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劣势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日本；出口比较优势；RCA指数；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3）03-0034-06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的调查显示，2011年日本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3.39%，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人口老龄化能够通过影响日本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年龄分布、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1]。文章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为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提供借鉴和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率将达到17.17%，至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可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要面临严重地老龄化形势。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是劳动供给的减少和雇佣成本的上升，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发展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2]。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认清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中国这种依赖充裕的劳动力禀赋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东亚地区，二者在经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共性，为我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

图1是日本1960年—2011年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人口老龄化程度用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衡量（下同）。1960年日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占5.73%，10年之后，该比重超过了7%，日本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剧，至200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维持至今。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2.36%增加到3.10%，远高于同期0.17%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图1 1960年—2011年日本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 据库。

形成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从1960年的17.3‰下降到2010年的8.5‰，下降了超过一半，直接后果就是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二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食物的极大丰富，使日本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67.67岁增加到2010年的82.93岁，平均寿命的延长使日本社会老年人口增加[3]。

图2 1960年—201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

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日本社会同时面临着“少儿化”与“老龄化”两种现象。少儿人口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人口，比率过低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引起劳动力短缺[4]。从劳动力总量上看，1960年日本劳动力数量为4511万，之后呈上升趋势，至1998年达到顶峰6793万，之后呈下降趋势，至2011年劳动力总量仅为6261万人，具体见图3。作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数量减少不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投资，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必然会降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比较优势。

图3 1960—2011年日本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2.劳动力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也使劳动力内部结构趋于老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45岁及以上年龄劳动力为大龄劳动力。图4是日本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图，2011年日本老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为48.47%，远高于1968年的29.84%，且45～49岁、50～54岁、5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等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比重，均比1968年显著提高，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由于劳动力直接与生产挂钩，老龄劳动力分布比重高将限制行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劳动人口内部结构老化会给生产带来3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减退；二是劳动力老化使劳动力流动性减弱，职业变动少，不利于新技术革命；三是大龄劳动力由于身体素质下降、智力衰退，往往创新性不足，难以胜任行业竞争需求[5] 。这些不利影响会限制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开展。

图4 1968—2011年日本劳动力年龄分布结构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3.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政府在医疗、卫生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相对较高，而在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就会相应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6]。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也意味着老年抚育比高，个体劳动者的抚养负担加重，没法将收入更多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技能培训上，这些都对社会平均劳动效率的提高不利。7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39%，80年代为3.70%，90年代为2.40%，进入20世纪之后进一步降低到1.75%。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限制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挥。

图5 1971年—2011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OECD生产率统计数据库。

二、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现状及变动趋势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分析后，本部分将利用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现状及变动趋势。

（一）出口比较优势指标度量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Balassa提出来衡量一国出口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指数[7]。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其中，Xmt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出口额，Xt表示t年日本总出口额，Xmwt代表t年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Xwt表示t年全世界总出口额。RCA指数实际上是指日本制造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与全世界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之比。该指数大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出口比重大于世界的平均出口比重，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劣势。

2.Michaely指数（MI）

由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没有考虑进口的作用，尤其是在进口规模较大时很容易导致计算偏差，因此我们利用Michaely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因素。Michaely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2）

其中，Mmt和Mt分别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进口额和总进口额。MI指数是指日本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减去制造业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指数变动幅度为[-1，1]，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优势，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劣势。

3.净出口率指数（NEX）

净出口率指数也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3）

NEX指数是指制造业的净出口差额占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与MI指数类似，指数变动幅度为[-1，1]，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出口不进口，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进口不出口，贸易竞争力较弱。NEX指数与MI指数不同在于，NEX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的净出口能力，而MI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进出口在全国的相对位置。

（二）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

表1给出了日本制造业1962年—2011年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首先，从RCA指数来看，在样本期内，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1，日本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制造业约占日本GDP的20%、就业的20%、研发的90%、出口贸易的90%。尤其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比较优势最为明显，在1998年—2008年间3个行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9%、3.8%和29.6%[8]。但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龄劳动力占比增加，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受到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开始放缓，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1962年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为1.47，而到了2011年该指数只有1.29，可见，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呈下行态势。其次，从MI指数来看，该指数也大于0，说明在考虑进口因素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与RCA指数相同的是，MI指数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下降趋势尤为明显。最后，从NEX指数来看，均值和变化趋势与MI指数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日本确实在制造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出口比较优势现状进行描述后，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二者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一）单位根检验

由图1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口老龄化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速度明显加快，是一个存在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对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既要确定是否是单位根过程又要确定时间突变点，而且其分布也不再服从DF分布，需要对照着突变点发生的位置，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因此，存在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研究过程复杂性大大提高[9]。

从人口老龄化序列变化趋势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含有均值和斜率双突变的单位根过程，我们将结构突变点定为1990年。在模型中加入阶跃式虚拟变量DL和渐进式虚拟变量DT对这种变化进行描述，得估计结果如下：

因为-5.44

因为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所以其单位根检验过程比较复杂，而对于不存在结构突变的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来说，过程相对简单，可以直接用ADF检验式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可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的水平值接受了单位根原假设，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值在1%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原假设，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过程。所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与人口老龄化序列一样，都是I（1）序列。变量的单积次数相同，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分别考察人口老龄化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长期影响。

（二）协整检验

1.协整回归

我们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用人口老龄化变量分别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作OLS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可见，人口老龄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在长期对日本出口比较优势不利。人口老龄化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下面，继续通过检验误差项的平稳性检验人口老龄化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3个方程的AEG统计量分别是-3.87、-3.92和-3.58，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协整检验临界值为：

C0.05=-3.3377-5.967/50-8.98/502=-3.46 （10）

AEG统计量小于麦金农临界值，说明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分别是（1 0.0192）'、（1 0.0263）'和（1 0.0236）'。尽管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一次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的特定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

2.误差修正模型

非平稳变量的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利用OLS回归中的非均衡误差（ t）作为误差修正项（ECMt）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具体结果见表4。可见，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偏离均衡状态时，该经济系统在短期将分别以这种偏离的0.0507、0.0531和0.2503倍强度在下一期朝着均衡点调整。可见，人口老龄化加剧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短期影响要大于对它们的长期影响，在短期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更加不利。

四、结论及启示

（一）基本结论

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次介绍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展趋势，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极大丰富也使人均预期寿命极大地延长，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2）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使日本有效劳动供给不足，引起劳动力短缺，1998年之后日本劳动力总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大军中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降，老龄劳动力占比上升，影响了行业的创新性和流动性；三是人口老龄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这些影响都对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不利。

（3）虽然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无论是只考虑出口的RCA指数还是既考虑出口又考虑进口的MI指数和NEX指数来衡量出口比较优势，日本制造业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开始下降。

（4）单位根检验发现，日本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1990年之前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2084个百分点，而在199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5456个百分点。而且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不利，这一结果对于不同的出口比较优势衡量指标来说都是稳健的。

（二）对中国启示

1.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与日本不同，中国在较长的时间里都维持着较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196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4.00%，远低于同期日本5.73%和世界平均5.08%的水平，直到1986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才达到5.74%，与日本1960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平。但中国年均1.46%的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6。1998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

虽然说从程度上和速度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都要慢于日本，但不可忽视的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快。而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大大提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

图6 1960年—2011年中国和世界平均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中国作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大国，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在过去三十年中依靠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最近几年，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向低老龄化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尽管中国目前可能并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但人口老龄化加剧必然会促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工资面临着较强的上升压力。

在当前的人口年龄阶段下，维持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要做到几下几点：（1），打破户籍制度，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让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降低大龄劳动力分布比重；（2），稳定房价，加快城市化进程，吸引年轻劳动力在城市安家落户；（3），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加职业培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效率，抵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伟.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日本政府的对策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2007.

