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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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曾研究过的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

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超级秘书网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权作引玉之砖。

参考文献：

[1]洛阳区考古队．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吴荣曾．五铢钱与墓葬断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齐东方．隋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胡庆生．贺州市博物馆利用钱币进行考古断代的两例报告[J]．广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篇(2)

关键词：秦汉墓；断代分期；研究综述

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综合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墓葬分类、分期断代、丧葬习俗这几方面，分期断代更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宋治民、郑君雷、王力军、雷兴军、蒋晓春、杨金东等人均对某个墓地或某一区域墓地进行了综合分期研究，其中蒋晓春的《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资料最丰富，研究相对较全面。

1 区域概念问题

首先关于三峡地区的概念问题。重庆――湖北这一区域，学界有”三峡地区”、”峡江地区”、“三峡库区”这几个称呼。其中“三峡”名称出现较早，晋代已普遍应用，目前学界大多采用这一称呼指东起湖北宜昌，西迄重庆，长约650度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带。

“峡江地区”这一概念使用者相对较少，且不同学者看法各异。孙华先生在《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中对该区域有界定：“峡江地区系指四川盆地东部西陵峡以西、重庆以东的沿长江地区”。之后于孟州、索德浩[1]等人沿用孙华先生观点。 “三峡库区”这一概念极具时代性，来源于三峡水利工程。指的是西起江津白沙镇，东到三峡大坝坝址――宜昌三斗坪这一长达700余公里，水面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和周边地区。[2]其所指范围小于“三峡地区”，并且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因此这一概念很少有人采用。

2 分期断代研究

目前关于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主要依托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典型随葬品形制分析。涉及三峡地区分期断代的综合性研究较多，如郑君雷的《峡江地区西汉墓研究的若干线索》[3]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方面对峡江地区西汉墓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进而探讨其分期问题；何志国等人的《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4]涉及到丰都、涪陵、重庆市区等地的土坑木椁墓，对其分期、器形演变、墓葬分类和特点等进行了研究；艾露露在《重庆地区汉代墓葬初步研究》[5]一文中，在分析重庆地区汉墓的形制与器物演变基础上，将其分为八期四段进行研究；杨金|在《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6]中，分析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将其分为八期，并探讨各期文化内涵及文化因素演变过程。下文将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两方面进行综述。

1.墓葬形制

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坑墓、砖室墓、崖墓上，石室墓、瓮棺葬、土洞墓、悬棺葬、崖葬等关注较少。

土坑墓目前多见以有无墓道分型，然后根据墓室长宽比分式，也有人分型后依平面形制、单人或多人葬分亚型、式。三峡地区秦汉墓葬内的尸骨保存并不完好，因此相较后者，依墓室长宽比分式更契合三峡地区墓葬的实际情况。

根据目前的研究，土坑墓可分为A、B两型，再依据墓葬平面规格，可分为三亚型。

砖室墓均依照墓室多寡分类，即单室墓与多室墓。现在看来，这种分类方法应有所修正。分类之后再依墓葬平面形制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单单依据平面形制分成“刀”、“凸”、长方形已远远不能描述清楚现今种类繁多的砖室墓，应将有无附属设施等情况也一并考虑进去，可能更好梳理越来越多的砖室墓材料。

三峡地区崖墓极少做单独研究，多是纳入四川崖墓通讲。至于瓮棺葬、崖葬等墓葬，由于目前发现资料较少，难以进行类型学综合研究，只能在发掘整理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料，待有条件了在进行探讨。

2.随葬器物

关于器物类型学研究，乍看方法各异，实际如出一辙。即根据典型器物整体器形差异进行分型研究，各型器物又依演变规律的不同做了具体分式。通过比较后认为，各式的变化代表了各型器物从早到晚的时代差异。而其他未做类型学分析的随葬器物可根据共存关系找到其演变序列，从而确定时代差异，进行时代定位。

由于三峡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在随葬物品综合研究中，往往会根据文化因素将随葬品分为若干组。目前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即秦、楚等战国晚期列国文化因素，包括圜底内凹罐、立领罐、双系罐和铜鼎、蒜头壶；第二组为巴蜀文化因素，包括陶圜底罐、釜和铜鍪、釜甑、柳叶形剑、钺、双耳矛、印；第三组指中原文化因素，包括陶平底罐、敛口罐、仓和铜镜、洗、钱币等。其中，各组文化因素器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减表明了不同时代。

3.分期断代

墓葬断代方法较多，可根据其在发掘时叠压打破关系判断相对年代；或依据墓中明确纪年材料断代；或依照随葬品组合关系和墓葬形制的变化判断相对年代关系。通过上文提及诸多前人的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断代并不成问题，难的是分期，绝大部分靠随葬品组合和墓葬形制变化来划分，而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不一样。而前人对三峡地区秦汉墓的分期看法不一，有十段八期、八段四期等说法，结合秦汉历史背景和三峡地区实际情况，个人认为可分为七段四期。

