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市场分析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资金市场分析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隐藏]

1营销方案概述

1.1营销策划方案是什么？

1.2营销方案的作用

1.3营销方案的特点

2营销方案的的类别

3营销方案的主题和分析

4营销方案的基本步骤

[编辑]营销策划方案是什么？

营销方案是在市场销售和服务之前，为使销售达到预期目标而进行的各种销售促进活动的整体性策划。

营销策划是针对某一客户开发和某一产品营销而制作的规划，它的任务是为将朦胧的“将来时”渐变为有序的“现在进行时”提供行动指南，由此而形成的营销策划方案则是商业银行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蓝本。

营销方案必须具备鲜明的目的性、明显的综合性、强烈的针对性、突出的操作性、确切的明了性等特点，即体现“围绕主题、目的明确，深入细致、周到具体，一事一策，简易明了”的要求。

营销方案因其策划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大型优良客户营销策划方案、重大项目营销策划方案、市场调查策划方案、产品推介策划方案等等。

[编辑]营销方案的主题和分析

根据不同的营销策划对象(即营销策划项目),拟定各自所应围绕的主题。营销策划主题是整个营销策划的基石和内核,是营销策划的基本准绳。在阐述营销策划主题的基础上，要对策划的项目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包括项目的背景、项目的概况、项目的进展、项目的发展趋势等。

营销策划分析可以是逐项分类分析,也可以作综合分析,视策划的具体情况来定。

1.项目市场分析

宏观环境状况:

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金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走势、资金市场情况等等。

项目市场状况:

主要包括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销售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客户对新产品或服务的潜在需求、市场占有份额、市场容量、市场拓展空间等等。

同业市场状况:

主要包括同业的机构、同业的目标市场、同业的竞争手段、同业的营销方式、同业进入市场的可能与程度等等。

各种不同的营销策划所需的市场分析资料是不完全相同的,要根据营销策划需要去搜集,并在营销策划中简要说明。

2.基本问题分析

营销策划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生成原因是什么?其中主要原因有哪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如何确定,出发点是什么?通过何种途径,采取什么方式解决?等等。

3.主要优劣势分析

主要优势分析:

围绕营销策划主题,将要开展某一方面的市场营销活动(如市场调查、新产品开发、市场促销、广告宣传等),拥有哪些方面的优势,主要是自身优势(即自身的强项)分析,也应考虑外部的一些有利因素。营销策划就是要利用好有利因素,发挥出自身优势。分析优势应冷静客观,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要实事求是。

主要劣势分析：

主要劣势分析就是分析与将要开展的市场营销活动相关联的外部一些不利因素和自身的弱项、短处等。营销策划就是要避免和化解这些不利因素,如何弥补自身的不足，错开自身的弱项。

主要条件分析：

主要条件分析就是分析将要开展的市场营销活动所需要的条件，包括已具备的条件和尚须创造的条件,逐一列出,逐一分析,以求得资源的最佳利用与组合。

每一个营销人员在其工作生涯中必然会面对营销方案的写作与汇报，特别是每年的年终岁末，营销方案的写作与汇报成了区域经理，大区经理的必备课题，方案写的好、思路清晰的，不但能换来实际操作的成效，而且会赢得上司的关爱，得到提升与嘉奖的机会；方案写的一般的，既会受到上司的责备，在实际运用中也难以收效，所以，作好一份好的方案，实际上对营销人员的成长与发展非常关键。特别是区域经理、大区经理，几乎与方案打交道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内容。

一份好的营销方案应注重方案的条理清楚与实际操作性，方案分析应该有理有据，侧重用数字说话，方案的核心是指标与费用分析与预测。

优秀的方案的提纲大约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整体分析：市场特征、行业分析、竞争对手分析、消费趋势分析、销售状况分析

二、本产品（公司）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三、营销战略规划：市场引爆点、市场布局、主导操作思路、运作模式、市场进入与运作思路及设计

篇(2)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一揽子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虽然GDP（国内生产总值）收于6.7%，比去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比上一季度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但投资、工业等方面的细分数据则明显改善。

未来，企稳态势将持续下去，抑或乍暖还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能否持续给力。然而，投资增长所需的资金环境，面临多重变数。

投资回暖

一季度投资迎来“开门红”。1-3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10.7%，比前值提高了0.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超过40%，投资的回升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

分领域看，基建投资数据强劲。受到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带动，基建投资在一季度同比提高了19.3%，这个数字虽然和GDP动辄百分之十几的时代不能相提并论，但与上一季度相比，短短3个月就提高了3.5个百分点，足见基建增长力度之大。

房地产投资数据高度印证了市场热度，扣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高达9.1%，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了5.2个百分点。

这样增长的一个结果就是：2015年全年，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7.1%，今年一季度，这一比例提高到了20.6%。可以说，今年一季度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再度将房地产对投资、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推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投资回暖还有一个印证，就是到位资金的回升。今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到位资金的累计增速仅为0.9%，3月份则快速提高至6.4%。

增速上调

除投资外，还有两项数据也较为强劲。

一是3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一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比实际增长6.8%，比1-2月份加快1.4个百分点，与过去一年中动辄负增长、或是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来说，这一增速可谓是跳跃性的。

这样明显的增速，与工业品价格的最新变化是分不开的。3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自2014年1月以来首次出现环比上升，一方面石油加工价格环比跌幅收窄，另一方面黑色和有色金属加工价格环比涨幅扩大，使得部分传统工业的增加值明显提高。而后者又与市场对加强基建投资、房地产去库存的预期密切相关，而背后其实也是投资推动。

二是出口明显反弹。3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8.7%，强劲反弹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在短期内比较平稳、人民币走弱，以及2015年同期基数比较低。但出口的骤升是否稳定，可持续性仍待观察。

中国宏观经济展现出的回暖信号，也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关注。4月12日IMF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今明两年增长预期均上调0.2个百分点，分别升至6.5%和6.2%。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近日也撰文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避免了“硬着陆”。尽管中国工业和出口增长下降，但零售、家庭收入和就业市场保持稳步增长，同时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压力有所减轻。 一季度国内经济在投资、工业等方面的细分数据明显改善。

能否持续

资金是支撑投资回升、进而经济回暖的坚强后盾。未来的投资是否会有持续的资金支撑呢？

3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仍然较为强劲。银行表内信贷放量、表外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小幅回升，以及企业债的发行规模大增，是推高3月份整体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因素。

然而，充裕的流动性能否保持下去？目前面临一些变数，市场分析人士普遍保持较为警惕的情绪。

一是2016年起，央行启动了MPA体系，也就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这套体系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情况的考核，从以往关注狭义贷款转向广义信贷。

这导致季度末银行需要控制广义信贷增速，海通证券分析师姜涛认为，未来银行可能会降低债券回购融出规模，或者对非银机构减少资金融出。而这些自然都会导致资金供应有减少的压力。

二是物价有所回升，3月份以来，猪肉价格创出5年新高，菜价也反季节大涨。虽然3月份CPI整体仍保持平稳，稳增长仍是主要任务，因此目前的物价形势对央行货币政策影响有限，但出于防止物价大幅波动的考虑，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也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三是近期涌现的部分企业信用债违约事件，例如中国铁路物资股份公司将168亿债务融资工具集体暂停交易，可能将对资金市场带来较大影响。

长江证券分析师陈果表示，伴随着这类信用风险的持续发酵，未来一段时间，债券市场可能将进入一个被动去杠杆的过程环，从而使得流动性冲击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2015年全年，新开工项目个数同比增长了73079个，而今年前三个月这一指标就达到了30357个。项目资金可谓嗷嗷待哺。未来，如果投资资金来源约束进一步增大，可能会使半拉子工程再现。

篇(3)

此次开放对香港投资的“直通车”，可视为我国金融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由于香港与内地股价差距较大，港股相对低的市盈率是吸引国内投资者的优势。国内股市在经过了此轮大牛市后，流动性相对过剩，投资港股无疑为国内投资者创造了一条投资渠道。

但是，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转向开放的国际市场，很多不确定因素摆在投资者面前。本期“机构视点”邀请了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研究部高级副总裁程伟庆、长江证券研究高级策略分析师张凡和申银万国证券市场研究总监、首席市场分析师桂浩明共同探讨投资港股的机会与风险。

在国内股市突破5000点这个历史高点，A股市场确实给国内投资者带来了不少困惑。要不要撤出？不撤出该买什么？资金总是规避风险选择获益较高的市场，将资金转投港股也许是一种选择。

“直通车”助金融资本自由流动

《新财经》：外管局批准在天津滨海开发区进行个人直接投资海外证券市场的试点，是我国金融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个人投资境外股市的放开，对A股市场及国内投资者有何影响？

桂浩明：虽然是试点，但由于非天津滨海开发区的居民也可以通过当地的有关机构参与，实际上是向全体境内居民开放了对外投资。当然，初期投资对象仍限于香港，所以，也有人将这称之为内地与香港的投资“直通车”。不过，由于香港居民目前还不能直接投资内地股市，这辆“直通车”只能说是单向的。

不管怎么说，个人“直投”的开放，无论对于境内股市还是香港股市来说，都有重大影响，正面的积极作用十分明显。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会构成一定的冲击。所以，站在境内投资者的角度，这既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份风险。

张凡：此项规定，我们可视为中国证券市场向国际化迈出的积极一步。由于初期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只是对试点地区开放，不至于使资金流出规模过大。预计初期资金流出规模为百亿左右，对内地证券市场直接影响不大。

若个人投资境外股市在全国施行，则会对国内证券市场形成较大冲击。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更有助于金融产品的合理定价。目前，国内股市较海外市场的高市盈率，主要源于内地资金市场较为封闭、投资品种较少。开放对外投资后，资金将流向估值更低的港股，提升港股估值水平，也有助于抑制内地的投机泡沫。

缓解外储压力

《新财经》：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压力较大，放开个人境外投资，是否也为了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

张凡：开放个人境外证券投资，是基于境内个人对境外证券投资的意识和需求不断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同时，境内个人有比较充裕的外汇来源。个人投资港股可通过购汇或者使用自有外汇，不受个人年度购汇最高上限5万美元的限制。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外汇储备高企、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考虑到香港证券市场比较成熟，且与内地经济发展关联密切。境内资金流向香港市场更有助于两地资金来往，使两地资本市场联动更为紧密。预计在开放境内个人投资以后，会逐步开放境外个人投资境内市场，以此来平衡需求旺盛的国际市场。

《新财经》：尽管这一政策可以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但是，资金外流是否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桂浩明：就像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一样，开放个人“直投”，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市场有一定的冲击。根据目前的规定，个人“直投”所需要的外汇可以从银行兑换，而且也没有上限。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做也许问题并不是很大，银行的商业外汇储备也完全可以承受。但是，如果出现大量的资金外流，是否会引起某种金融震荡，甚至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构成负面影响？显然，这个问题有必要加以认真考虑，但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显示，市场不会受到影响。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还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需要外资，也需要境内资金以储蓄或其他形式留在境内的资本市场，以确保境内金融稳定。放任巨额外汇出行而不加以控制，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在目前还无法预测。

