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发展史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地理学的发展史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地理学与数学的联系

地理学与数学知识联系非常密切，很多问题必须借助数学知识才能解决。地理计算是地理学能力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时间的计算、经纬度计算、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昼夜长短的计算、比例尺的计算、海拔与相对高度的计算、面积的计算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之上；地理统计图表、地理要素等值线图、地理坐标图等的判读，也离不开数学知识；再如，涉及地球仪、经纬网、球面上两点之间的距离估算、太阳光照图的判断、最短航向的判断等，需要用到立体几何的知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可见，地理学与数学联系密切。

二、地理学与文学的联系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而古今中外以地理环境为题材的名作名篇不可胜数：有描述名山大川的，有描述天气、气候的特点及变化的，有描述地球表面各圈层运动状况的，有描述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也有描述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这都与地理学有密切联系。课堂教学中如果能信手拈来，不仅能增强说服力，也可使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近些年的高考题中，就出现了以古今诗文为背景材料的地理试题。

三、地理学与物理学的联系

组成地理环境的各个要素，诸如大气、水、生物、岩石、土壤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在四大圈层中进行着物质的迁移和能量的交换，这使得地理学与物理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四、地理学与生物学的联系

生物是地理环境的组成要素之一。多姿多彩的动植物才使地理环境变得生机勃勃。生物是地理环境的产物，生物又不断改造着地理环境。生物的生存环境，生物的生活习性，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生态系统及生态平衡等都是地理学与生物学共同的研究对象。

五、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联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人地关系的演化史。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因此，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以及人地关系的特点，就必须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

篇(2)

一、 中学地理学科中人文精神教育的基本内容

1.尊重与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知识是地理教学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其内容阐明了人类活动对自然施加的种种影响及其带来的后果。它的内容包含如下人文精神教育因素：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既不能屈服于自然，做自然的奴隶，同时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无休止地破坏和掠夺自然[5]。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人文精神在人的双重身份之间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在人类傲视大自然时警醒人类别忘了自己的自然属性。

2.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资源和环境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地理学科在人口、资源和环境教育的内容比较全面，如人口激增将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注意节约和综合开发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6]。在地理学科中，环境道德教育是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所重视的教育目标之一，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学地理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7]。

3.了解历史文化，树立全球意识

通过对一些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使学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有一个大体的掌握，了解文明古国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及其对世界产生的重要作用。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集中表现[8]，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力量。全球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性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助于学生全球意识的培养和确立，如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等局部问题，都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

4.热爱祖国、培养地理美感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气候多样、民族众多、风光迥异，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逐渐增强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身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比较优越的中国，人们更应当刻苦学习，热爱报国，献身社会。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审美对象[5]。地理事物和现象在大自然和社会中进行着有序的整合，形成了雄、奇、险、秀、幽和意蕴深长等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它们是最具体、最直观、最现实的审美教育内容，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地理学科教学进行审美教育的重要资源。

二、 农村中学地理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1.地理教学不受重视

扭曲的环境氛围影响地理教学的顺利进行，在生活中，人们认为利用地理知识为自己生活服务的机会少，且在多数农村学生和家长潜意识里受光宗耀祖，“跳农门”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农村家庭认为地理可学可不学[9]，这种错误的观念及舆论环境，使学生在心理和行为上倾向于数理化等学科，轻视地理学科。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学校及家长对地理学科便有所忽视。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小学地理课时一般都占总课时的6%左右，而在我国却只占总课时的2%[10]，在我国农村的中学地理课时更少，多数被抢占去填补“主科”的补充课时，身在农村的学生，几乎没有课余时间来学习地理和培养对它的兴趣，部分农村中学对地理学科的教与学的监督完全处于“真空”状态，而人文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2.地理教学内容的分离

教学内容的分离一般体现在人对课程教学内容的分割上，具体到农村中学地理教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学内容的实践与学生生活相分离。新课改后，地理教材融合了很多与人地关系紧密结合的内容和活动，但由于升学压力和课时少等矛盾，大部分农村中学地理老师在教学中“穿新鞋走老路”将很多有意义的地理教学活动和案例一带而过，甚至省略，使地理教学依然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分离。第二，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主安排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分离。目前我国地理教材的编排主要是“由偏重自然地理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结合的方向转变、自然地理内容由集中讲述向分散在区域地理中讲述的方向转变”[11]，这本是个好现象，但很多地理教师为了教学方便，人为地将两部分知识分开，割裂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