第一期以土坑墓为主，随葬品中陶器有鼎、盒、钫、釜、豆和少量钵；铜器有鼎、钟、洗、矛、釜甑、素面镜和极少量半两钱。时代大致是战国末――西汉初。

第二期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基本组合同第一期相差无几，个别随葬品的类型增多，如陶鼎、圜底罐、釜等器物类型增多。随葬器物形制与第一期联系紧密，，有着明显的演变关系。根据铜镜及墓葬中出土文帝半两而不见五铢等，推断年代约在西汉早期。

第三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均为土坑墓。陶器上和第二期差别较大，豆、釜数量减少，平底罐、盆、仓、灶较常见，井、甑数量较少。铜器中不见剑、矛、钺等器物，新出现耳杯。钱币多见五铢，半两较少。第二段楚土坑墓外，新出现砖室墓。随葬品器物和第一段基本雷同，五铢钱大量出现，几不见半两。第三段土坑墓逐渐减少，砖室墓比重上升。陶俑种类丰富，釉陶器开始出现，数量较少。结合钱币与铜镜推断，第一段年代在西汉中期，大致相当于武帝后期及昭、宣时期；第二段约在西汉中期至新莽，第三段新莽至东汉初年。综上，第三段年代为西汉中期――东汉初。

第四期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土坑墓锐减，砖室墓盛行，崖墓开始出现，数量极。第二段以砖石墓为主，崖墓数量仍较少，不见土坑墓。随葬器类和第一段较接近，陶俑和釉陶器有所变化。新出现釉陶仓、俑等。结合纪年材料和钱币情况，可推断第一段约为东汉前期，第二段为东汉中晚期。综上，第四期年代为东汉前期至晚期。

三峡地区秦汉墓断代主要依靠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的形制及随葬器物判定，这中间可能隐藏一个问题。考古学文化具有滞后性，且三峡位于帝国边疆地区，在开发成熟的东汉之前，三峡地区是否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的发展节奏？如果我们贸然将同时期中原地区断代标准直接套到三峡地区，这是否会导致目前三峡地区秦――西汉时期墓葬断代普遍偏早？

参考文献

[1]于孟州在《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认为在考古学上指“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地区”。索德浩在《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将峡江地区范围限在西陵峡以、重庆以东地区。

[2]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第2页。

[3]郑君雷：《峡江地区西汉墓葬研究的若干线索》，《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市文物局等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214页。

[4]何志国、李国清：《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5]艾露露：《重庆地区汉代墓葬初步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6]杨金东：《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篇(3)

1研究的意义

1.1可以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中学历史课外教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受课堂教学的限制，又适合中学生的特点和要求，更能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历史学习活动，如千方百计阅读历史课外书籍，收集和研究其感兴趣的历史实物。课内外相促进，历史教学工作就会大有起色。

1.2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形式多样、灵活多变、限制较少的中学历史课外教学活动以整个社会作为课堂，以生活为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涉及的知识面广、新、活。中学历史课外教学以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为学习内容，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学习、探索。同时，它与时俱进，史学界有什么最新的研究信息，有什么争论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课外教学来传授给学生，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形式进行创造性活动。

1.3可以培养学生的历史综合学习与应用能力：历史课堂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但课外活动在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也能启发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培养学生的历史综合学习与应用能力。

1.4可以使思想教育变得更加丰富生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应贯串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历史课外教学，面向整个社会、面向生活，使各项活动更为直观，学生所教育更为深刻。用历史课外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生动性和感染力。

1.5可以发挥学生的特长：开展历史课外教学活动，可以让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聪明才智的课外活动，借助于课外活动环境和动力，容易使学生的特长得到发挥。通过课外活动，教师能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爱好、优缺点，按照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发挥其特长，促进学生历史学习的可持续性发展。

2中学历史课外活动的有效教学途径

2.1历史课外学习性活动

2.1.1历史课外阅读：教师要引导学生多读历史课外读物，拓展历史学习的知识面，做好阅读书目的推荐工作，并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如（1）快速阅读，了解基本历史读物的全貌，以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精读。（2）理解性阅读，为解决具体问题，对历史读物的篇、章、字、句、内部结构、作者观点等有关资料，细细地研读以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鉴别能力。（3）评价性阅读，对历史读物中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判断和向他人介绍读物，以理解性阅读为前提条件。进行评价性阅读必须对读物的观点和材料进行剖析，并作出判断和评价。（4）消遣性阅读，目的不固定的阅读。可为了好奇，可为了大概知晓其中的知识趣闻，也可为休息和娱乐。（5）创造性阅读，为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准备，一般运用于撰写历史论文和研究报告，是一种高级的阅读方法。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阅读的目的，进行变通指导。

2.1.2开展历史专题讲座、历史报告会和历史选修课：历史专题讲座、历史报告会和历史选修课等活动，不受课程标准和教材的限制，以丰富的信息、深入的探讨、精辟的见解开拓学生的视野，通过讲座、报告和上课来传授比较专门的知识，同时也教会学生如何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历史，培养创造性人才。

