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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在贵州高原向广西平原缓冲的地段,有一种神奇的树,它只生长在贵州荔波和广西南丹白裤瑶生活的地方,一旦移栽到其他的生态环境中,便会死亡。这种树不需有意栽培,只是需要在海拔600至800米的喀斯特地区,就能够自由生长。奇怪的事,瑶族人年复一年地用钢刀利斧砍凿,反而越长越大,分泌的树脂越多。成年树高20余米,粗近1米。树叶呈规则对称卵型,宽3厘米、长5厘米。远远望去像一个下粗上小的盆景变形植物。其实它的树干本来没有这么粗壮,是因为取树脂后,树干增生变形造成的。这种树连植物学家也找不到合适的学名,最后只好把它归属为椿科。而白裤瑶称之为粘膏树,瑶语称为“浓骨照”。粘膏树胶的采集一般在盛夏到第二年春节前。开春后,万物复苏,如果此时砍开粘膏树皮,不仅会影响粘膏树的生长,还因树皮被破坏,给蛀虫以机会,导致粘膏树坏死。粘膏树胶的采集方法是用金属刀具在树干和露出地面的根部,把树皮砍成一个蚌壳型口子,几天后,用金属刀片刮下树胶进行加温过滤,再按粘膏树胶与水牛油2:1的比例进行加温调制即成。粘膏树胶在瑶族用作阻染材料,不仅用来画白线,衣裙的大面积浅蓝色也是用粘膏树胶做封盖进行二次套染,一般不会出现冰裂纹。荔波县瑶山乡瑶山型瑶族的粘膏树胶阻染材料,粘性强,柔性高,浸染时不容易出现裂纹,是当地瑶族根据其生态环境所能应用的最理想的阻染剂。
二、贵州少数民族媒染、培养剂的使用与生态耦合
媒染剂,是在植物染色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媒介作用,使主染剂更能快速有效地分解、活跃起来,最大限度地附着在被染织物上。培养剂,是染缸中主染剂与媒染剂的营养成分和催化作用。就像给农作物施肥一样,恰到好处的施肥,会使得农作物茁壮成长。起染缸,是所有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艺的经验集成,它包含了主染剂的分解、酸碱度的调配、媒染剂的催化、色度的掌控等等。是一门全凭经验操作的非物质文化。然而在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艺里,往往在正常的起缸过程中,巧妙地加入一些本族群生态背景里常见的草药作为培养剂,使之与通常的媒染剂诸如草木灰、石灰、酒、小苏打、醪糟、酒等结合,起到使主染剂催化增色、增加染液营养成分、抑制染缸中有害菌成活等作用。不仅加快了染缸的成活率,也加快的主染剂的上染率。所以在染缸文化,就是论述贵州少数民族对媒染剂和培养剂的使用以及与生态体系运行耦合的集中体现利用桐子壳或糯稻草人灰作媒染剂用酸辣(西红柿酚)和米饭团作培养剂。
(一)丹寨县复兴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丹寨复兴型苗族,生活在海拔1000米左右且多旱少雨的地区,植物植被不算太丰富。但是丹寨县杨武乡排倒村著名苗族蜡染艺人杨品英在媒染培养剂使用的配方上却另有高招。一般来说,染缸内宜碱性不宜酸性。但丹寨复兴型苗族在起染缸时巧妙地加入一些酸辣。由于这个支系的苗族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地,田土较少,往往用田边地脚栽种这种小西红柿,可以免于劳作又节约土地。小西红柿成熟于深秋,番茄红素含量极高,能够有效地对其他进入染缸的有害菌进行抑制。再加入一个淀粉含量较高的米饭团进行调节和培养,使得染缸成活率极高。
(二)榕江县滚仲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代表性较强的是塔石乡宰勇村乌吉组苗族。这一地区处于雷公山南坡,海拔在1300米以上,植被相当丰富。培养剂:有酒糟、杨梅皮、中药材虎杖或当地苗语称为“涡嘿”的小血藤中的一种。雷公山南坡,有许多野生杨梅树。杨梅树皮中含有多酚、黄酮、二芳基庚烷、单宁、三萜等具有多种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对病毒性细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虎杖根和根茎含游离葸醌及蒽醌甙,主要为大黄素、大黄素甲醚和大黄酚,以及蒽甙A、B,有强烈的抗菌活性。小血藤根茎中的β-谷甾醇能生成维生素,而硬脂酸有益于主染剂的溶解。
(三)贵定县新民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贵定县德新镇小花苗有着悠久的蜡染历史。培养剂:用野花椒叶子适量,捶烂熬水成黄色。野花椒在贵州主要生长在中偏北的温暖湿润及土层深厚肥沃壤土中,在贵定一带都有分布。野花椒叶中含有柠檬烯、芳樟醇、乙酸芳樟醇酯能够有效促使染缸成分的活跃。所以这一带兰靛起缸发酵成功率很高,极少失败。到了冬季气温低,人们就把染缸倒掉,等来年气候回暖重新再起。
(四)纳雍县老翁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纳雍县张维镇老翁型苗族植物兰靛染起缸发酵时,用苦蒿灰水和兰靛泥,不用酒作培养剂,用一些草、根代替。培养剂:有何首乌(苗话“掠路列”)、酸汤杆(苗话“鼓地昂”)、“一概猜”、“阿波列”、朝天灌(苗话“拨弄宗通”)、牛舌头等草药适量,搅在一起参合,用布包好
(五)阳长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纳雍阳长型苗族分布比较广,居住在纳雍、水城、六枝、织金等地。这里以水城陡箐阳长型苗族兰靛起缸发酵配方为代表。媒染,培养两用的草药酸汤杆(虎杖)、板蓝根(野生木兰)的根、马鞭稍根适量这一支系的苗族,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常到山上去采一种本地特有的蓝色花朵,加在染缸里,不仅能够增加染色是蓝色素,且染出来的颜色更加清晰。
(六)织金县阿弓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阿弓型苗族兰靛染起缸发酵配方,我们选择同一支系的六枝梭嘎乡高兴村苗寨,贵州省苗族服饰传承人熊光珍的传统兰靛发酵配方:培养剂有:草药,虎杖根(苗话“鼓若”)、马鞭稍根(苗话“瓜册”)、夜交藤根(苗话“疟怒列”)、羊蹄根(苗话“瓜波”)、鱼鳅菜根(苗语“瓜鲁列”)和一种当地特有的阔叶乔木的叶子(当地苗语叫“孟杂都”)
关键词:民俗;传统节日;民族体育;体育文化
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是人们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而逐渐形成的。民族体育源自于民族竞技,其文化内容与民俗活动相结合,在节日中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随着中国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民族体育在民族节庆中呈现出来,不仅代表了民族性,同时也采用这种方式将极具民族色彩的体育文化传承发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日益加快,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将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体育文化作为民俗节庆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就会对该文化以这种传承的形式加以保护,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演进。
