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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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条件;适用性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述

战略性贸易政策论者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理论境界上的，他们用国家之间在自然环境、技术、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

由于贸易能改善贸易双方的资源配置状况并使双方的国民福利得以提高，所以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选择。但现实的情况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减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这种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前提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结构处于“次优”境地。适当的政策干预，指的是战略性的政策干预，由于国际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 市场份额对各国企业变得尤为重要，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根据对手行为调整自己的战略，可以使本国经济福利最大化。 战略性贸易理论有两个分支——“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性的贸易政策可将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使本国受益。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倡导者布兰德 (Brander)和斯潘瑟(Spencer)，借助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结果和手段，创造性地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补贴对于生产和出口的影响，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外部经济”理论是把政府战略性的贸易干预政策看作是追求外部经济的手段。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扶植与保护那些能够产生较大外部经济的产业，即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这些产业由于具有外部性，而这个外部性不能被企业所享有，因此单凭企业的自我决策不能使企业发展到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模。这样，政府就要通过补贴等保护行为使企业发展到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模。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建立在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之上，其研究也普遍针对具有众多规模经济产业的发达国家。对于其是否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因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就其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历史上发达国家的那种自由竞争程度。总体来看，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不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市场特征。在这种发展阶段，市场不完善的最大特点就是竞争不足，市场未发育完全。但是，以上分析并不等于说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根本不适用，它只是指出了其实施的局限性而已。

我个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措施，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其幼稚产业(即民族工业)也有战略性产业的某些特征。但是以往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只强调静态的比较优势，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要实现“赶超”，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扶植本国的战略性产业，从而谋求后来居上。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实用性分析

第一，经济体制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国内市场容量及资源条件都为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供了必要前提。一方面，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已经拥有较为独立的市场权利，并追求较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其生产经营活动已纳入市场调节的轨道;另一方面，我国已基本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日益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使产品的转移更为便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小，同时能够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主体行为会日趋规范，市场体系也会更加健全，这将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推行创造更好的体制条件。

第二，市场结构条件。在分析市场结构时，我们用市场集中度这一最基本的指标来反映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程度。一般而言，市场集中度越高，寡头企业支配市场的能力就越强，寡占特征越明显。若以CRn指数为衡量指标，根据美国学者贝恩的定义等级进行划分，中国列入寡占行业的大类企业有4个：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及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这一结果表明我 国已存在一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并且具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第三，规模经济水平。从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虽然总体的规模经济水平高低不等，但是寡占行业还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的，其规模经济水平也高于其他行业。根据“2000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数据可知，2000年，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有39家，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有11家，化学纤维制造业有11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35家。由于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工业区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分割现象，无法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差距，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提高寡占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同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市场需求的环境下，充分利用我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实现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张。

三、政策建议

第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大特色就是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通过政府的贸易干预来攫取和转移外国政府的利润，充分发挥产业间的国际竞争潜力，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产业政策上，可以将那些具有潜在竞争优势、有较大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利益的产业确立为目标产业，如半导体、飞机、钢铁、汽车和化工原料等，从战略高度对它们进行保护与扶持，并且要有意识地鼓励我国厂商大胆进入一些有待开拓的高技术产业，如电子通讯等。同时要在这些产业中实施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的政策、专业化分工协作政策、行业进入壁垒政策、促进企业兼并联合政策，实现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化。

在产业发展上，政府一方面要维护有效竞争，防止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保持行业内的竞争活力;另一方面， 也要考虑到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大的现状，在选择战略产业时要兼顾就业规模的扩大，尽量使规模投入增加的就业人数多于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相对减少的就业人数。 在贸易政策上，要在产业政策的目标产业中主动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 保护和扶持一些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以获得潜在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例如：在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的行业，对国外进口可以施加适度的关税实施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转移利润。在国内为完全竞争、国外有垄断力量的行业，也可以采用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抽取利润。对于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本国出口较多、出口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以实施补贴的战略出口政策;对具有寡头特征、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国内外企业在本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争夺激烈的行业，特别是一些国内尚不成熟的新兴产业，可以采取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战略，以带来长期动态收益。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制度分析。我们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合的市场主体，进一步完成市场体系，健全价格机制，树立法律的规范机制，加大市场秩序的改善;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水平。引入制度分析，会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需要政府了解大量的相关信息，整个国际市场的信息，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和发展潜力的信息，等等。

篇(2)