2.2历史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到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去参观、访查，使学生受到生动具体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效果十分显著，为师生所喜爱，也是开展历史课外活动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2.2.1参观：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物等，能使学生增长知识受到教育，还能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鉴赏水平。如带学生参观盐业博物馆，学生从中对先辈的业绩产生敬意，激发了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使学生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用历史课外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生动性和感染力。

2.2.2访问：对历史人物的后代、革命老人和历史学家等进行拜访和求教，目的是请他们对已逝去的历史进行回忆，以达到印证史实、接受教育的目的。

2.2.3考察：一般没有现存的结论，主要通过学生自己的观察和分析，甚至要亲自动手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果，实践的意义更大。例如带学生参观上海知青博物馆，了解中国特定时期的人口迁徙的背景以及对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讲解，观看实物，并结合当时时代背景进行研究，可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由以及这场运动对那一代人命运以及国家命运的影响。

2.3历史课外创造性活动：可指导学生举办历史展览会，编撰历史小报，撰写历史论文，制作历史教具，进行社会调查等等。开展活动时，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引导学生将创造意图转化为物质形式。在发展学生智力方面要加强发散性思维的训练，如指导学生一题多问多解，一事多做多写，使学生养成多方面、多角度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还要培养学生热情、坚毅、积极进取的良好品质。同时运用适当的激励手段，推动学生不断进行创造性的实践。

如学生举办自己的古钱币展览，要阅读许多有关古钱币的书籍，可促进自主阅读学习能力；收集古钱币，锻炼了社交与沟通能力；鉴别古钱币，锻炼了观察分析能力；简要介绍古钱币，锻炼学生的口笔头表达能力；仿制古钱币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

2.4历史课外娱乐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进行，学生从中得到了快乐又学到了历史知识，同时还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才能。

2.4.1观看历史影视戏剧：历史影视剧作为一门视听艺术，能使历史事实生动逼真地反映出来，具有很强的直观性。组织学生观看历史影视戏剧是历史课外活动的重要的内容。为增强活动效果，教师在组织学生观看时，要介绍有关影视戏剧中的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时间、地点、经过和结局，历史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生平、业绩、评价等，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历史相关背景知识，便于观看时获得更多最佳的历史知识。看后要注意总结和提高，引导学生辨别艺术和历史的不同，以免产生误解。

2.4.2历史知识竞赛：以历史知识为竞赛内容，分课堂历史知识竞赛、课外阅读知识竞赛、政治时事知识竞赛、重大节日纪念知识竞赛等类型，是一种对抗性强、兴趣性浓，寓知识和能力于娱乐之中的一种比赛，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历史知识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锻炼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是一种具有一定刺激性的历史课外娱乐性活动。

2.4.3历史故事会和历史演讲会：以讲述为主的一种娱乐活动。一般应围绕一个中心，也可组织比赛。进行历史演讲必须把生动叙述和精辟的议论结合起来，要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讲述历史故事应以生动感人取胜。

2.4.4历史文艺娱乐活动：可以晚会的形式进行组织，如历史文艺晚会和历史游艺晚会。历史文艺晚会主要是表演历史文艺节目，形式有朗诵、唱歌、舞蹈、快板、相声、戏剧等，可分单项表演和综合表演。单项表演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赛、大联唱、历史曲艺晚会、历史戏剧晚会。综合表演融各种文艺形式于一起，一般要围绕一个历史主题进行。历史游艺晚会更加活泼放松，如猜谜、征联、填空、打靶、套圈等。如猜谜，可猜历史人名与史地名、历史著作、历史故事等，学生玩得尽兴愉快，又学到历史知识，寓教于乐。

3结束语

历史课外活动是在教师组织指导下，以课堂教学内容为基础，以学生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历史课外学习或实践活动，是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历史教师应加强对学生历史课外活动的正确指导，应把全部活动纳入教学计划、认真备课并按计划执行，活动内容、形式都应具有历史特色，融教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大胆创新，加强活动的全程管理与评价，确保历史课外活动的质量，促进中学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篇(4)

宋人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除旧布新、喜迎2007新年来临之际，纵览和展望中国民间收藏的现状和前景，既令我们欢喜，也不免有些担忧。喜的是中国民间收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热度深入中国城乡各地，越来越成为数千万人的业余爱好和精神文化追求；忧的是中国民间收藏理论准备不足，政策环境仍不够宽松，市场的无序竞争、管理混乱状况无大的改观。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眼学鉴定”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思维定式受到实践的挑战，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影响民间收藏健康发展、影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鉴定理论，改变过时的思维定式，已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中国陶瓷鉴定理论，特别是中国元代瓷器鉴定理论，处在这场变革的风口浪尖上。2004年、2005年中国国际民间元青花研讨会连续两年在山东济南举行。2006年10月至11月，中国境内连续举办了三场元代瓷器研讨会：先是当年10月在中国瓷都举行的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接着是11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规模空前的元代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刚一鸣金，广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民间元青花研讨会立即开锣。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举办了“景德镇千年展及‘7501生活用瓷’研讨会”。这些现象彰显出从民间到官方，从国内到国外，从社会科学界到自然科学界，正在涌动着一股关于瓷器研究和鉴定，特别是关于元代瓷器研究和鉴定的热潮。这既反映了在中国也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对元代瓷器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十分模糊的欠发展的状态，迫切需要理论的武装；而且预示着这个领域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这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