[2] 姚洋，余淼杰.劳动力、人口和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J]. 金融研究，2009（9）：1-13.

[3] 王莉莉.新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研究[J]. 日本问题研究，2011（2）：50.

[4] 王晓璐，傅苏.日本超老龄社会及其影响[J]. 现代日本经济，2012（5）：65-71.

[5] 武元晋，徐勤.中国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的影响[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26.

[6] Peterson， Peter G. How the Com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and the World[J]. New York：Times Books，1999.

[7] Balassa，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1965（33）：99-123.

篇(2)

今年3月底，美国人口调查局了一份名为《老龄化世界2015》的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之前，5岁及以下儿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少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将是首次出现。到2050年，老年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攀升至15.6%，而5岁及以下儿童人口的占比会降至7.2%。很遗憾，这份报告的受关注度并不太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利普・泰特罗克，曾在其著作《专业政治判断：我们如何知道有多准确》中，讽刺专家们在预测未来趋势时，准确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问题是个例外。从罗马帝国的衰亡、玛雅文明的终结到西方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的动荡乃至21世纪初的阿拉伯变奏，都可以从人口变迁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

撇开人口变迁趋势，去预测大国崛起或谈论权力转移，不会有太强的说服力。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这样一个观点：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那可能是命运多舛的航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因素就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 不均衡的“衰老” 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

上述报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几乎是“一夜苍老”，有的则“衰老”得相对缓慢。20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1950年，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6岁。2015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都超过了43岁。2050年，这一数值将超过51岁。

这波世界人口老龄化浪潮，首先发端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1980年，西欧、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4岁和33岁。到2030年，这个数据将增至47岁和52岁，远超那时的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33岁。

从另一个角度说，老龄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国“引领”。如今称得上世界大国的8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数据，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个国家除了印度，全部在这个比例以上。而且，这些国家“衰老”的步调也不一致（见图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处于不太稳定或动荡区域的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都较低（见图2）。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占比高。在人口学中有个叫“青年膨胀”的术语，指的就是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高的现象。根据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伊丽萨白・麦德森的研究，3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超过60%的国家，出现内乱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龄较为成熟的国家，会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发生“造反”的，几乎都是较为“年轻”的国家。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较高的国家老龄化相对较慢。从数据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生育率都相对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国家的生育率分别是1.89、1.92、1.92、2.05、1.61。美国的其他传统盟国，除了法国（2.00），德国（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韩国（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从趋势上看，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但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人口总数将增长10%。

世界大国中，在人口问题上最具优势的是美国。还以上述8个世界大国为例，根据联合国预测的数据，2000年至2050年，美国的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将增长31%，增幅仅次于印度（71%）。其他国家中除了英国（6%）是正增长，中国（-3%）、法国（-6%）、德国（-20%）、日本（-34%）和俄罗斯（-34%），均是负增长。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衰老”得太快。这一时段，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3.4岁增至38.7岁，增长15.3岁，是上述八国中增幅最大的国家，而美国是从35.3岁增至41.1岁，仅增长5.8岁，增幅仅高于英国（5.2岁）。 如何影响权力版图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人口的变化往往与帝国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点出了人口增长对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17世纪法国军事学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数量作为衡量国王是否伟大的标准。如果简单地将这些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过时理念，未免有失轻率。

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列强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比例从20%猛增至40%。那个历史时段，也是欧洲的帝国巅峰时期。如今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从工业革命时开始快速增长。1820年，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17%，193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5%。此后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1980年小幅降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趋势上，发达国家人口变化曲线与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分量变迁基本吻合。

在后工业时代，人口因素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丝毫未减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杰克・戈尔斯通认为，无论我们看待美国或欧盟的治理问题，还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影响，或者非洲、中东、拉美以及亚洲的治理和稳定问题，弄清人口因素带来的政治影响，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变迁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影响，比作流水击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时日却能开山劈石。

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双引擎，而人口则是这两个引擎的动力来源。人口的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数十年劳动人口规模呈增长趋势的美国和印度，毫无疑问占有明显的优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中国，前景则不那么乐观。

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从而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军事方面造成挤出效应。财政上养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预算上的腾挪空间就会缩小。美国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哈斯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会尽可能放弃与养老项目无关的大额支出，包括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投入。

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学者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做过预测。如果要维持现有养老体系，2040年，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将会分别增长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见，在军费增长方面，日本、德国和法国，回旋余地比美国和英国明显要小。

人口老龄化对军费的构成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尽管1998年以来俄罗斯的军费都保持增长态势，但俄军费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军队养老金上。目前俄军养老金在军费中占比高达12%，而美军这一比例仅为8%。从军队人员支出成本与武器采购和研发经费的比例来看，现阶段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分别是3.9：1、2.7：1、2.7：1、2.4：1。

中国2015年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7%，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5%。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养老体系的涵盖范围和完善程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费未来的增长，自由度不会比美国大。如果考虑到军费基数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质性缩小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战争学院学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莱希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严峻的人口挑战，使它们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不太可能。 美国世纪第二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1993年在谈及“美国例外主义”时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说当初她这句话是携冷战胜利余威表现出的傲慢的话，那么在人口问题上，美国的“例外主义”却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人口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减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也将让给印度。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上，都没有美国那样的优势。

近两百年来，美国人口在发达国家人口中的占比，从1820年的6%，增长到2005年的34%，2050年将进一步升至54%。这一人口变化曲线，与美国经济总量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可谓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国与西欧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比均为约37%。2050年，美国占比将上升到54%，人口萎缩的西欧与日本，将分别降至23%和8%。有美国学者注意到，21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将重新在发达国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正好是二战结束之初1950年的历史重现。

正是基于这一趋势，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百年依然是美国世纪。在马克・哈斯看来，全球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延续美国的霸权，因为其他主要大国都缺乏超越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资源。由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差距可能继续拉大，这一趋势还会得到加深。他认为，尽管国际学术界与决策圈有诸多关于未来数十年中国将平衡美国权力的讨论，但社会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使这种结果不可能出现。

篇(3)

论文关键词:农村　养老保障　建设　构想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出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厂泛关注，但政府和社会对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权益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因此，保护这一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基本现状

1.家庭养老占据着农村养老保障的主体地位

目前，我国农民养老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以“孝文化”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基础的养老模式。但是，这种养老方式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2.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

养老保险是指从1991年开始，民政部门有组织地对农村实行的试点养老保障模式，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村老人享受到了这种养老保险。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是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缴费情况。实际上，由于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集体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农民缴纳养老保险，普通农民很难享受到集体的补助。因此，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根本不能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3.农民工以及他们家里老人的养老保障日益成为一个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相继涌向城市，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许多农村老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而且还在继续地尽着本该父母尽的义务。另外，农民工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种种社会保障。农民工远离土地、远离亲人，却没有享受到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尤其是女农民工没有生育子女的福利保障，农民工子女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上的不公平让农民工子女在今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中更是处于劣势。如此艰难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使农民工没有精力去考虑，也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养老保险，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4.养老保险基金过于分散，管理费用高

养老基金有县级财政统一管理，财务制度滞后，高素质的财务人员缺乏，数量太小并且还经常出现基金挪用的现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混乱，中间环节太多，关键时候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运营效率太低;农村保险业务发展缓慢，保险机构管理不合理，部分乡镇工作出现了断档;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存在着许多制度层面和实际操作方面的问题，有待各级决策部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实际操作技术方面的提高。

二、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养老保障，涉及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因此，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较为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有以下四方面重要的意义。

1.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迫切要求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现象;二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三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未来发展趋势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成为中国21世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选)》中，明确提出要弘扬敬老风尚，营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社会氛围;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增强社会的养老服务功能;实施爱心护理工程，加强医疗救助、家庭病床等面向老年人的服务设施建设。