香港市场的成熟与开放吸引内地投资者

《新财经》：相比内地股市，香港证券市场有什么样的优势？从哪些方面可以吸引内地投资者？

桂浩明：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相对比较成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其地位的确立与香港股市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作为国际资本大量入住又频繁进出的场所，香港股市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无论是市场化的程度还是监管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境内股市与香港股市相比，无论是在管理还是在效率上，以及在标准意义上的投资价值方面，境内股市可能都要逊色一些。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境内居民的“直投”，的确是给境内投资者增加了很好的投资机会。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个完全与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按照国际标准来展开投资。这对于促进境内投资者的成熟，乃至加快境内市场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程伟庆：境内股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尽管存在着QFII和QDII），流动性推动在境内表现得更为明显。港股是一个开放市场，是8万亿美元的新兴市场的一个部分。这么大的范围内，流动性推动的力度要小得多。因此，基本面估值是股票价格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另外，两个市场的无风险利率、股权风险溢价和企业盈利增长水平都不一样，这决定了两个市场的合理估值水平也不相同。因此，即使是同一家公司，在内地和香港上市后，两个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也可能产生估值差异。就像同一棵白菜，有时在北京、上海两地的价格也有差距。

同时，两地的行业结构也不一样。比如，在香港的电讯服务和石油股比较多，内地则缺少这样的板块（中石化并不是石油股）。这是比较吸引内地投资的重要原因。

A股市场更让外资青睐

《新财经》：未来A股市场拿什么优势去和香港股市竞争？

张凡：资金选择哪个市场，要看市场的赚钱效应如何。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相比，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实际上投资港股的投资者会发现，香港股市的赚钱效应并不如内地市场。其中的原因是，内地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波动比较剧烈，在牛市中产生向上的大幅波动，其赚钱效应更加明显。

展望后市我们会发现，内地市场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内地市场结构特殊，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的市值占整个市场市值的比重达到了20％，加上地方国资委的直属企业，央企所占市值比重接近整个市场的40％。随着未来中石油、中移动等大型国企的回归，央企所占市值比重将达到50％以上。目前，央企下属企业还有大量的未上市资源，整体上市、资产注入的序幕刚刚拉开。可以说，央企改革是围绕资本市场进行的，企业一旦实施了资产注入或整体上市，其股价的赚钱效应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可以通过QFII重仓的股票来观察到，二季度QFII的重仓股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整体上市或资产注入预期的，这也是外资的投资策略所在。

《新财经》：对于外资来说，A股市场似乎更有吸引力？为什么？

张凡：作为全球资产配置的投资者，外资为什么选择继续投资A股，而不是离开A股市场。这是因为A股市场具有它独特的魅力，主要表现其具有独特资源的企业、质地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央企及其他全球优势产业，这在其他市场是难以找到的，包括香港市场。未来，内地股市的上市公司质量会大为改观，逐渐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资本中心。

目前，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市场动力，仍然是来自于制度与经济层面的改革，这一点与成熟的香港市场不同。从投资历史看，经济成长所派生的投资机会，远远不如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机会。内地市场正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是投资者难以遇到的投资良机。可以说，目前的A股市场比香港市场具备更优的策略性资产。

两市股价差异将被缩小

《新财经》：我们知道，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的股价长期存在较大的差异，境内投资者投资香港股市后，会不会缩短这种差异？对两个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

桂浩明：部分境内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在理论上有助于分流境内资金，缓解国家外汇储备过大所导致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境内居民金融资产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有效地分配。值得一提的是，与香港市场相比，境内市场的股票估值相对比较高。同样的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通常要高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H股至少50％以上。显然，同样的上市公司，在不同的地方上市居然出现这样大的价格落差，只能说明不是一个市场定价过高，就是另一个市场定价过低，存在进行价格修正的必要性。尽管两个市场没有完全实现自由互通，也不存在股票直接套利的情况，这种价差会长期存在。个人“直投”的开放，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价差，从而为投资者提供获利与避险的机会。因此，从大的方面说，开放个人“直投”，实际上是扩大金融开放，推进市场化。从小的方面说，是给境内投资者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

程伟庆：个人投资港股的放开，改变了H股的供求关系。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内地股约有2.3万亿美元，其中只有25%是可以流通的，中国居民储蓄到了2.2万亿美元。因此，即使只有10%的储蓄资金流入香港，就相当于在香港上市内地股的38%，这对于香港市场的刺激作用非常大。正是在这种预期下，香港H股大涨，两地股价的差距也由80%降到了66%（8月31日）。

对A股而言，相当于从市场抽取了部分流动性（尽管可能只是潜在的流动性）。但目前内地资金规模巨大，内地股市收益率远远高于香港股，因此，短期内我们还看不到港股“直通车”的真实影响。但随着港股“直通车”的累积规模越来越大，内地股市收益率开始下降的话，其真正影响才会开始显现。

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新财经》：对于内地投资者投资香港股市，应该注意哪些风险？

张凡：香港的股票数量并不多，比内地市场品种少，但是玩法复杂。开放个人境外投资以后，投资者可以投资H股、红筹股以及主板的其他公司。问题是，投资者对这些公司所了解的渠道甚少，无法规避大部分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对于香港的系统性风险，我们认为要比内地复杂得多。虽然香港市场政策干预较少，但是，受国际金融市场影响较大，尤其是受美国影响，这种风险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很难规避的。

桂浩明：对于大量境内投资者来说，虽然有进入海外市场的积极性，但在各方面的准备都还不足。对比香港市场，沪深股市在很多方面与之存在不同之处，这也导致境内居民即便很熟悉沪深股市的操作，但未必能够适应香港股市。那里的做空机制、T+0交易方法以及复杂的“蜗轮”设计等，对初涉港股的境内投资者来说，很可能是深不可测的陷阱。目前，境内还在进行投资者教育，对于准备投资香港股市的投资者来说，是否也应该考虑先进行风险教育再放行呢？至少在放行的同时要进行教育。

一直有投资者提到2001年的向境内投资者开放B股这件事，当时宣布了这一政策以后，分批实施了开放。当实现完全开放时，B股指数已经上涨到了最高点，此后是长达四年的大熊市，被人们戏称为“套牢全中国，解放全世界”。时下，开放个人“直投”话音刚落，香港股市已经大幅上涨，并且在周边环境很不利的情况下创出了新高。显然，香港的投资者已经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如果盲目入市，是否会重蹈B股的覆辙。当然，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看到开放个人“直投”所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所存在的风险。毕竟，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等着你去放心赚钱的场所。

配套政策需完善

《新财经》：个人投资境外股市正式开始前，还应该有哪些需要完善和具备的条件？

桂浩明：应该说，金融开放是大趋势，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也的确具备了开放个人“直投”的基本条件，国家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更需要抓紧做的是有关配套工作，比如，怎样来防范并隔离开放所带来的风险，怎样加强投资者教育，使之初步具备在境外市场投资能力，不至于使境内宝贵的资金成为海外大鳄的盘中餐。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认真研究，并且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才行。只有这样，个人“直投”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真正成为市场发展的机会，同时，最大限度地回避风险。

程伟庆：自8月20日批准了个人“直投”港股试点以来，原本预期在两周内正式放行港股“直通车”。中行也开始高调接受客户开户，工行、建行也均表示要申请此项业务。然而，随即政策面发生了变化。据传，国务院统筹各相关部委召开会议，对包括QDII在内的对外投资应注意风险，要统筹考虑资本境外投资事宜。预计个人直接投资境外市场，也将在规划出台之后方能实施。

尽管港股“直通车”的进程存在一定变数，但大的方向不会改变。当前，QDII、个人“直投”港股、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设立，这三个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外汇管制放松的重要组成部分，港股“直通车”的放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篇(4)

内容摘要：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投资理财渠道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国债发行保持一定的规模，对于充分有效地发挥国债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债规模经济发展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一、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状况

我国国债发行始于1950年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年—1958年又相继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终止了政府举债融资，我国成为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从1981年开始恢复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主要用于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由于当时弥补财政赤字可以向银行透支，因此，国债发行规模较小，增长较慢。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出台了《预算法》，规定财政赤字不允许向银行透支，使得国债发行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并在以后逐年增加发行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筹集建设资金以投入基础设施等建设，为此，1998年国债规模达3310.09亿元。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20__年至20__年发行量达44556.4亿元（详见下表）。我国国债对支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发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20__年至20__年国债发行统计表单位：亿元年度20__年20__年20__年20__年20__年20__年20__年合计发行量4657488459346280.1687670428883.344556.4二、保持国债发行必要规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国债是我国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我国国债的发行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当今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投资理财渠道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国债发行规模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笔者认为，在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国债发行必要的规模，仍是政府长期筹集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仍是维护国债市场稳定与繁荣的需要；仍是保持政府债务政策的灵活性、延续性的需要。

1、国债仍是促进经济建设的“助推器”

生产建设性是我国国债的特征。国家通过发行国债筹集建设资金，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有效运行，需要有资金的支撑。政府发行国债，可以将社会各方闲置资金有效地聚集，形成集中性的财政资金，用于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据统计，1998年以来，国债项目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成效显著，1998年到20__年国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0％、1.7％、1.8％、1.8％。与此同时，还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支持经济建设。国债投资集中力量建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国债投资在促进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更为扎实，如水利建设、大江大河治理、西部开发都有国债投资的支撑。我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国债在支持国家重点建设，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功不可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仍将存在，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支持高科技项目的开发，加快经济结构步伐调整的同时，利用国债筹集资金仍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保持国债发行一定的规模，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仍具有重大的积极的作用。

2、国债仍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

国内外财政运行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的存在和适度规模对经济非均衡运行是一种有效的校正力量。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国债发行对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调节，对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经济结构调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但在宏观经济特别是结构性调整中的作用还很不够，而通过国债形式，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尤为突出，可以说国债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引导宏观调控总任务的实现，改善投资环境等作用是其他众多经济杠杆所不及的。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避免经济周期波动，仍是政府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仍有必要将国债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调控供需平衡的重要工具。因此，保持必要的国债发行规模，符合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要求。

3、国债仍是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手段

国债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生存和发展，对繁荣市场经济，推动资金市场发育，加快证券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债是推动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近几年国债发行市场的不断改革，有效地配合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金融证券业的改革。因为证券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是国债，因此，国债市场的发展壮大为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当前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同时，中央银行可以把国债作为平衡市场货币量的筹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以适应国家经济政策和调节银根的需要，从而有效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三、在投资理财渠道多样化的同时，国债发行仍有较大的空间与潜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投资理财的渠道不断得以拓展，从“有钱存银行”到投资债劵、保险、基金、信托、外汇、房地产、黄金，理财方式日渐多样化，这对国债发行或多或少会带来一定影响。因为投资理财渠道增多，投资者投资选择的余地加大，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资金的投资格局，使一部分资金从国债市场切出，引起社会资金的重新分配与调剂。尽管如此，但由于国债有其自身的优势：一方面，国债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信用等级高，无认购和赎回风险，具备了其他同类产品所无法比拟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国债投资方式简单、灵活、方便，无需具备较高专业操作技巧，并且收益稳定，到期还本付息，作为这样一大众化投资理财产品，易被普通投资者接受。同时，国债市场发展几十年来被证明是最安全、有效的，即使其他一些新的理财产品有较高的收益率，但基于投资惯性使然，投资者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自己有把握的产品上去。由此所决定，国债理财 必将仍是时下理财领域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发行仍将具有较大的潜力与空间。1、从投资需求来看，保持国债适度发行规模有其潜力

20__年3月我国央行统计数字显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5.12万亿元的情况下，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还是较低的。同时，随着国债发行的不断改革，国债品种不断增多，国债期限结构设计日趋合理，国债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再加上国债是政府发行的，被誉为“金边债券”，它以其安全性高、收益性高、信誉性高等特点，颇受广大投资者的青睐，成为广大投资者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投资选择对象，既为投资者投资理财提供了便捷的投资手段，又为投资者提供了最安全、可靠的投资保障。尽管目前投资理财渠道不断增加，但相当部分投资者，特别是中老年投资者仍将把目光盯住国债市场，国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众多投资者理想的投资选择。因此，国债发行保持适度规模仍有较大的潜力，这也给国债市场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2、从国债负担率来看，保持国债发行适度规模有其空间

