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范式精品(七篇)
时间：2024-03-20 15:36:26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分析范式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关于演进经济学及其范式的一个理论说明
演进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研究经济行为演化的学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存在的学科（贾根良，1999）。演进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当代高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创新变迁状态，主流经济学无力解释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变迁势态；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认知科学、生物基因科学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理论、非平衡系统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革命性进展，为一门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以及分析工具。演进经济学由此出现和成熟。
沿着schumpeter（1912）开辟的研究方向，15近几年来演进经济学在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制度变迁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相比主流经济学，演进经济学还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数学推演以及严整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同样可以归纳出其独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进经济学的内核可概括为：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非均衡的演进状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时间不可逆。演进作为一种过程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流逝的时间本质上是不可逆的，是单向的，是无法重复与试验的。时间不可逆决定了经济系统演进的路径依赖特征；（2）非最优与多样性。在各种高度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扰动下，经济演进过程是非均衡状态，演进过程无法实现最优解。另外，路径依赖以及随机因素扰动决定了系统中个体之间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都将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别，从而出现个体行为的多样性；（3）群体协同演进（coevolution）。生物学新的研究发展表明，施加选择压力并被生物所适应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概念，既包括变化着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变化着的生命方面。生物个体及与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环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间“协同演进”并彼此适应而非“生存竞争”，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对演进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态系统协同演进观是生物学类比的演进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与内核相对应，演进经济学的保护带包括：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备且非对称分布。这里的不确定性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进状态的持续存在；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着对最优解的否定，意味着多样化世界的本貌；这里的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表明了个体的异质性以及信息（知识）分布的差异性，意味着经济个体获利机会的不同。
演进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决定了演进经济学对知识的应有关注及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实际上，演进经济学的最初发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创新理论之中的，演进经济学的成熟是与创新（本质上指的是知识创新）理论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内在排斥的关于知识的一些重要命题和原理，如知识创新、知识演进等问题在演进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阐释。
（二）演进经济学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进范式，经济学家们对知识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首先是对知识性质的深化理解。
1. 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知识要素的复杂性、知识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识作用于经济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知识创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中，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在schumpeter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就是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16与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世界直接对应的必然是认知主体的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知识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和主观反映，知识创新是知识主体对不断演进、变迁的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机体的认识深化。
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知识创新属含着高风险性和高成本。知识创新的持续、顺利推进需要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分摊机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这样，就需要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各相关经济主体、各契约组织之间的有机协调、配套以及紧密合作，充分发挥系统效应。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形成。同时，创新知识的应用、传播、扩散与检验也必须依托于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体系。总之，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也即知识创新具有系统性，而且，知识创新的系统性与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知识的不可逆性。这里所谓的知识的不可逆，是指知识所有者对某种特定知识的学习、获取、体验、应用必须在而且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时空状态下进行，不同的时空状态（这里所说的不同时空状态是种区间意义上的时空，是可鲜明地予以辨认和区分的）决定着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知识存量，也决定着不同知识应用的不同效果。换句话说，知识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的实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产生于知识主体对知识体验的时空性。这既包括同一知识主体在不同时空中形成的知识的异质性，又包括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异质性。
知识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业知识的异质性。不同的企业知识，依托于不同的知识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约组织载体身上，具有实验意义上的时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之间知识的异质性框定了不同企业相应的竞争行为以及战略取向，进而决定了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竞争优势以及利润获取上的差别（刘刚，2002：第66页）。正是因为知识的不可逆性，nelson & 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 & hamel（1990）等才把企业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行为的基础以及利润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各自的经济理论研究。
3. 知识的难言性。因为语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识具有难言性。任何知识都含有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的成分，我们可以明晰说明的知识仅仅是人的知识当中可用语言交流的那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知识是难言的，这种难言的知识也称为隐性知识（polanyi，1962）。研究知识难言性的重要意义在于：（1）个体或组织的隐性知识是一种高度专用性的、难以转移的且难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竞争性要素，这意味着经济个体和组织具有是异质性；（2）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是难言的，如何把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以表述的、规范的显性知识而加以利用就显得相当重要；（3）隐性知识是难以直接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计量定价的，需要一种特别的定价机制。
（三）演进经济学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
对知识性质的上述判断、理解与解释，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知识演进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演进经济学家眼里，知识演进机制就是知识创新机制，而关于“怎么做的知识”的技术的创新与知识的创新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演进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来展开的。在现有的文献中，有关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机制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创新的动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识创新动力源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认为，不论是在经济组织外部，还是在企业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技术，都是创新的源头，进而提出了“科技推动说”。 schmookler（196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创新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也是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要受市场需求的引导和制约。换言之，在刺激科技创新方面，需求比科技进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动说”。mowery & rosenberg（1979）则指出，供给和需求都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只是在不同产业中以及在创新的不同阶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如何，技术和市场都是创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对于创新而言，科技推动与需求拉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这就是创新的“双因素说”。
2. 创新的契约载体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识是生产中最有力的发动机，而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的形成。penrose（1959）则直接把企业的本质理解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也即“企业是知识创新体”。在penrose看来，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就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把关联的和正式的知识转化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针对性的隐性知识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逐渐形成了程序化的决策机制，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才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在penrose的基础上，nonaka（1994）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知识创造螺旋的动态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知识创新与知识积累过程被具体描述为四个知识转化模式，即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组合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等，这四个模式互为一体、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企业组织知识创新与积累的机制。
