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利弊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大众传媒的利弊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在采纳不同类型的信息时，调查对象更倾向于接受专业股评人士的讲话、文章，政府官员的讲话、意见，证券专业机构的文章；对“股神”或“准股神”的博客文章等接受和认可度最低。由此可见，股民在选择可以指导自己投资行为的信息时，最看重的是专业性和权威性，政府的声音不可忽视。而民间炒作起来的“股神”，往往充满了神秘和夸张色彩，股民对他们还是心存疑虑的。

3.股民对于大众传媒的期望值

有53.2%的调查对象将当前炒股的最大困难归结于“了解股市和个股的信息来源有限”，说明股民对股市和个股相关信息的需求很大，而目前他们找不到最佳了解途径，或者说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媒介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

股民要求大众传媒提供信息要少而精、及时准确、有效可靠，他们更看重信息的实用价值。许多股民认为，目前媒体在股市信息的提供上不够客观真实，不够专业和权威，有误导的倾向，信息不够全面。媒体应该增强针对散户的指导性，增加相关节目的数量，并增强其接近性，增强对政策法规的分析和解读，不要只是“就股论股”。股民期望网络媒体能够摒除垃圾信息，规范网络秩序，加强对网络的把关。少数股民对媒体持悲观失望的态度，认为中国股市是政策市，媒体只是工具。

以上看法表明，绝大多数股民对媒体的作为并不十分满意，大众传媒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提高股民媒介素养的途径

1.了解不同类型大众传媒的特性和功能、运作规律与操作方法，增加对媒介的认知

首先，股民应认识到不同媒介的不同特点。其次，股民应该了解到新闻信息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媒体的商业化运作和市场干预、新闻的时效性要求、舆论监督的纪律和要求、新闻来源的采用、新闻客观公正的相对性等。

2.股民要理解大众传媒的权利与责任，了解传媒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大众传媒具有信息传播、舆论监督和引导等方面的权利和责任，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媒介的生态环境。媒介生态环境对大众传媒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它决定着媒介的发展水平、媒介的改革方向和改革力度，决定着媒介的运作模式和操作方式，决定着媒介的行业规范和职业理念。

3.股民需要合理地选择媒介及分配使用时间

面对大众传媒提供的铺天盖地的信息，股民要注意从不同媒介中汲取“营养”。一方面要根据媒介的特性以及自身的知识储备，选择最适合自己接触的传媒类型；另一方面要明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要听取各方的反应，权衡利弊来指导自己的决策。

在媒介使用时间上，不仅要考虑到整体时间的分配，还要针对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和个人在不同时段接收信息效果的差别，科学合理地利用媒介，最大最优地发掘其效用。

4.股民要培养和掌握具体的、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能力，增强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力、质疑力和判断力

美国学者Everette Dennis认为，如果没有媒介素养，媒介就“如同污染我们的食物和饮用水一样，将要毒害人们的精神”。①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真实和有益的，如果股民对这些信息不加思考不加选择地照单全收，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容易被媒体误导，轻易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错误的改变。股民要独立、理性、专业地甄别、解读甚至批判传媒信息，将使用媒介的主动权和自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不要做媒介的“奴隶”。

5.股民要学会制作媒介产品，创造性地参与和使用媒介

进行“传”与“受”的双向交流，积极参与传播过程，是现阶段提高股民媒介素养的有效手段。股民比普通受众对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有着更多的需求，并且对于自身成为报道主体和主角的自主意识相当强。在调查中发现，股民希望大众传媒提供更多个性化和针对性强的信息服务，给予普通股民更多的人文关怀。而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大众传媒，应该更新受众观念，提高自身对受众心理、受众需求、受众接收模式、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研究，搭建更好的信息反馈和与受众互动交流的平台。

注释：

篇(2)

[主题词]新闻；娱乐化；成因

一、新闻娱乐化的界定

新闻娱乐化在我国的兴盛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的定义和解释比较复杂，所涉及的社会各方面以及成因都有其独特之处。它在内容上偏重于软新闻， 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 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衍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

二、新闻为什么能娱乐化

新闻为什么能娱乐化？笔者认为，新闻之所以会娱乐化离不开其自身的理论背景和现实的需要：

（一）新闻娱乐化的理论背景

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传播过程必然包括以下两个要素：传播者和受传者。所谓传播者，是指讯息的发出并以讯息来影响他人的一方；而受传者，是指讯息的接受者和反应者。在现实的大众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就是社会中的大众传媒组织，而受传者则为大众传播的对象，即受众，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网络的网民都在受众的范畴内。

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媒组织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展开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商业化运作的今天，面对市场这根杠杆，媒体势必会从自身发展和身存的角度来选择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而新闻娱乐化正是一种以娱乐为特征的新闻选择和加工活动，其目的在于有别于其他特征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且它巨大的受众市场，使得媒体“把关人”在选择时，将天平倾向了它这一边。

传播学的受众观认为，受众是其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者，媒体在进行娱乐化新闻报道时，必然首先对受众有一个观念上的定位。任何的报道都是以受众为最终的落脚点，受众的观念无疑会对传媒造成很大的影响。观念影响行动，同样传媒的受众观及其走向在有意无意之间必然会影响传媒的传播活动，在如今新闻已经走向了受众消费的一个时代，传媒的新闻报道必然要以受众为中心，那么受众的心理、受众的需要就是其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

传播学的社会控制论告诉我们，新闻媒介与新闻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新闻的传播必然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我国的新闻单位一直处于政府的领导和控制之下，他的新闻报道的准则和尺度，必然要受到政策和环境的影响，这点毋庸置疑。