2.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退出了劳动领域，又面临着身体机能的逐渐衰弱，如果社会各方面不能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养老保障，那么长寿对他们来说将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建立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就能为农村老人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实现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

3.有利于打破“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尤显突出。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全球人口达到61. 37亿，其中发达国家人口仅占19%，欠发达国家占81%，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加以贯彻实施，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这一政策实施的难点和重点，由于农民“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二胎、多胎现象还普遍存在。因此，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为农民的养老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解除农民在养老问题上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口工作的快速发展。

4.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预测，农村人口老龄速度以及老龄人口绝对数远远大于城市，这将是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巨大挑战。如果这些数量庞大的老年人享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权益，要实现小康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小康农村就没有小康社会。因此，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就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构想

1、端正思想认识

目前，农村养老保障存在三种错误认识:其一，认为农民“有土地就有保障”，将农民承包的土地视为特殊的养老保障机制，进而忽略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必要性。事实上，农村居民特有的土地保障面对养老、失业、疾病等高速积累的风险正在弱化。其二，认为国家并未对农村居民有过社会保障的承诺，因而，也不应该像对待城镇居民那样给予社会保障，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养老保障，这种观点将社会保障看成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品。事实上，政府是城乡人民选举产生的公共政府，农民当然应该从政府那里取得公共福利。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保障制度天然追求公平的属性出发，从政府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属性与法定职责出发，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发，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都应当不是事先契约的规定，而是发展进步的必然。其三，认为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可以依靠商业人寿保险来解决，这种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商业保险的营利性，决定它更倾向于有较高收人的社会成员，农村居民收人水平显然还达不到这一水准。因此，端正思想认识，转变观念，就成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关键环节。

2.政府要高度重视

各级政府都应该认识到: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工作的最终目的，经济发展仅仅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各级政府应该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把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加大向广大农民宣传农村养老保障知识的力度。只有农民真正认识到了农村养老保障的重要性和好处并积极身体力行，农村养老保障工作才能在广大农村顺利开展，农民才能真正从农村养老保障中得到好处。

正如郑功成教授所言:“尽管国家不能按照城镇职工的办法来建立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但若对农村养老问题视而不见，则肯定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风险。因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保障的需求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国家可以重新研究面向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应对之策，却不应当停滞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是老年人的权益，将农村养老保障建设视为一种负担的认识，不仅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天然属性，而且也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相违背。纵观各国养老保障的实践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政府不能承担社会保障建设的全部责任，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建设的责任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3.加强立法力度

立法先行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首要规律，所谓立法先行是指，先有社会保障立法，于后才会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具体实践，是通过社会保障立法来确定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先行，既表明了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审慎而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是充分汇集国民或绝大多数国民在福利方面的意愿表现。目前，涉及到农村养老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婚姻家庭法》，这远远不够，应加快制定《养老保险法》，并在该法中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另外，各级政府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集体以及个人三方缴纳资金的具体数目，规定具体的缴纳方式，必须专款专用。如果哪方没有按时缴纳责任范围内的资金或者挪用资金，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农村养老保障建设要纳人法律轨道，让农村居民无条件参加社会保险，政府和集体也明确责任，从根本上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4、倡导和鼓励农民购买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又称金融保险，是相对于社会保险而言的，是一种较高的投资受益保险，较为富裕的农民可以购买商业保险。由于中国社会医疗保险运行时间短，个人支付的费用比较高，如果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人遇到一些大病就要背负大量的债务，而商业医疗保险就可以承担大部分费用。因此，政府应该向农民加大购买商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民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储备基金，提高自我养老意识。

5.实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来到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城镇职工所享受到的基本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必将因为知识的贫乏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享受的待遇与他们作出的贡献不成正比，必将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这不符合我们国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原则，最终必将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因此，让脱离了农业的农民直接享受城镇基本养老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6.建立社会化、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社会保障理念影响下，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内容、水平、运行机制具有不同特点，社会保障模式事实上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发展决定的。”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也应当遵循上述规律，既要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又要坚持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符合的原则，同时还要坚持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相一致的原则。因此，我们国家应该在农村建立社会化、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我们所说的社会化养老，是指农村的养老主要靠社会，包括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为老人提供经济保障以安度晚年。“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得以建立和持续发展的事实，应当能够打消中国对这种制度的必要性的疑虑。尤其是在进人老年型社会后，通过民主方式形成的公众意愿也会促使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得到改善。”目前，在我国建立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关键是要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由于农民经济生活相对贫穷，政府应该对农村养老保险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从长远看，这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核心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特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我国只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保障制度。首先，“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养老不仅给老人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还有利于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因此，家庭养老，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导方式。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囚我们不能把家庭养老作为养老保障的惟一依靠。其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老人，也不可能享受完全一样的养老保障，因为这种做法违背“效率优先”的原则，容易导致“平均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积极建立农村老人的照顾服务体系。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出资建立敬老院或托老所，并进行严格而规范的系统化、人性化的管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可以适当出一部分钱放心地把自己的老人送往敬老院或托老所接受照顾。孤寡老人，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由国家或集体出钱，把他们送往敬老院或托老所接受照顾。鼓励农民积极兴建合作医疗，改进农村医疗设备，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医疗服务网络，让农村老人看得起病，并且有病能及时得到救治，健康快乐地安度晚年。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建立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娱乐设施、健身设施及其他文化服务设施。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孝道文化；社会变迁；养老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03-06

2013年7月1日，备受争议的包含“常回家看看”等“软约束”条款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颁布实施，有地方法院①根据该法做出了包括“至少每两个月到老人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重大传统节日至少看望两次”等带有明显道德性和伦理性内容的判决条款。然而，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等这些原本属自然伦理的道德行为在法律的干预和强制下能否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呢？面对“银色浪潮”的汹涌来袭，亟须社会各界对法治化语境下如何平衡协调孝道传承问题予以审慎和理性对待。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以老年人群体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作为划分标准而进行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一般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此标准，我国在1999―2000年间就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说20世纪是人口暴涨的时期，那么21世纪则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指出，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人，2020年将达到2.43亿人，2025年将突破3亿人。届时，我国不仅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而且是一个高龄化社会，这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制度、经济结构及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无法逃避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社会需要用新思维和新创造来正确对待。老龄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将带来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动，从而直接对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它是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相互作用的。老年人曾经作为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历史主体发挥过积极作用，也是老龄化时代到来的直接动因，但由于老年人群体拥有优越于青年群体的固态智力②，所以理应成为这种时代变化的受益者。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势头猛、规模大、程度高、发展不均衡和“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等劣势，面对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结构背景下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体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社会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现实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对我国的人口养老能力、社会资源支撑能力、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等形成严峻挑战，而且也大大侵袭着以孝道文化为基本理念的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的传统文化土壤。

联合国《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指出，尊敬和照顾年长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类文化中不变的价值因素之一，它反映了自我求存动力同社会求存动力之间的一种基本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人种的生存和进步。因此，妥善对待老年人群体是社会正义的要求，是群体反哺的必然逻辑，只有从人口、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立体考察和实质应对日益突出的高龄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有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实现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所提出的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益老去的时候有安全和尊严相伴，并且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还拥有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的目标。“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姆雷特式悲剧”让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传统孝道制度的现代法治语境构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有机组成的重要部分，只有理性适应这种动态的社会发展范式，将老龄化问题融入社会常态发展轨道上，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良性互动的共存发展局面，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合理转化为社会新的发展机遇，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变迁与孝道文化传承的失范

社会变迁对生态环境、个人人格、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价值重构和制度建构等都会带来巨大影响。现代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理论。③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性质上区分开来，而随着这种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必然使社会群体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方面产生明显的“结构紧张”④，在包括个人主体地位评估、社会归属感认知和社会角色扮演等方面出现伦理或道德的失范可能。当前，中国的孝道文化在面临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这一重要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受到功利主义的价值冲击，而且因为工业文明所内含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以传统家庭、家族为中心的人际依赖往转变为现代以个人发展为中心的人际相对独立性的交往，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传统家庭功能被大大弱化，让包括孝道伦理等的传统代际文化传承在空间上陷入了无法延续的困境。这种时代转型变迁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冲击必然造成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危机。

