常事。无论农家还是牧户,邻里之间极其亲善友好,白天晚上都没有关门上锁设防的习惯。路有拾遗,人们将拾物用石头压在路旁明显处,以待失物者回头好找,后面的人绝不动。塔吉克人亲戚邻里之间,互相代劳代牧、合伙耕作、换工协作,均不讲条件,无须付酬。打了猎物,也是亲友、乡邻共享,可见这个民族民风的淳朴和善良文明。
文化精魂之鹰图腾
鹰与塔吉克民族有极其特殊的关系,是他们的图腾和民族象征。塔吉克民间有很多关于神鹰的神话传说。在塔吉克人心目中,鹰是百禽之首,是勇敢、正义、忠贞和纯洁的化身,是塔吉克人智慧的象征和精神追求。鹰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与塔吉克人同在并共生死。因此,在实际生活中,那些胸怀宽广、勇敢正义、助人为乐的人常常被比作鹰。塔吉克民族因此享有“鹰的民族”“帕米尔之鹰”的美誉。塔吉克人最著名且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是“鹰舞”(模仿鹰的各种动作所编的舞蹈,独具特色),最具民族特色的乐器是“鹰笛”(用鹰翅骨制作的罕见乐器)。
塔吉克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它的音乐节奏自由,保持着极其古朴独特的风格。塔吉克歌曲多为山歌体,有歌舞曲、弹唱曲、叼羊赛马曲、哀悼曲和宗教乐曲等。塔吉克的乐器,最有特色的就是鹰笛,3孔中空,竖着吹奏。还有来布甫六弦琴、苏而乃依木笛、巴朗孜阔木九弦琴和手鼓等。塔吉克的手鼓是女人打的,演奏很别致。塔吉克人无论男女老幼,皆能歌善舞。塔吉克妇女的刺绣和编织工艺品,特别是“库勒塔”帽和彩色花纹的毛线袜,也特别有名。
塔吉克人还尚武,他们通过节庆日里骑马或骑牦牛叼羊、赛马、打马球、骑马射击、以石击靶、摔跤、折骨和赛跑等民族体育竞技活动,来表达美好的生活愿望。
合浦(廉州)历史悠久。自汉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起,至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改绿州、廉州为合浦郡(治所在今县北)。古廉州自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越州置廉州、宋初移今治。从荒蛮到郡治,从“珠还合浦”到“海上丝绸之路”组合成的古城文化景致,有着众多的古迹、掌故。西夏永安一年(公元1098年)造坊永安“大士阁”,其木柱楔架结构,经千年风雨不朽,现今香火延续。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坡流放海南儋州,后获迁移廉州闲居,后人为纪念坡,就在其下榻的廉州邓氏故园建有“东坡亭”。汉代“合浦还珠”的故事,所述合浦采珠农事也有1700年的历史。合浦汉墓群葬大观:有汉中山王太后卫姬(汉元寿二年平帝生母),国丈董恭等皇亲被贬谪迁徙所终葬安之地。初查明汉墓出土,表明汉以来古文化厚重的史料。廉州古城自宋元佑年(公元1086年)建成以来,此为唐、宋、元、明、清历代治所。名胜古迹从地上到地下古文化洋洋大观。仅现存的“廉州十景”:
一、宝塔鞭映。文昌塔垣。望牛岭旁凸起七级浮图、砖檐彩绘、八面玲珑、葫芦宝顶朝阳余晖,昌塔如鞭倩映、寓意吉祥、预示安宁,塔下古汉墓群葬崴嵬壮观。
二、蟾天海角。古海角亭、魁星楼。西门江畔、古海角地,奎楼与海角亭相伴,红楼高耸、亭台环抱,海门书院檐玲风临,东坡墨宝“万里瞻天”。吼啸南天,古香古风韵尚存。
三、坊浜古埠。文尉坊桥西门江埠,小河浜畔。古廉州城外“文尉坊客船伴听涛”。旧时就近香客求签天妃宫,远来客商靠埠入街坊。文坊桥面通后,从桥头往南望,古海门书院、魁星楼,尽收眼帘,西门江上一派好风光。
四、金肃惠渡。“惠爱桥”曾为西门第一渡。惠爱桥以“安南油杉桁梁金字构架”,正视似座“永固门桥”,侧看有如“金字塔”,谷米、陶器商品运输入城方便,沟通两岸渐繁荣。
五、保子双香。保子庵,古芒树。玲珑古庵,佛传禅宗。庵内焚香缭绕,庵外芒果飘香。
六、榄墩三甲。三甲社、薪桥。西门江上,柴薪聚甲民居以甲为社(二十五家为社),故名“三甲社”。近三甲社造榄墩木桥(俗称上薪桥)以榄墩防撞、防洪的功能,架桥风格独树一帜。
七、东坡故园。古廉州城外东坡亭,邓氏春轩,池塘浦水涟涟,故木苍翠,东坡亭畔鸟语花香。
八、廉让盘龙。孔庙、廉泉、让水。十字街头焚古香,孔庙红墙黛瓦座北向南。后殿双柱龙盘翩翩,儒尊古风犹存。古城大街廉泉让水分置南衙北街。名出:南朝宋时梁州范柏年之说:“梁州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比喻风土醇美,以井喻廉泉,让水颂扬廉政之意。
九、古刹灵觉。廉州东山寺。佛刹古寺宏居南天、神圣殿宇行宫修习兴盛。自永乐(公元1412年原名灵觉禅寺)中兴,于宋至此佛香千载。佛丞密宗造殿古香,香烛延续四时旺盛。金身玉佛气派不凡,精雕细刻,造坊形象。殿堂建筑造像传统另有洞天。
传统风俗是一个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风尚、习惯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对社会成员有较强的行为规范和心理制约作用。我国自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关于风俗的文化概念,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是“风”与“俗”的合成词,“风”是指风土等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俗”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模式。传统风俗兼具自然与人文的特性,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环境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现代社会先进科技的应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是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明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形态。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传统风俗是几千年来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是解决生态破坏和文明冲突的有效方法,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
我国的传统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不同地区、民族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风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因此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各民族、各地区的风俗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生态伦理方面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涵,尊重生命、崇敬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是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的共同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各地区、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信念的道德规范。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形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源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社会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无法理解,认为“万物皆有灵气”,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在控制着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有限的知识背景下,人们屈从于大自然,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心理,并借助于想象把自然力量形象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些较原始的思想和习惯。
