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新闻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开题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含文献综述)

3.本课题研究内容

4.本课题研究方案

5.研究目标、主要特色及工作进度

6.参考文献

范例：

秀文化主流化的成功是小柯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的，选秀文化主流化的成功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选秀文化主流化的成功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写作论文，以下是正文。

【论文摘要】选秀文化多归属商业、大众文化，但中国红歌会却成功地融入了主流文化，既彰显了主流话语力量，又是大众娱乐化的典型，对这一个典型范例成功的探因无疑为中国电视娱乐化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论文关键词】中国红歌会选秀文化主流化

中国电视的发展似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娱乐风暴从1997年始，席卷原本由主流文化引导的电视传媒，使其传播方式由以传者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电视作为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大众文化演练场，已经大规模踏入娱乐文化的追求中不可自拔”。矫枉必须过正，随着市场观念的形成和竞争现实，电视传媒对于节目定位的多元化，此现象本无可厚非，但是此时江西卫视以代表本土主流文化的《中国红歌会》的屡屡成功，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将“选秀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理性回归值得思考和总结提升。

一，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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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广超方饪纯:《数字电视广告》，2004年2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周鸿铎:《传媒产业资本运营》，2003年8月第一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3、周鸿铎:《传媒产业经营实务》，2000年12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

4、周鸿铎:《电视节目营销策略》，2000年10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5、曾华国:《媒体的扩张》，2004年1月第一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6、米歇尔·森格特瑞:《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2000年，华夏出版社。

7、陆地:《中国电视产业的危机与转机》，2002年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周鸿铎胡传林刑建毅著:《传媒经济》，1997年4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9、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营销学导论》(俞利军译)，1998年第一版，华夏出版社。

10、赵曙光禹建强张小争:《中国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2002年n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

11、杨步国张金海著《整合一报业集团化背景下的报业广告经营》，2005年l月第一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12、朱海松:《麦肯的方法》，2002年4月第一版，广东经济出版社。

13、黄升民等著:《数字电视产业经营与商业模式》，2002年第一版，中国物价出版社。

14、高振强:《全球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2003年l月第一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5、钟海帆:《走进美国广电传媒》，2003年4月第一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16、曹璐胡正荣等著:《卫星电视传播》，1997年4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7、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2002年9月第一版，南方出版社。

1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999年n月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张海鹰腾谦著:《网络传播概论》，2001年5月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周伟:《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2002年3月第一版，光明日报出版社。

21、郑保国:《论媒体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论文集)》，2003年9月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胡正荣主编:《中国传播论坛2001一变动中的全球广播电视》，2003年8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3、欧阳国忠著:《中国媒体大转折》，2003年8月第一版，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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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介绍说，随着大学教育作用的转变，本科论文已成鸡肋。“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等于把学生往剽窃上赶；老师呢，只是反复强调一点：‘不要抄，抄了你脱不了手，我也脱不了手’，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与其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

张小元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真正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目前的本科论文“太水”，形同鸡肋，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

“业界评价我们，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什么‘本科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年办的；研究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月办的；博士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天办的’—虽然很刻薄，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与业界脱节，学的东西和实践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

篇(4)

一、无论实践，还是教学、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思考和积淀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我国的老子也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必做于细”。那么，当细节成为一种习惯，又折射出怎样的一番理念?在赵教授的房间，记者就看到很多剪报，整整齐齐，分类清晰。

问()：这习惯是您2001年到了学校工作后开始的吗?