笔者最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南方某省的一位企业收藏家，他在自己承包的基建工地中发现了一些可以确定年代的元代和明初的瓷器，一次次送到北京请一位权威的瓷器鉴定专家给予鉴定，结果一次次遭到被“枪毙”的命运，其否定的理由是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器形，博物馆也没有这样的器形，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过这样的器形。这位藏家非常生气，想“教训教训”这位鉴定专家，于是掏钱买好飞机票，让朋友把这位专家请到南方，又用专车将他送到自己的基建工地。现场的所见所闻令他十分震惊，他断定这不是人家事先埋好“地雷”在欺骗自己，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他绝对不敢相信!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探讨中。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这无异于要自我扬弃，自我否定，这既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又是一个痛苦的思辨过程。在事实面前，他终于战胜了自己，对自己在过去鉴定中所依据的传统鉴定思维发出质疑：一是以“未见过”作为鉴定时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二是以青花原料作为断代依据需加分析；三是文物的“多少”不应作为断代的标准；四是走科学鉴定之路刻不容缓。

“除旧布新识君意，烂烂一星光射人。”这是清代黄遵宪《西乡星歌》中的诗句，时代在不断前进，我们的思想认识也要除旧布新，不能因遁守旧。上面提到的那位藏家不得已出此下策“教训”专家；而这位专家又不得已用自己不大乐意接受的方式经历这件事情，皆因中国时下国情使然，我们应从积极方面加以理解。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位专家悟出的四条教训虽然击中了中国现时古瓷鉴定弊端之要害，但其“君意”并不为中国文物鉴定界所“识”，他就此所写的论文竟然被三家权威文物刊物退稿，这种尴尬局面令他啼笑皆非。在此我们要郑重告知读者，这篇重要论文和相关材料，本刊将在下期刊出，敬请大家关注。我们希望用这“烂烂一星”实现“光射人”的目的，推动中国文物收藏理论的创新和变革，因为只有创新和变革才能发展。

作为中国内地创办最早的收藏类期刊，2007年是《收藏》杂志的15岁生日。15年来，我们一直努力为中国文博收藏界营造一个“雅俗共赏，中间偏上；学术民主，鉴赏并重；传播资讯，指导收藏”的温馨园地，应该说我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有诸多不足之处。鉴于本刊已创办15年，新老读者的藏识和鉴赏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本刊从今年起，将缩减现代收藏的内容，腾出版面加大传统收藏大项的分量，尤其是办好书画、陶瓷两个大板块，兼顾铜器、玉器、金银器、杂项及钱币等项。在新的15年，我们要更好地贯彻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各种学术观点提供争鸣的平台，积极推动中国文物收藏理论的创新和变革。我们要广泛凝聚人心，聚集人气，精诚团结广大读者、作者和各方合作者，齐心协力，戮力将《收藏》杂志打造成中国藏界的精品大刊，因为这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篇(5)

花钱，以其形制类古钱，性质非流通币而得名。历来花钱是作为古钱币的一个分支。按其用途大致可以为古钱宫钱类、吉语类、宗教类、游戏类、特殊用途类等五大类（具体内容请参看本文背景链接），可作为厌胜(厌伏其人，咒诅取胜)，佩饰，玩赏，游戏，撒帐，洗儿，吉庆，卜卦，殉葬，赏赐，凭信，镇库，纪念，祝寿，挂灯，上梁，系包裹，镇水，性教育等方面之用途。从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花钱收藏的普及，人们对花钱开始重新认识。花钱以其较高的艺术价值，丰富吉祥的内涵，以及和古钱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民俗文物中的一个独特的版块。花钱中的字文图案千姿百态，各具姿容，称它为古代“铜版画”并不过分。花钱中丰富的内容，是各代民俗民风的缩影；吉祥的内涵，代表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花钱和古钱的联系，不但体现在它们形制的相似，而且体现在它们来源、工艺等方面的紧密联系。正因为花钱有多种亮点，花钱收藏队伍中不但包括了古钱收藏者，而且也包括了古文化爱好者，艺术品爱好者等等。

1、怎样辨识花钱中的上等品

花钱收藏者都知道越是精品越能升值，但初入门者往往对怎样辨别花钱中的上等品不知所措。愚以为，不管是那一类的花钱，要达到值得收藏的上等精品级别，必须满足“大”、“精”、“新”、“美”四字。所谓“大”，不是单指尺寸上的大，而是泛指形制上的能提高美感的与众不同。同品类中的特大样(大相对于同品类)，精铸版，能增加美感的厚重，异形等等都包含在这里所说的“大”。（图1ab）