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们对自然有了更多的认识。人们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敬畏自然、顺从天命的思想,许多风俗被自上而下推广起来,并在风俗中形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生态伦理,一些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逐渐形成,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上有了合法依据。传统风俗受宗教因素的影响也较多,在宗教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个阶段,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里也带有明显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因素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影响较深,我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极富生态价值的伦理理念”\[1\],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无不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理念,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并从文化高度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风俗。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度掠夺自然资源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具有生态伦理内容的风俗。传统风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转变。齐文英,王玉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转换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
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风俗中蕴含的生态伦理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通过神话传说、、民间禁忌、日常礼俗、生活习惯等方式传承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更多地包含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2\]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反映出的尊重自然的观念。与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从事特定的生产、生活,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从事游牧的民族,草原是他们生活生存的基础,一般崇拜水草神,以祈求保佑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生活在山区环境的民族,山林是他们获取各种丰富物产的依靠,一般崇拜山神、树神。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都存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主张保护动植物,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藏族人每年都有对神山、神湖的朝拜活动,诸如为神山跳神、转山(经)等,人们一般不到神湖捕捞鱼类或其他水产品。彝族则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同源,贵州从江苗族则认为人与动物来源于同祖,许多少数民族还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土家族、白族认为自己是白虎的后裔,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则都认为自己是黑虎之后。”\[3\]许多民族都认为一些山林草木和动物都有灵气,并把它们神化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对其敬畏、祭祀,禁止人们对这些图腾物进行伤害,以求其保护。在民族的影响下,一些山林、草地的生态平衡受到保护,动物多样性得以延续。
第二,生产劳动折射出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理念。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为了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生产方式上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农业生产中有较多的生态保护民俗。田地是农民的命根,人们基于对田地的特殊感情,在祭祀田公、地母的名义下,实施着“酬田”、“酬地”的民俗行为。白族等民族每至岁末,将垃圾聚堆焚烧,然后把焚烧后的垃圾灰撒到田地里,称为“酬年”。在农业活动中,人们为了免除休耕带来的损失,采用轮种的耕作方法,即同一块地,每年种植不同的庄稼,农民称为“换茬”,轮种方式有利于地力的养护。蒙古族在生产实践中,创立了“草库伦”的草场保护方法,即把草场用栏杆或其他材料做成的藩篱圈围,在围栏内以人力更新植被,使牧场得到必要的休养。青藏高原的牧民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牧民们在不同季节有组织、有规律地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进行循环式的放牧,其“轮牧制”的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平衡十分有益,这种周期性的轮牧,较好地解决了草场使用与牧草再生的问题,使一些牧场在轮休期内得以恢复,从而很好地保护了高寒草原的生态。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南北方均有不少民族从事狩猎生产,如北方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达斡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以及南方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都把狩猎当作主要或次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但是各民族的狩猎都有一定的规则和禁忌,人们一般不打产崽、孵卵、和哺乳的动物,春天通常很少狩猎,以保证野生动物的繁殖。这些狩猎规则和禁忌,对保护生物种群起到了很好作用。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主动调适生态环境的做法形成了特有的生态保护民俗,有利于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
