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大纲》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解释当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约克大学马塞罗•墨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即马克思写作于19世纪50年代、由一系列未发表的手稿构成的著述文献。1939-1941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经过编辑整理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为名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的《大纲》（Grundrisse，亦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从马克思写作《大纲》的时间，到《大纲》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开出版，中间间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时间了，而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纲》才真正开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语境中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可以说，马克思的《大纲》真正经历了一场“百年孤独”，但20世纪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关于《大纲》的国际学界探讨热潮，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场非常有倾向性的理论努力，那就是通过对《大纲》的文本解读，并立足于当代思考，力图呈现出“《大纲》中的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许就在于意大利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内格里所说的，在文本解读中回到马克思，同时又在当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马克思的理论努力。

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和研究者来说，我们都有必要了解与“马克思的《大纲》”有关的故事，以及关于“《大纲》中的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们有了详细了解这一故事的“路线图”了，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译著：《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以下简称《马克思的〈大纲〉》）。

《马克思的〈大纲〉》一书的编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学者马塞罗•墨斯托，其主要论文贡献者则囊括了当今活跃于国际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诸位名家。正如英国文化者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马赛罗主编的这本书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大纲》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而美国后现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认为该书勾画出了一幅理论的世界地图；同样来自英语世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评价说该书很好地体现了近20年来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大纲》的热烈讨论的最新成果。伴随着这场讨论热潮的是《大纲》的传播与接受的“全球化”进程。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数量最大的作品”，是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纲》全文本已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32个版本。不包括节选版本，它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

从整体内容框架来看，《马克思的〈大纲〉》将所收入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即学界对马克思《大纲》的考证性研究（参见该书第一部分）；《大纲》写作时马克思的生活与时代背景（参见该书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纲》在全球的传播与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其一，基本概念：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商品、生产、异化和劳动（以及劳动价值论）概念等；其二，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划分和关系问题、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演变问题等）、生态和人的解放问题，以及《大纲》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其三，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献学基础研究：《大纲》被发现的过程、其内部的编排体例和结构关系（如“资本章”和“货币章”的关系等）、《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大纲》写作时期马克思的传记研究（包括生平介绍、时代背景以及同时期“关于危机的笔记”和给《纽约论坛报》的文稿等）、《大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

从其主要学术观点贡献来看，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一部作品，特别“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大纲》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完全有理由将《大纲》视为处于“最丰硕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编者的马塞罗在该书中也是论文的作者之一，力图梳理马克思一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指出《大纲》“尽管没有完成，但它仍然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许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纪主流解释者所呈现的那个马克思”。英国学者卡弗则指出，《大纲》更像《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不是《资本论》第一卷，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随意可亲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则更讲究技巧。但是，将这种风格、语气和表述上的差别，与任何更为复杂和基础性的变化相联系，则是过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认为，只是在《大纲》中，历史才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开始真正被人们所认识。福斯特则说，《大纲》成为将马克思的总体分析统一起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仅从写作年代上处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之间，而且还构成了两者之间在概念上的桥梁。特别是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特点，这在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批判在《大纲》中表现得最为锋利、最为透彻。

基于上述学术贡献，马塞罗主编的《马克思的〈大纲〉》出版后得到了英语学界的好评。美国社会学会杂志主办的《当代社会学评论》认为，马塞罗在该书中致力于让来自全球的20位马克思思想研究专家给我们讲述了关于《大纲》的诸多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过去不知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线索。从而让我们开始逐渐了解了《大纲》的出版与传播对国际马克思学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所有严肃的马克思学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不仅是对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关于马克思《大纲》讨论热潮的继续，也因其所邀请作者的学术涵养和储备而为这场讨论注入了具有时代性的新鲜话语。《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刊登的约翰•霍夫曼的评论则指出，当今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使得马克思的《大纲》及其研究成果成为当下非常应时的理论贡献。而其中的主要根源正如该书序言的提供者霍布斯鲍姆所言，实乃因为马克思在《大纲》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至今仍然具有无法超越的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

篇(2)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施蒂纳与尼采

3．施蒂纳与阿多诺

4．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个性理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Marx Hagel's "absolute spirit"， Strauss's "entity"， Powell's "self consciousness"， Feuerbach's humanism theory， form rich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is the main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related to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the growth of talent.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should actively u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reform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S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民办高校发展迅速。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关系到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关系到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追溯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探究其个性理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发掘马克思个性理论对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指导意义，从而推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促进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

一、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及内涵

（一）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渊源

1.被黑格尔“绝对精神”吸引

马克思原先的哲学世界观基础是康德费希特哲学。他写了新的形而上学原则体系，但是却失败了。之后，马克思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这时接触到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特别是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把感性存在、即感觉当作真理的基础和标准，不懂得概念的体系，只知道认识过程是由感觉、表象和意见三阶段构成的。”[1]“伦理学是伊壁鸠鲁最好的部分”[2]。从而使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选择伊壁鸠鲁哲学进行研究。并且，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对个性进行了研究和描述。