答()：实际上当年在媒体工作时就有这个习惯，那时会剪辑一些新颁布的政策和一些好的新闻理论文章，对实践工作有很大益处。现在不同，更多的是剪辑一些好的新闻案例和学术论文，收集资料，书籍、报刊，包括网络的都会有。一些有里程碑性质的新闻事件是我们都该铭记的，比如孙志刚事件，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地震、比如北京奥运会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影响的大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都有新闻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也是课堂教学的鲜活案例。

：您当年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身份调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使得您做这一决定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在媒体工作了那么多年，很想对自己的实践做一个理论梳理。我在媒体工作时获得过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湖北省一等奖、特别奖，还受到的表扬，有的策划活动还被总结后在全国推广。同时，也写了几本书，如《新闻策划》《应用新闻论》《新闻公关艺术》《与灵魂对话》等，对新闻实践以及一些社会实践进行思考。还出版了一些奖励学的书籍。在媒体工作时，也应邀在大学讲过课，但是这些都不是系统的理论梳理，到高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后会更方便。当然，转行也和当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发展需要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有关。这里，我要感谢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新闻学院的抬爱。

：我看到，进入高校后，您不仅出版了两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报道策划》《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还出版了专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和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您的新闻评论课还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学质量一等奖，这在一个主要以工科为背景的学校里是很难的。从实践者到一名教育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您觉得这个转变中有障碍吗?如果有，是什么?

：做记者和教书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虽然都属于新闻的大类。媒体工作做的大量是采访和报道工作，面对的是受众，遵循的是新闻传播规律。到了高校面对的是学生，要按照教学规律办事。但是理论的思考和积淀，无论你从事实践还是教育、研究都是不能缺少的。刚才说过，当年在长江日报工作时，我就发表了一些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及新闻学的一些论文，1992年还被评为全国心理学科普积极分子，这项奖励湖北省只有两个，另一个是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长。获得这项奖励不是说我做得有多好，而是湖北省心理学界对我的心理学科普工作的肯定。到了高校工作后，我开始思索新闻教育的问题，写了比较多的关于教学包括新闻评论教学的论文。这些思考都来自教学实践，同时又都为教学服务。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教出些优秀学生，远比发表几篇论文、出几本书、做几个课题更重要。

：当年您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新闻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质疑和您曾是一个新闻实践工作者有关对吗?您觉得学术界赞同吗?

：当年我的原话是“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单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经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热议。这里面折射的是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热议则更好地说明了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学生，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这两者之间还是脱节的。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界，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问题，计算机博士不会做程序，医学博士不会看病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过“三不问”原则，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研究什么”、“不要问我毕业到哪里去”，即不论你读研或读博以前来自哪个学校和专业，不论你在校期间研究的是哪个方向，也不论你毕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就要按学院培养新闻人才的要求进行学习和生活。如果以前学的不是新闻学专业，就要利用在校期间补上这一课，打好基础，积累就业资本就更是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我们老师，无论你带的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开启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外，更多的是要让学生深切地了解新闻是什么、新闻工作该怎么做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新闻学中这点尤其突出和重要。

这里透露一个信息，最近我们学院准备招聘在新闻业务上(纸媒、广电、广告)可以没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实践人才为大学老师。我认为，如何对不同的高校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考核、聘用机制，以利于他们成长，发挥作用，这是当前高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校与媒体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合作办学，将是以后办新闻学院的方向。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新闻评论教育的特色

施拉姆当年出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构建学院发展蓝图时曾说过：“我们所要造就的学生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而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班的同学们，正在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带领下，谈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

：我去您评论特色班里上过一次课，同学们的思维非常活跃。我想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十年前，之所以想到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展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与我在媒体多年从事新闻评论写作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已经在全国的一些报纸，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评论。我深感新闻评论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以及新闻评论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也感觉到了新闻评论兴起的趋势。而现在业界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时评的复兴正说明这点。凡事要掌握趋势，趋势背后是规律使然，规律的掌握靠智慧，智慧是从知识中来，知识来自于学习，这个学习就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当时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受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前校长杨叔子院士的大力支持，这点让我们很感动。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的评论特色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是成立评论团面向全校学生，从中培养特长生；2005年开办新闻评论 方向班，至今已经办了六届；2006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