第三,日常生活体现出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念。我国各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些体现生态伦理的风俗。“生活在云贵高原的侗族,婴儿生下后,家人就在山上栽下100棵杉苗,直到18年后才砍伐作为男婚女嫁的费用。人们不论是在路边还是在其他地方,一旦发现乔木的幼苗都会主动把它保护下来。”\[4\]水族人对生长在村寨内和附近的古树敬若神明,并加以保护。土家人在婴儿诞生后会按照习俗栽下几株树苗,称为栽“喜树”。普米族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将刚出生的孩子拜寄给一棵粗壮的树木或某种强悍、灵敏的动物,希望他们像拜寄的动植物一样生机勃勃、强壮敏捷。纳西族明确规定禁止在水源头杀牲畜丢弃脏物,白族腊月的“净水节”,傣族的“泼水节”都表现出对水资源的爱惜和重视。在传统的生态保护民俗中,人们重视自身生存环境安全与卫生的保护。这种风俗一般通过节日仪式定期地表现出来。如岁末的除尘活动,新年之初对节日垃圾处理的“送穷”,正月十五对老鼠、狐狸、害虫的驱逐,端午洒“百药水”、挂艾、插菖蒲等,都表现出对疫病之害的有效预防。合理、健康、积极的生态保护民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积极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被动和主动的生态伦理意识。由于人们的活动受环境的制约性较强,对自然产生的主要是敬畏心理,从而被动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使人们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有主动意识的生态保护行为。
二 、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与局限
总体上看,我国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体现了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为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世代传承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态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传统风俗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保留了早期人类社会真实的精神风貌,又蕴含着无穷的生态智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答案,其精神内涵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保护自然环境、发展生态产业提供了思想条件。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保持和自然、人文生态旅游景观的开发,是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的思想条件。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生态环境管理的不足。“现代生态环境管理强调政府的功能,生态环境保护仅靠政府的作为不仅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而且难以取得成效。”\[5\]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不足,不仅内在地调整了人们的生态心理,而且外在地规范了人们的生态行为。各种生态保护风俗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指导人们行为的“自律机制”,它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环境保护的效果,是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硬性约束方式难以达到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会对人们产生内在约束力和精神激励,可以最大化地调动公众参与,降低生态环境管理的成本,有效弥补政府生态管理的不足。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补充。现代生态伦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传习过来的,我国领土广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其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与现实的脱节。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演变,已经内化为各地区、各民族的特有的文化,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还适应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性,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可以更好地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它能够有效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更新,其精神实质永远不会落伍,表现形式也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生态平衡提供了一个内源调节机制,“为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6\]。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局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一些消极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规范,还不能与现代社会有效契合,其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不合理之处甚至会阻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许多地区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建立在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多表现为宗教崇拜或民间禁忌”\[7\],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仅能维护被崇拜的部分环境要素,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力上存在既保护又破坏的现象,这与现代环境治理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不科学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如因果报应思想、风水观念、神鬼观念等虽然能约束人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却容易使人们陷入无知和愚昧,是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文明社会相悖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还存在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在生产生活中的落后习俗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容易被现代社会异化。