关键词：企业并购 财务整合 意义 原则 成功要素 整合效应

前言

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企业要赢得竞争的胜利不仅在于拥有资源的多少，更在于是否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纵观美国著名大企业，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了兼并、收购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能主要依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全球掀起了一股企业并购的浪潮，随着这股浪潮的蔓延，并购案例所涉及的金额、规模越来越大，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企业并购的目的也由以往单纯的扩大经营规模、多角化经营转向整合行业市场、提高竞争力。中国也不例外，并购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加速扩张的主要手段。2009年，国内大型企业之间共发生了50多起并购；2010年，钢铁、汽车、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发生了多起重要并购。然而，尽管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的迅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并购取得成功。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说，实施并购后如何将业务、资源进行整合，才是整个并购成功的关键。据相关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企业并购的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并购后的财务整合。为此，本文将以企业并购后的财务整合展开论述，以期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一、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的重要意义

企业并购之后，在财务方面必须实行一体化管理，被并购企业必须按并购方的财务制度运营。事实上，一般被并购的企业，很多情况下其财务制度体系皆存在问题。由于财务管理不善，投资收益率不高，资本结构不合理，反映到企业综合实力上便无竞争优势。要做好财务方面的整合，一方面可以实现合理避税，从而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单位成本；另一方面，财务整合也是并购企业对被并购企业实施有效控制的根本途径，其目的是运用财务整合理论建立一套健全高效的财务制度体系，最终达到收益最大化和对并购企业经营、投资、融资活动的财务管理到位。同时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的重要意义还在于：1、其是企业完成并购后正常运营的重要保障。2、其是企业发展扩张的需要。3、其是发挥企业并购所具有的“财务协同效应"的保证。4、其是并购方对被并购方实施有效控制的根本途径，更是实现并购战略的重要保障。

二、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的基本原则

（一）成本和效益原则

利润与效益，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源泉与目标所在，其也是评判企业成败的关键指标。因而企业的任何经营决策均需要将企业的成本、利润以及效益优先考虑其中。那么企业在进行并购中财务整合这样重大决策上自然也不例外，即，在具体的方案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成本与企业效益，坚持成本与效益优先的原则。

（二）及时性原则

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的及时性原则是指在企业并购双方的各项协议签订后，并购方应第一时间抽调企业高级财管人员进驻被收方企业，以尽快了解被并购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核算体系以及监管体系，在综合考虑并购双方企业经营现状及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双方的财务管理体系、核算体系以及监管体系做出及时的调整，使其保持一致，以顺利完成企业并购中的财务整合，缩短企业并购过渡期，使得并购后的企业更快地转入正轨。

（三）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应随时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调整经营策略以市场发展要求。一般而言，企业并购后，并购与被并购企业双方的企业文化与管理体制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理所当然双方的财管体系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因此在财务整合过程中，需要发挥创新思想对现有的财务体系进行改革创新，以使其能更好地符合并购后新企业的财管体系的要求。

三、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成功的要素

财务整合是各种整合的关键之所在，其整合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并购后企业运营的成败，但它并不是企业并购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并购企业整体的发展壮大。为保证财务整合的成功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要素：

（一）加强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之前的财务审查工作

整合前的财务审查同步于并购前对目标企业的财务分析，因此它有两个作用：一是为并购企业的运行提供可行性分析；二是通过审查可以发现被并购企业财务上存在的问题，以利于整合过程中有的放矢，并提高整合效率。财务审查的目的在于使并购方确定被并购方所提供的财务报表是否充分地反映该企业的财务状况。其内容包括在审查被并购企业财务报表的过程中常常能发现许多未透露之事、对被并购的企业资产科目审查、对被并购企业负债科目的审查。

（二）加强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之后的财务控制工作

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之前的财务审查是财务整合成功的前提条件，而整合后的财务控制是财务整合得以有效实施的根本。加强整合后的财务控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并购责任中心的控制工作的加强；2、财务整合完成后的成本控制工作的加强；3、企业并购完成后的现金流转控制的加强，一旦收购完成，收购者应立即接管被收购方的所有现金收入与支出，并着手建立新的支票账户，以此来加强并购后新企业的现金流的控制；4、企业并购完成后的风险控制的加强，其主要包括政策风险控制加强、筹资风险控制加强以及运作风险控制加强。

