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历史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族与历史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保护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如何保护及利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实施。而地方高等院校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应该当仁不让，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2]那么，地方高校在保护工作中究竟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应如何充分发挥优势，推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呢？

一、地方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

（一）人才培养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存在方式是活态的人文历史论文，文化形式与文化空间只有在传承发展中才能保证其鲜活的生命力。”[3]根据这一特点，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除了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记录、整理之外，还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而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他们是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大学生在求学期间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他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从事保护工作的能力。这些影响是深刻持久的。学生在毕业后也有可能选择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更好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添砖加瓦。而在涉及到如何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问题时，一般可以通过如下形式：其一，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或在相近专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块课程，培养能够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其二，开设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选修课。

另外，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同时也可以为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专业教师可以组织广大的学生到民间采风，积极调研，参与项目研究。在锻炼学生能力的同时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二）信息资源优势

信息同能源、材料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资源。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是极其重要的。而高校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图书馆是大学校园的信息中心，信息资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源、数据库和电子出版物等现实馆藏外，还有虚拟馆藏，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及通讯设备共享馆外大量的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教育引导、文化熏陶等功能。另外，图书馆拥有的场地、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提供展示、宣传的平台。

（三）科研创新优势

高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也是高素质人才的云集之地，长期以来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走在前面，起步较早。高校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笔耕不辍，申报科研项目，积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作努力，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他部门难以媲美的。高校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各高校间也互相配合，资源共享人文历史论文，这样，无形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展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地方高校经费稳定，组织有序，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具有其它部门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展示研究成果，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有一定的优势。

二、充分发挥优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同时也培育了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级别，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8项。潮州市可以说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潮文化的灵魂。潮州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潮州音乐、潮剧、潮绣、潮州木雕、潮州歌册、潮州菜烹饪技艺、潮州铁枝木偶戏、枫溪瓷烧制技艺、茶艺、潮州剪纸……，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种类繁多。但是，大多数项目后继乏人，保护和传承工作日益紧迫。韩山师范学院是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拥有其它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作者拟以此高校为例，谈谈具体的做法。

（一）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韩山师范学院于2011年设置了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陶瓷艺术设计（枫溪瓷烧制技艺）、雕塑艺术设计（潮州木雕）、服装设计（潮绣）、烹饪工艺与营养（潮州菜烹饪技艺）。其中前三个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一个是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专业的设置以充分的调研论证为基础，针对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缺乏的状况，学院在师资力量充足、各种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申报设置这几个专业，并形成“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3+2+2’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构建方案”申报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已获广东省教育厅批准。韩山师范学院根据社会需求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举措，不仅是为自身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尝试，也是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地方文化产业人文历史论文，探索使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得到最佳发挥的有效途径。

（二）开设相关课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韩山师范学院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意义，很早就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类的课程。例如，美术学专业开设《潮州剪纸》、《潮州木雕》等课程；音乐学专业开设《潮州音乐》、《潮剧欣赏》等课程；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开设《潮菜制作技术》、《潮州小吃》、《潮州茶文化》等课程；同时还开设《潮汕历史文化》、《潮汕民俗研究》等校性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大受学生欢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地域历史文化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创新意识，从而为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使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三）建立研究机构，大力争取政府支持

