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活动篇(1)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塑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理想信念等。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中职学校的培养目标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需要，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优秀的技术工人与服务人才等中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中职学校的性质、办学理念与培养目标决定了中职教育教学要贴近社会、贴近企业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导入相关行业、企业、职业岗位或工种的特定文化要素和职业规范要求，这就要求中职学校在教育教学中要融入企业文化要素。中职学生的行为方式能否适应企业文化，对他们能否立业成才有着重要影响。

不少中职毕业生，通过在校时的学习，具备胜任职业岗位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在企业上岗时面对全新的企业文化氛围，心理准备不足，缺乏对企业的适应性，职业意识和职业态度淡薄，无法在企业找准自己位置，不习惯企业的管理方法，导致自己的专业技能不能很好地发挥甚至被淘汰。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中职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企业文化的渗透教育。

中职教育教学过程中融入企业文化的途径有很多，比如，在日常的行为规范教学中创设企业文化情景；在文化基础课教学中体现企业文化元素；在专业理论教学中融入企业文化要求；在实训技能教学中贯穿企业文化的氛围等等。校内商品经营活动中融入企业文化，也是中职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融入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校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除了积极开展校企合作，积极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外，还开展了校园二手货交易活动、格子铺等商品经营活动。使学生在校期间不仅学习一些理论知识，还能通过校园商品经营活动，提前“练兵”，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能学习一些诸如商品采购的方法、进货渠道、促销方式等技能，使理论和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但是学校环境毕竟与企业的经营环境有比较大的差别，要使学生能在一个比较逼真的模拟企业环境中经营，就必须融入企业文化。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企业和社会的理性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加对企业和社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可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作规范；可以使学生充分体验企业的竞争压力与职业责任，切身感受到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自觉地激起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热情和动力；有利于学生迅速适应企业环境和要求，顺利就业，并增强学生在社会和企业做好生存发展能力。

2 企业文化在校内商品经营活动中的具体运用

2.1 对商品经营场所进行精心布置，突出企业文化

经营场所除了商品陈列模仿企业柜台陈列和货架陈列外，应通过各种形式突出企业文化。综合运用标语、展板、产品、学生作品等形式宣传企业精神、价值观等。比如，制作著名零售企业的文化展板，把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著名零售企业的企业文化以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表现出来，不仅可以美化经营场所，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对企业文化有一些感性认识。

2.2 订做带有文化内涵的工作服，让学生在从事经营活动时穿上

大家都知道，很多企业员工上班都要穿工作服。员工穿工作服，在外面可以宣传公司，在内部可以规范管理。很多服务性行业员工都穿着印有本公司LOGO和字样的服装，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流动的广告，便于识别，传递企业文化，标识企业形象。穿工作服还有一种心理暗示作用，那就是现在已经是上班时间，你所有的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就要放下，在外面所有不愉快也要忘记，你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这种心理暗示作用是很重要也很必要。员工的工作服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订做带有企业文化内涵的工作服，比如印有LOGO的红马甲，让学生在从事校园商品经营活动中穿上，一是让学生、老师这些顾客容易识别，也便于管理；二是暗示学生他们在上班，就像在企业上班一样，更有经营者的感觉；三是可以起宣传作用。从而使企业文化在经营中逐步对学生产生影响。

2.3 模拟企业制定校内商品经营的规章制度、操作标准

比如，可以参照某著名零售企业的规章制度，制定校园商品交易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包括收银制度、安全保卫制度、采购管理制度、盘点制度、理货制度、防损制度、促销制度、值班制度、招商制度及营业场所5S管理等。在学生进行校园商品经营活动中，指导老师事先对学生进行培训，使学生了解各项规章制度，并按规章制度执行。老师要加强监督，发现学生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要及时的给予教育，情节严重的，要规章制度进行惩罚。比如，在格子铺经营活动中，安排学生值班，有的学生经常迟到，甚至没到位。对于这样的学生，就应该按值班制度给予惩罚，以此培养学生遵守规章制度的精神。

2.4 充分利用专业课教学融入企业文化

从事校内商品经营的学生来自各个部、各个专业，但主要的是商业部的学生，商业部课程设计、安排一般都有《企业管理基础》、《商品推销技巧》、《市场营销》等专业课程，专业课老师也都有安排对学生商品经营活动的指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结合课程特点，融入企业文化，并且在具体商品活动中给予指导，则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比如，笔者教授的是《企业管理基础》课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会把沃尔玛、家乐福等世界著名企业和我国著名企业的企业文化介绍给学生，并且让学生看一些企业文化的视频。让学生懂得著名企业的企业文化，在校内商品经营中，有些学生就会把企业的一些经营、管理理念，比如“顾客至上”“质量第一”等运用到商品经营活动中。

商业文化活动篇(2)

再见何蔚萍，是在春暖花开的杭州江干区皋亭山。在何蔚萍的积极推动下，过去寂寂无闻的皋亭山已经建成了融自然风光与文化内涵于一体的风景区。那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桃花节，盛开的不止是桃花，还有杭州市民们那洋溢喜乐的笑脸。何蔚萍作为评委之一，参加了风景区管委会组织的诗文大赛的评审与颁奖。

2013年4月26日，由文化部与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化厅和义乌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文博会”在义乌隆重开幕，引领了浙江省乃至全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何蔚萍作为具体工作的实施者之一，为“文博会”的成功召开付出了不少。

作为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管理干部，也作为浙江省每年一度的文化产业盛典“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的操盘手，何蔚萍跟我们分享了“文化新浙商”诞生的全过程以及未来发展的展望。

引领浙商从草根商人

走向文化新浙商

记者：“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已经主办了三届，获得非常好的社会反响，当初组织这个活动的背景及动力是什么呢？

何蔚萍：2009年国家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强国慢慢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作为浙江省，如何去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众所周知，浙江的民营经济非常富有活力，引领了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也影响到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通常讲的四千精神，就是“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万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浙江精神。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浙江的文化创意产业还不够强大，许多民营企业还处在草根阶段，或者说刚刚从草根阶段走过来，还缺乏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当然，社会上也缺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缺乏对文化创意企业的支持。

浙江省文化厅就是想通过“文化新浙商”年度评选这样的大型活动，来提升社会各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知与支持，促进浙江更多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草根浙商成为文化新浙商。简单来说，就是引领浙商，从草根商人走向文化新浙商；引领企业，从草根成长为常青树。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三届“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

何蔚萍：“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由文化部产业司、浙江省文化厅和新华社共同作为主办单位，浙商文化促进会作为承办单位。我们在2010年9月15日举行了首届“文化新浙商”活动的新闻会。2011年1月14日举行了首届颁奖晚会，此后第二届，第三届，今年4月份举行了第四届文化新浙商的新闻会。

首届“文化新浙商”是评选十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新浙商”，以及十个“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奖”，总共有王培火等20名获奖者；第二届起增设了十个“文化创意产业新锐奖”，有30名获奖者；第三届延续第二届的方式，也是30名获奖者。现在每届都会评选30个“文化新浙商”，代表30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新模式。

文化新浙商体现商业文明的理念和对文化自觉的追求

记者：“文化新浙商”的概念是什么？

何蔚萍：我还是用杨建新厅长的话来阐述“文化新浙商”的概念吧。杨厅长说，“文化新浙商必须有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远见和文化担当。”文化意识，就是要有对文化的认知和热爱，过去浙商从家庭作坊起步，现在也多是制造业，需要升级换代；文化自觉，就是文化的使命感，自己有动力，更要努力去做文化企业；文化远见，就是在大众尚未觉醒之前发现文化商机的眼光。十多年前，从群艺馆下海的黄巧灵，睡地铺借了50万创业，在杭州郊区打造了一台融汇杭州历史文化的节目。现在光演出收入一年4个亿。成为中国最好、最成功的的商业演出。想别人之未想，做别人之未做，而且做成了，这就是文化远见；文化担当，就是有勇气、有责任、有坚守，过去说“摸石头过河”，我想，“摸石头过河”的意思是说，并非每个人都能过得了河，选择文化产业，就要有担当，急功近利是做不了文化产业的。做文化产业，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判断，有时候要力排众议，有时候需甘守寂寞，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定的自信。他有时需要比较强大的内心。