（二）新闻娱乐化的现实需要

受众的需求给新闻娱乐化生存的空间。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多元化的，他们渴望获得周围世界变动的信息从而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希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新闻传媒能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新闻的娱乐化更多地提供了一些轻松活泼的文化休闲方式，用搞笑、调侃、玩耍的方式带给人们信息，满足了受众的享乐和游戏的心理需求。

媒体的利益也促使新闻的娱乐化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新闻理念也经历着从宣教向娱乐化转型，媒体市场竞争激烈，媒体要生存，必须进行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运作，吸引受众不仅是媒体的目标，也是广告商的衡量尺度，从这个角度出发，传媒提供娱乐功能更是有了它坚定的方向，娱乐化的运作符合消费市场的要求，新闻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三、新闻娱乐化的负面效应

我国文化批评家朱大可针对媒体关于马加爵事件的报道，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这么说：“观察媒体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最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受害者，根本没有人去关心。几乎所有的媒体对此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冷漠！马加爵事件本身已经变成公众的一场狂欢，它就是一个公众娱乐节目，这就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它已经超出了法律或道德事件的范畴。朱大可的话可谓有的放矢，这是新闻界的悲哀，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新闻娱乐化现象的反思。

四、新闻娱乐化的进程中要掌握新闻娱乐化的尺度

新闻的娱乐化代表的是新闻走向的一种潮流，是作为一种现象存在的，它包含的内容是更为宽泛的。但不是任何新闻都可以娱乐化，只有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等与娱乐业紧密相关的内容，才能做成娱乐化的风格。而国家大事、时政评论等是不能做成娱乐报道的，严肃性决定了此类报道的严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因为用事实说话毕竟是新闻最基本的原则。

五、遵循新闻规律，确保新闻娱乐化的正确走向

在新闻的娱乐化进程中，必须要遵循新闻的传播规律。新闻的传播规律是：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可信性。

在如今的新闻娱乐化的大潮中，无论是做哪一种类型的新闻，最低限度都不能忽视新闻的基本规律。否则，即使获得一时的眼前利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然祸害无穷。不要被眼前的既得利益所迷惑，不要被浅薄的狭隘认识所束缚，尽力放开目光，加快步伐，遵循新闻的规律，勇敢地、坚定地向前走去以追求高层次的娱乐。高层次的娱乐是一种精神愉悦、审美愉悦，应该说这也是真正娱乐所追求的方向。如果新闻和娱乐结合得更好，那么人们就会获得更大的精神愉悦，新闻的娱乐化应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

结束语：新闻的娱乐化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符合市场和新闻发展趋向的。走上健康道路的新闻娱乐化不会淡化新闻的传播功能，因为毕竟新闻的生命在于新闻的本身。

参 考 文 献

[1]吴飞、沈荟.现代传媒、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J].浙江大学学报，2002，（5）：65—66.

篇(3)

【关键词】舆论引导 娱乐化 话语体系 标题公信力

《金鱼说话》是2011年1月辽宁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FM90.6）节目改版后推出的一档新闻评论节目。节目名称采用两位个性化男主播的姓氏组合形式，既突出了主持人的形象符号，又鲜明地体现了节目定位和个性特色。每天早晨8点到8点半的黄金时间，金龙、于雷两位主持人用嬉笑的语言，夸张的演绎、辛辣的讽刺，融合相声、演绎、调侃等多种形式，对社会焦点热点事件进行个性化评点，激情而不失冷静，幽默但不失尖刻，嬉笑怒骂而又一针见血，让听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对新闻事件多一分思考和回味。

尽管节目开播时间不足一年，但其在大连收听市场的认可度呈直线上升趋势。从本台监评员的监评报告看，对《金鱼说话》节目的监评报告高度集中，监评员认为，该节目形式富于创意、内容引人深思、主持人反映机敏、风趣生动、收放自如，让早晨的新闻时光变得格外与众不同。

应该说，对于一档身处广播新闻节目播出最集中、竞争最激烈的“黄金档”广播新闻节目，《金鱼说话》能取得这样的关注度、获得这样的评价相当不易。从整体节目定位来看，《金鱼说话》是以传统曲艺――相声的形式，糅合主持人自身演绎、调侃、讽刺、幽默的主持风格，评论“昨日新闻”的节目。实现用娱乐的形式提高广播新闻的舆论引导力是这档节目突出的特点。

初探：遵循新闻规律，乐而不“娱”，内容严肃，形式活泼

1、恪守新闻规律，形式创新与新闻传统回归高度融合

《金鱼说话》节目首先是一档新闻节目，它信息量大、新闻性强，内容涉及重大主题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社会热点报道及生活服务报道等方方面面，在节目选题方面坚守新闻价值原则，在节目形式方面则坚持“创新话语体系”。

如2011年5月5日的节目中提到了警察用凡客体提醒居民防止上当受骗，主持人借用网络流行的凡客体改造出不同情境的片段，或冷嘲热讽、或风趣幽默，不仅向听众传递了当下网络风潮，又以极富调侃、令人捧腹的形式，间接地点评了一些社会现象。再如讲到明星吸毒，主持人用模仿的口气，说莫少聪“绝不忏悔”，又以听众的口气劝他“长点心吧”，角色多变，惟妙惟肖，让人有如同观看戏剧之感。又如讲到老年人被骗买药，主持人模仿各种人物之语气，绘声绘色，效果逼真。

