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篇(2)

[关键词]世博会;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

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不少研究。富莱希尼建立了俱乐部模型,指出每个俱乐部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类型与规模等进行了分析。[2]彭际作把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并对其空间结构的阶段性表现进行了总结。[3]李瑞林等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4]从历届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来看,世博会带动了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经济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会形成了著名的“关西经济带”、2000年德国世博会造就了汉诺威国际会展业的龙头城市。

长三角是由沪、苏、浙16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复合型区域,世博会对长三角会展、旅游、环境、就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将产生直接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障碍。长三角这一复合型行政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生产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间的规划缺乏统筹衔接。[5]区域内各城市招商引资呈“倾斜式”竞争态势,相继以过度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区域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使得区域内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此外,长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统筹规划、有效衔接,造成许多基础设施(主要为港口和机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区域经济发展中尽管存在诸多障碍,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为推动和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在2006年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七次会议上,16个成员城市以“研究区域发展规划,提升长三角国际竞争力”为主题,研究区域合作大计。2007年的第八次会议上又提出“调动长三角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世博会紧密互动”的主题,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以从一般的产业项目协作向资本融合方向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合作向科研开发合作方向过渡,从工业领域为主向金融、房地产、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在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等六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上,2007年又拓宽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环保与世博会成为了合作的新项目。区域经济合作重点也在不断深化中。在世博会举办这段时期,区域合作重点转到了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已经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区域内服务业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在不断扩展。

本文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该地区城市间合作现状,以合作博弈的视角对2010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路展开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仍面临一定障碍,但合作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10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竞争、合作的重要契机。

(一)世博会与城市群的相关性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见表1)中,我们看到举办城市往往是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腹地区域作支撑。这是因为:

一方面,世博会的举办需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这要求举办地有一定经济实力以保证一届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美国的纽约、芝加哥、费城,欧洲的巴黎、汉诺威、伦敦,日本的大阪,都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是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源地和经济中心,这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举办世博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使得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一系列局部多赢合作,推动区域内部从浅度合作进入深度合作,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壮大。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促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一个全新的“世博经济圈”,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最终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机。当前,区划经济成为长三角各地区间深化协作的重要障碍。而世博会的举办将利于长三角各地区打破区划阻碍,加强协作实现共赢。世博会的溢出效应首先辐射到长三角都市圈各城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使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跨地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区经济的封闭性逐渐减弱,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与整合,促成以资源有效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当前的产业同构现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区域内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整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双方能否达成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两个重点:一是联盟是怎样形成,二是联盟中的成员如何分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据长三角城市等级体系,可将长三角城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第二层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层次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

设每个城市所在的层次为一个代表性成员来参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则该博弈可看作是由三个成员参加的博弈。其中每个成员作为一个局中人都需要考虑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局中人进行合作的问题。因此,对每个局中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选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而是与哪些局中人结成联盟以实现协调行动。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为有3个局中人参加的合作博弈;S1,S2,S3为各个局中人的策略空间;b1,b2,b3为联盟所达成的协议;vi为第i个局中人的特征函数(即得益函数),v(S)可以解释为联盟中当成员合作时所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数具有可超加性,对任意两个独立联盟S与T(即S∩T=),有V(S∪T)v(S)+v(T)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为:在合作博弈中对三个局中人而言,存在一个向量X=(x1,x2,x3),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从联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额,v(n)表示3个局中人的总和收益。v(i)表示单个局中人的收益。条件(1)说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总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总和收益。条件(2)说明从联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单个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联盟来说,整体收益大于其单个局中人单独博弈时的收益之和;二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获得比不加盟时更多的收益。也即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条件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一体化合作发展。

我们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义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联盟中所含局中人的个数。进一步可知,长三角区域对参与合作博弈的成员按其收益贡献率来分配收益,这一合作博弈具有稳定性。

(三)合作博弈与世博会

我们还可通过纳什均衡理论进一步分析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影响,从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设甲、乙为参加长三角区域合作博弈的两个局中人,他们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竞争和合作。如图1、2双向量矩阵所示:

其中,图1表示未受世博会影响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图2表示世博会影响下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设b>c,e>f,且a,b,c,e,f,g均>0。

图1,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得到0的预期收益,选择合作将遭受a的预期损失。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竞争。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竞争,竞争)纳什均衡解。这也是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的原因。

图2,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遭受e的预期损失,选择合作将遭受f的预期损失。由于e>f,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合作。

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纳什均衡解。这一结论成为破解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对策思路。

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层面的合作

为改变区域内各自为政的现象,长三角区域各地方政府应以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合作磋商,突破区域间的障碍。紧密结合世博会的筹办展开沟通与合作,充分重视与世博会相关的协调机构的作用,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与世博会举办有关的跨行政区的各项工作,建立区域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管理服务,以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共同推动世博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考虑设立长三角区域共同发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长三角区域还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依靠各种经济手段,优化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6]