并购企业通过引入财务预算管理理念，建立财务预算管理系统的运行模式、管理流程、组织职能、运行环节、人力资源配置、策略体系等，可以有效地预控并购企业在整合期内的财务风险和财务危机，以确保并购企业生存与发展1331。财务比率预警系统主要分析财务报表资料相对额，通过对各种比率的分析来诊断企业财务状况。判断财务状况的指标可以包括销售利润率、销售营业利润率、销售经常利润率、当期销售纯利润率、自由资本经常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经营资本周转率、库存资产周转率、销售债权周转率、应付债务周转率、自由资本构成比率等。通过这些指标从企业的收益性、成长性、流动性、安全性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检查总体经营情况，如果这些指标有大幅度的下降，说明出现了危险信号，特别是出现负数时更应注意。

（三）加快财务整合以实现新企业的发展目标

许多资料表明，并购合同一旦签订，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会随之产生。而这些不确定性又会对员工的士气、工作效率和客户的信任、供货商的心态产生极大影响，从而必然会导致一定时期内的员工流失、生产率下降、销售额下滑、市场占有率减少。所以，整合步骤设计紧凑，从一开始就计划以迅速行动完成整合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财务管理、业务划分、组织结构、人员配备等方面，应尽早做出决定，以便使新企业尽快进入正轨，缩短并购带来的衰退期。快速整合优于慢速整合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收购企业等待被收购企业价值增值的时间越长一假设通过一定形式的整合实现增值，其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溢价就越显得昂贵。假如一个收购企业以年利率百分之十三进行贷款用以支付60万元的收购溢价，那么，该企业第一年仅需要67.8万百元的增量现金流来补偿收购溢价，而在第三年，则需要86.6万元，这18.8万元就是未能迅速完成并购整合的代价。

（四）加强整合过程中财务信息保密工作

使财务整合计划适得其反的事情还有财务信息的泄漏，它们会导致不确定因素。例如：竞争对手会趁企业整合的情况展开激烈竞争，那样后果不堪设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尽可能避免财务信息泄漏，并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企业则应准备制定一份计划周密、条理清晰的解决方案，以使损失降到最低点。

在此处我们特别强调财务整合在企业的并购之后的所有整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要忽略和否定企业其他管理工作的作用。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所强调的是财务管理的中心地位，而决不是忽略和否定企业其他管理工作的作用，而恰恰相反，是大大加强和提升了其他管理工作的作用。财务计划指标的完成，财务管理目标及其企业最终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企业各项具体管理工作的配套和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等的有效配合。企业的其他管理工作和财务管理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财务管理的精准特征会有力促进其他管理部门的管理目标的量化，使管理质量得到提升。总之，离开了其他管理工作的协调配套，财务管理就成为空中楼阁，没有财务管理的调控，其他管理工作也是盲无目标的。

四、提升企业并购中财务整合效应的策略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仅仅追求并购的表面效应，“捷径”可能变成“困境”。加之目前我国企业产权不清，公司治理和市场体系不健全，企业并购后如果整合阶段受到影响的话，并购目的可能无法按期实现。为了提升企业并购财务整合的效应，针对整合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提升策略：

（一）优化资本结构

优化并购后企业资本结构，就要将被并购企业和并购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保持合理的比例，促进资本结构的合理化。企业应该按照本文上述的财务整合的内容，资产整合遵循可用性、成本效益和协同性原则，债务整合可以采取和解或依法消除债务、债转股、转换债务期限等方式进行整合，最终提高资产效率，优化资本结构，为企业并购后的正常运作奠定基础。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企业并购后的财务整合问题是一个对实践经验要求比较多的复杂问题，如果单纯依靠理论知识只能从一个侧面为财务整合提供一个供参考的方案，这需要并购企业管理层兼具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娴熟的整合实践经验，从而顺利完成并购后艰难的整合时期，特别是财务整合任务，为并购后的企业的正常生产运作创造条件。

（三）明确财务目标导向

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工作的起点和终点，是做好财务工作的导向。并购后要使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与其发展战略相匹配，那么首先应该对并购双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进行整合，明确并购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什么，应该怎么做，这样才能在财务目标的基础上安排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做过相应调查。结果表明，如果并购后财务目标规模很大且从事不相关行业时，并购成功的比率由 23%下降到14%，可见明确财务目标的重要性。

五、结语

总之，财务整合是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对企业并购完成后的健康运行与发展以及企业并购既定目标的实现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企业在具体并购过程中对于财务的整合方面应注重三点：1、企业管理层对财务整合工作应给予充分的重视；2、需要遵循财务整合的基本原则，准确的把握财务整合成功的各要素；3、采取适当的策略来提升企业并购中的财务整合效应。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提升企业并购成功率。

参考文献：

[1]王佳声.并购后财务整合的理论基础及操作方略[J].山东社会科学，2006，（05）

[2]潘爱玲，刘慧凤，张娜.论企业并购后的财务整合[J].山东大学学报，2004，（03）.

