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5 14:48:14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双减政策的本质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双减政策推出的根本原因】
双减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新增人口的减少,出台相关政策是为了提高出生率。而提高出生率又分几个方面,比如说增加大家生孩子的欲望,比如降低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成本。
【对教育培训行业的影响】
教育是养孩子的成本,当然现在打击的只是供给侧,需求侧的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存在的,所以短时间来看,估计会往1对1和公立学校培养方向发展。这可能是根本的东西。
双减政策表象上是打击了供给侧,政策要求已上市机构退市或者改为A股市场,没上市的不再允许上市,注意是不再允许上美股,港股A股都是可以的,所以短时间来看教育股票会大幅下跌,并且会持续下跌。
美股教育股票下跌对于利益方来讲是严重受损的,也就是财团们。财团们受损失是一定要找到制衡的方法,也就是目前看到的大批量卖出,可以说是不管什么类型的股票,这也就是表象上我们看到的股市血崩,一绿到底。
短时间内会如此,但一定会恢复的,同理教育机构也不会彻底死掉,需求还在,也一定要解决。
【教育的未来,可能正在向德国模式转变】
至于未来解决的方向,建议大家可以去研究德国的教育体系。粗略说的话是在高中分流,一半上本科研究生方向,一半上中专大专就业,或者再转本科。也就是50%的学生会去学技能方向。另外就是大家毕业后去学习技能培训,也就是现在口头说的职业教育。
总之教育的减负根本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平等,实现真正的普惠教育。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奔着这个方向提前做准备吧。
【这个行业被影响最深的的本质】
先说,为何出台“双减”等相关政策打击校外培训。任何行业的商业化的最终目的是行业的普惠化,拿医疗来讲,医疗的商业化会让医疗更加的普惠,行业成本大幅降低后让大部分人都看得起病,行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引进最新的医疗技术,让更多的疑难杂症有更针对性的治疗。
同理,教育的商业化的最终目的,促进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教育的普惠化,但同时会带来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当井喷发展时会造成教师资源的不足,而补充教师资源的最快方式是“掠夺”公立学校的优秀教师,这点上会导致公立学校与私立培训机构(和私立学校)的双方对立。有同学说了,私立学校不是一直存在吗,也没听说严重对立的情况啊?!私立学校一直从公立学校抢优秀教师,这事儿在各地都有发生但没有上升到如此严重的局面,直到近几年在线教育的发展,加速了对立的严重性。
第二,教育的商业化会导致部分家长和孩子通过商业教育,也可以直接说是花钱报各种补习班的方式,达到培优,达到“掐尖”中的尖子生。而苦苦通过常规学习是完全达不到的,进而会引发出我们通常所说的阶层固化的程度。这点不再多谈了。而另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焦虑”在上头的层面上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所以算不上致命问题。
另一个点是,教育井喷发展这事儿是近几点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颁布相关政策呢?
一、现行起征点的影响
1、起征点对达起征点户和未达起征点户的税负影响。不论是增值税的起征点,还是营业税的起征点,只要达到起征点以上,就要全额依率计征,起征点以下的就不征税。这就对起征点上下一定范围内的双定户税负产生很大影响。现行按期纳税的个人纳税人起征点的规定是:(1)增值税的起征点是月销售额5000元;(2)营业税的起征点,在城市的,月营业额5000元,在县城、镇、农村的,月营业额3000元。以下以例子说明起征点对征税户征与不征税的影响:
设某镇有商业双定户甲和乙,甲月含税销售额为5200元,乙月含税销售额为5148元,月含税销售额甲比乙多52元。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所以甲月不含税销售额为5000元,乙月不含税销售额为4950元。甲户为达起征点户,乙户为未达起征点户,甲户应纳增值税,乙户不纳增值税。甲户应纳税额计算如下(不考虑个人所得税):
①应纳增值税=5000×4=200(元);②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200×5=10(元);③应纳教育费附加=200×3=6(元)。甲共应纳税为216元,乙应纳税为0元,经过征免税后,甲实得月销售额为4984元,乙实得月销售额仍是5148元,乙反比甲多得销售额164元。同理,起征点对营业税个人纳税人也同样存在这样问题。这就是起征点对达起征点户与未达起征户的典型税收影响。
2、起征点较低,对达到起征点以上一定幅度内的双定户带征个人所得税有失公平。从20__年1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为1600元,对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业主或投资者的费用扣除标准也为1600元。以现行起征点计算分析,与此比较,对起征点以上一定范围内的双定户带征个人所得税有失公平。
例如:某镇双定早餐饮食业户丙月营业额为3000元,达到起征点,应征税,其应纳税额计算为:①应纳营业税=3000×5=150(元);②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150×5=7.5(元);③应纳教育费附加=150×3=4.5(元);④应纳个人所得税=3000×1.3=39(元)。应纳税费总额为201元。假设早餐饮食业的毛利率为35(就高不就低),那么他的毛利为1050元,减去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62元,所得等于888元,再减去业主费用扣除标准1600元,则亏损712元。理论上计算其为亏损户,但在税收实践中,由于其是双定户,仍要带征个人所得税39元,这就是明显的税负不公了。
以商业户为例说明,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某镇双定副食商业户丁不含税销售额为5000元,达到起征点,应征税,其应纳税额计算为:①应纳增值税=5000×4=200(元);②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200×5=10(元);应纳教育费附加=200×3=6(元);④应纳个人所得税=5000×0.9=45(元)。假设副食商业户的毛利率为20(就高不就低),那么他的毛利为1000元,减去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6元,所得等于984元,再减去业主费用扣除标准1600元,则亏损616元。理论上计算其为亏损户,但在税收实践,其是双定户,仍要带征个人所得税45元,这也是明显的税负不公了。
3、起征点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1)未达起征点户难认定。从理论上讲,未达起征点户似乎很容易认定。实际上,由于起征点定得较低,有些行业的未达起征点户难认定。乡镇集镇上的普通理发户、普通照相户、医疗户等的未达起征点户比较容易认定,而早餐店的未达起征点户很难认定了。不仅要考虑月营业额的多少,还要考虑到税负的轻重,征收难度的大小。早餐店至少要有2人以上的从业人员,一般以夫妻居多,凌晨三、四点就开始准备早餐了,赚的的确是辛苦钱。假设核定某早餐店户月营业额为3000元,那么它月应纳地方各税费为201元,按35的毛利率计算,毛利才1050元,减去地方各税费201元后毛所得849元,按二人平摊,每人每月毛所得才424.5元。如再减业主和从业人员的费用扣除标准1600元和960元,税后所得则亏损1711元。这显然有违税收公平原则。虽然乡镇集镇上的早餐店月营业额基本上超过3000元,但在实际中却把它们认定为未达起征点户。
(2)、征纳双方有矛盾。20__年在调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时,由于经过了公开听证程序,中央新闻又予以了报道,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16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几乎人人皆知。有些双定户以自己为未达起征点户或自己月经营所得达不到1600元为由,认为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地税机关则认为双定户无账可查,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无论是达起征点户还是未达起征点户,均不考虑成本费用因素,按月销售额或月营业额带征个人所得税符合税收政策规定。双方各执一词,从而产生征纳双方的矛盾。
二、建议与对策
起征点对税负公平与税收征管的影响,有些可通过政策调整达到完美目的,有的是与起征点政策相伴而生,无法克服的。
1、适当提高起征点。乡镇村个体工商户中,共管户主要是商业户,纯管户中主要是饮食业户、理发户、医疗户。由于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商业户的毛利率一般在10—25之间,纯管户的毛利率一般在20—40之间。从理论上讲,毛利率越高,起征点可以越低,毛利率越低,起征点就得起高。如果把共管户的毛利率定为17.32,纯管户的毛利率定为34是比较恰当的,以1600为业主的费用扣除标准,那么以此为依据,可以测算出较为合适的起征点。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分别计算如下(不考虑其他费用,因其他费用不具可比性):
