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政治；教学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蕴含着许多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凝结着可以在我们政治教学中利用的有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当前政治教学以及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传统文化在政治课堂应用的必要性

1.是提升学生学习综合能力的需要

新课标对政治课的教学目标是“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目标，当前初中学生对政治课的知识功能和培养能力的价值认识比较明显，但德育和其他功能尚未得到学生整体认同。教材与学生实际要求差距较大，造成了教育目标的要求与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窄化了中学政治课的功能，从而使政治课失去吸引力。将传统文化运用于政治课堂教学是顺应新课改、调动和发挥学生主体性意识的必然要求。

2.是改进传统滞后教学方法的需要

当前初中政治课的教学方法呆板，实施传统的满堂灌手段，教学过程忽略丰富多样的生命内涵，缺乏情感的自然真诚的流露，缺少让学生通过自身体验达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实效。学生不能主动地提出问题和理论联系实际，用所学的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较差，创造性思维、发散思维、求异思维的能力缺乏。

3.是贯彻人文素养教育的需要

政治教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思想发展，提高人的素质，通过明“理”、动“情”、导“行”实现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政治教学的价值就在于造就勇于进取、善于创造、人格健全、个性鲜明的一代新人。因此，我们理应站在素质教育的前沿，把握住课程改革的契机，顺应时展的要求，以实际行动促进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二、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原则

1.主体性原则

学生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教师在尝试将传统文化渗透到政治课教学的过程中，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教师要切忌主次不分，拘泥于所引用的传统文化本身上，从而犯了舍本求末的错误。

2.简要性原则

政治课中所运用的传统文化要尽可能简单明了，要能够达到用尽可能少的语言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达到尽可能高的准确度和理解度。在引进传统文化尤其是古诗文时，应尽量避免选择那些古奥的，艰深的，尽量不要选用，以免弄巧成拙。

3.针对性原则

在想政治课中运用传统文化知识，必须根据教学内容等情况，合理的确定内容与方式。要从学生所熟悉的现实生活情境和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以学生熟悉、关注、感兴趣的传统文化题材作为载体，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思考分析问题。

三、传统文化在政治课堂教学的具体运用

1.创设“问题”情境，进行课堂导入

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创设问题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创建情景，设置质疑，把教学内容寓于各种各样符合学生实际的知识基础之中，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从而使学生的注意、记忆、思维凝聚在一起，以达到智力活动最佳的状态。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可以采取表演、辩论、集体讨论等多种形式，激励学生参与。例如在讲授社会实践的主体时，我先引用了《尚书》和《老子》中的古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诗文一出现就引起学生极大兴趣，他们边诵读边相互交流这些诗文的含义。接着，我请学生思考以下问题：两组古诗文中的民”和“百姓”在今天是指哪些人？这些诗文对你和执政者有何启示？学生们在理解诗文的基础上踊跃发言，而我所要做的，只是将学生的发言顺理成章地引导到本框题的核心知识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应当树立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样的教学方法，即开拓了思路，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又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利用“学习迁移”，帮助学生理解疑难知识

“迁移”是心理学上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教学中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的意思。初中生在平日已经逐步掌握了一部分传统文化知识，并且对其中的内涵有着深刻理解，这些知识和能力是教师可以加以利用的一部分资源。思想政治课是以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严肃性、抽象性和深刻性的特点，这对于高中生的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教师应该通过对具体教学内容的设疑，创设阶梯的教学情境，激发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创造性思考。例如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特征的教学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之一，教学时我引用了老子的《道德经》上的一段话进行讲解“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然后请同学们尝试翻译，从中不难体会出“美丑”“善恶”“有无”这样一组组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性。

3.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展现传统文化

使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它可把教学内容变的更加具体，有效地降低教学难度，优化教学过程，这样就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助于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和氛围，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政治课教学中，采用多媒体形式进行教学，既能做到寓教于乐，让学生在鉴赏中深化所学知识，又能渲染课堂气氛，让学生在浓烈的情反氛围中深受鼓舞和教育，产生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例如理解“事物发展的原因”一内容时，就可以在多媒体中播放古诗朗诵，并配有相关的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一哲理：“冬青树上挂凌宵，岁晏花凋树不凋。凡物各自有根本，种禾终不生豆苗。”（明・杨基《感怀》）从而能让学生通过感官刺激达到理解把握学习内容的目的。

篇(2)

关键词：企业家 政治技能 政治技能测量 政治技能结构

政治技能虽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构念，但是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的西方文献已有一百多篇，中文文献也有几十篇，对进行企业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而言，一个“省力”的办法就是直接使用现有个体政治技能构念的定义和测量量表。然而，在进行该种选择可能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如何定义政治技能的问题，现有研究还未能达成完全一致，基于组织政治的政治技能概念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到企业家？其次，现有政治技能的西方量表和本土量表存在较大差异，它们是在测量同一个构念吗？选择谁的量表是合适的？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企业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是否有必要对企业家政治技能的内涵结构及相关测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企业家政治技能研究领域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丰富企业家政治技能研究领域的内容，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为此，本研究将在对现有政治技能定义、测量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研究和回答。

一、国外研究现状

政治技能的概念在八十年代就被提出（Pfeffer，1981；Mintzberg ，1983， 1985）[1][2][3]，例如，Pfeffer（1981）宣称需要从政治的视角看待组织，呼吁将“政治技能”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构念进行更深入、广泛的研究[1]，Mintzberg （1983）指出政治技能涉及到说服、谈判、操纵等行为[2]，但此时政治技能构念还未被严格界定和操作化，仅被描述为一种人际能力、机智或风格，能促使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成功获取资源或影响他人。在沉寂近十多年后，Ferris等 （1999）首次尝试深入研究政治技能构念，开发了一个包含六个题项的单维度测量量表 [4]，该量表后来被一些相关实证研究所采用（Douglas，2004；Ahearn等，2004；）[5][6]，并被实证样本数据检验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Ferris等 （1999）的操作化研究得到了一个单维度的内容结构。