[3]汤谷良.企业改组、兼并与资产重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版），2002.

[4]国家发改委体管所《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机制研究》课题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思路及模式选择[J].中国经贸导刊，2008，（01）.

篇(3)

关键词：双重取向发展原理；程序辩证；类比辩证；知识创造型

现代管理哲理是依据双重取向（客观）发展原理所创立的辩证管理原理。一切从管理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统筹所有涉及管理的、各部门学科的发展关系，直接服务于管理实践。现代管理哲理的核心功能，是为管理实践提供正确认识和正确方法。以程序辩证把握方向、提供正确辩证纲目，以此类比辩证实现具体辩证目的——为辩证管理提供正确认识和正确方法。实践表明，现代管理哲理仅仅揭示了高效率的捷径和方向，而真正的高效率将随着对高效规律认识的深入而不断产生和提高。例如，为了得到高效机制及其人文环境，笔者于2004年到广东省深圳市投入再实践，结果超乎意料：所获得的高效机制及其人文环境的答案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方面高效机制及其人文环境、促使现代企业制度的瓶颈日益显露并逐渐形成突破瓶颈的正确方法——向知识创造型晋级；另一方面，高效机制及其人文环境，催生了现代管理哲理的一些部门学科的新概念，尤其是形成近乎整套伦理新标准。

一、双重取向发展原理

沿着“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和《矛盾论》所指明的方向深入探索，我们逐步发现，内部矛盾是由主司信息循环、与主司物质循环的职能因子分工引起。职能分工所引起的矛盾，具有双重取向特征：当彼此的利益关系处于良性竞争的状态下，矛盾就转化成共赢动力，成为彼此通往兴旺的必由之路；当彼此的利益关系处于恶性竞争的状态下，矛盾就成为彼此走向衰亡的必由之路。就无机物内部分工而言，尽管目前尚没有找到直接的科学证据，但无机物化学反应具有明显的、自身所固有的程序数码、解码的信息循环——认知特征，结合物质进化的相关佐证，我们推断：最简单的物质存在信息循环的职能分工。物质的初元结构：以知——主司信息循环的职能因子、与行——主司物质循环的职能因子构成，二者分工以对立（矛盾）方向重叠搭配形成互知职能关系，生物的物质循环以正负管道的职能重叠、形成利益互补关系的程序排列的双重（彼此兼顾）结构为基础。生物的神经系统，是由主司信息循环的职能因子进化而来。换个通俗的说法：你从你的职能利益角度出发，我从我的职能角度出发，在公开透明的互知前提下，同步展开你追我赶的职能利益的追求。所谓重叠搭配是指，你的专职事宜我要辅做点，我的专职事宜你要辅做点，否则专职——分工的结果就是彼此的不可知、非透明。这样，就形成了彼此既主司不同职责，又有相同辅助职责。生物以自动缩扩的额定正负管道（如动静脉管道），形成彼此兼顾的职能利益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个性鲜明、共性统一。由内及外、由此及彼的相互作用，形成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循环生态系统。物质交换，必须在确保总体循环链顺畅的前提下才能持之以恒。等质等量的平均化和欺行霸市的寡头化，二者都是灭绝路。以价值为前提，以成本（代价）决定优劣。生命在以优存劣汰的动态平衡，开辟出一条生生不息的通天大道。彼此按内部结构结合外部环境，衔接成物质循环生态链、周而复始。以信息交换为导向，形成亲和与排斥为取舍的价值认知，按需进行分解与合成行为，从而完成彼此间的物质交换目的。物质进化，或称发展、运动，是凭借参与交换的彼与此，填补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构成循环链——形成外向职能分工，有效降低时空距离的移动成本；价值认知，是要知己知彼——精准把握自己的职能价值：清楚己所需正是彼所产，以己所产交换彼所产，彼此实现价值最大化。反之，就会导致物质稀缺与物多为患的双重灾难。物质交换，有内部交换和外部交换、内外交换同步完成。更准确地说，这个“市场体系”，是信息循环和物质循环的、环环相扣的岗位职能价值标准体系。就物质结构而言，各成员个体是一个相对独立、功能完善的微型“市场体系”。实际上，地球就是一个信息与物质的双重循环的载体，各成员个体则是一个双重循环的微型载体。万物均具公共资源的本质属性：生，是根除内部恶性矛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质体现；死，是内部矛盾失调、偿还公共资源的开始。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彻底理顺彼此的价值关系——知与行价值关系的辩证统一，是以化矛盾成共赢动力为纲，以提高知与行效率为目、纲举目张的客观发展规律。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只能在这种客观规律的框架内发展，优存劣汰，顺者昌逆者亡。根据其彼此双重兼顾的结构特征，笔者称之为双重取向发展原理（或称整体利益以个体利益的实现而自然实现或方方面面共赢学说）。双重取向发展原理，是缔造生命和思维伟大奇迹的真理，是孕育人类一切科学技术的摇篮！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管理，本质上就是信息与物质的双重循环，企业就是信息与物质双重循环的载体。以双重取向发展原理为基础的现代管理哲理，是回答管理实践中一切为什么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的辩证原理，更是提升企业竞争实力、规避风险的辩证原理。