记者：过去长期流行的说法是“儒商”，在您看来，“儒商”与“文化新浙商”的区别是什么？

何蔚萍：“儒商”概念与“文化新浙商”概念是不同的。过去中国“重儒轻商”，商人地位很低下，读书人经商之后，把儒家的行为准则带入商界，形成新的商业规则。这时商人形象有很多读书人的成份，所以称为儒商。而“文化新浙商”身上虽有传统文化的印记，但更多的是其身上体现出现代商业文明的理念和对文化自觉的追求。

入选“文化新浙商”，

不要一分钱

记者：具体操作“文化新浙商”评选，入选标准和程序又是什么呢？

何蔚萍：入选“文化新浙商”，我们有五条具体的标准：遵规守纪、社会效益、综合实力、企业品牌、市场竞争力。

在评选程序上，我们是先召开新闻会，公示当年评选标准、程序、时间等，然后由11个地市加义乌的文广新局推荐当地的优秀文化企业作为预选名单。然后将50家入选名单刊登在新华网、《都市快报》、《中国商人》杂志等各地市媒体上，开始投票。民众投票占40%，文化厅、浙商促进会、有关媒体的专家投票占60%，综合得分排名，评出最终的30家获奖企业。

记者：许多企业一听到参加“评选”活动就头疼，担心要出钱；很多民众也认为，现在有许多评选活动都是圈钱，谁出钱多谁就能入选获奖。但是，反过来说，任何活动的评选都要操心费力，人手、场地、纪念品等等，都要付出许多，入选及获奖企业即使赞助一些费用，也是合情合理。那么，“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收费吗？

何蔚萍：我们不要入选及获奖企业赞助费用，一分钱都不要。为什么？因为收费就失去公信力。我们的评选尽可能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文化新浙商”是花钱买不到的荣誉，如果花钱可以买到，它的所谓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记者：评选活动的支出如何解决？

何蔚萍：我们觉得很高兴和需要感谢的是，得到了中国建设银行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和赞助。当然，最开始也有其他机构要赞助，但是我们希望是长期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合作伙伴。虽然第一届只赞助了30万，第二届也只是赞助了50万，第三届也差不多，除去要支付的人工、场地、宣传等许多费用，主办这个活动我们不赚钱，甚至还贴一点。但这是为了真正把“文化新浙商”做成一个响亮的品牌，做成一个真正让企业觉得自豪的一种荣誉形象，这样这个活动就自然会有影响力和带动力。

记者：入选“文化新浙商”的企业，除了花钱买不到的社会荣誉与美誉度，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何蔚萍：“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不只是每年评选一届获奖浙商就可以了，对于入选及获奖的企业，我们还从各个方面协助企业发展。

首先，我们和中国建设银行达成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对“文化新浙商”的获奖企业，提供总额100亿元的信用资金支持。其次，组委会每年追踪入选及获奖企业的发展业绩，看企业获奖后的业绩是增长还是下降？以此来检讨我们的评选成绩，更好地修正我们的评选标准，同时也对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建议及资源整合方面的支持。第三，“文化新浙商”的获奖企业，我们会推荐给文化部，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候选单位，比如音王集团、衢州根雕、泰普森、大丰集团等文化新浙商企业已经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了。第四，这些获奖企业，还会获得很多资源整合的机会，得到许多商机，相互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和联盟。

2012年3月30日，由17个获奖企业出资1亿、建设银行配套3亿，成立了“卓越浙商文化产业基金”，文化浙商联手，集合资金，助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部产业司司长参加了授牌仪式。基金的第一笔投资是投拍100集的大型纪录片《文化新浙商》，塑造文化新浙商形象，宣传文化新浙商精神。

深化“文化新浙商”，

文化企业与制造业对接

记者：通过你们三年多的辛苦努力，“文化新浙商”的理念和品牌都已经被广泛认知，未来规划是什么呢？

何蔚萍：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主要的亮点有：一、浙商文化促进会要有更大的发展，通过促进会服务和推动浙江文化产业的发展，凝聚和整合文化产业的资源。二、2012年12月18日，浙江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已顺利开业，这也是接下来推动浙江文化艺术品市场发展，推动浙江企业与资本、人才与创意、产权与股权等融合、整合的重大平台。我们希望更好的借助这个平台，帮助更多企业资源整合，快速发展。三、除了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义乌文博会”，我们还希望将义乌打造成“动漫衍生品交易”的重要基地。推动制造业与动漫业的资源整合。现在动漫产业遇到了盈利模式的困境，而制造业请不起专业设计人才，许多就盗用动漫形象非法生产，也发展不起来。我们这一次尝试“动漫衍生品形象授权洽拍会”的形式，让动漫企业的设计与制造业的需求直接对接，实现双赢。这个项目由浙江省文化厅指导，得到了义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义乌有170万种小商品，但企业利润不高，出名的品牌不多，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缺文化，需要增加文化和科技含量，需要转型升级。

记者：制造业与文化企业对接，一定会碰撞出绚丽的火花，产生叠加的能量。

何蔚萍：是的，比如龙泉的青瓷宝剑是浙江名牌产品，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这些年产量和产值都遇到瓶颈，很难突破。为什么？因为“继承有余、创新不足”，没有新的文化元素注入，就无法迅速提升。这时候我们组织的动漫沙龙就发挥了作用。制造企业与动漫企业在沙龙里相遇了。铸剑大师与动漫企业“秦时明月”企业签约，打造秦时明月宝剑。进而为浙商打造——浙商风云剑，在企业展馆里展示了“浙商剑”、“励志剑”、“仁者剑”三把样品，每套8万，结果订单一下子就是五十多套。由此一发不可收，很多电影纷纷来定制宝剑，如电影“王者的盛宴” 的“王者之剑”系列，企业也从原来不到500万的收入，增加到现在的2000多万。这个企业叫“剑瓷世界”。这就是文化创意的力量，也是文化企业与制造业对接的很好例证。

现在，两家企业都从授权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准备更深入的合作，联手打造打造文化主题酒店——“秦时明月主题酒店”。相信这个酒店一旦开张，会有很好的品牌效应和市场效益，可以从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围获益。因为秦时明月网上点击已超过2亿，拥有几百万粉丝群。

记者：“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的形式是否有所改变？

商业文化活动篇(3)

关键词：商业文化；校园文化；影响；对策

一、商业文化内涵

商业文化的含义是：与商业经济发展相适应、受社会制度及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通过商品交换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总和。文化是商业的灵魂，商业是文化的表现，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商业文化源于商品交换，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商业文化是具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把吸收外国的优秀商业文化，加上现代的商品意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文化现象[1]。这种文化的形成必须依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商业文化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既继承传统文化、又体现时代特征的鲜明性和进步性。

二、校园文化商业化的必要性

校园文化商业化是高校培养目标的内在要求。高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最大程度的对学生开展社会主义商业文化教育，符合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因为高校毕业生要成为在商业经济领域的高级实用型人才，商业文化教育必不可少。校园文化商业化是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和影响的结果。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和价值规律的调节，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及思想观念的更新[2]。高校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与社会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作用。校园文化商业化是社会文化冲突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各种文化冲突在校园内部上演。高校要在竞争中取胜，顺应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趋势，应实现校园文化与外来商业文化的互动对接，实现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