说到我们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配置上都与现行新闻学院不同。我们在大二提前开课，分为两个学期授课，第一学期开始讲《新闻评论概论》40个课时，下学期有80个课时，分别是《新闻评论思想与思维》《广播电视评论》《中外新闻评论比较》《新闻评论名家名作评析》和《社会认识发现专题》(邀请我校学院教授授课)，由五位老师分别授课，还有一门《深度报道》课。在两个学期之间我们安排学生进行一次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培养学生观察和解读社会的能力。在课堂上安排媒体工作者为学生上课，同时和媒体合作在《中国青年报》《杂文报》《长江日报》等媒体为学生开辟专版或专栏，与电视台合作办节目。二是将新闻评论的理念与媒体的实践相结合。从2007年开始，我们一直和嘉兴日报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组建新闻评论部，在全国招聘新闻评论部人员，实施“评论记者”工作机制，受到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和高校、媒体的关注和好评。为此，嘉兴日报还在我校从2007年至2012年设立“嘉兴日报奖学金”，奖励优秀新闻学子，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十年了，您觉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成功吗?成功在哪里?

：这条路我们虽然走了十年，但是还不能说十分成功，这里有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问题。对于一种教育、对于一个学校，它的成功和自豪在哪里?自然是学生。我们很高兴，这么多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目前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嘉兴日报、东莞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和南方日报的周虎城撰写的评论还分别获得过中国新闻奖。另外，我们还为一些高校培养了评论课老师。当然，我们的努力与很多新闻学院的业绩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正是我们举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十年会”的一个重要考虑。

：正如你所说，目前我国的媒体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闻评论，各大媒体不断增加评论版面和评论栏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对我们学校的教育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人民日报不断增加评论版面，中央电视台增加特约评论员，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点评和解读，各个省级媒体、都市报、网站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奖还加大了网络评论的奖项，这些都说明了新闻评论在媒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媒体和高校又大量地缺少优秀评论实践和教学人才。高校应该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调整和加强我们的学科和专业，使之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办了这个新闻评论特色班以后，很多媒体和高校向我们要人。这也说明了，学校培养和媒体需要的缺口很大，也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学院开办新闻评论特色班，以满足这个需求。

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对于一个付出心血的人来说，则更为珍惜；而对于一个依然展望下一个十年的人来说，又是如何地感慨和懂憬?

：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一直办下去吗?

：我希望它能够坚持下去！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的，它也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壮大起来。我想新闻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们会有这种境界和举措。

：您做过那么久的媒体工作，一定知道模仿的力量有多大，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如何才能坚持下去?

：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庆幸在新闻评论教育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在新闻评论教育和理论上做出了一点的探索。但是，更多的思考正是新闻评论教育特色该如何坚持下去。目前新闻评论教育方面，全国高校只有本科的教材，还没有关于新闻评论方面的研究生教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新闻评论研究引论》，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从新闻传播、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论三个方面做了新闻评论的博士论文，准备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新闻评论学研究博士论丛”。这样，我们就有一套从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教材和研究资料了。今年准备申请试办新闻评论方向的专业硕士班。

新闻评论人才的培养，仅靠一个学校办一个新闻评论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使其成为专门培养评论员(含深度报道记者)和评论老师的“黄埔军校”。这个学院可以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依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实施订单式培养，从新闻单位招聘学生进行转岗式的教学培养。另一种则是哪里来哪里去，对现在媒体和高校从事评论写作和教学的人员进行脱岗培训。我们将请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教师和媒体评论员担纲授课，学员到媒体和大学进行评论实践。有了这样高规格、专业化、实践性的强化训练，我想是可以缓解目前中国新闻评论人才奇缺的现状的。我希望与有魅力有实力的媒体合作，共同开创这项新事业。

：我们知道您入选了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新闻评论》的首席专家。今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10周年研讨会”就要召开，这将是一次怎么样的会议?

篇(5)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毕佳颖.(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摘要,上海.