二、双重辩证原理

信息循环的目的，客观上就是为了先知而后行，客观世界本来就是先知而后行的世界。自身以外的客观世界，既是一个彼此紧密联系、共性规律高度统一的世界，又是一个异彩纷呈、个性特征对立的世界。就信息循环与物质循环而言，客观世界是一个由内及外、由此及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就各位、环环相扣、周而复始，秩序井然的世界。万物均具有自身所固有的细节发展程序，物种愈相同或相近，其细节程序愈趋相同或相近——共性规律愈多。反之，共性规律就相对愈少。以上客观规律，使得我们的辩证异常简单。细节程序的同异，通过类比辩证可以求证；类比辩证的精准与否，通过程序辩证可以掌控。程序辩证，为类比辩证指引方向、为类比辩证提供比较的参照物——辩证纲目；类比辩证，实现辩证目的——获得正确认识，同时兼具辅助程序辩证。程序辩证为类比辩证提供的参照物，其共性规律越多或类比参照物体越多越精准。万物均具有一定共性规律，只要有充足的参照物体，我们就能进行有效辩证。或许对参照物的程序不甚了解，或许辩证结果不够精准，但只要辩证就离精准的正确认识愈近。为方便双重辩证原理的运用，下面以社群组织建设为例予以简述。通过对社群组织演化规律与细胞组织进化规律的全面比较，我们便发现二者既有高度统一的共性规律，又有完全不同的个性特征。辩证统一其共性规律和个性规律，我们就能回答组织即团队建设中的一切的为什么。比较彼此共性规律和个性规律，可发现哪些差距可弥补——功能性差异，哪些差距不可弥补——方向性差异。彼此的个性规律为我们指明了彼此不同的发展方向，共性规律为我们指明了具体方法。彼此不同的规律，尽管以后的方法（规律）尚不明确，但彼此此前的规律足以指明以后的方法，尤其是生物进化规律早已提供了客观样板，这是正确认识的范畴。在社群组织中，没有信息循环的神经系统与物质循环的心血管和消化系统，但信息循环与物质循环的双重循环功能却同样必不可少，问题在于功能的健全与否。通过对参照物——细胞组织的类比可见，神经系统与心血管系统由软组织构成，这与企业文化和利益分配的软实力具有共性规律。如此，神经系统与心血管系统就为我们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利益分配机制建设提供了客观样板。这是正确方法的范畴。事物普遍存在完全相似或相近的、程序意义上的对应体。例如，位置对应体，如上下、左右等；功能对应体，如信息循环与物质循环、动脉与静脉等；后对应体，如人类以知识财富资源无限性抗衡物质财富资源有限性等。事物发展的相互作用，致使众多物体不仅具有主要对应体，而且存在众多次要的、相对差异大些的次生对应体。在这些对应体中，二者的细节程序高度近似或相同，有的程序倒置，有的仅局部不同，有的几乎完全相同。在我国，阴阳辩证结合五行生克辩证的、中医辩证理论，就普遍运用了对应体的客观规律。掌握这些对应体的客观规律，将有效拓展我们的视野，为我们形成正确认识和正确方法赋予丰富启迪。尽管在这方面的探索仅仅是初步的、浅层次的，但视通万物所体现的知识财富是无穷的。在知识财富中，知识、技术、技能技巧等，均有其自身固有的初元结构、分解与重组的演化规律。运用双重辩证原理，我们就能卓有成效地开发、重组、发挥集体智慧，取之不竭的群众智慧必然创造无限的物质财富。

