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化教育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乡村数字化教育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经验的举措。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三代、第四代移动信息技术、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是为人们改进生产生活状态提供了科技保障。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无线移动、宽带传输、互联互通、智能互动、海量处理等独特技术优势，探索打造信息化条件下智慧农民数字工程（即：智慧农民工程），创新农民素质提升方式，改善农民素质提升的手段，更多更快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一、智慧农民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是为加强农民文化服务，培养新型农业人才，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等手段为依托，把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快捷高效地送到广大农村，可以多快好省解决农民培训问题，特别是新一代移动通讯网络和信息智能终端可以有效地把基层农业从业人员、专家与管理人员连接在一起，形成移动互联、智能互动的基层农业技术培训网络。从而实现基层农技培训与服务手段的创新。

 

二、打造智慧农民工程的基础与条件

1. 农广校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传播手段

广播资源不断扩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拥有“致富早班车”固定播出时段，每年播出广播节目152小时，在“中国乡村之声”和“乡村大讲堂”每年播出节目365小时，在此基础上，又承办了“中国乡村之声”频率“三农早报”、“科技直通车”和“乡村大课堂”三档栏目，年录制广播节目943集，时长330小时。农村“大喇叭”广播站数量达到12000个。

 

电视资源稳步增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拥有“农广天地”固定栏目，每年播出电视节目550小时；开办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专用频道“农业生产经营”栏目，年报送节目907期， 时长365小时。 

 

网络资源全面发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了面向全国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卫星通信专用网络，拥有600多个卫星远端站和4个省级直播分中心，可开展远程培训和举办视频会议，每天分4个频道各播出6小时的农业技术推广节目。利用卫星网每月开展2～3期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远程培训，年培训农业系统干部、基层农技人员近60万人次；与《荷斯坦》杂志社合作开办“荷斯坦奶牛卫星大讲堂”，每月举办2～3期直播培训，聘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授课，利用目前流行的微信、3g视频回传等功能与奶牛场管理人员、奶业工人开展交流互动，培训形式新颖，培训效果明显。

 

2. 农广校完备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除具有较为完备的信息技术与多种媒体传播手段，海量的数字化农业知识技能节目资源外，还拥有遍及全国省、市、县四级建制农广校和乡村教学点五级办学体系以及6.5万人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未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需要将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内容优势、媒体优势和体系优势合理整合，更好服务于农民教育培训，服务于农家书屋，必将大大促进农家书屋的转型升级，实现文化服务功能拓展，延伸农民教育培训覆盖面，有效满足现代农民的多样化教育培训需求。

 

三、智慧农民工程实施内容

1.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是开展智慧农民数字工程服务的条件和基础。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社会文化生活音视频资源点播，实现远程培训课堂进村，实现资源的数字化传输和移动式传播，将搭建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配备互联网电视、卫星远端接收站和移动终端系统对全国农家书屋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依托云服务平台的移动终端系统包括农民教育培训移动多媒体资源库、农用智能手机、立式触摸屏和平板电脑等多种互联互通移动终端产品。

 

2.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是持续稳步推进智慧农民数字工程的重要内容支撑。为实现进一步拓宽知识传播渠道，实现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服务形式，实现使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社会文化资源存储传播的主阵地，将着力开展农家书屋传统媒体资源数字化、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文化生活、基础教育等多种类资源进书屋等工作，将教育培训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实现数字化资源建设。 其中，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是指将中央农广校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数字资源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进入农家书屋，进行传播共享，丰富农家书屋资源内容建设。

 

3. 文化服务功能建设

在做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智农惠农资源建设的基础上，为实现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与拓展，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农民教育提供学习的多种形式，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供文化功能服务。工程以农家书屋为平台，开展文化服务站点、远程培训课堂、基层教学站点和自助学习平台建设。

 

4. cctv—7《农广天地》走进农家书屋

策划制作农业特色节目，丰富资源内容，通过cctv—7《农广天地》电视栏目走进农家书屋学习场所、走进基层农民培训课堂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农家书屋社会影响力，促进农家书屋有效使用。

 

5. 职业农民手机报创办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农民实用信息为核心内容，编辑“职业农民手机报”，及时准确发送到职业农民手机终端，让农民及时了解各类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篇(2)

【关键词】医学院校；数字化校园；物联网

1 医学院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存在的问题及需求

目前我区的医学教育信息化已经在各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其使用效率、应用效果及投资效益与人们的预期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医学信息化初级阶段，学校以及相关医院非常注重硬件的投入和建设，很少注意到医学资源的建设信息化进程中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缺乏标准化、规范化和兼容性，而且资源分散，难以共享，加上分散孤立的现代远程教育点、校园网、局域网以及各自为阵的多媒体资源等，形成一个个“资源孤岛”、“信息孤岛”，信息资源难以共享。如何消除孤岛现象，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开发，节省人力、财力，是需要解决的课题。国家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面向中西部，并提出资源整合、统一高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建设原则。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宁夏医科大学拥有10所附属医院、12所教学医院、90余实习医院和实践教学基地，如何将优质的医学资源更好地服务社会，一直是宁夏医科大学的努力方向。近年来，宁夏医科大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着力加强教育资源与教学平台建设，构建国内领先、西部一流的网络体系。宁夏医科大学数字化校园的建设理念核心是提供应用与服务，平台以服务总线为核心的服务支撑方式，共同构成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内容。

宁夏医科大学结合教学实际设计、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利用虚拟存储技术建构智能化教学，实现网络教学资源共享，伴随着校园网硬件建设的同时，网络资源建设及应用平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现了软硬件同步发展的需求。