1.社会变迁导致孝道文化土壤日渐贫瘠

第一，社会变迁对家庭和亲属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的特征是“靠天吃饭”、“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状态是那时候的典型生活方式写照，孝道理念所倡导的“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代际循环的主要衔接信条。然而，工业革命的出现将人类世界彻底改变，以机器社会化大生产为典型特征的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将传统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生产生活方式冲击地支离破碎，人的社会解放被引导为人类在一个物化世界中通过物、私有财产这个中介而获得的解放。⑤伴随该种经济发展与进化逻辑，工业化时代带来的另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特征是“社会分工”。同时，这种社会分工也经由传统的机械团结走向了有机团结⑥，加之迅速增长的人口破坏了原有的“人口―土地平衡”，这种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调控方式的社会机制导致了包括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传统村落和社会共同体方面带来的冲击就是传统的以家庭、院落和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而新的社会共同体尚未形成，老龄化的席卷与“四二一”家庭模式的现实，导致“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成为农村、城镇甚至城市中难以接受却无法否认的社会存在，让以封闭性区域和民间法约束为传统要件的孝道文化土壤渐显贫瘠，这种青壮群体缺位、老幼尴尬共生的孝道传承断层现实让自古以来的家庭养老机制功能渐显孱弱甚至失效，并极大地挑战着崇尚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国人道德心理底线。

第二，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变迁导致人格变迁⑦。美国学者英克尔斯指出：“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人们身上发现的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事实上，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人认为，个人变迁更多是由制度的现代性所引起的。”⑧现代工商业社会有其独特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长久生活其中的人深受这种时代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及行为模式，这些人格特征被他视为对现代化的反应。杨国枢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的调查研究》一书中提出，个人传统性有五个因素：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和男性优势。而个人现代性也是五个因素：平权开放、独立自顾、积极进取、尊重情感和男女平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道理念所极力推崇和维护的五大因素受到了现代制度文明所倡导的新五大要素的挑战。可以说，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文化是国人道德基因的形成本源，但在近现代西方思潮大力冲击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对工业化文明时代的影响渐趋式微，导致现代国人普遍带有传统性和现代性并存的特质，这既符合社会转型的特征，也与现代化社会的改革相一致。

2.现代社会老年人群体需求与权利保障制度现状

第一，老年人群体的权利诉求。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各方面的特别关爱和帮助。根据的需求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要不仅分为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而且是分层次的。我国在总结摸索老年人各种需要的基础上，概括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这“六有”⑨需要。具体来说，曾经经历青壮中年的老人在步入老年时代时，其身心状态、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抵御能力等都必然同步减弱，如果要保证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幸福指数就必然需要以反哺或倾向性保障的理念予以特别对待。然而，人的需要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包括精神的，它既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与个人自身条件具有密切关系。相比较国外老年人的3M需求，即物质需求（Money）、医疗需求（Medicare）和精神需求（Mental），我国老年人需求主要包括了经济保障需求、健康和日常照料需求、自由生活和发展需求、社会交往和亲情关怀、自我实现价值需求甚至养老模式方面的需求。

第二，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实施的现状。一是家庭保障模式渐趋式微，多元养老保障模式并存。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中国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直接冲击，各种老年人照护机构所构成的老年人照护体系随着时代变革开始形成，从目前国内现状看，主要有老年人福利院、敬老院、老年人服务中心、养老院、老年公寓、护老院、护养院和托老所等主要形式。概括来说，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目前我国较有代表性的三大主流养老模式。除此之外，还有互助养老、异地养老、以房养老、护理学院经营养老和旅游养老等多元养老模式并存的复合养老模式。多元化养老模式的相继产生和发展虽迎合了部分老年人养老的多元需求，但由于大部分老年人更希望获得包括经济保障和精神慰藉等一般或基础性的养老需求满足，这也导致了目前多元养老模式存在的悖论――与三大主流养老模式所带来的明显福利主义色彩不同，多元养老模式更多是在深挖老年人群体市场，以老龄产业为导向建立起来的。从目前我国老年人财产占有、收入水平和老年人实际需求看，多元养老模式对我国整体养老问题的解决较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⑩由于我国民众的个人资金承受能力有限，大多数的老年人养老问题还是以居家养老，即由自己的子女甚或亲属养老为主要模式。从制度层面讲，我国社会整体保障制度的实际落实和具体完善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现有养老保障制度呈弱散状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六大方面。其中，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组成，从我国当下社会养老保障的现状看，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养老保障体制尚不成熟，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三无”和“五保”供养补给制度等组成，快速的老龄化现实导致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薄弱且分散。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甚至“亚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地区间、行业间不均衡发展等现实，导致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和规范。从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看，我国目前纳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人群比例低于国际最低标准，且呈现统筹层次低、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和养老保险转轨成本高等特点。同时，现有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医疗保障制度问题多多，存在社会补贴和救助制度权威性不够以及社会化养老机构不够规范等问题。我国现有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是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维一体共同构建的一道社会秩序安全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老年人权益的关注和照护，为积极维护老年人权益，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以养老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规范的大部分条款均非专门针对养老目标实现而规定的，对有关如何养老这一系统性工程大多停留在实有权利的理论层面，可操作性不强，对老年人经济收入、居住方式、人际交往、医疗健康、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细节调整和规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更是鲜见，与西方成熟国家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如英国的3U模式（Universality、Unity、Uniform）相比，我国现有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仅分散而且效力层级不高。

三、现代法治语境下孝道制度体系的建构

毋庸置疑，无论社会如何改革和变迁，包括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是人力所难以抵抗或改变的，那么，面对不可能逃避和忽视的老龄化时代迅速到来这一全新的严峻课题，如何建立或设计一套现代制度体系，既可以较好替代传统社会孝道伦理互助机制，也符合现代文明价值理念要求，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创新性意识和创新性思维。

1.孝道制度法治化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归宿

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调整方式，市场经济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改革所创立的民主制度、权利本位和契约自由等重要的法权关系为前提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法治，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迫使人类群体的区别分类，以此满足市场经济的不同需求，这种越来越高的规范性社会控制要求社会调整手段的法治化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传入中国，经济成为社会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一切将中国传统宗法组织和儒家伦理冲垮，旧有的乡村构造也不断遭到破坏。而当血缘关系分解并且让位于氏族共同体、邻居团体和政治团体的结合体时，便产生了这一问题：政治团体的法律程序将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同一血缘团体或同一共同体的成员之中。随着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加强，以血缘关系为表征的社会调整模式逐渐走向衰亡，代之以从人类团体的内部秩序中发展而来的法治型调整模式。虽然对传统孝道存有争议，但沉淀至今的却是其永不磨灭的具有人性普适性的人际互助本能品德。如何建立一个不分年龄和性别并使老年人能充分、不受歧视而平等参与的现代法治社会，对于增进老年人群体的生存尊严至关重要。基于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体系建设，明确以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等主体的老年人养老责任体系，满足老年人急迫的现实养老需求，实现《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提出的“照顾”、“尊严”和“参与”等目标。要在政府主导下，以立法的形式，整合社会各类服务资源，确保服务提供的效率与效益，以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共存共生的良性发展。

2.构建现代法治语境下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多元制度体系

在当代中国，如何协调好传统与现代制度价值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转型时期社会老龄化这一新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已有的成熟经验，更应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包括二元社会结构等制度现状和传统文化的本土实际，科学、合理地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多元制度体系。