为了深入研究政治技能的内容结构和构成维度，Ferris等 （2005）对个体政治技能构念进行了更严格、更清晰的界定：工作中能有效理解他人状况，并能基于该种理解的知识影响他人行为使之能促进自身或组织目标实现的一种能力[7]。基于该种定义和已有文献，Ferris等（2005）[7]提出、开发了四维度内容结构和18条目的量表条：（ 1）社会敏锐，即对各种社会情境或人际互动具有敏感和准确理解的能力（该维度有5项测量条目）。（2）人际影响，能够以一种微妙、令人诚服的方式对周围的人施加有力影响的能力（该维度有4条测量题目）。（3）网络能力，即能够熟练开发和利用社会网络的一种能力（该维度有6项测量条目）。4 外显真诚，一种能让周围的人感知自己是诚实可靠且没有隐藏动机或目的的人，因而能够赢得周围人的信任（该维度有3条测量条目）。值得说明的是Ferris在政治技能研究领域的影响均较大，其概念定义和开发的PSI量表在大量西方文献实证研究中也被广泛和普遍采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段、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样本数据反复检验了PSI量表的稳定性，一些跨文化的研究也都支持该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10]。因此，尽管存在文化差异，本文认为如果是研究组织内部个体的内部行为，PSI量表是国内进行微观组织行为相关研究的不错选择。

进一步，Ferris 等 （2007）[8]指出政治技能具有社会能力的综合方式特征，有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即直接影响工作结果，又调节二者间的关系[8]，政治技能并非完全“天生”而不能改变，他可以通过情景模拟训练来提高（Ferris等，2007）[8]，从这一点来说，政治技能构念不仅是一个有效解释个体工作结果或表现的预测变量，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是一个可以通过个体或组织训练实践加以改变的可变变量，因而还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虽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但该研究领域还未完全进入成熟期（Kimura等，2014）[9]。

二、国内研究现状

管理研究构念内涵结构与测量量表的文化情景适应性一直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重视[11]，对于关注组织政治技能研究的国内学者而言，开发适用于我国本土化政治技能量表，是在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者进行了尝试，例如，柳恒超等（2009）[12]提出了处世圆通（5条目）、关系经营（5条目）、人际敏锐（5条目）、表现真诚（4条目）、面子和谐（3条目）五个维度22个条目的测量量表，林忠等（2012）[13]通过深度访谈陈述句收集方法及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也得到了包括和谐人际、面子经营、权术运用、能力型社交和形势机敏性等5维度19个条目的本土量表，蒋斌（2009）[14]也研究并开发了一个包括“政治敏锐性”、“人际影响力”、“关系拓展力”、“组织协调力”四哥维度24个条目的量表。刘军等（2010）[15]从理解组织政治和施加影响的视角理解组织中个体的政治技能，因此开发了一个包括理解组织政治、施加影响两个维度共8个条目的量表。

与西方相比，本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次数和检验范围，还远未达到国外量表的水平，量表内容和使用均不统一，例如，谢永平等（2015）[16]使用了柳恒超等（2009）的测量量表，程聪等（2014）[17]整合了PSI量表和刘军等（2010）的量表条目，韩翼等（2014）[18]则直接使用了PSI量表。因此，国内研究首要任务是统一量表内容，通过不同时间、地区样本数据反复检验量表信度和效度。

三、本土量表后续开发构想

西方学者对政治技能的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指的就是对他人理解以及基于理解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使之与个体或组织目标保持一致的一种能力，该定义的理论边界也是十分清楚的：即这是一种特定的能力，主要包含理解他人、使用这种基于理解获取有关他人的知识来影响他人行为两方面的内容。因此，该定义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含义在里面，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构念。从目前国内现有的量表及测量维度来看，有些维度和测量条目已经超出了现有西方学术界对政治技能所定义的理论边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本土量表最终开发结果和得到的维度往往要比西方文献的多。事实上，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一般对涉及政治的相关概念往往会从政治方向、权力获取、权谋、计谋、谋略等角度进行理解，这实际上比Ferris（2005） 对“政治技能”界定的内容结构和范围要宽得多，因此，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在开发本土量表时，向被试解释、说明清楚政治技能的概念内涵和理论边界是必要但又是比较困难的，例如，柳恒超等（2009）在开发组织政治技能概念内涵时，向被试说明的是对组织中“社会技能”的理解，其目的可能是欲让其开发结果尽量与西方定义接近。林忠等（2012）则直接采用政治技能主题陈述句收集的方式来确定其构成维度，因此，其所得结果可能更接近中国人对“政治技能”的理解。但是，不同的测量和维度会给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带来使用困惑和研究结果的可比较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目前本土量表继续开发可以按照以下两个思路进行：

首先，尝试招集国内相关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已经公开发表测量及实证研究论文的相关学者，由不同的学者提出对政治技能的不同定义，明确其理论范围与边界。通过反复沟通、协调最终得到一个多数学者认同的本土定义。

其次，基于新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整合现有量表的测量题目，作为基础条目，并重新按规范、严谨的量表开发程序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由于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同于普通员工，虽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企业家政治技能直接使用PSI量表应该没问题，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一般测量组织政治技能的量表用在企业家身上可能并不适用，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文化制度背景下，企业家主要或者大量的精力会用在关注组织外部，测量组织内政治技能的量表不能反映外部社会互动的特殊性，二是，在我国，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能力对企业及企业家而言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而现有政治技能量表没有相关内容，三是企业家政治技能的内涵不同于普通员工，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需要对企业家政治技能进行全新的定义和开发相关量表。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首先，现有组织政治技能概念在西方制度文化背景下直接移植到企业家身上进行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国文化制度背景下则不能直接移植使用，其次，现有政治技能的西方量表和本土新开发的量表之所以存在一些差异，主要是因为文化、思维差异，导致它们测量的内容、范围存在不同，本土测量的范围更大，因此，它们可能不完全是在测量同一个构念。国内研究组织内部员工政治技能选择PSI量表是比较适宜的，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企业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在内容结构至少应该包含环境、社会政治的相关内容，需要通过协商或共同开发，找到一个令人信服并可被普遍接受的量表。

参考文献：

[1] Pfeffer . Power in organizations[M]. Boston， MA： Pitman，1983.

[2] Mintzberg .. Power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83.

[3] Mintzberg . The organization as political are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85，22， 133C154.

[4] Ferris， et al.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59th annual national meeting， Chicago. 1999.

[5] Douglas，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leader political skill and its effect on ratings of leader effectivenes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4 （4）： 537- 550.

[6] Ahearn， et al. "Leader political skill and tea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4（3） ： 309- 327.

[7] Ferris，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1）： 126- 152.

[8] Ferris，et al. "Political skill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3）： 290- 320.

[9] Kimura， Takuma. "A R eview of Political Skill： Current R esearch T rend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 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 eviews， 2014.