知识拥有状况框定了企业知识创新与积累的几率，进而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内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17其中，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被prahalad & hamel（1990）称为核心能力，企业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积累及由此所决定的竞争行为或战略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nelson & winter（1982）的企业演进理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企业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表现为组织“惯例”，惯例框定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行动方式，决定了企业的竞争策略及其后果。同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样，表现为惯例的知识也是高度隐性、难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 & winter同时指出，惯例象生物进化理论中的基因，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惯例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惯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 and shuen（1990）的动态能力理论则从演进的视点具体分析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组织发展问题，这引起人们关于如何运用已有知识去开发新知识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组织学习理论就是对此的发展和深化。组织学习理论的基本命题是：（1）企业知识创新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2）企业内部学习的功能在于实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顺利互动转化，这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3）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高的创新技术而言，企业的外部学习也是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4）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以经济网络为运营平台的。
3. 创新的生态系统研究。考察创新理论发展史，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创新过程，大多数学者认为：（1）创新的过程遵循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这样一种线性的过程，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之间以及与创新相关联的各类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不是一种互动循环；（2）整个创新过程都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企业是唯一的创新主体；（3）创新与扩散过程是可以明确加以区分的。随着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 and winter（1982）较早认识到，创新过程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不是一种由发明到扩散的简单线性模式，创新能力也不是仅限于企业组织。1987年freeman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后经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发展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交互的学习过程，是不同主体和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创新主体是一个系统，是企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供应商和客户等所组成的复合体，企业创新离不开其他经济主体的协作；创新活动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反馈的非线性过程；创新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创新与扩散是交织在一起的，扩散过程存在增量创新，而创新过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扩散。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了创新的生态系统性，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创新优势的机理问题。这则是当前颇为盛行的集群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saxenian（1994）、钱颖一（1999）、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 、marguerite gong hancock & henery s. rowen（2000）等学者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成功的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环境条件。硅谷作为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如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不断促进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鼓励创业的氛围、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等。这些要素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演进关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认为，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互补性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强了整个集群的竞争优势，由此形成了企业与集群网络共进的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综上所述，遵循演进经济学范式，人们对知识性质以及知识创新有了更为透底的认识，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由此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六、知识经济学范式：一个结论
经济学家们对于知识的研究是依托于严谨的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同时也是随着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上文我们是以范式演进的角度来梳理既有的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的，从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极有意义的经济学范畴——知识范式。
之所以能够形成和提出知识范式范畴，理由有三：
第一，知识的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是极其鲜明地附着于、渗透于、深化于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之中的。从古典经济学范式到当前的演进经济学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层面与视点注入了关于知识以及知识经济分析的理论传统与纲领启迪。知识的经济学分析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学范式进行高度综合与概括。综合出创新，概括出新意，知识范式的提出，其要义即在此。
第二，从本质上讲，知识范式是从属于演进范式的，但又是可以从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般地讲，演进范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所依附的经济运行机制动态变化的根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它所关注的对象与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层面的，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鉴于知识作为当代经济运行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生产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对知识配置、知识创新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青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个独立的范式。
第三，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不成熟，还大有探索的空间。提出知识范式范畴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生命力。
笔者认为，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是古典范式保护带以及演进范式保护带的自然延伸。具体包括：生产方式变迁的内生性、knight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完备性。
与保护带相适应，知识范式的内核可概括为：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耗散系统。这包括如下两层含义：（1）它是一个经济系统。一方面，知识分工以及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知识要素配置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另一方面，在各类生产要素中，只有知识才是一种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最为真实、最为内在的要素，而劳动者又是经济运行系统各个层面的全方位的参与者。因此，知识配置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识要素是根植于经济运行系统的基本因子，渗透在经济运行的所有层面。研究知识配置，就必须研究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2）这个经济系统是个耗散结构。18经济耗散系统指的是在开放的、非均衡的条件下，通过非线性机制、正反馈机制和有规律性地波动涨落而最终形成的一种自组织和自适应系统。耗散结构的意思表明，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在远离均衡态的非线性区内，一个非常小的随机扰动或涨落就会通过以上机制的作用而放大发展为一个整体宏观的巨大涨落，使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达到一定阀值后又通过自组织再上升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结构。我们认为，经济耗散系统深邃地揭示了知识配置的内在属性，也是对知识本质的准确概括。
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一种经济理论是否完美与慎密，取决于该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一个规范、成熟、严谨的研究范式具有强大的经济解释功能与广阔的理论拓展空间。某种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内核）在一段时间内往往是确定的，甚至是刚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础上的某个经济理论却具有相当的弹性与柔韧性，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拓伸。同样道理，知识范式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学术界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积累，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规范的讨论框架。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知识范式，循着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当代知识经济社会的新势态、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广、更深的知识理论的开拓。这当中，笔者认为，如何全面透析知识范式的保护带，深刻理解知识的本质与特征，从知识及其知识配置的内在运行机理等层面来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再生产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领会知识范式内核，准确剖析知识利用、传递、学习与创新等问题，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而现有的文献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尤其是在关于知识配置的经济契约制度分析方面，现有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当中大有可为之处。作个大胆的假设，笔者甚至认为，把关注的目光与重心聚焦于此，或许会成为知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关于知识经济学的革命。
参考文献
alchia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211-221.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155-173.
becker, g. s.,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ecker, g. s., and murphy, k. m., 1992,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4), 1137-1160.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386-405.
coase, r. h., 1972, “durability and monopol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5(1), 143-149.
debreu, g., 1972, theory of valu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rucker，p. f., 1971,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 london：pan books ltd..
edgeworth, f., 1881, mathematical psychics, london: kegan paul.
ellison, g. and fudenberg, d., 1993, “rules of thumb for social learn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612-643.
hayek, f.a., 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4, 33-54.
