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经济形势精品(七篇)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1)
挖掘自身潜力，化资源优势为发展的现实优势
形成农业产业化的比较优势。××市拥有耕地191.96万亩，水域108.69万亩，年产粮食104万吨，水产12.6万吨。××市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群众找到了一条成本低、见效快的致富途径。全市2000多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64家，年转化农产品45万吨，加工销售收入16.8亿元，农民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人均获得年收入870元。
形成集聚经济要素的创业优势。近几年，××市把吸引能人回乡创业，作为发展壮大私营个体经济的一件大事来抓。继1999年市里制定出台大力推进私营个体经济的40条优惠政策后，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也都制定具体办法，积极动员和鼓励在外能人回乡镇投资创业。近几年来已先后有400多名在外能人回乡办企业，投资总额累计达3亿元。与此同时，××市还通过分布在外的能人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家乡发展工业采购原料、营销商品、传递信息，集聚经济要素。
形成区域经济竞争的产业优势。为了发展传统手工业，使其为壮大区域经济实力服务，××市成立了若干行业协会。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这些行业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逐渐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产业。以日用金属小制品为例，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和产业提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实力大增，在广东等地已出现“戴南不锈钢产品一条街”。
倡导差别竞争，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规模产业
力避重复，找准自身目标市场。××人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找准自身的目标定位，逐步形成了“一镇一品”或“一地一业”的产业特色。戴南镇80%以上的私营个体工业户从事不锈钢制品生产，年成交额超过12亿元，占国内市场份额的1/8。垛田、城东镇的脱水蔬菜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脱水香葱在韩国市场的占有率达68%。
注重配套，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的实践中，××通过拓展产业链，力图将企业的外部资源本地化，营造出行业内部化优势，逐步形成规模优势。以不锈钢产业为例，戴南镇生产了几十个系列、上千种规格的不锈钢制品，产供销配套成龙，自成体系，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条不锈钢制品产业链。
做大规模，确立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市通过扶优扶强，优化组合，联小成大，不断引导和帮助企业做大规模，改变个私工业低小散发展格局，形成群体优势和规模效益。目前，全市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已有14家，私营个体工业产值超亿元的村14个，戴南镇永丰村已过3亿元。脱水香葱、子午轮胎钢帘线、自行车链轮曲柄、不锈钢制品、劳保系列用品等10个主导产品已成为全国单打冠军。
彰显特色，塑造独具魅力的区域品牌。××市根据本地农业特色产品较多的实际，为地方农、副、水产品申请注册商标;结合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特点、销售情况，积极开展广告宣传，扶持特色品牌;帮助企业申请名牌认定，大力开展打假保名牌活动;借助品牌，进行市场化运作。目前，全市现有16家私营企业商标荣获江苏省和泰州市著名、知名商标称号。
放大典型效应，谋求整体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瞄准更高参照系，不断提升两镇发展水平。××市委、市政府着力引导戴南、张郭两镇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事在人为、能快则快的观念;树立永不满足、见强思超的观念;树立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观念。现在，戴南镇提出了“争当苏中、苏北第一镇”的新目标，张郭镇也喊出了“冲过长江争上游”的新口号。两镇确立了更高的发展参照系，力争使制度更新、结构更优、规模更大、特色更明。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2)
[关键词]教育获得 不平等程度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4；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064－07
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在近30年间展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迈尔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
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rt)，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l所示。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我们将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标准差的变化趋势绘成图l，从中可以看到，它近似地呈现出一种倒U型趋势。库兹涅茨曾提出收入分配差异的变迁趋势上的倒U型假设，而在这里对上学年数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类似的情况。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
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勾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
“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 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况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经济状况与能否上大学之间的关系呢?一种测量方法是上层上大学比例与下层上大学比例之差，这一差值越大，则表明教育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中的分配是越不平等的。结果可以见表3。从结果来看，这一差值从4.78逐渐上升到了19.90，教育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中的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逐渐增强的。并且增强的幅度并不小。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
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Ⅲ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 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1，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1，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