目前由于社会对医护人员的素质要求的提高，医务人员对继续教育的需求明显增加，参加各类在职教育的各级医护人员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同时由于医院工作的特殊性，医护人员往往无法抽出一个有规律的时间参加系统的学习，远程医学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无疑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工具和环境。但由于医学教育课程信息量大，对实验和实践教学的要求高，实验教学及实习的内容较多等特点，使医学远程医学教育与其他学科远程医学教育有所不同。远程医学教育可满足学员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要求。

2 宁夏医科大学数字化校园设计实现

宁夏医科大学数字化校园按“资源整合、系统集成、广泛共享、深化服务”的原则，用信息化的手段对医学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战略重组，构建宁夏医科大学数字化校园，以服务全区医疗卫生单位，服务社会，作为全区卫生系统教学、科研、临床的信息资源支撑，满足医疗人员对相关文献阅读查询及其他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以宁夏医科大学医学教育资源及网络设备为基础，以数字资源建设为核心，以软硬件平台建设为重点，充实医学数字资源库，搭建 共享平台，整合异构数字资源，建立统一的数字资源检索系统和互动数字参考咨询平台，全面提升宁夏医科大学及教学医院信息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目标是搭建一个资源丰富、结构合理、资源共享、技术手段先进、服务优质快捷的医学数字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为宁夏医科大学及各教学医院的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医学信息资源，改变教学医院资源匮乏的现状，消除宁夏医科大学与各教学医院间获取信息资源的不平等现象，促进宁夏医科大学与各教学医院教学科研医疗水平的提高。

宁夏医科大学数字化课程平台将实现以下目标：

1）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对于提高优势医疗资源的服务范围、提高区域内医疗资源的整体配置水平、促进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医疗资源的合理及优化区域内整体医疗资源服务质量和水平使用将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医学院校及教学医院只有及时掌握最新的医学理论医学技术管理经验，才能提高医疗科研水平，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合格医学人才。

2）该平台从综合文献检索、个人信息服务和互动参考咨询三方面入手，以整合异构资源，建立统一检索系统为基础，以个人数字图书馆和互动数字参考咨询平台建设为方向，开展网络资源导航、数字资源统一检索、信息推送、课题查新、课题跟踪、联合参考咨询等服务项目，为学校及教学医院师生提供一站式的文献资源和服务。

3）远程医学教育功能：通过与各大医疗及教学机构医学教育资源的共享，提供远程继续医学教育、远程医学学历教育、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全科医生培训、乡村医生培训、重点专科建设等项医学培训服务。为各类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医务工作者提供权威的医学继续教育精品内容。

宁夏医科大学数字化校园在建设过程中，以基础平台的搭建、资源信息标准的统一为建设核心，应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进行项目实施。第一阶段建设医学资源门户平台，实现医学数字资源信息标准统一，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第二阶段利用该平台对资源整合、采集、建立媒体库；第三阶段利用该平台优化扩展，实现远程教育和远程临床培训，支持实时交互和课件点播两种培训模式。支持课件点播服务，具备新增、删除、上传、查询等课件管理功能。

3 数字化校园设计功能实现

平台架构设计合理，考虑对于未来的发展，设计充分考虑今后扩展的要求。包括与其它应用系统之间的互联以及系统的扩容能力等，在满足现有资源系统互联的前提下，能够很好的适应未来信息系统增长的需要。在平台软设计与建设中，充分考虑系统的安全，包括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传输安全，管理安全等。我校网络基础建设与数字化校园建设，通过有线、无线等方式建成一个高稳定性、安全性、可管理性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并覆盖校园内每个角落。我校在2011-2013年数字化校园系统应用的建设中，已经建立了共享数据库和数据交换服务平台，规范了学校的各类信息标准，实现单一数据源管理和授权访问，保证全校数据的一致性、实时性、有效性。

篇(3)

一、数字文化的发展前景

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是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通过共享工程网络体系，以卫星网、互联网、有线电视、数字电视、镜像、移动储存、光盘等方式，构建海量分级分布式的数字资源库，以互联网的无线连接传输为平台基础，数字视频的采集传输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这才叫数字文化。数字文化建设包括数字化平台、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服务等基本内容。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共建共享，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新时期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必然要求。是群众文化的新界面，创新群众文化工作的新手段。全面认识数字文化，走进数字文化，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1.数字文化有利于群众文化工作的创新，数字文化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全面认识世界，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数字文化推广和运用，可使群众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活动形式更加多样，文化信息传播更为快捷。数字文化不受地理和区域的限制，可以缩小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差距，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数字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求知求乐的需求，信息共享工程是群众文化工作心得交流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把优秀的文化信息资源不断传输到基层人民群众中，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有利于推广农业生产、农业科技知识、医疗保健知识，为农民群众提供致富信息的需求；有利于满足农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农民群众文化道德素质的需求。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行共享工程，推进数字文化建设，是基层文化事业增强了活力，充实了服务内容，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促进了文化工作手段的现代化，成为文化工作的新亮点。

3.数字文化有利于人民群众提高生活品味，数字文化是人民群众所期盼的生活方式，是全新的生活理念。真正做到座拥一席地，知晓全天下。荧屏装地球，俯瞰全世界，时刻关注着世界各地的变化。鼠标一点，畅游在法国的香榭丽舍的大街上，也可以陶醉在世界音乐殿堂维也纳古典名曲中，也享受工程式赛车带来的和刺激，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增加了生活情趣，提高了生活品位，增加了幸福指数。

