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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结构的含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对创业板被高估和银行股被低估的讨论随之而起。
创业板和银行股估值现状的形成有诸多因素,对未来走向进行判断似乎也不难。本文所持的逻辑,是从中国股市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出发,来看待股市内部估值结构的畸形表现。
中国股市晴雨表功能的初步含义,是股市波动提前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波动;这里所强调的,是晴雨表功能的另一个含义,即股市内部估值结构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反映。
以简略和近似的方式来说,银行股估值之低,反映了实体经济不振和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创业板估值之高,反映了虚拟经济层面的非理性繁荣,主要体现为房价节节攀升和理财市场规模的不断膨胀。
银行股低估与创业板高估,恰似中国经济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扭曲关系的一个镜像。
在这两者背后,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艰难。经济结构转型的整体层面宏大而庞杂,这里且不谈。单从结构调整所必须的经济去杠杆来看,就面临这两难选择:继续去杠杆,原有结构的脆弱会因此显性化,转化为一系列风险的爆发,甚至引爆危机;重回加杠杆,则只不过是拖延时间。
而所谓“上限”、“下限”论也并非万全之策,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因素所积累的问题很可能从通胀上限与增长下限两个方向上同时挤压政策的运作空间。
作为镜像,股市对上述情况的反映是:银行股萎靡不振,代表了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悲观预期;创业板屡创新高,代表了对政策重回加杠杆的预期。而且,一旦重回老路,可以肯定的是,流动性的改善仍然对实体经济帮助不大,而是一窝蜂涌向虚拟经济层面,从而助推本已虚高的房价和创业板估值(相比之下银行股依然涨幅落后)。
目前来看,中国股市显然没有能力对不合理的估值结构进行自我调整,而只能等待外力来打破。而“难以自我调整”,也是中国经济当前状况的一种反映。区别仅在于,宏观政策已经在有意识地推动结构化的改革,而创业板还未遭遇监管者痛下杀手。
在上述逻辑之下,对股市未来走向的预测便有了落脚点:
一是在政策刺激中各类虚高的资产价格继续攀升;这对应着创业板与银行股估值差距的继续拉大。
二是在不刺激或者上述刺激再无作用的情况出现实体经济的硬着陆;与之相对应,不但创业板股价很可能跌个80%,就是银行股的估值也难保再次探底。应该说,银行股目前的估值(2013年末全部跌破1倍PB,2015年末个别银行股跌破0.5倍PB),即使考虑到其他因素,也还是包含了经济硬着陆的预期。
三是随着结构化改革措施的推进,市场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预期发生改变,实体经济终于有了吸引力;相对应的是,银行股与创业板的估值从相反的方向回归均值。
关键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金融相关率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095-05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必由之路,它为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均衡发展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经济运行的枢纽,其本质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本文以西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金融化的客观进程为基础,试图探讨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互动影响,为正确把握金融业发展方向,并以此促进地方经济和金融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1.经济结构调整的含义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1.1 经济结构调整的含义和规律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变动,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优化的状态。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实质是经济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过程,通过劳动和资本在不同产业和部门内部进行转移,实现不同产业和部门内部产出的调整。按照配第-克拉克和库兹涅兹等学者对占据经济结构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三次产业的演进是沿着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在这里经济结构的优化指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史上,三次产业是依次形成相继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可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取决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满足自身扩大再生产后所剩余的物质产品数量;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会通过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诸如金融、商业、运输、信息等服务,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
1.2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互动
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推进的过程。”金融发展和深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从两方面理解,其一是金融体系产出和金融资产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二是金融结构转换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金融发展深化最直接体现为整个金融体系的产出增加,这在统计核算中不仅使GDP总量扩大,同样体现出第三产业加快增长,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增加,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作为金融活动的载体,其种类体现了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服务功能和特点,反映了资产所属金融部门的发育程度和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可以为经济结构升级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其次,金融发展可以理解为金融结构的优化,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在不同产业和部门进行转移,表现为资金的重新配置和流动,而各个金融部门对资金的分配方式要满足这种流动的需要,合理的金融结构通过改变不同产业部门的融资结构,改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使金融资源在行业之间进行转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优化经济结构,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上述作用传递过程越明显、越有效。如果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并与之相协调的金融结构就是最优的金融结构,那么金融结构的优化也是经济结构优化的要求,金融结构优化能创造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高的资金使用配置效率,从而克服调整经济结构所面临的资金障碍,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步伐。而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协调的金融结构转变会表现为金融泡沫和金融抑制,不仅不利于金融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健康发展。同样地,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优化,经济运行方式、规则和效率等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金融结构作为产业结构中的子结构,它自身的结构特征是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反映,是会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的,所以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也具有影响。另外产业结构调整要求金融结构作相应转变比如改善金融产品、融资工具等,以满足对其进行相应的服务需求,这些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改变,也可以理解为金融结构调整的过程和结果。
总体而言,经济决定金融,产业结构决定金融结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无不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金融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反过来对经济和其结构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又可能对其起到阻滞的作用。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探寻最优的金融结构,使金融发展和结构与经济发展和结构协同,经济结构调整作用于金融发展和结构优化,金融发展和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最终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