三、辩证管理

（一）高效机制及其人文环境

有内部分工就有内部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企业原本就存在内向市场。建立健全高效机制，其实就是做内向市场。有市场就有客户，内部成员个个是客户，人人是上帝，理应相互尊重。团队的亲和力，来自于归属感、信任感、尊重感、正义感、使命感、成就感的人文氛围。若岗位报酬与其职能价值（贡献）脱钩，就会逼迫人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拉帮结派搞内斗；若岗位报酬是其职能价值的真实体现，人们就会将精力集中到提升职能素质和追求职能价值的竞赛中。人的主观积极性受情绪影响较大，而情绪普遍不太稳定。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若消极情绪占据主导则积极性将迅速消失。因此，持之以恒的激励机制不可或缺。同时，控制机制、岗位职能价值的评估、考核机制，是职能价值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各岗位职能价值标准体系，需要利益保障与良性竞争双重兼顾的相对平衡。没有内部的良性竞争，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长期的利益保障，人们就只会在乎既得的、短暂的利益。岗位报酬，普遍有内部运行的原岗位报酬、周边的同行、人才市场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数据。最关键的是，各岗位的职能报酬是其职能价值的真实体现。精确额定各岗位的职能价值标准——报酬后，计算出各岗位职能价值标准的百分比。这样，各岗位的职能价值标准就有相近于自动缩扩功能，岗位报酬将依据职能贡献自动增减。同时，一方面可根据需要向重要岗位、效率高的岗位适度倾斜，以加强内部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对低效者予以保障并加强帮扶，从而加速提高整体竞争力。企业本来就是一个利益连带体。团队——集体连带责任制，以第一、二、三责任人，按责任大小和主次，承担责任和分享利益的责任制，将有效改善集体行为心理、避免事不关己——主观上缺乏主人翁积极性的个人行为心理——单兵作战的行为心理。一个人的业绩，不再是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团队利益的事。珍惜一切人力财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增效增收，既是为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而奋斗，更是为促进公司繁荣而奋斗。业绩好者不仅给自己带来职能利益，同样为业绩差的增加一定利益；业绩差者不仅影响自身利益，也影响他人利益。向优秀者看齐并帮助后进者，荣辱与共、互帮互助、真诚团结——利益上的有机联系，将使团队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人的行为，是受自身所固有认知趋势所支配。配合效率，首先是彼此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巧妙搭配，如球队，彼此传接球的最佳时机仅一瞬间，错过这一瞬间则失之千里。这种配合是彼此潜意识的配合，如果主观上没有产生积极配合的固有认知趋势，其配合最多的不过是被动配合甚或消极配合。高效配合，是彼此自发性——受主观意识支配的，以有效方法在最佳时机予以全力配合。固有认知趋势，其实是按各自思维亲和与排斥所固有的趋势进行取舍。但固有的，并不一定完全合理，故而人都需要不断学习，在学习和实践中完善。面对怎样取舍的问题时，能引起足够重视或能有效进行权衡的问题，普遍受理性支配。可理性在很多时候存在自我质疑，因此在众多无足轻重或难以准确权衡时，人们的言行普遍受从众心理支配——在相互作用下随机取舍。人们的认识和方法有千千万，所有认识和方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可能在出发点、目标和最终的价值效应等方面不尽相同，不一定能确保唯一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方法。这就涉及民主与集中的辩证问题，没有民主就违背了信息循环的客观规律，必然就没有高效配合；但民主只是把各自不同认识和方法简单相加——简单集中——缺乏唯一正确性的辩证统一，最终只能伤害集体感情。万物皆有唯一正确的辩证统一标准。一切认识和方法的唯一正确性，体现在是否有利于信息循环与物质循环（总体大局观），即是否有利于彼此利益最大化——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例如，一个公司或团队，若只顾自身利益最大化，表面看是实现内部利益最大化的捷径，实则不然。当这种只顾自身利益的做法妨碍了大家的正当利益——危害到信息与物质循环链，且不说受法律的制约，也不说因丧失正义感产生内部分化，仅以彼此相互作用的制衡，最终就足以迫使违规者付出违规代价。通过认真观察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制衡规律，我们就会彻底践行顺者昌的信息与物质循环规律——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人的思维职能——创造知识财富的职能，只能在与人的相互作用下才能有效发展和提高（比如读书，是彼此在不同时间与空间所进行的相互作用）。彼此相互作用的频率愈高、由此及彼的范围愈广，彼此的思维职能提升愈快。反之，提升愈缓慢。若停滞相互作用，知识财富就停滞增长。彼此思维所固有的亲和与排斥趋势，是决定彼此相互作用效果的基础。彼此亲和，则具有相互促进的发展关系；相反则相互排斥，彼此就形成相互制约——限制发展的关系。思维职能的、相互对立的发展关系，使得个人自行提升思维效率是有限的，而卓越的组织可以无限提升彼此的思维效率。在高度互信的环境中，知识、技术、技能技巧共享，即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将产生效应倍增结果；在勾心斗角的环境中将产生相互排斥的效应倍减结果。只有优秀的集体组织，才能确保知识财富在高效环境中相互作用——开发、重组、发挥集体智慧，取之不竭的群众智慧必然创造无限的物质财富。值得一提的是，运用现代管理哲理不仅能找到足够的科学依据，而且很容易阐明其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此前的意识形态中，众多的思想观念良莠并存，其优与劣似乎难以评判，但用是否有助于信息循环、物质循环，即是否有利于彼此利益最大化的伦理新标准来审视，则一目了然。它可以透过言行的表层，准确解析更深层次的潜意识的良莠。只有当我们对上述关于思维的、行为心理的、伦理的常识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正确认识后，我们才能清楚企业文化建设要解决的问题。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方法，类比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关系规律、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化规律，就能得到答案。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时时事事回答方方面面的为什么，往往比机制建设更重要，实施者需要全面掌握辩证原理。