二、乡镇信息共享工程的现状

目前，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数字化建设方面相对于经济建设明显滞后，造成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数字文化建设滞后原因，主要是由于各个地区认识上的差异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性造成的。如今我们的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数字化建设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的重视程度不一，由于受地区经济能力以及文化差异的限制，乡村未将共享工程列入议事日程，没有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没有真正认识到信息共享工程的必要性。对于数字文化了解甚少，认为数字文化带来的直接受益少。许多乡村有效的工作机制尚未搭建，信息共享工程的发展存在缺人员、缺技术、缺资金等。以我市为例，全市乡镇基本上建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而村级只有79家，大多数是一根线、一台电脑，放在书记或村长办公室，要不放在大厅，既没有专门的电子阅览室，也没有专职管理员。这样的现实状况，距离上级的要求，相差甚远。

2.信息共享工程技术平台尚不完善，由于所处地区不同，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边远地区山高路远，传输技术和数字文化服务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在制度管理、资源整合、服务机制上差距，造成的技术水平较低，也是阻碍乡村地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3.信息共享工程建设不平衡，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推广与建设，构建村级共享工程服务网点，达到进村入户，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现在乡村共享工程的推进确实存在着不平衡性。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共享工程的推进，出租，外包，变成变相的网吧，收取一定租金，这种个别现象也是存在的，有悖于我们办事的初衷。全面整体推进乡村服务网店是共享工作的重点，只有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均等地享受到数字文化带来的精彩和便捷，才是政府推进信息共享工程的最终目的。

三、提升乡村信息共享工程， 着力推进数字文化建设

信息共享工程是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内容，是落实文化惠民和新农村建设的公共亮点。要使工作出成效，有成绩，必定要有一套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一套切实可行考核激励机制，一套因地制宜监督措施，来推进信息共享工程。

1.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是推进信息共享工程的关键环节，切实加强对文化共享工程的推广工作的领导，组织专门班子，开展调查研究、提高认识，明确重点和意识。将信息工程建设列入议事日程，制定年度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设立奖励机制。构建市、乡、村信息工程框架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工程。

2.加强技术平台数字资源体系建设，是推进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的重要保障，数字文化建设包括数字化平台，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服务。资源建设始终是工程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省份中心、市中心要依托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环境，建立电子阅览室，为群众提供绿色上网空间，并积极开展网上参考咨询服务，为乡、村基层服务点提供硬盘、光盘并提供技术服务。建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专题资源，为群众开设电子书刊、专题知识讲座以及影视作品等。同时，采取深度链接的方式，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高层次文化单位、适合文化共享工程的互联网数字资源纳入文化共享工程网站的整体服务框架中，丰富信息工程以及数字文化建设的内容。着力建设具有特色的数字文化资源，并尽可能提供全面共享。

篇(4)

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学生人数骤增，视唱练耳教学课堂中出现的人数已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很难保证兼顾到每一位学生，传统模式的视唱练耳教学已不适应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教学对象了。

我国高校的视唱练耳课程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是在前苏联的音乐理论和教学方法影响下的教学模式。在经济与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音乐文化与数字化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改变视唱练耳教学模式、改进视唱练耳教学方法；如何将数字化教学引入视唱练耳课堂；如何使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是每一位从事高校视唱练耳课程教学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视唱”的目的是训练学生视谱即唱的能力。它要求借助视觉以及内心听觉将乐谱用人声加以准确的再现。在传统的教学中，基本上是由教师用钢琴伴奏带领学生完成视唱；教材中所选的视唱曲风格较为单一，且多为单声部旋律。如能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状况将会大为不同。教师可以充分发挥数字化教学的优势，利用一些音乐创作软件为视唱曲制作各种风格形式的伴奏、用各种乐器音色演奏视唱曲，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从而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视唱曲目的选择余地也增加了：既可以选择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各个时期风格的音乐作品，也可以选择现代风格的音乐作品(如摇滚乐、乡村音乐、爵士乐等等)，让学生从多元的角度去感知音乐。教师可以通过计算机多媒体系统对视唱曲进行编程与自动播放，减轻重复劳动，并利用这个空隙与学生作面对面的交流。还可以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选择地播放一些不同音色、节奏、风格的视唱伴奏，让学生在视唱时注意体会各种音高、音色、节奏、和声、旋律等音乐要素，达到全方位地理解与表现音乐。

“练耳”的目的在于培养、发展学生对音乐的听辨与记忆能力，从而丰富和提高其内在听觉，加深对乐谱的实际理解能力和对音响效果的想象能力。练耳教学包括模唱、听辨、构唱、听记各种旋律音程、和声音程、和弦、节奏、旋律等。传统的练耳教学，多由教师通过口述或弹奏钢琴来帮助学生完成以上内容。教学形式单调枯燥、教学方法一成不变。在这种模式中训练出来的学生，其听觉实践能力与当下丰富多彩的音乐环境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学生在各种纷繁的音乐实践中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如果运用数字化软件进行练耳教学，则可以使学生感受到一片新的天地。如练耳软件《Ear Master Professional》(“练耳大师”)就包含了许多内容：它既有各种听辨练习，也有不同风格的节奏与旋律练习，具有互动、随机、开放等特性。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安排教学与练习内容；可以让学生有选择地自主进行各种构唱、听辨等练习；还可以对多段体、多乐章的乐曲进行听觉分析；可以合成听辨所需的各种谱例……将训练融入到实际音乐作品中，师生在一种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较为直观地、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避免了训练的盲目性与枯燥性，也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效果，有利于学生多方位地感知音乐。

随着数字化音乐教学系统的不断完善与优化，利用多媒体进行视唱练耳教学，提高其教学质量已势在必行。数字化教学具有广博的信息量和崭新的知识传输方式。它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它可以将听觉训练融入到丰富的音乐环境中，帮助学生适应当下多重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它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掌握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和音乐语言要素，提高其对音乐的综合听辨、感受与分析能力；它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缩短学生与音乐作品之间的距离，以适应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发展需要。

篇(5)