上表显示出了不同出生组中家庭经济状况与是否上大学间的频数列联表，以及根据列联表计算出来的优比。可以看出，优比基本上是随着时间而呈现出一种逐渐增加的趋势，从1956－1960年出生组中的1.40增加到了1981－1985年出生组中的2.2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教育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间的分布的不平等程度是在加大的。但是，这种不平等程度的加大趋势并没有像用上层上大学比例与下层上大学比例差值来测量时表现出来的幅度那样大。在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的条件下，经济状况属于上层的家庭不仅仅是保持，而且是扩大了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势。教育机会的总量扩大了，但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更有利地把握住了这些机会，从这些机会中更好地获益。由此推断，1999年之后开始的高校扩招中，可能仍然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把握住了这些机会。
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间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著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 不显著；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著。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著：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著；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著，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
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我们发现，在“是否上高中”问题上，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一直都并不显著，而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却非常显著，且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而不是经济资本缺乏的家庭中。迈尔的假设，即认为家庭背景因素在较低阶段教育中更明显，显然只符合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而不符合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至少在现阶段是在更高阶段中更显著；而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是在较低阶段中更显著。为什么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在进入高中阶段时不显著呢?在近30年中，中国城市中高中教育已经日渐普及，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形式已经不再是决定子女“能否上高中”，而是转向为“上什么样的高中”，是上“重点高中”还是“普通高中”。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是否上高中已经不具备显著影响，但是它对于高中阶段的“分轨”安排是具有影响的。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必须把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这种“分轨”安排考虑进来。
但遗憾的是，此次数据中并没有回答人所上高中是否是重点高中的信息，因此无法测量不同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教育分轨的影响。但是，数据中却包含了回答人的子女中正在上高中者的学校类别，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以便了解目前中国城市中家庭经济地位对于高中阶段教育分轨的影响。我们仍然采用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因变量为“是否进入省市重点高中”；自变量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均月收入，单元为百元)、“家庭文化资本”(上学者父亲的文化程度)。数据中共有504名回答人的子女正在上高中，但其中有41名家庭人均月收入或父亲文化程度信息缺失，故而有效的个案数为463人。这463人中有112名上的是省市重点高中：其余351人上的是非省市重点高中。
统计的结果如表7所示。我们发现，在能否进入省市重点高中的问题上，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是显著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每增加100元，子女进入省市重点高中的优比就增加为1.07倍。这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在高中阶段的教育分轨中的确有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明显低于升大学阶段中经济资本的作用。
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
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10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上高中”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分轨过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3)
【关键词】格局变化 对港澳广播 核心价值观 搭建平台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自港澳回归以来，与内地之间的交流融合成为大势所趋，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接踵而至，“占中”“反水货客”等浪潮，对“一国两制”下的统一大局构成威胁。
这种形势下，港澳与内地的合作正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更具有针对性地强化对港澳宣传，搭建好港澳与内地之间深层次交流的桥梁，为港澳持续繁荣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引导，成为对港澳广播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是全国唯一覆盖港澳地区的国家广播频率，是连接内地与港澳地区的重要纽带，是中央政府向港澳地区民众传达呼声的重要舆论工具。本文尝试结合华夏之声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探索新时期如何调整对港澳广播新策略，进一步强化国家电台对港澳地区的传播效果。
一、新时期对港澳传播格局的变化
（一）政治领域
自港澳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对港澳一直坚持“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管理原则;港澳地区政治民主的潮流正逐步推进，民众追求民主政治的意识也逐步成熟。
然而，近期由于西方分裂势力的介入，香港地区一些反对派势力开始打着“民主与法制”的幌子大肆破坏“一国两制”。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占领中环”行动和“反水货客”行动的背后就是西方势力在作祟，他们企图通过误导民众制造大规模的，削弱香港特区政治的管制，以拓展反对派的政治生存空间，甚至企图迅速催熟由反对派左右香港管制权的政治土壤。“占中”事件说明，在香港繁荣发展的表象下仍有多种敌对势力暗流涌动，对国家统一大局以及港澳地区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二） 经济领域