国债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府借贷行为，作为财政收入的特殊形式，无论是从社会应债能力角度，还是从偿还能力角度来看，都需要有一个适度规模。国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国家、中央的财政收支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在制定国债发行规模时，要考虑中央财政收支状况，在确定国债发行规模增长速度时，要考虑国债对财政本身的依赖程度状况和国债的负担率。从我国国债的依存度来看，虽然从1994年以来，国债的依存度迅速提高，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但这与很多因素有关。但从我国国债的负担率来看，我国目前还是较低的，国外经济学家大多认为，一般应控制在当年GDP的45％为宜，经济发达国家大都在30—40的水平。我国20__年国债的相对规模仅为21.6％，赤字率为2.34％，与欧盟、美国平均60％的国债相对规模相比，以及英、美、法等发达国家平均5％赤字相比，我国中央财政发行的国债水平还是较低的。因此，从静态的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看，国民经济总体应债能力还是比较宽松的，我国国债发行一定时期内保持必要规模仍有空间。

四、保持国债发行必要规模的政策选择

保持国债发行必要规模，有利充分发挥国债的重要功能。而影响和制约国债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1、优化国债结构，实现国债结构合理化合理的国债结构既有利于充分挖掘社会资金的潜力，满足不同偏好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有利于降低国家筹资成本，减轻财政未来负担。保持国债发行一定规模必须建立在国债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因此，首先，调整国债期限结构。针对目前国债大多集中在3-5年期限的中期品种的现状，应遵循“发展短、长期，控制中期”的原则，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增强央行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并适时推出长期国债，增加国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实现长、中、短期国债的规律化发行，扩大国债投资队伍，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空间。其次，优化国债品种结构，实现品种多样化，满足投资者对不同品种国债的不同需求。品种不足，既满足不了投资者投资需求，也制约了国债规模发行空间的扩展。针对我国长期以来的不可流通的凭证式国债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应尽快推陈出新，适时推出如财政债券、社会保障债券、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储蓄债券，实现国债品种不断创新，扩大投资者投资选择余地，以适应不同收入、不同投资偏好的购买者的需求，以充分挖掘国债的经济功能。

再次，调整国债持有者结构。针对目前我国国债个人持有比例较高的现状，应采取相应措施，尽快调整国债持有者结构。国债持有者应包括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和外国投资者等。在国债市场发达的国家，国债持有者通常以专业机构、政府为主。因此，我们应取消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培育国债机构投资者，考虑允许国外投资者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通过调整国债持有者结构，改变国债持有者原有的持有格局，为国债发行保持必要规模创造一个发行空间。

2、合理选择投资方向，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

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为了强化政府运用国债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客观上要求政府选准国债资金投资方向。国债的使用应尽可能地带动更多产业的发展，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应符合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特别是目前，国债资金应重点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推动和支撑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债资金使用的拉动作用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发挥，并为以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在选择国债资金的投向时，兼顾经济性与社会性原则，坚持市场导向、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把有限的资金投入最需要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中去，并做好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市场分析。力求国债资金投资项目效益最大化，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国债资金使用效率提高，有利促进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力维护政府的良好信誉，这样为后续国债发行规模适度扩大创造一个新的空间。

篇(5)

利率与汇率的高低，能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利率与汇率的变动，又将影响所有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生产总值、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经济增长率等等。显然，利率与汇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活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利率与汇率的变动是判断一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之一，利率与汇率的走势分析是宏观经济形势预测的主要手段。

（1）利率对投资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利率与社会总储蓄和总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储蓄（资金供给）和投资（资金需求）对利率的变动均有较大的弹性。从长期来看，储蓄等于投资。因此，利率一方面影响现期的投资活动，同时又通过调节储蓄而影响未来的投资规模。利率的这一作用后来被凯恩斯加以大力发挥而成为其著名的"有效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凯恩斯认为，债券的市场价格与市场利率成反比，如果利率上升，则债券价格下跌；如果利率下跌，则债券价格上涨。利率与债券价格的这种关系，使得人们在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安排上可以在货币与债券之间进行选择，以期获利。如果预期利率将下跌（亦即债券价格将上涨）则人们愿意现在少存货币和多买债券，以便将来债券价格上涨时卖出债券获利；反之，预期利率的上升使得人们愿意多存货币和少存债券，即把手里的债券卖出，转换为货币，以避免将来债券价格下跌时遭受损失。从宏观角度来看，利率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对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上。

①利率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利率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是指利率作为投资的机会成本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在投资收益不变的条件下，因利率上升而导致的投资成本增加，必然使那些投资收益较低的投资者退出投资领域，从而使投资需求减少。相反，利率下跌则意味着投资成本下降，从而刺激投资，使社会总投资增加。正是由于利率具有这一作用，西方经济理论界与货币管理当局都把利率视为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因此，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控制利率水平在西方货币政策体系中曾一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为了恢复生产，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低利率政策因为有利于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增长而被广泛采用，并且在战后的20多年里，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实际年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都在4％左右。日本从低利率政策中获得的好处更大，企业大量利用低利贷款，减少了利息负担，降低了企业产品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促进了企业投资，加速了工业发展。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对日本投资的迅速增长、工业的高速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开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70年代起，西方各国国际收支极度不平衡，并发生了普遍性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国内经济逐渐停滞，形成了可怕的"滞胀"局面。为了缓和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相继转向推行高利率政策，以压缩投资，抑制通货膨胀，结果取得了极大的成效。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24．2％下降到1982年的8．6％，再继续下降到1988年的3．8％。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也从1974年的24．3％逐渐下降到1988年的0．5％。

由此可见，利率的变动对投资规模乃至整个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不但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一再强调，而且也从实践中反复得到了证实。

②利率对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主要是指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以及社会生产各个方面的投资比例关系。

利率作为调节投资活动的杠杆，不但决定投资规模，而且利率水平与利率结构都会影响投资结构。

一般来说，利率水平对投资结构的作用、必须依赖于预期收益率与利率的对比上。资金容易流向预期收益率高的投资活动，而预期收益率低于利率的投资，往往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进行。从短期来看，利率的变动，会引起投资结构的调整。利率越高，投资会越集中于期限短、收益高的项目。

利率对投资结构的影响更主要地体现在利率结构上。现实经济中利率的种类繁多，说明经济生活中利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利率体系进行分类就形成不同的利率结构。如按借贷主体划分，利率包括银行利率、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率、债券利率、市场利率等；按贷款行业划分可分为工业贷款利率、商业贷款利率、农业贷款利率等；按归还期限划分可分为半年期、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八年期等等。利率结构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投资结构的变动。

例如，利率的期限结构会影响投资的期限结构，如果长期利率过高，则会抑制期限较长的投资，相对增加人们对短期投资的需求；相反，如果短期利率过高，长期利率相对较低，则会刺激长期投资，使一部分投资需求由短期转为长期。再比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率被政府所控制，政府对不同的行业规定不同的利率，这种利率的行业结构也会影响到投资的结构。因此，通过调整利率的行业结构来贯彻政府的产业政策便成为一种通行的作法。我国在建国初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明显的差别利率政策，总的原则是，私营企业的贷款利率大于公营企业的贷款利率，商业企业的贷款利率大于工业企业的贷款利率。以此扶持公营经济的发展，限制私营企业的投机活动，以确立公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给工业贷款利率以优惠，目的是在物资短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的背景下，鼓励工业迅速发展，限制商业投机，在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抑制畸形的需求，从而使市场形势迅速好转。实行行业差别利率政策，使得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工业生产得以迅速增长，限制了私营企业，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并且，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对列入国家计划内的能源、交通、通信和一部分原材料工业等13个行业，以及对盐业、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差别利率，以保证对这些部门的投资。

利率调节经济的功能从总量的方面说，是抑制对资源的总需求，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资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使用。这种调节从结构方面说，主要是采用差别利率，实行利率的优惠与惩罚制度，可以用较低的优惠利率支持重要行业、企业和短线产品的生产，也可以以较高的利率和加收利息的办法抑制对一些行业、企业和长线产品的投资。这样能够调节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果在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实行差别利率，还能促使资金在地区、行业、企业间的转移。但是，利率的调节作用的大小还往往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环境与经济条件。

③利率调节作用的发挥。总的来说，利率变动主要是通过贷款人和借款人对利率变动的反应来影响投资的，但利率作用的发挥又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受制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变动与社会资本状况。

由于投资的实际收益取决于利润与利息的量的对比，因此，投资量的多少不仅取决于利润率与利率的高低，还取决于二者的相对水平。很可能是：尽管利率下降了，但由于利润率也下降了，因而投资并不会增加；或者虽然利率上升了，但因为利润率也上升了，所以投资也并没有减少。

社会资本状况也会影响到利率作用的发挥，如果存在着大量过剩资本，利率降低就会引起投资增加；但如果资本不足，尽管利率降低了，投资也难以立即增加。

利率的作用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金融市场越是发达，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就越能反映市场资本供求，同时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利率的变动就越容易通过金融市场作用于整个经济。

由此可见，利率的调节作用的实际效果决定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经济高涨时，尽管利率上升也很难抑制投资增加；当经济萎缩时，尽管当局压低利率，也刺激不了投资的增加。再者，一国经济越发达，利率的作用就越明显；反之，在越不发达的国家中，利率被扭曲得越严重，对经济也就失去调节作用。

（2）汇率对投资的影响

现代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都越来越多地介入和依赖国际商品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货币关系，而汇率是这些关系的核心内容。汇率又称汇价或外汇行市，是以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汇率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杠杆，其变动能反作用于经济。

汇率对投资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影响进出口、物价、资本流动等实现的。

①汇率通过进出口影响投资。一般地说，汇率贬值，能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其影响过程大体是：在一国货币对内购买力不变，而对外汇率贬值时，该国出口商品所得的外汇收入，按新汇率折算要比按原汇率折算获得更多的本国货币，出口商可以从汇率贬值中得到额外利润，出口需求增大，进而刺激投资的增加。对于进口而言，由于进口商品按新汇率所需支付的本国货币，要比按原汇率计算多，从而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起到了抑制进口的作用。这样，国内需求必须通过国内投资来满足，这也从另一方面刺激了国内投资的增加。相反，一国汇率升值，则会增加进口，抑制出口，引起国内投资的减少。

不过，汇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程度还需考虑到进出口需求弹性，即商品价格变动对商品需求影响的程度。如果进出口需求对汇率和商品价格变动反应灵敏，即需求弹性大，那么，一国汇率贬值和相应降低出口商品价格，可以有效刺激出口数量；而由于进口商品国内价格上涨，可以有效抑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少进口数量，这样，才会有利于国内投资的增加。

如果进出口商品价格弹性较小，则汇率降低对进出口数量从而对投资的影响就较小。

②汇率通过物价影响投资。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的同时，也对物价发生影响。从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来看，汇率贬值要引起进口商品国内价格的上涨，使国内生产的消费品和原材料需求上升，这会刺激国内投资；反之，汇率升值，则会起到抑制进口商品的物价的作用，使国内投资相对减少。从出口商品看，汇率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使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供给小于需求，从而抬高国内市场价格，也同样会刺激投资的增加；而汇率升值使部分商品由出口转为内销，增大了国内市场供给，使商品价格降低，抑制了投资扩大。

③汇率通过资本流出入影响投资。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一国的投资活动往往不能从国内储蓄得到满足，而必须依赖于国际资本的投入。汇率变动对长期资本的流动影响较小，因为长期资本流动主要以利润和风险为转移。在利润有保证和风险较小的情况下不致出现大的波动，从而对长期投资影响不大。但短期资本流动常常要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在汇率贬值条件下，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就不愿持有以贬值国货币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因而会发生资本外逃的现象。