篇(3)

关键词：人地关系论；历史轨迹；哲学思考；预测

自人类自产生以来，人类便和地理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对立统一的人地关系，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人地关系论，并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对人地关系论演变的历史轨迹的哲学思考，我们可以探讨未来人地关系的价值取向。

1.国内外主要人地关系论梳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认为是一部人地关系的演进史。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人地关系理论。在传统人地关系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论、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等为代表的人地关系论，尤其是“天人合一”论对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西方学者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1]的观点。文艺复兴以后，J.博丹和孟德斯鸠等学者开始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重点研究了气候条件对人类活动的作用[2]。近代地理学的开山大师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Humboldt强调地表事物的整体研究，即地理学不仅关注人类社会活动，还要探讨地表各自然现象；Ritter认为“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要求人们将其活动及其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舞台，因而，要叙述的不仅仅是这个舞台本身，而是其与人的关系”，主张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来探讨地理学的人文方向。这些思想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详细探讨了居民分布、人口迁移和民族性格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关系，并引入C.R.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提出各地区人类活动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这种思想被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等广为介绍，将其发展成为环境决定论[2]。20世纪初，法国地理学家P.维达尔•白兰士等进一步发展了人地关系理论，提出或然论（可能论）的思想，指出要重视人类在适应和利用环境方面的能力；其学生J.白吕纳深入研究了该理论，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后，西方地理学界相继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环境感知论、文化决定论、和谐论等著名的人地关系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地理学计量化的发展，人地关系理论又取得了新发展。在生态论和文化景观论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地理系统论，该理论强调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及其之间的动态联系。

2.各种人地关系论的时间起点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人地关系的思想理论。大约在200万年前后，人类以小规模的群体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处于人类的形成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采集、狩猎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创造和发展。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人类与基本没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与其他生物融洽共处。这一时期人地关系表现的最为微弱，甚至可以说是自然在掌控者人类，人类只能依附于自然环境。

2.2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我国的著名观点有：最早见于殷虚卜辞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风”等记载[2]，强调天气晴雨变化和收成好坏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员》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轲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况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强调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顺应自然规律达到“有其治”的效果[3]。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古希腊著名学者希波革拉第在《论空气、水和地方》中专门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柏拉图《国家论》中阐述了理想国的基本构想，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公民数量为5040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4]，即一国的人口规模应当和土地规模相适应。在农业文明时期，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人类生产、生活技能的提升，人类逐步从崇拜自然过渡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赖自然而直接消费变为自己生产而后消费。并且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强度不断加大，这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小范围的生态破坏，例如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相对于原始时期而言，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在开始转变，人地关系中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却相对的在减小[3]。

2.3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人类中心主义、适应论、生态论等。其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可能论强调人类对地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适应和选择能力；人类中心主义则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适应论则强调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生态论主张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反映，侧重探讨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在工业化初期，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体力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突破，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开始进行掠夺式开发，人地关系性质有了新的变化。人类对自然开始进入到改造征服阶段。到工业化中期，科学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地系统中人类与环境的对抗性表现非常突出，结果出现诸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到20世纪中叶，人类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在全球迅速扩展，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同时也出现了全球规模的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人地矛盾异常尖锐，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挑战，人地关系的不和谐已开始震惊人类[4]。

2.4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有：和谐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地关系应当“和谐”，强调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科学利用地理环境的同时，要对不协调的人地关系进行优化调控，实现人地系统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反思，强调区域发展中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开始利用高新技术等对人地关系进行模拟监测和优化调控，促进人地系统向和谐方向演进。

3.对人地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从对人地关系研究的各种流派来看，可将人地关系理论归纳为三类：①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代表；②主张人定胜天，忽视或贬低自然环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为代表；③关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视人地关系的协调与适应，以适应论、或然论、生态论和人地协调论等为代表。人地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个人世界观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因此，在每一历史阶段都有特定的人地关系思想产生，即使是在同一阶段也会有很多侧重点不同的人地关系理论，且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在评价某一种人地关系理论时，不能片面地说其对或者错，而要放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

参考文献

[1]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3]香宝,银山.人地系统演化及人地关系理论的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0(专刊):1-2.