2.西安产业结构演进和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2.1 产业结构演进
西安市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57年,由以农业为主转到以工业为主时期。1952年,西安市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37亿元,其中农业占1.59亿元,几乎等于工业与服务业之和。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47.18∶26.11∶26.71,产业结构格局为一、三、二。“一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西安的扶持,拨付西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7.94亿元,全国156个重点项目,西安就占17项。截至1957年,西安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02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产值为3.97亿元,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26.06∶49.50∶24.44,产业格局由一、三、二演进为二、一、三,工业从末位跃居第一,西安也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工业为主的城市。
第二阶段:1957~1965年,在此期间,西安工业主导地位不变,服务业攀升,农业下降。工业在继续位居三产之首的同时不断发展,农业则下滑至三产之末,服务业随着工业的发展迎来了发展的机会,一批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贸餐饮、旅游等开始发展壮大。到1965年,西安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2.76亿元,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比例为20.53∶56.58∶22.89,产业结构格局由二、一、三演变为二、三、一的新局面。
第三阶段:1965~1990年,是由工业为主转到工业与服务业并举,服务业领先的时期,在这段较长的时期内,农业持续下降,工业在经历了15年之久的平稳增长后从1980年开始回落,与此同时,服务业却随着改革开放,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势头。截至1990年,西安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6.51亿元,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96∶43.05∶44.99,第三产业历史性的从第二位升至第一位,产业格局由二、三、一变为三、二、一。
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是服务业稳步发展,工业调整回升时期,这段时间内,西安三次产业结构稳定,农业占比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工业基本上处于调整之中,服务业则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到2006年,西安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 450亿元,产业结构之比为5∶42∶53,仍维持着三、二、一的格局。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近20余年来三次产业在西安的变动过程,第一产业占GDP比例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出现过短暂的上升外,其余时间占比则不断下降,二、三次产业呈现出交替上升的规律,不过从总的趋势看,第三产业占比稳重提高,而第二产业则在经过80年代的下降后,进入了调整阶段。
2.2 西安地区金融发展
此处,我们不应单纯地将金融发展割裂开来,而是应当将其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关注本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理论上,整个社会经济可以划分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随着货币流通与信用活动长期相互渗透形成新的且不断扩大的金融范畴,人们也逐渐倾向于将非实体经济领域统称为金融领域,而在金融创新不断挑战传统货币职能过程中,以金融总量替代货币总量、考察现代经济运行与金融运行结合程度的“经济金融化”思想应运而生,其中,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广义指标,强调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比关系。
上图所示贷款占GDP与金融相关率②的变化体现了金融资源配置仍以银行为主导,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段,金融相关率和贷款/GDP的协调性体现了西安市金融资产的单一性,从1994年开始,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和主体的多元化使得金融资产统计的范畴扩大,金融相关比率构成趋于多维,不过在“九五”期间,金融资产总量增长的速率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造成了金融相关比率下滑,随后的时间内,金融相关率几乎是伴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在到达2003年后出现拐点并突然下降,同时也体现在银行贷款数量的下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受到金融改革和风险管理的双重约束,加之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各银行机构开始主动控制信贷规模,并且从2001年开始,股市持续低迷,上市公司基本丧失了再融资的能力。但从2004年开始,金融相关率和贷款/GDP的趋势呈现出背道而驰的态势,协调性已被打破。一方面,银行机构在信贷投放方面仍然受到有效需求不足和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贷款增长速率低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存差规模,使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在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共同作用下,银行业资金运用的压力较大,于是不得不改善资金结构来缓解资金沉淀的压力,如大力开展票据融资业务和积极参与债券市场交易,同时也将日渐增加的存差予以上存,使金融资源在整个系统内跨地区进行配置,提高效益。由于金融资产的统计中包含银行资金运用总计部分,因此虽然贷款/GDP下滑,但银行资金运用总计部分是不断增加的,也就是金融资产总量是大幅增加的,这也就是在贷款/GDP下降的情况下,金融相关比率依然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另外从2006年开始,股市出现复苏迹象,对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至于保险方面,尽管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但所占份额较小,其对金融相关比率的影响这里就不再加以分析。
3.金融发展对西安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分析
产业结构是实体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为检验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变动间的关系,选择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指标(IS),以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结构指标③(FS)作为金融发展的数量指标,数据样本范围为1990年至2006年。
从产业结构指标IS与金融相关率FIR、金融结构指标FS的相关系数看,产业结构指标与金融相关率之间具有比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了0.87,说明经济金融化对经济机构调整总体上具有正向的作用;而产业结构指标IS与金融结构FS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44,表明经济结构指标与金融结构指标的线性相关关系较差,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在线形拟合的条件下,西安地区的实体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间还不够匹配。
以产业结构指标IS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结构指标FS为解释变量,分别做普通最小二乘的回归。得到IS与FIR的回归方程为:
IS = 0.8400 + 0.0279*FIR
70.4333 6.521576
(0.0000)(0.0000)
其中:方程的拟合优度R2=0.75,F=42.53096,相伴概率为0.00001,方程的DW=1.452>1.381,表明方程残差未出现一阶自相关的形式,同时怀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残差具有同方差性。因此对方程输出的结果可以理解为经济金融化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增加0.0279个百分点④,由此我们看到虽然西安地区经济金融化程度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的贡献,但数值较小,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金融总量的增长并非实体产业结构优化的充分条件和主导条件,同时金融运行和发展对西安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贡献远没得到充分的发挥。
以产业结构指标IS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结构指标FS为解释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的回归,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IS = 0.860425+0.117850*FS
29.730731.900318
(0.0000)(0.0768)