2.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哲学的研究

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认为精神“实体”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评论：“贯穿在施特劳斯关于‘公社力量’和关于‘传说’的理论中的观点在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观念中有其抽象的表现，有其逻辑形而上学的象形文字。”[3]而鲍威尔认为“实体为自我牺牲了自己，并为自我所吸收”[4]，是依附于自我意识的。他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产物，而是他自己的自由的产物。”[5]“没有自爱就不能爱人类，没有自尊就不能尊重人类，没有实现个人自由的热情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的自由。”[6]鲍威尔认识并重视个体的主体性。马克思肯定个体的主体地位，但是他并没有像鲍威尔那样抽象地理解个体的个别性，认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7]可见，马克思把个体的个性定位于现实的感性的个性，有别于鲍威尔抽象的个性，这也为马克思之后对于个性的现实性、实践性特征研究奠定基础。

3.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理论的发展

费尔巴哈认为：“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不仅是狭义的形象，而且是诗的意义下的形象）――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8]他重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费尔巴哈用“类”来代表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9]他指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10]但是，在费尔巴哈的假设条件下，找不到真正社会历史中的人，看不到人的主体地位，也找不到人的个性，因此他以另一种形式把人抽象化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11]他发展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原则，同时摒弃了费尔巴哈对“类”的抽象理解，强调了人的个性的社会性，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12]

（二）马克思个性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因此，人的个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研究了人的个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过去封闭的、交往受阻碍的环境中，人的个性想要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会受到极大的阻力，而在现代开放的、互动的环境中，人的个性获得自由全面地发展具备了极大的可能。因此，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个性是否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取决于个体的个性之间是否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14]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5]可见，马克思强调通过社会交往互动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人的个性的现实性。

其次，马克思曾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6]“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7]人的个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压抑，而不是得到自由全面地发展。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18]因此，马克思认为人要实现自由全面地发展，就要确立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人的个性活动要得到肯定和尊重。

再有，在批判资产阶级个性学说基础上，从劳动实践角度探讨人的个性，强调劳动实践对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的人都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9]劳动是资产阶级觉得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但是，马克思认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0]“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1]人的劳动实践使人区别于动物，也奠定了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

二、马克思个性理论视野下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析

在对马克思个性理论渊源的探寻、理论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从而寻求提高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一）个性化教学

马克思认为人的个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个体所具有的个性，并且要尊重和彰显人的个性的主体性。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应关注现实，根据民办高校的自身特点进行个性化教学，从而确立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笔者曾对无锡一所民办高校的500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主题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的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进行分析，发现了民办高校大学生所具有的特点。“通过调查发现，在教学活动形式方面，51.28%的学生选择‘以行政班为单位进行学习实践’。”[22]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即使是合班授课，也应关注到教学主体――学生对于教学活动形式的期望，实现个性化教学。比如，在进行某些教学活动过程中，可以把合班上课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使学生在小组分工合作过程中可以积极实践自己所学的理论，不至于淹没于满堂灌的传统的教学活动中。学生通过完成自己在小组中的工作，与小组其他同学通力合作，最终完成教学活动任务，从而充分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主体地位。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实践小组活动，学生反映收获很多，也提高了教学实效性。其次，对于教学内容不能本本主义，也应充分联系现实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2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积极联系现实社会环境，关注社会时事热点。在授课过程中，通过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等等方式，使学生运用思想政治理论来分析现实社会中的事件，体现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增强教学效果。另外，在问卷调查中“问到‘您觉得思政课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您的能力？’时，很多学生回答：进行实践活动、情境模拟教学、案例分析、专题讨论、社会调查等等。”[24]因此，要创新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打破传统的满堂灌、教师把信息单一传授给学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以积极探索案例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等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学生积极地交流互动，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通过创设一些真实的情境，比如模拟招聘会、辩论赛、知识竞赛等等，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创新能力等等，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处事，也使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能力提高可以得到双丰收。通过在教学活动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实现个性化教学，体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个性的现实性和主体性，从而提高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二）实践教学

马克思认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5]因此，人的劳动实践是有计划的、能动的劳动实践，是不同于动物的。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地发展。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充分认识到劳动实践对于学生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以及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的积极作用，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比如校内的实践活动，可以联系教学内容，组织知识竞赛、辩论赛、表演道德小品、历史人物评价演讲、模拟招聘会等等。校外的实践活动，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革命教育基地等等。通过组织校内校外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地发展。在进行实践活动时，民办高校的辅导员、学工处、团委、宣传处应积极配合并提供协助，来共同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任务，从而构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稳定的立体教学结构体系。另外，现在一些民办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下，不断思考，积极探索。比如进行实践教学，有利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相联系，也有利于民办高校大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提高，确立民办高校大学生个性发展的主体地位，从而支持一些民办高校向应用型高校不断迈进。

