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特点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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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四川省;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

一般来讲,人口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高儿童抚养比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和高老年抚养比阶段。它所对应经历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阶段。人口红利即是指这种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它实质就是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过程。

二、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

从人口红利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人口红利显然是指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即劳动力参与数,而非简单的劳动能力人口。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基本稳定的,在本文中就以劳动参与率来代替劳动年龄人口来作为研究人口红利的指标。

四川省的劳动参与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有所波动,1992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0.57%,到2008年劳动参与率为76.99%,劳动参与率仍比较高。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总抚养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红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间是人口高利,47～50间有人口红利,50～53之间还有人口微利。根据这一标准,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较长,这种状态下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因而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这个时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三、四川省人口红利的特征

与其他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相比,四川省人口红利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变,进入人口红利期

四川的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7300万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8138万,26年净增人口838万,平均每年增加32.2万人。

(二)人口红利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深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字,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题为《银发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说,35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而此后35年,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三)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即使不考虑老龄化的加剧引致的虚假的人口红利的快速到来,四川省总的人口红利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也仅仅是4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人口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这一事实使得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老龄化快速提升的结果是使得总抚养比快速增大,因此,四川省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四、开发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势微和视窗关闭之前,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最大限度的吸纳劳动力资源。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

首先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其次应加快劳动就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并且规范政府及社会开办的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业。

(三)加强就业培训,避免结构性失业

四川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因此,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就业培训,提升其素质,增加附加在其身上的人力资本含量。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应作为日后对工人进行培训的重要内容,而且农民工数量庞大,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人口红利的开发意义巨大。

五、结束语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力旺盛,这无疑给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接踵而来的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当前必须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大量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把潜在的人口红利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1]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9,(2).

[2]孙鹃娟.人口红利与人口老龄化,机遇与挑战并存[D].中国图书评论,2007,(9).

[3]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3).

[4]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

[5]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J].人口研究,2004,(2).

篇(2)

【关键词】六普；人口红利；总和生育率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1]。一国或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称之为“人口红利”[2]。本文结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方面，对禅城区人口红利情况进行概述。

一、禅城区人口形势及特点

（一）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保持稳定的增长

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禅城区常住人口为1101077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923439人相比，10年共增加了17.8万人，增长19.24%，平均每年增加1.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78%。同期，佛山市常住人口增长34.78%。年平均增长率为3.03%，全省总人口增长20.69%，年均增长率为1.9%。禅城区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较为接近。禅城人口增长较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都低，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我区优化了产业结构，部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减少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吸收。二是从户籍人口情况看，2000年以来，我区的户籍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从2000年的11.87‰，下降到2010年的8.74‰，减少了3.13个千分点，出生人口大大减少，0―14岁人口比重逐年降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6.58‰，下降到2010年的3.01‰，并低于死亡率2.72个千分点。以上数据表明：10年间，禅城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呈持续下降趋势，生育水平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逆转。

（二）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边尖，中间高”

全区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25479人，占11.40%；15～64岁人口为909229人，占82.57%；65岁及以上人口为66369人，占6.03%。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2.46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3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1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2000年禅城区人口年龄构成4项指标中，除老年人口比例（4.87%）符合成年型标准外，有2项指标都符合老年型人口标准，因此判断当时人口年龄类型为“成年型晚期”。根据广东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快速汇总结果显示，禅城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的4项指标中，除老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小于7%外，其余3项指标都符合“老年型”标准。因此判断禅城区常住人口年龄类型正经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较明显地表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即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而劳动力年龄段人口比重较高。

（三）人口文化素质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全区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共有103.6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94.13%。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69987人增加至2010年的163697人，年均增长率达到8.87%，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75162人增加至2010年的247260人；二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245149人提高至2010年的410957人。

每10万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22456人、14866人，都位列全市第一。与佛山市、广东省相比，全市、省每10万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9469人和8214人，我区比全市平均水平多5397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6652人。但广东省高素质人口比重较全国和长三角地区均明显偏低，我区人口文化素质虽然比全市、全省平均水平高，仍需要进一步提高高素质人口比重。