其中:方程的拟合优度R2=0.20,F=3.611207,相伴概率为0.076787,方程的DW=0.321,远远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方程中金融结构FS在5%置信水平下未通过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但方程残差的同方差假设则得到了满足。总体看,该方程拟合优度太低,金融结构FS与方程整体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存在严重的自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表明西安地区实体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结构变化极不协调,而且也体现出非银行贷款的金融资产、非银行部门和资本市场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的特点。
再以产业结构IS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相关比率FIR与金融结构指标FS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如下的方程:
IS = 0.858489 + 0.034633*FIR -0.079529*FS
55.511036.20886-1.732005
(0.0000)(0.0000)(0.10522)
其中: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76,F= 25.60057,相伴概率为0.000021,DW=1.55,通过方差膨大因子检验方程不具有多重共线性,同时也满足同方差的假设,但金融结构指标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体上看,若将产业结构指标和金融结构指标用来共同解释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了方程的拟合优度,显然也说明了金融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是多维度的。我们注意到,抛开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因素,金融结构指标的符号为负,说明非银行贷款的金融资产每增加1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占比就要减少0.079个百分点,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当期非银行贷款的金融资产比重提高,则意味着贷款的比重就要下降,而在我市银行机构和贷款资产对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其他金融资产比重的增加并不能像贷款那样有效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作用。事实上除了资本市场的股票筹资额直接作用了实体经济外,其他类型的金融资产并未作用于西安市的实体经济,比如每年银行机构就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以存差上存的形态存在。因此,我们在扩大金融总量规模的同时必须给予优化金融结构以足够重视,而我市金融结构变化相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协调,无疑是妨碍金融贡献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4.关注的问题
4.1 金融对产业升级的支持主要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完成,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的主动性高效性未得到有效发挥
从前面的效应分析上看,金融总量的增长对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正向的积极作用,但金融总量的增长并非实体产业结构优化的充分条件和主导因素。通过产业结构指标与金融相关率、贷款占GDP比重的格兰杰检验,我们得到的统计结论是产业结构调整是金融相关率和贷款/GDP变动的动因,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金融相关指标的变化,因此我们考虑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是否是被动的,对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是否真正得以发挥。事实上,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肩负着宏观导向的职责,往往由其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主导产业和行业的发展,进而金融机构再将金融资源配置在这些前景较好和政策支持有力的产业和行业上来。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金融机构则根据产业政策的调整减持信贷存量。不过从统计检验的结果看,金融业对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的主动性和高效率性未得到有效发挥。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相关指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Null Hypothesis:ObsF-StatisticProbability
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S15 1.03800 0.38939
I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 7.69888 0.00946
D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S15 0.33243 0.72481
I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K 8.46514 0.00706
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不是金融相关率的格兰杰动因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946,落入了拒绝域,这里应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金融相关率的格兰杰动因;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不是贷款/GDP的格兰杰动因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706,落入了拒绝域,这里应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贷款/GDP的格兰杰动因。
4.2 金融资产总量的增加更多程度上体现在存差的增加,这些金融资源并未有效作用于本地区的实体经济调整
考察金融相关比率和贷款/GDP的走势发现,近几年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速率,而贷款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速率,这说明西安地区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但就西安地区而言,存在着优质企业较少、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因此大量金融资源无法通过贷款的发放予以消化,造成了贷款增长的放缓,使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在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手段有限的前提下,这些金融资源往往以存差的方式存在,或者以上存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配置,并且上存的资金占存差的比例还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这对以银行信贷占据资源配置主导地位的西安而言,大量的金融资源不能体内循环为我所用,无疑降低的金融资源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和效率,也从更深层次上折射出西安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4.3 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均衡,影响金融渗透的能力,妨碍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导致了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协调
金融渗透是金融活动日益扩展其广度和深度并发挥金融资源主导作用的客观进程,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表现。一般地,高次产业地金融渗透强度强于低次产业,那些发展前景好、盈利能力强的行业更容易获得金融资源,因此金融渗透的一般规律有可能将某些发展前景尚不确定的行业排除在外,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就涉及到了金融在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于各行各业之间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考量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间在金融渗透方面的互补效果如何,进而判断金融运行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否具有效率。换言之,也就是在银行机构倾向于大额贷款优质大客户时,金融体系通过发达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外部融资渠道,弥补低次产业高级化的资金缺口,这样日益增多的投资者和及时创新的金融工具将金融触角伸向更广泛的微观经济个体,凭借多层次、多样化的工具、机构、交易机制和市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有力保证产业升级。目前,西安市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资源的多元化对金融结构的改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金融资源存量中,间接融资仍然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比重,债券市场存量相对于经济发展总量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股票市场有所发展,但毕竟规模太小、作用有限,还存在着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能力不突出,再融资功能较弱等问题,这样的格局最终表现在了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均衡,即经济发展过多依赖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相对经济发展不足等,这种不均衡的局面必然影响着西安地区金融资源的渗透能力,妨碍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协调发展。