同时，投资于汇率较高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可能谋取更多的收益，因此，汇率贬值，会减少金融市场的投资；汇率升值，会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

汇率能否充分发挥这些作用及其作用的大小，因各国的经济体制、市场条件和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同而异。当然，对外开放程度也起重要作用。一般而言，一国的市场调节机制发育得越充分，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密切，汇率的作用就越能有效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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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走势分析

（1）利率决定及影响因素

①西方利率决定理论。西方利率理论按其分析方法可分为三大类：边际生产力利率论、局部均衡利率论和一般均衡利率论。下面依次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边际生产力利率论。边际生产力利率理论仅从投资需求角度分析利率的决定。该理论认为资本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性，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追加资本，则追加每一单位资本的生产力要递减，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资本的生产力最低，最后增加的这个单位资本被称为边际资本，边际资本生产的产品量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就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

第二，局部均衡利率论。局部均衡利率论是采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法得出的利率理论。局部均衡分析法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仅考虑商品市场或货币市场的供求均衡。局部均衡利率理论中较有影响的?quot;古典"利率理论和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古典"利率理论以储蓄表示借贷资本的供给，以投资表示借贷资本的需求，认为利率决定于资本供求的均衡点，即决定于储蓄与投资的均衡点。如果储蓄大于投资即资本供给大于资本需求，则利率下降；反之，利率上升。而凯恩斯却认为利率决定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货币供给就是某一时刻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它由货币当局控制；货币需求就是人们为满易、预防和投机等动机而特有货币的欲望。货币需求为收入的同向函数，而为利率的反向函数，均衡利率就是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时的利率。

第三，一般均衡利率论。一般均衡利率论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来研究利率的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法系指社会中某商品价格不仅决定于该商品的需求与供给，而且还取决于其他所有商品及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与价格。因此，利率不是在单个的商品市场或货币市场上被决定，而是由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共同决定的。

②西方利率结构理论。在现实经济中，利率除受资本或货币供求影响外，还要受借贷期限和风险等因素的制约。依西方学者的观点，在决定各种金融资产利率的因素中，期限因素始终是最主要的，因此，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是利率结构理论的核心内容。

利率的期限结构是指证券到期时的利息或收益与到期期间二者的关系。此关系可有四种不同情况：（a）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b）长短期利率一致；（c）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d）长短期利率处于波动之中。期限结构理论所研究的主题正是长短期利率二者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所发生的影响等问题。在具体分析时，又分成三种理论：预期理论、市场分割理论和偏好利率结构理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预期理论。预期理论是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中最主要的理论，它认为任何证券的利率都同短期证券的预期利率有关。如果未来每年的短期利率一样，那么，现期长期利率就等于现期短期利率。收益线表现为一条水平线如果未来的短期利率预期要上升，那么，现期长期利率将大于现期短期利率，收益线表现为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如果未来的短期利率预期要下降，那么，现期长期利率将小于现期短期利率，收益线表现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

第二，市场分割理论。市场分割理论把市场分成长期和短期市场。从资金需求方来看，需要短期资金的投资者发行短期证券；需要长期资金的投资者，发行长期证券，并且这些长短期证券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因此短期证券市场与长期证券市场是彼此分割的。从资金供给方来看，不同性质资金来源使不同的金融机构限制在特定的期限内进行借贷，以致短期资金利率由短期资金市场决定，长期利率由长期资金市场决定。如果短期资金缺乏而长期资金较为充裕，短期利率将比长期利率高；如果长期资金缺乏而短期资金充裕，则长期利率大大高于短期利率。

第三，偏好利率结构理论。偏好理论认为预期理论忽视风险因素的避免是不完善的。因为不同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部分地与风险因素的避免有关，部分地与对未来利率的预期的趋势有关。因此，预期和风险的避免二者对利率结构都有重要影响，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完善利率结构理论。

根据偏好理论，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长期债券比短期债券的风险大，长期利率要比短期利率高，其理由为：其一，短期债券比长期债券的流动性大，而且对于利率变动的预测较为可能和接近，资产价值损失的风险较小，所以流动性报酬低；其二，以短期资金转期筹措长期资金，除短期资金转期续借成本较大以外，还有转期续借时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会使长期利率比短期利率高；其三，长期贷款往往要采用票据再贴现形式，也要一定的手续费用。不难看出，偏好利率结构理论，实质上是将投资者对资本价值不确定性风险的回避因素导入预期利率结构理论。

上述西方利率理论，强调了一些在利率决定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还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生活中利率的决定，特别是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此，要对利率的决定作出较为全面的说明，还必须结合现实，进一步考察影响利率变动的实际因素。

③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

第一，利润的平均水平。既然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利润本身就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因此，利率总在平均利润率与零之间上下摆动。并且，利率主要是由平均利润率所调节的。从我国现实出发，这种调节作用可概括为，利率的总水平要适应大多数企业的负担能力。也就是说，利率的总水平不能太高，太高了大多数企业承受不了；同时，利率总水平也不能太低，太低了不能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

第二，资金的供求状况。无论是马克思的利息理论还是西方的经济学说都不否认资金的供求状况决定利率的总水平，在我国，利率水平的高低仍然决定于资金的供求。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金融市场上的商品的"价格"--利率，与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受供求规律的制约，当资金供不应求时，供求双方的竞争的结果将促使利率上升；相反，当供大于求时，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利率下降。

第三，借贷风险。资金从投放到收回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借贷资金运动过程中，由于各种不测因素的出现，可能导致各种风险，如资金不能按期完全收回的违约风险，因物价上涨而使资金贬值的风险，或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出现后，已贷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时，贷款人承受机会成本损失的风险。

一般而言，风险越大，则利率要求越高。另外，经济的周期变动造成的风险变化也会影响利率水平，如在危机阶段，投资风险突然变大使利率大幅度上升。而在复苏阶段，投资风险开始减少，利率开始降低。

第四，国际经济形势。就开放经济而言，国际经济形势对利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利率与汇率会影响资金流出入，从而引起国内利率的变动。如果国际利率水平较高，则资金流出，国内资金供给小于需求，迫使国内利率上升；反之，如果国际利率水平较低，则资金流入，国内资金供给大于需求，从而诱使国内利率随之下降。可见，国内利率有总是朝国际利率靠拢的趋势。从汇率的角度来看，汇率的变动也会影响利率的变化。例如，当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时（如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从＄1＝￥8．5变化到＄1＝￥8．7），国内居民对外汇的需求就会下降，从而使本币相对充裕，国内利率便趋于稳定，并在稳定中下降；反之，当外汇汇率下跌，本币升值时（如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8．7变化到＄1＝￥8．3），国内居民对外汇的需求就会增加，本币供应处于紧张状态，从而迫使国内市场的利率上扬。

第五，国家经济政策。由于利率变动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各国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的形式，对利率实施不同程度的管理。国家往往根据其经济政策来干预利率水平，同时又通过调节利率来影响经济。总之，决定利率及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其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国经济活动的状况。因此，要分析一国利率现状及变动，必须结合该国国情，充分考虑到该国的具体情况，区分不同的特点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2）当前利率形势总结及原因剖析

①利率管理体制沿革。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的利率基本上属于管制利率类型，表现为利率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这种管理体制是在建国初期通货膨胀严重、投机活动猖獗的背景下建立的，并对战后恢复生产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管制利率的做法得到进一步强化。

这期间，为了稳定市场和促进工农业生产，我国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其特点是档次少，水平低，利差小，管理权限集中。直到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政策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利率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到1995年7月1日为止。银行存、贷款利率分别由1978年的1．05％和4．72％上升到10．98％和12．06％，同时，利率种类逐步增多，档次也适当分细。但在利率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一度进展缓慢，虽然从1982年开始逐步实行浮动利率的作法，但管制利率的格局至今没有变，真正的利率决策部门或者说整个利率体系的主体仍然是中央政府。可以说，现行利率管理体制并未随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调节比重的日益扩大发生实质性的主体易位，仍然属于一种国家控制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利率管理体制。现行利率体系本质上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引进了市场调节手段，但所占比重不大。这种计划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quot;双轨"格局近期内是难以改变的。

②利率水平分析。

第一，从存款利率来看，通货膨胀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储蓄利率上调幅度跟不上物价上涨，实际利率水平下降，甚至有时出现负值，如下表所示。这说明，单就"物价"因素而言，我国利率水平在低数域上运行。

第二，从贷款利率来看，贷款利率的调整幅度低于同期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由于利率水平偏低，出现贷款利率上调，贷款反而增多的逆反效应。

第三，从存贷利差来看，虽然多数年份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但利差太小，甚至远远低于银行资金费用率水平。这说明，相对于存贷利差而言，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水平也是偏低的。

第四，从实际市场利率来看。1993～1994年度，银行越轨拆借资金大量"体外循环"。1995～1996年度，资金市场秩序混乱，银行"失媒"现象严重。这都表明了我国现行利率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比较低下，难以正常发挥作为价格信号和经济杠杆的作用。

③利率结构分析。

第一，存款利率内部结构。我国存款利率水平及其结构经过多次调整，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开办的存款有11个种类，几十个档次。相对而言，长期存款利率偏高，活期存款利率偏低，存款过多地向长期存款倾斜。这种结构很难引导银行负债结构保持合理的格局。

第二，贷款利率内部结构。我国的贷款利率结构可以分为基准贷款利率、法定贷款利率、浮动贷款利率、优惠贷款利率及行业差别贷款利率、加贴息贷款利率等。这几种贷款利率皆属于管制利率，其结构可概括为统一利率加优惠利率。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政策性贷款利率与一般贷款利率的差距越来越大，优惠利率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种贷款利率结构使本来就很低的利率总水平又下降了许多。

第三，存、贷利率的对应结构。这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存、贷利差太小，具体表现为：首先，定期存款与固定资产贷款的利率之差仅为1％；其次，各专业银行有为数不少的资金是通过金融债券筹集的，发行金融债券所支付的利率要高于同期储蓄利率1～2个百分点，而银行贷款利率并不能完全按照"高进高出"的原则相应提高；最后，在实施存款保值措施时，银行贷款利率不发生任何变动，一旦通货膨胀率高于存款利率，银行在承受价值受损的同时，还要为存款保值支出一部分费用。

这不能不说是现行利率结构的最大扭曲。

第四，银行利率与金融市场其他利率的对应结构。目前，我国市场利率主要包括各类债券利率与金融机构间的同业拆借利率两种类型。银行存款利率与金融市场资产所得到的收益率相比差异过大，而银行贷款利率也过份低于从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成本率。两种资金"价格"呈双轨并行状，且缺乏联动性。具体讲，一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低于企业发行1年期债券利率2～3个百分点；低于企业1年期内部集资利率8～22个百分点；低于民间借贷利率（1年期）10～32个百分点。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1年期低于民间拆借利率5～20个百分点。这种利率结构，导致资金流向股票、债券、外汇、黄金等市场。银行营运发生困难，亏损严重。

第五，利率期限结构。前面我们曾论及长期存款利率过高的倾向，而在贷款利率期限结构方面，又表现为长期资金贷款利率与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差异太小，1995年7月1日利率调整后，差异更小，已不足1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利率结构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有关利率之间的对应关系上，在多次调整中表现为失衡、扭曲和缺乏内在联动机制的状况。

（3）未来利率走势展望

①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在长期内利率上调的可能性不大。要正确预测未来的利率走向，必须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在当前以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都属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是进行一切综合分析的大前提。具体来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的转型发展，主要包括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以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等两方面。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可利用的资源有限，虽然改革以来，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并未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不发达状况。表现为：人口众多，人均国民收入低下；农业经济停滞，农民普遍贫困；生产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严重；教育、住房、卫生保健等各项指标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经济发展具?quot;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同时，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到了关键时候，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另外，金融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完善利率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管理体制。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利率持续上升的可能不大。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提供足够的货币资金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而高利率政策是与这一目标相背离的。同时，经济转轨期间，高利率会加大企业运行环境中的困难，不利于国有企业及其他部门改革的顺利进行。