1991年，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设立“潮汕文化研究室”，后更名为“潮汕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在原有基础上设立“潮学研究所”，定位为学校直属科研机构。2008年，学校与潮州市政府合作成立市校共建了“潮学研究院”，并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1991年8月创建的涵盖汕头、潮州、揭阳三市的民间学术团体）合办了大型学术刊物——《潮学研究》。可以说，韩山师范学院在潮汕文化研究上一直走在前列，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方面。主要有：一批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积极申报课题，如《潮汕民间剪纸的普查和抢救》、《地域文化与潮州民间剪纸》、《正字戏文献抢救、整理及研究》等，孜孜不倦地从事潮汕民间剪纸、正字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和研究工作，并出色完成课题研究，出版发表了大批相关的论文及著作；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举办或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积极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例如：2003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2006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地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几十年来，韩山师范学院以“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精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发挥社团作用，传承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山师范学院的社团文化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有些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的重要阵地。于1987年创建的潮风学社，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最为悠久的社团之一，经常组织社员开展民俗采风、义教、民俗征文比赛等活动人文历史论文，为韩师学子提供一个了解、学习、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平台；茶艺表演队成立于2008年，社团虽然年轻，但是表现不俗。2010年，我院茶艺表演队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工夫茶”传承人叶汉钟老师的带领下，在亚运会、亚残运会上为世界各地来宾表演了潮州工夫茶、茶艺服务等，展现了传统潮州工夫茶的魅力； “卡通潮剧”是韩山师范学院2005年立项的科研课题项目，它将潮剧与动漫完美结合，为潮剧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潮剧，喜爱潮剧。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潮动画工作室，现在仍孜孜不倦地为潮剧和潮州童谣的传播作努力。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韩山师范学院作为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应该主动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义务，不遗余力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奉献力量，同时，也不断地在此过程中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彰显百年院校的魅力。

Local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tect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for Example

ZHENG Jing-jing ,Huang Jing-zhong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nesses the history of ourcountry and contains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 protecting and passing down of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urgent increasingly. Local universities areincomparable with any other departments in the protecting and passing down of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The writer try to tak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example and probe into how local universities doing to promote the protecting andpassing down of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ies;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advantages;protection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篇(2)

关键词：学习观念、教学方式、论文写作、

中图分类号： G64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方式的变革——要着眼于学生的终生发展，由传统的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学习，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要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提升。而要做到这些要求，关键是教师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当然，新课程改革，并不是就要彻底的否定传统教学——中国数千年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教学思想仍是我们要继承的瑰宝，应试教育中的有意义接受式学习也因其合理的成分而受到西方教育学家的重视，再加上考试评价机制的变化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新课程改革应是对传统教育继承基础上的更新和补充，而不应该是彻底否定应试教育的走极端的“花架子”、形式主义。 在对新课改理念的深入学习体会下，我一方面不断研究学习《历史课标》与教学大纲，一方面在实际的教学中不断的开拓创新，大胆尝试和探索。在教学实践中作了一些尝试，现就将自己在教学中的几点心得和体会谈出来供同行讨论

二、让学生仿制古物

以往的历史教学，我们都习惯于拿着现成的教具展示给学生，虽然学生能直观的看到但对它如何制作的过程，如何体现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象却感受不到，而且课堂展示一闪而过，对学生印象不深，针对这些弊端，在教学中我大胆改变了教学中这一传统的教学方式，而是引导学生仿制文物。我给学生提供仿制文物的选材要求，剩下的就是学生回家自己找材料制作，我们的交件日期一般都是以一个月为准，因为有些文物需要埋在地下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逼真的程度。我们的学生先后仿制了甲骨文、半坡遗址模型、大汶口遗址模型、汉代画像砖、赵州桥、彩陶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丰富的教学的过程，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三、观看影象资料

形象生动的情节必将加深你对事件的印象，为了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情况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走向，我多次带学生观看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片《》，反映的影片，《我的一九一九》，反映二战时期苏德战场的影片《世纪的悲剧》等，这些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贯穿其中，通过让学生观看，可以加深他们对课本的了解与理解，同时有助于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四、写作论文

记得第一次让学生在历史课上写论文，要求论文的内容必须联系现实，同学们表现得很惊讶，他们想象不出历史论文与现实有什么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这种学习方式，我们写的题目《从唐朝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联想到今天的城市建设》，这是个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你可以任思维驰骋，联系今天的水土流失，乱砍乱伐，沙尘暴，全球气温变暖，汽车尾汽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等来写作，这样由于取材广泛，同学们思维非常活跃，通过写论文，我们既达到了历史学习的要求，又树立了每位同学环保的意识，还提高了他们写作的能力。此后我多次布置这种论文，我选择的都是一些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问题，只求论文短小精悍，说明问题，不求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每次我都把其中的优秀论文挑选出来在全校展出，让全校师生一览他们的风采，这也将更加激励学生们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五、历史剧表演