“精”即是工艺的精美。花钱不同于古钱，就算一枚花钱再少、再有意思，若它的工艺不精就不能算上等品。（图2ab、图3）

所谓“新”，不是指“新旧”的“新”，而是指“标新立异”的“新”。这个字最难把握。 “新”是指一个花钱所具有的“群类独特性”，而不是“个体独特性”。这里我们需要理解“个体独特性”和“群类独特性”的区别。

假设一枚钱X在Y方面有某项独特性Z。那么，独特性Z是“群类独特性”如果以下两项都满足：A、钱X在Y方面能够代表所有具有Y方面的花钱群体。B、X能够作以上代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X具有Z的特徵。如果A和B之中至少有一项不满足，那么Z只是“个体独特性”。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枚很普通的八卦钱(一面生肖一面八卦)，格式和制作均普通。但它八卦中有个字的写法和其它所有八卦钱都不一样，它这个独特性是什么独特性呢？如果它的字并不好看，也不精，那在构图方面它就不能作为整个八卦花钱家族的代表。所以，它的以上独特性只是“个体独特性”，而不是“群类独特性”。从这点可以看出，古钱中经常使用的“孤品”概念在花钱中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古钱中也很难找出同“群类独特性”相对应的概念。如果一枚花钱有“群类独特性”，它即满足“新”字：在这基础上，如果它代表的群类越广泛，这枚花钱在“新”字上等级也越高。（图4）

“美”，即是指字文图案的美观以及包浆品相的赏心悦目。（图5）

2、花钱的辨伪

只要有利可图，伪品无处不在。花钱中也是这样。花钱作伪主要有两种：A、真钱翻砂。B、制模翻砂。(其它改刻，腐蚀等作伪由于篇幅关系就不谈了。) 制模翻砂因制模成本等问题，相对不常见。辨伪主要靠的是经验和感觉，不是书上的条条框框。但理性的认识可以培养和加深感觉。以下我谈谈怎样从线条特征辨别由真钱翻砂的伪品。（图6）

图6左边的一个是伪品双成选仙钱，右边的是真的宋代散仙钱。这个双成锈做的不错，但在工艺上是有破绽的。以此为例我们来看看翻模伪品的线条特征。

A、新翻线条的边缘特征。伪品用真钱翻模。由于翻砂砂眼的问题，在一些翻的小线条上会在线条的边缘带有砂眼无法磨去，这样坑坑洼洼，反映在视觉上会有线条软弱无力的感觉。请看为伪双成最右边的下面衣袖线。

B、新翻线条的顶部特征。许多早期真品线条边缘多圆润(取线条横截面，是类椭圆的，不是方的长方的)，而不是象某些清代花钱线条带棱角的。而现翻的东西线条有些多带棱角。这是因为现翻或取材于真的生坑或取材于真的熟坑。假设取材真的生坑品翻模。而真的生坑品由于线条顶面上锈不匀凹凸不平，这样再翻出来的线条顶面一定也是砂眼坑坑洼洼的。如不磨掉砂眼线条太难看。但如果把这些砂眼打磨掉，线条的顶部就变平，真品中圆润的线条就变成伪品中棱边相对分明的线条。而且，若伪品被做成生坑。这些磨平的线条就很刺眼怪异了。请参看伪品双成的线条特征。假设取真的传世品翻模。传世品磨损重，线条多被磨的在同一平面。这样翻出来的东西肯定在平的面上有砂眼。但真的东西不可能在磨平的平面上再有砂眼。新东西若为了消灭这些砂眼的痕迹再在钱面打磨掉这些砂眼，那也就会出现线条带棱角的现象。以上是翻伪品的共有特征。此外，生坑品翻的和传世品翻的还有其特殊的特征：

生坑品翻的线条往往呈现带有砂眼的粗细不均，不流畅。由于生坑真品线条上有锈，这些锈翻出后就带了砂眼。生坑真品可能因为锈多锈少线条有粗细，但粗的地方是锈，不是砂眼，但翻后伪品中粗的地方就呈现砂眼。因为翻铸伪品是带有砂眼的粗细不均，所以看上去线条不流畅。再请看为伪双成最右边的下面衣袖线。比较图6中，一图线条的不流畅和二图线条的流畅。

传世品翻的线条往往在边缘或侧面不圆润，且带有砂眼。伪作的传世品可磨去砂眼，但很难做出自然的圆润。

3、版别和品相

花钱的铸造期长，同一类花钱可能铸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就产生了版别的问题。花钱鉴赏中极易混淆品相的好坏和版别的早晚/好坏。我们须时时提醒自己，品相好的花钱并不一定版别早、版别好；另一方面，版别早、版别好的花钱也不一定品相好。(另外，版别的早晚和版别的好坏也不完全是一码事。)

