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含义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金融监管的含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内容摘要：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是会计准则改革的新特点。而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对金融工具减值使用预期损失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做出妥协，这破坏了准则本身的独立性。本文以预期损失模型为研究对象，对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互分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若干途径。

关键词：预期损失模型 会计准则 金融监管

预期损失模型的提出及含义分析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2009年11月5日， IASB 了 IFRS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建议对金融工具减值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取代原《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的初始账面金额，应在初始确认时即估计其未来存续期间的预计信用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续的资产负债表日，需要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由此产生的金融工具账面差额计入损益。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以金融资产整个存续期间为时限，在相关减值迹象发生之前，预先估计并确认损失提取减值准备，因此称为预期损失模型。

预期损失模型与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在应用中不但可能因过于复杂和主观而缺乏可行性，更有可能造成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信息操纵的纵容。这一模型实质上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对以金融监管为代表的外部压力妥协，因此该模型在理论上立足于金融监管逻辑框架而非会计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会计监管的独立性原则受到破坏，一旦采用将会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体系造成冲击。

预期损失模型引发的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分离的理论分析

（一）强调金融监管的需要而背离会计的客观真实性目标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其核心在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真实公允、客观公正。而金融监管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其侧重点与会计目标明显不同。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监管的基本要求。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规定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二者需要分离。从这个意义上，预期损失模型明显背离了会计目标的客观真实性要求，而为服从金融监管需要导致的这种背离，可能使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二）与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基础相冲突

预期损失模型以对未来信用损失的预计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显然与会计普遍应用的“权责发生制”基本原则相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影响的并不仅限于金融工具，而是构成对财务会计基本概念框架的冲击，从而产生财务会计究竟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传统的会计概念将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以金融资产在存续期内的预计未来信用损失来实现减值的提前确认，也可以在后续期间改变预期，这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不符。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对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在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之后。然而，预期损失模型中减值准备计提自由度过大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对内外部环境要求较高带来更多的实施成本

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的估计是建立在同类或类似贷款的现金流量和信用损失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目前多数金融机构面临着用以预计损失的历史数据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所以其预估值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同时，由于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不再需要减值证据的支持，而是要求主体根据自身会计职业判断预估信用损失，这也会增加金融机构通过调整和管理预期来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此外，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主要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设计，但模型的可操作性还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软件系统，能够获取必要数据以应用预期损失模型，然而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尚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估算预计损失对其软件系统和数据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增加了模型的实施成本，阻碍了模型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四）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报告主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估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在需要修订时计入利得或损失，这会增加报告主体的工作量。该模型还要求披露大量的会计信息，包含金融资产信用质量、压力测试等敏感信息，提高了报告主体的操作难度，这与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对预计损失进行估计、现值计算等程序，以及涉及的各种利率、汇率等专业金融知识，远远超出了其理解能力和使用需求，使其很难明白财务报告中相应数字的含义，更难以增强投资者自身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准则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基础

金融监管者不仅利用会计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监管需要借助依据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仅仅依赖金融监管的力量，难以维持金融稳定，而高质量会计准则为市场约束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基础条件和重要标准。此外，无论是在金融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时期，会计准则都是金融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信心的重要工具，这也间接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因此，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会计准则既是金融监管的标准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条件，是金融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二）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统一性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了统一性。首先，两者有着相似的理论基础。两者都是源于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并发展起来，都是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尽管会计准则作为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理论基础，但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金融市场失灵、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两者都具有政府管制的性质。两者都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监管的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措施。第三，两者目标具有统一性。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金融监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并且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影响程度的提高，这种统一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若干途径

（一）尊重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的独立性，来自于会计所固有的基本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客观公正，具有较强的专业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投资者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会计目标最接近这一要求，满足这一框架的信息可以满足大多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尽管受到了来自银行业和监管者的大量质疑，但最终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没有被废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求的。因此，必须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二）利用会计准则加强金融监管

会计监管规定具有基础性和权威性，在认可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可以与会计监管彼此支持、相互配合，同时金融监管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在通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包括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特定风险信息的披露要求，或者在会计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拨备计提等，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可以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从而体现其特殊的审慎性和前瞻性要求，同时又不与会计监管出现矛盾。具体到金融资产减值方面，会计准则以发生资产减值迹象为依据，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既不推迟也不预计，可以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而金融监管出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能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审慎性不足且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因此可以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预期未来损失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确定监管资本。