一、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适应生存环境,且在生存环境中进行生产斗争而逐渐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发挥着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还为民族文化传承创造了载体。少数民族在民族节庆中,多会开展体育活动,无论是生产类的节庆,还是宗教祭祀类的民族节庆,都与民族体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1]。比如,纳西族、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中,会举行各种体育赛事以作为节日庆祝活动,诸如飞石锁、打飞棒等等,而广为熟知的骑马、射箭等等则是许多少数民族在民俗节庆中必须要举行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都是从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演化而来。水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传承至今,则是源于渔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节庆中会开展游水捉鸭活动;苗族的独木舟、傣族的赛龙舟都会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举行;高山族在民族节庆中会举行顶壶竞走等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不仅仅是作为节日间的娱乐活动,更是将其作为民族文化。很显然,民族体育运动都与当地的生产活动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这些生产活动逐渐被技术更为先进且极具科技含量的工具来完成,于是,生产活动转化为体育活动[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独龙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运动项目,同时也将该种运动作为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二、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体育运动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少数民族的节庆往往会与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体育就是民族节庆中的一道独居特色的文化风景。民族体育与社会意识存在着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少数民族生存于特殊环境中,为了对自然现象有所控制而酝酿的各种行为方式成为了原始民族体育活动的萌芽。少数民族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万事万物都赋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识深处。一些民族体育运动就源于这些信仰,因此会在民俗节庆中举行,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3]。伴随着文体活动在各民族的节日中展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的风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相融合,成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体育运动发挥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
(二)民族体育运动实现了人文互动
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他们要不断地与大自然搏斗,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对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猎活动,这是古老的生存来源。少数民族的祖先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生存问题,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随着生存环境的稳定,也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民俗节庆是少数民族定期举办的活动,信仰色彩浓重,将体育运动融入到这种民族节庆活动中,不仅为节庆增添了喜悦气氛,对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尊重和怀念。民族体育运动作为文化符号,促进了民族体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将体育运动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节日与体育活动的互动,使得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三、民俗节庆中民族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
节庆民俗中所开展的民族体育运动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气息展示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诸如,彝族在节庆中所举行的跳火绳运动、达斡尔族所举行的曲棍球运动、藏族的赛牦牛运动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特点,更是民族体育演变过程的诠释。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少数民族体育的延续,融合了各种时代性因素,经过体育文化的积淀而形成了文化结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有风格。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文化大融合时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处于传承的关键时期,鉴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本质上与体育存在着趋同性,虽然其在显性上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肢体活动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层次之上。特别是当民族体育运动被融入到民俗节庆活动中,就使得体育活动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也可以认为体育运动是以媒介的方式发挥教育功能[5]。
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节庆中展开,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互动效应,使得民俗节庆不再是单一的纪念性活动,而是更能够满足多种民族活动需求,使人们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还通过体育运动赋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时代特点的新的涵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从民族的原生态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
结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节庆中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民族社会文化的浓缩,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中,民族体育更能够体现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更为突出文化的传统型和传承性。在民族节庆中开展民族体育运用,是以节庆为载体传承体育文化的一种途径,以彰显民族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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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文化认同散居地区民族文化保护
一、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