hayek, f.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35, 519-530.
hayek, f. a., 1952, the sensory or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night, j., 1996,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eps, d., 1990, 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marshall, a., 1920, principle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milgrom, p. and roberts, j., 1991, “adaptive and sophisticated learning in normal form gam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3,82-100.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raghuram g. rajian and luigi zingales, 1998, “power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87-432.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1037.
simon, h. a., 1957, “a behavior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99-118.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哈罗德•德姆塞茨，1988：《所有权、控制与企业》，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雷家骕、冯婉玲，2001：《知识经济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1999：《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马克思，1876：《资本论》，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托马斯•库恩，1962：《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西奥多•w•舒尔茨，1971：《人力资本投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杨小凯、张永生，2000：《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伊姆雷•拉卡托斯，1978：《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瓦尔拉斯，1874：《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汪丁丁，1997：《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第6期。
篇(2)
在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著和教科书提炼并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第一，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既然经济行为人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他们获取信息的激励也就无从谈起，有效使用信息的激励也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第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零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相关理论的进展，较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不确定性及其相关的经济行为人的预期，便没有容身之地，聊胜于无。这意味着，新古典范式是确定性经济学范式。如果严格遵循这一范式，对于现实的经济分析就很难切中肯綮，或者只能倒过来，让现实的经济削足适履地符合这一范式。
第四，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自动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贯通的，不受限制的。
第五，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被抽象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中，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些现实市场竞争的完全性——完全性意味着丰富性，丰富性内在地蕴含着差异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第六，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前述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另外三个特征性条件，使得在新古典范式中，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自动实现。于是，市场机制失灵在新古典范式中没有存身之地。这样，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没有必要。在我看来，“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说法，要么是新古典范式抱持者面对现实的留有余地的说法，要么是放松了完全竞争假设的说法。在不考虑分配效应的条件下，这一说法算不上新古典范式的严格推论。毋宁说，这一说法已经绽露出新古典范式内在的不合谐之处，隐含了突破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
上面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20至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rk,1988,chap.5),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它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分析继续拘于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当然好。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在哪些方面被突破了？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么？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早已被突破，有了相当的改进，有继续改进的可能；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更接近现实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假设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20多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判断。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么？》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ore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信息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进展和他讨论的问题中，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归纳、整理和引申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明确表述。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他在论文“经济学与知识”(1937)中，探讨了人类知识（信息）的积累和结构问题。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他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他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与他人不同，凯恩斯对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与后来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联。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科斯的论文“厂商的性质”(Coase,1937)。文中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前驱之一，毫不为过。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信息范式是从经济学分析扬弃新古典范式的演进中逐渐蜕变脱颖的。阿罗(Arrow)对于信息经济分析的贡献至伟，约从1948年开始，他就和其他学者合作，明确地分析了不确定性下的经济行为，用数学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完备带来的损失和预期风险等问题（阿罗，1989），他对此的研究持续了半个世纪。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黄淳、何伟，1998）。其后，一批从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研究信息经济问题的论著，广化和深化了信息经济学。例如，阿罗(Arrow)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著，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莫里斯关于不完备信息条件下最优所得税制度的设计的探讨，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前承后续、交织互励的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问题，委托—和合约关系中的激励和约束问题，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等等问题，无不渗透着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的因子，形成了对于新古典范式的根基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走向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近20多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为基本假设，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极大地影响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当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受到了信息范式的不同影响。