在版别方面我们可作以下大致的分类：

头版：某类花钱的第一版。

头版母：第一版中的母钱。

头铸：由雕母真接翻砂来的或是范铸的

(注：头铸和头版完全是两个概念)。

精铸版：某类花钱中工艺特别精湛的版别。

这里注意头版是个鉴赏方面的概念，而不是考古方面的概念。我们不可能找出某一类花钱在考古意义上的第一版(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我们所能找出的头版只能是在欣赏角度上的头版：该类中神采最足，创意构思最好的版别。请看图7

4、花钱的价格

随着国内花钱收藏队伍的不断扩大，花钱的价格在近十几年来一路攀升。象 （图8）中的清川炉四君子钱，八十年代末单枚就十来元，到九十年代中是一百来元，而到如今单枚品相好的要五百元，四枚一套的要两千以上。

从品种而言，国内花钱中最走红的是宫钱和秘戏钱，其次为人物钱、吉语钱、和钱文钱。在欧美，花钱中最好卖的品类是镂空钱和钱文钱。除了镂空钱，花钱的价格在欧美比不上当前中国国内的价格。比较国内外花钱价格，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是镂空钱。在国内，镂空钱历来不为泉家所重，价低廉，是属于花钱家族中的“垃圾”品类。但在欧美，镂空钱以其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复杂的铸造工艺为藏家所重，价比国内要高数倍到十数倍。

花钱收藏的队伍还在不断扩大，而供应却很有限(花钱的出土要比古钱少得多)，升值是意料中事。您若有意收藏花钱，从保值升值方面笔者作以下推荐：

1、在顶级精品难觅的情况下，各品种中图案美观且品相好的中上品会有较大幅度升值。

2、版别的价差会拉大。同类中版精铸的和版粗糙的差距会越来越远。

3、镂空精品或品相特好的镂空可能是黑马。

(除非另外注明，文中所用图中的花钱均为笔者藏品。)

背景链接:

花钱的品类

1、古钱宫钱类：和古钱和宫廷生活有关的钱形品均可归于此类，其中包括镇库钱，开炉钱，雕母，刻花钱，官铸钱文钱，万寿钱，赏赐钱，祝圣钱，包袱钱，挂灯钱等等。

2、吉语类：以吉祥文字为主的花钱均可归于此类。

3、宗教类：和佛教道教信仰有关的钱形品或类钱形品均可归于此类，其中包括生肖钱，库钱，庙宇钱，符咒钱，保生钱，降魔钱，避毒钱，禄马钱，占卜钱等等。

4、游戏类：民间用作游戏的钱形品或类钱形品，其中包括马钱，选仙钱，棋钱，灯谜钱，戏作钱，汉行乐钱，金元卜戏钱等等。

5、特殊用途类：民间生活有特殊用途的钱形品或类钱形品，其中包括镂空钱，秘戏钱，汉佩钱，上梁钱，镇水钱，凭信钱，冥钱，挂钱，春钱等等。

花钱研究状况

一、花钱参考书目

在八十年代 花钱参考书主要是陈鸿禧的《玩钱集》和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收录的一些花钱。

到九十年代 花钱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其中俞榴梁等编着的《中国花钱》和卢振海主编的《中国历代压胜钱谱》成为花钱爱好者主要的参考书。特别是俞榴梁的《中国花钱》一书，它在推广花钱收藏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欧美地区 主要的花钱参考书是法国《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东方钱币负责人Francois Thierry所著《Amulettes de Chine et du Vietnam》 (Paris 1987)和Edgar Mandel所著《Chinese Charms and Amulets》.

二、当前花钱的主要研究方向

目前，花钱研究正从两个大方向往深度发展：一个是花钱图案文字及用途的考证；另一个是花钱版别的区分研究及铸造工艺的考证。

三、花钱的研究、收藏状况

前辈藏家首推台湾大家陈鸿禧。

大连的刘源正在做着清云贵炉花钱版别细分的研究工作。

篇(6)

关键词：文化遗产；旅游纪念品；文化遗产保护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0YJC760105)，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号：2011zDIXM015)，教育部中央高校专项基金研究项目(项目号：JUSRP21149与JUSRP21015)

引言

近年旅游业已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其中文化遗产旅游更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这是因为人们文化水平越提高，寻根意识和获取归属感的需要就越强烈。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各地更是纷纷打造独一无二的文化旅游品牌。但却忽视了其中作为文化宣传和体验重要载体之一的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大多数纪念品只是将文化遗产的表层形象生硬地复制出来，缺乏深层文化内涵且做工粗糙。

文化遗产旅游不仅是为了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使旅游者了解遗产的历史文化及其重要性，倡导更多人和机构保护文化遗产。因而文化遗产旅游纪念品除了要有地域性、纪念性、美观性、便携性等这些旅游纪念品普遍性特征外，更要有它自身的设计原则。基于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笔者延伸出文化遗产旅游纪念品的几点设计原则。