自港澳回归祖国以后，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时展的大趋势：一方面，广大港澳地区民众对“一国两制”方针的认同感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内地与港澳之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内地为港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平台，港澳则成为内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加速器。
近年来，内地和港澳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一系列新协议，建立起互利共赢的机制。通过CEPA等协议，港澳和内地在经济贸易、融资投资、金融管理、人才流通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不仅为内地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也有助于港澳地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对港澳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社会文化领域
随着港澳与内地经济依存度的提高，两地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日趋增多：从官方形态上来看，中央政府近年来致力于建立与港澳特区政府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共享机制，通过两地政府定期互访、沟通信息等方式引导内地与港澳的文化交流;充分推介内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利用两地“血脉同宗、文化相通”的特点，定期组织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港澳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如邀请港澳文艺团体参与中法文化年、亚洲艺术节、中国艺术节等。
从民间交往来看，港澳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融合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突出地表现在娱乐文化消费领域;随着两地政策的不断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不仅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使香港在严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仍然保持经济增长，更繁荣了两地的文化交流。然而，两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增多。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问题是伴随着内地与港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出现的，是回归以来港澳地区实施“一国两制”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矛盾，完全是正常现象。如何推动两地民众的良性互动、减少融合交流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是中央电台对港澳广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二、新形势下对港澳新闻传播新策略
自港澳回归至今，随着内地媒体不断整合港澳地区媒体资源，拓展对港澳传播力度，两地融合中的媒体格局逐渐呈现出“多元并存、相互影响”的发展态势。2011年，香港之声试播、华夏之声改版，揭开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为权威解读中央政府对港澳新政策，强化对港澳广播宣传效果，进一步促进港澳地区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然而，从现实媒介市场形态上来看，内地媒体对港澳地区的传播力并未达到理想值，包括中央电台在内的部级媒体，对港澳地区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度还有待加强。这要求中央电台在多变的媒介环境中重新审视对港澳新闻的传播，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主流社会舆论
港澳问题，本质上是统一问题，关乎国家稳定发展的政治大局。香港之声、华夏之声作为部级对港澳广播媒体，及时有效地宣传解读中央政府方针政策，服务于国家统一大局，引导港澳受众凝聚对国家的心理归属感、荣誉感，是其历史使命与责任。特别是“占中”时期，西方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分子伺机而起，不仅破坏了港澳稳定发展的环境，更不利于“一国两制”下的国家统一大局。
纵观近年来港澳与内地的矛盾冲突，以及“”运动、“占中”事件等，都与“后回归时代”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有密切联系。在有些人看来，港人向来引以为豪的自由和法治正面临威胁，内地盛行的“潜规则”正在向香港渗透，香港只有坚持自治、与内地保持边缘化，才能维持香港、内地的共赢局面，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应该说，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香港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互相融通的，两者都强调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爱国敬业、和谐共荣。中央电台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度，使港澳民众对此形成共识。特别要将一些极端言论与社会主流舆论区别对待，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强烈谴责威胁两地和平发展的极端言论，努力营造有利于内地和港澳良性互动的气氛。只有真正确立理性、健康的社会主流舆论的主导地位，形成两地民众理性包容、和谐共存的正常气氛，才能挫败西方分裂势力的阴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二）立足时展需求 助推两地经贸合作
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增强双方共鸣的重要纽带。随着两地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对港澳广播如何做好经济文章、助推两地共赢发展，是内地媒体必须思考的问题。新形势下，中央电台要立足于时展需求，发挥中央媒体优势，搭建内地与港澳经济交流平台，助推两地经贸合作发展;与地方政府、媒体联手宣传内地经济，成为内地“走出去”战略的“扩音器”。
中央电台华夏之声在打造精品节目的同时，通过组织大型活动为港澳与内地的经贸交流搭建桥梁，建立了中央、地方媒体的联动机制。华夏之声开展了三届“港澳媒体采访团内地行”活动，邀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凤凰卫视、澳亚卫视等多家主流媒体赴内地实地采访，不仅直观报道了新时期内地经济发展成就，还借助地方媒体为当地政府宣传特色经济、打造城市名片，引来港商投资和支持。2012年，山东省在香港举办“香港山东周”，华夏之声组织“港澳媒体采访团山东行”，积极为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成功助推香港与山东省的经贸合作。
中央电台加强与地方媒体合作，改革报道理念和手段，增强对港澳报道的针对性和贴近性，也是新时期对港澳传播新策略的有益探索。尽管中央媒体拥有政策优势和全局视野，但港澳和珠三角地区媒体却具有地域优势，占有大量鲜活的、“接地气”的新闻资源，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进行跨地域互动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有助于增强对港澳传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自2009年，华夏之声连续四年与珠三角主要城市电台通力合作，每年打造一组主题报道，题材鲜活真实，贴近港澳居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受到了港澳民众的普遍欢迎。