设增值税的起征点为X,那么:
1600 X×1 X×4×(5 3)=X×17.32,解得X=10000(元)。式中的1600元为业主费用扣除标准,1为个人所得税的附征率,4为商业增值税的征收率,5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3为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设营业税的起征点为Y,那么:
1600 Y×1.9 Y×5×(1 5 3)=Y×34,解得Y=6000(元)。式中的1600元为业主费用扣除标准,1.9为个人所得税的附征率,5为服务业的税率,5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3为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关键词:碳排放权 期货价格 现货价格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061-03
一、引言
2009年12月,来自192个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共同商讨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被寄予厚望,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媒体、学者、民众的高度关注。虽然最终的结果令人失望,但是本次会议却吸引来了更多的学者去研究排放权交易。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Dales在《污染,财产与价格》中首次提出了排污权的理论,指出排污权是权利主体在规定的限额内排放污染物的权利。1997年,世界各国在日本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将排污权思想从理论推向广泛的实践,加速了排污权交易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随着EU-ETS的建立,全球碳排放权的交易成交额飞速增长,2010年已达到930亿欧元。由于全球变暖、资源枯竭等世界难题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发展碳金融,建立本国的碳交易市场成为众多国家的选择。目前,除欧盟碳交易体系已正式运行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也积极致力于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与此同时,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已先后成立了能源交易所,但是其交易价格不合理,且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机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虽然在CDM市场占据很大份额,但始终只是扮演廉价的CER出口商的角色,没有定价权。因此,研究碳排放权的定价方法,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运行机制显得格外重要。
碳排放权是一种商品,它具有价值且可以被买卖、转让;但碳排放权又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它属于衍生资产,所以没有存储成本和运输成本。因此,碳排放权的定价可以借鉴普通商品的定价方法,同时又不能忽视其自身的特殊性。碳排放权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稀缺性。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政府一般给企业规定了排放的限额,企业如果超过了该限额就不得不从其他企业购买,否则就必须支付高额的罚款。因此,相比普通商品而言,碳排放权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政策的影响。以EU-ETS市场为例,2006年EUA的现货价格一度接近30欧元,但是随后交易者发现政府分配了过多的排放限额,EUA的价格便骤然下降,几乎跌至0欧元。欧盟将2005-2012年的减排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来执行,并禁止交易不同阶段的碳排放权,这意味着第一阶段剩余的EUA在第二阶段就不能使用了,该禁令对期货的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因而,EU-ETS市场的期货价格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于EUA期货价格的分析也要分为单期期货合约和跨期期货合约两种情形来考虑(Daskalakis,2009)。
本文将针对碳排放权的自身特点,利用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建立碳排放权定价模型,并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由于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不成熟,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取,所以本文的研究主要以EU-ETS为基础。
二、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9年8月3日至2010年12月30日ICE-ECX和Bluenext的交易数据,剔除法定节假日,共有364个样本。以每日的收盘价作为期货和现货的价格。其中,现货的价格和DEC11期货合约的价格都来源于Bluenext的官网,DEC13期货合约的价格来源于ICE-ECX的官网。因为EU-ETS的第二阶段将在2012年12月截止,所以DEC11期货合约和DEC13期货合约分别属于单期合约和跨期合约。
三、模型的选取及检验
(一)期限结构理论
期货价格的期限结构是指对于不同到期期限的期货合约,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随着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期货合约的到期期限不断延长,期货价格的确定也越发困难。而期限结构理论有助于我们厘清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进而建立精确的期货定价模型。因此,国外学者非常重视对期限结构的研究,先后建立了单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这三种期限结构模型都基于两个前提假设:(1)交易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2)没有交易成本、税收和卖空限制。而单因素模型与双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没有将便利收益作为一个变量。
(二)模型的选取
1.单期期货合约的定价模型。为了选择正确的期货定价模型,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便利收益的概念。Brennan(1991)认为,便利收益是指期货合约持有者相对于现货合约持有者多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当现货商品存在短缺风险而生产商品又需要时间时,期货合约因能够规避缺货风险而产生了便利收益。碳排放权具有消费型商品的特征,且每年只需要使用一次,在一定期限内其存储成本几乎为零。因此,持有长期头寸对于企业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换言之,企业应该在需要使用碳排放权时才去购买,而不是持有碳排放权。既然持有碳排放权不能给企业带来收益,我们就可以推断便利收益等于零。EUA的交易数据验证了该推断的合理性。
从图1可以看出,DEC11期货合约(单期合约)的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且期货的价格非常接近于现货价格,便利收益几乎可以忽略。所以,对于单期期货合约来说,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完全可以用单因素模型来表示。早期的研究者认为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现货的价格,并假设现货的价格遵循几何布朗运动,由此提出了单因素模型:
dSt=μStdt+σsStdws(1)
基于风险中性的等价过程可以表示为:
dSt=(r-δ)Stdt+σsStdWs(2)
其中,μ表示价格的预期变化;σs是μ的方差;dWs表示标准维纳过程的增量;r是无风险利率;δ表示当前便利收益的边际净利率,等于便利收益减去存储成本。在单因素模型中,假定δ和r均是常数。
经过等式(2)的变形,Black(1976)将期货的价格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来,提出了著名的持有成本模型:
F(St,t,T)=Ste(r-δ)?子(3)
其中,?子=T-t,表示距离合同到期日的时间;对于EUA的单期期货合约来说δ=0。
2.跨期期货合约的定价模型。跨期期货合约中的EUA期货价格不符合持有成本模型。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第一阶段的EUA现货不能在第二阶段交易;其次,影响第二阶段EUA现货价格的因素对于第一阶段的EUA现货价格没有任何的影响。另外,从图1也不难发现,DEC13期货合约的价格明显高于现货价格,很可能存在变动的便利收益。所以,跨期合约的EUA期货价格只能用双因素模型或三因素模型来表示。另外,考虑到三因素模型过于复杂,且Schwartz(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三因素模型比双因素模型更加精确,但是二者差距不大。所以本文采用双因素模型来解决跨期合约的期货定价问题。