（三）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

首先，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质量的检查力度，提高运用会计准则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水平。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通过规范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外部审计的有效性。第三，根据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从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根源来看，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落后于金融创新，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针对金融创新及时改进金融监管，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至关重要。

（四）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加强合作

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两者具有较高程度的统一性，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应加强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稳定。两者应加强合作提高信息透明度。会计准则专于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披露，而金融监管关注于所有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的信息。两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互补性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市场约束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两者应加强合作发展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在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方面加强合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非常复杂，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审慎性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尺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就这些重大问题同会计准则制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合作。

结论

总而言之，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统一性。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金融监管的需要，立足于使监管主体提前估计损失、多提准备以保证资本充足，体现了金融监管的“审慎性”要求。然而，这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使投资者难以了解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质量，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需要适度分离，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权益。另一方面，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基础，能够保证兼顾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随着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监管影响程度的提高，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M].人民出版社，2010

2.司振强.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2009

3.刘玉廷.金融保险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趋势与我国的改革成果[J].会计研究，2010 (4)

4.郑伟.预期损失模型缺陷与会计监管独立性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10(5)

5.司振强.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与会计准则协调研究[J].金融会计，2010(6)

6.彭南汀.关于IASB的金融资产减值“预期损失模型”的分析[J].金融会计，2011(1)

7.龚玉姣，马广奇.引入预期损失模型对我国银行资产计量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1(11)

篇(2)

金融监管的目标也就是金融监管者通过监管要实现的结果，当金融机构的竞争偏离这个目标的时候，监管当局就要通过其监管手段来维护目标的实现，监管目标决定了监管的力度。监管目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外部条件影响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并且监管目标也随着一国金融机构的进步而提高。但是，金融监管的目标总是希望建立起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所以也是有其共同点的。

(1)维持金融机构的信用，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保护投资人的利益。金融机构是个特殊的行业，金融机构的产品是单一的货币，货币在现代金融经济的不可替代性也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核心作用，金融机构承载着一个国家货币资金的高效运转，但同时金融机构又是一个“逐利的动物”，如果没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金融机构就会成为金融风险的发源地。信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比生命还重要，面对着大量资金的诱惑，维持良好的信用又是一件很难长期保持的事情。

(2)防止垄断，维护金融业平等有序的竞争。一旦金融机构形成垄断，就会使市场机制丧失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货币资本的充分流动，高效配置，必须要借助与市场机制才能起作用，如果形成垄断，金融市场就会被某些金融机构所霸占，成为其牟利的工具，也就使金融市场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3)确保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央银行作为一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者，都要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才能体现它的调控意图，但是货币政策是一个需要通过层层的传递才能够对调控对象起作用，其中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链条中，属于最关键的一环。

(4)增强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宇叻。只有通过监管，提高信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持一个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才能够切实提高一国金融业的竞宇叻，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2金融监管的原则

(l)依法监管原则。金融监管必须要有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其监管就很难保证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依法监管有两层含义:第一，监管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监管，不能随意

(2)适度竞争原则。一个有序竞争的金融市场才能使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不能过多的干涉金融机构的内部经营，限制他们的竞争;也不能放任自由。所以金融监管的重心要放在为金融业创造适度竞争的环境上，形成和保持适度竞争的格局。

(3)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原则。监管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是站在广大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的立场上进行的，监管者必须要保持其独立性，才能够用一种全局的立场来进行监管，才能使监管更加有效。

(4)外部监管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要在外部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以及金融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5)安全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安全与效率是金融市场运行的两大基本的特征，只重视安全而忽略效率，则无法发挥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只讲究效率而不注重安全，则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所以安全与效率的协调统一对于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金融监管部门要通过监管，使两者协调起来，不可偏颇。

3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的内容从金融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有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

(l)市场准入监管。是金融监管的开始。由于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性，不管哪个国家，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都必须经主管当局批准，只有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才能营业，目的是避免不合格的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以保证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有着较强的抵御能力。

(2)市场运作过程的监管。金融机构批准开业后，金融机构的运作是否合法，还要求监管机构继续进行有效的监管，以便更好的实现监管的要求，分别是:资本充足监管;流动性监管;业务范围监管;贷款风险的控制;外汇风险管理;准备金管理;存款保险管理。

篇(3)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　市场监管

一　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概念

(一)金融衍生品含义

金融衍生品是以基础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并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其价格亦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的金融合约或支付互换协议。基础金融工具是货币和资金的直接收付工具，金融衍生品所涵盖的基础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利率、汇率、股票指数等。