4.4 在银行信贷为金融资源配置主渠道的前提下,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变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信贷风险上,同时也使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
产业结构由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发展,或者产业内部的调整势必对经济实体产生影响,而银行信贷又直接作用于经济实体,当一些新兴或落后的经济实体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时,这也就对银行信贷产生了风险;而当一些受政策调整限制的产业来说,其必然也将产生信贷的政策性风险,因此在我市信贷资金为金融资源配置主渠道的背景下,目前的金融结构很难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变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予以分散,使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了信贷的资金风险上,亦使风险过渡在银行体系,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变动越剧烈,这种风险显露和爆发的可能性就越高。
4.5 产业结构中的垄断性行业更易吸引金融资源,一方面促进该行业盲目扩张,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集中与趋同
产业结构中的垄断性行业具有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比其他产业、行业更易吸引金融资源,这种状况可能会促使行业的快速盲目扩张,甚至引发该行业的产能过剩,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由于金融机构相互竞争力度加大和资金逐利性的影响,造成了信贷对象趋同和行业集中,过度的信贷对象趋同和行业集中势必导致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上升,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截至2006年12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前20大客户的贷款余额为1 302.32亿元,占全市各项贷款总额的54.75%;2003~2006年度前20大客户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4.08、6.52、9.82和10.9个百分点,表明全市贷款投向的集中程度仍在不断加剧。其中:最大一户贷款余额已超过289.09亿元;前三大客户的贷款余额均超过150亿元。从行业分布看,贷款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电信、房地产等行业,信贷投向仍主要集中于少数垄断性行业。
5.政策建议
5.1 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建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优化金融结构,进而提高金融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配置效率,分散资金风险过多集中在银行机构的局面
目前,过多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银行业,既影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又导致银行系统积聚了大量风险。因此西安区域金融在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和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影响的格局下,必须坚持走稳健高效的发展之路,尽快进行地方金融结构的完善,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更有效率、多层次、更有利于吸纳资本的金融资本市场,解决金融结构失衡的问题,从根本上增强和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和层次。建设完善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更有助于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优化经济实体融资结构,还可以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并通过市场对资金的配置功能优化实体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5.2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体系,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高科技企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推动作用已毋庸置疑,但我们前面谈到金融渗透的一般规律有可能将某些发展前景尚不确定的行业排除在外,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就需要风险投资的介入来弥补上述的不足,为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原始的资金支持,促进其发展,为西安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5.3 加强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实现信贷资源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更有效的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同时降低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
当前,西安银行业仍旧是金融体系中资金优化配置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媒介,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银行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格局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格局,因此,还是要加强地区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降低低效率经济主体占用金融资源的比例,提升金融资源对高效率经济主体的配置,实现信贷资源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更有效的配比,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可降低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信贷风险。
5.4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信贷投入的微观经济基础,促进地区金融资源回流
前面我们谈到西安市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金融资源通过上存的形式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进行着重新的配置,这除了受到地区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外,还主要受客观信用环境的制约。因此,应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入手,改善西安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银行业信贷资金投入的微观基础环境,促使金融资源回流。一是加强信用宣传和公民道德教育,逐步规范社会信用秩序,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二是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增强企业信用风险意识;三是加快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奠定制度基础。通过以上措施,为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
注 释:
①经济结构分为广义经济结构与狭义经济结构,广义的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的总和,还包括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等;狭义的经济结构则专指产业结构,它主要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研究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产业及其关联性,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无需涉及经济结构的所有方面,因此所提到的经济结构代表狭义的经济结构。
②金融相关比率定义为金融资产总额与当年GDP之比。关于金融资产包含的对象目前仍值得商榷,本文的金融资产总额选取狭义货币(流动中的现金+活期存款)、金融机构资金运用、股票市值、债券余额、保费收入之和,限于统计上的局限,此处金融资产的计量未包括债券余额,不过西安债券筹资总量非常小,因此并不影响对基本趋势的判断和分析的有效性。
③此处金融结构以金融资产结构替代,定义为金融总资产中非银行贷款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
④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60-1990年间美国仅服务业产值比重与金融化程度的弹性就在0.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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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来源均来自西安市统计局、西安市统计年鉴.
