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7 16:05:54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发展动能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经济总量近1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5%。进入2016年,中国开启了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GDP、物价、就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结构持续优化,动能转化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从经济结构看,服务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投资。从发展动能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发展潮流和社会时尚。这些新动能虽然还不足以替代传统动能,但是其成长速度之快,足以让人畅想中国经济未来的新蓝图。
中国经济的新变化、新动向,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信心”―中国经济的结构在优化、质量在提升、动能在积蓄,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不会出现“硬着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在新常态的大逻辑下,观察中国经济必须有新的视角;发展中国经济,更需要依托新理念、打造新动能,并使新动能蓬勃发展,撑起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天地。
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必须把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运用好创新的理念,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广泛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不同领域融合发展,催生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更加符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汇聚各方面力量加速创新进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打造新动能,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把政府该放的权放出去,能放给市场的直接放给市场,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而且还要探索包容有效的审慎监管方式,引导和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打造新动能,必须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需要和世界各国取长补短,互学互鉴,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将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开放,为外商提供更多投资机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无论是合资还是独资,都将一视同仁。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徐麟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愿从五个方面与世界各国一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一是发展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数字经济;二是发展以协调包容为要义的数字经济;三是发展以开放合作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四是发展以安全可信为前提的数字经济;五是发展以造福人民为宗旨的数字经济。
浙江省政府副省长 冯飞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承载的不是简单的0和1代码,而是10多亿中国人乃至全球70多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新经济、新动能,这是全球经济的焦点,数字经济的出现点燃了新动能,点亮了新经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曙光。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 金建杭
未来普惠共享的经济体,一定是商业主体剧增,人人都能在网上进行经营,人人都能获得贷款,人人都能进行全球消费;商业竞争已经从拼关系、拼资金、拼地段变为拼智慧、拼数据、拼计算;商业结果从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谋求暴利,转变到诚信是财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构建普惠共享经济体的过程中,我们觉得整个社会都需要大勇气、大智慧。
领英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 里德・霍夫曼
中国发展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速度能够这么快,他们有快速的时间马上进行尝试,看看做法、技术和模式是不是有用,他们可以在各个地方快速地进行布置。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客户群,而且是做到了全行业的开放,使其能够在各个行业中进行创业和创新。
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
数字经济跟传统的一般制造最大的不同在于,数字经济让我们学会了怎样从传统的制造变成智能制造。我们利用制造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数字,来让我们加上互联网的运用,所以我们叫做“智能制造+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而智能制造所产生的数据也就是我们智能制造的平台。
【关键词】经济下行 经济动力 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是十分不平凡的,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种矛盾风险显现,但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全年预计经济增长6.9%,可以说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尽管投资、出口、房地产、制造业等的增长出现了较大的调整,但企稳、向好因素也在增多,甚至在不断加强,既实现了就业稳、物价稳的双稳态势,又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取得了明显进展。2015年经济运行的最大特点是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形成行业间、区域间明显的分化走势,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进程明显加快的重要表现,国民经济在分化中趋稳,在分化中调整,在分化中升级。2016年及“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一些领域的风险也会加快释放,经济运行的困难和挑战将继续加大,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必须坚持做好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综合平衡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平稳度过高风险的新旧动能转换期,实现新动能驱动的新增长,使发展进入新境界。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新旧动能转换
与2014年相比,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GDP季度增长首次跌至7%以下,投资、出口、工业都出现较深的调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
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是转型期的阵痛。把握这一特点极为关键。传统的增长结构和动力进入深刻的调整期,而新的增长结构和动力在加速酝酿中,但由于其体量还不够大,持续快速增长的格局还未最终确立,不能有效抵消传统经济领域的下行压力,因而经济总体呈现持续下行态势。一些行业深度调整,持续调整,而另一些行业则如初升太阳,勃勃生机,经济运行复杂多变,给人们准确地把握经济总体态势增加了难度。如果仅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容易得出在逐步变差的悲观看法。既要看增长,又要看结构和效益变化,既要看短期,还要看长期趋势,最主要的是看新的增长因素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谋求的就是新增长新发展,即通过结构优化升级和培育新增长点,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持续平稳增长。对传统经济领域的调整要有平常心,传统经济领域调整是周期性的,更是发展阶段性的,是合理的调整,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可避免的阵痛,对解决我国的长期结构性矛盾具有积极作用。经济政策主要是防止它们在短期内下滑过多过猛,而不是逆趋势促其回升。