(二)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

长三角各地区应以世博会为契机,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建立共同市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6]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经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圈的整体协调发展需要经济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在城市互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打破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的现状,积极实现人才、能源、资金等的顺利流通。打破市场的地区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护,让产品、服务在各个市场上公平、平等竞争,真正实现消费者导向,而不是政府导向的市场需求,积极实现市场的一体化,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活力。[7]长三角各地区应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的障碍,进一步改善区域内商贸流通体系,从而促进长三角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8]同时可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组合,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以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各层级城市功能转型

长三角各地区不应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盘”上,应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以世博会为契机,积极培育整个区域的优势产业,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特色产业。区域内应积极主动地分工,减少、避免产业的同质和同构。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市场的范围大大扩张,服务业尤其以商业、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将会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分工。上海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长三角各地区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将核心城市上海对外开放的核心转移到通过开放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上,在提升制造业技术档次的同时,提升服务业的绩效,促进上海进而带动二级城市功能的转型,最终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发展。

(四)发挥辐射作用,整合资源,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长三角作为全国发挥重要辐射作用的地区,区内各城市应融入地区整体发展大局中,依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产业结构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对科技资源的隔阂,整合区内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的科技资源,建立起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长三角的主导产业。推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科研机构与企业联系的信息网络、交易和协作网络。应加快区域信息网络化体系建设,注重区域内部信息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推动信息要素交流,在区域内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进地区整体效益的提高。

上海与二级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资源。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主导产业必须实现与首位城市的错位发展。长三角各地区要凭借“错位战略”的创造性发展思路,根据各自现有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及产业发展的不同层次,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努力重点和方向也应有所差别。各城市在建设各自主导产业聚集区中,应寻找“比较优势”,重点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各具特色、错位竞争的主导产业分工格局。

(五)上海应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区域内各城市要加强合作,举办有区域特色的展览会,与世博会产生协同效应,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根据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各大都市圈都有一个地位相当重要的中心城市,这个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并且,中心城市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作用无可替代。在我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中,也应参照发达国家大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各地在产业发展上应根据自己的优、劣势,以世博会为契机,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觉选择各自的特色产业,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务业主导、周边城市制造业主导的局面。上海应着力吸引高级产业,这样才能在产业体系的各种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成为新型产业的策源地。

二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其他二级城市之间要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避免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老路子。从今后发展看,区内二级城市应努力承担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功能,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现代生产业和技术创新中心。二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增强第一、第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发展目标是:顺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方向,以服务本地化和特色化为导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现代服务体系、产业市场服务体系,增强城市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强城市活力,以符合区内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趋势。[9]

世博会影响下长三角各城市间采取合作策略,对各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世博会将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过分强调行政区划、恶性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世博会举办所产生的同城效应,突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调,从而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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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家冬等.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古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J].地理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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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

[5]陈升.上海世博会: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擎[J].中国审计,2004,(12).

[6]陈信康.上海世博经济研究专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7]谷永芬,宋胜洲等.大都市圈生产业——以长三角为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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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中国在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动力，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也为 中国经济 持续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强劲的增长，其驱动力总体而言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2.生产率的提高和 人力 资本的投资所带来的内生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投资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知识增长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中国所拥有低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 管理 经验的引入又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3.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也从制度上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种非公有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截至到2005年底，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5％，大大超过国有经济，中国商务部预计，到2010年，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有望达到75%， 世界上主要的 跨国公司 都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上述因素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仍将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吸引力，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的良性循环来完成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 政治 体制也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二、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普遍被称为是正在崛起的地区经济大国，构成了对东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为东亚地区经济总体增长奠定了基础。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继续成为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创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与合作，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2002年中国启动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倡议以来，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就发生了新的飞跃。中国的行动促使日本、韩国也不断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随后，日本就于2003年底与东盟发表了旨在加强经济、 政治 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如此之迅速，显然也是自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为了不落后与中国与日本的步伐，韩国也加快了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可见，在中国的推动下，东亚合作机制中的3个“10＋1”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10＋3”的合作进程也不断得到推进，东亚合作呈显出一片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伴随着与东亚其他经济体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东亚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和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6年中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额达到5024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2．5％。截至到2004年底，仅香港、日本、 台湾 、8新加坡和韩国5个东亚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达到67％。2005年，东亚10个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资实际使用金额的58.6％。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和加快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周边 环境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希望得到东亚周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多的支持与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要成为地区经济强国,乃至世界经济强国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而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是为了营造中国经济崛起所需要的周边环境。