（三）打造精品节目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当今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而传统媒体传播信息的手段相对单一。港澳地区媒体众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受众选择范围更加广泛，且港澳本地多为商业性媒体，受众对内地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体转载的信息。鉴于对港澳广播的特殊性，中央电台不仅要制作精品节目来塑造国家形象，树立对港澳传播的品牌优势;更需要借助全媒体平台，拓宽传播渠道，与港澳受众搭建起互动交流的平台，提升港澳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
1.立足于港澳视角，挖掘本土题材
在港澳媒体格局中，内地媒体的对港澳传播力还远不及港澳本地媒体，未形成强大影响力，这是由于不少港澳媒体本身在内地设有记者站，且内地媒体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新闻规律、政策解读与港澳媒体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对港澳受众的新闻需求仍缺乏准确把握。
因此，为了扩大对港澳广播的影响力，真正吸引港澳受众，对港澳广播要突破意识形态和宣传观念的束缚，立足于港澳视角报道新闻，寻找符合港澳民众兴趣点和关注点的线索，挖掘来自港澳本土的、鲜活真实的题材。近年来，中央电台对港澳广播注重策划大型专题报道，如展现两地经济繁荣发展的《共赢之路》、反映百姓生活变迁的《穿越世纪的生命线》等，本土化的报道视角和叙述方式得到了港澳受众的认可和欢迎。
2.利用全媒体平台，提升品牌传播力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传播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也不断增强，这给广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从另一层面来说，也给广播注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加速了广播迈进移动互联时代的步伐。在对港澳传播上，传统广播要借助全媒体的优势平台拓展传播渠道，开展品牌推介活动，推动中央媒体与港澳受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丰富传播形式，扩大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中央电台对港澳广播在利用全媒体手段实现全景式报道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在组织大型专题报道时，及时有效地通过网络广播、节目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进行联动，增强传播力;推广一系列主题品牌活动加强与港澳受众互动交流，开辟了全媒体时代广播多元化传播渠道。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4)
利差劣势重新显现
由于欧洲的希腊暴出债务危机，并有向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比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蔓延的倾向，因此全球金融市场出现资金流动性趋紧的迹象。而且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积极，英国、澳大利亚呈现通胀压力，加拿大有在近期内升息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导致近一两个月以来，主要货币，如美元、英镑、欧元、加元和澳元等的一年期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都先后出现急速攀升的市况，而只有日元的一年期LIBOR依然处于低位，且还呈现下滑的态势。
主要货币一年期内的短期利率的这种变化态势，意味着日本央行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两次注资决定使得日元目前流动性充裕，但低企的日元短期利率将使日元取代美元重新成为市场进行利差交易的融资货币。这将是一个可能产生中长期作用的利空日元的因素。
所以即使在最近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股市同步大幅急跌调整的过程中，日元也未能获得避险游资的青睐。这与2008年雷曼倒闭引发金融危机时的市况大相径庭。
国内政经形势困局
日元处于中期跌势，还因为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市场缺乏做多日元的信心，反成为做空日元的理由。
受到干事长可能卷入政治献金丑闻、美军驻日本冲绳基地搬迁问题迟迟不决、经济复苏起色不大等因素的困扰，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政府的民调支持率不断下滑，将可能对日本意图获得今年稍后的参议院大选胜利产生不利影响，使日本政局陷入更长时间的不稳定期。
虽然日本央行在去年12月份和今年3月份两次向市场注资，扩大了日元的货币供应量，但至今仍未能将日本经济拉出通缩的泥潭。
日本今年前3个月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分别为-1.3％、-1.2％和-1.2％。日本政府一直在向日本央行施压，试图利用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经济摆脱通缩。但日本央行总裁白川方明最近表示，日本通缩是因为薪资下滑和谨慎的增长预期，之前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金融市场稳定，但对于经济没有起到太大影响，过度关注物价会损及经济平衡，货币政策在创造需求方面作用有限。这意味着，未来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在经济和货币政策取向上可能产生裂缝。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5)
关键词：汇率波动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欧债危机 失业率
一、美元、欧元、日元的走势分析与预测
近期，美元在市场风险偏好情绪变化的影响下出现大幅度波动；欧债危机从持续的恶化中得到部分缓解，欧元出现了逐步回升的行情；日元受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急降和缓升。具体的走势分析与预测如下：
（一）美元走势分析
2013年6月以前，美元指数一度升至三来年的最高点84.197，但6月份以后，美国出现财政僵局，美元指数也随着持续下降，最低点跌至78.998，直至2013年年末，美联储宣布从2014年1月起，将每月的购债规模缩减100亿美元，美元才又呈现小幅回升的局面。近日美元指数止跌企稳，有意终结自今年2月3日以来的下跌行情。美元指数现仍处于去年11月7日以来的震荡行情，目前距离震荡区间的下轨较为接近，也就是说，美元指数近期形成的止跌企稳行情得益于3个月来震荡区间下沿附近的支撑作用。有专家分析， 2014年美元可能在震荡中走强，势头可能延伸至明年。笔者认为，美国的就业因素与楼市是判断美国经济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美国近期失业率下降，非农就业人数增加，楼市也出现一定的复苏迹象，这预示着2014年美元在震荡中会出现较强的走势，但美元未来几年的走势还依赖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二）欧元走势分析
欧元区经历过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近期终于迎来了复苏的迹象。2013年二三两个季度，欧元区经济结束了连续六个季度的环比萎缩，分别实现了0.3%和0.1%的正增长。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同样显示出欧元区前景趋好。自2013年7月份之后，欧元区综合PMI指标已连续5个月位于51上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欧元区将在2014年实现实际GDP1%的正增长。目前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1.36左右，有专家表示近期欧元即使出现震荡行情，下行目标也会维持在200日均线水平的1.3378，最大的跌势也会在1.3313/18-1.3295之间止住。欧元目前的问题在于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仍有待提升，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并且欧债危机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欧元区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尚未统一，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将成为欧元稳定性的隐忧。