单因素模型仅仅将现货价格作为变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适应所有的情形。因此,Schwartz(1997)将便利收益作为第二个随机变量引入模型中来,并假设便利收益的边际净利率满足均值回转过程:
dδ=?资c(α-δ)dt+σcdWc(4)
基于风险中性的等价过程可以表示为:
dδ=(?资c(α-δ)-λcσc)dt+σcdWc(5)
其中,?资c>0表示均值反转的速度;α表示长期均值收益;λc表示风险便利收益的市场价格,假定为常数;σc2为边际便利收益净利率的方差;dWc表示标准维纳过程的增量,令cov(dWs,dWc)=ρscdt(ρsc表示相关系数)。
现货的价格是持续变化的,为了捕捉动态的现货价格,我们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基于风险中性的跳跃-扩散过程:
dSt=(r-δ-λ*κ-)Stdt+σsStdWs+?资*Stdq*(6)
其中,λ*表示经过风险调整的泊松分布频率;?资*表示基于泊松分布并经过风险调整的跳跃条件,1+?资*的对数符合状态分布:1n(1+?资*)~N(1n(1+κ-)-0.5ω2,ω2),E(?资*)=κ-。
将等式(2)、(5)、(6)联立求解,可以得出综合考虑现货价格、便利收益并融入跳跃-扩散过程的期货定价模型(Hilliard ,Reis,1998):
接下来我们再来检验一下双因素模型的效果。为了计算方便,可以令等式(7)中的λc=0,ρsc=0。再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资c、θc和σc,计算结果见表2。相关参数都确定了之后,就可以用双因素模型对跨期合约DEC13的期货价格进行检验了,最后得到的MSE等于0.7782%,效果令人满意。所以,双因素模型对于跨期合约是有效的。
四、结果分析
通过研究碳排放权的性质,并结合EU-ETS市场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碳排放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商品期货的定价模型来解决其定价问题,但同时又不能忽视碳排放权的独特性。第二,碳排放权的价格深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各国的碳交易市场还不够成熟,市场没有完全的独立。以EU-ETS市场为例,欧盟关于EUA跨期交易的禁令显著影响着期货合约的价格,期货价格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单期合约和跨期合约的便利收益并不一样,所采用的期货定价模型也不相同。在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效仿欧盟的跨期交易禁令。所以,本文研究单期合约与跨期合约的定价问题,采用两种期货定价模型,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Hilliard, J.E.&Reis, J.. Valuation of commodity futures and options under stochastic convenience yields, interest rates, and jump diffusions in the spot.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1998(33),61-86.
2.Schwartz, E.. The stochastic behavior of commodity prices: Implications for valuation and hedging.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 923-973.
3.Daskalakis, G., Psychoyios, D. & Markellos, R.Modeling CO2 emission allowance prices and derivatives: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Trading Schem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9(33) 1230-1241.
4.Uhrig-Homburg, M. & Wagner, M.Futures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certificat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Karlsruhe,Germany,2007(1-29)
5.Black, F.The pricing of commodity contrac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167-179.
6.Brennan, Michael J.The Price of Convenience and the Valuation of Commodity Contingent Claims. Stochastic Models and Option Values, Applications to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Problems. D. Lund and B. Oksendal:1991(33-71).
7.Benz, E.& Trück, S.Modeling the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allowances. Energy Economics,2009(31), 4-15.
关键词:职业教育;现状;发展;对策
职业教育面临的现状:
一、生源危机
1.学生数量萎缩。近两年“普高热、中职冷”的“生源大战”局面愈演愈烈。随着学龄人口的变化,初中毕业生本就逐年减少,而在这种形势下,“普高和高校”的扩招导向使得普职比例呈“普增职减”的趋势。而今后几年,职校招生数依然会持续下降。初中毕业生的锐减、普高的扩招、中职缺乏吸引力带来的“招生难”,无疑给职业学校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
2.学生状态处于弱势。由于当前社会普遍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重视普高,轻视职教的思想。人才价值观严重错位,使得家长普遍不愿意让唯一的孩子到技校、中专、职高去学一技之长。许多家长宁愿缴纳高额的费用削尖了脑袋也要把孩子硬塞进高中的队伍,而丝毫不管不顾孩子是否适合普通高中的学习。这也充分反映出技能人才得不到应用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回报,整个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严重不足。而淘汰分流机制下的职校考生分数偏低,比如,一些职业学校不得不录取分数很低的学生,所谓的“二科生”(中考只用勉强考语文、数学),甚至头脑有残疾,根本不适合普通教育方式的学生等,统统都被职校“收编”;“考不上普高到职高”的无奈选择,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心理和人格发展。而把相当数量的不合格初中毕业生教成“学历加证书”的合格职校生谈何容易?“生源质量下降”是职教人的又一感叹。
二、体系割裂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后发的教育类型,在体系上尚不完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够太清晰。
1.在层次上衔接不够。过去一般认为,“职业教育”从层次上看主要是指职高、中专和技校等中等层次,高职对于大众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中高职在培养目标、课程、教学模式等方面也缺乏有机的衔接,尽管现在有些中职学校也开办了高职,也还在探索高职教育。中职与普通高校的交叉衔接更是缺乏有效机制。 一旦进入中职,基本就断了孩子们继续深造的可能性,除了成教。
2.在类型上融通不够。初三后分流的职教与普教相互分离、高中阶段的职普二元并存,是我国中等职教模式的一大特色。职普相互融通和渗透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综合高中在国外是成功的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取得经验形成特色,当然目前教育系统已经在大力推行综合高中,但其思维观念的普及尚需一段时间。普通高中渗透职业技术教育也处于浅尝实验阶段。
3.职业培训在正规教育体系中没有正式的地位。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多地属于非正规社会教育系统。但随着职教事业的变化,成人的、非学历的职业培训也应成为中等职业学校的重要功能之一,原有的教育体系显然具有局限性。
三、模式单一
尽管多年来职教取得很多经验,但用它本应有的“多样化”的内在特征来对照,依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化”的痕迹。
1.办学功能单一。几乎所有的职教都离不开学历教育、正规教育。而非学历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仅仅只是一种补充形式。
2.办学体制单一。我们研究发现现有的职业教育由于走学历教育的路线,因此仅有少量是民办教育,其余均为公办学校,有些民办教育不得不挂靠公办教育。与国家积极鼓励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采取社会力量办学的政策不相适应。