三、商业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影响

优秀校园文化应该在全校范围推行，并且具有独特的价值观、社会心理学以及美学等特色，当商业文化走进校园，由于盲目扩张和无限追求私人利益，利益相关的商业生产的商业文化对人的影响难以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对于利益的追求在于现实和功利，往往非常在意物质生活所带来的，把金钱给他们带来的那种感官上的享受当做是一种追求。从而使他们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变得低俗，严重的还会导致个人主义意识的膨胀。高校大学生的心态发生不好的变化离不开这种商业文化的侵蚀，很多学生甚至觉得那些在图书馆学习的人很做作，认为他们在图书馆都是在装样子，没有什么用，就算是认真学习的那也是死学习不会学习的书呆子，书本上的知识拿到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用。校园环境逐渐开放，学生的个人视野也随着逐渐扩大，由于价值观评判标准的不同，大学生更多的表现出世俗性与复杂性，甚至许多不合理现象都采取“理解”的态度，这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二）商业文化对校园学术文化的影响

一所大学的精神文化体现在这个学校文化水平和氛围上，大学不仅要有“建筑物”还应该有“大师”，人才和有名的学者不仅仅体现在其学术研究成果上，对于校园文化也具有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校园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他们具有好的学术氛围，这是发展校园文化应该具备的前提。在大学校园中，学术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有很多形式，比如：研讨会、座谈会、讲座等社会实践活动。然而当企业走进校园文化中时，帮助学校开展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在为自己考虑，也就是说从中谋取利益，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寻找潜在的消费群体，从而提高自己企业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企业文化。或许很多学校老师觉得企业协助学校在校园里举办活动目的在于双赢，企业在寻找自己的消费群体，而这些消费群体都是在校大学生，所以想通过学校这一渠道来拓宽自己的市场，弘扬企业文化[3]。在这一过程中，学校也试着给学生上一节课，即步入社会的社会实践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让过多的商业文化步入到校园中来，以免侵蚀了校园这片干净的文化领域。

（三）商业文化对校园环境的影响

学校的校风和教师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都也体现在学校的建设上，比如花草树木，让周边的生活环境作为教书育人的另外一种资源。校园的环境不仅能够带给人们美的感受更能够给人启发。如果有过多的商业文化进入到校园内，商业广告的进入破坏了校园原有的风气，甚至会破坏校园公共设施。比如：宣传栏原本是用来宣传校园文化或者是与学生交流，方便学生利用宣传栏及时了解校园情况，而现在由于商业广告的介入，学生丢失了及时了解学校文化的机会。而且，由于商业文化介入校园，校园的发展也越来越趋于商业化，多数学校里的基础设施都变得十分相像，能够体现人文精神的东西逐渐变少。许多著名大学在校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都形成了独特的建筑和景色，因为他们十分注重景观建设带来的效果及影响。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蔡元培、以及朱自清的塑像都体现了校园文化的博大精深、深远持久，同时也饱含历史岁月的沧桑。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校园环境上理应少一些商业意识，把重点放在整体布局和安排上，让学生感受到视觉上美的冲击，随时都能感受到文化气息。

四、商业化下如何建设校园文化

（一）普及商业文化知识，形成正确健康观念

商业文化进入校园有很多种形式，第一，当然最好的形式是把商业文化作为一门课程，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商业文化基础知识，根据学生需求并开展一系列课外活动。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来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学习这一相关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商业高校应非常重视这一点。那种对社会主义商业文化不以为然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过去我们没有重视，那么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亡羊补牢，还来得及；第二，商业文化可以与其他课程相结合，相辅相承，和社会主义商业文化有关的内容贯穿到教学中去，这个办法被广泛应用。到现在为止，许多高校都开设了许多有关商业方面的课程，比如：市场营销、商务信息管理、现代推销技巧、商品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说到底，这些课程都隶属于社会主义商业文化的范畴。所以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自觉地把社会主义商业文化带进课堂，这样可以实现高效社会主义商业文化的繁荣。

（二）围绕商业文化主题，开展各式活动

在大学校园里有许许多多的社团，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而这些活动就可以围绕商业文化主题来开展，允许社团开展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文艺社团就可以举办“流行时装表演”诸如此类的比赛，文学社团也可以开展一系列的调查报告、专题通讯征文比赛，在原有的征文基础上增加一些新形式，让人耳目一新。高校大学生经常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在参加实践的过程中也可以自行组织关于“强化商战中的文化意识”这一主题活动，让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到社会主义商业文化中去，使社会主义商业文化逐渐发展以致繁荣。通过上面所举办的活动，不但丰富了具有青春活力的校园文化，而且还加强了教师学生的文化意识，使得师生感受到更高层次的熏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和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更能够全方面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时展。

（三）促进人文精神和商业文化有效融合

俗话说，一个民族若是没有了希望，那也就等同于没有灵魂。许多伟人也同意这一观点，比如，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只教给学生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他可能会变成一台有用的机器，可是他不会成为一个能够和谐发展的人，最基本的就是先让他对价值有所理解，同时还能产生强烈的感情。而他就一定得具备对道德和美的辨别能力[4]。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培养目标仅仅局限于专业技术人才，在许多方面都混淆了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区别。在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物质至上，很多青年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泯灭了勇于尝试探索的想法。在学校里不免出现看重实用知识，不注重基础理论学习的功利化学习倾向，青年人的探索能力变得扭曲。根据市场对于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要，首先，学校的课程和专业设置应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变化；其次，大力宣扬人文精神，不断提高大学生的修养，最后实现人文精神与商业文化相结合。

（四）促进高校校园文化管理的建章立制

现今社会，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高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重要成员，当然必不可少的会与外部市场有关联。我们应该适度的把商业机制引进校园，为校园文化注入全新的血液，但是如果引入过度的话，则会导致一些麻烦。所以，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高校相关的管理部门应尽可能地尝试通过建立有效的系统和流程来对商业经济进行指导和管理，这样方便高校校园文化步入正轨。高校相关部门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立一个这样的平台：第一，利用学校里的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一个指标管理系统，与此同时，借助身边的资源来追溯校园商业文化的来源；第二，使用数据管理系统进行预测，即对高校内部校园文化进行预测，把已经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第三，制定关于高校校园管理商业文化趋势的对策。在商品经济盛行的时代，高校校园文化不能够独立存在，离不开商业经济活动。为了应对商业文化给校园文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该跟随时展潮流，在适当的时候抓住机会，勇于迎接挑战，做到不但能够推动大学生为社会服务，奉献自己的力量，更应该把学校本身的核心价值保护好。

参考文献：

[1]李芳，赵新泉.高校校园文化商业化倾向探析[J].价值工程，2010，29（28）:185-186.

[2]张玉虎.建设具有商业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J].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001，18（1）:5-6.

[3]钱丽莉.商业城市中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J].商情•科学教育家，2008，（6）:119.