[10] Lvina， et al. Measure invariance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PSI） across five cultur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2012（2）： 171- 191.

[11] Munyon et al. Political skill and work outcomes：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meta- analytic investigation， and agenda for the future[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14.

[12]柳恒超，等. 中国文化下组织政治技能的结构及问卷的编制[J].应用心理学 ，2009（3）： 220- 225.

[13]林忠，等. "企业员工政治技能的本土维度确认与测量[J].财经问题研究 ，2012（11）： 116- 123.

[14]蒋斌.企业员工组织政治技巧结构及相关研究[D].济南：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5]刘军，等. 政治技能的前因与后果： 一项追踪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10（11）： 94- 104.

[16]谢永，等.国有企业领导政治技能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研究―下属迎合行为的调节作用[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2）：36- 45.

篇(3)

在跨文化伦理研究的视域中，作为一种广义而言的政治伦理的朋友关系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初看起来，东西方思想家对朋友之道的表述有很多极其相似的地方，比如大家同样要求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真诚坦率、平等相待，同样将超功利性的志同道合看成是朋友关系最基本的纽带。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像“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中庸》）这样的教诲，与“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新约》）这样的金规则简直就是同一句话的两个译本而已。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用跨文化伦理研究所惯用的关注“同中之异”的眼光来看，东西方对朋友关系本身的理解一致，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推导出这些原则时关注的是同样的问题，更不意味着朋友关系在双方各自的伦理体系中处于同样的地位。而相同的朋友之道所蕴含的不同前提，以及由此推导出的不同结论，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东西。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在以先秦儒学为主要源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还是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滥觞的西方政治文化中，朋友关系都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关系。一方面，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关系（与广义的社会关系相区别）应该具有强制性，与一定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联系在一起，而真正的朋友之道显然是排斥这种功利诉求的；另一方面，以崇尚伦常纲礼为主要特征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又将朋友纳入“五伦”之中，将其视为所有现实政治关系的社会伦理基础之一，而在起源于城邦生活的古希腊政治伦理中，友爱也被看成是城邦公民之间的重要纽带。可见，朋友关系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关系，但同时却又在为各种政治关系提供合理性的说明，为狭义上的政治关系起到伦理支撑的作用。因此，我们既可以把朋友关系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广义上的政治关系，也可以将朋友之道理解为一种为现实的政治关系提供辩护和说明的、作为后者之基础和本原的政治伦理。

“政治”与“伦理”这两个概念，在中西方传统语境中各有其渊源。西方的“政治”（politics）概念从词源上说来自于古希腊语的“城邦”（πολιζ／Polis），“政治”（πολιτει＇α／politeia）一词相应地也就是指有关城邦生活，尤其是城邦公民团体组织的事务、体制、方略或者学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是以这个“politeia”为主题。而中国的“政治”概念来自于强调制度秩序的“政”和强调统治行为的“治”，“政治”连用是指一种国事整饬、井井有条的安定状态，比如《尚书•周书•毕命》中所说的“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同样，“伦理”①概念在中西语境中也有不同的理解。西方人所说的“伦理”（ethics）源于古希腊文的“εθικóζ”（ethi－kos），其词根“εθοζ”（ethos）指的是“惯常的居所”，引申为风俗或习俗之意。而中文的“伦理”并称始见于《礼记•乐记》中的“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为这句话作注时认为：“伦，犹类也；理，分也。”而且，特别指出这里的“伦”就是指人伦。所以，“伦理”的本意就是（人际关系中的）区别和分类，是一门将自然人分门别类归于各种社会关系范畴的学问。

由此我们可以说，同样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的朋友之道，在西方政治文化的背景下侧重于朋友关系在约定俗成的城邦生活准则中的建构意义和基础地位，而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关注点则是朋友关系作为人伦之一种，在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方面所提供的伦理依据以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者既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也在某些细微之处表现出根本性的差别。

二、“友谊”与“友爱”：朋友之道在中西语境中的概念区别

“友谊”与“友爱”这两个往往可以通用的近义词，恰恰蕴含着中西政治文化中的朋友之道的深层次差异。严格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朋友之道比较符合“友谊”的内涵，而西方人所理解的朋友之道则比较适用“友爱”这个概念。简言之，“谊”与“爱”这两个字眼，分别代表着中西方所理解的朋友关系的核心要义。“

谊”字在中华原典中与“义”相通，“周时作谊，汉时作义”（《说文》），其本义为“宜”，且兼有“理”（《玉篇》）与“善”（《广韻》）之意。而儒家将“义”与“仁”并称，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第二十章：治国）。可见，如果说“仁”是一种以亲缘关系为中心、按照亲缘的远近和比附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政治伦理准则，那么“谊（义）”就是在亲缘关系之外，以道德上的“贤”作为根本依据来区分等差，从而实现适宜得当的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可以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谊（义）”与“仁”并立为两极，分别代表着“贤”与“亲”这两项基本的政治伦理原则。而以“谊（义）”作为朋友之道核心的“友谊”概念，最能说明朋友关系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定位，以及中国人交友以德的一贯传统。

反观“爱”字在先秦典籍中的用法，除了“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大体可以说引申为友爱之外②，要么是与仁惠并称，比如孔子将子产称为“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要么就是指男女之私和贪吝之情。可见，“友”与“爱”并没有自然的联系。如果勉强以“爱”来概括朋友之道，就难免有失朋友关系作为五伦之一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的朋友之道是从“谊”出发，而不是从“爱”出发的。

与之相比，古希腊哲学家所理解的朋友之道虽然也强调德行在交友中的重要性，但朋友关系却并不是以“谊”、而是以“爱”作为核心的。“友爱”（φιλíα／Philia）在古希腊语境中首先是指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爱的行为或者倾向（philo），可以指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关系，然后才是特指朋友之间的感情。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基于朋友之间相互欣赏的“友爱”与基于肉体吸引力的“欲爱”（″ερωζ／Eros）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同样是被美的对象所激发，只是追求的对象有具体和普遍之别，与美德的吸引可以并行不悖，比如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所描述的他与苏格拉底那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又在总共十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用整整两卷的篇幅对友爱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将真正的友爱定义为“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于偶性”而产生的爱慕，而所谓因其自身的缘由，则被严格界定为恒常如一的德性③。这样一来，“Philia”这个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就在内涵上被赋予了非常苛刻的限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亚里士多德是在用友爱这个概念来形容情侣之间、亲族之间还是朋友之间的关系④，其内涵都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纯粹由于对方本身（德性）之故而产生的一种爱慕之情，这种情感超越一切现实的利益纠葛和等级关系⑤，从而有资格被看作是城邦生活的基本纽带。