3.办学形式单一。职业教育在国际上主要有三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的模式、以企业为主的模式、以企业和学校相结合的模式。我国近几年虽也有“校企合作”的提法,但依然是比较典型的学校本位模式,企业和行业参与的力度和广度不甚平衡,其中有认识问题、有政策问题、有企业的困难,但关键还是制度和机制问题。以学校为主的办学模式,带来的是资源和投入的客观需要与实际供给不足的矛盾。中等职业教育原有的办学条件和基础普遍较差,加上这几年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办学压力加重,办学投资力度远远跟不上职校规模的发展速度,使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很多职业学校不仅教学设备奇缺,就连实训基地也大多名存实亡。一面是高额的经费投入所引起的世界银行专家的质疑,一面又是依旧不足的经费投入导致职业教育质量效益的难以提高。
4.教学制度单一。学校系统的职业教育几乎都是长学制,或是三年制,或是四年制。一些经济和企业界人士认为,若单纯从职业能力和岗前培训的角度看,许多岗位职业(工种)根本不需要3、4年的培养;而为了一味的满足技能高考的需求,本地教育系统近两年居然“一刀切”的将中职教育模式单方面强行制定成2.5+0.5(即在校的理论学习时间为二年半,实习时间为半年)。另外,职业教育和培训主要是面向企业行业,固定而不灵活的教学制度也不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
四、管理多头
在管理体制上,多头分散的管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表现为:
1.部门分权。职业教育分属于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各行业部门多头领导。同是职业教育还分普通中职,成人中职,技校等各种纷繁复杂的提法,让人眼花缭乱,却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何种本质区别。
2.证书分管。教育部门发学历证书,劳动部门发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不同行业又有执业证、专业技术等级证,等等。―个中等职业学校或一位职校生要面对多种证书考试。
3.中职与高职分统。同是一类教育,同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却按层次分割开来:中等职教归职成教司(或处),高等职教归高教司(处)。
4.职前与职后分离。职前教育主要是教育部门的事,职后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多是劳动部门、人事部门、各行业、社会和个人的事。
总之,尽管职业教育很复杂,但多头的、分散的管理模式不可避免的形成交叉、争权、推委、扯皮、门户之见等弊端。
五、质量遭非议
中等职教因为先天的不足(人、财、物、办学思想等)和后天的不利因素(社会认识、用工政策、政府导向、自身条件)影响,导致它的社会吸引力和认可度都不是很高。据调查显示:公众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满意度状况,中等职教的分值最低,质量评价不仅低于学前、普通中小学和高校,甚至不如民办、私立学校及继续教育。这种状况需要客观地分析,至少职业教育的复杂性增加了职业学校教育的难度。
第一,文化基础课与专业技能课及实习的双重要求,在有限的学时下很难把握比重适当(尽管教育部门有指导性的比例分配,但其中的科学性有待考证),二者的关系始终困扰着职校,各种说法此起彼伏,畸轻畸重在所难免。
第二,升学与就业两个目标两种标准,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如何兼顾,难免此消彼长。
第三,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同时获得,孰轻孰重?道理上好说,实践中谈何容易!
第四,由于职校最近几年盲目扩张,一哄而上热门专业,并且出现了“无所不办,无所不能办,无所不敢办”的可笑局面,造成了对口专业教师奇缺,于是赶鸭子上架,东“聘”西“借”,由于教育毕竟有自身的规律,教师培训也有一定时间及过程,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教师队伍中的“人才”型教师流失,还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教师队伍中还出现了结构不合理、专业不对口,使得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五,“双师型”教师的需求与匮乏的矛盾。在职教形势迷茫,理论和技能人才奇缺,人事制度、教师培训机制和流动机制没有健全的形势下,如何扩充“双师型”师资?
问题很多,但是不得不说,仅上述矛盾有些就是学校难以摆平的,需要靠外力来缓解。
针对上述客观存在的问题,本人归纳出以下相应建议,以供参考:
1.要有效的整合资源,治理无序竞争。目前职业学校生源竞争非常激烈,本就生源有限,一些职业学校还在招生宣传上夸大其词,利用中介、回扣等其它手段拉生源,有些学校甚至借助国家助学金直接打出零学费的旗号,严重影响职业学校的正常招生秩序。因此,中等职业教育要振兴,要发展,必须整合所有的职教资源,不分公办的还是民办的,无论是招生就业,还是升学,都要进行全部整合,组建职教集团,从招生、教学管理、就业分配等全方位进行资源整治,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对现有的专业进行实用性的考察,包括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对不应由中等职业学校现有能力开办的专业应及时下令停止该专业的招生,避免其误导学生家长,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对相同的专业也应进行资源重组,避免学校间因利益驱使重复大量开办相同的专业。造成每个学校都有这些专业,专业水平良莠不齐,却都吃不饱的现象。提高综合实力,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办学模式要转变,并突出实用性。 职教资源整合后,要对这一地区的所有职业学校实行统筹管理,对待民办职校也要一视同仁,并建立职业教育专项基金,帮助职校改善办学设施,培训职校教师。职业教育学校要走校企联合的路子,推行企业订单,学校下单,政府买单的人才订单模式,增强学校的自身活力,职业教育还要从用人单位的立场出发,不能惟考试论,而应适应社会和专业发展的需求,在教育中突出职业性、专业性、实用性,才能实现技能人才的合理利用和顺畅流通。职业教育才会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3.强化教学管理,提高社会认知度。 严格务实的管理,为学生创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也为学生的就业、升学提供良好的条件,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学校自身特点,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推进校企合作,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企业直接参与学校招生,培养全过程,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专业设置、知识技能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就业为导向,采取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可试行“学分制”,为不同学习水平者、半工半读者、工学交替者分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只要实现了“管理有方、教学有法、升学有门、就业有路”的办学目标,就会得到社会的赞誉和肯定,就会改变学校上门求生源的尴尬局面。
另外要树立职教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主干地位,特别是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必须改变职教是“二流教育”的看法和做法。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促进农村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其实都离不开职业教育和培训。要加强和引导舆论宣传,要创造一个“重技术,重技艺”的社会氛围,国外“博士可能失业,师傅永久吃香”的现象值得深思。就是我国也自古就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提法,但要提高教学质量,改变中职教育的教学体系,切切实实把学生培养成“手艺人”。只有把正确的认识与政策和制度一致起来,职教才能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4.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学校的经费投入分担机制,和提高教师的待遇。职业教育硬件建设经费必须保证逐年增长,但其来源不仅仅依靠政府不断提高的财政投入。校企合作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切实利用企业现有的设施设备,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在有助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也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教师待遇,有利于这支本来就不稳定的队伍的持续发展。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稳步的发展。
四川与上海的物价比较
去过西方国家的人,都感慨那边的物价太贵,一只茄子的价格居然超过中国的一筐茄子,这其实就是最朴素的关于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物价有差距,世界经济却能保持稳态的疑问。
张卫星先生在与笔者谈到货币与国家财富流动的问题时,我们曾推衍过一个模型:“为什么上海比四川的物价高两倍,我们感觉在四川,钱比上海值钱,而资金却没有从上海流向四川?”