信息范式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它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促进了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而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结合着经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来思考，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制约着交易均衡的达成及其变动，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问题，关乎合约与激励问题，关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
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关于20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些改革经济学分析，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信息范式。信息范式对于经济分析的最深远且具有根基性的影响，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理性和有限理性等概念的相关性的理解，这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见出。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
这一假设是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和行为结果。最大化效用假设，是经济行为人“理性”的高度抽象化表达。因此，在这里概要地反思一下经济学的理性概念，有助于理解上述区分。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批判性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他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认为，关于理性，新古典范式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后者漠视了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如此，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这样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相容一致地解释人们行为的理性与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关系。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强调的是，经济行为人的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动机，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动机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经济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动机，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改变的只是力图尽力实现动机的行为，行为在实施动机的过程中，依照行为人理解和应对的外在环境条件调节着，趋向动机目标的实现。而动机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则取决于信息约束。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么问题是：满意的指标是什么？如何测度？若以数轴衡量，满意程度不可能是一个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于是，满意程度只能是一区间，而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微分。于是，这种满意的测度便相当困难或随意性太大，不如最大化效用的明白易行和相对确定，事实上，许多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在肯定西蒙对于完全理性的批判的理论意义时，很少在实际分析中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原因就在于满意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但操作性太差，很难用来清晰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但是，仅仅动机最大化，并不能保证经济行为人决策和结果的最大化。他们受到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等条件的约束，种瓜往往得豆，种豆也可能得瓜，很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情况。因此，这里的最大化效用行为假设，只意味着行为人出于最大化动机，在给定约束下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与动机的一致或偏离程度，或者说个体理性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约束条件，取决于行为人之间在既定约束下的博弈。
上面对于最大化动机和理受到环境约束的理解，是对新古典范式的“硬核”——理性选择的突破与兼容，因此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之一。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
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又一个关键要素。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认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扬弃地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
一般来说，决策过程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所有的外在（环境）约束条件，都可以直接或迂回地归结为：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约束。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及其程度大小，而且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使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总之，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构成了对于经济行为人的约束条件，使得经济行为人出于最大化动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时常呈现出偏离理性动机的情况。
在上述理解的框架中，造成“有限理性”行为的原因和条件，已经被分解在最大化效用动机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这两条假设之中了。这意味着，在经济学中，有限理性不应被视为理性截然对立的概念；而应理解为：有限理性不过是经济行为人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的约束下，偏离理性动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的属性。
不无反讽意味的一个当代学术事例，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支持性注脚。新古典宏观学派开发的理性预期理论模型，特别强调最大化假设贯通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必要性。但是属于这一理论的具体模型的思想，如“卢卡斯批评”、“卡卡斯供给曲线”、“动态（时间）不一致”等（胡佛，1991），却或隐或显地包含了这样的结论：经济行为人的预期，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微观行为，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而且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实施结果。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例如，卢卡斯所用的“岛屿模型”中的信息障碍，“白噪声”对于公众和政府博弈行为及其后果的扰动），正是经济世界不确定性的反映。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条件的约束下，预期本身，内在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忽略不计。于是，进一步的推论就是：“种瓜得豆”，或者“种豆得瓜”式的结果难以避免——经济行为人动机的理性，不必然保证预期的完全理性，不必然保证决策和实施的过程的完全理性，更不必然保证行为结果的完全理性。经济行为人的预期是否理性，极大地受到信息条件的约束，其中信息是否完备或对称至为重要。这一点似乎是理性预期论者初始没有预期到的。
2.对于相关的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这里的信息范式基本假设，是作为替代新古典范式的最大化效用假设和完全竞争假设而提出的更为一般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从信息成本可以推论出交易成本，实质上交易成本的大部分由搜寻、处理信息的成本构成。所以，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是一个次一级抽象程度的假设。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而非全部）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属于进一步的引申性假设。限于篇幅，这里不详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例如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从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这牵涉到对于经济人“理性”，和更为基本的“人性”的理解。