事实上，《金鱼说话》在很多舆论监督类报道上，都一反过去流行的“高举高打”的做法，而是变得越来越重视听众的接受心理，特别致力于创新报道的话语体系――居高临下的说服被平等交流代替；抽象概括的工作式语言被富有亲切感的口语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调侃取代，甚至时不时地冒出网络用语，流行词汇，说学逗唱无所不用，曲艺形式发挥至极。事实上，话语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叙事方式的转变、语言风格的转变，从更深层次来讲，这种创新是对传统新闻的回归和提升。

2、把握评论和调侃尺度，注意适当回避

《金鱼说话》节目主持人思维活跃，主观能动性作用大，经常能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迸发出闪耀着光芒的语言火花，但个性化和主观性的发挥时常是一把双刃剑，导向和尺度把握得好，节目就更具感染力和吸引力，而不注意评论和调侃细节的把握，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式的评论将会引起导向的偏差。尺度的把握，与主持人的政治意识、语言表达能力、节目主持技巧、文化知识素养等综合素质密切相关，《金鱼说话》节目主持人正是在这些能力的不断锤炼中提升着节目美誉度。

不只在新闻内容上要把握一个“度”，《金鱼说话》节目的形式上，也严格要求“度”的把握。主持人在运用聊新闻、侃新闻、借用相声等娱乐手段时，要视新闻内容的题材而定，如悲剧性的新闻不能娱乐化，而对于一些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震撼性、传播力强的新闻，也是没有娱乐的必要。同时，也要注意回避过度调侃造成的人身侮辱、个别社会问题普及化等问题。

如2011年9月22日的《金鱼说话》节目，有一个话题讲到某地三名小学生相约跳楼自杀的新闻事件。虽然主持人仍然使用听众熟悉的调侃口气来报道和评论，但因为涉及到儿童主题，主持人的话语就特别谨慎。新闻事件中的三名小学生因为作业太多，相约自杀，就不用做作业了。两位主持人调侃说，“我小时候作业写不完，找我姨替我写”，另一位说，“我叫比我小的学生替我写，他要不写，我就‘削’他。”但这个题目是少儿主题，主持人马上插了句话，“我们俩都是开玩笑哈，小朋友们不要学”，这就避免了少儿的误解、甚至模仿。

从监评员这些方面的评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金鱼说话》在选题方面充分遵循新闻规律，突出新闻的时效性、信息量，特别是内容的严肃性――所选新闻并没有追求轰动、爆炸、刺激、血腥等噱头，也没有忽视新闻伦理道德等问题。另一方面，《金鱼说话》在表现形式上却充分发挥了广播作为一种声音传播媒介的优势和特点，既实现了新闻“娱乐化”改造后，对听众的吸引力的提升――从受众接受心理出发，加强贴近性，增加趣味性；也规避了新闻“被娱乐”的负面效应，比如忽视舆论引导责任、盲目追求娱乐性而导致庸俗化、功利化等倾向。

解析：形式“娱乐化”是广播提高舆论引导力的有效手段

广播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同样面临提高舆论引导力的问题。提高新闻舆论引导力，不仅体现在于你报道了什么，而且在于你的报道有没有人听、是否被接受和认可。所以，广播提高舆论引导力首先就要提高收听率。

如何提高广播节目的收听率？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广播产业发展概况》，提高广播新闻节目的地域性和贴近性是提高收听率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本地新闻资讯增多；2、主持人风格贴近本地审美趣味；3、节目中更多使用方言和地方语言；4、节目反映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特点并更多地满足听众在本地的需求。

应该说，《金鱼说话》正是遵循了广播新闻的这一趋势。其相声的表现形式满足了听众对新闻传媒的多元化需求。随着新兴媒体的兴起，信息传递已经不是包括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对于同样的信息，如何使用本媒体独特的表现形式并增加新闻的附加值已成为受众选择的关键。从新闻信息方面来说，《金鱼说话》与同时段其他广播节目区分并不大，但在同质化信息的基础上，《金鱼说话》独特的表现形式使硬邦邦的新闻变成了早间的一杯温馨醇香的咖啡，带给了听众别样的听觉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形式上的“会心一笑”使《金鱼说话》拥有了众多忠诚的听众。

形式即内容。从《金鱼说话》可以看出，形式“娱乐化”是广播提高舆论引导力的有效手段。从传媒理论上讲，美国学者赖特曾经指出：“大众传播具有以下四种功能：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可见，提供娱乐，本身就是传媒重要功能。从新闻实践讲，从《铿锵三人行》到《王刚讲故事》再到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脱口秀，我们看到，形式“娱乐化”的大行其道之势。更直接的例子来自山东齐鲁电视台有一档叫《拉呱》的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已经说了十几年相声的戏曲演员，每天眉毛一抖之后，便操着山东口音对你说：“现在我们开拉。”对这种带着“逗贫”的播报方式，令老百姓大呼“过瘾”――据调查，该节目的平均收视率是55％，这意味着每100个正在看电视的人中，有55人在看这个节目。

启示：遵守新闻价值和职业操守是防止新闻娱乐化的天枰失衡的基点

在当前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新闻娱乐化日渐兴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愈演愈烈的新闻娱乐化操作，已经越过媒介市场化的底线，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异化了新闻媒体的新闻功能，麻醉着我们的受众，因此，新闻娱乐化倾向长期以来充满争议、饱受诟病，也给社会、受众以及媒介自身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何回避新闻娱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金鱼说话》节目在创办之初就明确了节目的内容定位，即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发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供相关职能部门参考；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保持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和在听众心目中的形象――即忠于公众利益，比如“匡扶正义”、“追求真理”、“主持公道”、“解危济困”、“铁肩担道义”、“为人民鼓与呼”、“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等。