（三）信息化教学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7]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关注现实环境、关注人与人交往过程的新特点。比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生已置身于信息化环境之中。信息化平台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因此，现在90后大学生，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广泛使用信息化软件。比如使用QQ、微信等新媒体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同时，大学生也利用信息化平台获取各方面资源，进行学习。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积极使用信息化平台中的资源，把信息化平台中的时事新闻、热点事件进行筛选，供学生进行阅读、学习和讨论，使理论与现实实践充分结合。其次，面对海量的信息，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民办高校大学生对于信息化平台的信息不能够正确甄别或是任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的话，就会影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不利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积极指导大学生筛选信息化平台中的有效信息。比如可以通过对信息化平台的事件进行专题讨论方法，帮助大学生有效甄别信息化平台中的信息。另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与学生进行交流。比如建立QQ群、微信群等等，与学生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地交流，打破传统信息交流只能在课堂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模式。同时，学生也可以在这些平台中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互动，实现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学习交流。再有，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比如进行慕课教学、微课教学，从而打破传统课堂时间与空间地束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和方式得到创新。学生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或手机媒体，浏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并且可以有选择性地学习，对于未理解的部分，可以在线反复观看，从而实现大学生自主学习，有利于确立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符合马克思所倡导的确立个性的主体性，也有利于增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从而占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平台新阵地。

三、结语

马克思个性理论在以人为本基础上，强调要充分联系现实社会、在劳动实践中确立人的个性的主体地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思考，积极运用马克思的个性理论，从而增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2-53.

[2]黑格尔.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4.

[4]兹维.罗森.王谨，等，译.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86.

[5]兹维.罗森.王谨等译.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96.

[6]兹维.罗森.王谨等译.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9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8.

[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3.

[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7.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0.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1.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2.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1.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22]骆静.基于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现状探析[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6（10）：35.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24]骆静.基于马克思个性理论的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现状探析[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6（10）：36.

[25]R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8.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作者简介：骆 静（1981-），女，江苏无锡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张 虹（1989-），女，江苏常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

篇(5)

【关键词】 西方 后

一、西方哲学演进的历史进程与代表人物

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演进的大致脉络是：它从对第二国际在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倾向的批判发端，从方法论角度强化了历史哲学的主体性逻辑，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基调，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思潮中达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哲学直接突显为人道主义的旗帜，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内部又孕育出拒绝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在这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它在早期强劲地保持了西方总体的人本主义倾向，而这种人本主义倾向的来源又是独特的，并且从40年代初对启蒙的批判开始，它演化出一条不同于早期西方的道路。”[1]具体来说，西方的历史演进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发端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主体性倾向，即注重人的意志和主体性。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

（二）深化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30-6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流派主要有三个：一是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萨特、梅洛-庞蒂、列裴伏尔；二是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弗洛姆、马尔库塞、赖希；三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施密特。马尔库塞、弗洛姆同时也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三）终结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内部冲突并纷纷转向，即在后现代的话语语境中思考和分析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实证主义流派的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结构主义流派的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另外在这一时期还要介绍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著作中的思想。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包括代表人物的归属阶段，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因此，我们对这种划分要弹性的给予理解，而不要绝对的去认识和把握。

二、西方之后的

西方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终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也已终结了，更不意味着的终结。其实，西方的这种终结只是“经典理论逻辑之终结”，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后现代的话语语境中感受到它的影响及其思想痕迹的存在。

国内学者对后概念界定的意见也不一致。在《西方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作者仰海峰是以“后”来表述或统称了西方之后的，并未具体划分和界定理论倾向。而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张一兵教授把西方之后的划分为三个思潮或流派，即后现代、后马克思思潮、晚期。他认为，后现代已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因为后现代否定一切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形式，其主导方面是借后现代主义思潮来重新构建后现代，如生态学的和女权主义的；后马克思思潮不赞成，但在另一方面，却承袭了的批判传统，实际上这一思潮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代表人物主要有早期的德鲁兹、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晚期的德里达以及齐泽克等人；晚期是西方的传承者，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的话语语境下讨论的新生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杰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科尔纳和波斯特等人。但有的学者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如陈学明教授在其《西方前沿问题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著作中，十分明确的把生态学的列入了西方的范畴之内，认为生态学的不是西方之后的，而其本身就是西方理论。王雨辰教授在其著作《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用“国外”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哲学的理论流派。