[2]褚悦闻.(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1]孙旭培.(2008,November).新闻改革研究：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20]张震.(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述评.“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篇(6)

1.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最初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仅局限于个别学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评式的。研究者当中，业界、学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长。卢惠民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闻书林——1979至1988年新闻学书籍出版评述》是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将1979年到1988年10年间我国公开和内部出版发行的近千种新闻类图书分为新闻基础理论等10大类，在肯定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研究比较扎实的同时，也指出了新闻出版作品过热、重复出版、抄袭作品冒头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曹鹏也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他先后在中华传媒网（1997年）与《新闻出版报》（1998年）连载过“报业书话”，多达20余篇，这是国内最早系列评介新闻专业图书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闻三昧》《新闻实践》与《新闻记者》都发表过长文，重点评介媒介经济学专著。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并不大，因此研究仅限于个别学者，没有太多人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显现，相应成果也明显增多。

陈力丹和童兵是较为系统研究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学者。陈力丹于2002年、2003年发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概述》同题文章，在对上一年度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总体评价后，再对主要著作进行点评。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如《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9》，其中有一节内容为《回归新闻学本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结构的变化》。自2006年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该报告梳理和评介该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概况和成果，包括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代表性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这些述评既有利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脉络，又对读者起到了导读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体述评，注意从不同视角切入，分门别类、多角度进行分析，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陈贝贝分析了传媒类图书的特点，认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导致了传媒类图书市场不仅存在数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结构性短缺，敏锐地指出“传媒类图书成长期更可以体现出出版社对传媒类图书品质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对战略智慧的考验。此时，出版社对市场的细分、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张涛甫、章永宏则指出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繁荣主要表现为中低端市场的繁荣，尤其在教材出版领域呈恶性竞争之势。韩隽通过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使用，同时比照国内同学科教材的内容、风格、定位以及总体理念，归纳了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形态机理特点。刘鸿英则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建议。

2.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之前少有的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许欣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出版数量、主题内容、译著、译著国别、合著率、核心著者、多产出版社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力求发现中国大陆20余年来传播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和特点，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殷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对2002～2006年国内出版的译著进行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描述了译著的总体概况，并归纳与分析了译著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以期展现在此5年内我国译著的导入情况，以及导入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视野。钱玲飞、孙辉对CSSCI中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列出被引次数前100名的出版社，将这些出版社按综合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机构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类进行分析，得出对新闻传播学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综合类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结论；对新闻传播学引用次数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单本被引最多的结论。将被引次数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为核心出版社，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苏新宁（2011）对CSSCI中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学术影响力很有帮助。