因此，《金鱼说话》节目拒绝炒作带有煽情性、或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等内容，避免千奇百怪、子虚乌有、哗众取宠的奇闻轶事和社会新闻，少些低俗之风，多些人间正气；少些奢靡之音，多些黄钟大吕；少些官腔官调，多些百姓疾苦，从而实现新闻媒体的责任回归。

所以，面对新闻娱乐化，传媒必须准确把握一个度，即要做到贴近受众，又不能一味迎合。如果大众传媒能在不违背公益性和社会责任的范围内充分发掘新闻的娱乐功能，不仅可以使媒介真正走向大众，受大众欢迎，同时还可以为其带来预期的市场效应，为其走向发展和壮大开拓道路。反之，如果大众传媒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弃其公益性和社会责任于不顾，一味迎合受众的低俗化需求，纵然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市场效益，但长此以往，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必将丧失殆尽，其生存和发展壮大更是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①万艳霞，《新闻娱乐化的利弊》，《东南传播》，2006（1）：14-15

篇(4)

关键词：艺术文化 戏曲新编 艺术品位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艺术文化经济学》（第二版），由詹姆斯・海尔布伦（James Heilbrun）和查尔斯・M・格雷（Charles M. Gray）著、詹正茂等译，2007年10月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全书内容结构上看，可分为五大部分。首先，笔者简要概述《艺术文化经济学》中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介绍本书将要涉及到的艺术和文化产业的领域范围，着重阐述有关美国艺术部门的规模概况。第二部分，解释经济学中消费者需求的初级理论，论述供给与需求同艺术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第三部分，介绍艺术市场，包括艺术节、画廊、拍卖行、艺术博物馆等。重点探讨艺术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决定因素。第四部分，结合艺术的公共政策探讨艺术补贴与收入分配问题。分别介绍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的艺术支持的实际情况。第五部分，深入分析艺术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以及有关教育、培训、就业的艺术专业化问题。最后一章是对美国的艺术教育和对未知未来的一些推断和期待。

总的来说，《艺术文化经济学》不仅涵盖了美术和表演艺术的经济学，还包括美国艺术文化相关的公共政策，本书既适合正在寻找艺术管理经济学核心教材的学术性读者，也适合想系统了解文化艺术的普通读者。

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决定商品需求的因素包括：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偏好和相关商品的价格。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成员人均GDP逐步提升，文化消费逐渐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通过文化消费预测居民对文化消费的潜在需求，可以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中国传统戏曲的生命在于受众，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走向未来，必须在当代青年中寻找新知。近年来，中国传统戏曲缺乏年轻的忠实观众，年轻人更倾向于能够直接表达他们内心需求和经历的流行乐，戏曲事业作为文化艺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其发展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当下，戏剧团体希求独具创新的艺术形式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这里以众所周知的由白先勇先生改编演绎的青春版《牡丹亭》为例。青春版《牡丹亭》在忠实诠释原著精粹的基础上，将原著隐藏较深的意蕴一并呈献给观众。深化对“人间情”的表现，区别于汤显祖花大量笔墨渲染人世的冷暖；加强对柳梦梅的刻画，突出他对爱的坚定，设计与杜丽娘的亲昵举动，区别于原著将注意力集中在杜丽娘的形象塑造上并一改传统昆曲中柳梦梅柔弱无力的形象；青春版《牡丹亭》全由年轻演员担纲，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又让观众赏心悦目。另外，音乐处理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全剧采用了西方歌剧主题音乐的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幕间音乐和舞蹈音乐，渲染舞台气氛的同时也强化了戏剧情节与配乐之间的逻辑关系。“正如导演王世瑜先生在《青春版牡丹亭舞台总体构想》中指出，这个戏的舞台设计，增加了水墨画的内容和背景，风格淡雅；而服装设计，也是雅淡、柔嫩，按照白先勇先生提出的“要淡、要娇”的原则施行。因此，我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的色彩，多是藕白、嫩黄、淡蓝和浅绿，这既符合戏曲的传统，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并且，与我国传统的雅文化的气质相一致。”①可以看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编创努力与时展的脚步相吻合，充分契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戏曲发展正试图摆脱传统戏剧的束缚，无论从演唱技艺、剧本创作、舞台道具，还是演员的整体装束上都在积极探寻以何种创意营销手段来迎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一系列的新编戏曲层出不穷。除了上文提及过的《牡丹亭》，再如《红楼梦》《西厢记》都是观众喜闻乐见且常被拿来进行二度创作的热门剧目。然而，在戏曲新编不断涌现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有一些现代戏曲已逐步脱离了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其唱腔和台词设计也逐步失去了原貌，甚至越来越贴近于歌剧或是流行音乐，对于此类颇有争议的话题，受众的态度褒贬不一。例如传唱度较广的王力宏的《盖世英雄》、陶吹摹端杖说》等，R&B与京剧的旋律、唱腔创新融合，不少人认为东西方音乐元素的碰撞实则很巧妙，反倒让更多不为传统戏曲所动的年轻人开始逐渐熟悉传统戏曲文化，也不失为将传统戏曲发扬光大的有效途径之一。笔者认为，戏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传统戏曲的重新编创，虽然全面优化了现有的艺术形式，但更需要强调的是，戏曲新编绝不能是艺术形式和内涵的改变，必须在尊重戏剧传统的原则基础上合理创新发展，扭曲了传统韵味还何谓传承？迎合得有度，如何平衡市场与艺术间的利弊关系，探究彼此间的平衡点是我国艺术文化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者在《艺术文化经济学》中辩论关乎平等主义的问题时，强调这不仅是高价格和低收入限制了对艺术的享受，还存在区域差异，笔者认为可通过大众传媒对其进行弥补，而这就意味着商业化的大众传媒在大多数群众的通俗文化品位驱动下，通俗文化和高雅艺术间该何去何从。归根结底，现在还没有一个足以支撑起高雅艺术大放异彩的艺术文化市场。通过供需理论以及对当下艺术文化市场的视察，大众传媒将重心放在高质量的高雅艺术文化节目上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而又在并不顺应大众艺术品位的前提下，传媒无法从中弥补其投入支出。依靠政府的补助手段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人们必须熟悉某种艺术形式后才能逐步获得对它的品位。