（三）日元走势分析
2013年4月4日，日本央行会议根据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经济主张，推出了“用两年左右时间达成2%的通胀目标和将资金供应规模扩大至目前两倍”的金融新政。日本这一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一经公开，立刻在日本国内外引来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可能认为日元贬值是目前经济环境下改善通货紧缩状况的快捷通道，但这种提振经济的努力能否奏效令人怀疑。据专家测算，如果日本准备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日元汇率需贬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在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主导下，日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持续下降，使得“日元做空”成为2013年货币炒作的良机。安倍晋三曾对外表示，日本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是直接针对压低日元汇率，但却是一个推动日元汇率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日元汇率未来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于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态度与干预手段。
二、如何看待与应对复杂而波动的汇率市场
基于上文对世界主要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的走势分析与预测，可以看出美元围绕美国逐步削减量化宽松在今年可能出现震荡走强的行情；欧元结合失业率等经济指标以及欧债危机的复杂性，将逐步回升并出现阶段性涨落；日元围绕着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将在贬值的大背景下出现震荡的行情。无论汇率市场如何波动，我们都需要在交叉汇率中寻求强力组合和投资回报。为争取获得预期的回报，我们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防范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首先是加强跨境资本的监管，对资本总量、结构、流向等进行研究，并推出创新型的汇率避险工具；其次是展开资本项下无息存款准备金政策可行性的研究，并总结出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方法。
（2）推动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出于对外汇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考虑，可开始适量减持美元、欧元和日元债务相关的资产规模，考虑增持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外汇资产。
（3）优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工具。除了要重视GDP、货币流量、投资贸易、财政收支等资产负债分析工具，还要综合考虑资产、财富、资源等存量指标，针对货币、期限、资本结构等问题，要进一步明确政策实施的渠道和方式，并建立囊括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内的整体分析体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世界主要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在不同主导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其中美元需要围绕美国逐步削减量化宽松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欧元需要重点关注失业率等经济指标，日元则要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做出判断。面对纷繁复杂的汇率市场，我们要防范资本流动大幅度波动，推动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并优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工具，争取从外汇市场中获取更高的收益，促进本国经济更加健康繁荣地发展。
参考文献：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6)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 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 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 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 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7)
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小型经济体，出口值占GDP高达68%，同时，台湾出口的主体制造业的结构中，半导体资讯产业一枝独秀，而半导体资讯产业是最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变化而波动的，再加上从李登辉到，台湾长期推行锁岛政策，阻碍了台湾经济转型升级，严重削弱了台湾经济的竞争力，这些因素使得台湾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为严重，对外贸易严重衰退，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空前攀升，居民消费信心低迷。
和执政的很清楚，不论是从长期台湾经济发展着眼，还是从目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出发，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强化两岸经济整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2008年，对两岸经贸政策进行松绑，并立即推动两岸基本上实现了“三通”。可以肯定地判断，两岸经贸关系的这些发展必将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显而易见，维护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是2009年两岸关系面临的主要课题，而其中，进一步强化两岸经济合作依然是主题。相信在两岸平等协商下，两岸定期直航、两岸金融合作、两岸双向投资等相关议题将会达成协议，从而扩大两岸双赢的成果，并为两岸携手共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发挥积极的功能。
2010年大陆与东盟将建成自由贸易区，实现“10+1”，到2012年，韩国、日本也将先后加入，实现“10+3”，亚洲地区经济整合加速发展，这种形势进一步呼唤两岸经济整合，因此，2009年两岸经济合作尚面临一个重大的、又有紧迫性的课题。此即两岸必须抓紧协商并尽快签订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以推动并落实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与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