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参加到东亚崛起的进程中来，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2][3]陆建人: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国家经济的积极影响.亚非纵横[J].2007年第1期

[4]马修·萨恩 弗雷德·盖尔:中国:快速增长研究，ers.usd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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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欧盟 经济一体化 欧洲模式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历史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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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1]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2]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3]（P408）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4]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5]（P10-11）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6]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7]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8]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9]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10]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11]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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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1、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2、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下的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3、我国公共支出的管理研究；4、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投资等问题研究；5、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6、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7、我国消费问题研究；8、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政策困境分析；9、中国失业问题研究；10、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与建设社会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

1、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

2、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下的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

3、我国公共支出的管理研究

4、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投资等问题研究

5、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

6、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7、我国消费问题研究

8、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政策困境分析

9、中国失业问题研究

10、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11、结构性失业与再就业工程

1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对就业的影响

13、加入WTO与我国经济安全问题

14、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分析

15、试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16、论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17、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员腐败的经济分析

18、论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与特点

19、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发展

20、转型经济的绩效、成因及展望

21、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2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与发展中国家道路的选择

23、政府行为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

24、对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成因的辩证分析

25、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

26、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目标与模式选择

27、××区域支柱产业的选择分析

28、资源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29、××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研究

30、××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

3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32、基础设施投资与×地城市化进程的关系研究

33、某某（省、市）××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的对策研究

34、关于某某（省、市）××区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35、某某（省、市）××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途径探讨

36、新经济形式下传统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

37、××省市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38、××省市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的关系研究

39、××省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40、××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变迁分析

41、××省市教育不平衡与经济发展分析

43、××省市二元经济结构分析

47、××省经济活力研究

48、××省的经济文化研究

50、××省市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51、××省市欠发达区域的梯度定位和发展途径

52、××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定位研究

53、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制度环境构建

54、基础设施领域的民营化问题

55、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融资问题

56、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问题

57、城市化与二、三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

58、从电力短缺看基础性产业场化改革

59、从电力短缺看基础性产业超前建设的必要性

60、国家垄断行业改革的难点与途径

61、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

62、医疗服务市场化与医疗体制改革

63、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问题研究

64、城市水资源高效利用问题研究

××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65、××某某特色产业发展的思考

66、××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67、某某（省、市）××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68、××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

××市旅游业竞争力的理论研究

××市旅游业竞争力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及其内在的作用机理研究××市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和综合分析模型研究

××市旅游业竞争力优劣势分析××市旅游业竞争力发展对策研究

69、非传统旅游资源与××市旅游产业增长

××市非传统旅游资源发育现状研究

××市旅游业与非传统旅游资源产业的关联度研究

非传统旅游资源发育的城际比较研究

70、论城市垃圾产业市场化与管制体制改革

71、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研究

72、农业生产结构调查与农村流通服务体系的完善

73、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74、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研究

75、竞争与管制：我国医疗行业改革中政府的作用

76、××市零售业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77、××市房地产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78、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

79、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80、我国消费结构问题研究

81、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的界定及调节

82、对可持续性消费的研究

83、休闲消费问题研究

84、扩大农民消费的对策

85、和谐社会条件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观点的演进过程理论研究

和谐社会下企业承担多元社会责任必然性分析

现阶段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问题以及存在的负面影响的研究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困境解析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限度的建模实证分析

借鉴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分析

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监督以及强化机制研究

86、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

改革国有企业的思路比较

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难点及对策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

对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原因与对策的探讨

国有企业建立技术创新机制的思路与对策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契约关系分析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及体制研究

87、公司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

88、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89、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90、企业成长与企业战略选择

91、企业家成长机制研究

92、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

93、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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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一体化 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新区域主义理论

一，序言

经济学是一门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资源达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学科。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为了使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行为达到消除贸易壁垒，消除隔阂，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各种生产要素最为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整个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层面上说，全球一体化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进程一定会顺利和通畅，可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进程无比艰辛，我想用“艰辛”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吧。回首关贸总协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关旨在消除所有壁垒的GATT多次谈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图回合的挫折，人们不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美好”的进程却在现实过程中屡屡受挫？仔细的审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大力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谓的经济强国，我们将其称为核心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在不时的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谏言谏策”，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大的阻力，他们阻碍着一体化的进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在向世界推销他们的商品，而且还在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规则，这些规则表现出来就是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些规则潜移默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使之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盛筵”来临之前所要支付的一点点“小费”。他们一边大肆宣扬自由化的好处，要求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推进自由贸易；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碍一体化的进程，例如在欧美日等发呆国家在农产品方面，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方面处处设限，实施歧视性的措施和报复政策，这些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不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表现。