为再现历史事件中典型的故事情节，我们让学生表演历史剧，当然这很花时间，事先得准备一段日子，教师拟好主题，学生表演各个角色，故事情节和对白都由学生自编自导，但不能偏离主题，必须体现书本中要求的基本知识点。我们表演的历史剧《张骞出使西域》，学生自己动手制作道具，如：汉武帝的皇冠，张骞手中的汉节，西域各少数民族的服装等。学生自己准备西域的物产，葡萄、核桃、苜蓿等。表演时，他们的演出是那么的投入，汉武帝想通西域时的急切心情，张骞的刚毅与勇敢，西域各民族的热情与好客，匈奴的强悍与凶猛都通过学生的表演栩栩如生……表演历史剧这种方式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展示了学生的表演才华，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个性与能力都得到了挖掘与升华，保持了学生学习的旺盛热情。

篇(3)

如何做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离不开广大教师在实践中的摸索和总结。本文将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维度阐述把课堂交给学生的方法和益处。

一、把课前交给学生

把课前交给学生，是指通过课前活动，让学生先活动起来，打开一节课的大门。笔者常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开展历史博览活动，二是进行课前探究活动。

1.历史博览活动。历史博览活动，是指在历史课上，利用课前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由学生进行一项历史专题的多媒体汇报和展示。全班学生按照座位顺序轮流进行，内容可以涉及和历史有关的方方面面。 历史博览活动的开展可以分为制作、展示、点评、整理四个环节。历史博览活动对于师生共同成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拓展视野、锻炼思维、提高能力、提高兴趣；对于教师来说，可以增长见识，增加备课资料、增长教学能力、增进师生关系、积累素材，提高教研水平。

2.进行课前探究活动。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每一节课都有一个“探究”活动，涉及到本课的重要内容，有史实、图表、材料分析等，内容丰富，形式活泼，问题设计具有启发性。进行课前探索活动，对于学生的历史思维和能力培养很有裨益。

课前探索活动往往需要老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调整，补充、改编、创作一些新材料、新问题，使之更切合当堂课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例如《跨世纪的世界格局》一节，我设计了一个探究问题：结合当今世界局势，谈谈美国发生“9.11事件”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个探究问题既贴近生活又让学生思维得到发散，课堂气氛一下子就活了起来，像这样，课前轻轻松松的进行一段充满挑战的探究活动，既可以融汇一节课的重要内容，又能锻炼学生的能力，由此进入课堂，既打开了知识的窗户，又活跃了课堂气氛，占用时间不多，效率高，效果好。

二、把课中交给学生

把课中交给学生，把是指通过课堂设计，调动学生的主体性，把课堂的主体时间交给学生，把教学的主体任务交给学生，把课堂的主体话语权交给学生，并借此实现“自主、合作、探究”的主体学习方式，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的统一。笔者常用的方式有两种：

1.设计提纲，引导自学。阅读，并且学会总结、归纳，提取信息，是一项重要的学习能力，最有效的培养方式就是让学生自己读书，并尝试总结、归纳。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课堂效率，可以给出导学问题或知识目标，然后解答问题或分组汇报。导学问题的设计不强调探究性，而强调基础性，重在知识的梳理，让学生的自学过程有理有序。

2.设计问题，引发探究。把探究引入日常教学，是新课程在教学改革方面最大的特色。探究性问题的设计和导学问题的设计截然不同，强调问题的可探究性，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强调知识的迁移运用。

三、把课后交给学生

把课后交给学生，就是通过活动布置让思维的触角继续延伸，让理论和实践有方式有两种：

1.留问题。让学生做课后探究：上面提到探究性问题的设计分为课堂问题和课后问题两类，需要课后动手或查阅资料的问题就交给学生课后解决。例如在学习《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一节后，我留下的课后探究一是调查沈阳市清朝时期的文物古迹，哪些能够体现专制皇权的加强？这个问题都需要实地考察、借助网络和其他书籍，并且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解决。