(二)金融衍生品经济特征

(1)杠杆性。在金融理论中，杠杆性是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搏大，以提高投资收益与资金效率的操作方式。典型的金融衍生交易方式是以原生工具的价格为基础，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部价值，而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押金或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

(2)虚拟性。虚拟性是指证券所具有的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却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特征。当金融衍生品的原生资产是股票、债券之类的虚拟资本时，金融衍生品具有双重虚拟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地脱离原生市场。

(3)未来性。衍生品是给予交易的一方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对某种基本的资产(或者是对某项资本资产的现金值)拥有一定债权和相应义务的合约。对于所有的金融衍生交易而言，都具有一种“未来性”，即是在从事交易时，订约与履约的时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

(4)高风险性。由于杠杆性、虚拟性、未来性等因素使得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程度，相对于传统金融品，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交易有关的资产或权益在未来的损益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发生未预期损失的可能性也很大。

(三)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理论

立法管制派赞成加强立法和行政执法，主张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必要限制，理由如下：

首先，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机制容易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旦交易链条当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连锁反应，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将影响整个金融系统。其次，当前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业务类型复杂多样，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从事衍生品交易。而政府监管当局对他们的监管要求各不相同，也没有掌握其交易全貌，缺乏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有效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再次，当前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及时准确披露衍生品交易的盈亏状况，已不适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最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使金融衍生品事故不断，从巴林银行倒闭，到法国兴业银行、中信泰富等企业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上爆出巨亏，以及次贷危机，使得公众对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和能力产生了疑问。

金融衍生品事故反映出的监管问题如下：

(1)多头监管制度的弊端。

(2)监管机构职责没有履行到位。

(3)监管目标互相冲突。

(4)场外交易市场成为监管重灾区。

(5)对危机的发生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应对措施作用有限。

(6)国际监管协作远远不足。

三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及政策建议

(一)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

要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一变事后监管、被动监管为超前监管、主动监管，防患于未然。金融监管也应由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及功能性监管转变。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加强行业自律、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二)完善“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

主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加强“一行三会”的自身建设，二是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作。具体而言：一是健全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二是尽快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三)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法规体系

金融衍生产品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瓶颈，法律法规的滞后制约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因此，要借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快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相关的专门法律和法规，对旧的法律法规进行适时修改，以法律形式明确金融衍生品交易信息披露制度。

(四)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控制度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动力，应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控体系。首先，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参与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其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促进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保障单个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再次，加强内控机制。

(五)改进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

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应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转变，采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定期检查与随机检查相结合、静态监管与动态监管相结合的多种监管手段。改革现行的会计制度，使金融衍生品业务能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有效披露，并尽快开发一套非现场监管计算机信息系统，实现对金融业的同步监管和对金融数据的积累。还要重视其它金融机构的监管，构筑规范合理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六)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不断增加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和国内金融机构跨出国门的背景下，国际监管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通过金融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其稳健经营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CEPA；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法律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认为CEPA金融领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审慎性的一面，但随着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经验可以成为CEPA金融融合进程的借鉴；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区域金融融合的独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继续推进，促成了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时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构筑了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国两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等。规定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与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需求的制度基础。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相互”开放的双边框架。尽管学者对CEPA的性质意见并不统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特征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体文件中，如同GATS一样，CEPA亦先就金融服务领域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概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义务，而将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开放承诺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确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签订，并同样以附件3的形式对金融服务承诺予以修订。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签订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贸易组织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对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法律、成员方国内审慎监管法律等的协调，沿用GATS模式的CEPA进程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潜在需求。

其三，两地金融主管当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对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关系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成为两地金融融合的具体指导，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实践可能。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英伦银行研讨会”上，在阐释“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两种货币、两个货币制度以及两个全融当局之间的关系。”①并进一步提出处理两地金融关系的“七项原则”。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九周年‘认识一国，体现两制’研讨会”进一步就“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金融自进行了阐释。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内地银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加强双方监管合作、信息交流进行初步规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议，其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作用仅在于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领域，如市场准入监管法律方面，对于准入之后的持续性监管法律制度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务领域同样更多的关注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局限性使得持续性监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签署备忘录的层次上，未能与CEPA实施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的目标相适应。