(4)“理性预期假设”，是穆思和卢卡斯等人，在适应性预期概念的基础上，将最大化效用假设一致性地贯彻于预期概念始终，所得出的一个富有创见的理论假设。基中的要义和逻辑并不复杂：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必然会充分利用一切可能获得的信息来作出预期；预期在概率上趋近于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作出的预期；只要信息公开，经济预期不会给任何人以特殊机会从中获利(Muth,1961)。显然，尽管理性预期很重要，却只是最大化效用假设的一个推论。
(5)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对于价格传递的任何信号，都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给与需求的反应。如此，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价格灵变和其他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连续均衡）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它是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学者奉持的基本信条，放松假设则不成立，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总结上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一是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动机假设，一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外在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他假设，一如上述，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推论性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演进的均衡分析方法和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这里不赘。需要提及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经济学问题，尤其是一致贯通地分析微观宏观经济学问题，例如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行为基础，解释力就变得强大多了，代表了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因此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阿罗，1989:《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胡佛，1991:《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黄淳、何伟，1998:《信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篇(3)
[关键词] 经济学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费用 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篇(4)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篇(5)
关键词：公司财务理论；经济学依赖；伦理属性；范式修正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1-06
作者简介：范英杰（1970-），女，黑龙江依安人，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11WG07；青岛市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1-2-3-75-37-zhc。 目前，公司财务学已成为工商管理和应用经济学门类中最具活力的学科领域之一，社会实践中的种种现象需要人们对公司财务理论所选择的传统分析范式进行思考。
一、反思公司财务的理论范式
（一）公司财务理论的经济学路径依赖特征
从20世纪50年资组合理论诞生，到MM资本结构理论、股利无关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理论和行为财务理论等，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可谓成就卓著，现已形成相对完整体系内容。由于知识背景、认知结构及思维视角等方面的差异，尽管研究者们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公司财务理论依然显示出很强的经济理论依赖特征，财务学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直至今天仍然延续，以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和诠释财务行为现已成为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范式。如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从可能的风险资产组合中确定最小方差边界，通过对资产组合权重的计算找出斜率最陡的资本配置线，计算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再与无风险资产的权重一起得出完整资产组合，该理论与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具有一致性，即从理性经济人的个人最优化角度出发进行的证券组合才是最优的投资组合。米勒和莫迪利亚尼（Miller and Modigliani，1961）提出的股利无关理论，认为公司在投资决策给定的情况下，其股利分配政策不会影响股票价格和股东收益，公司价值或股票价格只受投资决策所决定的获利能力影响。该理论是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设、理假设和完全确定性假设三个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同样体现出经济学思想。可见公司财务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汲取了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
（二）公司财务理论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62）指出范式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集合，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公司财务理论承袭了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经济学遵循的理念、接受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
1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假设。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人类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人是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尽管在经济学发展进程中，该假设后来被修正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但也只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推广和延拓，仍属于自利行为假设的一种。公司财务理论也是严格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展开的，财务行为突出的是最优决策的基本分析结构，即任何财务行为主体行为目的都是要达到最优决策：首先要确定需达到的目标，其次是发现约束条件变化，并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最后是在进行理性成本和收益计算而决策，该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范式。在公司财务理论演进中，MM理论开创了从成本和收益角度研究资本结构的先河，后来破产成本学派的资本结构理论和税差学派的资本结构理论继续发展了该思路，最后形成了资本结构的静态权衡理论。目前，公司财务教材中仍然恪守着该假设，在构建财务目标时，理性经济人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在财务决策理论中，假定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在进行决策时，选择能够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并假定理性投资者是规避风险的，在已定的收益条件下，尽可能使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或在已定的风险条件下，尽可能使收益最大化；在筹资行为决策时，需要在对比各种筹资方式和渠道下，从收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决策……每项财务行为都要达到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大收益。
总第437期
范英杰：公司财务理论范式反思与修正
····
商 业 研 究
2013/092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架构之一，它将一个大实体约化为许多小实体，把社会发展看做是许多个人的聚集，主张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以理性追求最高效益的个人作为研究实体和分析集体的行为。沿着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路径，公司财务学在方法论上也信奉个体主义，即以公司个体作为独立的封闭式考察对象，并从公司个体内在属性和内部驱力出发来解释公司财务行为。因此，公司财务理论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下主要解决：（1）个体参与者如何做出财务决策，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决策；（2）个体参与者的这些决策如何决定金融市场的整体行为，特别是金融要求权的价格；（3）这些价格如何影响资源的实际配置 （王江，2006）。