传统的视唱练耳教学是对所有学习音乐的学生及音乐工作者的基本音乐能力训练。多用钢琴为主要教学设备，采取个别课或集体课的授课形式。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教学条件的限制和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高校视唱练耳课程教学成效不明显。在以钢琴作为辅助工具的学习环境中，课堂音响来源多为钢琴音色，传统的单一钢琴音色及单纯的听觉技术训练已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教学进度迟缓、学生学习被动，使教学效果、考试成绩、学生实际需掌握的音乐实践能力等方面都无法保证。因为以钢琴为音色主体、伴奏主体的视唱训练和以其为打击乐器使用的练耳训练，已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音乐文化。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或通过磁带、CD、MP3等载体承载的多元化音乐现象往往会使他们迷失。摆在他们面前的音乐千变万化，数字化程度太高！从音色上来讲有弦乐音色、木管铜管音色、打击乐音色、电子乐器音色、合成音色；从节奏上来讲有迪斯科、华尔兹、伦巴、探戈、摇摆、摇滚等；从音乐风格来讲有古典、民谣、乡村、爵士、蓝草、拉丁风格、非洲风格、新纪元风格等。在如此丰富多彩的音乐现象面前，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听觉究竟应该如何来适应数字化音乐环境。学生面前的困惑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模式教学与当代音乐环境脱节的现实。

数字化教学方法与教学效果

首先各个需要建立一套普通的电脑系统教室，可以在20台电脑以内。然后再运用一定的数字化教学软件进行教学。首推的是澳大利亚RISING公司发明的“Auralia”软件。它包含26课，属于4个主要课题：音程和音阶、和弦、节奏、音高和旋律。该教学软件教学方法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软件的每个章节都有相应的理论知识介绍，配有谱例及音响资料，非常直观；为了适合不同水平的学生，每个章节都分成若干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难度，调整进度。软件中有一个虚拟教授，可以对学生进行指导及建议；该软件具有齐备的管理功能，适合个人及班级使用。可以为每个学生建立一个账号，记录各学生成绩等学习情况。在网络环境下，可以将所有学生的学习记录统一保存在教师的电脑上，进行统一管理。教师可以将学生编入班级，并针对班级组织考试。教师可以随时了解各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以做出调整。教师还可以自行确定考试的内容及难度，由学生自行在软件中完成考试。

另外，将计算机音乐制作技术和多媒体系统应用到高校视唱练耳辅助教学中，它一方面有效地丰富了传统听觉训练，另一方面缩短了学生与实际作品之间的距离，改善了传统视唱练耳教学处于单一音响的状态和听觉材料有限和风格单一的状况，并且对其他音乐基础技能教学的辅助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视唱练耳教学中，视唱与听音训练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以钢琴为教具进行此项教学时，教师一定会遇到训练音色单一，要不断反复弹奏，无暇顾及学生学习效果的难题。教师可以事先运用电脑多媒体系统制作好训练内容，如：不同音色音程、和弦、旋律、节奏、伴奏。上课时通过计算机多媒体系统对视唱曲与练耳内容进行编程、自动播放，从而使教师在集体训练时得以到学生中去进行近距离辅导；同时教师可以自由掌握学生熟练程度而播放伴奏，其速度、音调和示范音色均可随机变化。只要合理运用系统的编程功能，教师将会在视唱练耳教学中既省时又省力，同时取得很高的效率和质量。通过使用新的数字化音乐技术手段、新的音色，拉近学生与作品的距离。

视唱练耳课作为基础课的目的是什么？过去由于设备的落后，多着重训练音乐的基本属性即音高、音强、音值。如今有了先进的数字化音乐手段，有高科技设备和软件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使得基础课也完全有能力承担音色感、音乐的情感属性及多元化节奏感等音乐本质的训练。素有“音乐灵魂”之称的节奏在视唱练耳教学的训练过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训练中也是最具难度的。

因为节奏训练要求精确的掌握和不同风格的把握。电脑音乐系统具备人类发明的几乎所有的打击乐器效果，它不仅音真，而且表现力度具有手感，从全套爵士鼓到木鱼，从拉丁鼓到梆子等百余种打击乐器都能从合成器的键盘上或音源中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每一种打击乐器又可以任意编成节奏型，可以即时播放，又可以根据教学要求即时改变速度、力度，与传统日常节奏训练时教师用跺脚拍掌、用嘴干喊“哒哒哒”进行教学相比，其效果和效率有天壤之别。它克服了个体与群体之间产生的自修学习矛盾，使学生的课外学习既不用求助同伴，又有了完整正确且科学的进度标准。

现代教学模式对教师素质的新要求

传统的视唱练耳专业教师只需会弹奏钢琴即可。新的教学模式对教师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任课教师熟悉计算机系统的操作，熟悉计算机的硬件结构，熟练掌握计算机音乐制作技巧和相关硬件设备的操作。与此同时，教师应该了解熟悉国外优秀的练耳软件，如“Auralia”等，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使用。事实上，要运用好数字化音乐教学手段也并非易事，需要大量的精力和合理的知识体系。一堂质量差的多媒体音乐课或许比传统方式教学还要糟糕。但是，数字化音乐环境中多媒体所带来的崭新知识传输方式、广博的信息量是传统音乐教学模式所不可比拟的。所以笔者认为，各高校视唱练耳教师应该尽早掌握这一先进数字化教学技术，因为为现代化教学服务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结语

在数字化音乐教育手段与多媒体技术帮助我们完善技术、再现音乐的今天，我们可以科学地分解其形成的过程，再现其合理的安排，为学生展示具有逻辑性的听觉分析过程，弥补自身学习与实际音乐作品之间的距离。但是辩证地看问题，我们运用数字化的技术参与教学并不等于是完全抛弃传统的钢琴教学模式，只是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所改进和增加了新鲜的内容。传统的模式在目前还有很多的优点，我们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对传统形式的发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搞好教学改革。笔者认为，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势必将成为我们视唱练耳课程改革的方向。