[作者简介]
【关键词】城乡 二元经济 二元金融
一、城乡二元经济与二元金融
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而使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顺利实现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二元金融,分为三种层次,宏观层次上的二元金融是指银行主导型金融(政府主导型金融)与市场主导型金融,又称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中观层次上的二元金融是指城乡的二元金融;微观层次上的二元金融是指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金融二元结构,也可以称作二元金融结构,通常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抑制条件下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即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构成的二元金融体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农村居民在全国总人口中过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城乡间二元金融的出现。一方面在城市由发达现代银行分支网络以及证券、保险组成的一个基本上服务于城市经济主体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是存在于农村由小规模的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构成的基本上服务于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市场。两者无论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制度都存在巨大差异,两个市场体系还相对独立,资金并不能自由地双向运动。
二、城乡二元经济与城乡二元金融的关系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与金融发展问题作了较长时期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Myint、肖和麦金农均已认识到金融的二元性问题,他们初步探讨了金融二元性与经济二元性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是金融的二元性导致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性。随后,有关二元金融与二元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被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化所取代,其研究结论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利论”,即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缓解。孙立军(2009)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和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均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二是“不利论”。即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缓解。
(一)我国城乡经济金融的二元结构情况
一般地,二元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生产率的差异,我们可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M)、二元对比系数(D)、二元反差指数(U)和综合二元反差指数(C)等生产率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的强度。沿袭国际习惯,我们用戈氏指标来测度金融发展水平,设M2为资本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则金融相关率FIR=金融资产总量(M2+L+S)/GDP,于是我们可用城乡FIR比来衡量城乡二元金融的强度,同时再加上城乡金融资产总量比这个指标。
根据1978年-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计算出1978年-2009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城乡FIR比、城乡金融资产总量比、考察城乡FIR比与滞后一期的城乡综合二元反差指数的关系、城乡综合二元反差指数与滞后一期的城乡FIR比的关系,绘制趋势图,我们得到: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表现出由缓慢到反复、再到缓慢递减的趋势,但目前仍较为严重,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表现出迂回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严重性也将会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增长方式等机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出挑战。
城镇、农村的金融化程度均在上升,不过中国城镇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要高于农村,导致城乡金融二元化的程度逐渐扩大。中国城乡二元经济虽有一定缓解,但该过程表现出一定反复性,而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较为严重;中国城乡二元金融格局已形成并呈扩大态势;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金融的相关关系
(1)理论关系。中国金融发展的城乡二元性结构特征是与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密切相关的一个现象。首先,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同时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扩大又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2)模型选择。在实证分析方面,韩正清等(2010)设定的模型和实证检验非常经典,后人借鉴较多。他们假设社会经济部门由农村经济系统S1和城市经济系统S2构成,金融部门由农村金融系统F1和城市金融系统F2构成;两部门有相同的技术进步。各经济系统的总产出都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而且都以金融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劳动生产率为投入要素,则:
Y1=f(K1,L1,F1)=A1K1α・L1β・F1Υμ1 (1)
Y2=f(K2,L2,F2)=A2K2ζ・L2η・F2θμ2 (2)
lnY2-lnY1=(lnA2-lnA1)+(εlnK2-αlnK1)+(ηlnL2-βlnL1)+(θlnF2-γLnF1) (4)
方程(4)左边lnY2-lnY1可视为二元经济结构差异系数;(lnA2-lnA1)为两经济系统的技术差异;(εlnK2-αlnK1)为两经济系统资本投入差异;(ηlnL2-βlnL1)为两经济系统劳动投入差异;(θlnF2-γLnF1)为两金融系统发展水平差异,θ和γ可视为二元金融结构差异系数。其含义是:城乡两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由城乡技术进步水平差异、资本投入差异、劳动力投入差异(或者劳动力生产率差异)及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引起的。因此,要考察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分析(lnY2-lnY1)与(θlnF2-γLnF1)之间的变动关系。
根据对方程(4)的分析,我们认为,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由城乡技术进步水平差异、资本投入差异、劳动力投入差异(或者劳动力生产率差异)及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引起的,我们将这种关系变型为:GY=g(GA,GK,GL,GF)。其中,GY表示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即为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强度;GA表示城乡技术发展差距;GK表示城乡资本投入差距(或者资本形成差距);GL表示城乡就业或劳动投入差距;GF表示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即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强度。
(3)实证结论。我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转化虽然取得了明显成绩,但目前仍较为严重。第二、中国城乡二元金融差异呈现“自我强化”态势。中国农村金融存在明显的“双重金融抑制”现象,而城市金融凭借其在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和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不但使自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造成农村金融不断外流,导致城乡二元金融的差异愈加明显;同时,政府投资向城市的倾斜更是加剧了资金由农村向城市外流的程度。第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与二元金融之间互为Granger的因果关系。
韩正清等(2010)的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对经济二元结构的解释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强,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对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有着固化的影响。仇娟东等(2012)的实证结果表明,这两者的作用方向是反向的,这却是一个“悖论”,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与金融之间不协同变动的关系上。引用艾伦(2002)提出的标准,中国的金融系统无疑是一个失败的系统,该系统却支撑了中国经济30余年的高速增长,其作用机制是政府通过控制金融机构的产权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权,为合意的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金融资源,这使得经济与金融协同变动的关系在中国的体现十分有限。
(三)缓解我国城乡二元经济金融结构的政策建议
学者们的实证研究都承认,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与二元金融之间互为Granger的因果关系,只是他们对两者在作用方向上观点不同,基于不同的观点他们提出不同的建议:
韩正清等(2010)认为两者的作用方向是正向,于是他们提出常规的政策建议,认为缓解城乡二元经济与金融格局的矛盾就在于统筹城乡的发展:要同步协调城乡经济关系与城乡金融的关系,谨防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相互“掣肘”;为缓解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战略,壮大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比较利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筹城乡金融发展,加强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农村现有正规金融组织,扶植村镇银行等社区性金融组织,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建设农村竞争性的信贷市场,开辟农村资本市场、担保市场;理顺城乡金融关系,遏制农村资金外流,鼓励农村投资,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渠道。