在上述方法论范式下，公司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运营、分配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都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考察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和效率问题，至于与个人相关的传统的、血缘的、生态的等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剥离出去。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机制安排去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势必会带来诸如财务关系中欺诈、舞弊、功利等道德风险，甚至体现出只有人类是道德权利主体，自然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个人主义伦理逻辑；势必将整个生态系统割裂开来，认为自然是从属或是依附于人类的，不能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关注对象，并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排除在财务决策维度之外。
3数理性的分析工具。经济学要界定每个理论成立的边界条件、建立参照系和给出分析一般都需要数理分析和证实，数理性的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中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田国强，2005）。经济学数理范式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数学模型，二是实证分析方法。经济学经典的需求供给模型、博弈论、委托理论、动态最优理论等都采用了数理性方法，作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必要方法，分析工具遵循了经济学严格的数理分析模式。财务学越来越喜欢采用大样本数据和概率统计分析，通过逻辑严密的数量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一些会计现象和变量间的关系（陈良华，2011）。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主要是对财务模型进行价值判断检验和评估，或拓展原有的理论模型。财务理论研究普遍采用以假说为起点，以观察和实验为手段，对假说进行批判性讨论或尝试性反驳，进而完善假设或提出新假说。在遵循“问题-假设-检验-假设”的研究范式下，公司财务理论将价值判断等伦理道德因素驱逐出去，实证研究和数学模型研究在全部研究文献中独占鳌头。
二、公司财务的伦理属性分析
公司财务理论的经济学路径依赖，以及沿袭的经济学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说和数理性的分析工具，是否是公司财务学应该遵循的最优选择范式呢，未来公司财务理论研究是否仍旧要沿着经济学路径持续进行下去，这些需要人们进行反思，剖析公司财务的伦理属性。
1公司财务的双重属性内蕴伦理属性。作为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组织一系列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价值管理活动。一方面，作为经济行为的重要主体，企业是依法设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有着追求利润的经济属性，“赢利原则是竞争经济的一个历史结构性的预先规定，是任何企业所不可抗拒的，企业的任何战略规划都必须服从它”（霍尔斯·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2001），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公司财务的经济性，公司财务管理目标的确需要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另一方面，社会性也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属性，公司财务在运营过程中必然要处理与投资者等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在处理财务关系时必然具有为己性和为他性、服务性和牟利性对立统一的伦理属性，作出某项财务行为时必然要考虑伦理道德，公司要遵守反映和符合各方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公司财务对顾客、供应商、职工、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负有一定的伦理义务。
2公司财务契约不完整性决定了其需要伦理约束。企业要遵守投资合作形成的一系列多边契约（Freeman REdward、Evan William，1990），投资者之所以将自己的生产要素通过企业生产的方式进行组合，合作的目的是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互补，通过要素、资产与服务交易的合约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取得比不合作时更大的效益，实现各自要素的最大增值。所以，公司契约的性质体现在财务上，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财务关系和财务网络。但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信息的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客观存在，财务契约也存在着不完备性，它不仅体现在公司投资、筹资及分配活动的系列理财活动和理财决策的非道德行为，而且体现在处理与顾客、供应商、职工、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等关系时也呈现伦理盲区。财务契约不完整必然需要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的相应约束，公司应在谋求价值最大化时保持理财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均衡。只有分析财务活动中具有的伦理价值，有效利用资源满足企业相关者的合理需求，才能在财务活动实践和财务关系协调中恪守伦理规制。可见，公司财务双重属性及契约性质意味着其具有伦理属性并需要伦理约束，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指出的，“财富的创造是一个道德过程的重要命题”，公司财务理论需要反映伦理的要求，并有赖于伦理规制，公司财务理论需要由经济学依赖向伦理学支撑范式变迁。
三、公司财务理论范式的修正
伦理学日益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不断展示的实践功能，使其思想的触须正在伸向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领域，公司财务理论也同样需要扩展仅仅依靠经济学视域的状态，更多地关注人文、价值、道德伦理要求。由于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是对财富的关注，二是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只是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如阿马蒂亚·森（2000）指出的，“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面临着非道德的财务行为和财务利益冲突，公司财务在追求投入资本的盈利性和价值增值的同时，迫切需要伦理学的规制和护航，以便对传统的理论范式进行合理修正。
1社会复杂人假设。公司财务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形成了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务的社会属性的轻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已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质疑，道德等因素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现已纳入经济研究的视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曾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道德的力量正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察的那些力量之内的”，而“‘经济人’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亚当·斯密就已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其在《国富论》中指出：“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道义”。人不仅有着经济人人性的一面，同时不可忽视其具有道德的另一面。因此，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从实验角度进行了例证，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充分证明用单纯“经济人”假设来衡量人类行为具有局限性。正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指出的，“人既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人，即使是最典型的‘守财奴’或最伟大的圣人也不会如此”。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Maslow），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了人类基本需求层次分为五个层次需求模型，更是清晰化地说明了人性的复杂性。既然人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有其道德性的一面，那么公司财务必然将突破理性经济人假设，将伦理道德等因素纳入理论依赖的视域。
2结构主义方法论。在个人主义的假定下，公司财务的投资、融资、运营以及分配行为，都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强调个体利益优先，即公司进行决策时可以忽略社会、其他群体甚至生态环境等利益，将企业个体一般追求作为道德价值合理性的根据。任何公司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处在复杂的社会财务关系中，公司财务理论需要从集体视角研究公司个体，将公司财务嵌入到整个社会的结构之中，因此，结构主义方法论应成为公司财务理论赖以观察思考问题的最基本视角与出发点之一。一是在处理财务关系时，任何公司财务应看做是社会整体性的一部分，需要尊崇整体的社会利益；同时，社会共同体有其自身固有的内在运动、变化规则，强调社会共同体结构对单个公司财务的制约作用，在结构主义方法论下审视公司，财务决策就需要对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社会公众甚至自然都负有神圣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二是公司从事财务活动时，应突破筹资、投资及分配活动以经济价值为中心的个体方法，采用整体论的、长远论的思维方式，反对将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逐利与行善、企业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对立起来的两分法，充分考虑到伦理价值因素。