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是相对于聚居的并已实行自治的民族地区而言的,在这个地域内,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分散地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居住在一起,人际关系多维,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复杂,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也因此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
(一)民族地理边界不清晰,文化交错影响频繁
民族地理边界意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地理界线。在挪威人类学家费雷德里克•巴斯看来,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界线不重要。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生活于一个地域内。在居住空间上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与其他民族是相互交错居住,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基本一致。随着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长期频繁的文化交流会导致文化差异性减退,趋同性变强,要想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难度也比聚居地区要大。
(二)各民族文化主体之间个性与共性并存
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各民族文化主体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的特征,如,居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各民族成员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对一致的;不同民族的成员们可能耕种着同样的土地、沐浴着同样的地域文化、践行着相同的生产方式等等。当然,在这些共性的背后,各民族也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虽然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成员居住在一起,但在本民族内部一般采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有的依然穿着本民族的服饰,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然而,在长期的共同因素的影响下,各民族文化主体的个性能否继续发展,能发展多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各民族文化主体扮演的角色多样化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必然要扮演各种角色。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是多重的,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以居住在民族村的少数民族为例,他们是属于不同家庭的家庭成员,是本民族的成员,也是该民族村的村民,更是中国的公民。角色的扮演向来不会一帆风顺,在各种社会角色扮演中常会产生矛盾。首先是角色内的冲突,如一个少数民族成员同时承担着上述多种角色,当这几种角色要求的行为规范互不相容时,容易使该角色承担者出现紧张情绪,不知该如何取舍。其次是角色间的冲突。当一个民族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的成员居住时,因其角色规范不相容就有可能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影响民族关系。
二、多元文化认同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分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它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种种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1]。文化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于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是后天的和可变的,文化认同也具有相对的可变性[2]。同时,文化认同也可以是多元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仅可以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认同他民族的文化,可以认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同时认同现代文化。随着各民族交流交往越来越频繁,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一元的文化认同即少数民族成员只认同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模式,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多元文化认同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
(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该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
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他们对该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少数民族成员是该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自然也是传承发展该民族文化的主体。文化认同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人们寻找身份归属或文化归属的过程,是解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过程。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他们对自己所属文化圈的确认,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将为他们发展本民族文化奠定心理基础。“知”“情”“意”是人们在做出某一行为前的心理活动。知,即认知;情,即情感;意,即意志。少数民族成员在做出有关本民族文化的行为时也必定是要经历“知情意”这个心理活动过程,也就是文化认同的过程。即先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认知,再是对本民族文化赋予积极的正面的情感,最后是努力使本民族文化达到某种发展状态的意志。因此,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少数民族成员传承和发展该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若成员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陷入“文化自卑”的状态,那么该民族的文化将逐渐失去其生存的必要性,民族最终也将不复存在。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该民族文化能否得以延续发展的关键。