②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利率难以上调。自1992年开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连续4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宏观经济环境有了改善，整个经济在回落中保持快速增长，尤其是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如通货膨胀等，已得到明显的缓解。但同时也使得法定利率相对偏高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对于充分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无疑已成为一大障碍。

另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每上调一个百分点的存款利率，银行就要多付二三百亿元的利息，这为多数银行难以忍受。因此，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由于通货膨胀的抑制和利率总水平的过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利率不可能向上调整。

③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看，利率有下调趋势。按常规，中央银行确定利率水平的依据为：物价变动、存贷款利差、资金供求关系和货币政策的需要。

近年来，几次微调利率，确实在加强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年采取大力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物价指数逐渐降低，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同时，企业资金紧张与失业等现象日益严重，尤其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要关头，因此，在必要的时间内降低银行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以促进经济发展是合理的。

1996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实际利率已由负利率变成正利率并超过了三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年份我国的贷款增量大于存款增量，但从1994年起，却出现了存款增量大于贷款增量的现象。到1995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各项存款大于贷款4000亿元以上。存贷差过大，增加了银行经营负担，扩大了银行亏损面，既不利于银行金融中介职能的正常发挥，也将给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造成重负。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将是未来经济工作的重点，但在目前，股票市场与国债市场的现状还尚不理想。具体来说，股票市场由于长期的低迷徘徊，交易量骤减，投机盛行，这对坚定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的信念极为不利。国债市场由于容量小，结构单一，很难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挥对经济的间接调控作用。这些都需要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和支持。而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既可以促进股票市场的发育，又可以降低国债发行的成本，减轻中央财政预算收支与还本付息的压力，对于资本市场的完善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总之，利率作为经济杠杆，其宏观上的作用主要在于调节资金供求，而利率一旦背离了资金供求关系，必然会导致资金供求的不平衡，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并结合利率体系的现实状况及副效应的多方面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适当地下调利率将是不可避免的。

④对存、贷款利率短期趋势的具体分析。

第一，存款利率必须下调。

首先，银行和各金融机构的存款，特别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仍将继续增长，从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与手段来分析，只要现实的资金来源比较充足和平稳增加，不发生大问题，利率下调的可能性就较大。

其次，尽管存款利率已于1996年5月1日有所下调，但现行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仍然不低，定期平均10．76％，一年期9．18％，三年期10．80％，五年期12．06％。这样高的利息率水平无论从国际上看还是从我国历史上看都是极少见的，如果考虑银行自身利益，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小幅度地甚至较为频繁地下调利率。

最后，从货币流通状况来看，1995年流通现金预计1500亿元，实际投放了600亿元，而1996年第1季度春节前流通现金2592亿元已全部回笼，是历年来回笼最好的一次。这对以后抑制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适度地向下微调存款利率是可行的。

第二，从贷款利率上看，无论是总水平的下调还是结构性的下调，都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降息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自1993年后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便开始处于适度从紧的大环境之中，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缓。为了刺激投资，促使宏观经济在紧缩之后，逐步走出低谷，平稳回升，降低贷款利率是必然的选择。

其次，降息可以减轻企业负担。近年来，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仅2％多一点，而贷款利率均在10％以上，尤其对国有大企业而言，所需流动资金数量大、周转慢，利息支出是一大负担。为了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减少亏损，稳定就业，就必须及时下调利率。

最后，降息有利于中国经济运行结构的调整。"九五"期间，国家将重点保证农业、基础产业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就要求金融信贷继续优化结构，对这些行业实行择优扶持政策，这样就需要贷款利率结构性的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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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走势分析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爆炸式的发展和应用，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世界经济生活的一体化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与之相伴的世界金融的国际化，是70～8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最新发展，金融渗透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鲜明。而汇率作为国际金融关系乃至国际经济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纽带，已渗透到包围经济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确分析与预测汇价波动，对于政策制订与投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汇率决定因素分析

①西方汇率决定理论。西方国家关于汇率的理论很多，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汇率的决定与变动。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国际借贷说、资产市场说与购买力平价说三种。

第一，国际借贷说。国际借贷说是比较早的汇率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为流行。该理论认为汇率决定于外汇的供给与需求，而外汇的供求又是由国际借贷所引起的。商品的进出口、债券的买卖、利润与捐赠的收付、旅游支出和资本交易等都会引起国际借贷关系。在国际借贷关系中，只有已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即国际收支，才会影响外汇的供求关系。当一国的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即国际收支顺差时，外汇的供大于求，因而汇率下降；当国际收支逆差时，外汇的需求大于供给，因而汇率上升；如果外汇收支相等，于是汇率处于均衡状态，不会发生变动。该学说由于强调国际收支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故又被称?quot;国际收支说"。

把国际收支说作为确定两国汇率的依据，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首先，两国必须都具备比较发达的外汇市场，国际收支的顺、逆差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在外汇市场的供求上。其次，在两国的国际收支都处于均衡状态的条件下，根据该理论就无法确定汇率的实际水平。

第二，资产市场说。进入70年代以后，工业国家实施了浮动汇率制，欧洲货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各国金融政策进一步向自由化转换，国际资本流动量越来越大，流动频率也越来越快。同时，外汇汇率经常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动，且经常不能反映各国国际收支的动向，利用传统的国际收支分析法无法解释汇率变动的原因。进而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人们的资产选择行为与汇率的变化关系密切。所谓资产选择是指投资者调整其有价证券和货币资产，从而选择一套收益和风险对比关系的最佳方案。资产市场说认为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是由于投资者调整其外币资产的比例关系造成的，这种调整往往引起资金在国际间的大量流动，对汇率发生很大影响。

资产市场说对汇率普遍浮动时期的汇率波动异常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但是，把资产市场说作为确定两国汇率的依据，其限制条件更加严格，要求国内国际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短期资本移动对利差变动敏感，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比较松，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普遍实行。

第三，购买力平价说。购头力平价说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外国货币，是因为它在外国具有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因此，一国货币对外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在其本国所具有的购买力决定的，即两种货币购买力之比决定两国货币的交换比率。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一战以后的一段时期与二战后的固定汇率时期，汇率大体与购买力平价相一致。70年代以来，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日常的汇率波动较大地偏离了购买力平价，但仍然是围绕购买力平价上下波动。因此，购买力平价说作为长期利率决定理论是能够成立的。这个学说至今仍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并继续对西方国家的外汇理论与政策发生重大的影响。例如：1985年后期以来，在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上升过程中，日本的货币当局常常使用购买力平价说来解释干预的必要性。

同样，把购买力平价说作为确定两国汇率的依据。也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它要求两国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大体相同，价格体系相当接近，否则两国货币购买力就失去了可比性。它还要求两国对贸易和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加管制，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比较自由，否则两国货币购买力对平价的偏离很难自行消除。

由此可见，国际借贷说、资本市场说、购买力平价说均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汇率变动的其他因素，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②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一国汇率的变动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既包括经济因素，又包括政治因素与心理因素等。而各个因素之间又有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更何况，同一个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所以汇率变动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下面选择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来集中分析它们对汇率变动的影响。

第一，国际收支。国际收支状况是一国汇率变动的直接原因，一国国际收支发生顺差，就会引起外国对该国货币需求的增长与外国货币供应的增加，顺差国的汇率就上升；反之，一国国际收支逆差，它的货币汇率就下降。例如，美国对前西德的贸易逆差使美元兑西德马克的汇率从1985年的3．4390跌至1988年底的1．7685，跌幅高达48．6％。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至今还坚持汇率决定的国际收支说。

第二，经济增长率。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往往构成汇率变动的基础，因为它会影响对外贸易和外汇市场交易活动的变化。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加速，国内需求水平提高，会引起更多的进口，从而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向下的压力。

第三，通货膨胀。一国货币价值的总水平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影响着一国商品、劳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由于通货膨胀，国内物价上涨，一般会引起出口商品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这些变化通过影响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该国货币在国际上的信用地位，导致汇价下跌。例如：1974～1975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从11％降为9％，同时，美元汇价保持上升趋势；1977～1978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立即引起美元汇价下跌。

第四，财政赤字。政府的财政赤字常常用作预测汇率变化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预算出现巨额赤字，则意味着政府支出过度，一方面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可使国际收支恶化，二者都会导致汇率的自动下浮。

第五，利率。利率下降，国内资本流出；利率上升，国外资本流入。这种由两地利差引起的套利活动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主要方式。资本流动将引起外汇市场供求变化，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一国利率提高、信用紧缩，将导致该国货币升值；反之，则引起货币的贬值。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西欧大量游资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汇价上涨，并特别坚挺。

第六，外汇储备。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表明一国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汇价的能力，所以它对稳定汇率有一定的作用。英国政府从1932年起就用部分外汇储备设立外汇平准基金。当英镑汇率下跌时，就卖出外汇买入英镑，促使英镑汇率上升；当英镑汇率过高时、就买入外汇，卖出英镑，使英镑汇率下跌。

后来，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纷纷效法，设立外汇平准基金。

这一作法也一直沿用到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只有一国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能有效地干预外汇市场，影响汇率短期变动的方向与程度。

第七，心理预期。现实生活中，投资者往往根据自身对未来汇率的主观评价来决定资本转移的数量和方向，这对外汇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往往起到加大外汇波动幅度的作用。如1995年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持续上升，其中市场交易者的心理预期起到了很大作用。

③人民币汇率现状分析。从1988年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外汇市场调剂价并行的汇率双轨制，并对两种汇率都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方式进行调整。在此其间，人民币汇价波动频繁，尤其1992年以来，调剂市场汇价大幅度变动，对经济生活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其主要原因是，自1992年春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推动了进口的需求，对外汇的需求压力加大。同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城乡人民对人民币信心不足，纷纷购买外汇保值。因此，这段时期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另一方面，外汇调剂市场存在严重缺陷以及官方干预手段无力，市场失真非常严重，投机因素得以乘虚而入，大量的炒买炒卖加剧了外汇的波动。

1994年我国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实现了多轨合并，推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实行新的结汇、售汇制度。在此背景下，汇率自1994年来一反连续贬值的常态，开?quot;稳中趋升"，其主要原因可分析如下：第一，我国宏观调控措施开始见效、金融紧缩力度加大、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降低、需求膨胀得到抑制，因而进口方面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的压力。

第二，外贸公司不再以计划，而是以经济效益决定进出口，1993年由120亿美元的逆差转为50多亿美元的顺差，1994年出口在绝对量上超过进口。同时，原来企业外汇留成部分由于结汇、售汇制的实施流入市场，因此外汇供大于求。

第三，外资大举进入。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投资者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更看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外商投资大幅增加，仅1994年，外商投资资金净流入330多亿美元。另一方面，国内利率高达11％，超过美元利率6个百分点，外国短期资本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套取利差。

由此，实行多轨合并以来，由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资金相当紧张，外资进入又多，所以出现了明显的外汇供大于求，造成人民币升值趋势。

（2）汇率变动方向预测汇率预测是浮动汇率制的产物，在固定汇率制下，汇率波动总是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投资者一般不需要关心汇率的变动。可是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浮动汇率制以来，汇率的波动极为频繁和剧烈。因此，为避免汇率风险而对有关汇率进行各种预测是必要的。汇率预测的方法可分为基本因素分析法和技术分析法两大类。