第一，孝道制度法治化理念的多元化逻辑必要。“老年人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保障系统，具有多层次性质的范畴较多，且诸层次之间还有伦理选择的问题。”相比较西方较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我国进入工业化文明的时间略晚，尚存在传统与现代历时性和共同性并存的问题。传统孝道制度的柔性传承和现代法治的刚性调整表面似有悖论冲突，也对如何构建平缓对接传统孝道理念的现代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我国当前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实力现实，并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制度看，当前我们宜以“经济―政治”为分析框架，以安东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基本指导理念，采取“‘补缺型社会福利’为主、‘制度型社会福利’为辅”，多种福利制度为补充的原则进行积极立法或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在政府、社会和个人责任分担方面，应以特别补贴为例外，以家庭和市场为基本保障原则，以权利义务对等为基本准则，贯彻“家庭养老为核心，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保障理念，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辅助的综合型养老模式。只有在个体无法满足其生存、照护和交往等基本需求时，国家才作为三维体系重要组成之一的部分扮演应有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内容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如果将来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后，就应积极转换这一理念，从“补缺型社会福利”为主的理念转为“制度型福利”为主的理念，实现自助、互助和国家保障相结合的良性互动，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和政策，建立一套不断增加老龄人甚至全社会整体福利的全民福利制度体系。

第二，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为孝道制度法治化提供可能。孝是超阶级或跨越时代的，孝道文化不仅在塑造国民性格和民族心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和国民道德素养的形成等方面均发挥了正能量传递的功能。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领域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理性认知中华民族传统孝道文化的价值，批判性地汲取有利于和谐社会关系建立的内容，创新传统孝道在现代伦理道德体系构建中的契合理念，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从政府的角度讲，一方面，应积极构建孝文化宣传和建设工程。要以家庭和社区为主阵地，以传统纸媒和现代网媒为中介，加强大型道德建设活动（如中宣办和中央文明办举办的包括宣扬“孝道文化”在内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和自觉的道德践履。同时，应从娃娃抓起，强化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形成幼时灌输、长大躬行的伦理道德回归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利用其权力主体地位，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关可以入法的孝道伦理道德规则予以肯定和落实，使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发扬真正走上法治化轨道。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讲，需要正确认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理性看待“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孝道观念，将养老院、敬老院和照护机构作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正常对接，合理矫正市场经济浪潮下的时代价值定位，强化个体的自律性，加强舆论监督和精神奖励，将孝道传承作为社会肯定性评价和个人正能量价值的重要因素，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的范畴，为养老社会化做好文化理念的铺垫。这不仅会避免遗弃、虐待老人等类似影射人性丑陋面案件的再次发生，同时还能让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尊老助老”的良好风尚，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互助新气象。

第三，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复合型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养老保障社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和形成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养老基金筹资模式。我国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主要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这三大支柱组成，三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平面体系。但由于我国地区和行业的不均衡发展现状，导致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基于此，必须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的选择与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步伐结合起来，将国民享受社会保障经济待遇的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问题及社会成员的覆盖程度一同纳入社会保障水平体系，构建起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现行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处理好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分担问题。同时，需要区别和正确认识工业化风险和自然进化风险所形成的问题应对策略。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既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阻碍，同时也为我国养老保障完善提供了缓冲的契机。传统的孝道仍然在继续发挥着代际互助的功能，并不会将所有的问题完全推给政府或社会。我们需要结合私人养老金计划、老年人医疗制度改革、老年人产业制度促进、老年人照护制度完善和老年人补贴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措施，并加强放开“单独”家庭二胎政策、推迟退休人员年龄制度、规范自愿型“以房养老”或“反向抵押贷款方式”政策的改革，采取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策略，最终建立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以最终有利于我国以审慎的态度和多元化手段共同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第四，建构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多元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新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是对一定社会现象出现和相应政策出台的终极呼应，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养老保险制度规范、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先有社会保障的立法，后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实现，已经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条基本规律。”以宪法为前提，构建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不仅是对老年人群体这一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彰显，是社会“积极福利”理念的理性实践，更是落实宪法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统一的必由路径。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看，我国《宪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老年人权益的条款规定，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各地方也相继颁布了包括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养老援助服务、低保人群贷款缴纳养老保险、居家养老补贴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总体来说，目前有关养老保障问题的立法不仅分散不统一，而且效力等级不高，构成养老保障制度核心组成的有关统筹层级，资金的筹集、运行和使用，区域和行业不均衡现状导致的制度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均频见纸端。这种形式上不统一导致的权威性不足和现实上不公正导致的实质硬伤，不利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长远计，国家需要从基本法的层面制定包括《社会保障法》在内的统一性法律法规，有效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维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实质改革现行养老制度在地域、行业和部门间各类标准不统一的现状，形成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法》为龙头，《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法》、《养老金法》、《养老金监管法》、《老年残障和健康保险法》、《老年人保健法》和《老年救济法》等基本法为骨干，其他养老保障规范性法律文件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保障制度体系，以促进社会公平和建立全面保障目标之间的平衡。同时，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应重点关注那些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老年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中的老年人，他们在养老金的享有领域处于边缘地区，在生活和疾病等威胁方面缺乏充分的保障，因此，可以学习借鉴“加拿大援助计划”和“新加坡公共援助计划”经验，加大对该类群体在社会补贴和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体系方面的健全和完善。

在我国这样一个既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又面临着较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加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却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现实国情阶段，必须在对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既要谨慎对待“民粹主义”倾向，又要高度重视和积极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挑战，科学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目标，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视角，从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努力构建一套现代法治语境下有效传承和创新传统孝文化理念的制度体系，形成社会群体间的自我动态协调的立体生态系统，以在弘扬中华孝道文化、增强政治共同体信仰、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群体权益的同时，不断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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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多层次养老保险

一、人口老龄化之痛

进入21世纪，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除了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影响外，我国养老保险账务上的缺口也是我国企业年金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我国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由于退休年龄过低、人们平均寿命增加，造成收不抵支。二是在任政府为提高声誉，拿养老保险基金补偿各方利益受损者，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绝大部分地方的个人账户基金被当地政府挪用于发放当期养老金，由此形成空账。而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的补充在平衡财政收支上的作用也就越发重要。

二、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分析

1.企业年金的筹集模式

我国采用的是基金积累模式，它通过预提积累方式筹集保险基金及其投资收益，以便能够支付确定水平的、未决社会保险金给付的货币现值。其避免了现收现付模式中下一代为上一代人支付养老金造成的代际冲突，其以效率为导向，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通货膨胀下，预筹积累的养老金面临贬值的危险；在金融市场尚未健全的我国，如何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具有相当的难度；保险基金易受政府行为干预，若将基金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可能会影响其支付能力。

2.企业年金的给付模式

我国采用的是确定缴费型（DC），是通过企业建立养老保险账户的方式，由企业和职工（多数仅指企业）定期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职工退休时的养老金计划水平取决于资金积累规模及其投资收入。就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来看，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较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DC模式发挥各种理论上具备的优势。并且我国在企业年金投资产品的限制上比较严格，对年金计划的收益也会产生一定的限制，因此DC模式下的年金计划会面临比较大的保值增值的压力。

3.企业年金的运行模式

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国企业年金实行信托制。所谓养老金信托是指养老金参与者通过缴费形成的养老基金，以信托方式管理，当受益人退休时，为他们提供养老金以保障他们的退休生活。

三、企业年金到底姓社姓商

1.商业保险边缘化

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企业年金市场将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理论上应该在这个领域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却在拿手领域中被边缘化，我认为主要因为以下三点：