篇(4)

一经济地理学概述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它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虽然经济地理学家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看作是如同地质活动、气候变化等一样的地表现象，但该学科的宗旨却是研究如何使经济活动更符合自然、地理的规律，符合亘古不变的发展原则，如何在固定的地理因素上发挥其效用的最大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教育也不外乎是一种经济活动和行为，并已经纳入“准公共产品”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考虑，用经济地理学来分析不同地区间高等教育的区位差异、资源差异乃至水平差异等等就理所应当了。这也可以说明笔者为何将长三角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区域性教育发展战略视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加以解释了。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应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国内外已经有先驱在进行尝试，并衍生出“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的思想，力求将高等教育学与经济地理学相结合。正如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罗伊·拉坦（RoelRutten）曾经所作出的断言那样：“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研究正徐徐拉开帷幕。”

二经济地理学六大原理对长三角高教区域特征及战略规划的解释

长三角地区的这一高教一体化战略是从针对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一系列创新性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开始的：三省市率先进行区域性教育合作法律法规建设；率先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办学模式改革；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建立优质教育资源数据库、网络平台；建立高水平教育资源对等开放联盟、共建长三角地区高校课程联盟；在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市场，鼓励民间投资等等。

基于以上具体措施，长三角高教综合改革试验区计划通过教育联动区域覆盖面的“三次扩张”战略，以逐步扩大长三角教育合作及联动发展区域。即从主要城市的率先合作和联动发展，逐步扩展到长三角全区域；从部分领域的单项合作扩展到众多领域；从提升区域内部的联动发展水平，通过扩大合作及辐射范围，形成教育联动发展上的“泛长三角区域”，从而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经济地理学的几个重要核心理论，包括区位理论、区域空间结构（集群）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理论、人地关系理论以及经济的全球化理论，一般用于解释普通地理实体经济活动。同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空间集聚的高等教育组织行为进行相应的阐述和论证。因此，本篇文章关于长三角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的经济地理学阐释便从以下几个理论进行。

1区位理论———长三角占据优势区位，有助于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区位是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名词，不同于“位置”，是在其上兼有“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含义，强调空间概念。[1]区位理论是该学科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思想在于两个方面，即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和空间内人类活动的有机组合。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对于这些活动场所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区位条件和区位因子。引申至教育领域，排除能源、资本等区位条件，高等教育活动同时具有其区位因子，如人口、生源、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信息等。综合二者，一个具有良好区位因素的区域会对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是高等教育机构设置、分布等需要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地区土地、人口、GDP分别占全国的1%、6%和20%，可谓富庶之地，其区位条件可见一斑。

高校生产与分配的是知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从空间区位选择的角度来说，高校应该是一个综合指向型的部门，这与工业布局中单纯根据其产品的性质和生产过程特点而分为原料指向型、市场指向型和劳动力指向型等部门很不相同。[2]省域间的高校布局也就往往综合考虑将文化环境因素、区域经济因素、政治导向因素以及人才供需因素、信息流通因素、科技创新因素等区位因素作为前提，集生源指向、师资指向、政策指向、市场指向等为一体，并因此造就了诸如江苏、浙江的文化大省和上海这样的高科技人才聚集地。江浙沪三地的高等教育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各省市前列，三地拥有“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7所，约占全国总数的18%；国家重点实验室34个，涉及学校37所，占全国高校的30.1%；拥有1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占全国1/4；另外还分布着130个国家重点学科，占全国总数的20.7%。[3]长三角地区所拥有的区位优势将促进其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提速，同时将推动高等教育的协作联动发展，为高校间的合作提供契机，为三省市的高教一体化进程奠定良好的区位基础。