①基本因素分析法。我们曾经指出，决定一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贸易、金融及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该国的外汇供求。这些因素基本上可分为经济因素、政策因素、政治与预期因素等。基本因素分析法突出分析影响汇率的各种因素，并依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方向和强度估计汇率的走势。

第一，基本经济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如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等对汇率变动的影响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下表也显示了对汇率变动影响较大的部分经济因素。这里仅就利用经济因素预测汇率走势时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影响汇率的经济因素间关系错综复杂。有时一种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另一种因素起着次要的作用，有时各因素同时起作用，有时甚至起着相互抵消的作用。因此，在预测时，必须全面考虑并仔细分析各因素的作用。

其次，在诸因素中，国际收支状况是影响汇率的直接因素，货币购买力平价是决定长期汇率的根本因素。这两者是决定汇率的最基本因素。而其他因素，尤其是利率水平和实际利率差异则是外汇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最后，在利用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分析时，还必须注意区分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及滞后指标，他们在汇率预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先行指标是对未来的生产与消费产生影响的经济指标的统计，包括失业率、股价指数、以M2衡量的货币供应量等。先行指标为市场分析者提供汇率趋势变化的早期迹象。同步及滞后指标则主要是对现在或上一期的经济活动的反映，可显示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并用于肯定或否定先行指标所预示的趋势。同步与滞后指标主要包括GNP、通货膨胀率、工业生产指数等。

第二，基本政策因素。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对汇率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尤其是中央银行，往往承担着干预汇率的重任。预测某国汇率变动必须掌握该国中央银行的主要行动，摸清其政策意图。一般而言，中央银行干预市场汇率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中央银行将调整货币政策，以期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本国经济活动，进而影响本国货币汇率。这一方法，是在与其他经济政策不相抵触的条件下采用的，代价较小，但达到目标的期限较长。

其次，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为了在短期内实现中央银行的汇率意图，中央银行往往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在外汇市场上直接买卖外汇，以影响外汇供给与需求，进而达到改变汇率的目的。这种方法，虽然较直接，见效快，但有效期短，还要求中央银行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最后，中央银行还可采取对资本流动实行外汇管制的办法，通过直接控制外汇的来源与分配，强行使外汇供求趋于平衡，达到外汇行市的稳定。这种方法发达国家很少采用。外汇管制办法一般用来应付突发事件引起的金融市场危机。

第三，市场预期因素与政治因素。浮动汇率制实施以来，预期被认为是短期汇率决定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因为外汇市场的每一个波动都是由市场参与者引起的，每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自己对未来的判断进入市场，这种判断就是预期。当他们预期某种货币今后可能贬值时，他们就会大量抛出；而当他们预期货币汇率将在未来升值时，则又会大量买进。预期心理的存在及作用使得汇率的波动更为复杂多变，成为在外汇市场上影响汇价短期走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由于资本具有追求安全的特性，因而政治因素对国际资本的流向具有直接和迅速的影响。通常一国政局不稳定的消息将打击对该国经济的信心，由此引发的国际资本净流出将导致对该国货币需求的下降，该国货币汇价就会趋于下跌。应该指出，政治因素对市场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人们对一国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的预期实现的。另外，政治因素是突发性与临时性的，市场很难预测，因此，要评价政治因素的影响必须要结合其他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版权所有

②技术分析法。技术分析法是指仅仅依靠汇率过去的变动趋势而不依靠其他的信息来判断汇率的未来走向。技术分析法的理论依据是以下三条假设：第一，市场行情说明一切，所有的价格走势都反映在价格走势中。

第二，历史不断重复其自身。

第三，价格按趋势变动，有一定的规律存在。人们可以发现并利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技术分析法如果从K线图（源于1750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算起，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技术分析的具体方法也有上百种之多。本节主要对运用较广泛的市场动向指数和移动平均线八法则作一介绍。

第一，市场动向指数。市场动向指数计算方法很简单，用当天的汇率值S除以前几天的汇率值B即可。该指数的意义在于：S大于B即指数大于1，就表示汇率今后要上升；反之，指数小于1，表示汇率今后可能下跌。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该指数，在大于1时买入外汇；在小于1时卖出外汇。

第二，移动平均线八法则。移动平均线八法则由美国著名投资专家葛南维首先提出，其要点如下：

首先是买入时机的选择。

一是当平均线从下降逐渐转为盘局或上升，而市价却从平均线下方向上突破平均线时。

二是平均线持续上升，而市价却跌破平均线，但又立刻回升到平均线以上时。

三是市价趋势线一直在平均线以上，市价虽下跌但并未跌破平均线且立即反转上升时。

四是市价突然暴跌，跌破平均线，且远离平均线，则有可能反弹回升。

其次是卖出时机的选择。

一是平均线从上升逐渐转为盘局或下跌，而市价向下跌破平均线。

二是平均线持续下降，而市价虽向上突破平均线，但又立即回跌至平均线以下。

三是市价趋势线在平均线以下，市价上升并未突破平均线又回头下跌。

四是市价突然暴涨，突破平均线且远离平均线，则有可能反弹回跌。

关于技术分析与基本因素分析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市场汇率走势归根到底决定于基本因素的变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诸多基本因素相互影响，其各自发挥作用的大小又难以测量。因此，只有借助于技术分析才可以更明确地预测汇率未来的走势。

③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测。

第一，用购买力平价理论预测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走势。

一是以中美两国现实的物价水平，确定汇率的绝对水平。

按照比较的结果，发现1元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和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大体相当。扣除物价结构等因素后，根据购买力平价法，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应是2∶1左右。

二是以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确定汇率的相对水平。假定未来20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美国是5％，中国是15％，则人民币汇率每年贬值10％。经过20年后贬值到9∶1。如果中国把通胀率控制到15％以内，则20年后，人民币汇率肯定高于目前8．3∶1的水平。因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趋势。

第二，结合国内经济形势与外汇供求理论预测人民币近期走势。

对人民币近期走势的看法，分歧较大，从近期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政策来看，人民币汇率还将承受下调的压力。

首先，中央计划在本世纪末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为此必然要逐步放宽外贸与外汇的管制，这样会增大对外汇的需求。

其次，为了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必须继续维持快速增长的水平。同时，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这两者都会使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外汇支出相应增加。

再次，出口换汇成本将持续上升。我国物价体系的改革还正在深入进行，再加上快速的经济发展，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预测我国出口换汇成本必呈上升趋势。

篇(6)

一、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大战略选择，定位于“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表面上看是令人费解的，它意味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出资方”国家主体（由一届一届政府来代表），要在拥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与获得源自于商业银行的税收量方面有取有舍。那么，商业银行的产权与商业银行带来的税收两者之间难道具有某种对立性，从而必须做出两之择一的决策？

从时下的格局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提供的税收量之间，确实存在着现实的对立性。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尽管从账面上看，近年盈利者多，也向国家上交了数量不少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但作为国家独资的银行，一方面，资本金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较低，远未达到国际同行的标准；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的状况仍然令人担忧，除建设银行之外，其余三家国有银行按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率都在20％之上（建设银行2002年3月底公布的不良率为18．14％），各家银行总计超过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最终的损失部分，还必须由国家来承担。因此，将近年国家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的税收总量，与国有商业银行达到国际最低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所要求补充的资本金量，加上承担不良资产损失的量进行比较，税收的量比例很小，实际就是“负税收”。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历史形成的原因，仅仅从近些年来看，国家拥有并经营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在经济方面是很不合算的：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它们对国家投入的现实需要和潜在需要。这里的潜台词是，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舍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产权甚至于全部产权。

如果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中国银行业会是什么景象？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份中国银行业开放的时间表，已经将来自于国外银行竞争的业务范围与时间、区域等，清晰地展示在国有商业银行的面前。前不久，南京爱立信将在国内银行的信贷业务转至美国花旗银行的“倒戈”事件，表明国外银行开始在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久矣的“馅饼”上下刀，并预计会切分得七零八落。国外银行进入中国版图对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冲击已见端倪。在这里，我们试作一个极端的设想，从现在开始，国外银行大举进入中国版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变革迟滞或困难等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优秀人才全部流入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乏力骤然出局，或是苟延残喘却不得不退居末席，并逐渐地萎缩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银行业的天下为外国银行所完全占领，结果会如何呢？

从直接经济计算来看，问题并不见得多么严重，相反还可能很“合算”。国外银行在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冲击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取得税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外银行成为了一支极为重要的纳税队伍。鉴于大量国外银行的进入，特别是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外银行的进入，将大大提升了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的水平，那些本来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来的国外银行，其经济效益就会很好，至少也不会弱于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经济收益水平，它们交纳给中国政府的税收量，将必定随着它们经营规模的增大及收益的增加，大大多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时的税收收入。而且，在中国版图上的国外银行分支机构，根本不需要中国政府投入任何资源，政府取得的税收是“净收益”，与国有商业银行那种名实不符的税收量相比，要真实可靠得多。因此，作为国家主体代表的政府，如果从税收量上考虑，从对国有商业银行投入和不良资产损失负担巨大上考虑，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是经济“合算”的，它也便于在税收实实在在“净增加”的格局下，逐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沉积下来的经济损失包袱。所谓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战略，在这里就凸现了出来：选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就必须承担“负税收”的重负；选择“净税收”，就必须考虑放弃或至少相当部分地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让国外的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的主角。

以放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或全部产权来赢得“净税收”，是不是一种真正经济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我们可以对国有商业银行采取“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策略，任其在竞争中走向终结；如果不是，我们则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大加改造和重组，保有足够份额的产权，增强其生存的能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简单直接的经济效益计算中走出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进行分析和讨论。

让全世界学者、官员甚至于百姓争论不休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论是认定全球化会带来“双赢”或“多赢”的观点，还是指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的“阴谋”看法，所有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言论者背后民族国家利益考虑的。这一点本身就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更不可能融合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共同利益，跨国公司规模的增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达，以及国际间协调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强大，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各种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中，更为强烈、独立和具体。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明显表面化的事实就是，大力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将国别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并极力在国际组织中形成充分代表自己利益的力量。这个世界并不见“大同”的趋势，却只见利益的激烈纷争。这说明，一个国家拥有足够“自己的”跨国公司，其中包括“自己的”银行，具有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的性质，具有从长期来看的利益性质，产权的全面让渡当然是不可取的，牺牲全部产权来取得某种一般或是短期的利益，就更是愚不可及的了。因此，一个国家关于商业银行的产权，在现实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某种可见利益（如税收量）的代价全部抛出去，决不是明智的选择，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根本利益、长期利益的丧失。在“产权与税收”的战略选择中，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远比一般利益和短期利益重要。

应当说，一个民族国家为了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应当保有“自己的”银行，却并不一定非要有“国有的”银行。在当今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国有”性质的银行几乎不存在，那些“私有”或“民有”的商业银行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归属的规定性，美国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德国商业银行是“德国的”，尽管它们都没有国有资本的背景。从这一点讲，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保有“自己的”的银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是一定要保有“国有的”商业银行，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的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后，占住了整个银行业市场的最大份额，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只有很短的历史，2000年在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中，这些银行的资产份额只有7％左右。从其发展走势来看，它们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近期要达到相当的资产规模超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国有的”银行就有必要在历史的基础之上，通过向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的体制转化，承担起中国“自己的”银行的历史使命，保有中国民族国家自己必须具有的商业银行产权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说商业银行产权的相当份额是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不应当全部或大部分地放弃，核心之处就在于产权关系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关系，尽管其带来利益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其本身归属的明确性质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利益所在，有它就有未来收益的可能。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时下的收益情况在好转，历史包袱解决的力度在加大，前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而看好，丢弃产权而取得时下某种量的税收，从长期看并不一定值。这就现实地告诉我们，就是一般地计算经济利益的账，亦不能轻易地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产权。