3.新闻传播学说史研究与图书出版研究互相借鉴学说史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研究，通过学说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学说发展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但图书出版研究不同于学说史，二者价值评判标准不尽一致。最根本的一点是，学说史是以学术为本位，出版研究则是以读者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视角，如影响出版的各项政策、阅读心理等各种因素，出版机构与读者研究等。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目前已经较为充分，专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2006），丁淦林、商娜红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谢鼎新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2008），王怡红、胡翼青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2010）等。我们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闻传播学专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况。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仅对新闻传播代表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点评，也对作者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谢鼎新的著作重点在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其中关于“研究主体的构成与研究风格”类似于作者研究，用实务派和学院派对学者进行归类，还分析了研究主体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新闻学研究人员构成的代际关系等。这些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说明从出版学角度研究学说史可以拓宽视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书目研究较为充分，如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收录了从1903年至1987年我国出版的新闻学书目1900多种。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周伟民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更是收录新闻传播类图书近5000种，上自1903年我国首部新闻学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间有关新闻传播类图书，主要包括专著、教材、论文集、译作、工具书等。自1982年始历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也辟有新书简介专栏，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书目，并对部分重点图书做选介。书目研究对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条就标明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卷七《汉书叙例》条中又重申其义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二、我国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成果显著，不足也很明显。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系统性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关著作呈现激增局面，但该领域的图书出版尚未被当作出版专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从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在出版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难发现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规律。总体上看，对图书内容评介的多，对出版与社会文化及阅读心理研究的少；对作者评介的多，对出版机构、编辑和读者研究的少。在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该学科出版专史的博士论文或专著已有不少，而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图书出版有上百年的历史，理当有系统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单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史等理论，才能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纳入历史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出版传播系统的整体性、出版与社会环境、传播要素间的关联性，并把握好图书传播的个性和特征，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如张仲民从文化史的视角，结合既有的中国近代书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报纸杂志中的书籍史资料，特别是广告资料，对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够的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主要是生理卫生书籍、生殖医学书籍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书籍的广告及其内容大多将其与身体、种族和国家建立了关系，透过这种修辞策略，它们获得了出版和应该被阅读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虽然近年来引入了传播统计学的方法，但仍显得单一，尤其是业界、学界缺乏交流，结论自然片面。如对出版社、图书和作者影响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对论文引用图书进行统计分析，选出被引次数较多的图书，分析其学术影响力。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要更加客观、全面，还需要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以反映该领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3.概念不明，分类不清，评判标准不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在人文社科类图书中，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对杂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还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加之作者学科背景复杂，又有学院派与实务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场、视角，研究的对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样性，因此图书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专业与非专业、理论型与实务型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成为一大难题。我们从历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新书介绍栏目，以及周伟明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等书可以看出种类的庞杂性。没有哪个学科面临如此“光怪陆离”的局面。严格地讲，《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收录的近5000种图书，相当一部分因为缺乏学术性，或过于偏重资料性和应用性，不能算作“新闻传播学图书”，书名冠之以“中国新闻传播类图书精介”较为恰当。正因为界限混乱、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闻图书”“传媒类图书”“新闻传播图书”等多种叫法，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差别的。像媒介观察、采编心得、媒体企业或人物实录之类作品，属于传媒类图书，但不是新闻传播学图书。如肖克•罗斯著《默多克传：一个王国的诞生》、袁友兴著《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等。有些新闻业务和媒介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图书既是传媒类图书，也可归属新闻传播学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处。如杰克•卡彭著《美联社新闻写作指南》、约翰•V•帕夫利克著《新闻业与新媒介》等。虽然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十分困难，但作出相对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则“放进篮子都是菜”，只会加剧混乱。如果没有区分，在价值评判上就只能执行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一致标准，而忽视新闻传播学科及传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谈到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时，“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常为人所诟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实务的传媒类或新闻类图书，没有注释也未尝不可——暨大新闻学院院长、南方报业集团原董事长范以锦根据实战经验写的《南方报业战略》，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原《深圳日报》总编辑辜晓进通过现场采访写的《走进美国大报》等书，全书未见一个注释，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严谨。所以，新闻传播类论文或图书要根据内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细分，执行不同的评判标准，否则不仅影响到图书的价值评判，也影响到学术评判和作者评价。

三、结语

篇(7)