2．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处理多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基于推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多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考虑，两项原则及其例外规定是适当的。但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一致”，最惠国待遇强调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协调消除合作国家间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对于区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异的金融监管法律仍然会阻碍合作目标的实现。如欧盟金融融合实践中，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颁布前，采用的即是国民待遇的作法，该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实现银行业“设立提供服务的自由”。因为“即使每个成员国能非歧视地适用法律，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并没有消除，从而共同体内市场的分离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员国就有多少市场，而这与建立欧共体内共同金融市场的目标是相违背的”。③

3．处理多边关系的GATS模式是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固然可成为处理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参照。但多边关系中的讨价还价，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与难与调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约束承诺的作出并未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而仅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讨价还价”。④因此多边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实的区域金融融合及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于香港与内地而言，一国两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邻及其天然的亲缘关系等等。

显然，CEPA下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模式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日益成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时，CEPA进一步促进金融融合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区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欧盟，其借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推进金融融合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欧盟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欧盟在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通过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一内部市场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银行监管法律协调为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令，对资本充足、并表监管、大额暴露等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协调。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欧盟金融融合建设进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内部单一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另一方面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又促进了单一市场的建设。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植根于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设计了良好的协调保障机制。

(一)欧盟基础条约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石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由欧盟基础条约予以保证。首先，《欧共体条约》①对四大自由的规定，尤其是对设立与提供服务自由的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来单一内部市场目标的约束下，对有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进行协调，是协调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欧共体条约》第二编第三章对法律近似化专章予以规定，特别是第94条依据共同市场的要求明确“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指令，以使各成员国的对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各项规定趋于接近”，从而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良好的依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亦明确规定，为了达到本条约所确立的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在共同市场运行所需限度内，使成员法律近似化”。将法律近似化作为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活动之一。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以目标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并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机制保证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在于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精巧设计。欧盟金融(银行)监管法律协调最初采用“全面协调”的原则，追求的是“通过对各成员国银行业法规的‘完全的统一’来实现共同体银行业一体化”。这一协调原则集中体现在欧盟银行业法律协调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国银行业法律的差异，追求“完全的统一”式的全面协调，并未能很好地推进欧盟金融融合的建设。1985年《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在描绘欧洲单一市场蓝图，列举建立单一市场所必需的指令时，摒弃了“完全统一”的一体化主张，确认了在关键领域，如金融监管等方面，运用“相互承认”、“最低限度协调”二项原则来促进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在银行业法律协调中确认以上两项原则，并成为了欧盟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以尊重成员国法律为前提，每个东道国把其他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视同于本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东道国通过适用本国法的不同规定而限制成员国、信贷机构的准入，扩大了银行业的开放。单一银行执照和母国监管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具体体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对银行业的“重要规则(essentiall rules)”进行协调。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以单一执照、母国控制原则为具体体现，辅之以欧盟立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附从原则(subsidarity)与适当原则(proportionality)，构筑了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完整体系。自《第二银行指令》以来，欧盟依托精巧的协调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对成员国国内法的协调需求，从而加速了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

(三)欧盟的区域立法工具体系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工具保证

欧盟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基本渊源和派生渊源。基本渊源由欧盟的基础条约及后续条约组成，如《罗马条约》等。派生渊源由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构成。条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使用，无需经各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转换程序或批准方式使其成为其国内法。指令对特定成员国有约束力，要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转换成为本国国内法。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上，尤其是欧共体立法程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对其指明的对象有约束力，既可以对成员国作出，也可以对公民或个人作出。欧盟基础条约提供协调的总体框架与目标指引，作为基本法律渊源，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前述)，欧盟的派生渊源，则以其完善的、多样化的工具体系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主导作用。与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结合，指令最终成了实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的首选。根据《欧共同体条约》第249条第3款规定：指令对与其所指称的成员国，就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约束力，但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达到指令目标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种体现“软法”“软法（soft law）是用来指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与“硬法（hard law）”相对的一个概念。本处用来表示欧盟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中协调效力架构及注重灵活性的考虑。方式的协调，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与成员国间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及利益所在。以银行业为例，欧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设立和经营业务、资本充足与清偿比率、并表监管等多方面，通过该指令确立了银行监管法律协调。

(四)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组织保障

莱姆法路西框架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新系统，是以亚历山大・莱姆法路西为首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哲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导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协调立法框架推广至银行、保险业监管立法协调的成果，是对原有协调机构的整合、改造与突破。莱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个层次的协调机构，第一层次包括欧洲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洲委员会(EC)，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欧洲证券委员会、欧洲金融集团委员会，委员会由成员国财政部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确定、建议和决定有关对第一层次指令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三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各监管当局、欧盟相关机构等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保证统一实施第一、二层次立法。第四层次即执行层次，为各成员国包括成员国监管者具体实施欧盟指令、条例，欧洲委员会也担当监督、促进实施的责任。