一、原真性

原真性，原即原本的，真即真实的。原真性是评价文化遗产价值及其保护绩效的重要准则。遗产的原真性问题是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也关系到旅游者的体验。旅游者都希望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到的是真实的遗产文化，但由于时间、空间及文化认知程度的限制等原因，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并不是直接的，更多是通过旅游管理、开发等部门传递出的信息来了解文化遗产。因此尽管不同时代的表达途径或有不同，旅游纪念品作为遗产地形象及文化的传播载体之一，也应向旅游者传递遗产最真实的遗产文化，引导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当原真性与商业化利益相冲突时，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眼前的商业利益，过分夸大甚至编造纪念品中的文化意蕴，产生“伪文化”，误导旅游者，对文化遗产信息的传递造成不良影响。

二、可读性

可读性，即旅游纪念品所传达的文化内涵要能够被旅游者接受和理解。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一方面我们要避免直接照搬原型，缺少对文化底蕴的深入挖掘，纪念品过于直白和写实，使旅游者只能停留在单纯的感官刺激上，失去了进一步探索其中文化意蕴的乐趣。如澳门市场上常见的大三巴模型纪念品，仅仅是对大三巴原型的简单复制，让人没有回味的余地，难以形成难忘的情感体验与共鸣。

另一方面设计者也要考虑旅游者的认知程度，避免在内容和形式上太追求深刻的立意，文化意蕴过于隐藏、抽象难懂，且不对其进行说明，使旅游者产生文化上的认知障碍。如图1的葡国鸡，是澳门最富文化特色的纪念品之一，但设计者没有对葡国鸡所隐藏的西方宗教故事进行说明，不能给旅游者带来更深刻的文化体验。

三、参与性

旅游者进行文化遗产旅游的目的是探寻文化的不同，在旅游纪念品的制作或者把玩过程中，旅游者参与的越多，对纪念品所传达的文化意味理解的越深，对旅游过程越满意。

第一种是旅游者参与纪念品制作过程。当然考虑到旅途时间、成本等因素，旅游者可能参与纪念品制作的全过程也可能只是一小部分过程，这样的纪念品不仅使旅游者对于文化的体验更进了一步，且其中融入了旅游者的情感，变得更有纪念价值。

另一种，参与性也可以是旅游者没有亲自参与纪念品的制作，但在把玩或使用时，产生了行为上的互动体验。如图2的右边图是苏州拙政园旅游纪念品，鞋底是经过设计者艺术化处理的花和古钱币组成的精美图案，其创意来自拙政园一段石子路的图案和美好寓意(如左边图)――先踩钱、后踩花，有钱花。旅游者穿在脚上，每一步都是有钱花，在体验文化的同时，也会想起美好的苏州园林之旅。

四、完整性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纪念品的设计元素不应仅针对于物质遗产，如建筑样式等；更应深入了解遗产地文化，积极挖掘物质遗产背后的文化意蕴及遗产地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些非物质遗产。物质遗产更能引起人们注意，便于保护；而非物质遗产是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它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难以被人发觉，因此也更容易在无意识中消逝。深入挖掘非物质遗产不仅会使纪念品更有文化魅力，还有助于旅游者对遗产文化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增加旅游者满意度；同时使有形的无形的文化遗产都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大有意义。如图3，是针对于绍兴兰亭卉人曲水流觞、优雅洒脱的酒文化而设计的酒具。酒文化延续到现代，人们在碰杯敬酒之时，往往因为距离较远，以酒杯轻敲桌面代表碰杯敬意，而这却缺失了酒文化该有的优雅。这款酒具，隐藏在杯底的铃铛，可在敬酒之时，代替之前的敲击桌面，双方轻摇酒杯，叮当一响，一饮而尽，不仅产生了听觉上的愉悦，也活跃了气氛。

五、发展性

文化是活态的，人们不是机械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创造文化，不断在延续中出现新的文化。作为旅游者，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种文化形式的理解和可接受形式也是不同的。旅游纪念品设计者应立足于时代，在保留遗产中最核心的文化要素的同时，利用传统符号在人们记忆中所具备的文化认同性，通过形态、材料、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创新，设计出符合当代人审美和文化认知的纪念品。如当人们对于洛阳三彩旅游纪念品的印象还停留在三彩骆驼等色调、表现形式单一的形象时，设计大师郭爱和却在保留三彩工艺最本真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从色系、造型、选材内容等方面创新，结合当代人的文化认知，设计出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三彩艺术作品，使三彩艺术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同时也为三彩工艺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旅游纪念品的设计除了要考虑旅游纪念品设计的一般原则，更要结合文化遗产旅游的特殊性及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意蕴，立体的展现文化遗产的魅力，达到游客文化体验需求、文化遗产形象定位、保护宣传以及开发者利益等多方面要素的平衡和满意。

参考文献；

[1]宋强，高喜银，郑泽锋.体验设计指导下的旅游纪念品设计[J].商业现代化，2008(13)：206.