经验告诉我们，纯粹“国有的”商业银行运行效率存在着问题，它源自于国有产权清晰之下产权主体的空白，在纯粹“国有的”格局下，它是不可能“有解”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来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同时，短期利益也是不能够简单忽略的，它毕竟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现实国家税收所急需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并非不能够让渡一部分给国内的“民间资本”和某种份额给外国资本，以利于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中，基本的原则是国家对商业银行产权的绝对保有，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势在必行，在国家对商业银行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实现产权结构上的多元化。当时机成熟时，“国有的”资本也可能战略考虑地增大对国内资本的让渡，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商业银行界内业，更好地提高“我们的”商业银行运行的效率。到那时，中国的大商业银行虽然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却是“自已的”，它们仍然归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看，中国的大商业银行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大旗之下的历史会有较长的时期，但不会永远如此。

二、在大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选择

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选择的问题，争论之势一直不弱。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国还要不要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整体上市是保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选择，分拆上市则意味着中国不再有，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再有资产总量规模足够大的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成为中国“自己的”银行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都有一定的数量，这是一个自然演进而来的过程，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发达市场国家的银行历史即可证实。在美国，1920年美国商业银行（主要指州银行和国民银行）的数量为28000家左右，1930年为23000家，1990年只剩下了12000家，据CSBS（ConferenceofStateBankSupervisors）统计2001年州银行和国民银行数量为8313家。尽管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衰退之后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支持了中小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但历史以其无情的力量，灭掉了大量的中小银行，大型的银行则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美国大型银行还通过合并等方式，将银行的资产的规模越做越大，资产总量在3000亿美元之上的美国银行目前就有6家。日本的银行长期以来就以资产规模巨大称雄于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世界十大银行中日本银行占到七至八席左右。由于严重的坏账包袱，银行资产规模的巨大并没有转化为可观的收益，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了信贷的风险，日本的大银行倍受坏账的折磨，并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日本整个经济运行。但令人思考的是，日本人并没有通过分拆小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来面对坏账问题，而是以更大的合并，造就银行的“航空母舰”以对付日益严重的银行难题。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四大银行集团，最大的瑞穗集团资产总量高达14000亿美元，三井住友银行总资产为9600亿美元，三菱东京银行8350亿美元，UFJ控股金融集团（由三和、东海和东洋信托银行合并而成）为8200亿美元。看看欧洲不少的商业银行，亦在将合并形成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银行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来运用。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看，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具有某种内在的抗风险、较高效率和效益取得的力量，特别是有对所在国金融甚至于经济稳定的力量。基于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我们应当承认各国对于较大资产规模银行选择在“经济上”是理性的，保有一定资产规模之上的大商业银行，是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一种现实可感的选择。

那么，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真正优势究竟何在？理论上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优势认同？换言之，一个国家保有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仅仅只是一种现实“不得已”的选择或权宜之计，还是有它充分合理的经济“必然性”，从而有较长久保有的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支柱解释各种制度变化的经济理由，解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它是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规模选择，特别是对历史性合并而保有一定量大商业银行的重要理论支持。各国商业银行通过合并等方式扩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在“交易成本”内部化来降低总成本的选择的结果，它有助于内部管理的效率提高，大大减少内部管理费用，提高收益水平，增强竞争力。“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时，银行运行所需要的许多资源（人、设施等）必须到市场上去即时性地“购买”，由于市场购买活动的复杂，特别是市场竞争等关系错综交织，这要消耗相当量的“交易成本”；如果银行扩大规模，通过合并等方式较长期地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建立“契约关系”，即长期地雇用相对多的职员，添置相对多的设施等，把对外购买较大的“交易费用”转化为内部相对节约的管理支出，可以大大地节约银行经营的总成本。显然，这样“即时购买”与“长期契约”之间对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会使得任何一家银行不断地去追求某种合适的资产总量规模。

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而言，规模的追求很可能会止步于某种数量边界，因为超过某种边界，将“交易费用”内部化反而不合算，因为管理支出过大。但是，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它的资产规模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普遍的最佳数量限制，因为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特殊的货币资金，社会对于货币资金的需求及相关服务的需要，与对于某种特殊的工商企业产品的需求大不相同，在资金价格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的前提下，这种需求没有极限。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直接的限制是自己既定的资本量，以及现有的资产质量。通常情况下，按照资本量和资产质量来决定银行某种规模的资产量，是商业银行最为现实的选择，它将不断地将资产规模扩大，直到资本量限制的边界和资产风险的边界。理论上容易说明，这种选择也就是不断地将外在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并且减少“交易成本”的过程，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大的商业银行的合并会使得竞争对手减少，从而加大自身对于市场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降低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即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还能够为简化内部的管理层次及人员提供基础，这也就是许多银行合并之后，能够大规模地裁减人员的原因，内部管理支出也进一步减少。1990年，美国的化学银行与汉诺威银行合并，当年就可以节约成本支出188亿美元，数字不可谓不巨。因此，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用与基础，从对外竞争来看，这也就是竞争力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独立的经济利益，相反，它使这种利益更加强烈化，如何从经济全球化中赢得本民族国家足够量的经济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谨慎考虑再三的事情。在各国银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市场范围更大，调节资产结构与收益结构的范围更加广泛和现实，内部经营管理成本相对容易降低较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跨国企业所致。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来，没有“自己的”足够资产规模量的大银行，要想赢得足够经济利益的份额，是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因此，仅仅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来看，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保有一定数量的大商业银行，是一种无可质疑的战略选择。

从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一般优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大国银行的竞争要求来看，中国应当保有一定数量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目前，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应当说还是相当迅速的，规模的扩大也令人鼓舞。然而，它们要成长为资产总量可以与国际上大商业银行抗衡的银行，路还很长。2000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几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为，交通银行759亿美元，中信实业银行283亿美元，招商银行262亿美元，光大银行250亿美元，广东发展银行182亿美元，它们要在近几年之内扩张到3000亿美元左右的资产，几乎不可能。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情况分析，它们时下是国内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2000年底，“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是：4829亿美元，2639亿美元，3827亿美元和3058亿美元（为比较方便，我们都采用美元数），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的客户群体与市场分布，与中小商业银行有不少差别，与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则完全不同构，遍布全国的网络，存款吸收和贷款发放为主的业务特性，都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对于银行业市场的某种优势，保有这种规模的银行，一方面能够代表着民族国家的银行业竞争力，容易迅速地进入到全球化竞争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形成较好的经济性结果。与发达国家的大商业银行相比，我们国家的大商业银行数量目前看来还是较为合适的。欧美发达国家总资产在3000亿美元左右及以上的商业银行一般在3至6家之间。当然，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数量结构方面的差别表现在，国内商业银行中中型银行相对较少，10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银行是一个空白。

可见，从现实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将历史地承担起中国“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使命。如果采取拆分的方式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体可以拆分为20家左右的中型的商业银行。基于与国内现存几家中型银行业务的同构性，拆分后的中型商业银行将激烈化国内银行业“馅饼”的竞争，放弃或无力与国外银行机构在中国版图上的竞争，也将在相当时期内，无法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服务跨国企业特别是支持中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失去历史给予我们的争取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份额的机会。并且，由于国内银行业市场的内部竞争激烈化，各家银行的经营成本会相应地增加。在中国要不要大的商业银行选择上，其实我们没有可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选择整体上市也就是这样战略思考的自然结论，如果外部条件允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上市改造能够继续保存资产规模较大的地位，应当是历史性最好选择。当然，如果外部条件不允许，中国某家国有大商业银行根据外部条件情况、自身情况和操作可能，选择拆分改造和上市准备，也是可为的，这也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商业银行出现中型资产规模者，导引出结构上的相对合理性。但是，保存至少三家“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战略不能退缩。

三、组织机构体系在“科层制”和“部门制”之间的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组织机构体系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总、分、支行体系。它们以分、支行为成本、利润、风险控制和资源配置中心来经营银行业务，实施总、分、支行之间层级授权经营管理和信息传递为联系纽带，以银行内部的资金市场为依托，实现资源在各行范围内的流动。

凡是现实存在着的，自然有其合理性。首先，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很好地适应现实客户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客户资源，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尽管不少的全国性、集团性的企业客户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变革的尝试，冲击着客户群体的地方属性，总体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客户资源的地区性特色仍然浓厚，现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服务的对等性突出，优势相对明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2001年底的资产负债比例结构来看，各省一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大多在60――80％之间，大部分地市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也大致相同，它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的存款资源和资源运用有着明显的地方性质，本地资源大体用于本地资产，这显然是由客户的地方性质为主所决定的。毫无疑问，有了这些相对稳定的地方客户资源，国有商业银行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就有了保证。

其次，它能够较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历史遗留的主要问题，一是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二是机构庞大、人员过多。这些问题形成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机构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现行的地区性分支机构的设置，由于它与地方的对等性和密切关系，更有利于银行的管理方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协调和合作，也有利于各家银行的总部对分支机构处理历史问题进行激励，可以较好地在最快的期限之内，解决不良资产和冗员等问题，为未来国有商业银行较大动作的改革提供较为牢固的基础。

第三，它具有相对快速的市场反应性，便于提高银行的决策效率，争取当前最好的收益。中国市场的格局，地区分割的性质仍然很突出。这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地大而交通不便或是产品与服务的地方特色浓厚等，使得区域性的市场自然而然地形成；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导致了区域市场的强化。我国市场相对分割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地区来设置分支机构，能够对市场的变化迅速反应，及时决策，赢得最佳的市场资源，实现最好的当前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的地方分割性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式组织体制就是相对稳定的。

显然，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合理之处，换个角度看就是对应的问题，它表现在：（1）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过小，大多本地资源本地使用，内部的资金市场由于利率决定的非市场性也无法优化资源配置，资源并不是向着效益最高处流动，银行利润最大化没有获得资源流动上的保证；（2）对跨区域的大客户的服务存在组织机构的障碍，做好这些客户的服务在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成本过大，若减少协调成本则难以达到优质的服务效果；（3）培养国际性的竞争力困难很大，一家银行上下不能形成大的整体效应，业务品种与中小银行同构，市场定位不清。

从理论上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是较为典型的一层管理一层的“科层制”结构，其基本特征或组织机构要求，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科层制”理论所描述，有四个突出的方面。第一，专业化。即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专业的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层级和位置上，他们专业化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分工也就意味着协调和合作，在商业银行内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和部门不需要其它岗位和部门的协调和合作能够完成一件事情。第二，权力等级制。国有商业银行是依靠不同层次的权威来控制和监督体系运作的，对上服从和对下发号施令，是最为基本的决策和执行程序，它具有实现既定目标的内在严谨有效的结构，也有来自于不同等级权力位置本身的激励；在授权管理的前提下，总行、分行和支行在权限范围内活动，超过权限就必须有从下至上的申请，及从上至下的批准。第三，规章制度化。国有商业银行的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运作是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的，规章制度化保障了组织机构内部各种活动的规范化，尤其是各种活动的统一标准消灭了人为的随意性。第四，非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在各项经营活动中原则上不能含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以便严格地排除私人感情去处理公务事项可能带来的偏差，减少人为的磨擦和对立。

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的基本特征或基本要求，并不表明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自动地实现最高效率目标，只有“规范的”科层制能够实现最高效率。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最高效率地运作，还在于“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是不是规范。实际上，世界上大型的组织机构体系，大量的结构都是“科层制”的，运作的效率却是差别很大，这就说明“科层制”只是实现效率的一种组织基础，并不必然导致最高效率。由此来看，我们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入手，看其规范程度多大来选择进行改造的方面和力度。