3全面的分析工具。在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不可否认实证研究分析工具具有科学理性，使财务问题的表达更为精炼和精确，且逻辑更为严密和严谨。公司财务在进行定量的经济计量技术分析的同时，不应忽略涉及价值准则的层次，要构建回答公司财务实践“什么是好的”、“应该怎样”的规范研究分析工具。因为作为应用型学科的公司财务研究更重要的使命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需要从伦理道德高度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公司财务实践中经济价值的创造行为要兼顾道德价值，经济决策要有兼顾他人和社会的需求和顾虑，公司财务决策在获取经济价值的同时也需要伦理价值的判断，公司财务理论研究需要摒弃目前推崇的实证研究范式，将规范研究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实现分析工具的全面性。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C所罗门.伦理与卓越——商业中的合作与诚信[M].罗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德]霍尔斯·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4] 刘媛媛.基于历史视角的西方公司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5] 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6] 陈良华，张昉.会计学是一门设计型科学[J].会计研究，2011（5）：3-9.
[7] 李江.法经济学本土化研究范式与理论传承[J].商业研究，2009（7）：160-163.
[8] 罗仲伟.管理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的借鉴和融合[J].中国工业经济，2005（9）：114-119.
篇(6)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金融租赁业务由于涉及交易环节较多，交易结构较为复杂，不但面临客户(承租企业)不能按时履约的信用风险，也存在供货商不能按时履约的信用风险，因此，相对于商业银行传统信贷，其信用风险更大。
遗憾的是，很多金融租赁机构依然照搬商业银行机构那套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在按传统金融理论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时，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过度自信、羊群行为以及公司的资本结构均没有涉及。但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存在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时就不能回避这些因素了，这既对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金融租赁机构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指明了方向。
篇(7)
阿瑟认为存在着两个经济世界，需要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一个是收益递减的经济世界，一个是收益递增的经济世界。由于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共同存在与一切行业之中，两种完全对立的收益机制就交织在一起，相互消长，虽然总的来说，收益递减表现为流水线产业的特征，而收益递增则表现为我们一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产业特征，(athur;1996)但我们在行业上，无法准确确定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界限，因为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交织；而在时间上，我们也无法确认收益递增是何时发生的，因为收益递增的发生是个渐变的过程。
如果阿瑟的理解是准确的，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将陷入混乱之中。在阿瑟为我们解读收益递增的文章中，(athur;1996) 混乱就已经出现了。首先，阿瑟说，马歇尔观察到的是“金属矿、苯胺染料、生铁、煤、木材、粗制化学药品、大豆和咖啡”的生产，因而他得出了收益递减的结论；而阿瑟自己观察到的是知识经济，如“药品、计算机硬件与软件、飞船和导弹、电讯设备、生物制剂等等”，于是得出收益递增的结论，但他的清单里缺失了马歇尔以前的英国纺织业，它伴随着工业市场经济的起飞；几乎与马歇尔同时代的美国汽车业，它伴随着机器工业经济的繁荣；与阿瑟几乎同时代的家电产业，它伴随着工业繁荣向世界其它地方的扩展。阿瑟无法界定这些产业是收益递减的还是收益递增的。无论阿瑟的答案是什么，这答案产生的问题一定比它能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其次，阿瑟对马歇尔范式的描述虽然准确，说“它总是保持着一种均衡，因此是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预测的，适宜进行科学分析；它又是平稳的，因而安全；它改变起来十分缓慢因而是可持续的。不太冒失也不太有利可图”，(athur;1996)但这种描述显然不适用于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知识经济出现以前的工业社会，那里面既充满令人激动的经济奇迹，又弥漫着对危机的恐惧和不安。阿瑟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片田园风光。最后，收益方式的变化具有颠覆性的含义，它将导致经济学理论的革命性变化，阿瑟将这种变化描绘成一个渐变的过程，无论对理解收益递减还是收益递增，都将产生理论上的困难。
阿瑟的用意是显然的，他要在保留马歇尔范式的前提下，研究收益递增的经济学。阿瑟明确地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世界，需要用完全不同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建立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如果阿瑟成功了，我们就不只是有了两个经济学，因为在阿瑟以前，已经有人建立了第二个经济学，只不过他从来不敢这样说，这个人就是凯恩斯爵士，由他开创的经济学叫做宏观经济学。阿瑟的收益递增经济学，有可能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宏观经济学的成就，因为收益递增确实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规律。但阿瑟的经济学显然也逃不脱与宏观经济学同样的宿命：与马歇尔结构不兼容。
这就是从阿瑟的努力中引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要是研究在工业化市场中观察到的现象或问题，其理论都与马歇尔范式不兼容？
二、问题的关键
阿瑟说，收益递减是流水线工业的特征，收益递增是知识经济的特征，(athur;1996) 前面说过，这种区分所产生的问题显然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而且这种划分也得不到经济学资源的支持。可以得到经济学资源支持的、更合理的理解应该是，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基本经济机制，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收益递减是土地赋予我们的增长限制，而收益递增是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它是增长的源泉。
1. 关于收益递减
自从威廉.配弟和马尔萨斯以后，经济学家就不太关注土地的作用和限制了，仍然关注这个限制的一般是生态学家。收益递增的巨大成就使经济学家有足够的资本去嘲笑生态学家的杞人忧天。在威廉.配弟和马尔萨斯以后，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对于经济学而言，似乎连一个外生变量都算不上。马歇尔关于收益递减的假设，并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土地的限制，而是因为他将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误读成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于是他将土地的收益递减机制一般化为收益递减机制，变成了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甚至有经济学家分明看到了市场的正反馈现象与马歇尔的预言不符，（(athur;1996。yang；2000)也仍然不放弃收益递减是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正是由于马歇尔的误读，经济学一边继续蔑视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一边用不属于市场的收益递减将市场塑造成一个收敛的均衡模型。对收益递减的怀疑并不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的，但“主流”经济学直到1990年以后才开始“允许”收益递增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经济学的“允许”很可能是与阿瑟同样忽略了土地的作用有关。阿瑟对收益递增和收益递减的区分方式，使他既可以解释市场中实际发生的收益递增现象，又保留了马歇尔范式合法地位，经济学没有理由不接纳他。
马尔萨斯在他的土地收益递减理论中，关心的确实就是土地；而到了马歇尔，以及一直到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家，讨论土地的收益递减时，关心的却是收益递减，并不是土地，马歇尔需要的是用土地来证明收益递减，证明完之后，收益递减是如何从土地的经济规律转换成市场的一个内生机制，从来就没有人做过任何的详细解释，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以来，收益递减都是这么证明的。显然，这里出现了一个概念的人为转换。如果要证明马歇尔范式的存在，这个转换就是必需的，（(athur;1999)但经济学有义务明确解释这种转换是如何成立的，但是并没有人这么做过，甚至没有人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对马歇尔范式持一种开放态度，这种转换就可以是不必要的，阿瑟的清单(athur;1996)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市场中，还表现为收益递减的产业几乎全部是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能列出的残存的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产业也几乎都是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收益递减很可能仅仅与土地有关，至少这样的假设比其它的假设在理论上的障碍更少，所引起的麻烦也要少得多。
2. 关于收益递增