二、人口增长预测与人口红利发展态势

人口红利的指标是人口抚养比，根据六普数据，我区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边尖，中间高”，人口抚养比为21.34%，低于“人口红利”期标准（50%），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010年人口抚养比与2000年相比，降低了1.68个百分点，2000-2010年，人口红利使我区GDP的增长速度上升0.19个百分点[3]。

但是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个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老年型的人口结构。而且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不断增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2000-2010年我区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大程度受外来务工人口的机械迁入影响。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10年已经达到6.15%。

从人口红利的创造者，即红利人口正反两个方面的生成机制入手，通过总和生育率模型的方式方法，确定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的转折点。从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来研究其判定和计算方法都比较复杂，从总和生育率模型入手的定性定量研究将是一条全新的思路和简捷的途径[4]。

总和生育率（TFR）也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过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综合生态经济指标，其计算的基本方法是将某年某地的育龄妇女各年龄别（通常为15-49岁）生育率相加而得的合计值。在统计时期长度为1年，年龄分组组距为1岁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TFR）等于年龄别生育率之和：

这里k表示年份。fk（x）是k年x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Wk（x）、Bk（x）分别是k年x岁育龄妇女的人数及其生育的婴儿数。

根据六普抽样数据计算我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51，其中，一孩生育率为0.622，二孩生育率为0.211，多孩生育率为0.018。

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直接映射的是妇女的生育欲望。在低于人口再生产的限度（一般为总和生育率的世纪更替水平）时，人口困境就会出现。我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51，比全省的总和生育率低0.175，在世纪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

三、小结

虽然全区常住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持续的过低生育率不容忽视。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生育，人们完成了从生育四五个孩子到现在一至两个，甚至不生育的转变，未来20年，15-64岁劳动人口将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且我区常住人口总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外来务工人口的机械迁入的影响。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总和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专家估计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达到9.6%，相应地，人口抚养比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届时，劳动人口流入逐渐减少，甚至可能会从我区流出，而户籍人口生育欲望低，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消失。

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未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延长人口红利期，或者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是具有条件性的，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人口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需要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5]。

参考文献：

[1]蔡.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发展观察，2007，（4）.

[2]耿相魁.“人口红利”的作用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6）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

[4]钟晓青.我国人口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预警，生态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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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才红利；创新人才培养；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61；G5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29-0004-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 27% 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的“刘易斯拐点” 即将到来，进入老龄化社会，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的挑战也会日益严峻。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人才红利”上来，对于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是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中首先提出的。“人口红利”指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创造力是劳动者素质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人才作为劳动者中知识、技能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人，其创造能力也相应地高于普通劳动者。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把前人的各种片面的、不成熟的思想放在一个体系里重新组装，由此创造出新的劳动成果，提出新的思想等方面。人才作为同时具备思维力、想象力与知识智力的人，在其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将其创造性发挥出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嬗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红利”功不可没。我国自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少儿人口的出生率明显下降，进入二十世纪末，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据统计，从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到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少儿人口（ 0岁～14 岁）比例从 36.3% 到 22.9%和16.6%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59.3% 到 70.2% 和74.53%。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大大减轻了人口的抚养负担。根据对1978―1998 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在此期间的年平均9.5%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 ，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1%，其他为3%。良好的人口结构比例，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但是，“人口红利”并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哪个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必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人口再生产出现了转型，人口年龄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 为5.6% ，2000年为7.0% ，2010年上升为8.8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我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未来中国必须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上人才拉动型经济之路，让“人口红利”提升为“人才红利”。概括地说，就是从依靠人口数量、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转向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红利”。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消耗，只能换来粗放式的增长。只有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力开展教育创新，培养创新人才，高校责无旁贷，要更有担当。