与经典“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对应的，还有一种“部门制”的组织机构体系，它是在一个大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列出不同类型的部门自成独立体系的组织机构结构。时下许多欧洲商业银行实行的体制，就是按照不同的产品部门设立批发性业务部门、个人业务部门、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等，它们均相对独立地存在，部门与部门之间不是协调合作关系，而仅仅是一个屋顶之下的“兄弟”关系，它们自成体系，从上到下一贯到底。实际上，我们对于“科层制”和“部门制”是非常熟悉的，它们通常被俗称为“块块制”和“条条制”，前者以分、支行为相对独立的单位，后者则以产品或客户部门为相对独立的单位。

严格讲来，按照产品或客户部门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部门制），与按照专业分工的方式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它们都在科层制的大范围之中。两者不同的是，传统的“科层制”对于层次或层级的多少没有限制，它仅仅强调权力等级之下控制与协调的有效性；“部门制”则看到了传统科层制下控制和协调成本的巨大，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改造的必要也就充分显示出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通过用每一个都对自己的绩效负责的自主单位替代集中控制的“科层结构”，能够使组织产生极高的效率，因为它能够大大地减少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协作成本。因此，“部门制”的组织模式也被称为“威氏模型”。

比较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和“威氏模型”，“科层制”也就是“多层级”的组织模型，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层级连结信息通道，基层信息或市场信息上行，决策信息下行，部门之间强调协作配合，多个层级由上至下地通过权力体系来控制和监督；威廉姆森的模型则以“多部门”为组织基本规定，它以产品或客户为对象来综合地构建组织，部门之间相对独立，组织层级很少，一个部门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信息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走”，通道全部内部化，权力作用只发生在内部而不在不同部门之间。从实践过程来看，“科层制”和“威氏模型”在现代社会中都存在，大型组织的机构体系既有选择前者也有选择后者的，还有两者混合型的。在规范的“科层制”中，组织机构体系理论上讲是高效率的；而在“科层制”与“部门制”的比较中，“部门制”是发现了“科层制”中效率问题而产生的，它表明“部门制”对于“科层制”的某种替代功能。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科层制”与“部门制”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简单地比较，更不能简单地选择。

可见，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改造的选择中，我们面对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选择“科层制”（或“块块体制”）还是选择“部门制”（或“条条体制”），还是选择两者混合的体制；二是在选择好某种组织机构体系之后，如何对组织机构体系进行内部的规范和完善，以便达到最高效率的要求。作为企业性质明确的国有商业银行，它实行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体系，并不能够完全由自身业务的运作内部需求来决定，而是要充分地考虑市场和客户的情况来进行设计和决策。

美国花旗银行作为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商业银行，其组织机构体系是相对典型的“科层制”结构，实行总行、地区总部、国家分行、城市分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体系。花旗银行总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没有直接为客户服务的功能。总行的部门设置和职员人数规模都很小，仅设置有办公室、战略部、财务部、风险部、人力资源部、运营部（仅负责政策的制定）、法律及公共事务部、审计部，以及销售和交易、证券托管及全球产品等部门。花旗银行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靠近市场，下放权力，分散经营，通过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客户服务来赢得最大的利润。业务的运营则主要由花旗银行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来进行。

作为主要的组织机构层次之一，花旗银行的地区总部是银行业务经营的直接管理层次，负责对所在地区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运营管理，其功能与总行功能基本一致，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及管理，不直接经营，有点类似于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职能。地区总部的下一层次是国家分行，具体从事银行业务的经营，但还设置有某些特殊的管理职能部门及对客户的营销部门。如公司业务，通常会根据所在地区市场的情况，分设相关的跨国公司处、本地客户处、金融机构处、中小企业处等等。在大的国家中，国家分行下面再设城市分行，它们所在国家分行的分支机构，只进行经营，原则上不设管理或后台部门，直接面对市场和客户。

组织机构体系的“科层制”当然是服从于市场和客户需要来选定的，美国花旗银行的“科层制”结构，从战略上看，它具有对全球市场和客户资源充分掌握并提供最好服务的组织机构支持，战略定位和具体操作相对分离；同时，从内部激励及市场反应和决策效率来看，又有着服务于地方客户和市场的优势，它以地区分支机构为成本、资源配置及利润的中心，较好地实现了内部经营管理与外部市场客户需求的一致性，为赢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打下了基础。美国花旗银行时下在全球有5000多个机构，13万多员工，地区性的组织机构体系选择，与总部之间战略定位的协调，保证了花旗银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该行研究组织机构体系的高级人士认定，花旗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目前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却是最适合花旗实际情况的。

英资的渣打银行选择的则是“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但它也经历了一个由典型“科层制”向“部门制”转变的过程。该银行建立于1853年，目前在世界40多个国家拥有近500家分行，总部分别设置在英国伦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渣打银行实行的是按地理区域管理的分支行组织机构体系。随着市场资源的变化，特别是客户需求的变化，九十年代开始重组了内部组织机构体系。1995开始，按业务种类归并，形成了以业务种类为主线的两大业务部门，即公司类批发业务部门和个人类零售业务部门。这两大业务部门各自成体系，内部有专门的人力、财务等资源配置部门，大体相当于一家银行之内两家相对独立的“行中行”，地区的分行或总部的负责人，只是对非业务事项进行协调，业务则由各地的分支机构按业务直线向上一层次报告，业务、成本、利润中心并不在各分支机构，而在这两大业务部门。这是明显不过的“威氏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模式。不过，在一些小国家，渣打银行的机构设置还是区域性的分支行制，这也体现出渣打银行因地制宜的组织机构设置思想。

二十世纪后期十多年来，欧洲的各大商业银行组织机构大有向“部门制”转变的迹象。转变的动力大多来自于市场的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同时，银行内部也由于信息科技手段的进步得到了足够大的基础支持。如欧洲统一货币为欧元，就使得整个欧洲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大为提高，客户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业务流动量大为增加，对于银行服务就要求统一化、整体化和标准化，而不是接受不同国家不同模式和不同收费标准等。原来按照国家分行方式设立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某个客户在整个欧洲甚至于在世界范围之内的统一服务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它激励了银行按照业务种类来重组内部机构的重大改变。

不论是典型的“科层制”还是“部门制”，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变革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了某种体系而变革体系，理论上不能得到支持，经验上也得不到支持。因此，借鉴国际上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选择和变革的经验体会，因地制宜、因行制宜，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并根据信息等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质量，来决定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设置的模式，应当是正确的选择原则。

和其它商业银行一样，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银行的客户定位非常重要，而客户资源的现实情况又约束了对于客户的定位或选择。正是这样的客户资源状况和由此生成的客户定位，基本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战略选择，近期还应当是“科层制”模式。

前面已经谈及，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市场分割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商品、资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但市场分割的状况还相当地严重，它使得客户的各种资源的配置与流动，仍然有着地区性的重大限制，相应地，服务于这种分割市场下资源配置及流动的银行业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下各分支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体制优势，它容易形成地区化、个别化或差别化服务，赢得市场较大的份额。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时下客户主体还是地方性质的，特别是地方政府，既是银行业服务的一个特殊“客户”，还仍然是当地经济的主要组织者和资源配置方，“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体系有着与客户和地方经济主导力量的天然和谐性，这是取得最好客户资源的基础。只要是客户资源的地方性质突出，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按不同地区的分支行来设置的“科层制”构造就是相对最佳的选择，至少不会是最差的选择。

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开始起算，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改革不过十多年的历史，若从1994年分离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来看，真正改革的历史时期则更短。就是在这样短短的时期内，国内的市场和客户资源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大的集团性企业开始了业务经营与财务资源配置的内部改造，企业集团范围内统一的资源配置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这就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范围之内，对同一集团客户整体提供统一、标准的服务成为了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重组建设的一种推动力，它使得按照业务种类来设置“条条式”的机构体系代替时下“块块式”体系有了源自于客户资源变化的必要。但从整个资产负债结构水平来看，这样的客户资源在总量上还不足以动摇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结构，在现在“科层制”下适当增加全系统性的服务功能，协调好不同地区分支行的运行，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尚能够保证较高质量服务的实现。因此，要有对于市场变化特别是客户资源变化的跟踪，也要有相应的内部体制变革的考虑，但不必过于着急地选择某种体制替代所谓“旧的”体制。

此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息科技进步相对于国际化的大商业银行来说，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渣打银行从“科层制”转向“部门制”，只是将内部信息的报告线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可能保证组织机构体系变化后，新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需要，基本的信息体系并不需要多么大的调整。这一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还难以做到。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信息分散，信息整合水平较差，信息整理的重复劳动量非常大，科技手段的支持尚不足以保证“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要求，无法支持整体的市场分析、客户变化分析及决策的敏感性分析等，信息管理的质量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组织机构体系的转变。相比较而言，按照地区来设置的分支行机构体系，大量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范围相对缩小，信息的传递及运用对信息管理及科技手段的要求小得多。坦率说，实行“部门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现状基本不支持。

事实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科层制”与“部门制”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的“规范化”问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科层制”上存在的不规范，应当说是相当严重的，它们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敌人。

首先，“科层制”中层级设置较为混乱，许多分支机构层级设置过多。特别是在省会城市行，国有商业银行原来体制下通常设置有省分行、市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这样的层级结构大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市场反应迟钝，资源配置无序，决策效率低下。经过近年的改革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但不少分支机构的层级数量仍然较多，资源配置和业务经营目标要求极不相匹配。

第二，各个层级管理中，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尚存在问题，等级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服从于规章制度而来，而是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而来。因人而事，因人而为，因人而褒贬，因人而勤懒，造成了层级管理中规章制度的虚置，权威人格化，由此带来了人对规章制度的较大面积冲突，大大地增加了内部管理的矛盾和磨擦，降低了效率，最后导致增加运作成本。

第三，专业化分工与协调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协调事项过多过杂。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科层制”中，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不突出，对于专业化分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配置过于简单草率，特别是个人意志决定事项较多，使得从上到下各个层级中的部门之间分工不确切，协调事项困难很大，协调过程很长，协调程序过多，正好掉到了“威氏模型”所指出的协调成本巨大的“陷阱”之内。

针对这些“科层制”规范差的问题，改革的设计必须更多地诉诸于整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战略目标要求，并从制度上确立尽可能统一的层级设置标准，根据有利于整体目标实现的要求，对银行整体运行功能进行详细分析后，构建或重组各个层级上的不同管理或运作部门，以岗位职能来约束不同层级人员的权威等级，而不是由官职大小来约束（实际上也约束不了），尽量保证“科层制”的简明化，专业分工明确，报告线条清晰，信息上下通畅。

其实，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的规范化问题，既是历史累积起来的结果，也与现实改革的激励力量不够密切相关――改革对于改革参与者没有足够“好处”的原因，改革缺乏必要的动力。例如，减少层级的改革将有利于银行的效率和效益目标实现，但如此的改革通常会降低某些层级上的资源配置量，改革真是“革自己的命”，改革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与此同时，层级越多的分支机构，得到的资源配置总量也就越大，它反向地激励着人们对层级设置的改革热情消失。改革的激励问题，实际上是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改革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在“科层制”改革的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真正推动力目前主要在上层改革的领导决策和设计方面，上层改革者似乎不存在改革利益上的损失，积极性没有影响；但下层改革参与者的主动性及热情，取决于改革对自身利益的伤害程度，许多的改革方案即便能够出台，只要有损于参与者的利益，就是能够执行，也会出现一定的走样变形。上述“科层制”中存在着的大量不规范的问题，大抵没有人不清楚，但如何从改革的激励中找到上下一致的改革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通过改革赢得银行整体的效率和效益中，让改革的参与者得到一定的实惠，尚处理得不到位，而这正是解决现行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中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