莱姆法路西框架四个层次的架构，奠定了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的莱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层决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层进行框架性立法，协调立法原则，第二层次关注技术性问题，制定第一层次协调立法的实施细则，第三层主要是“在准备实施欧盟指令的技术性措施，及准备促进欧盟监管合作和监管趋同的措施中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第四层次由欧洲委员会协同成员国、成员国监管当局等实施欧盟立法。四层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颁布指令的方式进行协调立法。

(五)欧洲法院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司法保障

欧洲法院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重要作用，在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作初步规定后，欧洲法院不仅在实施中起到了统一解释、促进实施的作用，而且通过法院的判例，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原则。如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阐述了欧盟法直接效力的含义，而相互承认原则即源自于欧洲法院1979年对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决。①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阐释与发展是由其自成体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欧共体条约》第230条规定的合法性之诉，第232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以及第234条规定的预先裁决程序等等。由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的基本精神，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解决欧盟法与欧盟成员国法两种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则，以及部分调和了欧盟成员国法之间的冲突，从而扫除了共同体法直接适用于成员的障碍，为法律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既是作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体化的客体之一，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特征了是明显的。欧盟以基础条约规定的建立欧盟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目标为指引，以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约束，借助良好设计的协调原则，以超国家性的欧盟次级立法为主要协调工具，辅之以协调机构、程序的优化及其司法保障体系的构建构筑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推进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成功作用。欧盟的成功经验值得CEPA进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一体化)的借鉴。

五、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一)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

其一，欧盟成功经验的保证在于欧盟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规定的效力上。欧盟基础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成员国创设了国际条约上的义务。这是欧盟成功协调的源泉所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应该选择怎样的“基础条约”，显然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一。

其二，《基本法》为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是否是对此基本制度的侵蚀。即如何处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关系，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二。

以上两点难点，其实质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深化的基础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构筑的基本框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层面规定了两主体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主体地位及政治、经济、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尽管CEPA国际法层面的意义仍有异议，但内地与香港同为W'TO成员，其遵循WTO原则规定是符合逻辑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双重保证。源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一体化)需求强烈，建立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的共同市场，是一个国家内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其完善

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选择的约束。因此，以《基本法》构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为依据，考虑如何以CEPA阐释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独特性，以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促进共同市场建设，应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基础条约”之所在。显然，从CEPA的原则规定可以看出CEPA考虑到了这种独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进程中存在局限性。考虑内地与香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应着重考虑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的改进加强：

其一，考虑CEPA目标的扩展，将金融融合或建设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列为其目标之一。诚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标仅限于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虑到同为一国家、地域、文化等毗邻及天然亲缘下，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广泛的适当的目标不仅是指导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依据，而且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建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CEPA的目标，以便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①金融融合的一种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结合GATS模式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筑适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逐步推进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一国两制”是实施最低限度协调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天然基石，是一个之下构筑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的需要。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的最低协调可以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的监管规则为考虑的基础之一，适当考虑内地与香港的特殊性。在诸如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等金融监管法律中首先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与相互承认。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较大的领域，可暂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香港金融监管法律较为完善，内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监管规则的借鉴日益加速。内地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将会促进内地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虑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比较正式的，能就两地实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事项进行裁决，享有一定司法裁决权的争端机构，确保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施。当前至少可以考虑参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的地位、职能、组成程序、所作决定的效力等等。争端解决机构应仅就涉及两地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实施的有关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在人员组成上确保公平。参照WTO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强调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处理“两制”的适当性，而非仅仅是“一国”下的行政命令解决。

篇(5)

关键词： 风险偏好；监管强度；金融监管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02-07

一、引言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著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六、结论

在金融已经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无须赘述。金融监管是否真正有效，以及如何监管能更有效，才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未解的难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入剖析博弈过程中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结构，并区分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结合监管机构监管强度，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主要结论归纳为以下三点：