（二）向知识创造型晋级

人的主观积极性，容易受到内外环境影响，难以持之以恒。为此，主观积极性必须转化成坚定信念，才能持之以恒，才能形成无限创造力。没有归属感、信任感、尊重感、正义感、使命感、成就感的人文环境，主观积极性本来就难以形成，坚定信念就是无源之水。在此，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的精神力量——知识力量是无限的？用双重辩证原理回答，知识是人类因应物质资源有限性而逐步形成抗衡的后对应体，当知识财富资源达到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后，知识在本质上就是资源无限性的精神力量。用思维和行为心理解释，主观积极性所形成的坚定信念，将调动自身包括潜意识在内的各要素，来全面支配、调整确保实现信念的能力和方法，直到成功。反之，没有信念支持的言行，由于缺乏自身内在各要素的支配，既乏力又不可持续。用生物进化规律与人类发展规律的类比辩证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遇到瓶颈。人类在进化历史中，不断突破其他物种不能突破的瓶颈。就人类的正确认识（理论是正确认识高级体现）和正确方法而言，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有时正确认识先行突破，有时正确方法催生正确认识。任何正确认识和正确方法的生命力，都是有周期性的。即，任何认识与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丰富与完善，任何科学理论也是如此。信息循环与物质循环的职能分工，致使彼此的职能利益形成矛盾对立关系。这种个性特征对立的发展关系，使得我们初看自身以外的客观世界，满眼都是相互矛盾的表象。信息不对称反映到我们的生活中，诸如我国自古有之的“唯有读书高”与“读书无用论”的、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人类相互对立的思想观念的斗争从未停息过。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科学理论的发展，人们对自身以外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不断深入，一些事关生存大计的、明显正确的思想观念被广泛认可和吸纳，非正确的观念愈来愈多地被摒弃。但是，事关生存大计的、显而易见的正确与否的思想观念所占比例不多。如此，我们被迫面对的客观世界是：在充满对立的思想观念中、在相互矛盾的信息中，以矛盾的心态相互作用，对时时事事进行取与舍的抉择。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有道德、法律、制度、理论等的规范和引领。就企业制度和其管理理论的发展而言，尽管此前几乎完全在西方国家完成，但我们同样可求证其发展规律。企业制度层面，在有限责任制诞生前，投资机构相对短暂。有限责任制的诞生，投资风险大为降低，广泛调动了投资者的主观积极性，使得投资机构——企业长期存在成为现实。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行，来自于管理的风险日益突出，从而促使股东权与经营权独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深化职能分工，是专而精的必由之路。以更专业的管理技能，既有效规避了投资风险，又调动了管理者的主观积极性，更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空前发展。不难发现，企业制度的演化以理顺各利益关系——明确权利的方法，更广泛地调动参与者的主观积极性。类比人类发展规律可见，从奴隶社会到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步赋予劳动者主观积极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调动的主观积极性的对象——所依靠的对象有所不同。从依靠对象的数量而言，是由少到多、由点到面，最终目的是调动所有劳动者的主观积极性。管理理论层面，以《计件工资制》为代表的泰罗制，即：《科学管理理论》将内部职能价值交换机制——内向市场机制引入车间，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广泛调动了劳动者的主观积极性，故享誉百年而不衰。日本企业实践的“三大法宝”在美国晋升为现代企业文化理论，标志着以人为本的东方特色文化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仅此足以窥见，管理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调动所有劳动者主观积极性。