商业文化活动篇(4)

关键词：民俗；商业民俗；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49-06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取得丰硕成果，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商业的兴衰可以直接反映出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国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商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商业民俗的内在作用。所谓商业民俗，是出现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文化习俗。这种文化习俗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间的变迁中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都必然引起商业经营方式等的变化，进而带动商业民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集合，是商业民俗的外在表现。对于商业民俗的研究可以清晰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深刻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商业民俗中价值信念、行为规范，是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信仰的外在表现，这种价值观可以影响人们的长期发展，可以对经济主体产生巨大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此外商业经营及传播的创新将人们与消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改善人们的消费习惯，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以其文化影响力推动经济的改革。因而，对商业民俗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梳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演化的规律，同时挖掘商业民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二、文献综述

民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传承的文化，这种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与经济密不可分。它作为一项新的研究领域，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1812年问世的《格林童话》由于收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成为民俗研究出现的始祖。随着对民俗研究的不断深入，民俗不再局限于民间故事传说，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现今西方民俗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口头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民间习俗和民间表演艺术等四种，通常从历史地域、作用、心理分析等角度进行研究[1]。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对于民俗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对于民俗与经济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民俗的经济功能的研究上。薛霞[2]从民俗为经济提供机遇的角度出发，认为民俗促进了旅游业以及各种相关产业的发展。王丽坤[3]侧重于民俗对于县域经济影响的分析。她提出，民俗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对于提高县域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商业民俗作为民俗的重要分支，从1992年起就引来众多学者的研究。宋醒民[4]对商业文化内涵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主要是从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和商品文化角度进行分析，提出重塑和建设商业文化。王锐[5]最早将商业民俗作为独立的概念进行研究，认为“商业民俗”可以理解为在一定区域的商业活动中，那些由人们传袭下来的稳定的、对于商业交易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言行等具有约束力的习俗。传统的商业民俗主要包括商人的信仰、行为方式以及传播方式三种民俗，这三种民俗是对商业民俗的概括，对于研究商业民俗具有重要意义，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逐渐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并不断开阔研究的范围与层次。周丁波等[6]对商业民俗中传统的及时商业广告民俗进行了深层次研究。他们指出，招幌和招徕市声是传统集市经营活动中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在过去的年代向消费者进行宣传和营销的手段，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民俗的特色。在商业民俗的地域范围上，陈伟明[7]考察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商业民俗，认为民族的商业民俗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少数民族商业观念和习惯的反映，也是助于其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从民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商业民俗的定义、表现形式以及地域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剖析其社会价值。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商业民俗变迁背后的经济学意义，寻求在现今经济发展阶段中实现商业民俗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商业民俗的变迁

商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赋予商业更多不同的意义。在过去发展的六十多年中，商业民俗也伴随着经济增长发生不同的变化，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相对传统化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商业刚刚经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刚刚起步，在计划分配的体制下，商品流通主要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各方各面发展不完善。商业活动局限于小范围的生产流通环节之内。这样的环境，一方面使存留于封建时期的集市贸易和小商小贩成为主要商业经营主体。这些集市大多数位于位置适中，交通便利的地点，为村民提供满足日常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且为周边村民提供场所进行定期的商品交易。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以其独特的叫卖声吸引众多的消费者，弥补了集市定期交易的空缺，成为商业方式民俗的一道风景线。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控制的指导下形成了许多聚集于地域中心的各种小型国营商业店铺和供销社，为日常消费者带来相对便利的商品交易。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经济、交通等的限制，商业活动主要在小地域范围内开展，进而商业民俗则呈现出相对封闭传统的特点，受地域限制较多。

（二）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过渡化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进入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国家放宽对于商品购销体制的限制，一时间大量的商业店铺涌现出来，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商业交易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固定店铺以及百货商店。这些商店以其长久形成的声誉和丰富的商品种类集聚了周围较大范围的消费者，开始打破地域的限制，集合成为具有更广范围的商业中心。商业民俗在这一时期，主要的经营方式民俗和宣传民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集市向商店的转变，由叫卖向招牌广告的发展等等都体现了商业民俗开始融入相对开放的环境，并为现代商业交易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三）商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创新商业民俗形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教育促进人力资本优化，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商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与其所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教育作为培养经济发展人才的社会活动，与经济发展、文化社会进步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投入和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展，使得劳动者的素质逐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逐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对商业经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更强。当新事物出现，接受到较高教育的人员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加以适应和接受，并且能够比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更好的对其加以利用，满足自身的效用。正如信息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所显示的，商业活动中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使得商业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利用新技术的优势，逐渐形成网络化的商业民俗。其次，创造力是劳动者素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的思想的提出。教育培训使得劳动者有能力对于周边事物进行归结以及重新组合，这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在商业民俗的变迁中，商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帮助商业经营者创新经营方式，运用新技术为其经营发展所用来创新商业民俗形式。

（四 ）外来冲击刺激商业民俗变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新型的零售商业业态大量涌入中国，并迅猛发展，对中国的商业店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的商业经营方式对传统商业民俗的冲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习惯。大型超市、专卖店、网店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认识到便利消费的优势，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巨变引致商业经营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方式，向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方向发展。第二，影响商业网点布局。传统商业经营中店铺处于相对分散化、小型化的特点，而新型零售店铺基于交通的便利形成较为集中的布局，导致传统经营的利润大量瓜分。基于此，商业经营者通过学习借鉴新型零售业态的有利经验，不断改善商业网点设置，向新型、盈利的方向发展。

因此，本土企业如同华润万家犹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以其低廉的价格和稳定的货源，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商业民俗形式的向前发展。

五、促进商业民俗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商业民俗行为与经济发展是相生相伴的，并非独立的。商业民俗意识与观念贯穿于经济活动之中，充斥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现代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各种新的冲击，保持商业民俗的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传承传统商业文化之精华

当今中国国门大开又面临全球化的影响，传统文化首当其冲，作为文化重要部分的商业民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面临复杂的经济环境，商业民俗应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导向，从中国传统中挖掘商业民俗的精髓，发扬和构建中国特色商业民俗。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诚信”的价值观，这对于商业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商业运行不能忽视的。在商业民俗的现展中，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指导，在变迁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但是以传统文化为导向并不意味着对于外来冲击全部摒弃，商业民俗的发展也需要融入新鲜血液，因而要“取其精华”为其所用。

（二） 夯实经济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与民俗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正如在商业民俗变迁中所提到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催生了不同商业民俗形式，只有经济发展了，商业民俗才会有更加健康的发展。夯实经济基础，一方面可以保证人们有足够的收入进行商业活动，保证商业交易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经济基础的稳固可以使得商家保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商业价值观，不会单纯以营利作为自己进行交易的唯一目的。商业道德是商业民俗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规范着商业活动双方的行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为人们践行良好的商业道德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保障。

（三）加强政府监管

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政府行为的规制，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双方的监管可以促使商业民俗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商业活动进行监管，使商业活动在政府的监督下按照正常的程序运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力可以使商业活动的行为受到约束，保证商业民俗不偏离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偏离传统文化的指向。其次，政府应加强国民对于商业民俗的教育，使人们正确认识商业民俗的特点以及商业民俗对于经济的作用。只有对商业民俗文化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使商业活动的运行具有更加顺畅的环境。

（四）强化网络技术监管

近代以来，技术的进入和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入，使得中国的商业运行出现新的方式。然而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善商业民俗保障经济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不令人愉快的行为。比如网络购物中的诈骗、质量不保等现象是网络技术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方面，加强网络的立法监管，拓展立法领域，制定科学规范的行业标准，建立安全有效的网络交易制度；另一方面，加大网络监管力度，严把网络销售和网络广告的准入标准，结合日常监督管理严格监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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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印州.谈网络消费及其对商业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30）：61-64.