1.要区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实施监管，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监管行为。本文得到的均衡结果说明，高效率金融机构始终能到达最优状态，而低效率金融机构却始终偏离最优状态。因此，监管行为要具有灵活性：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宜采取原则导向的监管⑩，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性，激发它们的竞争力和活力。原则导向的监管不是放松监管，相反，原则导向的监管难度更大，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机构人员素质、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以及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低效率金融机构，则要采取规则导向的监管⑩。否则，盲目的监管不仅达不到理想的监管效果，而且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的不当监管实际上是监管资源的浪费）。 　2.博弈过程中的风险偏好结构影响监管有效性。因为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左偏，其表现是竞争力不够，适宜的监管对策是提高其竞争力与活力；而风险偏爱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右偏，其表现是稳健性不足，适宜的监管对策应更倾向于稳健性的提高。

3.提高监管强度有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虽然，对低效率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达到完全有效。但是，监管机构引入审核和惩罚等机制，提高监管强度，确实有助于缓和低效率金融机构的偏离程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注释：

①主要是指纳税人和投资者。

②竞争力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实力（如机构个数、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净利润）、经营能力（如净利润增长率）和盈利能力（如净资产收益率）；稳定性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的质量及抗风险能力（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

③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影响参与主体风险偏好的因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的自我认知。若参与主体对自身有准确的认知，则他倾向风险中性；反之，他会倾向风险厌恶或风险偏爱。

④监管机构对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相互独立的，假设监管机构不受资源约束的影响，要使监管机构的监管总效用最大，只要监管机构对每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效用都达到最大即可。

⑤q-an表示监管机构风险厌恶和金融机构风险中性的情况下的q-值，以下同理。上标中的首字母表示监管机构的风险偏好，第二个字母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n表示风险中性，a表示风险厌恶，f表示风险偏爱。

⑥因为低效率金融机构谎称自己是高效率金融机构，从而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是无利可图的，所以没有必要对自称是高效率的

金融机构进行审核，这一点在求解时也会得到证明。

⑦υ=υ（θ，）表示对高效率而谎称低效率的惩罚，=υ（，θ）表示对低效率而谎称高效率的惩罚。

⑧最优契约时，金融机构不会出现谎报行为，因此实际惩罚不会发生，υ不进入目标函数。

⑨下标a表示引入审核机制后的变量，以下同理。

⑩原则导向（principlebased）的监管不拘泥于合规的控制，而是事前为金融机构制定出良好的原则，鼓励金融机构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这些原则，并根据其经营结果决定是否要对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则导向（rulebased）的监管则是一种过程控制式监管，要求监管者制定描述性的详细规则，监督金融机构的合规状况，并根据是否合规来决定对之采取的措施。

参考文献：

[1]stiglitz， j.，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 393-410.

[2]kane， e. j.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economic behavior[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81， 1（9）： 355-367.

[3]boot， thakor & anjan. selfinterested bank regul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206-213.

[4]walsh， c.e. optimal contracts for central bank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 2） ： 150-167.

[5]laffont & tirole. 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m]. usa ， mit press， 1993.

[6]dewatripont & tirole. 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m]. usa ， mit press， 1994.

[7]郭根龙，冯宗宪.金融监管的信息经济学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1999，（2）：16-19.

[8]谢平，陆磊.利益共同体的胁迫与共谋行为：论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与部门特征[j].金融研究，2003，（7）：1-15.

[9]刘晓星，何建敏.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6）：35-38.

[10]李明扬.不对称信息下中央银行监管行为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5）：32-33.

[11]张仰谦，叶民强.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分析[j].经济论坛，2007，（20）：125-126.

[12]王春梅.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博弈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3）：31-34.

[13]吴桐，徐荣贞.金融危机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8）：74-76.

[14]王定元.资本市场投资行为监管的博弈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1，（3）：71-76.

[15]蒋海，刘少波.信息结构与金融监管激励：理论与政策含义[j].财经研究，2004，（7）：26-34.

[16]饶育蕾，王颖.信息结构、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行为基于委托的博弈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6）：84-88.

[17]王振富，冯涛. 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博弈分析及立法建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25-28.

[18]陆磊.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经济研究，2000，（12）：3-11.

[19]李成，马国校，李佳.基于进化博弈论对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解读.金融研究[j]，2009，（5）：186-193.

[20]江曙霞，郑亚伍.金融监管治理的激励机制研究[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0-56.

[21]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z]. basle ， 1997.

[22]laffont & martimort.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the principalagent model[m]. usa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28-81.

[23]fudenberg & tirole. game theory[m]. usa， mit press， 1991：95-163.