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中西方朋友之道都具有尊崇德性的特征，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作为人伦之一种，关注的是如何以“谊（义）”为核心采取适宜的人际交际准则；而古希腊哲学所理解的“友”则是以“爱”作为出发点，强调的是因为对方本身的德性所产生的一种仰慕之情。因此，为了严格起见，我们可以分别用“友谊”和“友爱”来特指中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朋友之道。

三、核心与边缘：朋友关系在中西政治伦理中的地位区别

无论是着眼于“分类”还是“习俗”，以规范和协调社会关系为要旨的政治伦理都必须具有体系性，必须要将种种社会关系纳入一定的等级序列；而朋友关系作为一种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社会关系，不管是以“谊”还是“爱”为核心，也都一定会在这个政治伦理序列中占据特定的地位。简要说来，中西政治文化都将朋友关系理解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伦理关系，只不过后者将其置于最为优先的地位，视为一切政治伦理关系的源起；而前者将其置于人伦之末，并且最终采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将其重新纳入以“亲亲为大”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中。而这种地位的区别，也正是中西政治文化差异的关键所在。

还是回到“政治”定义这个源头上来。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希腊人看来，通常只有非王政的政体才可以用这个以“城邦”为词根的“πολιτει＇α”或“politeia”来称呼，因此古希腊哲人所探讨的“政体”（politeia）从概念上就已经天然蕴含了以处理“公民”（polites）关系为核心这个意义。与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古希腊人的这种公民身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公民之间既没有神权所规定的等级差别，也没有基于血缘或姻亲关系的远近亲疏，因此，同一个城邦的公民之间在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契约关系和政治隶属关系之前，必须要有某种一致性的彼此认同作为前提。而这种认同感的来源，从外在的角度来看就是基于城邦共同的宗教文化、现实利益等因素，从内在的角度来看则是公民之间相互的友爱。可以说，虽然城邦生活的现实纽带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但是在这种契约实际形成之前，友爱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将城邦公民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这也正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仅将友爱视为城邦的纽带，更是将其重要性置于公正之上的原因①。总之，在平等的公民以契约关系组成的城邦共同体中，朋友关系是最为首要的社会关系，友爱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情感。固然在现实的城邦政治中，朋友之道在很多情况下要让位于其他社会职责。然而，使得相互并没有隶属关系、也不以血缘亲疏为考虑因素的公民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最初动力，正是他们之间对于共同的价值原则和道德标准的认同，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邦里的公民最初都应该是朋友②，友谊是发生学意义上最基本的政治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证友爱的重要性时，亚里士多德虽然也提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但他却将“此种感情”泛化地理解为同类之间的天性（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统一使用philia这个字眼），认定值得称赞的并不是父子天性这种特殊的人伦关系，而只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爱人”，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说“生育者对被生育者，或者被生育者对生育者友爱是天性”③。而这种做法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中是不可理喻的，后者习惯于将一切政治关系纳入自然亲缘关系的推演系统中，这也就决定了朋友关系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政治”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义是指一种政事得以治理平定的状态，而政治之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手段来实现这种理想，其核心议题也就是要证明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寻求统治方式的合理性，将其建立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基础之上，而先秦儒学所确立的这个基础，就是基于自然属性的亲缘关系。可以想见，在由亲缘关系（父子、兄弟、夫妇）以及由亲缘关系推演出的等级隶属关系（君臣）所主导的社会生活中，友谊是最特殊，或者说最尴尬的一种社会关系，在五伦之中它也是唯一不能用长幼尊卑亲疏之别（“孝”或者“悌”）来加以界定的。借用杜维明的说法，如果说儒家所主张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圆心，以自然的亲缘关系和类亲缘关系为半径形成的“个人社会国家”的“同心圆”，那么在无数个“开放的同心圆”所组成的和谐社会关系图景中，友谊既可以是一个起到串接这些同心圆的沟通因素，也可以是一种隐性的破坏因素。从前一个意义上说，这个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的推进过程，始终是以亲缘关系中的天然等差为依据来进行的，而只有友谊可以超越此局限，为那些既无亲缘关系，又无利益纠葛和等级差异，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人群提供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社会机制，以一种普遍性的、无差别④的伦理准则将无数个“开放的同心圆”的圆心联系在一起。先秦儒家将“信”理解为朋友之道的核心准则，正是由于朋友关系中所蕴含的契约精神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他四伦所不具备的。

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当自然血缘关系所推演造就的孝悌忠信等内在心性像投入水面的小石子一样荡起涟漪，由近及远渐次扩展到家国天下之大的时候，这个既不能被归入血缘关系，也没办法规定等级序列的友谊概念，恰似这个和谐波动过程中的干扰，用一种他者的视角把这个同心圆的体系搅得七零八落。五伦之中唯有“朋友”一伦是对“我”而言的完全的“他者”，既不能从“我”的存在中找到先天的生理以及社会依据，也不能由“我”的内在德性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来。因此，对于一个崇尚自然之道、纲常等差秩序井然的政治伦理体系来说，既没有自然属性作为依据、也没有先天的等级区分的友谊，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孟子在谈到交友之道时，将友谊的特殊性表述得非常清楚：“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可见，友谊不但是没有长幼、贵贱、亲缘等判定高低上下的依据（也就是“挟”），而且进一步来说，交友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敬”的指向上下颠倒的情况，虽然“其义一也”，但总归是在这个层层递进的伦理序列中留下了隐患。对于崇尚差等与秩序的儒家思想来说，这无疑是个需要回应的难题。而

先秦儒学的解决之道，首先，是想办法把朋友也纳入这个发端于血缘亲情、扩展于平治天下的同心圆之中。所谓“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第二十章）。孟子也有类似说法，即“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孟子•离娄上》）。在这个“明善反身而诚顺亲信乎朋友获乎上治民”的链条里，朋友被当成是血缘关系（“亲”）于政治关系（“上”）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对亲人的“顺”和亲人对自己的“悦”，可以转化为朋友之间的“信”，而朋友之间的“信”，又可以变成获取政治资源的保证。后一个转化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信誉在任何文化中都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前一个转化则有两个隐性的前提：其一，对亲人不好必定对朋友也不好，因为亲人永远重于朋友；其二，朋友之间的关系基本就是基于对彼此德性的欣赏，而缺失基本的孝亲之德的人必然也不会有人愿意与之为友，这两点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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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前提