篇(6)

一、我所期待的教育教学改革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然而科技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却明显滞后。比较尴尬的现实是，我们的教学还是停留在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上，以“讲台、课桌椅、黑板、粉笔”四大基本构件组成的课堂形式一直在惯性延续，就算是投影仪、电脑出现在了我们的教室里，也只能算是对传统教室或者教学模式的初步改良。核心的问题是，课堂教学的组织结构依然如故，教与学在知识方面的单向传授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课堂依旧是教的课堂，而不是学的学堂。

显然，重构教与学的关系是目前教育变革的关键所在。作为城区教育的管理者，我一直在期待着一个有效的突破口。2012年春季学期，我们在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引入了合作课堂教学模式，我本人经常深入学校、班级观察课堂，对该校的教改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合作课堂让学生由被动学习、个体学习、机械学习向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转变，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来说，它对传统的教与学的关系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因此，我认为合作课堂是我所期待的教育变革的一个有效的突破途径。

二、怎样去推动合作课堂教学理念的实现与有效发展

合作课堂已在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实验了一年多，整体来看，虽说还是有些保守，在许多方面还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但我们已经从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并对学校的教学改革进行了重新设计和积极探索，至少明确了课改的两点共识。

1.课堂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教学生态体

教学应始于学生对生命成长的本能渴望和对知识的自觉追求；教师必须以课堂教学活动为载体，将学科知识和能力进行个性化的拆分、重组，通过自身的传道授业解惑和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行为，经由师生的个体特质和个性特征，最终完成学生生命成长中知识和能力完整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间教室、每一节课，都应是一个促进生命成长的完整的生态体系。因此，我个人对于合作课堂有一个理想化的期望，那就是构建一个新的教学生态体。在这个新的生态体里，充满了新鲜的空气、阳光、花香，充满了学生的欢声笑语、生命活力。我们的教师也能够在这个新的生态体里拥有全新的职业生涯体验，可以激活自身教育的乐趣和能量，进而与学生和课堂共同成长，书写自己绚丽多彩的生命华章。

2.任何一项改革与创新，都不应该是孤立的

自国家实行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以来，我们不难发现，成功的改革从来都不是单一推进的，而是系统发展的。各地在改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矛盾、阻碍和困境，不能得到根本解决，问题源于改革的系统性。由此我们可以联想，新项目推行的模式应该是这样的：要实现A项目的成功，就必须同步地去实施B项目、D项目，甚至更多的其他项目。那么，要实现合作课堂的持续有效推进，也应该有与之匹配的新的措施与手段，不仅要给予它以充分的保障，更要解决它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棘手问题。这就是说，长远地看，要真正形成一个新的教学生态体系，我们要做的远远不止是推进课堂革新这一项教学改革。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搭建这样一个改革的系统工程呢？在观察和分析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江南区推进合作课堂教学改革，现阶段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意识观念，二是技术手段。我认为，合作课堂需要更为现代的教学手段，使其更易操作、实施更有效、发展更长远。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设计：在理论或理念上以新教育的思想和实验为支撑――朱永新教授的许多经典论述已经在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的合作课堂中熠熠生辉，而在技术层面，则可以同步推动数字教室实验项目。

三、江南区的数字教室实验

1.数字教室与合作课堂

数字教室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它有两个“定义”。

定义一：数字教室指的是远程双向互动教室，其核心功能是远程接收，通过互联网或卫星同步接收课堂授课，教师与学生通过视频实现异地交流互动，从而获得与现场教学同样的效果。数字教室还可以利用网络资源，供学生在课后随时点播学习，在课上交流互动，创造出突破时空限制的学习条件。

定义二：数字教室，指数字化革命逐渐深入到教室中，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和师生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众多新型的教学工具更多地融入教室，使教学更轻松、直观。

以上两个定义虽各有侧重，但核心都指向这样两个关键词：“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而这正是合作课堂的核心要义。“合作课堂”与“数字化”联姻，可谓天作之合。

2.数字教室实验项目实施的背景

我们开展数字教室实验，源于对现有的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终端设备最大化和最优化组织应用的考虑。如果以时间来划分，现代技术进入课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代，最早的幻灯片投影机，纯手工绘制幻灯片是这个时期的经典记忆，但严格来说，它还不能称为信息化或者多媒体设备，而只是开启了大屏幕多样化展示的雏形；第二代，引入电视，让校园内的电视广播成为现实；第三代，便是延续至今的、电脑加投影仪的绝妙组合，这个组合还在随着实物投影、电子白板等新设备的投入应用而不断发展，它使信息化教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如今，互联网、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便携式数码设备已悄然进入百姓家，并呈迅猛发展之势，可以断言，未来的社会将是数字化的天下。数字教室，正是受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召唤。

我们早在2011年便启动了数字教室实验，并把该项目作为城区数字校园计划的早期项目，最早是按“互联网+局域网+教学应用终端”的模型设计，并已与移动和联通两家通讯公司就网络平台开展了合作，但一直欠缺合适的终端设备。直到我们开始在一所新学校批量装备交互式教学平板一体机，我们才意识到，数字化教育的大幕已经悄然开启。

2012年9月，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十二五”期间，要努力建设好“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和人力资源强国提供坚实支撑。在政策利好的情况下，有关的各大厂商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拿出了许多先进的教学终端和技术。