一是部委利益之争。企业年金涉及到财政部、人社部等几个部委的利益分配问题，还要兼顾到到地方社保的利益，由此看来，要让企业年金确定归属权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我国企业年金运营模式选择时的各家金融机构之争。由于银行在金融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在资产规模、营业网点、客户方面的比较优势。所以在企业年金的信托模式下，银行拥有作为受托人的绝对优势。而在利益分配上，作为投资管理人的基金公司好处最多，自然也引得各家金融机构纷纷觊觎投资管理人这一身份。而商业保险公司在这样的比较优势中反而处于劣势地位。

三是我国立法的不完善，上述两大利益之争由于没有明确法律的规定一直没有解决，但由于企业年金涉及的利益方太多，并且其历史遗留问题也比较严重，所以要想通过立法来解决企业年金权限归属及具体运行问题实属不易。

2.商业保险公司的优势

无论是借鉴海外的经验还是结合我国国情考虑，建立捆绑式、一站购齐的专业化养老金管理公司是大势所趋，而最适合进行养老金管理的自然是保险公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精算能力。精算技术能够确保为企业提供完善的企业年金计划设计，包括条款设计、融资测算、替代率测算和规划、DC/DB计划的选择等。

（2）保险公司在产品和计划形态方面可以满足企业年金业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保险公司可以提供DC计划产品，也可以提供DB计划产品，还能够提供其他金融机构没有的丰富的领取期年金化产品，如即期年金、延期年金、生命年金等。

（3）保险公司在销售能力方面具有优势。保险公司有完善、成熟的销售管理机制；有完善的销售培训系统；有一支专业化、富有经验的销售队伍，了解客户的需求，具备为客户量身定制企业年金计划的专业素质；有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市场覆盖率非常强。

（4）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更适合退休金资产的管理。精算技术中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技术将更能保证退休金资产所要求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也能充分反映保险公司审慎投资人的投资理念。

四、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

我国目前实行三层次的养老保险模式，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提出通过五个层次构建新的养老保险模式。

第一，由国家提供的费缴费救助型养老保障计划，为老年人提供最低水平的养老金。相当于我国的城乡最低生化保障制度。第二，国家举办的、以强制储蓄计划为特征的养老保险计划。它强调和鼓励劳动者的自我保障意识，在劳动期间为日后的退休经济保障提供资金积累和准备。第三，国家举办的以收入再分配为特征的养老保险计划。这就相当于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和社会统筹部分。第四，由企业建立的、国家予以税收各项政策优惠的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它强调与就业相关联和提供补充退休收入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充，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年金。第五，由劳动者个人和家庭建立的以自愿储蓄或其他方式建立的补充性退休收入保障计划，它能弥补国家举办养老保险计划之不足。这一层次需要靠商业养老保险形式来实现。

这五个层次不仅可以满足各个阶段人口群体的广泛养老需要，还能实现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这也应该是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发展的目标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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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期护理保险；SWOT理论

本文系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与供给研究――以石家庄为例”（项目编号：2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15日

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征，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6.98%，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多人，占总人口的10.2%，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也意味着我国上亿人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今，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并且快速发展，而在我国属于起步阶段，所以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开发将对老年人福利起到重要作用。

一、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内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荆涛认为应将护理保险界定为“被保险对象因年老、意外伤害、患病等原因，导致其生活难以自理，需要在家中接受他人护理，或入院接受康复治疗及护理支持，并对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护理服务费用进行补偿的健康保险制度”。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薛惠元认为护理保险是指“保险对象在遭受意外事故、急慢性病等导致身体机能部分丧失，行动难以自理，需要接受护理服务的保险制度”。戴卫东认为护理保险就是“由国家政府颁布护理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并以社会化筹资方式来共同分担老年人生活及住院期间护理的费用”。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我国国情，本文将长期护理保险定义为旨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尤其是部分失能老人的生活水平，政府颁布实施的具有强制性的对那些生理或心理上存在缺陷导致生活无法自理的群体提供一种服务或经济援助的社会保险，并且将其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

二、SWOT理论视角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现状分析

SWOT分析是战略研究设计学派的著名战略分析模型，它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内部优势因素、内部劣势因素、外部机会因素与外部威胁因素通过调查罗列出来，并依照矩阵形式进行排列，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

（一）优势。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以解决目前我国面临的老年长期护理问题，缓解家庭养老的负担，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更加注重老年人权益的保障，让老年人生活得更体面、更幸福。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如疾病质量、康复复健等和居家护理服务如洗衣做饭、聊天、散步、生活指导、其他日常活动的辅助等来帮助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使其能够幸福地度过晚年生活。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既能够解决我国老年群体长期护理需求日益加剧这一难题，又能减轻家庭因长期护理问题带来的各种压力，让其他家庭成员能够更好地投入工作，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另外，一项制度的产生必然会带动相关服务项目和产业的发展，我国养老和护理产业的发展需要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推动。这些都是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内在优势。

（二）劣势

1、护理服务机构不足。2013年我国城市失能老年人口约3，750万人，这说明我国有约3，750万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长期护理服务。然而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照顾老年人起居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机构服务被众多专家看作是实现优质长期护理服务的较有发展潜力的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专业的护理机构已经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但相对于我国庞大的老龄人口来说，还远远不够。2006年全国老龄办李本公就提出，根据推算我国约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至今已经10年，护理需求者数量不断增加，机构增加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2、护理人员数量少、素质低

首先，我国专业的护理人员数量不足。我国目前并没有系统地培养专门针对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医护人员，这也为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开展形成了人力资源上的障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护理人员数量的标准，每千名人口中应至少拥有2名护士。而根据《2012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千名人口拥有1.82名执业医生和1.66名注册护士，医护比例为1∶0.91，与国外1∶3的比例差距悬殊。

其次，护理队伍综合素质低。目前，我国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者大部分是下岗人员，“40、50人员”是服务提供者的主力军，他们之前不仅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护理教育和上岗培训，更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同时，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对从业人员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从业人员具备医学、护理学、保险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知识，需具备一定的从业经验。目前，我国护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三）机遇。首先，从宏观社会环境上来看，我国处在人口老龄化的初级阶段，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全球范围内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上升趋势。随着医疗和饮食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不断增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这些都使得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势在必行；其次，从微观家庭环境来看，中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一个家庭可能要赡养4～8个老年人。当今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子女不能长期在身边侍奉老人，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雇用保姆的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比较高，不是可操作性强的长久之计。

（四）威胁

1、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虽然我国在2006年通过了《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但是并没有对长期护理保险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没有出台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来对长期护理保险市场进行规范。例如，我国护理机构资质的认定、医护人员的考核、赔付标准、护理等级与护理服务内容的划分界定等都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针对老年失能群体丧失独立完成日常活动的能力的界定以及日常活动中使用工具能力程度的划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从而导致保险赔付时所涉及的范围及赔偿额度不清晰，容易产生理赔纠纷，经营风险较大。

2、政府对护理服务机构扶持力度不足。政府对护理服务机构的资金支持不够。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指出，2012年国家投入31亿元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试点设施建设，仅占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0.00025%，虽然说对养老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相对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总额125，712亿元来说少之又少。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也是较少的。

三、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SWOT矩阵构建及其发展策略

（一）提升型的SO策略。加大政府在长期护理保险中的作用。政府应该重点扶持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给予相应的税收上的优惠。对相关的护理产业在市场准入、业务开办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便利。政府部门还应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和推动老年长期护理保险。

（二）约束型的WO策略。首先，应当加快专业护理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政府要加大对高等院校护理专业的投入，开展相应的课程，并且开展社会实践。通过实践丰富学生的实际工作经验，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其次，大力发展护理机构，加强护理人员的培养和在职培训。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离不开护理机构的发展。要建立完善的配套护理系统，开展多样化的护理服务，提高护理人员素质。

（三）脆弱型的ST策略。利用内部优势，避免外部威胁，深入分析，在调整中定位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提升策略。例如对于商业制长期护理保险，建立再保险制度，分散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风险。由于开办长期护理保险具有高风险率和高赔付率，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再保险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转向其他保险人。这样可以大量降低风险，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稳定。