商业文化活动篇(5)

关键词：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商业伦理 环境伦理

问题的提出

面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各种困境、危机与挑战，尤其是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事故频发的问题，社会各界都在探寻应对之策。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有效应对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制度刚性约束的效力被稀释，各种事件不断挑战道德底线。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和强调德治的社会里，来自内在的道德约束力被寄予厚望，商业伦理的研究日益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管理的需要。正如阿马蒂亚・森（2012）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写到：“良好商业行为的基本准则有点像氧气：只有当缺少它时，我们才对它感兴趣”。

当前我国学者关于商业伦理研究的成果颇丰，成果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挖掘传统商业伦理思想，解析当代价值。主要从三个层面研究：一是挖掘儒家商业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如伍华佳（2012）指出，“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二是挖掘非主流传统文化中的商业伦理思想，并剖析其当代价值，如郭智勇（2012）的墨子“交相利”商业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等；三是从古代商业实践中总结和挖掘传统商业伦理思想的精华，如余龙生（2009）等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商业伦理精神的价值辨析研究等。第二，介绍和研究国外的商业伦理思想并指出其为我所用之处，如莫申江等（2009）对国外商业伦理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归纳了商业伦理的内涵与特征的发展演进过程，回顾了以往有关商业伦理形成与影响机理的主要理论模型及其相互联系，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未来商业伦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及核心内容进行了预测与展望；张红明（2005）从形成背景、发展阶段、思想来源、人性假设等多个方面对中西方商业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使我们对西方商业伦理的认识更加清楚。

我国学者关于商业伦理研究的已有成果其意义自不必言，但在指出其当代价值时都缺失了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商业伦理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建构基础是华夏农业文明，西方商业伦理的建构基础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工业文明，而当代我国的社会形态呈现明显的多层次性。从纵向来说，文明形态发生了变化，从横向来说，是否可以照搬西方商业伦理思想？答案显而易见。且近年来，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甚至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次文明，如宋豫秦、叶文虎（2009）认为，“人类社会已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两次文明形态，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文明”。生态文明能否作为第三次文明姑且不论，但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必然对商业实践提出不同的要求，为商业伦理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明形态与商业伦理的相关性

伦理一般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道理，它是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文明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伦理与文明相伴而生，决定于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

人类社会在数千年里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之下，伦理道德也相去甚远。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一种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礼俗制度、文学艺术甚至国家制度。农业文明的核心是农耕生产方式，所以，农业文明也称农耕文明或农业时代。我国农业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以及其它各类文化于一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与特征，深刻的影响了国人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民族进程。当然，其对我国社会的商业伦理和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传统的商业伦理强调道德自律，如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崇尚节俭等。朱贻庭（2003）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反映“经济结构”、“产权关系”的伦理模式――“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第二，植根于宗法家族制的经营模式――“家族主义”；第三，利益分配的伦理原则――礼以定分，贫富均平；第四，消费行为的伦理原则――力戒奢侈，崇尚节俭；第五，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劳动美德――勤劳敬业；第六，关于市场行为的道德原则――倡导“诚信”，反对“竞争”。其中，“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产权伦理是核心。这些伦理原则，均与传统农业文明下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儒家文化和封建宗法等级秩序有着密切联系（见表1）。

西方商业伦理从总体上来讲强调的是他律，如明确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等。这些商业伦理原则除受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外，更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文明密切相关。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先后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近代世界历史的走向，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许多国家先后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工业社会。它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对西方当代商业伦理具有重大影响。

工业文明是一个文明形态的问题，文明形态的核心是物质生产方式，所以，工业文明也可以称作工业时代。工业时代是一个生产方式高度工业化的时代，具体而言，这包括生产工具的机械化、生产组织的工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的工业主导化、劳动力结构的非农业化（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高于农业）、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超过农业等等（韩民青，2011）。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将其归纳为六大基本原则：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

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的以上特点，其商业伦理的原则和内容均与此有密切的相关性。伴随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提供了充分条件，资本的逐利性凸显，竞争观念日益增强，由此“经济人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至上论成为当代西方商业伦理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机器生产的模型化、标准化、程序化等特征使统一的标准和规则成为必需，它不断塑造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严谨、认真，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反映在对商业活动的要求上就是恪守严谨的规则；生产分工不断精细化，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不可避免的具有社会性，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人与人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广泛，契约的重要性显现，反映在商业活动中就是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伴随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着变化，阶级差异日益扩大，个体权利意识渐浓，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日益强烈，个人本位的竞争观逐步形成；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社会的各种弊端日益加重，尤其到了现当代，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成为关注的焦点，由此在商业伦理上西方社会兴起了企业社会责任（CSR）运动，“责任伦理”成为当代西方商业伦理的核心。

我国当代商业伦理建构思路

当前，我国社会依然处于快速转型期，工业化继续加速推进，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商业伦理其意义何在？严峻的“商业无伦理”现象的存在，是否是对传统商业伦理无用论的证据支撑？改革开放前，我国历经数次的政治运动，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被彻底批判，而公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被广泛宣传和认同；民间的经济活动被严厉禁止，人为地压抑着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人们普遍生活极度贫困。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消解了建立在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伦理，这样，传统儒学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之中，经受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景海峰，2002）；逐利的正当性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释放了人们对利的渴求，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得到认可；在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伴随改革开放，西方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冲击着国人的价值观等。总之，当前“商业无伦理”现象的存在并非是对传统商业伦理价值的否定，而是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所造成的结果。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时代，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商业伦理并非完全不相容。因为我国当前的工业时代并非和农业时代完全割裂和异质，且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其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超越性。因此，以工业文明为前提，摒弃传统商业伦理中的反市场性的一面，科学看待其合理内核，构建当代商业伦理。

前文提到，西方商业伦理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我国商业伦理和商业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与西方工业文明相适应。而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对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学习，那么，能否由此认为西方的商业伦理也适合我国国情，完全为我所用？答案是否定的。当代西方商业伦理在形成过程中，除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外，也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等密切相关。如西方的商业伦理原则主要源于道德哲学、人生哲学和神律学，其中以新教对西方商业伦理影响最大，新教所倡导的“追求财富是对上帝虔诚的表现”和“绝对理性”的思想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张红明，2005）。西方商业伦理和我国传统伦理有着较大差异，甚至存在伦理上的冲突。因此，应积极关注当代西方商业伦理研究的新成果，借鉴其合理元素，重视西方商业伦理的“本土化”研究，寻求中西方商业伦理的交集和共同准则，以此推进我国当代商业伦理建设和中西方商业交流。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当代商业伦理的建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通常是指人类在进行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和遵循的伦理原则。工业文明以工业化为显著标志，机械化大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它快速解构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与传统农业文明相比，由于以日益先进的机器生产代替了人力作业，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领域不断拓宽，创造着巨大的财富，满足着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但同时，人类也在承受着工业化的代价，无论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都成为严峻挑战。有学者指出，西方工业化的困境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困境，需要从文明模式重建的高度来解决工业化的困境（张孝德，2008）。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在文明形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多障碍后，资源与环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十进一步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传统农业社会，商业活动中的基本伦理关系是卖方和买方，商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或者破坏有限。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商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或者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单纯依靠生态系统已不能自愈，商业活动中的基本伦理关系变成卖方、买方及自然界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商业活动之所以造成许多环境问题，就是因为交易双方出于利己之目的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的结果（柴艳萍，2012）。因此，环境伦理成为我国当代商业伦理建构的首要价值取向。

（二）契约伦理

契约就是双方或多方之间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所达成的协议，含有某种“合意”、“共同意志”的存在。在西方，契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商业手段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甚至还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在古法典中，如《罗马法》对契约的定义、契约的分类和契约的执行均做了明确的规定。伴随工业文明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契约更加显示出其巨大的适用性。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需要明确界定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其权益，如此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因此，契约精神构成现代西方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则。契约伦理就是人们在订立、执行以及毁约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性质和执行契约中所需要的伦理基础（晏辉，2002）。它是法律和道德相结合的产物，表达了共同的自由意志，是平等主体间的相互确证，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在我国传统农业文明形态中，儒家文化和封建宗法制度占据统治地位。从人性的“善端”出发，在治政理念上，“礼治”、“德治”等成为基本模式，在伦理诉求上，强调道德自律，规则意识或者契约意识淡薄。反映在商业活动中，传统商业伦理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突出诚实守信的伦理价值。伴随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完善，各种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建立。这种从人性美好“善端”出发的伦理观念已不再完全适合时代的要求，在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的约束成为必须。而契约伦理作为法律和道德相结合的产物，既传承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伦理道德，又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因此，在商业活动中，契约伦理理应成为我国当代商业伦理的伦理基础。