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简化为我们熟悉的两个省市,可以使我们化繁为简,形象地理解其中的经济矛盾关系。
事实上,四川比上海便宜的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比如服务业、本地的低档纺织业这些日常消费品,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比如机器、电脑要比上海贵得多。而前一部分商品恰好是构成普通人在四川生活的主要要素,因此,我们的感觉是四川的东西比上海便宜两倍,这其实更多的是饭馆的菜谱、菜市场的水果给我们的直观感受。而这些东西,一旦大规模地输出运到上海,经过运输和中间环节后,利润微乎其微,而上海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商品,比如高档纺织业、机电、汽车、电脑等等,可以在四川维持一个很高的垄断价格。这就好比我们坐在宋代的饭馆吃饭,和坐在现代的饭馆吃饭,感觉可能没什么不同,但是坐在宋代的轿子上出门,就立即能感觉到现代汽车和飞机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高低效应和同一地区经济发展在时间上的高低效应十分类似。
因此,实际上可以看出,上海和四川两地的经济不在一个级别上,四川处在社会发展的低端,上海处在社会发展的高端,四川大量的劳动和农产品、原材料等实物――这些东西到处都有,是“不值钱”的东西――卖到上海去换了汽车、工业设备等只有上海有技术生产的“好东西”。上海人的收入,远远高于四川人,上海人的经济活力与生活水平也远远高于四川人。
一句话,科学技术的优势和产业结构的优势,使资本――“钱”――在上海运转的效率更高,因而,钱和人才都能留在上海,而不会去生活成本更低的四川,这也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社会发展的高低不平等地位。
这个例子,可以简单地解释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稳态本质,即为什么过去,许多小国的货币盯死美元,甚至与美元是自由兑换的关系,却没有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反而往往导致小国经济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人民币目前也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但为什么唯独中国这样做会引起美国的非议呢?
美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把“四川一上海”经济模型中的主角还原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和美国,来看一眼今天的世界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最初,处于高端的美国并不担心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汇率,这个时候,美国经济总量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世界和美国的贸易,都用美元结算,美国就占了大便宜,因为,双方结算都用的是美元,那美国政府只要印钱,就可以到在全球(包括中国)换东西。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对美国经济的促进秘密就在于此。
这个模型里边,如果都是蕞尔小国,那美国的这个优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但是,中国是个极其特殊的国家。
中国人因为和美国常年保持贸易顺差,每一年下来都积攒了大量的美元,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大美元储蓄国,几十年来,勤劳的中国人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和货物,很大一部分出口到了美国,换成了这些外汇储备。这些储备,一方面可以应付平时从美国进口机器设备的需要,另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发行的政府债券(美国国债),以获得利息收入,可以看到,中国人积攒的纸片――美元,又重新回到了美国人的中央银行体系,换成了另一种新的纸片――美国债券,正是由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和双方强弱地位的秩序,维持着美国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维持着美国的繁荣,而这些,都依赖一个现实:中国人和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对美国经济有无限的信心。
终于,美国人意识到遇到麻烦了,首先,服装、鞋类、家电、塑料制品、手机、洗发液、汽车配件、个人电脑配件这些产业纷纷搬迁到了中国。现在,汽车、特种钢、石化产品和微芯片居然也在向中国转移。但由于涌人了大量的廉价中国商品与生活必需品,使得美国的生活物价成本大幅度下降,这又反过来促使美国的社会消费得以被提升,正是中国的廉价商品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美国并没有发生经济衰退,尽管按照经典经济学原理,美国应该会发生经济衰退。但是,这种无根的繁荣导致一个麻烦有增无减: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进一步升高了,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世界对于美元的信心,美元开始出现贬值的压力。
1、美国国内储蓄短缺创造历史记录,外国储蓄进入美国国债市场1.8万亿美元,外国认购美国资产总量2.7万亿美元;
2、美国贸易赤字和国家现金赤字创造历史记录,经常账赤字今年6600亿美元;
3、美国国民家庭债务创造历史记录,家庭债务10万亿美元;
4、美国政府预算赤字记录,今年超过4000亿美元;
5、美国政府积累的债务达到5万亿美元。
如果从公平与正义的角度讲,美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美国全面增税、减少支出,但是,毫无疑问,美国选民会让这样的政府立即下台,因此,布什主义的美国,必然选择另一条道路:
美国将继续扩大支出,特别是军事支出,以维持美国独霸全球的硬件条件,同时借着美元贬值+加息,将美国的问题输出,由全球各国分担。而后借以重建储蓄、扭转它的赤字,再恢复它强势美元的地位。这就是布什政府承诺在四年后减少一半财政赤字,但同时又通过追加预算3880亿美元的原因。也是布什本人和财长斯诺表示“强势美元的政策不变”,但同时却又放任美元持续贬值的真正原因。
美元贬值造成的整个欧元区的升值效应,已在2004年第三季全面发酵。日本受创的程度不逊于欧。
而中国经济又一次逃脱厄运,这是因为我们的汇率政策像个防波堤,阻挡了美国的攻势。正如太平洋的台风无法影响青海湖一样,绝不是因为青海湖比太平洋更伟大。
小棉袜的威力
2004年12月3日,商务部长与美国公使谢伟森就美国制裁中国“棉袜倾销”的对话颇不投机,薄部长说:“我觉得你们也太敏感了,这个棉袜子能够对你们强大的美国构成什么威胁呢?”谢伟森反驳:“你永远都猜不到这样小的棉袜子威力到底有多大。”
在中国一双小棉袜,价格是1元人民币,我们既不觉得小棉袜贵也不觉得便宜,因为我们这里的小棉袜与人民币基本是平衡的,1元人民币确实基本上是1双小棉袜的等价物。
在美国一双小棉袜,售价是1美元,美国人既不觉得小棉袜贵也不觉得便宜,因为他们那里的小棉袜与美元也是基本是平衡的,1美元确实基本上是1双小棉袜的等价物。
但是,随着中美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钱的问题就产生了。人民币盯死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已经使美国的同行变得岌岌可危,一句话,中国的人民币在8.3:1的地方盯住美元,使中国的货物价格永远“价廉”,而当美国的赤字大到无法再大时,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输出赤字的伎俩却无法攻击到中国――盯死美元的汇率使人民币也同时贬值。
毫无疑问,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无法通过贬值美元使其赤字问题被全球均摊,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举足轻重。
显然,美国必须终止中国的产业结构上升趋势,同时把中国赶进欧洲与日本的羊群,而“人民币升值”恰好是最有效的办法。
为什么小棉袜就不应该是1元人民币/双,而一定要是1美元/双呢?既然世界是动态的,人民币与美元是分裂的,那么就必须公正地承认中国的制造业崛起有充足的理由使世界的产品进行重新定价,而不是把人民币重新定价,这其实就是以美国利益为思考标准和以中国利益为思考标准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本质的分歧!