（四）紧缩型的WT策略。即克服内部劣势，化解外部威胁，放弃选择，另选方向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提升策略。比如，面临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社会形势，我国可以选择一种不同于国外现有长期护理保险的模式，开辟一条新思路。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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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服务;银发产业;银发旅游;旅居;商业运作。

一、银发产业中旅游业和养老业的概况

人类在跨入21世纪同时也迈入了一个长寿、老龄化时代。2009年民政部的《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报告说,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2025-2040年老年人口将从2.84亿增长到4亿多。在未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老年人口将一直呈迅速增长趋势,且高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低龄老年人口。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将迅速增长,银发产业这一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新型产业,也将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第一,前景广阔的老年旅游市场。国家旅游局公布的1998年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旅游者年龄结构看,超过51岁的人口比例占全部来华旅游者的22.3%,仅次于商务旅游活动为主的中年组的46.5%。最近一次世界老人年旅游大会的资料显示,美国人口中约有1/5的人年龄超过55岁,他们当中的47%有过远程出游的经历。可见,老年人已构成旅游人口中颇具规模的一支队伍。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老年用品市场的年消费能力高达6000亿元,到2012年,这一数据将突破20000亿元大关。在走俏的老年市场五类商品中,旅游位居首位,展露出巨大的商机,“银发旅游”概念应运而生。可见,开创老年旅游市场,为老年人旅游提供专门的服务,是旅游企业谋求发展的良好机遇。

第二,空缺巨大的养老市场。老年问题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反映老年人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如对老年人的物质保证,像社会福利、医疗服务等问题;另一部分是由于老年人口规模过大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消费、储蓄等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社会生活变化。2008年各种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供需比,如表1所示: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人口迁移日益频繁、家庭规模逐步缩小、空巢家庭日益增多,“四二一”家庭结构愈发普及,家庭养老、育幼的压力不断增大,诸如此类的现实情况势必对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社会需求巨大;二是设施严重缺乏。随着时间推移,矛盾将日益凸显。总之,中国养老服务行业现状是宣传力度不够,观念引导不到位,供需关系矛盾突出,政策法规不健全,服务设施不完善,服务、管理水平跟不上,专业工作人员欠缺。

第三,总结。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社会养老形势,一方面,政府正逐步完善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实现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另一方面,政府发挥指导监督作用,开始制定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采取税收优惠、减免费用等特殊政策,大力扶植老龄产业,积极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和政府众多的优惠政策,旅游企业抓住了机遇就抓住了未来。但中国目前真正以老年旅游者为主要业务对象的专业旅行社很少,大多数旅行社都是兼营老年旅游。各个旅行社中老年旅游的业务量占业务总量的比例都很小。加之旅行社鱼龙混杂,造成老年旅游满意度低,很多老年游客往往是乘兴而游败兴而归。此外,由于中国老年产业起步较晚,很多行业或领域的老年服务项目和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于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80%的老龄市场没有得到商业开发,导致银发旅游市场供需矛盾日趋激化。

二、市场调查分析

在官方资料指导下,笔者对北京的老人进行了预调查与前期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被访者男女比例是37∶63。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包括政府工作人员、退休教师、大学教授、商品贸易从业者及工人等。在整个调研中,各个要素比例分布较合理,与目前北京地区老年人的收入情况基本相符,所以调研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09年北京老年人收入情况,如图1所示:

第一,旅居市场分析。身体状况:在被访的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不需要他人照顾的达95%以上。旅居意愿:被访者中56%的人有旅游和在外居住的愿望,且23%的人表示如果有专业的公司为其服务,他们会非常乐意选择旅居。可接受价格:在选择养老院价格水平时,被调查者意愿较为统一,90%以上的人选择每月1000元-2000元。

小结:被访者身体状况良好,对外出旅游有强烈愿望,并表达出对专业旅居服务的需求。目前多数老年人较为倾向在养老院等专业的养老机构中居住。

第二,旅居地和旅居方式。地区选择:被访问者对旅游地和居住地的需求分为风景类、人文类、娱乐类和乡村类等,并且对两种地区的需求有所不同。

受访者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己愿意住在离子女比较近的地方,见面较为方便,同时大部分老人倾向于城市生活,只有不到10%的老年人表示自己愿意到乡村生活。但在访谈中,不少老人表示,如果可以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提供便利的生活条件,他们可以到乡村颐养天年。

由于目前样本量有限,而且基于专业因素的限制,笔者不能精确估计实际市场情况。但从初步反馈可知,目前北京地区老年人旅居市场需求很强,老年人旅游和居住市场广阔,亟需专业的旅居服务机构,老年人旅居公司前景无限。

因此,科学合理的发展老年旅居服务业这一举措,将会有效满足中国老龄人口实际消费服务的需求。本文将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在面对老龄化这个社会实际的基础上,着重解决老龄市场供求矛盾、补充老龄社会服务功能不足和空白、拉动老龄人口旅游可养老和养老可旅游等问题。

三、鹤居旅居庄园项目总体设计思想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本着积极服务老人和社会的初衷,考虑到既要作为社会福利机构,又要具有商业运作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并在充足的市场调研基础上,运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和资源整合技术,成立“鹤居”旅居庄园,由老年旅游专家负责老年旅游中从设计开发、宣传营销到执行的全过程。

在深入了解分析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特征、对市场进行细致研究后,本文设想出适合老年人特点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服务产品,并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做好跟踪随访与及时改进,使老年旅游者体会到旅游的乐趣,同时,在旅游过程中提供全方位和人性化的老年服务,让老年人在旅游中养老、在养老中旅游,真正为老年人创造出“游得起的祖国大好河山!住得起的绿色、健康、安享、和谐的养老家园”。

(一)SWOT分析

1、优势。养老行业是新星行业,且盈利能力高、风险系数相对较低,如果经营管理得当,该行业不会像其他行业一样易夭折。在其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情况下,更易带动多方消费,并使庄园的入住率大幅提高。

2、劣势。目前市场上旅游公司较多,一些较大的旅游公司已经开始提供类似的老年旅居服务,中国存在一定数量的各种养老机构和物业公司提供养老服务,而且大型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比较完善,导致老年旅居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该行业前期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大,投入资金多,投资回收期较长。

3、机遇。中国社会现在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选择的目标市场包括这一批老年客户以及潜在的属于市场未开发资源中的未来老年群体。同时,银发旅游行业在原有的养老机构和旅游公司的服务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会引起客户的注意,并具有更多的市场机会。该服务行业属新兴市场,经营风险相对较小。

4、威胁。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市场机会,便会导致市场份额的缺失,同时也会面临政府机构与其他企业的排挤与竞争。

(二)目标市场

1、市场定位。为老年人提供旅游与居住养老服务的专业服务公司。

2、重点关注对象。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类人群热爱旅游观光,需要养老设施和服务。本文提出的银发旅游业务会随老人年龄的增加不断提供更贴心和周全的服务,该行业与其受众是不可分割的长期合作关系。

3、选择原因:银发旅游市场的市场潜力巨大;“候鸟老人”易被温暖的气候、宜居的环境所吸引;老人需要配套的设施和服务以舒适的安享晚年。社会上缺乏专业的服务机构,银发旅游市场的供给缺口较大。

(三)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具体如图2所示。

1、旅居业务。以旅游观光为主,为老年客户定制旅游专线,打造最舒适和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充分享受旅居地的舒适环境,同时体验庄园人性化老年服务。

(1)短期旅居。短期旅游居住服务,以旅游服务为重点,根据老人的喜好提供经典路线游或自助服务游。

(2)中长期旅居。中长期旅游居住服务,以居住服务为重点,在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中安排旅游服务,调节老人的日常生活。