另一方面,在新旧动能转换期,只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经济下行是可以做到“减速而不失势”的。尽管这几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很大,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可以“化急调为慢调”,努力实现“软着陆”。2010年我国经济在强刺激政策影响下出现了强劲反弹,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新常态)和政策效应递减,不可避免出现了明显调整。GDP增幅从2010年的10.4%,经过两年时间回落到7.8%,下调2.6个百分点,而2013年至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3%,两年仅下调0.5个百分点,2015年下调幅度略有加大,但仍然处于合理范围内。这不是因为调整压力在减小,而是稳增长和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双结合的有效支撑。总之,尽管近期传统经济领域下行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投资、出口、工业调整幅度很大,但总体经济调整是温和可控的,是软着陆型的调整,而不是硬着陆的调整。
新动力、新动能是使经济下行而不失速,提质增效,实现进行平稳水平增长的关键力量。最近刚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核心是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培育新动力新动能,二是补齐各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哪些是我们在加快培育的新动力新动能呢?我们认为,新动力、新动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从产业看,新动力主要体现为服务业拉动作用增强,新产业、新业务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最近两年持续上升,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了50%,达到51.4%,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不仅有效地减缓了经济下滑趋势,而且是保持就业平稳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分化走势中,最令人鼓舞的是新主体、新业态加快孕育。政府简政放权、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连续三年新登记注册企业数保持20%以上的增长就是明证,今年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其中新产业中,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量是最大亮点,出现了年度翻番的好形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了11%,比2014年同期提高1个多百分点。还有,传统制造业在加快调整,一些装备制造业明显升级,国际化、品牌化水平明显提高。这些都表现,中国的产业分化中调整,在分化中升级,产业的动力动能在加快转换。
其次,从需求上讲,需求结构在明显优化,主要表现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逐步增强,消费结构在加快升级。在投资增长出现趋势性放慢的同时,最终消费持续平稳增长。2012~201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均在10%以上,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比提高了9.3个百分点,达到了58.4%的较高水平,这说明需求的增长结构正在由投资主导逐步向消费主导转变。最重要的是消费结构在升级,新消费热点加快形成,如连续三年来网上销售继续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休闲旅游、健康养老、教育文化等成为新的大众消费热点。
再次,新动力和新动能还体现在新的增长空间得到明显扩展。一是国内的增长空间在扩大,如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快于东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中西部地区正在形成许多新的增长极或增长活跃区域,中西部内需市场在明显扩大,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在调整中有更大的韧性和更多的回旋余地。二是国际的发展空间也有明显拓展。中国政府、中国企业,越来越具有全球眼光,着眼于全球视野来解决我们的一些发展难题,通过加快推动国际化战略来扩大发展空间,并借此来倒逼国内改革和结构调整。
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风险防范
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既是培育新动力和新动能的过程,也是各种风险和矛盾加快释放的过程。要高度重视新旧动力转换中各类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避免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经济风险。最近几年以及未来几年,都是我国经济风险集中释放期,这是不难预料的,如房地产调险,股市暴跌,一些行业因严重产能过剩而引发坏帐大量增加进而破产倒闭,行业性的、局部区域的金融和财政风险,PPI长期持续下降所产生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如果预防不到位或处理不当,将会对短期经济运行和长期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必须高度重视。
从金融方面来讲,不仅现实的风险压力在明显加大,而且潜在着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如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款已连续16个季度上升,尽管总体不良贷款率较低,但在加速上升。2015年股市的持续暴跌既暴露出我们股市中高杠杆、不规范等问题,也警示我们,金融风险容易从一点、一面扩大,最终酿成更大的风险。
化解风险,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预化”,另一种是“后化”。“预化”就是对潜在的巨大风险在其爆发前予以分解、内化,使其不再集中爆发,或爆发后所产生的影响已减至最小。而“后化”就是一些难以预料的风险已充分暴露,需对其及时有效的处置。要防止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经济风险进行分类分级,建立统分结合的综合预防和治理体系,金融监管部门要把好总闸门。二是以预防为主,做好风险预警。防治结合,以防为主。2015年的股市暴跌风险是一个很大的教训,防止暴跌的最好办法是防止暴涨,我们对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有经验教训,比较重视防范,但对房市、股市等影响面大的资产价格波动缺乏警觉,在预防上下的功夫不够,或盲目乐观,或任其自然,甚至有明显的助涨倾向。要利用好大数据对经济金融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一些风险问题,还需要引导,对其进行分流释放,以避免其累积酿成冲击过大的系统性风险。三是重视培育中立的经济金融风险评级机构。风险管理需要跟踪、研究和深入评估,让风险在未集中大爆发前正常的经济运行中逐步化解,即利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风险。
应多管齐下,加快培育新动能
阻挡经济下行的根本对策,就是加快培育新动力新动能,用新动力新动能代替传统的旧动力旧动能,动力动能转换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全面升级的过程。因此,明年及十三五规划期间,必须在培育新动能上加大“马力”,特别是通过加快结构改革和结构调整来促进新动能的加快形成。
一是坚持以调结构为重心,促进国民经济在稳增长中加快转型升级。稳增长,关键是稳就业,稳增长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向,不走老路,不搞超发货币,不搞大规模强刺激,而是要走新路,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依靠创新和结构升级,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就业容量,把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和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升级。最近几年新一届政府探索的一条重要经验是,稳增长要与调结构有机协调,两者不能偏废,不能为稳增长而稳增长,也不能为了调结构而忽视增长或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增长是调结构的前提,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长久之策。2016年我们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稳增长与调结构都十分关键,但从保障“十三五”发展目标的实现和更长远计,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优化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因此,要要保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基本稳定同时,更加注重调结构和转方式,在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稳增长,增效益、添后劲,从改革、惠民生中要动力。