那么，只是技术的进步和设备的更新就可以推进教育现代化了吗？显然不是，正如前面的论述所言，实现教与学关系的重构才是关键。

3.数字教室实验的核心是解决三对矛盾

数字教室实验的核心，是解决三对矛盾。

一是解决教与学的矛盾。新设备与新技术究竟能够在教学观和教学习惯上产生多大的替代作用，能够实现多大意义上教与学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改善，是许多教育新科技产品的厂家和学校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教育领域的每一个新的科技产品在做推广之前，多数都会有一个课改项目作支撑，意在真正有助于改善或者改进教与学的关系。

二是解决上与下的矛盾。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观念的推行，到底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哪样更为合理，哪样更具可操作性，争议一直不断。产品的设计、生产者与产品的使用者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一方面是产品的使用者一直在抱怨这些产品不好用，难以适应，甚至还有些极端的想法是“还不如原来的黑板和粉笔”；另一方面则是产品的生产者和推广者强调教师一定要先行适应厂家的产品，唯有适应了新教学设备之后才会有使用效果。厂家极少主动反思产品的改进，如此便把教师和教学服务方固化成了对立的两面。

三是术与用的矛盾。技术真正能够转化为我们教学内力的成分到底有多少？按理说，现在主流的实物投影和交互式教学一体机，再加上互联网，整个系统的功能已经十分强大，此外还有海量的信息和教学资源，这些已有的技术服务产品已经具备了全面应用的能力。然而，现实是，一些教师在新鲜劲过后还是会产生厌倦，以致造成了大量的教学资源的重复投资和浪费。

4.解决三对矛盾的两条思路

解决三对矛盾的美好愿景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自觉融入新的教学技术，形成真正的习惯替代，形成新的教学力；商家重点做好平台设计，使之可以兼容并蓄、纳旧迎新、承前启后、多方共赢。

为此，我们定下了数字教室实验的思路：第一，引导商家为教师创设更为人性和友好的应用环境，关注教师的体验，让教学设备主动适应教师需求，为教师提供更为便利的使用条件。第二，为新装备、新技术的推广做好平台设计，让新的装备和技术担当合适的角色，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合作课堂的数字化方案及其实践意义

2012年，在考察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的合作课堂教改项目时，我发现小黑板是合作课堂小组展示的主要工具，而小黑板的许多原始应用功能存在着广阔的升级空间。由此我找到了合作课堂与数字化结合的契合点，希望可以借助数字化变革，使合作课堂拥有更大的知识容量与更高的教学效率，使课堂在时间、空间和学生个体参与性上实现更为广阔的延伸，并通过优化管理来解决课堂的核心问题。于是，我们出台了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合作课堂数字化解决方案。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自下而上的设计开发。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将数字化合作课堂定义为一种现代化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它利用教学平板（智能交互式教学一体机）、教师操控平板（7寸平板电脑）、学生小组学习活动平板（10寸平板电脑）等现代教学终端，通过搭建服务器、局域网，在教室内架设新一层级的教学互动环境，应用于合作课堂教学，并以此优化课堂结构，提高课堂教学容量及效率。就当前的教学实践来看，数字化合作课堂已经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1.更为便捷的教师控制

教师利用教师端的鼠标控制功能，可以实现在教室区域内对教学一体机的实时控制。把教师从讲台中解放出来，利于教师在课堂中组织教学活动。

2.更为便捷的学生小组展示

学生可以利用平板机进行组内合作学习及组内展示，还可以将学习的过程和成果上传到教学一体机向全班展示并录像存档。

3.更为便捷的教学任务管理

教师可以通过教师端向学生的学习小组发送学习任务、回收小组作业，并对小组的学习过程进行统筹管理，实时点拨、实时评估，使得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更为广泛和生动。

4.更为丰富的终端软件体验

三板中的任何一个平板，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电脑终端，教师、学生都可以通过加载各种应用软件扩展其终端应用，尤其在多媒体体验、绘图、编辑、计算等方面，三板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

5.更为开放强大的互联网搜索功能

数字教室实现了课堂实时联网检索，这意味着课堂信息和资源空间可呈几何级放大。在后期的开发中，网上学习空间、课堂社交工具等新型学习方式的加入，将使一种全新的小组合作学习体验完美呈现，那更是一件令人兴奋和期待的事情。

6.更能激励创新的互动平台

“易课数字教室教学平台”是自下而上生成的，先天就具有更为开放、自由的使用空间，教师有很大的定制权限。作为一种开放的平台，它使得多种应用软件可以自由组合，更能激发师生的创新热情。在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的前期实验中，有不少应用就是学生自创的，这也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更为有趣和充满想象。

合作课堂教学模式的数字化发展，是学习新模式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共生组合，有效地改变了以往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推广时孤军作战、仅是教学附属品的格局。不言而喻，这种1+1>2的模式对未来教学改革的意义重大。

五、合作课堂数字化带来的启示

南宁市五一中路学校的数字化合作课堂，技术平台的开发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困难和挑战都是空前巨大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教师对新设备新技术的掌握和内化还需要时间磨合；二是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时需要实现从附加式备课向结构化备课转变；三是软件平台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四是终端设备的成本还需要控制，以满足批量装备的基本要求。但是，我们坚信，数字化合作课堂是课堂教学的未来。随着全息投影、云计算平台、桌面电脑等高级终端的投入使用，技术进步的量变聚集终将到达临界并实现质的飞跃。在教育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学生的学习行为与知识建构、教师的地位与作用等都将被重新定义。更重要的是，教与学的关系将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构，一个新的教育时代终将到来！

教学改革的困难，关键在于它本身是对现有体制格局的破坏和重构。因此，一些个体对教改的抵触和反抗是本能的。学会包容，学会期待，教改既是变革，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成长来自学生、老师、家长和校园，犹如生命之春天百花竞放。教育变革是对我们这个生命体的进化，每一次穿越和攀升，都是一次思想的顿悟和优化，我们要实现的是从与众不同到脱颖而出，从卓尔不群到出类拔萃。