(3)陪游服务。老年客户可选择单独或结伴出游,该业务提供具备专业知识的陪游,他们在照顾出游老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为老人解说导游。

2、养老业务。银发旅居业务的核心服务,分为本地养老、异地养老和疗养度假。业务以客户为导向,量身定制生活疗养服务,为老年客户营造温馨如家的环境,使老年人在庄园安度晚年,疗养身心。人性化的优质服务、科学营养的饮食搭配、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是鹤居旅居的特点。

3、温馨关怀业务。业务设计中独特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老年个体的生理、心理、兴趣、性格、自身经历等各方面的综合分析,对其老年生活作出长期整体规划,以提供终身服务。相关人员做到悉心关怀陪伴老人、提供各种免费医疗咨询及疾病疗养、送上生日和节日的独特问候、精心规划安排老人的学习和生活、指导老人掌握必备技能,令老年客户在庄园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鉴于市场上各具特色的服务行业和激烈的竞争,笔者构想的旅居和养老服务必须具备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老年生活规划服务;老年大学;老年医院;老年再就业中心;老年咨询中心。

四、项目营销计划

(一)营销渠道

社区:社区公益活动推销,集体报名,通过电话预约(后期采用社区及城市);养老院:公益体验及宣讲会;网络预订:成立网站,网上营销。

(二)营销方式

根据两次市场调查,大体上把目标客户――老人群体按地域分为两部分:一是北京老人;二是安阳及其附近城市的老人。针对两个群体,用不同的业务策略去赢得客户。

1、北京老人市场。项目前期以北京老人为主,实行旅居业务策略和温馨关怀业务策略。

(1)旅居业务策略。根据公司提供的业务,公司自行组织旅游活动,并与安阳当地旅游景点合作实行旅游与居住生活服务相结合的旅居模式。对刚起步旅居服务小公司来说,如何吸引老年客户是最关键的问题,有以下三种方式可以考虑:一是传统式――笔者仿照各大旅行社的营销策略,宣传并接受报名,与客户直接建立联系,并提供更加完善的针对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二是中途式――项目拟与各大旅行社合作,签订合同,凭借公司在旅居地的硬件设施,向老年客户提供旅居点温馨的住宿环境、专业的医护、科学营养的饮食,让他们体验旅居式的专业化服务。三是捆绑式――项目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将与有合作意愿的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凭借各自旅游产品的结合吸引客户,如将不同的旅游产品捆绑销售,“开封三天游”与“安阳一天体验游”,结合为“开封安阳四日游”,既可增加客户的旅游乐趣,又会提高合作双方产品的多样性,从而吸引客户、增加收益。

(2)温馨关怀业务策略。此业务主要针对安阳和北京有旅游、养老意愿的老年客户。为了吸引这部分客户,项目拟采用会员制。首先让这部分老年客户成为会员,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服务,建立温馨关怀的良好企业形象,同时宣传鹤居旅居中旅居这一主营业务。如建立“鹤居庄园”社区服务点,使服务点成为老人客户的聚集点,在城市各社区形成网络,以点带面,使鹤居旅居项目可以朝着更广阔的市场发展。

2、安阳或附近城市老人市场。养老业务和温馨关怀策略主要针对安阳当地的老人,为客户提供中等水平的服务,并在各社区实行温馨业务策略。相关具体内容参考北京地区并依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三)广告策略

在服从团队整体宣传策略的前提下,本项目坚持宣传时间持续化、传播媒介多样化的原则。项目与目标市场所在地媒体合作。如在北京选择北京电视台,在《新京报》上投放广告,辅之以社区宣讲会、分发宣传手册、为老年活动提供赞助等方式。同时设计广告并借助宣传,赠送具有鹤居旅居庄园特色的纪念品等。在开业6个月市场初步形成后,推出产品形象广告和招商广告,开展促销活动。

五、项目实施进程安排

第一,准备期(6个月)。第1-4月:在安阳市建立第一个旅居点,全方位打造“鹤居旅居庄园”。起始的旅居点选定安阳市民政局下的养老院进行承包装修,笔者经调查,选定“安阳市龙安区养老中心”,此养老院地处郊区,周围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而且附近设有医院,并与各大旅游景点距离较近,方便出行。在北京开展该项目,进行旅居点的改装修、人员招聘等,开始筹划经营,理顺各环节,获取相关手续。市场渗透计划:制作宣传名片、单页宣传画及外观包装;在各平面媒体和电视投放广告;向目标社区分派宣传员。第5-6月:通过加大广告力度进一步加大公司的知名度,宣传产品及旅居理念,开拓渠道,协调分工合作关系。第7个月:以安阳为试点,开始筹备“鹤居庄园”第一点。

第二,起步期(第1-2年)。在1-2年内,以安阳市为第一旅居点,以北京,安阳为主市场,从各社区做起,从小点切入,建立企业品牌形象。

第1年:一是在北京注册并建立项目办事处:第一年为起步时期,资金实力有限,拟租用某写字楼的部分空间。二是营销队伍的建设:引入骨干员工,招聘新员工,建立员工培训体系,在工作中培养一支现代化营销队伍;培养业务员以适应市场的迅速拓展需要,做到一专多能。三是市场开拓:在北京市、安阳市内针对目标客户进行广告宣传:开展“鹤居5天免费体验”活动,免费体验旅居点的服务,吸引老人客源,树立品牌形象;与安阳市北京市老年协会合作,举办免费体检活动,开展上门疗养等公益活动。

第2年:经过一年市场开拓,客源基本稳定,旅居点入住率较为理想;鹤居旅居在安阳市、北京市均具备一定知名度。一是继续举办公益宣讲活动,宣传鹤居旅居的优质服务,树立鹤居公益形象,打造优质服务品牌。二是做好市场调查,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及市场方向。

第三,第一发展期(第3-6年)。在具备一定运营资金,固定客户关系和相当工作经验以后,项目步入发展期。一是开拓新的旅居点――将先后在云南、山东等地设立旅居点,形成真正的“鹤居连锁庄园”,为进一步做到全国旅居打下基础。二是开发新的服务与旅游产品,完善服务标准,增加客户满意度。

第四,第二发展期(第6-10年)。项目将面向全国,先后在海南、四川建立新的旅居点,进一步完善全国旅居点建设工作。在人员充足且50%以上具备标准要求素质的情况下,企业各组织部门趋于完善,并创立鹤居旅居庄园专属刊物,打造“鹤居旅居”企业文化。

第五,稳定发展期(第11-15年)。已形成规模,知名度较大,继续开发新旅居点,建立全国连锁网络。各旅居点自我巩固、互相联络。此时期宜与各地养老院建立合作关系,与会员制度相对应。鹤居客户可凭会员身份,走遍全国养老院。这一时期为了抵御其他类似性质的老年公司的激烈竞争,拟筹集资金、集中优势人才,着手研究发展方向,开发新项目。

第六,全盛期(第16-20年)。本时期主要任务有:研究新的发展方向和将宣传由县市扩展到乡镇村。目前农村总人口是74544万,其中老年人口10055万。随着中国的发展,城镇乡村居民收入都会大幅增加,老龄化问题将更严重,而城市市场也趋于饱和。因此,20年后乡村市场极可能成为银发旅游的主要市场,可成立乡村老人生活研究所、中国农村老人现状调查组等。

参考文献:

1、卫敏丽.民政部: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N].新京报,2009-05-25.

2、前景诱人的老年旅游市场[DB/OL].豆丁网,2009-03-11.

3、丁媛,赵磊.上海老年旅游市场开发研究[J].北方经济,2009(6).

4、时应峰.关于中国银发旅游消费市场的研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7(4).

5、张定业,韩磊,杜杨.1000亿老年旅游市场找不着“北”[N].舜网-济南时报,2006-09-01.

6、中国老年旅游市场开发研究报告[DB/OL].豆丁网,201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