仇娟东等(2012)认为两者的作用方向是负向,通过将原因归咎于中国金融与经济不协同变动的关系上,他们认为促进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关键在于理顺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依照中国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体的特征,健全金融体系政府配置、产权配置与价格配置的混合配置格局,从而形成具有竞争性的金融体制。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时滞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0-01
前言
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滞效应主要指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的开始,直到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一般对其时滞效应主要从C-D生产函数进行分析,从而推出一定的结论。
一、SVAR模型的基本概述
现阶段,在分析外在冲击下的时间强度与影响大小方面通常采用VAR模型,即向量自回归,但无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给予明确的解释。因此,应采用SVAR模型测度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时滞效应,弥补VAR模型中的不足之处。另外,从约束模型参数中分析,与VAR模型框架相比,SVAR模型的构建更具准确性与稳定性[1]。
二、对时滞效应以及结构性转变检验的分析
对经济增长轨迹进行描述往往以C-D生产函数为主要依据,通过GDP、资本投入以及劳动投入等季度数据将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资本、劳动、技术等各方面影响进行分析。下文中的劳动投入量将通过就业人数反映,资本投入量以流动资产及固定资产的资本存量为主。
(一)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结构构型转变检验
根据数据内部生成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时滞效应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率时序轨迹方面,可将其理解为统计意义下结构性转变中的经济增长路径。根据CUSUM校验结果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率数据形成过程中出现均值稳定性的特点,可将其理解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并没有出现结构转移,若CUSUM平方检测结果所显示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方差不稳定性特点,说明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结构性突变。从近年来数据分析,2001年的第二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之间我国经济增长曾出现结构性的突变,也正在这个时间内,国际金融危机传向我国。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数据形成的轨迹出现结构性突变主要由这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从2007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分析,可以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时滞效应进行测度。
(二)变量的协整检验与平稳性检验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在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期间为无影响时期,在199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为影响时期,从二者间的方差分解效应以及脉冲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与ADF平稳性检验中不难发现,对LNGDPSA、LNTFPSA以及LNKL三者间的关系通过SVAR模型考察,可以分析其影响的时滞效应。从模型滞后阶数的判定分析通过SVAR模型可得到显著性的检验,因此从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在际金融危机前,SVAR模型包括的阶数是1-5阶,而金融危机后阶数为1-5阶与8阶。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的分析
对SAVR模型中内生变量为其他变量带来影响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描述,而且通过方差分析方式将每个结构对内生变量贡献值进行分析,然后对其不同结构产生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定的结果,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人均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驱动主要以资本为主导。而国际危机发生后,对人均产出,人均资本的贡献将大幅下降,安全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大幅提高,所以说明资本深化使资本边际报酬无法得到提高,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不到有效的支持[2]。
三、相关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增长结构性转变
从CUSUM检验与CUSUM平方检验的结果中分析,相比1997年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前文中提到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增长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主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前,资本与国外需求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投资方向开始向恢复重建、基础设施以及民生工程建设等方面转移,忽视了节能减排、社会事业与生态工程等工作,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比较缓慢,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经济结构受到固化。
(二)技术进步影响以及时滞效应提前
根据SVAR模型将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要素生产率为人均产出带来的影响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要素生产对人均产出贡献率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前高出很多,因此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生产要素中的时滞效应非常明显,其中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经济结构的转变,使技术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都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三)人均资本影响及时滞效应缩短
同样以SVAR模型对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人均资本对人均产出贡献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人均资本的贡献度处于递增趋势,而国际金融危机后贡献率呈现倒U型的趋势,所产生的时滞效应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前缩短很多。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资本的影响效应削弱很多,而且时滞效应也呈现缩短趋势。因此,若仅依靠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将无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
四、结论
综合本文中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时滞效应测度分析,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采用正确的方法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金融与挑战,能够将全要素以及人均资本为人均产出的贡献率,以及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认真分析,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琳琳.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传染研究[D].吉林大学,2011.
关键词:经济稳定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2]。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3]。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关键词: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24-05
一、引言
金融是以货币、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金转化、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组织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经济构成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并驾齐驱的市场格局。现代金融形成了由交易对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机制、交易方式等共同组成的体系,通过对该体系的监控,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全面调控。
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结构的体现,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三次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一国经济质量高低,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有了较为明显的优化提升,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大致相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进行更加科技化、低碳环保的改造,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提升经济竞争力。
金融结构是组成金融体系各部分的相互配合的状态,一国或一个地区金融结构的差异,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所以,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对于优化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有效提高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Sergei Guriev和Dmitriy Kvasov(2009)分析了金融市场与资本结构的不完全竞争,主要分析了金融结构中的金融中介与企业融资的模式的关系,表示信息不对称下企业可以通过债务或股权融资项目提高增长机会,股票的出现使得金融中介可以将市场处于平衡状态。因此,金融中介使得效益存在差异的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融资模式[1]。Anne Anderson和Parveen P. Gupta(2009)分析了跨国的公司业绩问题,检验其是否是金融结构与体制方面造成的。结果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与国家金融结构与制度有很大关系,通过检验1736家企业和22个国家与地区,结果发现金融结构与合理的制度能提高一国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影响经济。Brian M. Lucey和QiYu Zhang(2011)考察了国家层面的金融一体化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融资影响,研究了24个国家4477家上市公司后发现,企业融资与信贷市场正相关,与股权市场负相关。并且证实了如果在国家层面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企业的微观融资结构就会向好的方向改变。Riadh Aloui,Mohamed Safouane Ben Assa和Duc Khuong Nguyen(2011)检验了经济结构的作用,分析是否造成金融危机及其蔓延。通过选择新兴市场为主体,验证经济危机的传播效应,通过函数进行检验跨市场的联系程度[2]。