（一）研究主题有所拓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看，新世纪以来发表的新闻评论论文数量为133篇。按照新闻学研究由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构成的划分思路，本文将新闻评论研究也划分为理论研究、实务研究和历史研究三类，同时考虑到比较研究和新媒体研究为近年来新兴的研究领域，本文将它们按照独立类别的标准分述之。因此，本文将涉及新闻评论产制环节（包括采访、写作、版面等）的研究划为实务研究，将涉及新闻评论的定义、内涵、功能、价值、社会作用等总体性的研究看作理论研究，将关于新闻评论发展变化的历史分析划为历史研究，将从比较视野对不同国家间新闻评论发展状况进行的研究视为比较研究，而以新媒体评论为对象的研究归为新媒体评论研究。按此标准，新世纪以来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所发表的新闻评论研究的论文在各类别中的分布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以实务研究为主，研究主题有所拓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关于网络和新媒体评论的研究上升较快，在新媒体评论的冲击下，传统媒体在新闻评论产制方面的应对、调整和未来发展趋势等也成为研究的主要焦点。从研究主题上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评论实务研究集中讨论传统媒体评论如何在新媒体评论勃兴的语境下加强舆论引导力，强化社会整合力。就研究主题而言，除了评论标题、创作技巧等常规研究之外，一些更加细化的研究也引人注目，尤其是关于评论主体的研究。新闻评论主体通常包括职业主体、准职业化、有感而发的公民、专业话题发言的学者①。作为意见的者，新闻评论主体需要尊重其他评论者的平等权利和人格尊严，做到一事一议和就事论事①，通过发掘事实与话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选题立论②。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者要在思维训练和采访实践中树立独立的品格，从而“将采访和评论融为一体”③。因此，在评论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新闻媒体应当摆脱当前选题不来自评论者采集的第一手新闻事实之现象，着力建立“评论员首先是记者”的评论记者工作机制，以应对新闻媒体的国际竞争以及来自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④。在个案研究上，研究者主要关注特定报纸评论版或栏目的特色和风格的研究、新闻评论者的具体创作技巧等⑤。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跨学科和实践角度对新闻评论的教学进行了研究。第二，以网络为标志的新媒体评论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主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媒体评论的特点。与传统媒体评论相比，网络新闻评论的栏目设置更加多样、传播和互动更加及时、形式更加灵活，但也面临着权威性和公信力不足的问题⑥。随着新闻评论形态的变化，新媒体言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表现为“聚焦事件发展的全程和细节”和“对事件发展过程进行时空结合的全程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重价值观念和参与主体的深度交互⑦。其二，新媒体评论的影响。新媒体的崛起对新闻评论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造成了较大影响。新闻评论的“微博化”加强了新闻评论的地位、作用及其对传统媒体评论选题的渗透⑧，拓展了新闻评论的表现形态，使得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设议程⑨。因此，在推动新闻评论及其价值取向多元化过程中，新媒体评论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疏导消极、狭隘、非理性的思潮和情绪”，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话语体系”瑏瑠，发挥网络媒介在建构“公共领域”中丰富公众议程来源、建构公众讨论的价值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瑏瑡。由于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经营，网络新闻评论拓展了传统媒体网络评论空间，形成了网报互动和网台互动格局瑏瑢。第三，新闻评论的理论研究以反思为主，形成了对新闻评论的内涵、特征、性质、功能、价值的再认识和再阐释。这方面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新闻评论对新闻事实的依赖。当前的新闻评论应“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突出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等特征瑏瑣。其中，新闻事实是新闻评论的核心特征瑏瑤，因此，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论说形式瑏瑥。二是社会转型视野下对新闻评论功能的再认识。中国新闻评论功能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功能的拓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的创新上瑏瑦。具体而言，转型期新闻评论的政治传播功能以“整合”为核心，以利益表达、政治议题设置、社会舆论引导、“推动政治社会化和塑造国家形象”等为实现路径瑏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评论本质上是观点信息的传播，具有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公众认识能力的作用瑏瑨，因此，新闻评论同时具有表达公共意见的时代功能。第四，新闻评论的历史研究主要涉及新闻评论的词源梳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近现代新闻评论的发展等方面①内容。其中，马少华②集中对近代新闻评论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对梁启超的新闻评论思想和影响进行了集中研究。第五，新闻评论的比较研究。不少学者对中美新闻评论的差别及原因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两者的差别体现在：选题上的整体视角与个体视角，偏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与关注生活、国际事务话题③；意识形态的分野造成表达方式上观点论证与行为批评、观念演绎与事件剖析、观点论证与事实判断、宏大叙事与细小叙事间的差别④。有研究认为，媒体性质的不同造成了中美评论关注点、思维方式、写作风格三个方面的差异，在中国媒体根本属性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新闻评论须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入手，“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树立媒体的独立品格⑤，以提升新闻评论的说服力。