(二)对他族文化的认同能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一个少数民族自然而然地会与周边的其他民族有频繁的交流、互动。在这种散居模式下,任何一个民族都很难让自己的文化独立于一个封闭的体系中,既阻挡不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进入,也阻挡不了自己的文化走出去。若硬是采取文化隔离,强制本民族成员只认同自己的文化,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那必然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阻碍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对他族文化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背离。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认同他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提,也是各民族在交往中和平相处的关键。通过文化交流,各民族得以了解彼此,并博采众长,不断地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绝不可能再固步自封的情况下获得发展。
(三)对现代文化的认同,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
现代化进程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原有的生态环境,也使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濒临消失。当少数民族文化遭遇现代性,躲避或排斥最终都只能是本民族的文化被强势的现代主流文化慢慢蚕食,正面、积极地去认识、接纳、认同现代文化才是明智之举。相对于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要发展,必然要走向现代社会,要走向现时代不是传统文化简单的的保存与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适应和发展。面对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成员要汲取其中的有利因素,为我所用,创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繁荣发展。
三、建构少数民族成员多元文化认同的审思
一个主体认同某种文化,是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主要是指主体认同的内在驱动力,即认同某种民族文化的需要。有需要,文化认同就容易形成。用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它可能是主体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交往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多个民族混合分散居住在一起,一个民族的成员可能会因为安全的需要、社会交往等需要更容易去认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因而,从内因上讲,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并不缺乏认同他族文化的驱动力。关键是要处理好对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对他族文化认同、对现代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尊重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选择权
多元化是文化的本性,也是文化发展的趋势。文化的多元,为社会的个体或群体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某些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可能会放弃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去认同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常见的是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有的少数民族成员是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认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多种文化认同并存;也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认同他族文化,而一旦脱离那个特定的生活环境,又转而继续认同本民族文化。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们对文化的选择权应受到尊重。文化认同是动态的、可变的。我们不能把其中某个民族的文化作为所有民族文化的代表,强制各民族成员在文化认同上保持一致;相反,我们也不能强制一个民族的成员只能认同本民族文化,将该民族处于封闭、隔离的状态。应将文化认同最终的选择权交付给少数民族成员。他们若失去对文化认同的选择权,无论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发展都是不利的[3]。
(二)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其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对其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4]。在多元文化并存、共生的现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会越来越频繁,这对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挑战。能否让本民族文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一元,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至关重要。少数民族成员只有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为本民族文化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才能积极地去传承保护并发展本民族文化。一个民族,若只是少部分成员放弃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转而认同他族文化,并不会对本民族文化的延续造成真正威胁,但如果该民族的大部分成员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那么,该民族的文化必将走向灭亡。在文化交流日趋开放、频繁的现实面前,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成员文化认同的选择权,同时,我们也依然有必要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三)鼓励借鉴多元文化的积极要素,推动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的发展,交流是一个民族获得进步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化认异”或者多元文化认同的现象,原因在于与其他文化相比,自身的文化存在缺陷与不足,需要向他族文化学习、借鉴。在开放的环境中,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传承发展下去,必须要在与他族文化交流互动中自觉地以他族文化为参照,客观地审视自身,从他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不断修正完善自己,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适应能力,推动本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同时,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多元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积极创新,提高自身文化的生命力,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黄淑萍 单位: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参考书目:
1.欧阳康:《多元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徐大慰:《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3.曾豪杰、王清华:《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文化认同规律及特点分析——以怒江州丙中洛地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4.刘卫东、申三、晏佩琦:《中国杂散居少数民族社会学发凡》,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石。构建多元文化认同,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认同他族文化,认同现代文化,博采众长,与时俱进,或许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民族文化保护的一条可行路径。《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少数民族随迁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特点。他们离开故乡,进入陌生的内地学校,这使他们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面临诸多新情况。因此,为了民族自身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必须发挥家庭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基础性作用,加强家庭自身建设。本文总结了帮助少数民族随迁子女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可行性对策,希望帮助其更好的发挥家庭在文化传承的作用。
关键词:
家庭教育;少数民族随迁子女;民族文化;文化传承
近年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相对于一般的随迁子女而言,少数民族随迁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特点。如今,由于他们离开故乡,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方面面临差异与多重困难。其民族文化受到冲击与挑战,甚至出现了代际之间的文化断层。而家庭作为少数民族成员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场域,影响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绵续,其传递传统、维持传统的中心单位因而显得更加突出,因此,为了民族自身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必须加强家庭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家庭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优势功能。那么,这些随迁子女其家庭教育如何在传承民族文化中发挥这种场域功能,是笔者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促进少数民族家长民族文化的教化意识,发挥家庭文化传承的功能,需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加强家长自身建设、提高文化素养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摇篮,家长对孩子文化传承具有启蒙作用,孩子正是在家庭中耳濡目染,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没有家庭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如同无源之水终将枯竭。而“父、母、子的三角结构,维持着人类种族和文化的绵续”因此,对于离开故乡的少数民族家庭来说,家长在民族文化传承的中占有主导作用。首先,少数民族随迁子女的家长应该树立现代教育理念,对以主流文化为主的异文化要有认同意识,在家庭教育中既要督促孩子学习主流文化又要积极主动地传授民族文化,这样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在家庭中家长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孩子接受民族文化的程度,家长有意或无意的通过平常的师范把本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传递给孩子。因此,家长应加强民族文化的教化意识,通过言传身教,知晓民族文化。从小就培养孩子热爱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正确的情感态度,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其次,家长应主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学校教育配合。另外,作为家庭当中担负绝大多数教养责任的母亲,尤其应该重视自身文化素养。例如:母亲可以在孩子课余时间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给孩子用民族语言文字讲述民族历史文化、英雄史诗,激发孩子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使孩子从被动学习民族文化知识到主动参与学习。
二、更新教育方式、增强亲子互动
随着现代化与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以计算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普及,正在影响少数民族的教育方式。在异域他乡,由于他们没有原有的文化场域,因此少数民族随迁子女的家长要与时俱进,更新教育方式,在家庭中让孩子有选择的通过电视、网络等学习科学知识,了解当前社会发展,在课余让孩子能有机会接触到民族文化。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增强亲子互动,丰富家庭精神生活,优化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内部环境,营造民族文化的家庭氛围,将民族文化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家长还应利用好各类民俗活动,有意让孩子参与其中,让孩子感受民族文化,丰富和完善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来实现对孩子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
三、提升家长传承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
“任何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而“文化教育是指一个民族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民族个体进行包括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及文化知识的教育。”那么,“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家长树立孩子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要有一定的文化危机感,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使民族文化在课外得到强化、延伸,持主动、自觉的态度。
四、增强家校互动,共同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功能