试想若消费者了解中国传统戏曲就能很好的去欣赏它，而了解又要通过教育和熏陶获得。究其原因，“所有研究都表明，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较高的职业地位，以及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对艺术的参与率比其他人更高。”②上述研究结果指导我们，教育是艺术参与的一项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当下的情况是相对贫困的人无法按市价负担大量我们所定义的文化艺术活动，如果国家对艺术的分配进行资助比如能最直接的体现在传统戏曲展演活动的票价上，用补贴来克服高价格和低收入的障碍，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传统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如中国国内众多高校陆续开设的大学美育课程以及策划诸如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文艺活动、教师学生自发举办音乐会等都是切实可行的辅助手段。相当数量可观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有必要刺激对艺术的消费，帮助更多渴望品位艺术的低收入群体直接接触艺术。艺术与经济相互促进，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将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繁荣亦将是传统艺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作者在对艺术教育的评估性研究中还发现童年在艺术方面的社会化与成年人的参与情况成正相关，参与情况受到艺术教育密度的强烈影响。所以说，艺术教育从根本上助于培养人们适当的艺术品位，能直接刺激公众对高雅艺术形式的需求。在中国应试教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力的背景下，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艺术教育和教育改革必须成为一个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向，如此才有机会在多元文化主义下看到高雅艺术光明的未来。

在《艺术文化经济学》的编著中，作者运用了案例分析法、数据分析法、图表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引证作为原始资料的补充，有理有据，让阐述更为生动，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美国的艺术经济学和艺术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分析，并启发笔者联想思考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艺术文化经济学》是一本在西方刚刚出版就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其中的数据、信息、专业分析、评论对学术同仁、艺术家和从事艺术管理工作的管理者来说都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

注释：

①黄天骥：《戏曲审美观的传承与超越――青春版演出的启示》，《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第11页。

②[美]詹姆斯・海尔布伦（James Heilbrun）、查尔斯・M・格雷（Charles M. Gray）：《艺术文化经济学》，詹正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46页。

参考文献：

[1]李静修.全媒体视野下的受众审美心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年.

篇(5)

【关键词】国际广告；依附型发展；和谐社会；软力量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庞大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瞠目。国际广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连年增长，国内零售品市场的活跃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对它的质疑总显得不合适宜。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对国际广告负面影响的关注已超越了当下的利弊之争，是对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在更根本的意义上的一种反思，这让我们能在一大堆辉煌的统计数字面前冷静下来。

一、国际广告和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

国际广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它是广引外资的标志，是国际贸易繁荣的表征，是本国广告业大发展的佐证。在亚洲的四小龙、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国际广告都曾在为本国媒介创收，提升本土广告作业水平，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无论是国际广告公司的作业，还是跨国集团借助广告推销产品，除了盈利的目标以外，它们并没有承担所在国社会全面进步的责任。如果我们认同物质生活不过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的手段，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价值系统内来考察，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才有意义的话，国际广告就值得反思。

在当今“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中，发展中国家的出路似乎只有两种：要么向中心国家学习，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要么被边缘化或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之外。前者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现实的选择，引进外资，让跨国集团进入也便成了顺理成章的发展取向。这些跨国企业以少数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为基础，在各自国家的支持下，凭借着多年积累的资本、市场和经营运作经验，逐渐掌握了生产和劳动的各种资源，并成为这些资源的市场交易规则的设定者，进而左右了在地国的经济发展。这种依附型发展模式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普遍的发展之路。

依附型发展模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对它的反思从它出现的时候起就从未停止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学者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认为依附模式只注重依靠跨国公司等外部力量来发展经济，忽略甚至压抑了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并且对由这种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内部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化缺乏分析和研究，它所带来的发展只是一种非发展型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国际广告是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力量，它不但本身作为跨国公司的一份子进入依附发展的循环系统中，而且通过对交易条件的设置，其他领域的跨国公司才得以掌控了生产资源、人力资源和销售渠道资源，影响在地国的经济发展。依附模式所带来的后果与国际广告不无关系，“非发展型发展如同一个协作互动过程，涉及了依附型的工业化、大众媒介、国际广告业、输入的消费方式以及收入集中化现象等。媒介与广告……推动了这样一种消费气候，即使少数人收入增加，而多数人的收入则受到压制。”（莫斯可，2000：P122）

如果说发展民族经济是为了抗衡主导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那这种发展已经为后者所改造，国际广告及其所推销的跨国公司的产品让我们体会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特征，它们所采纳的形式是团结民族，在本地创造成功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也许在文化层面上保留了反抗的身份意识，但这个文化层面却包含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中。”（莫斯可，2000：P202）这种改造意味着强调公平与正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一些权力分配预案被放弃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经济发展的成果都集中在了阶级金字塔的顶部，原本由低层阶级的大众来完成的、旨在追求平等的社会运动被由上层阶级的少数人决定的、通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来完成的发展主义运动所取代。