（三）责任伦理

责任即份内应做的事或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康德（2002）指出，“责任这一概念就是善良意志概念的体现”，“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责任伦理学认为，由于行为者履行责任的行为在时间上是一个过程，因此它要求行为人在行为发生之前就能预见行为完成之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并努力克服其中负面的东西。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事先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导向，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商业活动中的伦理失范问题曾一度成为社会焦点。由此，企业社会责任（CSR）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理论上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公民理论等，都呼吁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在实践上成为共识。

而我国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留给现代社会的责任意识少之又少，且具有一定局限性。我国传统文化中虽有“责任”意识和要求，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但这种责任伦理是基于一种既定的伦理秩序，是在此伦理秩序下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要求，而并非现代平等意义上的责任观。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商业活动简单，利益相关者较少，因此，商业活动中的责任伦理意识聊胜于无。近代以来，西方的责任伦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但在我国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至21世纪到来之前，责任伦理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处女地（方国根，2010）。作为后工业化的中国，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使当前我国商业活动的参与者责任意识淡漠，商业伦理失范的现象突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安全责任事故频出，责任伦理理应成为我国当代商业伦理的重要内容。

结论

商业活动不仅要有成熟完善的规则的支撑，也需要良好的商业伦理的规范。当前，我国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中，规范商业活动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传统农业文明形态下的以道德自律为核心的商业伦理对当前商业活动缺乏有效约束，当代商业伦理还未形成，因此，商业伦理失范问题突出。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工业化之路是对西方工业化道路的学习，如何将始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移植到东方文化背景的中国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走向工业化的体制障碍已经成功解决。但是，如何对待依附于工业化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尤其是商业伦理，成为审视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活跃但失范的商业活动的重要视阈。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联系，文明形态的转化必然要求伦理道德与此相适应。因此，我国当代商业伦理的建构应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上，放眼于工业文明的进程和全球商业伦理价值，着眼于关怀当前社会的现实需要，从环境伦理、契约伦理、责任伦理三个方面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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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晏辉.契约伦理及其实现[J].道德与文明，2002（6）

商业文化活动篇(6)

一、加强领导，统筹安排

成立市区扩大消费工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各街办、商贸旅游局、财政局、发改委、外经局、文体局、民政局、城管执法局、工商分局、质检局、卫生局、物价局、公安分局、农林水务局、宣传部等部门为成员，统一研究我区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全区促进消费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区扩大消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商贸旅游局。

二、精心策划、大力开展各项促销活动，营造繁荣的商业氛围

大力发展节日经济，围绕双休日、元旦、母亲节、端午节、六一儿童节、中秋节、重阳节、国庆节、圣诞节，春节、元宵节等，让市民走进，感受幸福生活，积极组织辖区内商贸企业举办系列促销活动。

(一)举办“穿靓幸福南城服装展销会”

从5月中旬开始，在华东服装城广场，组织商城内品牌服装进行展销活动。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长延堡街办、华东服装城共同组织实施。

2、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活动方案的制定);长延堡街办负责协调华东服装城活动落实工作，负责活动开展的协调工作(包括与周边单位的协调事宜);华东服装城负责活动的策划、店内参展商家的组织工作。

3、区城管执法局负责联系市城管执法局，支持活动的开展。

(二)举办“美食文化周”活动

借助兴善寺东街美食城开业之际，精心策划“美食文化周”，邀请五一饭店、西饮集团、秋林食街及我市特色餐饮品牌参加，扩大兴善寺东街的影响。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小寨路街道办事处、索宝投资集团共同组织实施。

2、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活动方案的制定)，邀请特色餐饮品牌企业;小寨路街办负责联系索宝投资集团落实活动工作，负责活动开展的协调工作(包括与周边单位的协调事宜)。

3、区城管执法局负责联系市城管执法局，支持活动的开展。

(三)举办“电影文化节”活动

7月中旬开始，在保利万和影院、保利博纳影院组织为期一周的电影文化节，内容以放映世界经典片、青春时尚片、教育题材片为主。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区文体局、区物价局、保利万和影院、保利博纳影院共同组织实施

2、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活动方案的制定);保利万和影院、保利博纳影院负责具体落实活动工作，区文体局负责在“电影文化节”期间放映影片的审定，区物价局负责与影院协调影票价格。

(四)举办“啤酒消夏夜”活动

为了增强小寨商圈的影响力，使广大市民能够消解酷暑，在夏季7月份期间，在好又多广场举办为期一周的“啤酒消夏夜”活动。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小寨路街办、百福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实施。

2、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活动方案的制定);小寨路街办负责联系百福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落实活动工作，负责活动开展的协调工作(包括与周边单位的协调事宜);百福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负责组织知名啤酒商在广场进行布点。

3、区城管执法局负责联系市城管执法局，支持活动的开展。

(五)开展大中型商贸企业周年庆典活动

组织辖区内军区服务社、百盛购物广场、华润万家、家乐福等大型购物中心在周年庆典时开展大型促销活动。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

2、由相关企业制定出具体的庆典活动方案，相关部门及街办负责活动开展的协调工作。

(六)大力开展假日促销活动

节假日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在辖区内各商场、购物中心、大型超市举行形式多样，不同主题的商品促销活动。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

2、各商业企业负责制定具体的促销措施;相关部门、街办负责协调工作。

(七)大力培育农村特色民俗会

在我区城乡结合区域，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大力培育2—3个特色民俗会。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区文体局、区农林水务局及相关街办共同组织实施。

2、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活动方案的制定);各相关街办负责协调与选定的村委会落实活动工作，负责活动开展的协调工作(包括与周边单位的协调事宜);区文体局负责各种民俗文化的背景资料收集，提出具体建议，区农林水务局与区商贸旅游局共同确定特色民俗会举行地点。

(八)举行首届创意市集活动

通过美化广场，展示创意作品，凝聚人气，将文化新天地打造成为时尚的新概念创意广场。

1、此项活动由区商贸旅游局、长延堡街办及新天地商业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实施。

2、由区商贸旅游局牵头，全面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包括活动方案的制定);长延堡街办负责活动开展的协调工作(包括与周边单位的协调事宜);新天地商业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参加首届创意集市单位和人员的邀请、场地的布置等工作。

3、区城管执法局负责联系市城管执法局，支持活动的开展。

以上八个方面的促销活动将在市内主流媒体、互联网上。所有活动由区委宣传部负责与有关媒体的联系和新闻报道，公安分局负责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

三、营造宽松经营环境，活跃区内消费市场

为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活跃我区消费市场，拉动消费、扩大销售，我区相关部门应允许零售企业在开展促销活动期间，适当延长营业时间，放宽企业户外宣传促销管理尺度，户外促销宣传活动时段及区域限制，减少相关审批手续。允许商业网点物流配送车辆在城区行驶、停靠、装卸等。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力争把商业用水电与工业用水电同价落到实处。

四、深入推进家电下乡活动，切实落实家电下乡相关政策

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的优惠措施，

区财政局及时兑现家电下乡产品补贴资金，并对开展家电下乡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区商贸旅游局、区财政局要积极部署、继续加大家电下乡工作推进力度，做好协调组织工作，确保生产企业对补贴家电产品及时供应，确保下乡家电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售后服务，严厉打击借家电下乡名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适时举办“家电下乡”培训会，举行“区家电下乡咨询会”。

五、积极培育小寨商圈，提升小寨商圈的档次和影响力

抓住辖区消费结构变化、创新发展思路，积极培育小寨商圈，推动小寨地区重点商业项目的开发改造。积极协调推进西旅国际中心、小寨工人文化宫、长安大学科技开发综合楼、立丰国际购物广场、华旗国际、财院综合楼、万科新地城、台南蓄洪池综合改造、长庆坊、金鼎国际、长延局等商圈内项目的建设速度，推进兴善寺东西街“特色餐饮步行街”的招商工作和运营工作，推进西路“美术街”建设，规范整合街周边的97家经营户，使其形成特色街区。通过大型项目的带动，全面提升小寨商圈的档次和影响力。