篇(6)

关键词：银行监管成本；执行成本；政策建议

1银行监管成本的含义

银行监管引起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1)静态成本，指监管机构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与被监管机构应遵守监管条例而消耗的资源等，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类。固定成本主要是指监管机构的各种设施和设备等不随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及被监管机构付出的随着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监管人员工资和监管人员培训费用，以及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人员知识或工作经验不足，造成工作的重复、时间的浪费等引起监管人员“素质成本”；银行监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形成的“实施成本”以及被监管者因执行监管条例而付出的执行成本。(2)动态成本，指由于监管加强而影响银行业长远发展的成本，它不表现在政府与政府预算支出的增加上，也不表现为监管机构直接负担的成本的加大，但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却由于这种监管的实施而降低了，尤其整个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的下降。①监管过严有可能妨碍银行业务的创新。②监管有可能削弱竞争。③监管措施设计不合理，被监管机构会出现道德风险。④监管可能造成对银行业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对业务的发展有所牵制。

2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构成及表现

（1）直接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监管机构的设施、设备配备成本。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有主要监管单位和其他监管单位，而且其机构设置一般是从中央到省市，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更是设到县，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仅从办公场所、监管部门所必备的办公设备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投入。②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成本。我国每年都要进行现场检查，每一次的现场检查尤其是全国性的现场检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③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成本。金融监管为了能适应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就必须要使金融监管人员的知识层次和业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同国际金融监管接轨，就更需要配备高素质的人才，这必然会加大培训成本。④被监管者的守法成本。被监管者为遵守监管法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提供培训、花费时间和资金等，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据有关资料实证分析，2004～2006年我国银行监管的直接成本在600亿～800亿元人民币左右,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监管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导致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一方面对监管主体产生一定的工作压力，无形中增加了监管主体的工作量，增加了监管的无形成本，而且不良金融道德行为的发生也反映了隐性效率的损失，也是变相的监管成本的一部分。

（2）间接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近几年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不良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使得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②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有所牵制。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了比以前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会使金融业务不能得到有效运营。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不完善，没有解决监管信息共享的矛盾，增加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磨擦成本。④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有所遏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行无所不包的金融管制，这严重遏制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银行监管的间接成本方面,由于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硬性要求,使得银行过于寻求补充资本金的途径,一方面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加大,提高了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造成银行激励机制下降,贷款发放集中于某些行业,而忽视挖掘中小企业客户。另外,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大体相同,银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较低,也是与银行监管分不开的。

3我国银行监管成本存在的问题

（1）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设备尚不完整。我国银监会的机构现设有银行监管五个部门，每个部门分别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进行监管，如果各部都设立相应所属银行的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机构，那将对银行设备和人员造成很大的浪费。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从而导致非现场监管信息滞后，按季、半年和年度生成的《非现场监管统计报表》不能满足监管部门对银行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监控的需要。同时由于现有的固定格式报表不能完全满足监管分析需要，监管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收集、核对和加工处理数据，加重了商业银行的工作负担。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网络技术普及，银行业务也从支持简单的网络电子交易发展到网络银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银行必然成为一种银行主流业务。这都给我国银行监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执行成本不合理。①现场检查和监管合力不足，造成资源浪费。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监管手段比较落后，大规模的跨地区的现场检查成本高，效果差；现有的现场检查缺乏连续性，大量的现场检查项目是临时性安排的，与非现场监管和以前现场检查结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还有，大量的现场检查在检查报告完成后，对被查机构的整改情况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缺乏有效的后续跟踪检查，并且检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重复检查现象较为突出。②目前监管手段方面非现场监管力度明显不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数据范围问题，信息还不够全面和完整。三是分析工具问题。从监管人员撰写的银行监管报告看，大量的分析停留在非现场稽核报告书列出指标的增减分析上，非现场分析的深入性不足，非现场监管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发挥，难以通过非现场监管体系及早发现银行存在的问题，影响了非现场监管体系功能的发挥。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计算机系统，建立对银行信息的历史和分组分析体系，通过对银行指标的纵向和横向分析发现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建立模型工具，进行银行损失或倒闭的可能性预测，极大地提高了非现场监管体系的效率。