依附模式也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反抗不平等的国际传播旧秩序运动的衰退，因为各国各地区多采取俯就于世界媒介强权的方式来发展本地的传播产业。国际广告传播是世界不平等的传播旧秩序的代表，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跨国广告公司、跨国媒介集团和跨国企业广告主们主导了国际广告传播业，那些想要发展经济、提升本国传媒实力和广告作业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敞开大门、与之妥协外，别无选择。这种妥协一开始也许还有一定的战略考虑，而当这些跨国公司逐渐立稳脚跟并和在地政府或媒介形成一种利益关系后，跨国资本的逻辑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传媒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这种巨大的逻辑力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到一种“唯经济论”的单体循环之中，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阶级分化的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给和谐社会的建立蒙上阴影。

二、国际广告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错位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3年突破1000美元，目前正向3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时期。二十几年的累积式发展将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放到了新一轮社会竞赛的不同起点上，形成了利益需求千差万别、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多元化的结构格局，前期的高速发展所掩盖的一些问题也随着社会差异化的不断扩大而逐渐暴露出来，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不稳定因素增多，在平静的社会表面孕育着动荡和危机。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统筹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务之急，也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的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对过去二十几年来社会发展的一次反思，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种反思是一次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的总结；对于一个广告传播研究者而言，将广告传播活动置于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的一次批判性观照或许是对这一反思最好的回应。

1．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的国际广告

在现代的经济链条中，一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品味又与广告促销活动勾连在一起，尤其是那些标举消费时尚、代表消费潮流的国际广告，往往会对转型中的社会的消费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除了具有传播现代文明、移风易俗的正面意义外，还可能因为过分关注利益得失而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造成个体理性和社会整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以交通运输业为例，按照中国的利益需要并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的发展，这样才能既减少对外在能源的依赖，又对环境保护有利，形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

各方博弈的结果是私人汽车业成了中国的支柱性产业。在这场博弈中，跨国公司格外引人注意，这些海外利益和国内的一些既得利益相结合，通过在政界、商界和学界寻找人影响中国的产业政策。而那些为跨国汽车业巨头们推销产品的国际广告就是这种影响的证明，这些国际广告是汽车产业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汽车产品的销售，而且巨额的广告费用支出也支撑了大众传媒和广告商的生存。在一些较大的广告媒介和广告公司中都单独辟有汽车事业部，汽车业的兴衰已成为这些行业景气指数的重要评价标准，它们的利益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拥有巨大影响力资源的媒介和广告公司为汽车产业鼓励与欢呼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我们也便耳闻和目睹了大众传媒中汽车板块栏目和汽车专刊，以及让人艳羡不已的各种款式的汽车广告。这种宣传力量刺激了消费、增加了产业巨头们的收入，扩大了税收，彰现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国际广告成了这个大的利益集团的黏合剂。在国际广告的推动下，在看似各方多赢的皆大欢喜中，公共利益却被淹没了，能源短缺、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产与生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受到了威胁。

2．作为造成社会分裂因素的国际广告

目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是整个社会面临着阶层分化加剧、地域差异拉大、不同群体分裂的社会现实。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城乡发展失衡导致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区域发展失衡导致的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疏离和分裂越来越严重。要弥和社会裂痕，寻求和谐之道，首先就要明确并抑制引发社会分裂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传媒没有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平衡器和宣泄器的功能就是其中之一。这除了与一个国家的传播理念、传媒定位有关外，商业因素同样不能忽视。

当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上广泛运用的广告定位理论和差异化行销策略也一起进入中国。这些理论和策略的运用，一方面是对中国日益分化的现实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中国社会阶层分裂的现实，造成那些以强化各自利益群体身份的阶层塑成型媒介大行其道，而那些可以使这些群体超越狭隘的立场进行相互对话的社会塑成型媒介日渐式微。以推销高档产品为主的国际广告推动了这种转换，高档杂志、数字电视、楼宇广告、电子商务、直接邮购等分众化传播形式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的大众传媒也为了迎合跨国公司寻找和利用消费者之间差异的需要而认可了这种分裂，并依此来确定媒介的内容形态，传媒生存的大多数法则让位给了对高质受众的追求，大众传媒逐渐失去了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功能。

国际广告推动的媒介渠道分类造成了相应受众群体之间的不断分化，受众接受国际广告及受其影响的媒介内容其实是在接受一种教育，这是一种有关不同身份的认同教育，当它反复灌输你所在的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法和那些群体打交道，觉得与他们所关心的议题有隔膜。事实上，国际广告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少数上层阶级量身定做的，对广大的低层人们而言，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充饥画饼。这既可能让那些原本安于现状的人有了奋斗目标，也可能让他们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平等而又无力改变现状进而导致行为的出现，这最终将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有必要对国际广告加剧阶级冲突、扩大社会分裂保持必要的警惕。

3．作为西方制约中国的“软力量”构成的国际广告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指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构成一种“软力量”，这种“软力量”和经济、军事等物质因素构成的“硬力量”相辅相成，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大小。在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动整合中，它也成了霸权国家谋求利益的重要力量，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最终凭借的并非军事手段，“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曾庆瑞，2002：P1；莫斯可，2000：24）国际广告是这种“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世界利用国际广告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把造成阶级不平等的各项制度推向中国，将中国纳入到西方所操控的制度体系之中制约中国。国际广告“软力量”的发挥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直接冲击或诋毁支撑中国生存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二是对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进行潜移默化的塑造；三是通过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力量影响中国的主控阶级，进而影响制度的订立。