可见，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对西方之后的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分歧的。但在国内有一点大家还是形成了共识，即认为人们已实现了从西方研究到西方之后的研究的转换。国内这种研究视域转换的标志就是“国外研究”二级学科的确立。

“国外研究”二级学科的确立，意味着这是我们对西方研究的继续和深入。特别是从国外研究理论基础层面考虑的话，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可能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对西方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沉淀出更多的理论成果，进而为我们的事业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篇(6)

关键词：封建制度经济文化

一、万历执政期间中国社会的特点

众所周知，万历皇帝最擅长的就是罢朝，最长一次竟长达28年，他不仅仅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罢朝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的罢朝其实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关于这一点，黄仁宇先生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中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同时由于万历皇帝的长时间罢朝，官员的选拔也逐渐出现了问题，明朝大部分官员的选拔都是由吏部向皇帝举荐，以书面的形式呈上，然后由皇帝亲自圈阅。万历皇帝不处理吏部的事务，官员的选拔问题长时间被搁置，由于官员的新城代谢，老官员生老病死、告老还乡，而新官员没有补充，所以造成了官员数量急剧减少的现象。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五十余人，而都察院的名额，应该是一百余人。可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六部给事中只有四个人，而且其中五个部没有都给事中，连个管事的都没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五个人。而当时的六部，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在勉强维持着。可以说当时的官僚系统处于部分瘫痪中。

万历执政年间的特点就是皇帝罢朝，不处理事务，而官员们苦命维持着政务系统的正常运行。明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最大的特点就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意识在社会中占领完全的主导地位，所以说皇帝的意愿就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但是难免总会出现几个异端分子，宣扬某些“人权”，“民主国家”的思想，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监狱、警察、军队等暴力机构就出现了，监督百姓的一举一动。而在明朝，锦衣卫、东厂、西厂这种特务机构更是了得，其效率之高、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但是到了万历年间，正如前文所说，官僚系统处于部分瘫痪中，所以政府对民间的检查、监管力度大大降低；而万历皇帝长时间罢朝不参与政治，这样就没有了皇帝的意愿，国家意识也就大大减弱。而国家意识与人民意识是彼消此长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人民意识的力量空前提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中的巅峰。

如果说明朝的经济在中国封建历史上能排第几位，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第二位，第一位是北宋。明朝在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大力改革下，经济快速增长，在万历年间更是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万历盛时”的繁华景象。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其经济力量强于英国。而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且拥有了比较强大的力量，为不久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我们知道，当一种社会制度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就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地，就会阻碍社会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已经阻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当时明朝的经济强于英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封建制度更加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之所以中国没有爆发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第二，国家暴力机器过于强大。所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是处在被抑制的状态中。而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罢朝导致了政府的监管力度减弱，使处于被抑制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的春天，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二、万历年间的中国经济

在宋朝以前，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到了北宋中期以后，中华民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在北宋的中期，中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就已经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两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第二，国家暴力机器过于强大，所以人民没有能力使社会制度转型。而很不幸的，从北宋一直到清朝，中国的统治者们依旧对社会制度转型没有兴趣。而我前文说过，封建制度已经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阻碍竟然长达八百多年。所以这八百年间，中华民族几乎是处于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状况。北宋之前，之所以中国民族能快速发展，是因为封建制度在当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而英国人是幸运，资本主义一出现，社会制度就能立即转型，社会一直向前发展。

众所周知，清朝的皇帝比明朝的皇帝勤政，而明朝的皇帝大部分都是整日花天酒地，不顾百姓死活，那么为什么清朝一直都比明朝落后呢？在中国百姓的眼中，只有勤政的皇帝才是好皇帝。但是正如马克思思想所说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时效性。正如前文所说，中国人从宋朝开始就一直在用封建制度来治理一个本该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说白了，中国一直在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发展着，我们一直在做错事。清朝的皇帝勤政，所以做的错事就越多；而明朝的皇帝待政，所以做的错事就少。而到了万历皇帝，正因为他无限期的待政，所以说他几乎就没有做过错事，因此中国社会经济就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三、万历年间的中国文化

万历年间不单单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同样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张。因为没有了政府的监管，所以百姓的言论自由也空前高涨，只要是人名大众喜欢的、有市场前景的就可以出版，根本就不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核。各种文化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拔出地面，可谓是“百家争鸣”

在思想方面出现了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他对男尊女卑、社会腐败、假道学等都大加批判，可见当时古人的思想的深度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审视程度不逊当今。李时珍的著名著作《本草纲目》也是出版于万历年间，由于它的科学性，系统性，科学性流传至今，为现代医学所认可采用，可见当时中医药学原理、实践之发达程度了。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当时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加上宋长庚自己的组织生产经验和科学见解，是我国第一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大百科全书。此书传到日本后，送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0-1616）创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观和强烈的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汤显祖被称为当“东方的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