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综合国力是国家形象的定位依据。一个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和谐发展充分体现出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形象、尊严、责任、利益是一体的。因此理论界一直在探讨跨文化（文明）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新作用和现实意义。

大国的崛起或发展是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与文化复兴的复合现象。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出的国家实力，不仅是为追逐物质利益和保护国家的安全，也是为展示国家形象，以此维护和提升国家的威信。在大国之间，国家形象已经成为相互依重、进行利弊权衡的指标。中国和谐、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在本质上包含塑造国家形象的内涵。

和平发展是当代中国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全局性战略，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前提是国家自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富有人文关怀；精神文明、政治民主；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繁荣昌盛，国家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吸引力自然就体现其中。

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决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将直接关系到能否提升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形象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对其制定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优先强调大国的责任与义务，注重国际道义。诚信负责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所在。因为具有信誉的国家形象对政府实施外交政策会产生良好的因果效应。

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就必须构建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

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同时应该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国家。文化特征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体现民族性，展示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国家外交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阐释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彰显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因为文化被世界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性因素。

与国家安全、经济战略和政治利益相比较，国家在文化领域中的利益冲突相对来说是风险最小的。在东亚汉字文化地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至今依然根深蒂固，汉文化始终渗透在东亚国家的民族文化底蕴中。东亚儒学底蕴深厚，寓意哲理，留有大量文化遗产，在国际政治文化中的地位独树一帜。因此发挥文化软实力对我国开展周边国家外交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今天的中国应该给世界提供更多的新思维、新概念，才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目前中日韩三国学术界已经有意向对三国使用的汉字进行统一规范，以便将来中日韩三国同用常用汉字。这就是文化的理解、融合、认同，就是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同源、同质化。东亚乃至亚洲的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共同的文化底蕴可以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提高和平共处的能力，成为进行民间沟通与交流的基础和政府间进行多方面合作的纽带。

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文化传播方面的压力始终与经济挑战并存。作为东亚文化的起源国家，中国在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有缺失。日韩等东亚同质文明国家，为争当区域文化强国，在对儒学文化理念的诠释方面、在民族文化艺术交流输出方面与中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展示国家文化形象，全方位提升国家的文化强国和文化大国地位。

应该警惕，残酷的文化竞争现实，一方面将使东亚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趋于同质化；另一方面抢夺东亚文化渊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恶性竞争，将使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优势面临可能流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汉语言和汉文字，对中日韩三国学界统一使用规范汉字的规划予以原则支持。通过多媒介对外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追根溯源，树立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形象。

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文化实力比政治实力更具有外交魅力

提升文化的的对外影响力，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手段。对不同文化成员国之间最有影响力的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政治文化因素。当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着力塑造有能力、负责任的国家形象。普遍的做法是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以东道主身份寻求国际社会的注视，并积极争取话语权。通过举办各国政府和公众均感兴趣的全球性媒介事件(如承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盛事；承办联合国及区域国际组织重要会议；举办学术论坛；举办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等)，开展多边合作，促进世界对其政治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声望。

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形象中，国际社会与中国双方都需要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彼此审视。2008年，北京承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的大舞台。可以让世界真正了解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中国，是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绝好机会。对中国人民而言，通过奥运会对外塑造的国家形象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需要人民共同努力，更加积极、向善地了解世界。以自身的发展、以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风貌来促进国际交往与合作。中国外交会不断调整和完善国家形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来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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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良好的意识品质价值和人文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可以引导高校学生养成良好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文化内涵。因此，如何将传统文化合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意义

1、有利于加深高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核心价值领域是对我国公民价值准则、国家国家目标与社会价值取向的高度总结与凝练，毋庸置疑，在吸收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也传承、创新、发展了传统文化。可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是全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文化展现了我国文化社会遗传，此种遗传因子存在于每一位公民身上。传统文化的学习，其实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基因的探寻，有利于加深高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感，提升高校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有利于提升高校学生应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冲击的能力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思想文化的传播、沟通与交融越来越频繁，社会思想观念也越来越活跃，多元化文化形态对高校学生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并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西方国家流入的一些歪曲我国文化的内容，部分高校学生轻视主流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没有自信。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影响广泛，紧密联系着我们的精神命脉，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主动回应社会提出的理论与问题，科学转化与发展传统文化中充满魅力、更具价值的重要内容，从而提升高校学生应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冲击的能力。

3、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的道德修养与完善人格

我国传统文化旨在强调道德修养，即一个人的学习，主要是为了成就自身德行、提高自身内在修养水平，主张通过学习，做一个有理想、思想高尚的人。高校学生是重要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将他们培养成高素质、有理想、有知识的优秀公民是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高校除了要创建校园文化、营造班级小氛围、紧抓社会大环境，还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渗透、灌输，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作用，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学生完善人格、提升学生德行修养等，并使这些积极因素演变成高校学生德育的主要手段。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对策

1、加大校园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广泛，且故事性较强，所以广受高校学生的欢迎与喜欢，为了更好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高校可以依据实际发展情况加强传统文化内容的宣传作用，例如，发挥校园媒体优势，加大宣传力度，从而加深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的认识与理解，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校园媒体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若再专门为传统文化内容设计相应的板块，定期一些教育价值广泛的文化内容，自然可以丰富高校学生的文化知识、提升高校叙事的认识水平、培养高校学生的德育素养，以及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当然，高校也可以主动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将传统文化合理贯穿始终，有效结合校园文化和传统文化，创建与众不同的活动氛围，促进校园文化气息的大幅度提升。

2、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增添传统文化课程

作为高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对高校学生的价值观有着决定性影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较枯燥，且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与引导，在此种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习惯、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又阻碍了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这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一些与课程内容密切相连的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提升高校学生的精神境界、培养高校学生的道德修养、丰富高校的文化知识。具体来说，一方面，高校应结合教学安排合理开设一门将传统文化视作重点内容的课程。现阶段教育环境下，传统文化还未演变成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系统中稳固的组成部分，增设传统文化课程，加深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重要性的认识，并将其成为高校学生需要累积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优秀文化的学习，高校学生可以较好地转变自身思想和品行;另一方面，思政教师除了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进行传统文化渗透，还要在其他学科中进行宣传与渗透，促进其他学科涉及内容和传统文化内容的有效结合，进而拓展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强调以学生为本，坚持道德人本主义，在创建思想道德时，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思想观念，要求学生注重人的本真，把完整的人看作一种目的，这无疑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久远，且可以应用于各个学科之中。同时，高校学生还对以人文本有了更深的理解，随着这种理解的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逐渐加深，长期以往，高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灵魂得到了净化。