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物质和制度保障外，一套开放而又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系统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靠的就是这样一套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套系统在维护自身核心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吸纳外部的新观念、新意识，既具有传承性，又具有时代性，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在近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这套价值系统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从一开始借助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强行灌输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敞开国门的自愿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大举进入中国。与前者相比，借助于广告等传播形式将西方文化融入到日常的大众消费活动中，显得更自然，更能发挥它的“软力量”的作用。国际广告通过它所展示的消费示范效应，在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哈里森语），让那些正处于观念可塑期的青少年追随模仿，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一项关于消费主义倾向与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等基本变量之间关系的调查研究发现，青年群组比文化程度高的群组无论是在观念消费还是在实际消费方面，对“洋消费”的偏好都要显著得多，年轻人比文化程度高的人更直接、更明显地表现出对外国广告和进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接受和喜爱。对年轻人来讲，收入在决定他们消费偏好的作用比对于文化程度高的人来讲进一步降低了。由此可以看出，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年轻人的影响特别显著。（陈昕，2003：P163）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当这些具有明显西方价值取向的青少年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的时候，支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系统就将失去稳定社会的作用，西方的意识形态观念将制约中国的发展，让我们真切体会到这种“软力量”的存在。

国家广告“软力量”不满足于润物无声的价值转换的缓慢过程，它有时也会跳出来直接攻击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我们就经常看到一些亵渎民族感情、诋毁传统文化的国际广告，从《时装》杂志刊登影星赵薇穿着以日本军旗为图案设计的“NYC”短裙装的照片到耐克鞋的“恐怖斗室”广告中出现的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分别打败年长的武术高手和中国龙以及摆脱中国美女的诱惑的镜头；从日本丰田多功能运动车驶过一排叩头的石狮子的画面到滑落中国龙的立邦漆广告，都是通过在国际上具有识别功能的符号对接，让世人看到，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国文化不堪一击。这些广告播出后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反感和不满，最后都是以广告停播，当事者道歉而结束。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些广告都是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通过后才播出的，最后是在以网络传媒为主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管理部门才出面制止。这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广告监管部门管

理能力的薄弱和媒介部门为了一己的私利而置国家民族尊严于不顾的见利忘义，更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广告挟资本之利的肆意妄为，这也表明我们对国际广告“软力量”的防范并非多余。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表现在中央集权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上，而是体现在经济政策选择的优先权上，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依据，这里的群体并非“只是一个虚构概念”，群体利益也不是“组成群体的人各自利益的相加”。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依据个人利益立法，这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应该是公平和正义。而这一切都不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国际广告事实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利用自己在关系链中的特殊位置将上下游的利益集团整合起来，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如果我们把国际广告看成是西方制约中国、实施文化帝国主义的诸多过程中的一个的话，那么，“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服膺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席勒，2002： P17）当然，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思路，但国际广告所代表的西方资本的逻辑是要将中国带上一条未必适合中国的西方之路，而“选择西方道路必然意味着政府开支集中于少数高质量项目，这只能给少数人带来好处，而大多数人却在人们视而不见的贫困之中。”（汤林森，1999：前言）中国不能靠少数人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完全的西方道路已被历史证明不适合中国，国际广告所代表的西方势力也不是要将中国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强国，最近欧美对话遏制崛起的中国就是证明。

三、结语

篇(6)

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作为艺术史上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被反复的论证与分析。现代主义艺术是指20世纪初在西方出现并占有主流地位的具有前卫和先锋特色、颠覆传统的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的统称，而并非为一种艺术风格。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被认为成是前者的衍生与颠覆者，二者息息相关。

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19世纪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人们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关照自我，关注社会的角度，思维的方式都不同以往，这个时代的艺术必然染上了时代的政治、文化气息。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人们对于自我、世界和社会的关系失衡，战争的残酷带来了精神的创伤，自我的迷失导致了心理的扭曲，于是现实生活中的消极悲观与失望的情绪被带入了艺术创作，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现代主义艺术既然是作为一种现象的总括，就无法归纳其普遍性的风格特征，而只能从观念层次进行梳理。作为这样一个杂糅的概念，之所以能被划分为一个整体，无非在于它们颠覆传统的共性，然而这种共性的背后，又显现出方式和观念的相异。达达主义提倡自动性和偶然性，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创造而在于破坏和挑战，广泛采用现成品和拼贴的手法，杜尚更是以相当敏锐的选择能力和丰富的文化基础，巧妙的嘲讽了由来已久的美学传统和欣赏习惯。正如阿纳森所说的那样：“杜尚在那些现成物体中，发现了一些在本质上涉及到艺术史中历史价值问题的形式。……大约在那时，他使用了‘现成物体’这个术语，用来标明这种作法的形式。这些现成物体的选择，从来不受什么审美的支配：‘它是以视觉的无所反应为基础的，不讲任何高雅或粗俗的审美情趣……事实上，是一种完全麻木状态’。”在达达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超现实主义则是吸取了其传统和自动性创作的观念，但是摒弃了其全盘否定的虚无态度，致力于探讨人类先验层面的潜意识，这种突破理性和道德束缚的美学观念促使艺术家用不同的手法表现原始的冲动，释放自由和荒诞意象。

正如赛德梅尔在《现代艺术革命》中正确的指出：现代艺术所实现的革命，不是艺术史上经常发生的风格的转变，而是同所有以往的艺术的决裂，它试图确立一种与人类固有的艺术馆相对立的全新的艺术观念。这样的嬗变可以归因为人们心理上的变化，荒诞意识、逆反心理以及个体精神的彰显。个体精神的分化导致了之前统一的古典形态的艺术演变为分裂形态的现代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史关于焦虑的艺术，包含了各种剧烈痛苦的情感，诸如孤独、绝望、幽闭，对于这些情感释放渠道的探索便导致了现代主义艺术所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对于形式的无尽探索，赋予形式以独立的价值和功能。