正当全球一体化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趋势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兴起了。正如之前我们所学的，区域一体化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在二战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个。当1957年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时，美国绝对没有想到其能发展到当前这个基本包括除俄罗斯之外整个欧洲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成功的示范效应更是使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交通论文当前随着欧盟的发展壮大，美国这个经济霸主也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与其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实都能看出美国的这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出于对抗日益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在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经济同盟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抵挡欧盟的竞争，这时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更大意义上是出于经济上制衡欧盟的经济力量。一个是欧盟——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针对彼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意味尤为强烈。

在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理上的重要之处，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太地区位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点。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经济的快速腾飞，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后更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世界都将其注意力放到了东亚地区，在存在之前的竞争的情况下，整个东亚都成为世界经济博弈的焦点。该结论最有力的论据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实并不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更大程度上说是美国挟东亚诸国仅以制衡欧盟的一个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毫无实质作用的论坛。对应而言，亚欧峰会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性（大国，经济实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们极有可能不得不会面临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强有力的竞争。对此，面对像美国和欧盟这样的态势，以及未来势必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我们势必要做出应对——毋庸置疑，积极地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但是选择我们的伙伴一定要从多方面来考虑，经过我们的从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势在必行。

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在动因

我们知道，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是建立在瓦格尔（1950）提出的关税理论和罗宾逊（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上，进而分析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得出规模经济，认为同盟越大，关税同盟越有条件改善他们的贸易条件，同盟后，盟内国家福利将会得到改善；后来又加入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进行补充，最后得出了区域一体化的5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可是当时间的车轮走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传统理论已无法解释当前的贸易经济一体化，例如无法解释欧共体成立后相似产品的贸易量大幅增加，这就使得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新的思路，着眼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竞争及激励积极地市场细分来解释这类现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则出现在这时，主要有新经济地理学（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区域主义理论。下面就分别从中国与东盟国家两方运用修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对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1，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虽然我国的贸易条件较之以前已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我国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作为后盾，由于之前关税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优势产品的出口一直在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国和东盟的贸易量一直上不来。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ASEAN）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而按照预计，届时，按贸易量计算，中国——东盟自由区将会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覆盖约17亿人，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约2万亿美元。这不仅是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活动之一。

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经较为熟悉的传统贸易理论，我们更加侧重于从非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首先，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我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对于外界来说是一个“信号”，这种“信号”表明我国主动愿意打破贸易壁垒，开放市场，进而面向全世界，这种“信号”，对于消除所谓的“中国”句用极大的说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国锁定国内改革的决心。其次，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国家与我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出现经济一体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该效应是指，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出现会促使下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发生。这是由于贸易集团越大，他就给与属于其外围国家带来的成本就越高，而且当多边进程缺少动力的时候，多米诺式区域化就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再次，这次一体化可以增强我国对外尤其是与欧洲和美国的谈判实力，由于本区域内实行统一的关税与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必须要承担更多的不合作风险，从而实现了本地区整个的福利利益，获得主导权。

2，从东盟的角度来看

从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由于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消除关税与壁垒之后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随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的对东盟诸国的开放，这种由于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给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进而促进贸易量的增强。按照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在竞争的基础上达到产业的重组和规模经济，进而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异化商品；此外还存在较大的投资创造效应，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诸如劳动力，资本），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这一点还为进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否认FDI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非传统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东盟的角度出发，有了中国这个地区性的大国，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保险效应，这种保险效应有其在爆发贸易战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个CGE模型进而提出的结论，对于贸易战所能带来的福利损失，大的经济体损失会较小，甚至会获益，而其他国家则会遭受严重损失。加入贸易集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根本解决方式，而且与在贸易战危险增加的时候，加入贸易集团的动力也就越强。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呢？我认为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首先，与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众所周知，中国这个经济逐渐起步，人均GDP刚过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其无比巨大的消费实力使得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想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与日韩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说，我国与东盟基本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其交易成本势必要比日本与韩国地许多。其次从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国与东盟天然接壤，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是一脉相承，华人更是在整个东盟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相比日韩就更具有亲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加使东盟诸国感到中国比日韩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区域一体化当中的区域跨度应该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两种不同地理特点的国家间的，这样产业的互补性也就越强，而大陆中国和正好与海洋东盟是这种关系，在此情况下，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就成为东盟自身的必然选择。为了追逐广阔的中国市场，为了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三，结论

总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是大势趋。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复杂，我们既不能惧怕竞争，也不能拒绝合作，中国一定要主动加入到区域一体化地浪潮中来，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分析理论综述 李欣红 经济研究 2007年3月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亚元 周和平2002年

[3]新型工业化之路——我国加工贸易的基础，模式与利益分配研究 王怀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年3月

[4]中国——东盟自由区研究 霍伟东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