3、创建和谐宽松的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环境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既要重视传统文化重要内容，又要关注课堂学习氛围，充溢着文化气息、又宽松活跃的学习环境自然可以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学生德育。同时，高校需要强化校园文化建设，将传统文化有效贯穿于整个校园，让学生直接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谐宽松的校园文化绯闻可以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文化情景，所以，创建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环境、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有效融合的主要途径。例如，在创建校园文化硬件时，高校可以将传统文化的精神融入校园建筑、人为景观或教学设施之中，让高校学生随时随地感受传统文化的良好熏陶;在创建校园软件时，高校可以将传统文化因子融入校徽设计、校歌创作、校训制定之中，并在充分了解与掌握学科特色的基础上结合校史在学校内增加名人雕像等人文景观。另外，高校需要充分发挥校园网络或微博公众号的作用，采取学生感兴趣，并可以满足学生需求的形式合理推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专业教师帮助下，创建精读传统经典、弘扬传统技术的学生社团，如书法、武术等传统技艺，开展有利于宣传传统文化的校园活动，提升对传统文化氛围的重视度，帮助高校叙事更好地认识、理解、领会传统文化。高校还需要为学生提供适当的空间进一步学习传统文化，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真正从多方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渗透。

4、创建高素质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

为了更好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高校需要创建一支高素质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此教师队伍的创建需要做到两个保证，即第一要保证传统文化教师具备良好的责任心及工作积极性，第二保证传统文化教师具备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能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有效融入教学体系，以此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结合。除此之外，教师还要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影响学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学生，给予学生足够的耐心，多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善于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耐心帮助学生解答问题，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需要注意的是，教师除了是教育者还是引导者，是学生学习的榜样，所以教师需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作用，主动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从自己身上发现传统文化对一个人思想水平的重要影响，从而将此作为标准严厉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思想品质修养和文化底蕴。由此可见，高素质传统文化教师队伍的创建对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理渗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越来越明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既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科学性，又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高校需要依据教学实际选择合理的内容，制定可行性对策，从而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波，赵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和途径［J］．新课程研究(中旬刊)，2013(12)

［2］苏珍梅．关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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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1他主张政治文化是要在“特定民族”的范围内来界定或考察，这是由于他所针对的经验事实主要是美国的公民政治，也是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在我们对前现代国家政治历史的考察中，使用“特定政治社会共同体”更为妥当，因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在那个时代并不流行。在这样修正之后，我们仍需注意到阿尔蒙德很恰当地将政治文化理解为是在“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具有历史的意识，并不取文化本质主义的方式——对他说来，政治文化不是一种天赋、恒定的本质，是一种在流变中表现出来的特质和状态，离开了政治生活本身的流变，或者离开既有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政治文化就很难考察。这使他的学说具有较强的与历史研究的关联性。此外，阿尔蒙德特别强调政治态度，几乎认为这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他与西德尼·维伯（Sidney Verba）合作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说到：“我们在这里只能强调，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而且，阿尔蒙德强调政治文化会对所有政治参与者发生影响。这种强调与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主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2他将民主政治文化称作“参与者政治文化”，并从而与“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相区别。3我们要特别考察的明代中国政治文化，肯定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但也并不能与阿尔蒙德所说的另外两个政治文化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完整对应。即使如此，从社会成员了解和参与政治的程度、方式、态度，来考察政治文化形态，是值得尝试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政治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亚种——此类区分可以帮助我们从笼统地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过渡到拥有更具体层面的概念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于政治文化本身的研究已经形成颇有规模的文献系统，对于各种相关的学说，不能仅在概念层面一般了解而已，还需整理出系统的谱系，把握主要学说的内涵，判断其对于历史研究的相关性所在。

基于目前的情况，参考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考量明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实践情况与特点，初步界定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起点。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所有社会共同体，都会在其历史经历中逐渐形成某些倾向，包括其主流成员对于宇宙、世界、公共社会、公共权力、社会秩序原理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与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及策略思想。这种倾向中最稳定、最获得公认的部分，凝固为制度——制度是获得原则地位的、趋于凝固的倾向——这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倾向中处于底层因而指向性很强并对政治现象和人们的政治行为形成导向作用的重要成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伦理——关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之意义的界定、辨识、预设以及相关的行为准则与评价尺度。这种倾向中以最为明晰的方式表述并且具有探索和调适倾向的侧面，是政治思想——思想是体现人类自觉和自我意识的领域，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经验的解释、总结、反思、倡议。这种倾向在特定时空展开时表现出来的要素格局、色调、总体环境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特定社会共同体内部由传统和时局推演交互作用而形成并构成随后政治推演基础的总体状态。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从这4个基本维度透视出来的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和运作的精神倾向和生态格局就是政治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所有制度，包括国家体制、民法、刑法等等，都体现主导人群的社会理想、理念。所以政治文化角度对制度的研究，应特别重视制度文本和制度运行背后的社会理想、理念诉求。比如《明律》中有“威力制缚人”条：“凡争论事理，听经官陈告。若以威力制缚人及于私家拷打监禁者，并杖八十。”4其精神是崇尚公法，禁止私刑，可见明初立法者追求以国家权威处置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私人无论何种身份地位，不可私设公堂，任何私人无凌驾他者的司法地位。我们都知道明朝仍然是有社会等级残余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毕竟有“平等”的诉求在，“平等”在很多情况下被当做社会的公则。那么，在明代中国社会中，公理诉求与统治关系之间是如何耦合的？到了这个层面，我们能够看到的研究就很少，需要自己去追问了。其他制度，在厘清其文本、功用、沿革之后，如果肯去追问其文化含义，即那些制度形成的过程、文本和实施方式背后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诉求，也会遇到有意义的论题。比如，研究明史的人，入门的时候就了解内阁制度了，但是内阁制度在政治文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探究。内阁是在丞相既废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推演出来的，不是设计、预备了内阁之后，再去废除丞相的，所以这种推演的结果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它体现了某种内在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样的诉求导致了内阁的形成，内阁形成之后，为什么明朝人还会用“相体”之类的话语来谈论、评价它，明朝内阁运行的权力——无论大小——是什么性质的，明朝的内阁与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在庙堂政治中的活跃一定有某些牵连，是什么牵连，为什么明朝行得内阁制，到了清朝就被边缘化了？这样来追问，内阁制度的研究就可能更深入一些。又如礼仪制度，从今天生活实践的角度看，会觉得古人的礼仪过度繁冗琐细，但在那些礼仪作为先行制度实施的时候，其规范作用、文化导向功能、心理培育作用，乃至直接的政治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往被忽视而在近年得到许多关注的明代大礼议，就突出地显示出了礼仪在当时政治文化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明代各种国家祭祀制度、民间祭祀制度，都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涵。