现代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性,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影响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一些地区民族风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许多传统风俗被异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生态保护的伦理观念。”\[8\]有的民族的生态保护风俗成为发展旅游业的装饰,成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逐渐倾向于形式化和利益化,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
三、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被改变,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也面临着被异化的风险。我们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重构以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一) 促进传统理念与现代方式的结合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只依赖科学技术,还要动员一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不是宣传旧的环保方式,而是要认识到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实质,是对“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的觉醒和回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中提出“要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由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推动,因此,我们必须在充分挖掘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内容时,要将传统生态理念与前沿科技结合起来,使其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升华,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转化到适应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上来。要创新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形式,改变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将传统的生态伦理理念寓于现代的活动载体之中,同时又不破坏古老的风俗习惯。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之中,同时要推广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效果。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内核是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汲取的养分,但是要使其脱离特定的地域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就要改变传统的活动方式,结合现代方式将其基本理念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二)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许多科学的、辩证的自然生态观的思想因子,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经验性的自然观”\[9\],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要求来看,是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全面而又准确的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因此,我们要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生态科学、生态价值和生态责任意识,实现向现代自然观的转换。首先要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成分进行强化和引导。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在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作用是积极的,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宣传其有益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观念,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将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精华部分转化为政策或民族地区的法律,以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其次,要将现代的自然观念灌注到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之中。要抑制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消极内容,并阻止外界错误价值观侵入,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促使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使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受到现代文化和观念的指导,从而在内容和结构上得到优化。再次,要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生态保护风俗。