二是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改革是推动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如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不再具备高增长的条件,外延式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必须培育和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只有深化改革,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才能既增强市场活力,又能显著提高我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使经济在结构优化升级中保持中高速增长。三年来,新一届政府始终坚持和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以激发活力增强创新动力,激发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着力提高创新发展的便利化和回报率。2016年进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要继续深化“放管服”结合的系统性政府改革,最大化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使放权放到位,监管上水平,服务能精准。加快消除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公平竞争,特别是要着力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限制,扩展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加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全面清理和规范各种政府收费行为,力争在两年内将各种政府性收费减少一半以上。继续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把总量调控与结构改革结合起来,在做好金融、财政总量调控的同时,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三是以全球的眼光和大开放的思维,解决我国的产业结构和产过剩问题,在显著提高国际化水平中培育我国经济的新优势。为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需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拓展空间,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要以新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倒逼产业升级,倒逼国内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让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锻炼自己,壮大自己,实现产业在更加层次上追赶目标,乃至超越。另一方面,继续加快我国优势产业走出去、广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以全球的视野解决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加快中国制造走出去和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是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举措,能取得一举多赢利的效果,不仅有利于形成优进优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而且能显著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和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压力,同时,还有利于相关国家加快发展、扩大就业,并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国际产能的直接合作或第三方合作,都要以一带一路战略为重要抓手,发挥政府与民间两个积极性,积极谋划,扎实推进,抓出成效。
四是千方百计鼓励“双创”,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转变。着力推动“双创”,是抓住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金钥匙”,将汇聚的是新的改革红利和人力资源红利,是加快产业升级、扩大就业、提高人们福址的根本推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不再具有按劳动力等各种要素便宜的优势,但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人力资本,特别是每年新毕业大学生有700多万人,累积十多年,我们便新增上亿的高素质人力资本,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特大“金矿”,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宏观调控创新和宏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将这座“金山宝库”变为新的生产力,变成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发展。只有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才能减弱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双创”发展将会带来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政府改革、教育和人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为人力资本的成长创造越来越宽松的外部环境,让创新精神深入亿万民众,让创新的成果全社会分享。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可及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企业和个人创新搭建最便利的服务平台。
五是坚决推进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结构调整。要痛下决心,釜底抽薪,淘汰过剩的产能。工业的调整升级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要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相应的税收、会计、折旧等政策,鼓励企业生产新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支持关停并转企业下岗职工的培训,转岗和再就业。
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经高度赞誉中国经济成绩的观察者,也不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悲观看法;一些长期唱衰中国经济,一次次喊着“狼来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预言者,这回以为终于被自己误打误撞说中了;还有一些投机者,以为中国增长的减速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跃跃欲试地要做空中国经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关键词:新形势;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01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结构开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整。在这种调整模式中,我国的实体经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对我国的实体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革。
一、实体经济发展是培育我国新增长动力的关键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不断转型,因此,壮大我国实体经济成为了我国当前积极发展的重要策略。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过程中不难发现,我国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我国供给侧目标尚未完成的事实,其主要的表现在于我国的新增长动力和旧增长动力之间的接替表现上。在这种现状下,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在新形势的冲击下,我国的新增长动力需要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虚拟经济占据了我国过多的发展资源,给需要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的新增长动力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局限。而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供给测结构的改革是为了对我国新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和提升。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新增长动力的核心驱动必不可少。而作为新增长动力核心的实体经济,必然需要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二、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方向
1.扩大制造业总体规模