2集群理论———试验区构建高校集群，有助于促进高校校际协作

集群理论也是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商学院的波特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最早提出集群的概念：“那些在特定领域内既竞争又合作的互相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有联系的机构（如大学、标准机构和贸易协会等）的地理集中或所形成的地理集聚体。”同样，高等教育的集群不仅要表现出如上述概念所描述的极强的空间效应，还要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集群中的各组成要素建立了充分合作机制并形成复杂的地方网络，既提高了整体的协作效率，又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实现了“群”的优势，从而增强了集群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长三角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则正是符合了这样一种集群的思想。试验区的构建，实质上是力求达到让学术资本形成集聚效应，基于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的实际，在努力寻求教育教学的生产要素交集最优化前提下，使合作与竞争共存，实现学术资本的充分共享和流动，从而有效缓解集群内资源的结构性不足，提高资源的整体配置水平和使用效率，使得在人才培养、人才开发、科研创新等等方面实现长三角地区的“高教一体化”与协同、均衡，实行跨省（市）之间的师资共用、资源共享、特色互补、合作共赢，建立跨省（市）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三省市高校间的联合博弈。

3比较优势理论———试验区积累要素禀赋，有助于提高高校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是一个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借鉴至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它是指一个组织或机构在与其相类似的组织或机构进行对比时所体现出来的优势，因而常常被用于组织或机构在竞争中的特色比较，其内核在于要素禀赋。所谓要素禀赋就是一个组织或机构由于其内部要素的特征所形成的组织或机构的综合品质。[4]在经济地理学中，比较优势理论往往用来解释由于不同区位的内在差异（不同于区位差异）而导致的部门间生产分工和资源流动甚至贸易差异等等。

与其他参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实体（如企业）不同，高校是进行教育和培养人才的组织，它所“生产”出来的是知识和人才。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包括课程、学科、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政资源、管理体系等。因此，基于不同的要素禀赋，高校的比较优势在宏观角度上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微观上科研又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教学则包括教学条件、教学方法、培养模式等，其中高校最重要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学科建设上。在我国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更多层次不同，各具特色的高校进行人才培养，包括公办、民办以及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的学校，需要所有大学发挥多学科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开辟新的学科生长点。

从2010年上半年国家教育部鉴定与上海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特立江苏省高等教育改革试验区、浙江省民办教育改革试验区等一系列的政策视角上看，两省一市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将摒除体制障碍、整合优质资源，给拥有相似优势学科的高校间提供更多交流协作的平台，三省市教育部门将制订统一政策，建立统一的“长三角高校优质课程库”和实时查询平台，使学生随时随地查询不同高校之间的课程和学分交换和共享计划，从而从整体上增强长三角地区高校的教育科研水平。这种高校间内化的比较优势将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其成功经验更可推广至全国，推动我国高等学校办学市场的良性竞争。

4人地关系理论———三地高校融合共通文化，有助于引领多元价值取向

人地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人类的参与，地理环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这其中，文化的传统对于经济现代化模式和产业结构的构建及调整已经或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注重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和人文环境建设，这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因此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

我国也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倡导发展知识经济和增强人力资本累积，并认为知识经济可以推动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无一不是强调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学的文化与制度转向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其认为社会文化根植于经济活动，并推动经济制度调整。作为先进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大学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直接和间接引领了区域社会人文环境的构建，并最终影响地区经济建设。概括起来，高等教育在促进地区文化建设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学习氛围、价值取向等对地区的强大辐射作用传播先进文化；二是通过大学的文化批判和反思精神推动区域主流文化的形成并创造新的文化。

江浙沪三地文化相通，同属于吴越文化圈，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紧密的地缘关系和经济社会联系，改革开放后又处于先期经济贸易全面开放的地区，传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并受到外来思想的浸润，其高等教育也因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元素而蓬勃发展。文化上的高度融合以及学术思想上的相互碰撞，不仅可以为实现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提供人文基础，相应地，实行综合改革后的高校一体化更可以通过发挥文化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倡导尊重差异、包含多样的社会文化建设，摒除之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过度注重效率而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推进和谐文化环境的形成，使教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力量，实现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5区域产业结构理论———试验区明确高教结构，有助于促进区域产业完善

区域是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区域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经济地理学中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把区域产业结构看成是一个资源的“转换器”，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资源和要素经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就生产出了所需的产品，实现了价值的增值。所以，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它的区域结构包括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布局结构等。要实现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高度合理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则必然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水平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区域产业结构的布局、影响到区域创新的能力、布局结构等，即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要与地区产业结构互补，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加强区域内高校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点带面，促进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利用人力资本实现双赢，而高等教育在这过程中既是输出者又是受益者。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高教一体化战略也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被确立和执行的。