三、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顺利过渡，关键是提高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要着力改革不适用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和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政策和制度创新是人才战略的保障，要从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为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建立良好的制度保障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快推进和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的各项改革。

（1）高考招生制度。高考招生制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公正选拔人才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纲要》明确将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枢纽，系统阐释了教育考试评价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路径，提出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制度。高考内容要实现考核对象从知识点的掌握，向运用课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变上来，考试的科目一方面可以根据考生的专业兴趣，自由组合和选择；或者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特点，自行确定科目和分值组合。

（2）学生评价制度。评价本质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过程是动态的而不仅仅是定量评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着“考试”和“评价”的概念，更多的是强调考试就是选拔人才，忽略了评价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进程中，传统的学生评价观正在向现代的、发展性的评价观转变。要依据现代教育目标和价值观，建立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能够体现时展要求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的人才评价机制。

（3）教学制度。教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的内部制度，外延很广，这里只探讨教学管理制度。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教学方法的问题，教学中不给学生特定内容，而是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批判思维、严密分析、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能力。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发展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应在教学管理理念、制度、内容、方法等方面具体反映，学生创造力的养成和培养，主要是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系统教育而实现的。为此，应对原有的课程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可以通过压缩、精选专业必修课模块，在保证基本的专业培养规格基础上，扩展通识课模块。同时，应该扩大选修课的规模，包括人文社科课程、现代信息技术课程、外语训练课程、实践应用课程、方法类课程等，要提高选修课程的地位，使之能够与普通教育课程和主修课程同等重要。

（4）学生培养制度。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奠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必然要求在人才培养观念、培养视角及教育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纲要》就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特别强调了几个理念：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突破既有人才培养模式的障碍，“教、学、做”一体化，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做”一体化基础上，构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大学生就业跟踪反馈结合的“1 + 2 + 1”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改革“教”，重建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个性化教学平台、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编写新概念教材、改革考核方法、创新学生管理手段；通过“学”，捕捉交叉学科的切入点、密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中教师和学生的联系、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因材施教；通过“做”，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项目和科研活动、鼓励学生的科技作品在企业孵化，做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通过“毕业跟踪”，准确反馈毕业生质量信息，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及时修订人才培养模式。

（5）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制度。高校要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就必须加大学生参与科研的力度。学术上提倡的是不断创新，主张更多原创性的知识和成果。创造在学术能力中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而且“钻研学术是学生的天职”，大学应该“不专叫学生在讲堂上听讲，要留出更多时间，让他自己去研究”。要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要以“厚基础、宽领域、强能力、高素质”为人才培养目标，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思维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现代人才测评有诸多要求，已有产业化趋势，我们必须鼓励学生向现代创新人才发展。可成立“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策划、审核和评审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设立“大学生创新教育专项基金”，资助大学生创新实践课题立项和各项创新活动；设立科研学分、能力学分、创新学分和奖励学分，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学生还可以做老师的小助手，参加一些具体的科研工作，如文献检索、文献综述、调研、收集整理资料、实验工作、撰写论 文。在参与科技创新、科研实践的过程中，有助于增长知识、增长才干。

参考文献：

[1]任才举.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J].人才工作通讯，2012（01）.

[2]马陆亭.以制度保证质量和公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学习体会[J].现代教育管理，2010（10）.

[3]戴家干.制度创新是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学习十七大精神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J].中国考试，2008（01）.

[4]沈祖芸.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认为――教学方法影响创新能力[N].中国教育报，200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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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储蓄 投资 经常账户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高增长、高储蓄、高经常账户的“三高”局面，出现了“三高”局面，不能忽视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经常账户恒等式为CA=S-I+T-G，根据这一恒等式可以看出在开放的经济下人口结构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储蓄、投资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资本流动。

根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不同的年龄段人群对储蓄和投资有不同偏好，个体未成年时，收入很少以至没有收入，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进入成年， 收入不断增加，消费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年老时，收入减少，消费增加，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同时，年轻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要维持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就要增大投资；而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增加对社会人均资本量的影响较小。