（二）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为主，渐趋多元新闻传播行为和现象本身是复杂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仅仅凭借新闻学与传播学自身理论难以解释研究对象，因而，采用跨科学视野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间的共识，这一趋势也在新闻评论研究中得到了体现。首先，新世纪以来，语言学被运用于新闻评论的实务研究中，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新闻评论的标题、语感、语篇、逻辑论证功能等；其次是法学相关概念被运用于讨论新闻评论权、新闻评论侵权等问题；第三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视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新闻评论的政治传播功能、社会舆论的整合能力等进行研究。此外，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也开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思辨式定性研究在传统新闻评论研究中占绝对优势，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而所谓思辨研究是以研究者自身的逻辑思考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往的新闻评论研究成果中，90％以上的论文均采用思辨研究的方式。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新闻评论研究当中，如李秀芳对美国主流日报和中国主流英语日报言论版的实证研究、赵路平和许鑫对新浪、网易博客新闻评论的定量研究等，形成了渐趋多元的研究方法。（四）形成了以高校为主、媒体为辅的研究群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的研究者主要是高校教师队伍，其次是媒体从业人员，形成了以高校为核心的研究群体。其中，量较多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湖北大学。从研究机构内部看，新闻评论研究已形成了以专家为核心的研究阵地，如以赵振宇、胡沈明、陈栋、邓辉林、焦俊波、顾建明等为核心的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群，以马少华、刘保全、涂光晋等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群，以及以喻季欣、谭天为主的暨南大学研究群。从整体上看，研究群体所发表的论文与分散研究者相比，质量相对较高，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对研究问题的阐释也更加深入，视角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而以媒体为主的研究群所发表的论文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

二、新闻评论研究现状的解读

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研究成果的剧增与社会转型期对新闻评论言论整合功能的需要，以及媒体的市场化竞争、新媒体对新闻评论的介入等有直接关系。

（一）社会转型期多元舆论格局的形成是推动新闻评论研究论文数量剧增的社会因素社会转型导致总体性社会分化，社会思潮呈现多元状况，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价值观，而新媒体评论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单一舆论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舆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功能，改进舆论引导形式和艺术，实现舆论整合效应，塑造社会公众舆论表达平台，成为了学界较为关注的议题。这些关注催生了新闻评论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其一，学界对如何正确认识新媒体评论现状的解释。如：有研究者对民众的网络言论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网民期待“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解决现实问题”，因此，网络评论要弘扬主流价值并不意味着掩盖矛盾和冲突，政府应正视网民意见，“谨防制度性断裂”①。顾杨丽、吴飞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研究表明，微博推进了“社会化互动信息生产模式”、“行进式实时移动表达模式”，实现了对碎片化信息的集聚②。其二，传统媒体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进行了评论形式和方式的调整，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学界关注。以报纸评论的研究为例，研究者较为关注时评、新闻述评、心得、体会、感言、报纸言论和记者点评等新兴的评论形式③，多种评论形式并存的状况促使新闻评论的论题结构、题材等写作技巧的变化④。在电视媒体方面，研究者集中探讨当前电视新闻评论所出现的问题、原因及应对策略⑤。此外，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受众的知识需求呈现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新闻评论作用的发挥需要面向受众，细分受众需求，通过优化信息质量、“选题要体现与受众休戚相关的现实”、“立论要着眼于受众的实际”、完善和深化“受众直接参与评论机制”等方式加强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效果⑥。

（二）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对新闻评论异质化特征的青睐是激发研究者兴趣的直接动因媒体市场化改革导致媒体间竞争加剧，而新闻评论的异质化特征使其具有可替代性小的特点，从而使得新闻评论成为受媒体青睐的重要体裁。媒体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是促使研究者对新闻评论研究兴趣与日俱增的直接原因。中国新闻媒体的管理模式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这一模式导致媒体形成与行政管理相似的科层布局，在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竞争中形成倒金字塔形的竞争格局。除了这种科层式竞争关系之外，不同媒体类型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体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以及传统媒体之间对广告资源的竞争。竞争促使跨级别、跨类型的媒体以及同一集团下的不同子媒体在进行节目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受众的接受需要，倾向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节目制作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评论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研究者对之进行解释。以党报的研究为例，随着广播电视评论、网络评论的兴起，报业间同质化竞争的加剧以及受众需求日趋多元化，各大党报、机关报以及都市报竞相推出报纸言论版参与竞争，言论版的办版思路、版面结构及意见整合方式呈现多元化格局⑦。研究者主要关注党报的突围路径⑧、经济言论找准自身定位⑨、地市级党报如何在多层面竞争压力下突出地方特色等问题瑏瑠。