作为我国的第二经济产业,我国的制造业在长期以来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虽然经年来我国的第二产业平均每年的增值要高出发达国家百分之二十以上,但由于我国占据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人均第二产业增值上却仍然处于落后水平。虽然我国的人均第二产业增值较低,但从人均增值上看我国的第二产业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对新形势下的实际经济发展,我国还应该局域扩大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提升我国人均第二产业增值。
2.提高制造业产品质量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制造业总体规模还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成为了拓展我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因素。而在实际上,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着实令人担忧。虽然在近年来我国的制造业产品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而在整体的产品质量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严重危害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形象,同时也限制了我国国内需求空间的释放。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必须要着重于提高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只有通过质量的提升,才能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有利于释放我国国内的需求空间,为实现我国的新增长动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3.结合新科技技术发展
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新科技技术的有效应用。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新的科技技术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基于新科技技术产生的新的实体经济也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对新实体经济发展的分析,本文认为,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必须要充分融合新科技技术,只有紧随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三、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
1.规范实体经济市场竞争
我国经济新常态理念的提出,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开始不断优化和升级。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了推动我国新增长动力发展的重要核心。因此,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说,必须要严格规范我国的实体经济竞争市场。一方面,需要我国建立健全的市场监督管理制度,同时对我国的制造业制定一系列的质量控制标准、生态环境控制标准、劳动者保障制度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国制造业过降低成本而注重经济效益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其主要的变化在于调整了我国企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同时也加大了我国企业的内驱力。而通过竞争市场的控制,也能够充分激发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这与我国新形势下企业经济发展理念相符合,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2.将动力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新形势我国对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对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的要求尤为重视。因此,如何鼓励企业积极创新成为了关键。鉴于这种状况,在新的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必须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高效、便捷在给我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的信息安全隐患。尤其对企业的某些知识产权来说,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创新技术被他人剽窃的现象仍然严重。归根结底来说,是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而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我国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将会大大下降。因此,为了壮大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
3.调整实体经济发展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从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变化。因此对我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其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l展速度,而是如何做好实际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以往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结构过于重视投资驱动,而忽视了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必须严格按照我国新形势下提出的各项标准和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只有充分增加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资源以及创新投入,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能力提升才能拥有一个强力的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首先必须要严格遵循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构。只有充分明确我国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模式调整进行有效的提升措施。
参考文献:
2017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年,针对工业领域的突出问题,还需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实施创新驱动,促进新旧动能顺利转换;同时也要顺应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我国工业竞争新优势,保障工业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工业领域新旧动能顺利转换,是新常态下保障工业平稳健康运行的关键,既需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也需要借力“互联网+”主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一是各地聚焦发展的新兴产业在高度对接《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的同时,也要考虑当地产业基础,体现当地产业特色。
二是积极创建制造业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要解决从实验室产品到产业化之间所谓的“死亡之谷”问题,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三是采取产业投资基金等形式,优化政府对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的投资方式。
四是加强制造业网络化协同,通过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使传统产业释放新的增长动能。
激发企业投资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一是进一步拓展民间资本投资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使民间投资“有门可进”。
二是加强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服务,搭建民间资本金融运作平台,使民间投资“有钱可投”。
三是在推广政府和社资本合作(PPP)项目的过程中,要积极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价格改革,完善财政支持、融资支持、资本退出等配套政策,建立合理投资回报机制,使民间投资“有利可图”,从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