阿瑟认为，收益递增仅仅是网络时代的经济特征，他开始认为，因为在马歇尔的时代，收益递增还没有出现，所以马歇尔以收益递减为前提建构他的理论架构也是合理的，(athur;1996)但阿瑟的推理被马歇尔本人推翻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至少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收益递增，阿瑟（(athur;1999)后来也提到马歇尔本人也注意到了收益递增，但阿瑟并没有解释马歇尔为什么回放弃他注意到的收益递增。在马歇尔的整个著作里，关于经济学规律的精确性的讨论，关于“正常”与非“正常”的理解，都是在为收益递增现象与他的均衡理论不兼容预留空间。他反复强调，长期而言，收益递减总是要发挥最终的作用，他的这个预言无疑是正确的，留下了关于增长的哲学思考线索，但他的本意，重点却并不在这里，他的重点似乎旨在为将收益递增和垄断也能纳入他的均衡结构中提供一个可能性。他明确地说，他希望未来的经济学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汪丁丁在考察关于收益递增的学术历史时，似乎也倾向于马歇尔没有注意到收益递增，他暗示，“主流”经济学家忽略了早已出现的收益递增观察，（汪丁丁；2002）马歇尔明白无误地说，他不仅注意到了收益递增，他也注意到了收益递增对于均衡结构的破坏性，他还做了努力来消除收益递增的对于他的理论的负面影响，（马歇尔；附录8）但并不那么成功，于是，收益递增就被视为一种不“正常”，被排除在均衡结构之外。伏笔是马歇尔亲自留下的，从此，经济学就成了“例外”百出的经济学，由各种互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共同构筑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正是马歇尔本人，首先在经济理论中“不允许”收益递增存在。在马歇尔的均衡结构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以后，收益递增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也就不奇怪了。
杨小凯（yang；2000）对收益递增发生的解释与阿瑟不同，他用角点解分析揭示出，收益递增并不是如马歇尔所说，是市场的偶然现象；它也不是如阿瑟所说，仅仅是网络经济的特点。收益递增的发生，是从劳动分工就开始了，通过劳动分工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发挥作用，只要有劳动分工存在，收益递增就一定存在，它不仅是市场的内秉机制，而且是市场效率的根本源泉。杨小凯的工作，不仅揭示了收益递增的根本属性，而且给出了收益递增发生的具体条件和准确时间，不必再像阿瑟的收益递增那样捉摸不定。可惜的是，杨小凯犯了一个几乎马尔萨斯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要犯的错误，忘记了土地的收益递减作用。（他们对土地的唯一兴趣，仅仅在于可以用它来证明收益递减的存在，然后，收益递减就可以脱离土地而独立存在了。）所以，他只好将分工和市场的出现限定在17世纪的英国之后，（yang；2000）这显然与经验观察有巨大的差距。同时也置马歇尔范式于完全无理的境地。
无论如何，杨小凯揭示了收益递增是市场的内秉机制，它并不是在市场发展到某一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增长之所以发生，正是来自收益递增的推动。
3．土地的收益递减和市场的收益递增的相互作用
阿瑟（athur；1996）说，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都是市场本身的机制，当产品中的知识含量增加了，收益递增就会替代收益递减，于是他就面临了一个难题，如何衡量知识含量？农业科学知识（包括机械、农药、化肥、遗传生物学知识）算不算知识？要知道，遗传生物学是当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它在制药和农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制药业显然是收益递增的，而农业依然是收益递减的。阿瑟将无法解释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消长。
当我们理解了收益递减是来自土地的增长限制，而收益递增是由于分工而产生的增长动力，这两个相互独立的收益机制就可以在市场中清晰地相互作用了。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土地的概念是与马歇尔的土地概念相一致的；而分工与市场都是由它们的一般定义来定义的，与杨小凯采用的定义一致，与机器的使用暂时没有关系。
对于一切与土地联系密切的生产，我们都观察不到收益递增，任意多的知识投入（机器等都是知识的某种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想象。明白这个道理是有好处的，至少经济学家可以有机会听得见生态学家的忠告。马歇尔（1920）说，长远地看，收益递减终究要对增长构成终极的限制。
但是在这个终极限制来临之前，收益递增却有机会暂时突破土地的限制，给我们带来财富和增长。可被观察到的收益递增发生在那些与土地联系不太密切的产业。正是这些产业的出现，使分工的收益递增机制能够最终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长，并使亚当斯密有机会观察到分工与增长之间是有联系的，只不过，他没有找到这种联系的内在机制；同时，这种机制推动下的增长也使马克思观察到，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市场内生的正反馈机制所蕴涵的巨大破坏力，他用劳动价值论描述劳动分工与增长的关系，并发现了其中内生的破坏力，事实和经济学的理论发展都证明，这种内生破坏性是（在经济学上）不可消除的。
经济学在内生增长模型上的努力，已经暗示，马歇尔结构是不必要的，没有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将更加简洁。（按照阿瑟的理解，内生增长模型的努力将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它不仅要同时考虑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双重效果，而且还要面临一个划界的困难）但对马歇尔范式的放弃，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忽略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建立在收益递增基础上的任何模型都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原理模型，（这里没有包括增长曲线的模拟模型）它不可能解释增长为什么在“往复循环”的市场中不发生。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星球上，经济学家不应该忘记土地的终极限制，市场神通再广大，也无法跳出土地的手掌心。
三、亚当斯密的传统与杨小凯的工作
亚当斯密的最伟大成就，在于他揭示了劳动分工具有产生效率和增长的作用。由于马歇尔范式的介入，几乎没有人继续亚当斯密开创的工作，以至于他的理论与后来的经济学好象完全没有关系。在这期间，不是没有经济学家对这个有点反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注[1]）但经济学在马歇尔范式的误导下已经走得太远了，无法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直到杨小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数学工具，对分工的深入研究才得以继续，尽管这继续的前面留下了几百年的时间，但他毕竟是继续下去了。杨小凯的研究发现，如果引入了“干中学”这样的收益递增概念，分工的收益递增机制就可以与增长的发生，在一个模型中建立起因果关系。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基于他的时代的经济现象，也许正是如此，才给后来的经济学家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分工是从亚当斯密时代才开始出现的现象。杨小凯也有这种错觉。
杨小凯（yang；“development economics”）认为，分工是与增长同时出现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市场和分工的一般定义（尤其是杨小凯在数学分析中给出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分工早在许多年前就出现了，无论是“干中学”也好，收益递增也好，垄断倾向的出现也好，如果都是如杨小凯分析的，随着分工的出现而出现，那么，它们在几千年前的前工业社会就早已存在了。根据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市场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已经相当成熟。[注[2]]但在这样的经济中并没有增长出现。看来，亚当斯密的分工与杨小凯的分工还有一点差别。亚当斯密是通过观察来揭示分工的意义，当他把分工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理解的分工与机器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adam 1776；pp8-9 ]而杨小凯的定义(yang,2000;pp49-51)是一个一般化的定义，分工的收益递增效应，与机器的使用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主要是来自“干中学”这样的人力资本积累，仅与亚当斯密分工的前两个特征有关。由于这种差别，亚当斯密定义的分工就和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与增长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杨小凯的分工就更具有一般性，可以与市场同时发生在任何时候，事实上，这种分工也确实发生在增长之前。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分工与杨小凯所定义的分工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它们的收益递增效果是否避开了土地的收益递减拦截。
所以，分工的收益递增效应，是否可以在宏观上表现出来，被我们观察到，同时造成经济增长后果，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能否避开强大的土地收益递减效应。
对收益递增的观察，据说早在李嘉图就注意到了，（注1）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附录8）中更是有详细描述。但马歇尔似乎认为收益递增只是经济中的偶然现象，并不值得特别关注，更没有将收益递增与分工联系起来。亚当斯密的传统就这样随着偶然现象和“例外”一起被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直到阿瑟，虽然因研究收益递增获得了极高的荣耀，但他并不理解收益递增与分工的关系，他甚至不打算向这个方向努力，他似乎满足于将他的收益递增限制在知识经济发生之后。而杨小凯的理论，则是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收益递减，在他的角点解分析中，完全没有收益递减的位置。即使是这样，他也愿意相信，马歇尔的均衡结构，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结果，这样卓有成效的工作，却落得数学证明工具的下场，缺乏理论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