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从地区角度对我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各地金融结构变动程度大于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各地产业结构带动金融结构转变的程度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毛定祥(2006)对我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表明处于转轨时期我国逐渐向成熟经济转变,并且存在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协调问题。侯建平,杨慧和刘璞(2009)基于金融结构理论对我国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演变进行研究,分析了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现状,发现我国金融结构向适应经济结构的最优金融结构演进,并提出加快金融结构演进的政策建议[3]。董敏和袁云峰(2012)以区域金融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金融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需要意识到在金融体制不做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进行纯粹的金融结构调整无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实施金融改革和施行金融政策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地区性的特征[4]。 梦凌雁和闫翠芬(2012)对区域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分析,以重庆市为例,表明金融发展和第三产业有协整关系,并与其他两大产业也有关系,并针对其提出政策建议。王秀霞(2012)、李帅(2012)、尚莉,陶风华和付海龙(2011)虽然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金融发展和产亚发展也有类似的观点。
三、理论模型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梳理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理论。为方便研究,假定存在两大部门,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理想的状态就是经济均衡发展,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资源配置恰当,比例搭配合理,经济实现最优发展。
(一)金融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关系分析
假设存在两部门: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其中传统部门还可以划分为传统产业部门和金融服务部门,新兴部门也依此划分。依据理论假设,新兴部门对经济结构优化起着重要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
1.金融结构发展。
正如上文所说,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应经济发展而生,同时又促进经济发展。金融一方面服务于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协调资源配置又反作用于经济。金融的作用,越来越表现在货币化程度的深化,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组织构成了我国金融系统。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货币形式多样化,“经济人”投资渠道多元化,金融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
目前,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多样化,理论界还没有一种统一的指标来分析金融结构,目前主要有“金融相关率”和“金融结构比率”来表示。金融相关率是一个综合发展指标,表示金融资产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金融结构比率从金融总量衡量金融发展。金融资产总量在这里包括非货币金融资产和广义货币(M2);非货币金融资产在这里包括国家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股票市场总价值;金融相关率就是金融资产总量与名义GDP之间的比值,金融结构比率是非货币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总量的比值。如图1所示,我国金融相关率发展速度较快,改革开放34年来,增长速度年均8.37%,尤其在2000年以前,大部分年份都保持在两位数增速,这说明我国金融资产规模总量不断增长,当然这里也包括货币发行量的因素引发的几次通货膨胀。金融结构相关比率相比金融相关率的发展规模较小,但是增速却快于金融相关率,年均达到9.22%。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28%提高到2011年的58.16%,比重增长明显,说明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迅速,金融结构多元化。虽然我国金融发展总体较快,但是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资产总量番了数百倍,但是其中的货币性金融资产过多,银行仍在我国金融结构中占较大比重,信用市场不发达,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金融资源分配也主要集中在银行,分配效率较低,资本市场不完善,使得我国融资结构也主要在银行贷款领域,资本市场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
2.产业结构。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各产业发展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尤其是第三产业,规模虽然不及第二产业但是增长速度较快。三次产业的不断调整,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逐步提高。
虽然农业现代化、工业结构科技化、服务业发展迅猛,现代产业格局形成,但离产业结构优化还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第一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发展仍是粗放式,科技化水平较低;第二产业耗能高、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薄弱;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增加值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符,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服务业升级转型步伐较慢,大多是传统的服务业,技术化与附加值不高,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二)数据分析
1.数据来源。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数据处理软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前人研究成果与本文研究内容的结合,特选用“国有银行存款占全国GDP比重”表示金融结构的转变,用字母FS表示。用“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比重”说明产业结构,用字母IS表示(注:此处的字母表示与专有的“FS”和“IS”含义有差异)。时间跨度从1978~2011年。为消除时间趋势,特用1978年指数进行平减。基于本文研究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故采用对数对数据进行处理。
(1)平稳性检验。
根据理论规定,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伪回归”问题,为避免该问题,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进而在数据平稳的基础上进行模型构建。
五、政策建议
以上通过理论与实际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带动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为纽带,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并且在长期和短期中存在稳定的关系。长期中双方存在较大的弹性系数,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与产业发展框架。短期中,因滞后期数不同导致拉动作用存在差异,但是双方变动方向保持一致。
虽然双方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但是我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还存在滞后发展问题,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金融结构深化,提高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1.从金融总量增长转向关注金融结构比率关系。金融目前已经发展到渗透各经济领域,并呈现出国际化、多元化和综合化特点。在国际上金融创新与发展不断提速的背景下,我国要加快金融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应该看到金融的繁荣发展也事关到国家经济稳定的问题。因此,应该要积极推动金融结构多元化均衡发展。
当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金融结构的比率,也就是要提高非货币资产的比重。针对货币资产过大、银行业风险集中的问题,就需要积极发展非货币资产,关注金融风险,加强银行监管,提高金融安全性;二是,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增加融资渠道,尤其要注意扶持中小企业,均衡社会各种规模企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严惩扰乱市场的行为。
2.优化产业结构。
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的基点上,经济增长质量亟待提高,其关键的步骤在于产业升级。第一产业是立国之本,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大局稳定。针对第二产业出现的问题,就是要摆脱低端制造的桎梏,加强科技化研发,以政府作为引导力量,企业作为主导力量,共同促进产业竞争力,实现第二产业达到新型工业化目标。第三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抓手,要尽快提升其经济占比与产业内优化,这就需要一方面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应用,加大行业促进力度,在政策支持、引导示范方面加强和培育并发展新的服务模式。除了产业内提高调整之外,还要注意三次产业的融合,利用第三产业作为第一二产业的有效结合点,坚持传统与现代、生产与生活的融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参考文献:
[1]Sergei Guriev,Dmitriy Kvasov.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market and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J]. 2009, 72(1)):131-146.