但是由于地域性、民族性差异,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伦理体系,各地区、各民族延续着传统的生态习俗,很少去借鉴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有益成分,因此应尽快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使在价值上相宜的生态风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理念上交融、方法上交流的生态保护机制,使积极、健康的生态伦理观成为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三)推进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制度化建设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衍生出来的习惯法和成文法,具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规范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其约束力和强制力非常有限,一些传统的环保措施尚处在自发和零散的低水平上,离现代制度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准确性还有较大的距离,生态环境的保护仅靠人们的内在约束力和自制力远远不够。现代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作为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是基于自然崇拜和等提出的,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形式简单、观念落后、组织零散,制度化层面的内容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克服简单朴素的思维,在村规民约和民间禁忌的基础上建立环境保护的现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规避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加强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增强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组织性,通过教育和奖惩手段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按照现代制度文明的要求,进行文化法制建设和文化体制建设”\[10\],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得到弘扬。
四、结语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采用现代法制手段和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应该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修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确立人对自然的价值标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对当今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现实价值,它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时,我们应该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予以重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重要价值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重构,通过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全面搜集和认真整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核,使之转换成现代的生态伦理观,以符合新时代生产与生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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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常常影响甚至指导着人们的生活,有些风俗已在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而有些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渐渐移风易俗。本文仅想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提出在现代设计中如何思考、处理“物品”与风俗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敏锐地去发现并把握移风易俗的现象,通过产品这一媒介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朝健康、美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风俗 移风易俗 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 (2015) 05-0056-02
一 风俗、物品和移风易俗
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改变时,风俗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即移风易俗。古人所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即说明了风俗的独特和多样性,也说明移风易俗的多变和复杂性。依据秦永洲著的《中国社会风俗史》,风俗大致体现在服饰、饮食、居住、节日、婚姻、生老、丧葬和信仰方面。可见,风俗包罗万象,因此,移风易俗的现象也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物品”在生活中同样无处不在。其以有形的形式,通过使用过程,反映着人们融于生活中无形的风俗习惯。诸如餐具、茶具和酒具在类别、形制、容量、使用时的礼仪及手势等方面体现出入们具体的饮食风俗。如果风俗是本质,那么物品是现象。“物品”在多样的变化中,暗藏着移风易俗趋势。
“移风易俗”的说法最早出现在《苟子,乐论》中,讲述音乐对风俗、社会和对民心向善的教化作用,“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现代对产品的研究也同样上升到产品与人的道德、社会规范以及生活习惯等社会层面。
在现代生活中,移风易俗的现象非常普遍。和以往不同的是,原本各自独特的风俗朝着大同的方向移易,因而造成一方面代表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外文化的侵入导致原风俗的消失,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使得大同的产品也侵蚀着独特的传统物品。
二 设计中的移风易俗责任
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少的人了解多植根于农业社会传统风俗的来历和意义,人们也不再有对自然曾有的畏惧敬奉,失去了从前对风俗的虔诚和信任。因此,人们越来越习惯有别于传统的现代都市生活,传统习俗渐渐不适应城市生活。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观念和审美观念也随之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风俗的基础,生活的改变,必然改变风俗的样式。