六、积极调研、科学布局，根据辖区区位特点，构建完善的商业体系

根据我区目前商业布局现状，以及各地区现有商业基础和未来发展前景，在遵循我市商贸业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依托小寨核心商业区辐射全区，建立鱼化商业中心、电子城商业中心、长延堡商务中心;全力打造长安南路商业轴、南二环知名餐饮带、西影路商业延伸带和南三环物流发展带。形成“一核、三心、一轴、三带”的全区商业服务体系。

七、增强服务功能，积极推进“商业进社区”、“商业进农村”

大力推广“便利消费进社区、便民服务进家庭”的“双进工程”。积极推进建设“家政服务网络中心”;鼓励大型商贸企业进驻社区;培育具有特色的社区商业示范网点，提供新鲜便利的商贸服务。各街办要认真调研，做好各社区的可改造利用商业面积存量调查，对面积超过150平方米的独立商业设施要报送区商贸旅游局备案，区商贸旅游局要积极与大型商贸服务企业联系，利用存量资源做好社区商业网点建设工作。年内力争申报创建一家部级社区商业示范社区。

积极推进商业进农村，继续深化完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加快休闲观光示范村建设，增强农村经济活力;通过项目带动、增加投资、扩大消费等举措，促进农民增收。一是新建100个农村商业网点。区商贸旅游局和各街办要密切配合，按照精神进行落实，每个街办新建农村商业网点不少于15个，年底前由区相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二是建设农村便民商业中心、农村便民商业街。在改造过的农村中，对商业资源进行整合，对商业网点进行规范，争取打造2—3个农村便民商业中心和农村便民商业街区力争在全市做出样板，成为亮点。

八、加大宾馆(酒店)和旅游景点的宣传力度，开展特色服务活动

各宾馆结合各类假期、店庆推出特价房，特色房;结合旅游淡旺季推出团队旅游房;针对一些小型企事业单位推出宾馆会议室租赁业务。加大对万亩都市森林4A级景区相关景点的宣传力度，开展旅游进社区、旅游进校园等活动，促进市民的近郊游，民俗游，开展赏花、采摘、登高等活动。加强农家乐评比挂牌活动，全年增加农家乐10家。

九、加快各类市场的建设改造步伐，提升原有市场的档次

积极规划引导，多元投入，市场运作，在南三环段引进、新建1一2大型专业市场;在西影路上，根据区位人员聚集度，建立若干个小型室内小市场。积极扶持朱雀农产品交易中心进行改造搬迁。

完成对我区现存的再生资源点的摸底排查工作，不再审批新建新的再生资源收购站点，加大对再生资源收购站点的规范管理。清理、取缔无照经营的收购点。

十、确保食品消费安全，积极推进放心早餐工程

卫生、质检、工商、商贸旅游局、农林水务局等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食品进行监督检查，从源头上杜绝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积极推进我区的放心早餐工作，扩大放心早餐工程的覆盖面和影响面，2009年全区确保实现总量220个，最大程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十一、加强与农业基地的联系，发展新型农产品销售服务

发展新型农产品销售服务业态，鼓励市场建立农产品直接采购基地，积极推进“农超对接”，培育和发展商贸龙头企业。组织引导区域内商贸企业前往蔬菜、瓜果等农业基地现场订购，加强农产品经销商家与农户之间的沟通联系，形成长期供应对接，开辟农产品交易绿色通道。

商业文化活动篇(7)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取得丰硕成果，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商业的兴衰可以直接反映出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国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商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商业民俗的内在作用。所谓商业民俗，是出现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文化习俗。这种文化习俗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间的变迁中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都必然引起商业经营方式等的变化，进而带动商业民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集合，是商业民俗的外在表现。对于商业民俗的研究可以清晰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深刻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商业民俗中价值信念、行为规范，是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信仰的外在表现，这种价值观可以影响人们的长期发展，可以对经济主体产生巨大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此外商业经营及传播的创新将人们与消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改善人们的消费习惯，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以其文化影响力推动经济的改革。因而，对商业民俗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梳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演化的规律，同时挖掘商业民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二、文献综述

民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传承的文化，这种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与经济密不可分。它作为一项新的研究领域，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1812年问世的《格林童话》由于收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成为民俗研究出现的始祖。随着对民俗研究的不断深入，民俗不再局限于民间故事传说，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现今西方民俗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口头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民间习俗和民间表演艺术等四种，通常从历史地域、作用、心理分析等角度进行研究[1]。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对于民俗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对于民俗与经济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民俗的经济功能的研究上。薛霞[2]从民俗为经济提供机遇的角度出发，认为民俗促进了旅游业以及各种相关产业的发展。王丽坤[3]侧重于民俗对于县域经济影响的分析。她提出，民俗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对于提高县域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商业民俗作为民俗的重要分支，从1992年起就引来众多学者的研究。宋醒民[4]对商业文化内涵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主要是从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和商品文化角度进行分析，提出重塑和建设商业文化。王锐[5]最早将商业民俗作为独立的概念进行研究，认为“商业民俗”可以理解为在一定区域的商业活动中，那些由人们传袭下来的稳定的、对于商业交易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言行等具有约束力的习俗。传统的商业民俗主要包括商人的信仰、行为方式以及传播方式三种民俗，这三种民俗是对商业民俗的概括，对于研究商业民俗具有重要意义，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逐渐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并不断开阔研究的范围与层次。周丁波等[6]对商业民俗中传统的及时商业广告民俗进行了深层次研究。他们指出，招幌和招徕市声是传统集市经营活动中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在过去的年代向消费者进行宣传和营销的手段，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民俗的特色。在商业民俗的地域范围上，陈伟明[7]考察了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商业民俗，认为民族的商业民俗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少数民族商业观念和习惯的反映，也是助于其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从民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商业民俗的定义、表现形式以及地域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剖析其社会价值。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商业民俗变迁背后的经济学意义，寻求在现今经济发展阶段中实现商业民俗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商业民俗的变迁

商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赋予商业更多不同的意义。在过去发展的六十多年中，商业民俗也伴随着经济增长发生不同的变化，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相对传统化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商业刚刚经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经济刚刚起步，在计划分配的体制下，商品流通主要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各方各面发展不完善。商业活动局限于小范围的生产流通环节之内。这样的环境，一方面使存留于封建时期的集市贸易和小商小贩成为主要商业经营主体。这些集市大多数位于位置适中，交通便利的地点，为村民提供满足日常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且为周边村民提供场所进行定期的商品交易。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以其独特的叫卖声吸引众多的消费者，弥补了集市定期交易的空缺，成为商业方式民俗的一道风景线。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控制的指导下形成了许多聚集于地域中心的各种小型国营商业店铺和供销社，为日常消费者带来相对便利的商品交易。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经济、交通等的限制，商业活动主要在小地域范围内开展，进而商业民俗则呈现出相对封闭传统的特点，受地域限制较多。

（二）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过渡化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进入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国家放宽对于商品购销体制的限制，一时间大量的商业店铺涌现出来，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商业交易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固定店铺以及百货商店。这些商店以其长久形成的声誉和丰富的商品种类集聚了周围较大范围的消费者，开始打破地域的限制，集合成为具有更广范围的商业中心。商业民俗在这一时期，主要的经营方式民俗和宣传民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集市向商店的转变，由叫卖向招牌广告的发展等等都体现了商业民俗开始融入相对开放的环境，并为现代商业交易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网络化阶段

自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经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市场，减少限制。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事物逐渐涌现，新技术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开始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国家开始鼓励各种新型商业的发展，鼓励技术进步创新。电视的普及、计算机网络的大范围应用、飞机动车等新型交通运输等 的出现使得商业民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人们的交易民俗不再仅仅局限于独立店铺式的销售，更多的连锁店、网店的出现为人们的交易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使得人们更加便捷地获得自己想要的商品。同时，快递运输业也迅猛地发展起来。商业宣传也开始充斥于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方方面面。