而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崛起使世界的产品进行重新定价”只有发生在中国产业结构完全升级结束之后,才对中国最有利。
现在,中国的产业结构还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只有继续发展,完成与日本、德国类似的产业结构调整,人民币币值重估的时机才是瓜熟蒂落。否则,“升值”这个外力会中断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进化的“妊娠”,我们将永远是个给美国生产“棉袜”的大国。
自从西方世界金融资产超过了实物资产后,西方各国与其说是在康庄大道上赛跑的选手,不如说是一群走在平衡木上摇摇晃晃的巨人,随时面临经济危机的威胁。
而中国经济,由于处在转型期,也站到了平衡木上,中国的平衡木没有崩溃,其实靠的是三点支撑:
1、大批青年国民加入就业大军的人口红利时期。
2、国民的高储蓄率传统。
3、吸引外资与对美贸易巨额顺差。
既然大家都在平衡木上,那这种比赛,就是比稳,而且彼此之间互相捣乱,看谁先令对方失去平衡,跌人深渊。
如果中国政府因美元进入“贬值+加息”通道带来的压力而被迫使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将使中国经济的脆弱平衡随之崩溃,因为,人民币升值固然可以使中国的GDP立即增大,中国人的钱包立即变鼓,但这叫“通货财富泡沫”,“通货财富泡沫”开不可怕,可怕的是“通货财富泡沫”增加的过程缺乏健康的“实物”分配秩序,这就会引发混乱甚至崩溃,反而演变成“实物财富黑洞”。
中国的制造业虽然推着中国的经济实力排到了世界第二,但是,中国国内的各种矛盾,无论是社会矛盾,还是经济矛盾,都已经拉得紧紧的。人民币提前进入升值周期,是使中国的整体经济成本和价值相对于全世界瞬间提升,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财富泡沫。但是,离把释放人民币坚挺的“红利”留给中国人民,就是最终形成稳定的强势人民币,却离得更远了。需要牺牲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增长,来调整和充实这个财富泡沫。
在美元贬值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升值的效应,就像给中国经济做了一次拔苗助长,人为地使中国经济跳到了更加不稳定的高处,其必然带来的中国GDP增幅下跌(实物补通货),会至少引起以下四个方面的危机。
1、高科技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骤然下降,传统的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停止。
2、银行与政府潜在财政赤字,将因升值恶化,在银行体系改革尚未完成之际,这有可能导致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也将使国民的高储蓄率传统轰然崩溃。
3、农业与失业问题,农业将面临因升值带来的竞争力整体下降而导致农民脱离土地,升值同时必然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衰落,也将增加城市失业率,加之大量青年国民不停地加入劳动大军,在社会失业救济体系尚未健全的中国,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动荡的危机。
4、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受人民币进入持续升值周期的预期影响,引来国际与国内的游资追炒,造成进一步飙升,房地产泡沫将在中国的各中心城市全面发育成型。
“人民币升值时机”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从外部讲,只要美元处在“贬值+加息”周期中,人民币就决不能进入升值周期;从内部讲,只要银行体系与投资体系没有建立健全,人民币就决不能进入升值周期。
一、对教育公益性内涵的认识
(一)文化知识的公益性决定了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是对教育本质属性的概括,而教育的公益性是其本质属性的重要体现。教育的公益性是不随办学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公共知识的公益性所决定的。教育的过程就是以传播和扩散文化知识为主,兼而创新和生产文化知识,以及应用和物化文化知识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教育利益可以归结为教育的受益者即公众、社会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在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文化知识。而文化知识自一产生出来就存在着被全人类利用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其由哪里起源由谁创造,都改变不了这种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属性。既然文化知识存在着非排他的共享属性,那么公众、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从文化知识传播应用中获益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知识的这种现象即为其公益性,而作为传播文化知识主要途径的教育,其公益性也是必然存在的。
(二)传统观念中教育公益性的内涵
我国传统的教育公益性内涵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教育由国家统一提供,强调绝对的平等,人民接受的都是免费教育,所以当时的教育公益性可以概括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国家举办,追求平等,强调非经济价值取向[1]。在传统观念中教育公益性往往与免费挂钩。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尤其是办学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教育这一公共产品随之进入市场,像其他行业一样开始政府统筹,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免费教育仅局限于基础教育,高中以上教育开始收取学费,并且开始涌现出大批社会办学机构,产业性作为教育的一大属性凸显出来。此时传统教育公益性的内涵开始面临巨大挑战,部分人甚至开始对教育是否具备公益性产生了动摇。
(三)新时代对教育公益性的理解
教育的公益性源于文化知识的公益性,并不取决于其提供形式,同时也并不排斥市场经济形式。传统对教育公益性的理解,是基于免费提供的形式以及其崇尚社会价值的原则,认为教育就是一项纯公益事业,不涉及任何经济价值取向。但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进入到市场经济之中,部分教育开始具有了经济价值取向,但这并未否定教育的公益性,因为教育结果带来的超强的正外部效应是始终存在的,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教育的公益性可以分为教育供给上的公益性与教育外部效应上的公益性两个方面。所谓教育供给上的公益性,即指教育提供相关的公益性,即投入由政府负责,无任何盈利性质,关注的是公众是否都可以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外部效应上的公益性也可称为与教育结果相关的公益性,即教育的外部正效应,任何类型的学校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两方面的公益性是密切相关的,当一种教育外部效应上的公益性越强时,国家便会加大其投资,进而使其成为免费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具备了两种形式的公益性。同样,当一种教育的直接公益性得不到良好保障时,其教育结果所带来的相关公益性就会受到阻碍,仅停于理论阶段。本文所要谈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公益性就是从外部的公益性着手,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所带来的结果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对我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提出,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应该让能带动农村又好又快发展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变成一项纯公益事业。
二、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结果的相关公益性表现
(一)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提升我国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举措据
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我国现有农村人口7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4.32%,其中高中及高中以上劳动力合计只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68%,而有86.32%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都在初中及以下,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占70%。据2006年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年,城镇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在12.2年左右,而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8.6年左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在美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年,大体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青年农民具有中专水平。德国7%的农民接受过大学教育,53%左右的农民受过2~3.5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农村劳动力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人口比例不到30%,这就决定我国农村人口主要从事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劳动。基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现状,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对提高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举措。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要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作为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如果得到进一步普及,首先可以保证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得以提高,而总目标就是使每一个农村劳动力都接受一定程度的技能培训,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劳动者,提高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