新教育常常用毛虫与蝴蝶的故事启迪每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仁，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就算是一次次地作茧自缚，难道不正是为了破茧成蝶的那一天？我们在行动中感悟，在感悟的阳光下携手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合作课堂教学模式的数字化发展将在凝聚大家的正能量中走向辉煌！

篇(7)

关键词：主体间性 数字传承人 文化遗产事项

当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数字化是这些浪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照搬和简单重现，而是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解读和表述。区别于传统方法，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全新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构和再现，而载体的转移必然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使文化遗产内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中，一类新的传承主体呼之欲出――他们掌握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共享和传播。在这个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的过程中，文化遗产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共享和传播，即使是原本唯一、不可共享和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变成了无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的介入使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观念和传承都发生了若干变化，用波斯曼的话说就是，“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传承人是文化遗产传播和生存中的又一类新型主体。他是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技术和表述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实施者、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中各个环节的一个交会点，与各个因素密切作用。具体来说，纪录片创作者、数码摄影者、网站策划制作人、影视动画编导、拿起DV的村民和学生……无论其具体目的、做法，只要是在这类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客观上进行了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的主体，均可纳入本文所论的数字传承人的概念范围。

主体间性的提出

20世纪美学发展中有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从客体性（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主体间性”是英语“intersubjectivity”的直译。学者多认为，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超越，突出地表现在认识和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模式上。主体性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简化为“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单向模式。主体间性理论则提出了“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主体”的认识模式。把主体性置于主体间平等、融合、一致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单向思维模式的局限，使人类的认识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主体间性的提出让美学家脱离了从反映论到主体论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局限，关注到存在的更本质的方面――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生存的自由本质的问题，也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②。主体间性理论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所以主体间性不是反主体性，而是注重和强调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既然如此，与主体自我相对的他者就被赋予了与主体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地位。

美学是艺术的抽象，传播是行为的抽象。主体间性的提出也让我们在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研究中看到了这种更深层次的解决：主体间性的引入，使原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它们同样不再是字面上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而是传播活动中两个共生、平等和交流的主体，在传播中对话与互动，主体间性是对二者关系在新的基础上的修正，是对主体性的一种现代修正③。主体间性的引入也使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意义。

数字传承人既可以是遗产地民众的成员掌握了数字技术而成，也可能来自外族（事实上目前大部分专业的数字传承人是来自外族的），比如媒体从业人员、比如具有一定资金背景和相应立场的课题组、比如商业公司策划创作人员。一般而言，目前出现的数字传承人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二是电视台等媒体的工作者，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连续的过程都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中；三是商业公司中的策划和创作人员；四是遗产地民众，包括掌握了一定数字化技术和技巧的村民和学生。这些人原本可能对某一文化遗产有一些初步的兴趣或认识的需要，也可能是全无认识，相同的是他们在与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才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该文化遗产的图式，并不断丰富、完善之，进而产生“不吐不快”的表述的冲动，开始了数字传承活动。

数字传承人往往以其见多识广和对遗产的研究理解之深透，而得到遗产地民众甚至各级地方政府的“拥戴”和仰视，他们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很多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都深有体会。所谓“你比普洱人更了解普洱”、“你比会泽人还会泽人”，说的就是这些数字传承人在遗产地得到当地人的肯定与褒奖，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遗产事项本身在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发生了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会得到文化遗产持有者的赞同。

数字传承人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在深刻理解遗产含义和当地人愿望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发掘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长点。一项文化遗产在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它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如果还存在密切联系，它就具有强烈生命力，如果已经有了更好或是更经济的替代，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不是它就就此作别了呢，先生曾说过，“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作用时还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物质界是死不能复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和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又复活。”④这“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需要”就极有可能是文化遗产的另一次生命的绽放。当前文化遗产的“旅游化生存”，其形成与数字传承人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纪录片、DC影像的创作者以自己善于发现的数字眼睛看到了美妙绝伦的文化遗产，把他们介绍给了更多的眼睛，把当地人眼中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和场景拿去满足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提升当地GDP的功能。

祁庆富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⑤。数字传承人要完成一部杰出的文化遗产作品，不仅要深谙自己看家的数字媒体技术和技巧，更要全面掌握所要表现的文化遗产内容、遗产地民众的心理和认知，不仅要关注遗产事项，还要像当地人一样去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从《三里》系列的纪录电影开始确立的两个创作原则（第一，长期驻扎拍摄的方式，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第二，“支持者”理论，摄影机要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可以说是这种关注的杰出典范――13年的乡村生活，“在山形县上山市的岁月里，小川生活得像个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和老乡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讨论乡村事务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会认真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摄制组的成员插秧时，蜻蜓居然能停在他们身上久久不去，这是很有经验的农民身上才出现的现象。”⑥优秀的数字传承人应该是充分掌握遗产技术技巧和技能的人。特别在大众传播媒体逐步数字化的时代，媒体和优秀的数字传承人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影响力更是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

文化遗产也不是铁板一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它一方面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艺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产保护法》）⑦，是具有相对稳定内涵和外延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产生于特定历史的特定民众生活之中，因此，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打上了特定时代和历史阶段的文化烙印。正如克莱德・伍兹所言，“在所有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变迁是一个常数。”⑧而变迁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除了遗产自身的特质以外，民众生活方式、看待问题（包括遗产）的视角的转变，甚至数字技术的推广，如网络的普及，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在当时代的变化。

于是，主体间性的提出，成为文化遗产与数字传承人在当代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文化遗产事项的主体性

在主体间性研究的视域中，对象（特别是作为自然物的对象）的主体性至今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文化遗产与纯粹的自然物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具有人和自然物之间的过渡性，带有两方面的特征，因而探讨其主体性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