由于经常项目余额是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即要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同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就要同时考虑人口年龄对储蓄和投资两方面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总有部分储蓄会以对外净出口的形式流出国内转化为经常账户顺差，以累积资本账户金融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虽然世界人口变老的趋势是相同的，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同，如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4.8岁，赞比亚只有16.5岁。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要快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会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改变国内投资收益，资本会从人口老龄化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

二、文献综述

Higgins（1998）使用100个国家和地区1950-198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和经常项目余额三者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国的少年抚养比很高时，国际资本净流入。第二阶段：当一国逐渐走向成年型年龄结构时，国际资本净输出。第三阶段：一国步入老龄化后，最终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要靠国际资本净流入来弥补本国储蓄不足。

Bloom和Canning（2005）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的总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规律。在1970年以前，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较低死亡率较高，少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导致总抚养比不断上升。1970至2010年，少年抚养比开始下降，虽然老年抚养比有所上升，但少年抚养比下降的更为显著，导致世界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前后，由于老年抚养比上升占主导，使得世界总抚养比开始缓慢上升。因此世界人口结构会经历“青年型”、“成年型”、“老年型”三个阶段。

三、问题阐述

从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随着婴儿存活率的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以高少儿抚养比为特点的年轻型。从1960 年代中期开始，“婴儿潮”人群逐步成为劳动力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1970年代末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向成年型转变。21世纪，伴随着婴儿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死亡率降低，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提高了老年抚养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迹象，但并没有达到为全面老龄化。根据美国中情局数据，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5.5岁，远高于世界平均28.4岁。我国目前仍处于“成年”时期。

一国总抚养比相对较低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比为16.60%，65岁以上人口占8.87%，“15～64”岁人口占比为74.53%，属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时期。未来10～15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将会继续稳定增长，少儿抚养比会有明显的下降，老年抚养比会缓慢上升。因此，我国的当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0-15年以后解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降低了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提升了总抚养比，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成为我国总抚养比提高的另一因素。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会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会减小，以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长远看来，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换回了外汇，积累了外汇储备，并向海外输出资本，这其实等同于在海外储蓄了一笔资金。等到15年～20年以后，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通过贸易逆差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需要。“人口红利”期的贸易顺差其实是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结果。

四、结论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影响一国资本净流动的因素也有很多，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其中之一。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解释经常项目余额、国际资本净流动和全球经济不平衡，有助于我们从长期认识国际资本流动。同时，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也会是一个相对更为渐进的和有序的过程。

目前中国已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巨额的外汇储备，等同于我国在“人口红利”期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资金池，是年轻的中国为应对15～20年后的“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未来的10～15年之后，人口红利期即将终结，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进行储蓄是为了平滑老年的消费需求。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总抚养比的提高，这笔储蓄就会用过贸易逆差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要。如何建立通畅有效的对外投资渠道，使中国在人口红利期积累起来的储蓄能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实现保值增值，以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Paul Schultz T.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Savings：Estim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ggregate Association in Asia[J].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4，2005.

[2]简永军、周继忠.人口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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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长周期的趋势性下滑，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人口红利恐怕已经消失，未来提高生产效率尤为重要，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亟需实施。对于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他认为还需要较长时间渐进性地推进。

经济处于下行的阶段

《英才》：很多经济学家用“经济周期”的理论描述当下中国经济的走势。你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处于哪个阶段？

彭文生：一般来讲，经济周期是从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和出口方面来分析的。这个层面反映的是比较短的周期。目前来看，我国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比较弱，总需求增长不乐观。从这个短周期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下行的阶段。

另外从长周期角度来讲，现在也是处于下行阶段。长周期的影响因素有：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趋势，取决于资本、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等。

中国经济增长最近这几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缓，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量有明显下降，导致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较大。

其次，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企业参与到全球的市场竞争，国际化竞争迫使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来占有市场。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国贸易开放度有明显的下降，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部需求。但中国内部市场竞争度没有国际市场那么高，有缺乏市场竞争以及行业垄断、政府支配资源过多的问题，这些对生产效率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再次，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推升了成本，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大。