(二)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质转移”
目前,我国农村约有近2亿剩余劳动力,且每年增加1000万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2004年以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技工荒”形成了鲜明对照,原本富余的劳动力应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优势,但现在却成了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实现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优质转移”。但受制于自身劳动素质加之面临着城镇大批下岗职工的竞争,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无法到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就业,只能选择在市政、装修、建筑、环卫等苦、累、险、脏行业就业。一方面,通过农村职业教育,使这些剩余劳动力流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就业,农民自身经济水平得以提高的同时也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中,农民工占半壁江山,在制造业中约占60%,在建筑业中占80%。因此,通过职业教育使这些从业者素质提高,必然会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推进我国二三产业的发展。
(三)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实现农业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桥梁。首先,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农村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农业产业化的直接参与者就是农民,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使他们成为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最忠诚也最有激情的拥护者,但基于他们自身文化素质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通过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可以向农民传授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信息指导和技术支持。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中职教育机构,拥有大量的农业专家和技术员,他们不仅掌握着农业方面的科技知识,而且还了解农业的最新走势和农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因而有能力、有义务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科技指导和信息服务,为农业产业化的顺利推行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信息保障。最后,发展现代农业,就要将新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快又好发展。据调查,在我国现有70%左右适合农村应用的科技成果在农村中很难推广,农业科技转化率只有30%~40%,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2]。这一现状就更要求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保证农民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确保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推广应用,使农民走上依靠科技致富的道路。
(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走进城镇工作生活,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完成了城镇化进程。由于生活环境、文化的落后,使农民身上沉淀了许多与现代生活不相融合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北京地区罪案中,外来人口罪案比例在40%左右,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罪案高达70%以上;在广州近年来破获的各类刑事犯罪中,有80%是外来暂住人口,这些人90%以上集中在各大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内[3]。在家庭方面,农民工家庭常表现出子女无教,父母无养,婚姻失和。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已非常严重,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隐患。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已逐渐危害社会稳定和谐。究其原因,“教育缺失”是目前农民工成为城市化建设中“问题群体”的一个突出原因。尽管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壮大,但却没有一只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没有形成农民工素质得以提高的培训成长机制。如前文提到,大部分农民工是没有经过任何职业教育或培训直接进入到城市生活工作,这就极易造成他们公共意识缺乏,不了解基本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而对农民工基本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的培养,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主要承担者。这就要求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培养农民生产技能的同时,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
三、推动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公益性
实现的重要形式———免费教育
(一)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论效应”与发展现状的矛盾冲突
在2004年时,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在2006年时达到0.496,而国际普遍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显然我国在2004年时已超过这一警戒线。同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基尼系数超过0.6时,一国的贫富差距过大进而易导致社会动乱、政局动荡。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我国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首要任务。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中国农村各项基础建设投资中,教育投资对减贫的作用位于第一,投资教育对中国减贫影响系数达到6.3,而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通讯和农业推广技术分别为4.02和3.36[4]。由此可见,发展教育能够将现在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有利于农民增收,对缓解和解除农村贫困具有战略意义。基于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素质现状、对人才需求的规格、农村产业结构特点,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性来看,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解决我国农民增收最根本、可持续的方法。然而自2001年来,农村化学校数从49.64万所下降到16.66万所,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教职工数从41.35万人下降到20.57万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规模也逐年缩小,从2001年培训8732.31万人下降到2005年的4793.18万人,不少地方农村职业教育出现发展缓慢甚至弱化的趋势[5]。
(二)矛盾冲突原因分析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超强的外部正效应是不可否认的,那是什么阻碍了其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费的不足。首先,职业教育主要是进行技能培训,这就决定其需要大量的实验设施,以及相应的设备维护及更新资金,这就决定职业教育办学成本要比普通教育高。因此,职业教育的收费就要高于普通教育。在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每年需要缴纳2000多元的学费、住宿费等费用,再加上生活开销,每年上学至少要花费近4000元。一个农村家庭,在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61元,这笔上学开销对农村家庭来说很难承受,剔除个别富裕农村人口收入的拉动,大部分农村人口是达不到这样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因此,高昂的学费迫使他们只能作出“教育放弃”的抉择。其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一是数量不够,学历合格率偏低。二是具有专业技术的教师比重很低。三是结构性矛盾突出,文化课教师所占比例偏高,兼职教师很少,13所学校外聘教师只占3.9%;“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6]。师资的薄弱,办学条件的劣势使农村家庭更不愿意花高昂的学费接受职业教育。由此可见,经费不足已成为困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最主要瓶颈。
近期,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发生了逆转,与持续升值产生预期相反,贬值预期抬头。
我认为,未来12个月内,美元兑人民币将保持稳定。但是,2009年,人民币和美元兑其他货币都将出现贬值。1998年,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虽然两者兑其他货币同步升值。2009年,历史将会重演,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将再次起到稳定经济作用――只不过,这次它们将相对其他货币贬值。
新兴市场货币噩梦醒来