文化遗产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存在，是人类生活的场所、工具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但它又不是纯粹被动的、客体性的存在，借用崔保国教授对媒介的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一条鱼”，是有着自身生命规律的一个活的系统⑨，也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生存与发展，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要求和特定的生态发展规律，与其发展环境――包括人类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的特征，如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略特所比喻的，文化像是一棵树，“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精心地加以照料，等待它届时长大成树；当它长成之时，如果你发现，一棵橡子长成了橡树而不是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⑩文化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架机器，不是设计制造的结果。文化遗产亦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它具有内在的基因谱系和生命能力，又与外在的条件相关联和对话。

作为“人”的数字传承人在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中无疑有着其主体性的一面，诸如自觉、自主、能动、创造等特性，在此不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在与媒介的关系中既受到自身资质、组织、环境、公众等条件的制约，又受到与媒介有关的诸如对媒介的印象、媒介符号的特性、媒介技术的掌握程度、媒介内容的制约、媒介的公众形象等条件的限制，在这种关系中他并不是手持枪弹的士兵或指挥者，而是既引导又遵从，既主动又不唯我的一个角色。

而数字平台的出现，把文化遗产的这种主体性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让对话和交流得以流畅地实现。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事项正是这种关系中的两个互主体。

这样，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事项本身的主体性。就像小川绅介说的那样：“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你拍摄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要“感觉到劳动者心灵的呼吸”。有人总结说，“三里8年，牧野13年，长期的住宿拍摄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今后很难再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这其实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的高度。

主体间性的实践化

文化遗产的传承（包括数字传承）中发生着一个主体间性实践化的过程。一方面，数字传承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对传播中的众多遗产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本身又以自己的特点和生命特征而约束和限制着数字传承人的行为，影响着其传播效果。

学者彭兆荣说，“遗产其实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和目的性宣传的产物”，这中间就包含了包括数字传承人在内的主体对遗产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把关。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各级主体层层把关的最直观的结果。某一项遗产上不上名录、上何种级别的名录，以何种方式何种面目登上名录，都经历了毫不亚于新闻素材选择的若干“把关人”和“把关”的环节。数字传承人主要涉及文化遗产数字表述中选择和呈现的环节。

我们面前的文化遗产多如过江之鲫，特别是非遗的活态化特性使其存在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能够进入高级别的名录就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一系列“GDP化”后续行为，所以在进行上文所述之“划分”、“描述”、“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主体的“选择”、“主观”、“经验”和“目的”就成为把关的标准，而数字传承人则在此标准下力争使自己手下的数字化作品成为实现这种“选择”和“目的”的有力推手。于是，来自大众媒体的数字传承人要“好看”（这与收视率和票房密切相关），来自研究课题组的数字传承人要“完备”（这是研究的需要），而村民和学生则更多的是凭直觉（“我喜欢”与“你喜欢”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在数字化的不同阶段，比如拍摄和编辑等不同阶段，这个标准还会发生一些具体的变化。数字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以自身的教育背景、能力特长、兴趣爱好，带着先见（或者说偏见），对遗产事项进行着选取和呈现，使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视听语言、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个人对遗产事项的理解和阐释，担任了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把关人角色。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化遗产事项亦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与样态，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去生存和发展，是有着其自身相对独立与特殊的生态发展规律的，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而且不同的文化遗产事项有着不同的特征，特别是活动和视觉的特征。这使得文化遗产事项本身又在各类数字化设备、手段、方式，甚至数字传承人的选择上，充当了另一个主体。

正如著名女导演彭小莲所说，“很多时候，为了准确表达影像，我会从设备开始考虑”，数字摄影、摄像、计算机图形图像、网络……各类数字设备、手段和方式在其技术、符号、市场诸方面均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各类别的文化遗产表现和再现能力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甚至在一定要求下，在数字化已成为趋势和潮流的今天，一些非数字化的手段，如胶片摄影，还保留着自己的空间，对此，数字传承人的主体性等因素固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文化遗产事项本身主体性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定题材与特定数字传承人之间的明显联系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哈尼族题材与孟家宗、比如马帮片和郝跃骏。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创作电视剧《哈尼姑娘》以后，孟家宗先后策划、创作了电影《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红河》和22集专题片《雕刻大山的民族》，40集电视剧《天下一碗》（合作）等一批以少数民族特别是哈尼族题材为主的作品。孟家宗生长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初中就开始从事创作活动，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深深的眷恋，他说，“我对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地，从年轻时开始，我就把红河作为我的生活基地，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特别是哈尼族和彝族学习并进行研究。我的作品中要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神，而不是形。”

结语

数字传承人与文化遗产事项之间，并不完全如我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保护与被保护、传承与被传承的主客关系，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过程中，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又相互把关，在交流、对话与把关中践行了主体间性的内涵。

在主体间性的语境中，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互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本身的主体性。提升遗产事项和民众作为主体的话语权，是民族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在文化遗产事业中普及数字技术的意义所在。(本文为云南省哲社规划项目“传播生态学视域中的云南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B2009043）

注 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②③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第262页。

④方李莉：《景德镇民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⑥程晓筠、支菲娜：《在场者的诗意记录追忆日本导演小川绅介》，http：//ent.省略/m/f/2008-04-03/12131973316.shtml，2010-08-14.

⑦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2008（1）。

⑧克莱德・伍兹［美］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⑨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http：//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4327，2008-04-28.

⑩T・S・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基督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彭小莲：《理想主义的困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第157页，第189页。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盛雪梅、文剑、孟家宗：《乡情造就“红河三部曲”》，http：//paper.省略/category/3100302/2009/09/14/2009-09-14_770413_3100302.shtml，201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