《英才》：你觉得人口红利是否很快就会消失？

彭文生：所谓人口红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依据年龄结构，一个经济体里面，如果处在劳动生产年龄阶段的人口，超过净消费（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说明劳动力供给能力比较强，就会出现人口红利。

根据过往的人口普查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比值的平衡点应该出现在2015年。但是按照去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来看，通过一些分析报道，估计拐点会提前出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红利正在快速地消失，这个拐点可能在2013年出现。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没有充分就业的人实现就业，有利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人口红利。按照学界普遍的看法，这个人口红利的拐点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在2003—2004年已经出现了。

综合这两个方面，总的人口红利的拐点可能在2007-2008年就已经出现。

《英才》：那这是否意味着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彭文生：人口红利方面，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在减少。这需要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这样可以增加富余劳动力。另外，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均等化，提供利于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环境。

第二要提高国内市场效率。目前国内市场缺少竞争，行业垄断问题比较严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因此要通过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引导民营资本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行业，尤其是民营经济在服务业方面的发展。

同时，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减税来降低税负，消除税收增长持续高于G D P增长的状态，还需要增加政府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增加转移支付，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支持。总的来说，政府要让利给居民和民营经济，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的发展空间，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市场力量自然会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第三坚持房价地产调控。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土地价格、房屋价格、房屋租赁价格上。这些价格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对实体经济造成很大的挤压。其他行业除劳动力成本外，租金上升对整体成本的推升也很大。

先改革贷款利率

《英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你怎么看利率市场化？

彭文生：一般来讲利率市场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当初利率也是管制的，它的存款利率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放松。经济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香港，存款利率管制到2000年才完全放开。

从国际经验来讲，利率市场化基本上都是先改革贷款利率，再改革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一般都是先放松贷款利率，然后存款利率方面先放松大额存款，定期存款，最后才是活期存款利率。

先放松贷款利率的影响会比较小，存款利率方面普遍都是比较谨慎的。存款利率如果放开，导致的结果就是银行为了抢存款大幅提高存款利率，银行间的竞争压力会大幅加剧。

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内，利率会出现明显上升，可能对银行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银行为了盈利，就会提高贷款利率，带来所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按照以往的经验，利率市场化后很多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上世纪80、90年代初欧洲一些国家出现银行危机与其利率市场化有较大关系。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要稳步推进，关键是有序推进，不可能在一两年就实现。

《英才》：中小型的金融机构是不是会有更多机会？

彭文生：美国的金融体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他们的银行集中度相当低。美国有数量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金融体系是比较分散的，这种体系现在来看有其优势。

大银行受自身业务特性限制，并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反而是本地化的金融机构，对当地的文化、企业状况了解更多，因此其对信贷的风险把握更有优势。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发展小型的金融机构。

《英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不是也和中国的直接融资手段太少有直接关系？

篇(6)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特点；经济质量

“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较以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对于提升我国经济质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关键点和着手点。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特点

由世界银行网站数据统计显示，2010～2015年，全球GDP年增L率由4.34%下降为2.47%，中国GDP年增长率由10.40%下降为6.90%，如表1所示。并且世界重大的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还呈现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态势。然而，我国确实已经从2011年开始步入新常态经济环境下，并预测这样的经济环境将一直持续到2025年。

（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速度由前32年9.9%的高速增长转变为维持在6%～7%的中高速增长，大约回落了2%～3%，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任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看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7%左右，但在全球范围来看也是很好的表现。由此可见，尽管增速放缓，但与全球经济增速比较起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先。

（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前一阶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消耗的资源较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也比较滞后，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上一阶段呈现出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发展特点。然而，我国步入新常态经济，其经济发展方式也开始发生转变：由以往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科学性、可持续性以及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在发展经济时遵循了经济规律、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