高等教育通过与区域产业的结构互补，进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长三角地区的现有经济优势也会为整个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强大支持。这无疑是该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的一项重要价值支撑。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高等教育投资与产出之间存在空间的溢出效应，应用于此，尽快做强长三角高等教育，就能有效扩大这种溢出效应，进而形成高等教育发展极，实现规模经济，辐射并带动其他周边省市的整体高等教育水平提升。[5]

6全球战略———三省市规划战略步骤，有助于实现教育国际思想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动，生产过程和服务所涉及的地域不断向全世界扩展，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过程。

在高等教育领域，其全球化是需要经历从地方化至区域化再到国际化，这是高等教育从封闭的地方教育走向交流频繁的全球教育过程。[6]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是其的最佳体现。该进程以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为目标、以“促进师生流动、调整学位结构、建立资格框架、加强质量保障、增强社会融合”等为主要内容，以“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宗旨，赢得欧洲46个国家的积极响应。[7]仅就参与国的广泛程度与改革所涉及的深度而言，“博洛尼亚进程”堪称是欧洲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并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8]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要求其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在区域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促进区域内高等教育与区域环境、人口、政治、经济等的协调发展，这一理念与当前江浙沪改革实现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目标是相一致的，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经较为成熟，实现区域化迫在眉睫。以往对于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界定，就是在“省”为教育区域的前提下，由过去的中央一级办学变成中央、省两级办学，其宗旨在于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长三角的试验改革在此基础上又提升为三省市的联动协作，将区域化向国家化推进。由此可见，作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化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提供了启示，国际环境的不断改善，促使了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等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将国内的高等教育融入到国际化中去，而长三角的改革试验区正是这个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

总之，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牵头，江苏、浙江两省教育行政部门及研究机构组成的“长三角地区教育联动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通过跨区域召开座谈会、走访调研等实证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发展一方面是一项立足民生的项目，另一方面又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重要工程。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带动作用，必然起到模范作用，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综合发展，平衡地区间高教资源的不均衡，优化教育产业结构，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增强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水平，其必然的良好结果足可预见。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阐释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只是众多学科视角中的一项。对于如此之意义深远的改革项目，单纯从某一个理论观点出发去解释也是远远不够的。教育作为强国大计，关系到经济、社会、政治等等方方面面。就此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就应从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生态学等多方进行研究论证，从而更好更合理的规划、实施。

参考文献

[1][4]许长青.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理念与实践[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5(1).

[2]李萍.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6.

[3]余秀兰.分工与合作:促进长三角高等教育新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04(1):8-9.

[5]龚放.整合与联动:打造长三角高等教育发展极[J].教育发展研究，2004(1):5-7.

[6]蔡克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国家化、地方化、个性化[J].中国高教研究，2001(10):9-10.

篇(5)

一、利用生活实践设计决策情境，掌握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

20世纪初，美国学者杜威强调指出，学校的最大浪费是学生在学校接受一种脱离生活的教育，这种教育使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和激情，使学生步入社会后发现所学知识与生活脱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感到学习无用。地理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学习对生活和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因此，在地理课堂教学中利用生活实践，创设决策情境，可以更好地切入主题。

在“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一节教学中，笔者设计“感受生活篇”这一决策情境，通过情境活动，让学生掌握影响工业区位的诸多因素。

活动情境：假如要建一个加工厂，如服装厂、蔗糖厂、苹果汁厂、炼铝业、动漫软件开发园……在决定企业的区位时，要考虑的主要区位因素有哪些？

学生在分组交流中，完成对影响工业区位的诸多因素的列举与归类。注意点是设计的情境不能脱离生活实践，要以培养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素养为准绳。

二、通过列表比较设计决策情境，了解工业区位论的核心思想

列表比较是地理学科常见的学习方法，也是地理高考中的高频考点。通过比较，不仅可以考查学生对地理事象间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考查学生对知识网络化、系统化的过程，还可以较好地考查考生将各种地理事物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联系起来的能力。

在本节内容中，鲁教版教材增加了对工业区位论的知识窗介绍。工业区位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学生如何在主体自学中了解工业区位论这一思想？

活动情境：表1是建厂地点与成本构成分析表，某加工企业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考虑，最好把企业建在哪个地点？