为弥补学校教育民族文化传承的不足,家长应主动与学校沟通,摒弃阻碍学生融入集体的狭隘观念,不仅要帮助在校教师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协助学校,帮助孩子融入到集体活动当中,通过学校、家庭的合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真正实现家校有效互动,共同发挥民族文化传承功能。进而不仅加深对学校师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优化家庭文化传承的外部条件”,同时通过此项工作不断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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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刘豪兴编.文化的生与死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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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撒拉族 音乐 挖掘 继承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一带。撒拉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两类,其中民间音乐较为丰富,尤其是以民歌为主体。撒拉民歌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乐器品种较少,普遍流传的仅口弦一种,未有独立器乐曲。纵观几十年来学者们对撒拉族音乐所做的工作,主要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撒拉族主要聚居区的民歌进行了重要的调查和记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曲谱资料,为撒拉族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6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所拟定了有关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草案)》,根据这一精神,青海和甘肃音协组织了音乐家深入撒拉族地区采风。据资料记载,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杜亚雄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前往撒拉族地区采风,发表了一些介绍、研究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河畔红花――介绍撒拉族民间音乐》①。
1979年《中国民歌集成》编纂工作得到恢复后,各省对各民族民歌进行了普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收集撒拉族民歌32首。1994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收录了杨鸣键的《撒拉族民歌简介》一文,对撒拉族民歌做了全面介绍,也对撒拉族民歌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共收入撒拉族民歌70首,2000年再次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收入撒拉族民歌71首。除此之外还有《青海花儿曲选》(青海群众艺术馆编印,1979年)其中收录撒拉族花儿41首;《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编印),其中收集撒拉族花儿11首,宴席曲4首、号子6首、其他4首。《中国曲艺集成》(青海卷)回族撒拉族部分中收录打搅儿曲目1首;《驼泉清清――歌唱循化歌曲选》,由青海本地作曲家及音乐爱好者创作撒拉族歌曲共188首;《青海撒拉族花儿曲选》马正元编,名人出版社,2004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民间小调》,1978年。关于舞蹈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青海卷),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由中国戏剧家学会青海分会、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其中收录了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青海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989年,介绍了撒拉族舞蹈概况,收录了民族舞蹈7部,并在其中附有舞蹈图示和乐谱。
二、音乐文化著作中对撒拉族传统音乐的介绍
从中国少数民族大的民族领域研究音乐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篇章涉及了撒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撒拉族音乐及其风格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介绍,使撒拉族民间音乐得到不同程度的昭示
综合类主要有: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本书中按艺术体裁将撒拉族民歌进行了分类;袁炳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撒拉族的音乐史分为四个部分;乔建中的《中国经典民歌鉴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蔡廷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54页,1989年)编写了《撒拉族音乐》部分。此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对“撒拉尔玉尔”“撒拉号子”“撒拉婚俗”“撒拉曲”“撒拉少年”“撒拉戏”条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对“撒赫稀亚格拉”(哭嫁歌)、“撒拉尔玉尔”“撒拉花儿”等条目均有介绍。
三、对撒拉族音乐及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主要论文:钟子林《撒拉族音乐概况》,中央音乐学院院刊,1959年总89期;张谷密.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3);马忠国.撒拉族民歌概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04);范晓峰.撒拉族民歌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01);马盛德,司马力.试谈撒拉族舞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03);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式旋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8(04);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02);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7);张云平.撒拉族哭嫁歌艺术特征研究[J].民族艺术,2009(02);晁元清.撒拉族民歌《阿里玛》遐想[J].音乐创作,2010(03);王玫.浅论青海撒拉族民歌的多元文化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J].青海民族研究,2005(01);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研究[J].民族艺术,2009(03);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2);郭晓莹.土族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J].中国土族,2008年夏季号。
除此之外,涉及到音乐艺术方面的论文还有朱刚、李延凯的《撒拉族民间文学简介》,马学义的《撒拉族民进文学简介》,马成俊的《撒拉尔歌谣初探》。
(二)论文集:《百年撒拉族文集》其中收集了21世纪以前撒拉族论文,其中包括了音乐类的有张谷密的《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马忠国的《撒拉族民歌概述》,马盛德、司马力的《试谈撒拉族舞蹈》等。