持续推进三品战略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推广建立重要工业产品追溯体系,在婴童用品、家电、药品、食品等消费者密切关注的领域实施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质量自我声明和质量追溯制度。
二是在家电、家居、家纺、食品等领域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丰富产品供给品种,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时尚化、智能化、绿色化等需求。
三是积极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开展众包设计、在线创客平台等设计创意模式,创新产品供给模式,实现供给者与消费者大规模高效互动。
继续深化产融结合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一是积极探索产融对接方式,支持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健康发展。
二是继续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对接合作。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
四是支持企业多元化融资。
顺应经贸规则趋势
重塑工业竞争优势
一是密切关注和跟踪最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动态。
2016年9月在G20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这些判断引起了与会各国的强烈共鸣。
作为“中国方案”里的重要内容,《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出炉,让数字经济成为与会各国创新增长方式、注入经济新动力的共识。面对起伏不定的世界经济形势,网络信息技术等产业再一次提供了发展的风口。时隔半年,新华三于日前在G20峰会会场上举办了一场以“新IT 新经济”为主题的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
新IT 新经济
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信息技术为内生动力,融合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数字经济革故鼎新、大势已现,自身发展及其对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均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则成为关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此时新华三提出的“新IT”无疑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看来,新IT+新经济的组合,不仅促进各行各业的进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制度建设与行业形态的重大变革。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加工处理的专业化与产业化。数字经济的规模包括了“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本身;以及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的“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新华三提出“应用驱动 云领未来”全新IT战略,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为载体,利用信息化的技术去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营造出热气腾腾的发展场景。
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串街走巷的外卖小哥、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甚至连路边的煎饼果子都可以扫二维码支付,明显能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
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移动。新IT带来新的数据,数字经济已经实际出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是必须的。
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当实体经济搭上数字化的顺风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第三方研究机构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认为:“未来,企业IT基础设施和软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将用于基于云的产品,全球每5个互联‘事物’就有1个在中国。”
数字化经济的六大特点
IDC的数据显示,第三平台和解决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11.8%,到2020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在中国,数字化转型经济时代来临,政府将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第三平台市场,信息和通信技术花费将达到8440亿美元。
IDC从互联“事物”、巨型云平台、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数据提供商、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户/DX使用案例这6大维度,全面阐释当今的数字化经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互联”事物: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物联网的逐步成熟,万物互联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在主要处于人与人连接的时代,以后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将会普及,万物互联是最终目标。
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互联的物联网端点达到150亿,到2020年将达到300亿,2025年更是达到800亿。而包括农业、公路、金融等各行各业的物联网支出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巨型云平台:云已经成为IT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云计算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驱动力。而云2.0的到来,分布式架构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联网数据将在云边缘地带得到处理。
云的普及让安全成为一切的基础。根据IDC预测,到2020年,IT领域顶级安全服务将从云端提供:云驱动加密、威胁分析、区块链和合规性。同时,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为企业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到2020年,DX团队将从外部开发者社区(通常为开源社区)采购80%以上的解决方案组件。
数据提供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能够创造价值,发现新东西。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数据不流通,企业数据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拥有DX战略的企业将把外部数据源扩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务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将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经纪人产生。
客户/DX使用案例:IDC预计,2019年,全球企业将在技术和相关服务上支出2.1万亿美元来实施和管理DX举措。
信息技术走向融合
数字化成为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从流程、业务和运营都在走向数字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波浪潮,技术成为企业转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正迎来新技术产业的黎明。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新IT则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
于英涛表示,新华三一直十分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并将“引领新IT,助推新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诉求。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完善的服务以及全面的生态合作,新华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更好地支撑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与转型升级需求,橹泄新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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