[2]艾佩.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旅游研究[D].河南大学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3]初晓恒，吕宛青.我国旅游产品文化挖掘与传递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篇(7)

摘 要：目前学术界有关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学者指出“魏晋之文”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文。本文对章先生的有关论述进行梳理，继续探讨章先生关于“魏晋之文”的具体论述。

关键词：章太炎 魏晋 文

钱基博先生称章太炎先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①。先生认为章氏论文“主张回到魏、晋”②。他们的依据都是章先生《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陈平原先生认为“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③在论述中，陈先生也引用了上边的《国故论衡・论式》两段话，作为例证。

本人认为，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关于魏晋之文的论述，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体；不应该把章先生的魏晋之“文”的特点扩大至魏晋的“一切文体”中，从而认为魏晋的全部文体都长于“持论”。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除了保存在《国故论衡》（1910年）外，还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讲稿中：《文学说例》（1902年）、《文学论略》（1906年）、《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演讲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也需要研究这些文献。

一、 文之论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的“论”体，上边已有所论述。关于章先生推崇魏晋“论”文原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章先生选择魏晋之“论”，是受时代影响，“维护自己的论点时，稳而有法度，批驳别人的论点时，锐而有条理，理由充分，厚实劲健，这样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⑤。本人认为，除了上面的一个方面外，这和章先生的小学素养也有一定关系。

章先生小学功底深厚，幼年就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小学，随后章先生在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先生虽然也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先生问学，但是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学注重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⑥。

章先生在《文学说例》中明确指出小学与文学的关系：“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言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者，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随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而施于文辞者，尤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然则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也”。

语言使用最早有本义，后因新事物出现，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词，是谓假借，新词义为原来字义的引申义。章先生认为引申义为“表象”，引申义为“病”，“斯治小学与文辞者所由忿争互诟”。小学家所治，乃考据本义，古字已非今字，容易产生歧义，而古义与今义的不同，是引申义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现引申义，词义相同，就不会难懂，也不会出现词义上的纷争。“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

《文学论略》中的“辞尚直截，尚无蕴藉”、“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学说例》中“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的延续。

如果将上边引述的话与《国故论衡》中文学部分进行比照，就会发现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之“论”文，是其小学素养，修辞立诚、反对浮华思想的反映。立论要“本名家”，“不欲本纵横”，反对“汗漫”、“蕴藉”（温藉）、“兴会神旨”等，这与其《文学说例》中的“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反对“病”、反对文中的“表象”有关。

二、 文之体

在《文学论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辞，体裁各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皆有其体制。在推崇魏晋之“论”后，章先生还是坚持“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先生还分析了“论”以外的文体：奏、疏、议、驳、诏、册、表、檄、弹文。在这些论述中，对汉代赵充国的奏评价较高，“探筹而数，辞无枝叶”。稍后章先生评论了晋朝的奏，“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覆事情矣”，并没有给予像魏晋“论”文那样高的评语，也没有介绍魏时期的奏。在论述时，对汉朝的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荐祢衡》、《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不仅褒奖魏晋之诗，还对其他时期的诗有所赞扬。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

“汉《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声熙熙，悲而不伤，词若游仙，乃足以做将帅之气，虽《云门》、《大卷》弗过也。”

“往者《大风》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项羽，未尝习艺也，然其言为文儒所不能举。苏、李之徒，结发为诸吏骑士，未更讽诵，诗亦为天下宗。”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讲到了“数典之文”、“ 习艺之文”。数典之文包括“官制”、“仪注”、“ 刑法”、“ 乐律”、“ 书目”。 “习艺之文”包括“算术”、“工程”、“农事”、“医书”、“地志”等五类，所列书籍也并非只有魏晋时期。并且章先生认为这些典籍“文都佳绝”。

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进行分析，在分析时，章先生只是说出每个文体的特点，然后举例说明，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该文体中那个时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晋之文的论述。

三、 文之气

章先生有从整体上论述魏晋文风格的论述，但是也兼顾其他时期的不同风格，并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有这样的论述：

“自陆机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崇贾谊、太史公，把晋人的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明人称‘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

我们可以体会到，不能说是汉代文学好，或是晋代文学好，因为“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

在《国学演讲录》中，章先生认为“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章先生先以“气骨”、“气”来分析历代文章。他认为“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他赞赏《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

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国势与风俗，每个时期的国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气也不同。章先生认为汉文的浩汗之气和汉朝的国势、风俗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国学概论》一样，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也没有提出是“刚”好还是“柔”好，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和中国传统“刚柔相济”思想有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思考。不过，章先生没有明确表态，我们也就不能断章取义，认为章先生推崇魏晋南朝的“柔”，而舍弃周秦两汉的“刚”。

结语：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不能简单地理解，应该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中，对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论述也会不同。章先生虽然推崇魏晋的“论”，但并不是爱屋及乌，由此推崇魏晋的全部文体，忽视其他时期的文体。（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4月，第69页。

②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第210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页。

④ 董国炎，《章太炎文学观考辨二题》，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礼，《论章太失的文学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杂文》卷一。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郭绍虞主编，《近代文论选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4]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 谢樱宁，《章太炎先生年谱彰摭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