(三)专著:苍海平的《撒拉族音乐文化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9月。本书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撒拉族民族民间音乐,参考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方法,对撒拉族现收集到的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收集到的100多首民歌逐一进行了极细致的曲式分析和研究。
在音乐创作方面。创作歌曲《新循化》《阿里玛》等;歌舞音乐《摘花椒》《黄河放排》《驼泉清清》《打墙》等。舞蹈方面有1989年由蔡廷玉、尹崇尧编剧的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
近年来,撒拉族的新型歌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比较优秀的剧目有撒拉族花儿剧《驼泉清》《打麦场上》等。随着时代的前进,撒拉族音乐将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它将继续不断地激励撒拉族人民在增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教育和娱乐作用。
结语
撒拉族音乐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现发表的论文只是简单地将现收集到的撒拉族民歌做了分类和说明,并没有新的挖掘和整理。2.研究的视野还不够扩展,至今也没有涉及到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的著作和论文。3.关于撒拉族音乐的渊源没有论文进行分析和研究。4.撒拉族民间音乐仍需深层次挖掘和整理。5.对撒拉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加强力度。6.撒拉族音乐研究还处于以个人研究为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现在的研究成果零星散乱,且深度不够。
注释:
论文摘要 本文在阐释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双语”应用作用与意义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利用“双语”开展工作的问题,并就提高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探索性地提出几点策略与建议;以期对工作的科学开展有所启示。
何为“双语”?简单地说,凡是使用两种语言的都可以称为双语;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学校工作中都普遍存在;本文所探讨的“双语”,是指汉语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两种,可谓“民汉兼通”。使用“双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学和工作早已兴起,现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模式。笔者欲结合科研与工作实践就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问题作初步探讨。
1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双语”应用的作用与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中,“双语”应用已不仅仅是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培养“民汉兼通”、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其在促进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地区人民文化素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第一,“双语”应用是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方针,体现民族、语言平等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语言是区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重要标志之一,积极地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工作是承认民族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当前快速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有力手段。
第二,“双语”应用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汉文化传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少数民族教育中应用“双语”教学,是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学习汉文化的客观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要让少数民族地区快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借助地区母语,“双语”应用必不可少。
第三,“双语”应用有利于开发少数民族学生智力,提高民族素质。语言具有工具效能,是学生心智活动的重要工具;“双语”应用者拥有两套交际手段,可以通过灵活应用两种语言来教授不同民族知识,学生掌握“双语”的过程也意味着个体智力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
2 利用“双语”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有关于消费影响因素的阐述,如:偏好、效用、收人与时间约束、机会成本、替代效应、边际效益以及价格弹性等;语言也是如此,有相关的影响因素,如使用人数、社会开放度、学习难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随之而体现出来的是成本与收益,如学习、机会与心理成本、经济、心理、代际收益等,这些都可以基于经济学来分析,是本文“双语”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山东大学宁继鸣博士着重探讨了语言成本收益的一些重要影响因子及其关系,认为语言成本与收益间有如下基本关系:政策决策与实施成本Cp、语言的学习成本Cs、语言学习的机会成本Co,个体所有语言的收益总和Rb、促进交流与贸易的收益Rt,语言代际收益Rg、语言民族文化收益Rc、语言心理收益Rm、语言政治收益Rp等等;总体研究证明,使用相近或相同的语言交流会拉近彼此的关系,提高工作效果。上述研究为使用“双语”开展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工作效果高度依赖语言交流的顺畅与深入程度,使用地区语言交流能获得更多的感情与信任回报。
以本文中提及的语言成本C与交际收益R进行关系考量不难发现,在时间一定的前提下,二者呈反比关系,即C=T/R。也就是说,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当交流时间一定时,语言成本越低,交际收益越高;语言成本越高,交际收益越低。而语言成本的高低又取决于语言应用能力,即语言交流能力越强,语言成本越低,语言沟通不畅则会提升交际成本,影响沟通的效果(收益)。因而从推进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和融洽发展,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的角度来看,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提高民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双语”应用能力
3.1 科学开展“民汉兼通”双语教师培训工作