（三）新媒体评论与传统新闻评论的互动是激发研究者兴趣的内在因素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新媒体内容业务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新媒体评论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的舆论格局，尤其是微博评论的兴起，使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较大冲击。因此，新媒体评论本身与传统媒体评论在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及存在问题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得到学界的理论解释。同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竞争中对各自新闻评论特点的反思，促成了双方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变化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导致了研究数量的剧增。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并没有将新媒体评论与传统媒体评论的研究置于二元对立关系中，而是置于互动的视野中。一方面，对传统媒体来说，如何应对新媒体评论的强势竞争，成为从业者和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研究者认为，应当提高报纸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以“第一时间评论”为要求，利用网络形成报纸新闻评论新局面，而在与新媒体竞争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公信力的缺失”和“僵化的写作模式”①，达到“化被动为主动”、“化说教为说理”、“化生硬为生动”、“化单向为双向”、“化互动为双赢”的效果②。电视媒体应着眼于调整评论节目的类型结构，强化节目的时效性，在评论队伍建设、增强节目互动性、简化节目制作流程方面下工夫③。传统主流媒体应借鉴微创作的理念和手段，形成具有颗粒小、原生态、播发快、传播广等特征的微内容，“在微时代继续巩固话语权、抢占报道和解释的双重制高点”④。另一方面，新媒体评论对现有新闻评论研究的影响以及传统媒体参与网络业务后对新闻评论所造成的影响，成为学界着力探讨的问题。新媒体的评论实践更新了学界对新闻评论写作技巧、性质和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经营，网络新闻评论拓展了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空间，形成了网报互动和网台互动格局⑤。研究者认为，新媒体评论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将传统新闻评论纳入新媒体的传播流程，而是在评论的选题、表现形态、议程设置等方面拓宽新闻评论的研究视野。（四）多种因素助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从新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的研究状况来看，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使新闻评论的研究方法渐趋多元化：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研究者层面的普及，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操作条件。其次，人文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兴起对新闻评论研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量化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研究潮流中被传播学界所采用，而新闻学本身过于注重实践经验研究的状况使其面临“新闻无学”的尴尬境地，在此背景下，新闻学研究者也开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新闻传播现象进行研究。第三，新闻评论的研究越来越强调针对性和精确性，这要求研究者更新研究方法，从而催生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三、新闻评论研究的展望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新闻评论的研究全面覆盖了新闻评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但从总体水平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研究过于微观、与实践脱节等几个方面的不足，亟须在今后研究中注重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结合。

（一）提升新闻评论整体研究水平，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实性新世纪以来的新闻评论研究多数属于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新闻评论与媒体制度、社会状况等宏观因素间的关联性，过于局限于新闻评论这一研究分支的界限内。这一趋势忽视了中国新闻评论生成的具体背景，使得研究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尤其是系统性、理论化的成果不多。同时，现有研究中一般采用“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的研究模式，使得相当多的研究停留在见子打子的微观操作环节上，多讨论新闻媒体和新闻评论“应当如何”的问题，忽视了对策建议本身在中国具体媒介制度下是否可行的问题。因此，新闻评论研究应置于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整体研究，强化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实性，以增加研究的理论性和针对性，这也是新闻评论未来研究亟待注意的问题。

（二）拓展研究视野，增强新闻评论研究的理论深度新闻学研究一直备受“新闻无学论”的困扰，说明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深度确实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新闻传播现象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不可能在新闻传播学现有理论框架之内得到具有深度的阐释。从国外近年来的研究来看，新闻学研究比较具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而形成的。因此，新闻评论现有研究总体水平不高，与研究的封闭性、研究视野过窄有相当大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引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时，基本上是被动运用以进行解释性研究，这导致新闻评论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临时性和封闭性，无法与其他学科研究形成对话和交流。从研究主体来看，现有研究者多为新闻学学科内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以及新闻从业人员，而其他学科学者很少介入新闻评论乃至新闻学研究。单一的学科背景使得交叉研究停留在低层次水平，难以形成多角度、多视野的研究向度。因此，对于新闻评论研究来说，跨学科研究既是新闻学特殊的学科性质之要求，同时也符合当前学科交叉的大趋势，是新闻评论未来研究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