（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具体体现如下。

1.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

2. 消费比重超过投资。

3. 城乡区域差距缩小。

4.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5. 由于我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要素成本以及汇率的上升，引起了出口竞争力的变化，我国出口增速由20%下降为5%～10%。

（四）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1. 全球经济的供给能力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竞争的供给能力的加强。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市场需求的不足。

（2）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

（3）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相对增强。

2. 全球经济的发展受到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

老龄化会导致一个经济体活跃度的降低，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刚性约束使得养老风险加大，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3. 红利的减弱。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在未来至少15年内将不及从前。

二、新常态下提升我国经济质量的建议

（一）坚持增长质量导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和金融财政风险容易被隐藏和忽视，从而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无法落实到位。尽管经济增长的速度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如果继续不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问题，那也难于继续下去，所以在新常态下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导向是必需的。

在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环境的改变也会造成有关领域风险的累积，如房地产、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经济增速与防控金融财政风险相适应，就是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相适应的体现。经济处于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过后，无论是先崛起的发达国家还是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面临过不同类型，甚至多年以来难以恢复的金融危机。因此，防控金融财政风险这一项工作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时期内尤为重要。尽管在短期内其他指标会相对落后，但只要守住底线，不发生系统性的、全局性的风险，从经济高速增长期平稳转入经济中高速增长期，那么从长远看，创造出有价值的、新鲜的经验的可能性对于我国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二）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的比重超过了投资。我国的消费特征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转变为现在的个性化、多样化。政府将六大领域的消费作为推进的重点，然而由于这六大领域的消费大部分属于新兴消费品类，消费者尤为关注这些新兴消费品的质量，所以这些消费品类的质量安全一旦出现问题，那消费需求必定会受到冲击。因此，为了使消费能够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其基础作用，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从而释放和激发消费潜力。

（三）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开发利用人才红利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率上升，导致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可通过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的目的，从而减小人口红利的衰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通过二胎政策达到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的目的等。

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以我国现有人口结构为基础，通过教育培训、人员流动和企业改革等相应措施去发现、培养、形成人才优势，从而开发、利用人才红利。

2015年年末，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为17093万人，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5年达到3647万，跃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这样的人才红利优势，使我国经济在新常态创新驱动下保证较高的增长质量。

（四）质量型、差异化竞争

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国际市场竞争愈演愈烈，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之一。这就要求我国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向质量型、差异化竞争转变。这对我国企业和政府提出了以下要求。

企业：1. 关注消费者需求的变化；2. 提高产品的功能属性和质量安全；3. 品牌定位差异化；4. 重视客户关系管理，达到维护客户忠诚度的最终目的等。

政府：1. 统一国家市场，提高资源分配率；2. 向优秀企业汇集生产要素，确保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低劣产品的淘汰。

参考文献：

[1]来佳飞.新常态下消费被赋予更大预期[J].浙江经济，2015（02）.

[2]陈芬.消费拉动经济凸显[J].中国经济信息，2014（22）.

[3]李道今.释放文化消费的“口红效应”[J].投资北京，2015（03）.

[4]李方正.我国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

篇(7)

关键词： 经济转型 劳动力优势 人口红利期 消费黄金期

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经济转型将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面对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特点，如何在有效利用现有优势及在最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步提升将是一大难题。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在充分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将传统要素与新经济因素相结合的新型改革发展之路。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劳动力优势分析

充足的劳动力供应所带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几十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2003—2004年中国出现“民工荒”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关于中国人口红利进入拐点的争论越发激烈。

1、从人口抚养比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远未结束，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仍将延续。据国家统计局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中14岁以下人口占比约为18.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8.5%；14—65岁人口占比为73%，人口抚养比为36.9%，仍远低于人口红利期50%的标准红线。据商务部针对“民工荒”问题所做的研究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十年左右，劳动力人口供大于求的状况仍未改变。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效应还未完全释放，中国“十二五”规划应该在对人口红利可持续的基础上制定有效政策，应该在进一步发挥人口红利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不应忽视现有优势盲目推进改革。