2.给课题。开展研究性学习：每学期的研究性学习，可以结合本学期的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设计，让课堂上学到的历史知识闪耀在学生身边。例如，我们曾经做过的课题有“中西方民族性格的比较”、“九.一八事件全过程”、“盛京的兴衰”、“沈阳市的清代遗迹”等等，都能把课堂延伸社会、延伸到生活。

在学期开始时我就布置，每学期出一本书，书的内容不限，体裁不限，可以是历史论文、历史感悟、历史反思、历史故事等，但要求书的主题相对统一。出版的形式多样，可以电脑打印，可以手抄。书收上来以后全班进行评奖，然后展览。给学生出书就是把学生上课时的教学设计编辑成册，然后在全班展出。学生看着自己创作、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设计封面的书，有着非同一般的成就感。

我把课后交给学生，让学生学以致用，注意身边的历史现象，用历史知识去阐释生活中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想着历史，用着历史，对于历史思维和历史兴趣的培养都有助益。

篇(4)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

收购私钱13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14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15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16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17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数时间里，市场的银钱比价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改变原来在税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银的情况，征收或配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来调整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起到平衡银钱比价的作用。政府规定在税收中，“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但在实际纳税时，多“随民便”。19在发放八旗兵饷和官员俸禄时，搭放制钱。20政府用平粜米粮的铜钱，减价兑换白银，调节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八旗、内务府，在京城共设米局27处，政府一方面发给各局银两作为资本，使其收买米谷，另一方面也发给各局米谷，让其平粜，收买粜卖所得铜钱，在市场上减价兑换白银。乾隆二十七年统计，户部库存平粜钱八万五千余串，五城各厂存钱一万三千余串。“京城内外有此十万余串钱文，以资流通，而每日平粜钱文，又可源源转运，岁底钱价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还设立官钱局，并利用钱铺、当铺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比价，易换银两，调节市场中的制钱数量，使银钱比价接近官方的标准。

政府发放生息银两，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顺治年间，“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政府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种生息银两制度。康熙时，继承这种制度，创设了“恩赏制”、“公库制”和“广善库制”。“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借款者要偿还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特别拨发“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2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发展，公项开支在利息银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遂使生息银两收入蜕变成为公项开支的一种固定的财政来源。”24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放生息银两就是把放置在国库中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25政府把占库存的30％白银，投放到市场，无论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费，地方政府的经费，还是投资或提供其他需求，无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作为中央政府发放生息银两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时期就结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间仍然使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书院、学校、救济等项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生息银两也是政府调控货币的一项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过增减每文铜钱的重量，也就是增减每文钱的含铜量，使铜钱增值或贬值，以达到防止私销和私铸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场上平衡银钱比价，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两县设立官牙，将钱价议平买卖。”27防止宝泉、宝源局炉头、工匠私自铸造钱币。对钱商、钱铺、当铺加强管理，防止他们贩卖、囤积制钱。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当铺，将所积制钱，“酌钱数送局”，由官钱局在市场上易白银给还。28当市场上钱票盛行时，政府企图把钱票控制在京城范围内流通。但是对私铸、私销、囤积、贩卖等各种政府认为的非法经营活动，官方的严禁则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对货币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议得数条，试行于京师。数月以来，钱价渐减，似有微效，民间称便。”29“前因京师及各省钱价日贱，由于小钱充斥，节经降旨饬禁，并立限收缴，乃自查禁以来，已逾年余，而京城钱价，近又减落”。30台湾学者郑永昌研究指出：京师对私钱流通“管理与控制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所以“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32“如遇京城钱价高昂，发八旗米局，照市价平减，零星易换，则钱可通流，与民有益。”33“以京城钱价昂贵，复设官钱局。”34以后又因京城“钱价渐减，奸民每以在京贱买之官钱，运至近京钱贵之地，兴贩射利，议将官局停止。”35嘉庆四年，因为“自增卯以来，钱价仍未甚平，所有户、工二局，俱著全复旧卯。”36市场上钱少，则增加铸钱量，钱多则减少铸钱量，政府根据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下达定额。在兵饷、官俸中搭放制钱，是因为“京城钱价昂贵”，“俟钱价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师钱价颇昂，兼值雨水连绵，食物甚贵。”38“此项钱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钱价可期渐减。”39“将卖米所收制钱，令五城照市价易银交库，俟钱价稍平，即行停止。”40照这种办法，“将搭放兵饷之钱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设一局，兑换与民，照铺户之数，多换数十文，以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为率，如此则钱价不待禁约，自然平减，于民用似有裨益。”41设立官钱局，无非也是“京师钱文昂贵，朕不得已，设立官局，以平市价”。42由此可见，市场中流通的铜钱过多，或者铜钱货币过少，就会引起物价变化，为了稳定物价，就必需调节钱价，这就是政府增减铸币数量的原因。那么，市场上铜钱数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在市场上，人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际价值超过了名义价值，也就是当制钱含铜量高，市场银钱兑换率低（比价低），私人销毁制钱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会有人大量熔化铜钱取得铜，到市场上售卖，或者制成铜器出卖。但当制钱含铜量低，市场银钱兑换率高（比价高），铸币费低廉，民间私铸铜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就私铸大量铜钱出卖。乾隆时，“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43可见，私销、私铸的出现与铜钱本身的轻重有直接关系。而政府原本为防止私销，减少制钱含铜量的措施，则给私铸造成机会；为防止私铸，增加制钱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销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在其中起作用。