(1)放慢速度,缩小规模,延长时间,调整结合。首先,校本培训不能操之过急,无论是对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水平的提高,还是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的提高,速度都很慢,应该选拔有一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的教师优先培训,并缩小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其次,延长培训时间,可以将培训计划时间延长至一年或更长时间,避免因时间短流于形式;第三,将双语教师培训与考核评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教师学习“双语”的积极性。
(2)从培训对象选择上下功夫,严把入口关。严格审查制度,首先杜绝汉语水平不达标的教师参加少数民族语言培训;其次,挑选适合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年轻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双语教师队伍建设速度与质量,避免培训资金浪费;第三,合理分配双语教师培训名额,重点向汉语水平较差的少数民族教师倾斜。
(3)调整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确保培训质量。适当增加听说、公文写作等实践课程;多采取听、说方法开展教学培训,避免过多的理论讲授;适当增加培训实习机会,让培训教师深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开展工作,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4)加强对双语培训教师的跟踪管理。建立双语教师培训监督与信息反馈机制,对培训完返回工作岗位的双语教师的“双语”使用情况予以跟踪考察,保证受训教师切实发挥“双语”作用,并将其实际工作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之中,对“双语”应用不力的教师予以通报批评,并安排重新培训学习。
3.2 选派优秀“双语”青年教师充实双语教师队伍
进一步拓宽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的入口渠道,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优先录用与聘请具有双语能力的汉族或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大学毕业生担任工作继续实施教育对口支援计划,充分调动大中城市毕业生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基层支教、锻炼,锻炼其“双语”能力,对实习支教完成、愿意回到学校工作的毕业生优先安排到高校从事辅导员工作。
3.3 设立专项资金,聘用优秀人员,解决双语教师缺乏问题
为解决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缺额问题,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因教师缺额受到影响,同时考虑到当前少数民族教师汉语基础差、培训无效果,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能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的实际情况,建议高校管理部门设立专项资金,从兄弟高校或基层中学选聘优秀双语教师,充实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含义
民族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就是指研究和记载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地理、教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文献。地方文献是某一个地方内容的记载和叙述,其内容丰富广泛,主要包括用汉字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献;用简易图形符号记载的口碑文献;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及电子版的民族文献。
二、民族地方文献开发的现状
民族地方文献作为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是祖国文化的宝贵遗产。1982年,文化部颁发了《关于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对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做了明确规定。随后,各个地区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先后被搜集起来,有力的推动了少数民族地方文献的发展。尽管少数民族地方文献已经被搜集起来,但是少数民族地方文献的利用效率还很低。从湖北潜江市图书馆藏民族地方文献的使用情况就可以看出来,2001年湖北潜江市图书馆藏民族地方文献共有2507 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地方文献。但是在利用上来看,为党政领导、文艺工作者提供反映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资源的专题论文、文艺作品集调查报告等203册次;为编纂潜江县杂志及各类专业杂志提供旧稿等各类民族地方文献资料96册次,为大专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有关民族地方文献125册次。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文献的使用率仅为3.4%。地方文献尽管被收集起来了,但这些文献却一直沉睡在图书馆中,其利用价值未得到合理的利用,失去了加强民族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因此,正确认识地方民族文献开发利用的现状,才能进一步探讨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措施。
三、民族地方文献开发的途径
(一)加大对民族地方文献的进一步搜集
首先对地方文献的收集必须深入民间,民间散落的大部分文献大都是没有被人发现且非出版的,这种文献资料和出版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开发价值。因此对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当地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不放过一本具有开发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采用复制、购买、借抄等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收集。
其次向专家学者、社会名流进行搜集。专家学者及一些社会名流一般都是社会文化中的精英,一般来讲这些人收藏的民族地方文献的相关资料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这也可作为一种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
(二)加强对地方民族文献的保护
民族地方文献是对特定民族地区的文化记载,收集民族地方文献就是为了开发和利用,在利用的过程中应注意对其的保护。为了民族文化的长期发展和传承,不能只顾眼前对文献资料的需求,而是要注重民族地方文献的永久保存和长期利用。因此在民族地方文献的利用过程中,应在保护中对此进行利用,这些我们花大力气和钱财从民间或其他地方收集来的地方文献,必须给予妥善保管。
(三)加快民族地方文献的数据库建设
收集地方民族文献,“藏”和“用”要同时进行,改变传统的坐读服务,可以采用上门服务的方式人,让民族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数据库是进行民族地方文献有效开发的重要基础,因此按照专题内容建设各地方民族文献资源库,便于横向关联实现垮裤的链接。文献库的设计应支持多种类型的检索和各种信息的功能,在数据库录入时应严格按照目录格式进行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