（3）监管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及人员素质与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层监管部门，大部分监管人员没有经过正规高等财经教育，缺乏系统的金融理论基础，对国际金融知识知之甚少，加上缺少高水平的管理、法律、会计、审计、计算机和外语等相关专业人才，基层监管很难跟上银行发展步伐。我国银行中存在的众多违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基层监管人员不能敏锐察觉其经营违规性，或察觉后未能依法采取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有关系。尤其是现阶段，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更体现了监管人员能力及素质与监管要求的差距。在监管高层，虽然拥有高学历文凭的各相关专业的监管人员占有较大比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熟悉或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十分匮乏，尤其是既精通监管业务又具有较强监管领导能力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4）银行监管外部运行环境不容乐观。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将使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以更细的分工专司其职，迅速提升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由于缺乏一套监管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存在一些问题。①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②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这不仅使金融机构在应对监管当局时有机可乘，而且由于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严重滞后，可能形成风险的蔓延和滞后；③监管部门内部缺乏横向协调；④银行开放条件下，缺乏与国外银行监管合作与沟通，这不仅形成对监管理念的滞后性，也造成了跨国银行的监管信息损失。

4合理控制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政策建议

合理控制和降低银行监管成本不仅能提高监管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定。(1)要加强监管组织体系和银行业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合理设置监管机构,健全完善监管制度,优化配备监管人员是降低监管成本的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完善的银行机构自我约束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和防范风险的发生，而且相应地可以减少银行监管的成本投入。(2)要强化查处力度,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道德培训，建立银行监管的激励和惩罚双重机制，确保杜绝金融风险和降低监管成本。再次，要积极转变监管理念、增强成本意识和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队伍综合素质。在金融发展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必须在转变监管理念的同时,教育监管人员不断增强成本监管意识，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模式。同时要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把精通金融、法律、电脑等高水平的人员充实到监管队伍中去，要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金融经济理论、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在评价金融机构经营业绩、操作管理的基础上迅速判断金融机构风险大小的能力。(3)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及时、充分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信息，把握金融经济走向，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划。同时要建立监管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机制，既要有纵向的信息共享、沟通体系,还要强调相关监管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沟通，提高监管决策的正确性。(4)要创新监管手段，实施有效监管。①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以达到此时所需花费的监管成本远远低于风险产生以后所需的化解成本的目的。②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有机结合起来。③加快银行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的步伐，充分运用现代网路通讯手段来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及时对症下药实施监管，以减少因信息不畅通而耗费监管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强,汪东山.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4).

篇(7)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体制；政策；创新’

JEL分类号：G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1-0118-02

一、欧美债务危机的概况

1、欧洲债务危机概况及特点。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线。2010年2月4日，葡萄牙政府称可能削弱缩减赤字的努力及西班牙披露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将高于预测，更是导致市场焦虑急剧上升，欧元遭到大肆抛售，欧洲股市暴跌，整个欧元区正面临成立11年以来最严峻考验。2010年起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原因最主要就是欧洲政府举债过度、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制度并不健全也都是造成债务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然而，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2、美国债务危机概况及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2011年5月美国的债务上限触及了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就此爆发了美国国债危机.随后美国债务评级被标准普尔从AAA降至AA+级，这是美国自1917年获得AAA级以来首次遭到降级。美债信用评级遭降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必然结果，是对美国利用其金融制度超前消费、赤字消费等不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的否定。尽管美债评级下调无法与前两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提并论，但作为标志性事件，对我国金融制度的警示不可小觑。

二、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瞀示

1、在法律层面上限制过热金融操作，降低政府实际债务风险，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和控制。

本着“监管先行”的原则，以立法形式确立我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消除金融监管中的盲区。为此，可考虑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金融业监督管理法》，就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宗旨、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与责任、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在统一的《金融业监督管理法》出台以前，可考虑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之外制定独立的《证券业监督管理法》和《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等单行法规，以便与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相协调。

通过立法增强金融体制改革，要将金融服务业、金融市场、金融渠道的发展升级至法律和国家战略层面，国家要制定相应的管理法律，建立健全金融产业的发展和调控，降低国家金融风险，同时要以法律的方式保护公民金融投资行为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法律的形式限制金融操作中的债务违约风险，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中小企业在更多范围内和更多金额上的贷款支持。

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以及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等在内的政府总债务的管理，及时对全国财政及地方财政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加强风险管理。

2、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

美国债务危机后债务上限调整，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外汇投资面临亏损和零利润，这些都是需要面临的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债问题将使美元长期承压、贬值风险较大，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债市场的过度依赖，已是当务之急。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为此，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是衡量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后两点。通过此次欧美债务危机，完全可以此为契机，将危机变为机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消除外汇储备的被动积累，为中国经济走向更加均衡的增长提供货币制度方面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