在列表比较的情境下，学生阅读韦伯工业区位论，得出其核心思想是工业效益的最大化。注意点是比较的目的可引导发现地理事象间相互区别与联系，为获得结论提供便利。

三、借助虚拟角色设计决策情境，学会工业区位选择的基本方法

设计虚拟角色是地理课标要求的一种课堂教学方式。虚拟角色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构建或模拟某种角色的真实场景，形成虚拟的活动氛围，把学生引入教学内容所体现的情境中，创造性地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虚拟角色方式是基于建构主义提出的。建构主义认为，虚拟情境是学生知识建构中重要的环节，主体、情境、协作和资源是促进其教学的四个条件，主张学习情境要与实际情境相结合，让教学更具生动性、有效性。

在本节教学中，笔者设计“体验老总篇”这一决策情境，以求师生“双向互动”，开启思维。

活动情境：如果我是企业老总！

以下是甘蔗加工、苹果汁加工、电解铝、服装厂、多晶硅行业的相关资料，读后完成相关问题。

（1）蔗糖厂用9吨甘蔗可加工成1吨糖。

（2）饮料厂用1吨苹果可生产出普通苹果汁5吨。

（3）电解铝企业生产1吨铝，需要耗电17 000度。

（4）服装生产成本中：原材料支出约占30%、工资占63%、折旧占4.1%......徐州公交车上有广告：段庄徐州沈记西服制衣有限公司长期、大量招收普通女工。

（5）徐州中能硅业科技公司，属中国矿业大学校企合作单位，专门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新材料多晶硅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如果你是上述某一企业的老总，你可能最关注哪项投资成本？请在表2中勾选出该企业最高成本（小组分工，每小组两厂，各厂资料可见学案）。各企业应该接近哪些因素布局（表3）？

启示：在建厂时要考虑的区位因素很多，但现实中，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工业区位选择的结果应该由主导因素决定。通过连线验证结论。

连一连：请用直线将对应的两者相连。

注意点是设计的虚拟角色应便于学生实施操作，应有利于突破教学重点。

原料指向型 印刷、啤酒、家具制造厂

市场指向型 罐头、水产品加工

动力指向型 鞋、帽、雨伞、电子装配厂

劳动力指向型 精密仪表、航天飞机、计算机制造

技术指向型 有色金属冶炼、化学工业

四、搜集发展史实设计决策情境，弄清主导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

人口、城市、农业、工业、交通、商业、旅游等区位因素的选择，都需要学生考虑相关地理事象发生与发展的史实。搜集这些事象，合理设计决策型情境，让学生弄清地理事象形成与发展变化的原因，可做到将知识前后对比，提高地理学习效益。

在本节学习中，笔者设计“案例分析篇”这一决策情境，让学生弄清工业主导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活动情境：阅读资料完成相关问题。

资料1：20世纪50年代扩建的鞍山钢铁企业，拥有职工50万人。“鞍钢”附近有鞍山和本溪铁矿、抚顺煤田等，并从山西、黑龙江等省运入一部分煤炭。企业距离原料、燃料地较近。

资料2：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兴建的上海宝山钢铁企业，规模与鞍钢差不多，起初需职工3万人，现在职工不足2万人，且高学历比例极高。“宝钢”的煤主要从其它省份调入，铁矿石主要通过海运，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国。公司地处长江三角洲，水陆交通非常便利。

（1）根据资料，说明鞍钢是什么指向型工业？宝钢呢？

（2）从鞍钢到宝钢，说明工业主导因素发生什么变化？

（3）鞍钢和宝钢建厂时，产业工人数量和文化素质有何差异？这说明知识技术和劳动力素质起到什么作用？

注意点是选取区位分析的发展史料时，应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运用热点问题设计决策情境，体会工业区位选择的理想标准

从多年高考来看，试题从来就不回避社会热点问题，许多引起人类关注的地理事件和社会热点始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关注新闻时事，引导学生从新闻事件中挖掘有用的地理信息，也是教师经常运用的一种情境设计手法。

在本节教学中，笔者搜集“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成功之路”一文以及环境标准对工业区位影响的图文资料等，结合鲁教版教材的相关内容，设计情境。