每一种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在一轮升值后都会面临贬值压力。由于货币潜在的升值空间可以用来抵消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的风险,较低的汇率有助于新兴市场国家吸引投资,发展经济。
其中,较低的汇率是指无论是名义汇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汇率水平都比较低。新兴市场的币值折扣随着该经济体的发达程度提高而减少。人均收入越低,货币就越便宜。
逐渐地,世界出现了新兴市场国家热潮(emerging market euphoria),颠覆了这种关系。在过去三年,“金砖四国”成为这阵热潮的焦点。各种理论被发明出来,证明这些国家的货币实际上升值了。随着投机者借入日元和美元,购买新兴市场的资产,新兴市场国家热潮演变成了投机。在资金流动压力之下,这些国家的货币出现升值。
正如在前一轮新兴市场泡沫中那样,美元在这轮新兴市场泡沫中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2年,美元进入了熊市。美元指数从2002年的120跌至2004年的79。2004年-2006年,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美元指数出现15%的反弹,并维持在这个水平。房地产价格下跌后,美元指数出现跳水,从2008年初的高位跌至72,或者说期间缩水40%。2008年7月伊始,美元指数又有力反弹,回升至88。看上去,美元走强的动力是新兴市场的去杠杆化,而并非来自美国本土的好消息。2006年起,美元疲软主要缘于衍生品流行,这些衍生品本质上是借入美元来购买新兴市场的资产。例如,累计期权可以借入1000亿美元,然后买入H股。
日元不寻常地走强是货币市场去杠杆化的另一个标志。作为投机风险资产的融资货币,日元比美元更受欢迎,因为日元利率很低。在美元反弹的过程中,日元兑美元依然走强。2008年,日元兑澳元跌了一半,反映出借入日元、买入高收益的澳元这种交易的流行程度。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已跌回到2006年的水平。一些货币,例如韩元,因为其国内经济出现问题,贬值幅度更大。相比之下,人民币则比较稳定。但由于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因此,经济下滑对中国的影响比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大。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会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同步贬值。
另外,比起其他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更大的余地。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6%,仍有很大下调空间。当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人民币供给就会增加。现在,中国的银行表现出“惜贷”。与美国情况相似,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将增加的流动性积压在银行系统内,没有增加贷款。但是,随着财政刺激政策明年全面执行,银行将为政府项目提供贷款。届时,人民币可能会面对贬值压力。
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逐月增加,支撑人民币走强。但是,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会明显下降。因为现在的贸易顺差是进口下跌的速度快于出口。这反映出国内投资需求减弱,从而会影响明年的出口能力。“热钱”也是个负面因素。中国银行系统中的“热钱”存量很难估计。有可能是数以千亿计。将来经济形势如同现在严峻,它们很可能会从中国流出。
不过,也有积极因素来抵消上述的消极因素。美元反弹已经结束,或说临近尾声。新兴市场国家的去美元杠杆化(即抛售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换得美元,还美元贷款――编者注)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例如,累计期权合约的去杠杆化基本完成。因为全球银行面临较高的资本成本,它们很明显渴望将这些衍生品的贷款收回。抛售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动能就在,特别是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宗商品经济体,因为它们的出口形势很糟糕。但是,这种抛售可能仅是一种“动能”。很快,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就会稳定,在2009年可能相对美元走强。
与1998年不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在这次危机中不会崩盘。当年,新兴市场国家有严重的美元短缺。它们借入美元,并低效率投资,最后不得不通过贬值来注销投资。在这次危机中,新兴市场国家不会出现美元短缺。十年来,新兴市场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在这种基础上,它们的货币不会出现猛跌。
人民币不贬之因
从美国的角度看,支持美元走强的经济基本面已经遭到破坏。
首先,经济疲软之下,美国每月的贸易赤字依然为500亿美元左右。当泡沫破灭,贸易赤字本应迅速缩小。持续不变的贸易赤字对美元是一个负面因素。
第二,基于美元的资产回报率非常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账率为1.7倍,远高于其他市场平均1.3倍的水平。相比其历史平均水平(2倍),标准普尔500指数15%的“折扣”对于补偿金融危机期间的风险可能是不够的。在1972年至1982年的熊市中,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账率平均是1.3倍;在1932年-1952年间,这一数值为1.1倍。美国股市的魅力既不如自身以往,也不及其他市场。在固定收益方面,短期利率全面逼近于零。十年国债利率只有2.6%。实际上,国债市场很可能是一个大泡沫,因为恐慌推动资金涌入这个市场。2009年,当美国金融机构纷纷减计资产时,也许只有“问题资产”才会有些许吸引力。但是,这个市场不会大到可以抵消美国股市和债市魅力的消散。
第三,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会上升。除了拯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美国联邦政府还将出现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奥巴马当局甫一执政,国债就会如洪水般涌入市场。美国本土的钱不足以支撑这个市场。它们需要吸引外国资金,这将对美元的强势形成压力。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和贸易呈现“双赤字”,不过,美元比较强势。这是因为当时较高的利率支持了美元的强势。那时,美联储将联邦利率提高到两位数以抗击通胀。相比之下,现在,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同时,“双赤字”将导致美元在2009年出现疲软。实际上,我认为,美元在两年内将创新低,也就是说,美元指数将跌破71。
未来人民币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走势。明显地,中国遇到了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它庞大的出口部门在过去三年里出现赢利困难。需求锐减使大量的出口企业倒闭。这个经济体正在感受切肤之痛。同时,中国房地产业同样承受着巨大压力。房地产商期待价格和销售量上升。但真实情况是,价格可能需要下跌30%-50%,才能使存货出清。因此,除非美元改变走向,否则人民币必然下行。这就是我先花大篇幅阐述美元走向的原因。
当然,经济走势并不总是由市场决定的。即便是暂时的,中国政府仍有能力干预汇率走势。中国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它希望汇率稳定,它有足够的储备,并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抵消市场调整的影响。因此,了解政府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政府1994年以来一直表现出硬通货的偏好,至少是相对美元如此。1994年,中国取消了汇率双轨制,将汇率定在1美元兑8.9元人民币。在1997年底,美元兑人民币升值至8.3元。接着,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中国拒绝人民币贬值。当时,中国政府称,人民币贬值会引发另一轮竞争性贬值,最终将伤及中国经济。直到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一直维持8.3元。在政治压力和市场压力下,中国政府决定人民币逐步升值至1美元兑6.8元人民币。三个月前,当出口部门的问题爆发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上升趋势中止了。
十年前反对让人民币贬值的理由,现在表现得似乎更加充分。因为现在人民币贬值肯定又将引发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中国很难从贬值中充分获益。
更重要的是,贬值也不会解决外部需求放缓问题,全球经济危机自有过程,中国只能承受痛苦。贬值会帮助出口企业因降低成本而存活下来,但这难以持久。大量的鞋、家具以及服装生产将转移至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中国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失去竞争力,贬值只会延迟产业退出时间。
中国经济难题可以由财政刺激来缓解,并通过经济改革解决。财政刺激的空间仍然很大。即将发行的5000亿元的国债(占GDP1.6%)仍然偏少,应该尽快翻番。收益很大的一部分应该用于扶持失业人群。特别是农民工大批返乡会给内地省市带来压力。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特殊的预算分配,暂时减轻这些农民工的生存负担。这项工程应该迅速执行,避免出现社会危机。
我认为,让人民币贬值不会解决就业问题。即使对房地产业,主动贬值也可能会引发“热钱”离场,在整体上加剧房地产下滑,而后者将减少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
大量的财政刺激资金应该用于购买房地产的现金补贴。首先,正如河南省那样,中央政府应该给满足购买廉租房条件的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使其可以购买住房;其次,政府可以补贴抵押贷款利率3个百分点;第三,购房支出应该从税收中减免。三种收益都应该直接针对首次购房者。如果这些政策到位的话,它们可以支持劳动力市场,远比贬值效果好得多。
在危机中,中国政府渴望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财政政策上,它仍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刺激经济,而人民币贬值则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恶化。从这些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时,很可能会保持币值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政府有相应的工具(如外汇储备、财政政策),以应对市场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