[2]Riadh Aloui Mohamed Safouane Ben Assa Duc Khuong Nguye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xtreme interdependences, and contagion effects: The role of economic structur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1,35(1):130-141.
[3]侯建平,杨慧,刘璞.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与中国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演变[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6):51-56.
因此,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日益明显。对民办学校艺术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进行概述,并分析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原因,提出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满足中原经济发展需求的途径。
中原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地域资源以及交通设施等优势,受到大量高污染企业的青睐,致使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纷纷前往开办工厂,从而引发诸多发展弊端,针对这些弊端问题需要大力发挥知识的力量。此时,结合中原经济发展实际,对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提出了相应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原因,提出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在中原经济发展中的需求解决途径,以期对中原经济稳健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的概述
1.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含义。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是指民办学校以艺术设计知识为抓手,充分发掘艺术具备的独特美感,并将其渗透于艺术设计中,利用艺术设计强大的审美及实用功能引发受教育者的思考,并利导受教育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整个过程。可见,艺术设计教育不但具备社会属性,同时拥有个体属性,通过对其有效的实施开展,实现了造福社会,提升个人能力的强大作用。
2.中原经济发展的含义。中原经济发展即指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域,致力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提高,加强经济结构的科学合理优化改进,注重经济质量的合理改善提升,从而有效提高地区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形态的健全完善,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加速现代化进程推进。由于中原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现已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开发区域,因而其经济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
3.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的关系。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具备目的性与创造性等特点,通过教育实践突显出其协调生产消费的经济属性,该经济属性要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依托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力量,同时,经济属性的有效发挥能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可见,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与中原经济发展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原经济的发展是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高效开展实施的重要基石,经济发展越迅猛,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越快速,艺术设计的物质基础越雄厚,教育的具体实效越明显;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实施是中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民办学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在其教育实施过程中,充分显现艺术设计带来的精神愉悦与视觉享受,利导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推动艺术设计观念目的的具体化,进而促进中原经济的稳健发展。
二、中原经济发展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需求原因
1.保障经济稳健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猛烈冲击,我国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中原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特,吸引了大量高污染产业前往投资建厂,导致中原地区环境污染现象越发严重,进而引起了国家对该现象的关注与重视。
因此,中原地区经济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在战略调整过程中,需要正视地区环境突显问题,经济寻求解决策略,积极防治环境污染现象。此时,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充分发挥其保障功能,通过教育培养输送具备审美设计能力的从业人才,发挥人才地区环境科学美化的设计引导力量,加快了地区环境污染的整治力度,从而保障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2.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在经济层面上,充分突显出其创意特性。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显现出知识于经济中的作用,因而经济结构发生了必要的调整,于是创业产业的发展优势充分得以突显,创意产品的贸易比重日益加大,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愈发广阔。
可见,通过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有效开展,充分突显其经济创意特性,将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
3.推动经济效益提升。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全面融入了高新科技力量,在高新技术与人们日常活动、新型科技与日常消费用品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起着纽带作用,其通过利导高新科技发展,带动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通过寓高新科技力量于艺术设计,促进日常消费用品技术更新;通过向企业输送艺术设计高科技人才,完成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提升,满足消费者的购买要求,进而有效增加经济效益。
三、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满足中原经济发展需求的途径
1.加强政府利导。由于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通过政府有序利导,激活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生命力,从而有效保障经济稳健发展。在政府利导过程中,需要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加强法律政策有效保障引导,制定科学完备的教育发展激励方案,因势利导教育实施推进,加大教育经费的扶持力度,强化教育人员培训支持,充分实现政府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利导功能,进而实现民办艺术设计教育对中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增加地区引力。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是以培养高素质设计人才作为终极目标,因此,社会要具备对该类人才的广泛需求,方能与教育目标相吻合,防止人才培养的无效与流失,激发人才的服务社会的热情。因而需要适度增加中原地区人才吸引机制,扩大社区艺术设计人才作用的宣传普及,建立地区民间艺术设计人才创业辅助机构。可见,只有适度增加中原地区引力,才能有利于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目标的实现,完成对中原经济发展的有效推进。
3.变革教育机制。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是否能实现对中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重点以教育的成效作为评定依据。可见,有效的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才能发挥积极的经济促进作用,因此要重视对原有教育机制的弊端进行变革完善,以实现教育的经济效应。
在变革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调整专业设置,满足多类层次市场需求,充分突显中原经济地区特色,综合完专业善课程结构,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加强专业实践实施力度,以实现民办艺术设计教育机制的合理变革,实现对中原经济发展进程的推动。
结语
总而言之,中原经济要实现迅猛发展,必然对民办艺术设计教育的有效开展有着一定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需求,并充分结合需求原因,找寻出适宜的解决途径,以实现对中原经济的有效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