现代主义所固有的批判和反叛的特性最终将矛头指向了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新的艺术活动铺展开来。于是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便首先出现在了建筑领域，随即扩展到其他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衍生物，是其在美学、形式上的流变。美国美术史论家L?史密斯把战后西方美术发展趋势概括为：“从极端的自我性转向相对的客观性；作品从几乎徒手制作转变为大量生产；从对于工业科技的敌视转变为对它的兴趣并探讨它的各种可能性。”战争的阴影使人们开始厌倦生活的准则，工业发展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能源紧缺的弊端使人们开始清醒的认识工业进步的利弊，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人们意识到精神领域的隐患，于是新生的艺术活动便带有了新的关注视角，极力打破生活与艺术的边界，破除艺术上的中心主义，主张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广泛运用大众传媒。

篇(7)

从当年广泛热议的彭宇案，到如今的小悦悦，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期间类似的案件屡屡见诸报端，每每引发讨论，而其中被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若见路人仆街，是否上前帮扶？

一种观点，尽管实践中数见不鲜，但却会被任何人批驳：无论如何都不做出行动，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见死不救。

而另一种论断是，我们发扬助人的美德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也就是说，无论潜在的风险如何，无论被我们救助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无论最终我们会不会被“讹”上，道德的义务都要求我们前去帮助。

对于前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即便有时我们也会亲身践行这种“劣迹”。而对于后者，初看来是一个完美的答案，也是我们所倡导，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人会这么做：设想这样的情形，如果彭宇知道扶一下赔十万，他会不会去扶？再设想一下，单纯的设想而已，如果情况更危急一些，老人扑到于马路，随后便是一辆卡车碾来，倘使扶助，轻则断臂重则脑浆迸裂立毙于途，彭宇是否还应当去救助呢？对于第二种情形，许多人的回答是应当救助，毕竟生命无价。而对于第一种情形，恐怕众观点便有明显分歧。若按照前文提及的论断，不计个人得失的助人是我们应当时刻践行的道德，那么此时尽管有立毙于途的风险，我们岂因生死趋避之。但此情此景下，这种道德观显然过分了：以一条年青的生命去换另一条生命，我们并不提倡。那么，“乐于助人而且不计得失”这种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的绝对的道德观，并没有经受住简单的质询。

也就是说，实际中，不计得失的助人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当我们开始设想我们的救助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时，我们已经开始权衡利弊，做出取舍了。不顾需赔十万仍上前救助，我们明里称赞，暗里佩服。不顾生死仍上前救人，我们明里称赞，暗里虽然敬佩却未必躬行。

也有人说，日常所见的情形不会如设想之极端，我们假想的讨论不必存在，理想的助人精神仍需贯彻践行。但当他们在讨论“付出生命代价的情形”不常见的同时，也便在暗含了代价小便毫不犹豫地救人，代价大时仍需考虑的假设，也便在权衡了。而事实上，上述的情形也是真实存在的。十年前的早春，一名儿童因冰面破裂落水，众人前去施救，其结果是十几人落水，数人溺亡。尽管央视的报导冠施救者们以英雄的名号，但接下来的讨论，无论是专家，还是道德义务的卫道士们，却更加强调“科学施救，量力而行”。

不计得失，不加思考的助人是不存在，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大众传媒的记者与主持人们头顶着道德光环来痛斥道德冷漠，呼吁大家伸出援手之时，另一面，公安部门却在提醒大家小心使用自己的同情心――因为骗术的成功，常常利用了我们卑微的同情心。犹记得几年前的一个例子，某无业游民，专骗女大学生：谎称受命于国际组织采集基因样本以御AIDS，受骗者竟全然听信了，任其骗财骗色。事实上，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倘使不加分辨不加权衡地接受，不仅是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更是诲盗诲――骗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样的手法容易成功。也许有人会说，帮助骗子与救助他人是两码事，然而站在当事者本人的角度看，倘不加求证，骗局与危难是相似而难辨的，既然都是心起善念，躬行善举，从昏昏聩聩不加考察的当事者来看落入骗局与扶危救难二者没有分别。

尽管如此，目前我们的问题不是所有人不计得失地助人，而是大多数人没有助人之念，即便有也是一闪而过，随即转至多一事少一事思维，担忧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从而袖手旁观：毕竟有前事之师――小悦悦事件中，两名司机逃逸，十七名路人冷冷地走过。有这种权衡和考虑也许是正常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出于人的自私本性，正如同情心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操。在一个缺乏的社会，强迫人去践行无私的道德，无异空谈。但是，即便是在一个自私的社会里，难道道德就不能存在吗？

这样考虑：谁也不希望自己仆街之时无人救助，于是我们务要躬身做起，在他人危急之时扶危济困，尽管我们的行为是在保障自己权益的情况下做出的；而被助者亦要自好，考虑到因为他的欺骗行为导致的冷漠，或许有一天他的家人也许会被碾在车轮之下无人胆敢救助。社会之中行成如此的共识或契约，助人者方不至受骗，蒙难者方不至无助，这个社会才存在可以实践的道德。而要达成这种共识，教育和倡导便是一种手段。

而在今天，这样的共识显然未能达到。让我们回到开头的彭宇案，当是之时，面对倒地的老人，彭宇能做的，是在救人之前停住一秒，掏出手机，拍照录音，留存证据，然后再上前施以援手。而仆街者若神智尚清，一息犹存，也务必要喊出，“我是自己摔的，与你们无干，速速救我。”如是才能增加围观者施救的几率。以此观之，当年有位公交跌倒的老人道出是语，真乃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