市场调节的作用反映在私销私铸，制钱贩卖、囤积等民间的货币经营活动中。顺治年间铜钱数量少，不能适应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开铺市钱，多以前朝废钱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为绳底，以致街市使钱，每银一钱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特别在“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将民间废钱作铜收买，插和制钱之内，以一废钱当一制钱，是以废钱日见其多，钱数日见其增，钱本日见其亏”。45这种情况到雍正时，仍然如故。“京师钱局，每岁鼓铸，则制钱应日加增。今虽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销毁官钱，以为私铸者。”46雍正四年，京城步军统领在“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内，屡次拿获销毁制钱之奸民”，所以，京城“钱价已觉稍平。”48私铸、私销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49乾隆时，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尚不能无轻减分两等情弊。”“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50通常，私钱流通都是在货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而京师没有发现大量私铸、私销现象，可能是货币数量比较充足，减重制钱的收购，铜材的管理都比较严格的原因。与私钱流通同样违法的是制钱的贩运和囤积。雍正九年，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51雍正十三年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但到乾隆年间，贩运、囤积之事仍不断。“京城都会之地，各省经营贸易，络绎往来，奸商将钱装载出京，于价贵处，兴贩射利。再闽广商船，由海洋直达天津，回空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本地买货。又各省漕粮回空，亦多载钱文，兴贩获利。”53同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54

从以上私钱流通和私贩囤积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银和铜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对私钱流通、制钱贩运、囤积起到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是市场的价值规律起到调节作用。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55一些学者肯定了私钱流通的积极作用，“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影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6

市场不仅调节了私钱的流通，而且也决定了钱票的流行。钱票是一种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钱票的发行自将增加铜钱的供给”，起到补充铜钱供给短缺的作用。58这说明钱票的产生，完全是市场需要信用工具的结果。在钱票流行的过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说明市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59

三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方法。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办法，似乎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社会稳定。按照货币经济理论，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历史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台湾，再开海外贸易，从而自然地丰富了货币。”6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中国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影响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69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研究，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规律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

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

13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1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1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

16《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

17《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

1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1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2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2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

22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5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28《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

31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

3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

3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9《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4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42《清高宗实录》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

44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

45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46《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48《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

5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5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

58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发展深入影响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

59“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政府发行官钱票，比民间使用钱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进一步研究。

60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61（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62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时代中，也只不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见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

66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8参阅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69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