2、从劳动力供应来看。虽然劳动力增长速度放缓，但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依然充裕，劳动力数量供大于求的优势依然明显。201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每年需安排就业的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其中，青年学生约1400万，包括700万高校毕业生，700万的中专、技校、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其余的1000多万人，包括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再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但城镇每年实际新增就业岗位只有约1200万。”而且中国连续三十年gdp的高速增长与劳动力就业人口增加之间极不协调，2000—2008年gdp增长率由8.1%增至11%，而就业人口增长却从1.1%降至0.7%，这种严重的背离“无就业增长”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佐证之一。

3、从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上看。中国劳动力生产效率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利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正值，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及资本深化还将继续。从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来看，第一产业的生产力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也将会迎来发展的良机，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有效转移将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为29708万人、21684万人、26603万人，各自所占的比例为38.1%、27.8%和34.1%，相比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例明显偏低。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将会游离出大量的劳动力向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这一转移将带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使经济刺激因素已经不仅仅来自于传统的优势，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将为经济的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

1、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为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使经济改革的基础更为雄厚，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投资与消费以及基础设施都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0年中国的gdp达5.4万亿美元，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达2.847733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总储备的三分之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大国将危机源头转嫁于中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制造业地位使中国成为危机的替罪羊。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成为西方大国向中国发难的目标，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动力都

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有着良好的环境条件。

2、消费的黄金时期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6%，约为美国的一半，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受制于各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已成必然。然而，未来中国的消费将会迎来一个黄金时期，极有可能超越投资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拐点之后极可能迎来消费的快速增长。至少在未来十年，中国将迎来一个收入增长、储蓄率降低及消费增长的关键时期，这将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国家更为重视民生，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的进一步合理调整和城市化水平、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将会增加，储蓄率将会降低。

3、创新能力的提升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十二五”规划指出要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2010—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1.75%增加至2.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由1.7件增至3.3件”。创新能力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为三大产业的升级及改造提供技术支撑，从而为经济转型奠定技术基础。

4、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约40%，这不仅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65%相差甚远，也与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55%有相当大的差距。“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将有利于经济转型的顺利稳定进行。

三、发挥两种优势确定经济转型的方向及措施

1、充分发掘劳动力优势，进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提升产业竞争力。由第一部分分析可见，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仍将拥有劳动力人口富裕带来的人口红利。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提升产业水平，从而提高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民工荒”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只能到千里之外工作的富裕劳动力，现在已经可以在家乡附近找到一份差不多或者更好的工作，这样既消除了思乡之苦，又规避了迁移的成本，这同时也产生了产业区域合理布局的问题。

   2、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和源泉，是经济发展最为持久的拉动力。应摈弃过去过分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战略，采取多种措施重视民生问题以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更合理地处理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增强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加快新农村及小城镇建设，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区域优势，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合理控制垄断行业人员的收入不合理增长。采取措施努力造就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

3、应用科技大力发展农业及技术创新提升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推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同时要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科技进步是提升产业生产力的不竭动力，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改变过去仅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生产模式。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及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游离出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间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4、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生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建立现代物流体系，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培育壮大高技术服务业，提升商务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业，积极推进发展旅游业、体育事业及家庭服务业。应加快服务业领域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市场，完善服务政策，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尤其是要注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推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这既可以提升经济的现代化服务水平，同时也可以吸纳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5、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几十

年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南方“民工荒”的出现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中国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加快推进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更加注重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及边远地区发展。这既有利于推进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也可以大幅度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推进劳动力的供应和消费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王庆、何泓哲：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二）：劳动力供应依然充裕[r].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2010－10－11.

[2] 王庆、章俊：2020年前中国经济（三）：消费的黄金时期[r].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2010－10－31.

[3] 史蒂芬·罗奇：以消费为主导的中国[r].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2010－03－22.

[4] 纪宝成：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4）.

[5]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