四、商业民俗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日益发生巨大的变化，商业民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商业经营民俗由集市向固定店铺等转变，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直至技术水平的创新，各种网络店铺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商业宣传的革新促使商业传播民俗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最初人们通过叫卖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商品，表达自己的交易期望，现在人们更多的只需打开电视或者电脑等，就能浏览到想要的商品，甚至有更为详细的信息。商业经营和传播方式的诸多改变主要有赖于经济体制的变迁、信息技术的出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新型商业形式的涌入等。

（一）经济体制创新为商业民俗变迁创造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在这个进程中，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阶段过渡，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变化直接导致了商业民俗的变迁。

经济体制的变化通过逐步放宽经济发展环境为商业经营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经营方式民俗是商人在从事商品交易过程所采取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商业经营民俗主要表现在集市、小型坐商店铺、超市、连锁商店以及网店等各种不同形式。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制度变迁使得这些民俗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家处于长达30年的计划商业体制之下，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中，国家经济以“分配”为特征，价格受到计划的严格限制，国营和合作社是商品流通领域的唯一主体。这种相对封闭的交易环境限制了商业经营方式的发展，使得在封建时期就得以存留的集市和国家控制的小商业店铺仍旧是商业经营的主流，而没有新的经营方式诞生。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限制了生产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渐渐不能满足市场化的需求。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不断增加，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开始放宽市场管制，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为了改变原有高度集中的状态，国家放宽了商品的购销机制，允许生产者自行销售商品，也允许商品流通领域的自由流通。扩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以及涌现的诸多民营商业店铺，在发展中不断适应人们消费需求的多元化，逐步建立起相对通畅的流通环境。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体制才真正从“计划”向“市场”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对商业经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可以很好地利用价格机制向商品生产者传递信息，还可以有效刺激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基于市场机制的种种好处，商业经营方式开始向新兴形式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超级市场、便利店、货仓式超市、专卖店、邮购、自动售货机等现代化的商业业态都已开始引进，上海等大城市甚至已出现了网络销售和网上商店。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的“2012年度行业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连锁百强销售规模达到1.87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连锁百强企业门店总数达到9.4万个，同比增长8.0%数据来源：http：//cfen.com.cn/web/meyw/2013-04/23/content_972569.htm。。商业经营民俗的变化是直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表现，是经济制度变迁的直接结果。

（二）网络信息技术推动商业民俗发展

商业与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技术的突破可以促进商业的发展。二十世纪末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改善了商业运行的环境[10]。

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通过影响商家的经营决策改变商业民俗。即在网络技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商业经营集中于商业店铺、连锁店等各类实体店销售模式，网络在中国的应用使得更多人接触到这一新兴技术形式，并且迫切希望与其能够相适应。在这样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一些接受信息技术成本较低的商家首当其冲地抓住机遇，将商业经营带入网络空间，成立网店、使用网银等方式。随着网络购物的流行，传统零售企业纷纷转型，将经营向线上发展，诱使商业民俗也向网络化进军。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已经占到了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仅就淘宝个人网店数量达1725万家数据来源：中国连锁零售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报告2011—2012。。

另一方面，新技术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来间接影响商业民俗变迁。网络对于消费者大有裨益。媒体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消费者轻松掌握大量的信息，并且可以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微博等交流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即时沟通。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使得消费者对于移动方便的网络购物的需求也相应提高[11]。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的网民规模高达6.14亿，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这一数字清晰的显示，如此规模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体对于商业经营者是巨大的机会，紧随技术潮流改变商业经营方式可以使经济发展更加迅猛。网络市场交易规模逐年递增，预期未来这种增长趋势仍然会保持。综上所述，网络技术通过商家和消费者联合效应导致了商业民俗的网络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商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创新商业民俗形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教育促进人力资本优化，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商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与其所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教育作为培养经济发展人才的社会活动，与经济发展、文化社会进步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投入和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展，使得劳动者的素质逐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逐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文化水 平的提升对商业经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更强。当新事物出现，接受到较高教育的人员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加以适应和接受，并且能够比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更好的对其加以利用，满足自身的效用。正如信息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所显示的，商业活动中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使得商业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利用新技术的优势，逐渐形成网络化的商业民俗。其次，创造力是劳动者素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的思想的提出。教育培训使得劳动者有能力对于周边事物进行归结以及重新组合，这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在商业民俗的变迁中，商业人员文化水平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帮助商业经营者创新经营方式，运用新技术为其经营发展所用来创新商业民俗形式。

（四 ）外来冲击刺激商业民俗变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新型的零售商业业态大量涌入中国，并迅猛发展，对中国的商业店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的商业经营方式对传统商业民俗的冲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习惯。大型超市、专卖店、网店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认识到便利消费的优势，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巨变引致商业经营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方式，向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方向发展。第二，影响商业网点布局。传统商业经营中店铺处于相对分散化、小型化的特点，而新型零售店铺基于交通的便利形成较为集中的布局，导致传统经营的利润大量瓜分。基于此，商业经营者通过学习借鉴新型零售业态的有利经验，不断改善商业网点设置，向新型、盈利的方向发展。

因此，本土企业如同华润万家犹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以其低廉的价格和稳定的货源，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商业民俗形式的向前发展。

五、促进商业民俗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商业民俗行为与经济发展是相生相伴的，并非独立的。商业民俗意识与观念贯穿于经济活动之中，充斥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现代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各种新的冲击，保持商业民俗的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传承传统商业文化之精华

当今中国国门大开又面临全球化的影响，传统文化首当其冲，作为文化重要部分的商业民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面临复杂的经济环境，商业民俗应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导向，从中国传统中挖掘商业民俗的精髓，发扬和构建中国特色商业民俗。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诚信”的价值观，这对于商业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商业运行不能忽视的。在商业民俗的现展中，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指导，在变迁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但是以传统文化为导向并不意味着对于外来冲击全部摒弃，商业民俗的发展也需要融入新鲜血液，因而要“取其精华”为其所用。

（二） 夯实经济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与民俗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正如在商业民俗变迁中所提到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催生了不同商业民俗形式，只有经济发展了，商业民俗才会有更加健康的发展。夯实经济基础，一方面可以保证人们有足够的收入进行商业活动，保证商业交易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经济基础的稳固可以使得商家保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商业价值观，不会单纯以营利作为自己进行交易的唯一目的。商业道德是商业民俗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规范着商业活动双方的行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为人们践行良好的商业道德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保障。

（三）加强政府监管

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政府行为的规制，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双方的监管可以促使商业民俗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商业活动进行监管，使商业活动在政府的监督下按照正常的程序运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力可以使商业活动的行为受到约束，保证商业民俗不偏离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偏离传统文化的指向。其次，政府应加强国民对于商业民俗的教育，使人们正确认识商业民俗的特点以及商业民俗对于经济的作用。只有对商业民俗文化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使商业活动的运行具有更加顺畅的环境。

（四）强化网络技术监管

近代以来，技术的进入和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入，使得中国的商业运行出现新的方式。然而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善商业民俗保障经济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不令人愉快的行为。比如网络购物中的诈骗、质量不保等现象是网络技术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方面，加强网络的立法监管，拓展立法领域，制定科学规范的行业标准，建立安全有效的网络交易制度；另一方面，加大网络监管力度，严把网络销售和网络广告的准入标准，结合日常监督管理严格监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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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霞.民俗经济[J].北方经贸，2005（12）：108-109.

[3]王丽坤.县域民俗经济探析[J].文化学刊，2012（5）：123-127.

[4]宋醒民，姚海明.商业文化：内涵、意义及其建设[J].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92（11）：34-37.

[5]王锐.商业民俗学及其研究意义[J].商业文化，1997（3）：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