从传统物品体现的设计来看,人们一向乐于将美好心愿或是认为能提供美好感受的代表物融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将日常生活的审美需求放在很高的位置,甚至超越了实用功能,这是中华民族对日常用品的一大鲜明的设计特色。现代产品设计大都受到“功能主义”设计的影响,在设计中致力于使用功能便利性的研究上。随着人们生活日益丰富,只限于产品的实用性于产品设计的发展会愈走愈狭隘,过于偏向通用性的设计是对作为社会的人人性的不尊重,因而要在设计中针对人的社会习惯、社会交往等社会特征来进行设计。当然过于偏向风俗的设计则容易使设计的功能和形式本末倒置。在当代设计的发展中,仅仅满足消费者对使用功能的需求不再是设计唯一的追求,使用者总会感觉有许多民族的传统和习惯是功能所不能满足的,因此,各国的设计风格的形成必然要到本民族文化,本地特色中去寻找,而那些会成为设计灵感的源泉。
设计强调以“人”为本,通过产品这一物作载体,和人发生如影随形的联系。这种影响从物理性质上的“人’,一直贯穿到社会意义上的“人”。因而设计产品的过程,也是设计人社会生活的过程,通过产品的设计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社会风气和习俗,即设计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虽然这种设计的移风易俗作用对整个社会发生的移风易俗现象来说不是主题性和关键性的,但凭借生活中无孔不入的产品,其影响能积少成多,并且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进而达到人们的思想道德面貌的改变,甚至最终影响整个民族性格、整个社会风气的社会功能。风俗不可否认也存在陋习、恶习,设计不能改变这些面貌,而是通过它的应用来影响这些面貌,从而达到改良和创造新的风俗。好的设计能深深地感动人,助于良好风俗的形成和特色风俗的传承,反之,会助长恶习。就此而言,在设计的前期,设计师极易忽略其设计可能导致的移风易俗的结果。因此,设计师应该有建构新风俗和传承优秀风俗的责任心。
三 移风易俗状态下的产品设计
移风易俗,是一种变革性的行为,它倡导新风尚,革除陋习。作为社会现象的移风易俗却在一定的深度下指导和制约着设计。设计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在最初的设计时,不会自觉地思考此类关于传统文化、传统风俗的问题。但当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时,设计要深入发展,除了更国际化方向,就是根植本土化,让产品更贴近本土生活需求。传统风俗已变化,而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新风俗正在形成,这时在设计中纳入移风易俗的思考会成为必然,这点尤其在日用生活用品设计中体现。产品首先是普遍生活性,提高产品对现代生活的适用性不仅是实用功能的问题,还包括对现代生活中存在的移风易俗的适应能力。
1.传统风俗的淡化,设计功能逐步多样化,甚至转化为传播与教育工具趋势
设计追求功能的最大化,设计师不断挖掘其潜能,为大众服务,但一般是局限于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两项。现代设计应该追本溯源,对本土化充分考虑。现在风俗的发展趋向淡化,设计有必要加强风俗的恢复。生活形态的快速变迁成为了传统风俗适应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弥补由于传统生活方式被快速全球化影响而带来的民族传统延续的严重问题,现代设计师要在日常用品功能设计中加入对使用者进行传统习俗、文化的教育功能。这样,即使传统赖以生存的相似生活形态没能正常演进,也能在主观上让传承的主角“火”重新理解、接受和喜爱传统文化,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并负有对民族传统延续的责任感。如在当代众多国际设计风格涌入国内的情形下的设计复古风潮,一方面是国家对传统文化加大了宣传,而另一方面,则是许多人在面对复杂多样的生活物品设计进行抉择时,抱有一种对传统的怀念和肯定,对悠悠历史不断逝去的独特文化情怀。
2.顺应移风易俗现象,设计成为一种全球性跨界时尚
风俗是一种行为方式,是地域性的、群体的,而且是重复出现的。这种恒久性,从中说明其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因此,在众多的民俗研究中,关注最多往往是如何保存风俗。
可是,在现代生活中移风易俗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无论设计师是认同或否定、复归或背离,设计都应该往前看,更应该关注的是发展中的风俗。这不完全是件坏事,顺其自然也未必不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古代的时尚成为今天的传统风俗,那么今天的时尚也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风俗。这些设计上的变化,有些彻底地改变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是风俗的内容,也是作为生物上的人和社会上的人的生活之根本。设计作为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活动,囊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设计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这种跨界,不仅是行业的跨界,也是地域的跨界。在越来越重视非物质遗产的今天,民俗受到强烈的追捧。一个区域的风俗,可以形成―种国家的时尚,甚至形成一种国际时尚。
3.家居生活的变化,设计趋于适应现代的自由角色转变
家庭小型化、家庭组成、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家庭的发展趋势。过去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代或两代人居住的小家庭。传统家族观念不断分崩离析,趋于解体。
根植于传统的现代家具设计,体现了新的人文和礼仪变化。在家具的设计上,没有等级概念,出现细节构造的一致性和圆桌席位的等同性,尊长观念淡薄,传统的“礼”逐步消失。摆设上,风水观念已经不再强烈,“拜”无场地,“祭”移至室外。建筑的包豪斯箱子风格的盛行,居住风俗由传统居住的基本模式发生了本质变化,尽管整体是群居,但群体内部的个体行如陌路,不相往来,群体关系冷漠。
饮食在人们的生活活动的构成中占有和很重要的地位,也是最顽固的文化传统。除本身的饮食生存的意义以外,饮食还是重要的会客手段,是中国人常用来达到和他人交流、进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方式。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将饮食活动赋予了更深刻的社会作用。但在当代,在家中宴请宾客的待客方式,逐步转为以酒楼酒店作为宴请的场所。家居饮食的方式更趋于个人化。因而家庭饮食器具的设计在保持原有饮食方式的基础上,需要对家庭生活的个人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
现代家庭关系相对更平等自由,每个成员都有适用与自己的饮食器具的渴望,以及适于营造不同生活环境气氛的饮食器具的期盼。这对饮食器具最直接的影响是需要改变以往的十件成套的计量方式,需要进行小套数量的设计。针对家庭组成人员的性格和角色,可以重新制订具体的个性化同时又是系统性的方案。
4.传统祥瑞观念的变迁,设计成为一种自觉的认知文化
民俗物象大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寓意。棺材称寿材,停尸房叫太平间,汤饼隐寓长寿,瓜皮帽隐寓六合统一等。随着人们文化层次的提高,特别是对科学的普遍认识,有关传统的祥瑞观念淡化了许多。随着生活的日益丰富,这些观念却没有完全消失。这种类似图腾式的精神需求除了稳定性的群体传袭之外,在今天多少成为了部分年轻人好奇心理的需要。因此,祥瑞的图案在今天其审美的价值意义可能大于其精神意义。针对现代人对此的一知半解又好奇喜爱的心理特征,在设计中重新对祥瑞图案进行定位设计,探知其寓意、含义,使之带有认知意义。