经营权的独立，调动了管理层积极性。经营权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企业制度被长期固定下来，是因为它以专业化、知识化的职业技能，一方面有效规避了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满足了劳动者的追求，从而有效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肯定现代企业制度所形成的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局限性。不用剖析、论述职业经理——专业管理者的身份混淆，而产生相关层面权限混淆等局限，仅就利益连带关系而言，其制约发展的瓶颈已经凸显。企业本来就是一个利益连带体，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纽带，仅仅是付出劳动和获得劳动报酬。国内外不少企业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但由于不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体现利益连带体的本质关系，效果并不突出。拿家庭类比：一个家庭结构的利益基础远比企业结构的基础稳固得多，但当夫妻各说各话、各行各事、各顾各利——利益连带关系基础缺失时，彼此的关系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相互排斥。利益关系不是彼此共赢，而是彼此抵消。若长此以往，其家庭必然破产。家庭犹如此，企业复何堪？就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时的物质财富而言，当时的全球生产规模与现在的规模已有天壤之别。不同的物质基础，决定人们不同的人生追求。物质资源丰富的历史时期，人们着眼于追求更长远的、知识财富的增长。随着网络信息等的发展，人们追求知识的狂潮已成空前之势。企业的管理职能，愈来愈难以满足人们对知识财富追求的渴望——难以整合人力要素。劳动者个人知识财富长期丧失增长空间，表面上是不满情绪的增长，实际上是个人前途——知识财富的长远利益受损的综合反映。企业正在承受空前压力。一方面，随着竞争的加剧、劳动成本的增加，尤其是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综合压力，企业的发展空间大为收缩。另一方面，内在配合效率只降不升，这时的管理只能靠壮大管理队伍，即增加管理成本。同时，劳动者仅仅以有限的体能进行机械的纯体力劳动，只能创造有限的物质财富。确立公司劳动权，将有助于调动所有劳动者的主观积极性，使企业由体力劳动型向知识创造型晋级。第一，股东权：除惯行股东权外，发起人股东在创业期间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应以适当的发起人股额予以承认并享受长期分红。有品牌价值的另计。第二，劳动权：除经营权外（沿袭并巩固经营权不变），还应包括投资自由和投劳自由。股东以股额投票表决——行使股东权不变；劳动者行使劳动权，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投资，向所有劳动者开放，按投资额分红。投资少者所占份额和所分红利可能都微不足道，但得到的是如家归属感的主人翁地位和长远的发展空间——大小皆股东；投劳，公平竞争，按职能价值计酬。确立劳动权，使得人人都可能兼具股东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从制度层面加强利益连带的有机联系，既是缩小、淡化劳资矛盾——增强凝聚力的可靠捷径，又是完善激励机制、实现自主自律——有效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前提，更是提升劳动效率的制度保障。确立公司劳动权，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终结，而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继续和完善。赋予劳动者恰当的劳动权，就是赋予如家归属感的主人翁地位，就是赋予主人翁创造激情和责任担当的使命感，更是规避低效率所构成的系列投资风险。确立劳动权，是顺应思维职能发展规律，以制度确保劳动者的主观积极性，并将主观积极性转化为具有使命感的坚定信念，从而形成知识创造型企业。只有全面调动广大劳动者的主观积极性，并将积极性转化为具有使命感的坚定信念，广大劳动者所释放出无限的知识财富，就必然创造出无限的物质财富。

四、结束语

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