政治关系中，利益是永远的要素，这一点人们一般不会忽视，有时被忽视的是，价值体系也是政治中永远的要素。因为政治是社会公权力运作的机制、行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设置及其运行背后，始终存在着社会成员关于社会应然状态的诉求，这决定社会成员对于现行政治的基本态度，也构成社会制度设置和演变的观念基础。比如，所有的政治社会，社会成员都期待政府能组织使本社会不受外力势力的侵扰，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一定会灭亡。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冲突，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价值冲突。明生了多次君主与朝臣在庙堂之上对抗的现象，这种对抗现象背后，有利益问题，也有价值问题。仅仅从现实利益角度去揭示诸如“大礼议”、“争国本”之类的事件，肯定不够，还需考虑价值冲突问题。政治价值观念与利益考量构成复杂的纠结，其中前者更多体现长时段趋势，后者更直接体现当下人们行为的可能范围。

政治思想与政治价值相比，体现为更为明确地通过语言、文本表述的主张。一般说来，要想把握一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需要考察该时代思想家的论述。所以，政治思想史永远带有精英史的意味。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核心部分，政治思想也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

政治生态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运行中展开的总体状态，尤其是其中关于进一步推演的条件和倾向。政治历史是特定时刻的状态连贯起来构成的推演的过程，每一刻的状态，是下一刻状态的基础，所有的政治状态都是其先状态推演的结果。在这样的视角下，一个政治体的内部，就构成一种生态，具有某些政治现象发生的较大可能性，而缺乏另一些政治现象发生的很大可能性。于是，我们就可以考虑，推演出明代“党争”的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明代的“阉党”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孕育出来的，明朝皇帝的多荒嬉怠政是从何而来，明代的政治对于普通人、官僚甚至皇帝各有多大的自由度？政治生态中同样重要的方面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心态，包括政治精英、庶民、边缘人群的政治心态，这些基本人群内部，又有不同的人群和层级，其政治心态常有差异。明朝人对于其所在时代、社会政治的感觉、参与方式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相关的研究，会连贯其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其实，政治问题永远与社会、文化密切关联。

所有一般政治史研究的论题背后，都有从文化含义角度再深一步解析的可能。例如：关于明朝的皇权，以往的研究早就揭示了其强化的情况。然而我们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代的皇帝大多是耽于玩嬉而不勤政的——空前强化的皇权与不勤政的皇帝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明朝的皇帝们如何界定自我角色，朝臣、民众对于皇帝权力、角色持怎样的观念。明朝有各层面的政治冲突，发生在庙堂之上的有大量君臣对抗事件，发生在水边林下的有党社运动，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有诸多民众反叛。所有的政治冲突背后，都是极其复杂的利益和价值矛盾，都包含政治、社会诉求的对立，都是观念的冲突。君臣冲突、党社运动、农民战争，都在明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间的利益冲突可以用一般政治史的方式去考察，背后的观念冲突，就要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去看了。明中后期被公认是大众文化繁荣的时代，庶民的社会自由扩展了，民间舆论比较开放，常常关涉政治。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在一般政治史考察中看到的那个明朝廷，他们有没有欲望参与政治，他们有没有渠道参与政治，他们认同明朝的程度与方式是如何演变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国家政治发生怎样的影响？明朝一面是皇权强化，另一面是政治批评很发达，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政治批评体现政治反省，明朝人的政治反省是否曾经达到政体改塑的临界点？这些，都可以追问。

借助政治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识别出一些关键性的概念，然后考虑其在明代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程度，进而导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来，也是政治文化研究展开的可行方式。例如，“政治参与”是阿尔蒙德等人分析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概念。明代中国不是民主政治，因而阿尔蒙德式的直接政治参与调查会有些错位。但是，凡政治皆是一个运行的系统，都涉及到政治系统内的人参与政治与否及程度、方式问题。明代哪些人群有参与政治的自觉、愿望？哪些人群没有政治参与意识而只有臣民意识或者其他意识？任何人或人群如果参与政治，其基础是什么？是关于政治权利的意识，是社会参与权利的制度，还是利益驱使？有什么政治参与的禁忌？“政治期待”可以从政治态度这一比较笼统的概念中抽离出来，专门追问特定政治系统中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权力、角色、责任的预设如何。如明代中国的一个城市居民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需要朝廷，他或她在日常生活中预设朝廷已经带给了他或她什么东西？如果一个人对于朝廷没有任何期待，即意味着此人在心理上不需要朝廷，其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与政治无关——这就是一种阿尔蒙德所说的“村民政治文化”状态。反之，哪些人习惯于将个人或者社会的状况归因于朝廷，为什么？“国家意识”，即社会成员认为什么是国家，国家与社区、个人是怎样的关系，有没有及有怎样的爱国主义情怀，自己对于国家负有怎样的责任？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认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即社会成员心目中关于国家的政治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如何理解？这类国家意识问题，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前现代社会，都值得探询。“政治知识”即社会成员以何种方式拥有政治信息及关于政治了解到何等状态，是了解社会成员政治态度的一个途径。明朝的一个普通村镇的塾师与一个县级官员在政治信息获得方面有怎样的不同？塘报、邸抄、揭帖、缙绅录等等对不同人群意味什么？“合法性”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政治就是运作获得合法性的强制力的过程，而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存在于社会认同之中，体现特定政治系统运行的公众心理底线。如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举朝反对，显示朝臣认为此举缺乏合法性，虽然没有能力将之停止，但是明朝不久之后灭亡，可能与缺乏合法性政治行为的累积有关。“开放性”即一个社会容纳外来事物，包括外部信息的能力，是关涉社会体系反思能力、调节能力、存续能力的一个重要相关项。明代中国作为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开放性如何，是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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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中以后，学生的学习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作为一名高中生，除了要面临即将到来的高考，还要学好课本内的知识。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二政治学习方法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二政治学习方法技巧一、背。即是背书。