活动情境：走进班加罗尔：阅读学案材料和教材知识窗第2～3小节，读后完成下题。

单选题：影响“亚洲硅谷”班加罗尔软件园的区位优势是：

①政策环境②科技文化环境③社会治安良好④气候宜人⑤国防安全⑥乡土情感

A.①②③④ B.⑤⑥

C.①②④⑤ D.②③④⑤

活动情境：随着环保认识的提高，环境标准也已成为影响工业区位的重要因素。某钢铁企业考虑其环境效益，应布局在图1所示M、N、Q、P四地中的哪一地最佳？讨论完成。

篇(6)

一、明确学习地理的目的

在学习地理知识中开展目的性教育，是一种经常性的方式。利用这种方式时，要抓住时机，真实说理，融为一体，语言简练。例如，学习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时，进行歌诀背诵、板图练习、拼图练习，让学生对我国省级行政单位的名称、形状、方位达到准确而熟练的掌握，同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被调动起来。此时，只要教师强调本节知识是重要的地理知识，学好它对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生产都有着重要的帮助和指导意义，不可轻视，就可以达到良好的目的教育的效果。

二、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知识的兴趣

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引发兴趣。学生喜爱什么学科，往往与任课教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教师应该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做好“言传身教”。课堂上感情充沛，平等待人，语言生动准确，富有感染力；课后辅导，耐心细致，注重感情交流；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多用激励性评语。这样，学生就会自觉地亲近你，从而引起感情上的支持，对这门课发生兴趣。

2.挖掘教材内在的吸引力，稳定兴趣。课文中常有一些比较重要但内容又很抽象的地方，教师若能设计学生动手实践，或者适当引用一些与教材有紧密联系、真实、生动有趣的材料加以比喻、印证，既可深化所学内容，又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例如：讲解地球的运动时，学生没有直观表象，不易理解。此时，教师让学生分组演示实践，实际操作地球是如何自转的，如何公转的，这样既直观形象的理解了本节内容，又通过动手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兴趣。

3.运用讲画同步教学法，增强兴趣。地图整体性、形象性、直观性使它成了地理教学的重要支柱。讲画同步教学法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读图、绘图、用图能力的有效措施。“观察”是思维的触角，是学生认识世界重要的一步，是发展学生智力、培养能力的基础。教师现场作图，学生从惊讶、敬佩到愉悦，情绪高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画同步可使学生的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相结合。他们听、看、写、画、想、问，课上课下双方活动非常活跃，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受到美的感染，不知不觉进入画境。由于教师当堂作图，学生有机会反复观察作图的笔顺、作图的步骤、作图的技巧，以至于主动跟随与仿效教师，在各自的笔记本上作图，培养了作图兴趣和习惯。教学实践证明，那些手脑并用、视听结合、经常跟随教师在课堂上作图的学生，一般来说地理空间概念清楚，识记效果好，对所学的地理知识当堂巩固率很高。

4.适时进行科学史教育，提高兴趣。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既有众多的地理大发现，又有成千上万的地理科学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能给学生以深刻的启迪，留下难忘的印象，使学生萌发探求的欲望。如：首次环球航行的航海家麦哲伦的事迹；我国科学家赴南极考察的见闻等等。

5.采用多媒体教学，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地理教材中有许多难理解的图表、地理成因、地理运动过程、复杂的地理方位，如果是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讲授，不但学生感到很难理解，而且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将一些枯燥无味的地理信息转化为声音、音乐、动态图像、动画展示给学生，使他们在吸收知识的时候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地理课堂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

三、启迪思维，处理好“主导”与“主体”的关系

教师的主导作用，不仅在于系统讲解，还在于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启迪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自己主动地思考和解决问题。

1.精心设疑，引起思考。“思考自疑问开始”，教师善于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设疑，会引起学生思维的波澜，使学生体验到通过自己思考来解决问题的乐趣。因此教师要把握教材和学生，讲究方法。要了解学生何处会有疑，何处需设疑，哪些问题需设疑。

2.引而不发，促进思考。一个好教师往往通过巧设疑来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又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当讲解过程中，学生渴望知道很多时，教师并不倾囊倒出，而是提头留尾，或择举一二，给学生留有思考的时间和回味的余地，保证学生旺盛的求知欲。

3.相机诱导，掌握方法。教师并不要教给学生思维的结果，而是教给学生思维的方法。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设疑解惑，更重要的是相机诱导，授予学生思维的方法，提高思维能力。

篇(7)

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