有位资深的经济学家说过:“产品的一半是文化”,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器物和习惯。传统风俗即是一些物质与精神的沉淀。物质得到改进和创新,使人类有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表述情感的工具。物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在神经系统养成的习惯也同时发生变化。传统祥瑞观念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人的心灵的祈祷。设计是一种文化,带有启迪的意义,达到普遍的理解认知是设计应该具备的自觉行为。
5.传统环境到现代环境的剧变,新设计可能成为一种新风俗
宋应星在《野议》中指出:“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改变,也可以移易人心。是人心风俗,交相环转也。”城市的扩大与规划,为了交通的方便成直线或规矩扩散,鸡呜犬吠、阡陌幽径成为了历史,田园生活亦成为一种梦想;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出游方式及习惯发生变化。人们习惯于使用海、陆、空等各个交通系统,习惯于旅游式婚礼,习惯于旅游式拜黄帝陵祭祖;新产品的出现,传统的劳作方式也得到改变,耕田种田不用镰刀锄头,传统手工变成机械化了…新的人文风俗在新的设计促进下不断更新,不断地涌现。
“―方水土一方人”,风俗是区域性的,设计行为却是普及性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移风易俗的改革活动,设计的结果是由小异逐步趋于大同。这种大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抑或成为一种习惯和人心。
四 结论为了可能的忘却
关键词:地域文化;民俗风情;汪曾祺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04-01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力,然而我们欣喜的看到,小说作品中的地域风格的色彩并未淡化甚至消亡,反而日益浓厚。汪曾祺作品中的显著的地域文化色彩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拜访汪曾祺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水,也有水的感觉。汪曾祺对此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我们知道汪曾祺的家乡是高邮,高邮就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水成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淖记事》写道:“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暧,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萎蒿,很多就是一片翠绿了。”《受戒》整个文本中更是让人感到水气盎然,明海和英子这对小儿女从相识,约会到最后的心灵的结合无不是在水上完成。
水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了汪曾祺的精神气质,形成其充满水意的作品风格。我们知道所谓地域,字面上理解为一定的地理范围。但是研究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这里不仅包括该地域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文化传统方面的影响。从审美感知的层次上来说,作家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其审美心理也会受其影响,因而在小说创作中会表现出特有的美学风格。“这漫长的政治弱势历史规约着吴地吴人的生活历史、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及审美情趣,积淀成一种以‘阴柔’为特质的文化风俗――其主要特征为‘崇文尚礼’、‘人性柔慧’、‘士奢于学’、‘民兴于仁’、‘衣冠文物之盛’以及‘豪奢侈靡’、‘厚于滋味’等。”所有这些乡村血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汪曾祺,并成为其日后创作中的隐性文化底蕴。
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它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间集体的智慧和民间的态度情怀,它抓取了民族生活的丰富内涵和真情实景,因而其自身居有不朽生命力。”其实风俗即是地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通俗表现,风俗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历经时代打磨,而形成的约定俗成。地域文化是抽象的学术概念,而风俗民情则是其现实生活的拓本。汪曾祺是这样阐释的也在其创作中实践着,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对家乡风俗画的描绘。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受戒》、《陈四》、《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鸡毛》等作品中,用散文化的诗意笔触,描绘了大量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使得充满了浓重的地方色彩。《岁寒三友》中以大篇幅描写放焰火的场景。铺面而来的欢乐的气息,热烈的氛围,一幅清新而欢快的风俗画淋漓尽致的铺展开来。我们从他的《异秉》引用一段:“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清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
汪曾祺对于风俗画的艺术追求,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情节两方面。首先体现在文字的语言上,他喜欢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去抒写人物和景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的扎实的绘画艺术功底。比如“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 脑后的发髻都极大……清明插一个柳球,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一幅生动形象的性情泼辣的姑娘媳妇勤劳劳作的“挑担图”顿时浮现在我们面前。其次,汪曾祺的风俗画创作中,并不注重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而是用平淡如水的言语叙说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汪曾祺恰事用这些作品中简约的情节来描写社会风俗画,描写普通的民间生活情境和人物生存状态。由于汪曾祺作品中大量的风俗画的描摹,使其小说具有了更为浓厚的地域风情气息,并因而被文学史家称之为地域文学中的“风俗画小说”。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载体,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经过近代史上前辈作家的艺术创新和主题开拓,在汪曾祺的画笔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独特面貌。我们研究作家所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将对作家的精神气质,艺术风格等深入的了解提供了一个更为方便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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