众所周知，学习政治一定要背书，但是，背书也要讲究一定的技巧，背书要有内容、有目的地背，千万不要盲目地背，否则，不但学不好政治，还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觉得学来学去都学不好，干脆不学算了。因此，一定要学会背书，那么，该如何背，首先，确定数量，每天背书的内容不能太多，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太急功近利，每天最多只能背3---4道题，不能太多，太多就很容混乱，并且记不牢固。所以每天将这些题牢牢地记在脑子里，这样每天一点点地背，一个学期下来，你脑子里就储存着大量的知识，到考试前再认真复习，这样，怎样的考试都不怕了，考试成绩一定也上去了。其次，要明确背书内容。许多学生都是不知读什么的，总之，拿起书就无目的地读，因此，一定要明确该背什么，每天老师上课要划起来的简答题就是背的内容，政治只有简答题是最需要背的，其它的实际上都是靠理解、分析的。

二、看，即是看书。

其实很多学生都以为只要背完书，政治就学完了，实际上，背书只是学政治的基础，而且，只靠背书，考试只能是考合格的层次，要成绩再上一个台阶，取得优秀的成绩，还要学会看书。将课本的内容看深、看广、看懂，理解课本的内容，并养成边看书边思考的好习惯。看书也要懂得怎样看，看老师划起来的重点、难点，课本的大小标题，课本特别标注的内容。只有不断地看书，才能真正将老师传授的知识掌握、理解，才会在各种考试中得心应手，应对各种试题。也只有学会看书的学生，才会主动地学习，才会学到更多的知识。

三、用，即是用书。

何谓用书，实际上就是运用课本的知识回答问题的能力。无论是在考试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学习的目的实际上就将知识应用。如果你很努力地背了书，看了书，但最终你却不懂得将头脑中的知识应用，实际上等于你什么都没有学。那么，应该样用书呢首先，多做练习，做练习的过程，实质上就运用知识的过程，我一般情况下，教学生做练习必须经过三个程序，第一：先不要看书，将所有会做的题目做完;第二：将不会做的题目查阅课本，从课本找答案;第三：不会做的题目抄答案。三种程序采用三种不同的色笔做标记，复习时，第一种粗略看一下就行了，第二种认真地复习一至二次，第三种要多次复习。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掌握课本的知识。其次，在平时生活中，多些利用课本的知识，讨论一些国内国际的时事，将知识面扩阔，将课本的知识深化，而且也可以提高学习政治的兴趣，使学习政治变得不再枯燥。

高二政治学习7大方法1.关键词法

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上要注意发现、归纳和概括出基本概念和原理中的“关键词”以利于记忆和理解。比如，文化概念，相对政治经济而言的，主体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部分和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再如，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原封不动的承袭传统文化，而是有所淘汰、有所发扬，目的是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关键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自己进行，也可以上课听老师的总结。

2.事例法

对于比较抽象的理论知识(尤其是比较难懂的)，一定找到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辅助理解，作到抽象理论具体化。比如：文化影响人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结合书上“元妃省亲”的事例记忆。说明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行为。事例的寻找注意上课从老师那里找，也可以自己总结，事例应该是材料、图表、漫画、数字等直观形象的东西。

3.对比联系法

对比联系法：对于相近的、相反的概念和原理，把他们放到一快加以对比和联系，比单纯对一个要好理解和记忆。比如，潜移默化是指因受到外来影响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深远持久，深指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程度而言;远主要是就文化影响的空间范围而言;持久主要指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在时间上有延续性的特点。这样记忆的好处是印象深、持续时间长、效果好，有利于达到学习知识、加深理解的目的。因为对比记忆法所进行归类和比较的过程，就是对事物、对知识的理解、判断和分析的过程。另外要注意老师上课在这方面的总结和参考书上面的总结。

4.结构体系记忆法

此种记忆方法多用于复习。学完一节、一课、一本书总要进行复习巩固，这就需要学生必须了解所复习内容的结构体系。

首先找出贯穿于知识的主干部分，再根据知识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把分支内容串联在主干之上，抓住主干顺序记忆分支内容，再把每一分支中更细小的内容填充进去，个个知识点犹如“冰糖葫芦竹签串”，可以有效地避免遗漏或张冠李戴的毛病。以节为例，文化创新的途径，讲两个大问题文化创新的途径和坚持正确方向，克服错误倾向。一个根本途径，两个基本途径;坚持正确方向的关键，四个错误倾向。两个基本途径都有具体的展开，有具体的要求。

5.五官并用记忆法

心理学认为，记忆实质上是感知过的事物在人脑中留下的痕迹，所以靠多种感官感知则比单靠某一感官感知留下的痕迹要多、要深。在日常的学习中，大多数同学只知道用单一感官感知，要么只用眼看，要么只读，要么只是手写，而很少多感官并用，故记忆的效果就差。为此，我们要求学生在记忆过程中，尽可能调动多种感官，协调记忆，做到眼看、耳听、口读、手写、心记，其中最重要的是心记，切莫心不在焉。

6.化整为零记忆法

化整为零记忆法的根据就是整体由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要素、环节构成的。一本书、一课、一节、一框都可看作是一个整体，都是由若干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所要掌握的知识，就需要化整为零，循序渐进地记忆。如掌握有关文化的作用知识时，可把它分解成以下若干小问题，化整为零记忆法使复杂、繁锁的问题简单化，强化了记忆的效果。

7.典型错误对应法

选择题中典型错误的说法心理有数。

总之，记忆知识的方法很多，以上7种是比较常见且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掌握了好的记忆方法，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化繁为简，提高记忆效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二政治大题答题注意事项1、按顺序做题，先易后难

总体来看，试卷题目的一般排列顺序是先易后难;有低分到高分。考生只需要按顺序对号做题。一旦碰到难题，稍加思索仍没有思路，千万不要紧张，暂时放下，直接进到下一道题，返回来再答，也许就会答了。因为后面的题目或许可以开阔你的思维，勾起你的回忆。

2、审题仔细，务求准确

审题是答题的前提，宁愿多花五分钟把题审好，也不要急急忙忙写答案。因为审题多花的五分钟不会影响大局，但仓促间写下的答案有可能差之毫厘、缪之千里。

3、准确掌握答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