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具体特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公共生活的具体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公共精神；含义；特征

1 公共精神的内涵剖析

公共精神是一个模糊的、需要进行界定但又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尽管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相关得了阐述，但却各不相同。谭莉莉曾指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岳珂、姜峰则认为，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当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思想和行为品格。这些论述概况了公共精神的基本内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笔者认为，公共精神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是世界公共性的重要体现，是社会成员对公共领域利益关系的理性认识，对共同生活准则的主观认可，由此形成以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归依的价值取向，从而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关爱社会、关心他人的公共行为中表现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公共精神是一种高尚的伦理精神，是公共生活对公民提出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它要求公民在公共理性指引下，主动认可和遵守公共生活准则，正确理解公共领域的利益关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关心社会和他人，不断追求公共善。公共精神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1 公共意识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内容

公共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自觉认识，对公共领域内利益关系的理性认识，对公共生活中的准则、公共价值的主观认可。现代社会的公共意识大多表现为一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公民具有公共意识意味着他们没有把自己孤立和封闭起来，而是把自己与社会共同体联系起来，共同寻找和发现彼此间的共同联系、带有普遍性的共识和共同的价值，以及由此确定的共同的准则――公共准则（主要包括利益准则、价值准则、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等），并共同遵守这些公共准则，维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公民具有公共意识，同时还意味着公民个体追求一种对私人狭隘性和短暂性的超越，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整体中理解自身，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来理解自我利益，从而把自身与整体联系起来，把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联系起来，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把个人发展、价值实现与国家繁荣、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在与他人的交往、协商中践行公共准则，从而使公共利益和个人的正当利益都得到维护。

1.2 公共理性是公共精神的内在支撑

公共理性是公众的理性，是个人对公共生活的理性，是人们在理性精神指引下对自身个体存在和社会公共性的把握和实现。这种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是“有关公共的”、“通过公共的”和“为了公共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它要求社会成员在涉及到整个社会共同体或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关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论题时，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在实质性法的正义的基础上，依据公认的推理原则和证据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共同的因素，通过公共的协商与对话，经过舆论的批判与观点的碰撞，从而达成积极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民具有公共理性，意味着公民不盲从、不盲信、不唯书、不唯上，能够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性，正确把握自己同社会、自然和他人的共生关系，正确理解公民角色的公共性本质和自己担负的公共责任。公民在这种公共理性驱动和引导下参与公共生活，总结公共生活经验，就会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形成公共理念，确立公共信念，最终形成以公共价值为归依的公共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从而形成崇高的公共精神。

1.3 公共关怀是公共精神的外在表现

公民的公共精神表现为一种公共关怀。它是公民对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公共价值等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的关心和关注。公共关怀不仅仅只限于人际之间，更广泛地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这种关怀不是某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主体承担的一种公共责任；这种关怀不仅是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更重要的是现实行动，是基于世界的共生性、公共性而客观要求的人的实践活动。公民的公共关怀体现在：遵守国家法律，积极与政府合作；对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表现出积极的认同和欣赏，习惯于站在公共利益和价值的立场上审视和评价事物，自觉关怀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环源等公共利益；自觉遵守公共准则，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在公共生活中理解、尊重、包容他人并与他人平等相处、合作共事。

1.4 公共善是公共精神的价值归依

公共善是优良公共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行动的价值吁求。公民作为公共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必然要以公共善作为价值归依。公共善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善，是一种体现集体意志的公共伦理观。它是连接公民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之间关系的伦理纽带。它一方面使公民的共同体生活保持公正性，同时，它又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它要求承认所有公民的公共权利，公民都能平等参与和共同决定社会公共事务。公共善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它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可以物化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公共环境、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另一种是非物化的各种美德，比如宽容、感恩、公正、诚信、善良、勇敢等。公民的公共精神既然是公共善的组成部分，自然要以公共善为价值归依。

2 公共精神的特征

2.1 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精神的根本属性。一方面，公共精神是世界公共性的体现，是公共生活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共生关系，它以公共价值为归依，引导人们追求公共善；另一方面，公共精神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人们的普遍共识之上，需要公共物品作为物质基础，需要公共财政提供财政支持，需要公共权力给予权力保障，需要公共舆论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公共精神又体现在社会成员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公共环境的保护、对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公共行为中。

2.2 向善性

公共精神从善的美好愿望出发，引导社会成员在追求个体善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善、公共善，并且要求把追求公共善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重要前提，通过对公共善的认同和追求来实现自我利益。公共精神并不排斥个人利益，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公共精神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但公共精神要求每个公民走出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樊篱，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来正确理解自我利益，把道德关怀的目光投向社会公众、投向他人，从而转变成一种公共关怀；同时它又以其特有的示范性、感召力辐射更广大的人群，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共生活、关爱他人，共同建设健康、文明、和谐的公共生活。

2.3 益智性

公共领域是个人展示个性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场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而要融入公共生活就要具备公共生活的基本精神――公共精神，它要求社会成员能够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自觉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因此，社会成员就需要不断学习相关的知识和守则、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积累相关的经验，可以说，一个人公共精神的养成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一个人智力成长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深化了社会成员对公共生活准则的科学认识，深化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丰富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启发了他们的智慧。

2.4 适用性

公共精神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适用于公共生活的所有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政府的公共精神体现在以公共福祉的最大化为最终归依，从社会公众的需求出发，制订公共政策必须认真回应公共利益需要和民众的愿望，不断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能力，不断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公务员的公共精神则体现在明确自身的公职要求，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自觉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自觉克服、作风漂浮、贪图安逸、奢侈浪费等不良现象，全心全意为公众谋福利，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则体现在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自觉维护公共利益等。

[参考文献]

[1]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纬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陈娟娟，祝建兵.公共精神的价值与培育[J].党政干部论坛，2005（11）.

[3]谭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探索，2002（4）.

篇(2)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社会　公共治理　合作管理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篇(3)

关键词：公共空间；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村民自治；民间组织

一、村庄公共空间与村民公共精神的概念

“公共空间”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涵义也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也可以称为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领域而言的。它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①。村庄公共空间是指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村民获取各种公共信息，进行批判式评论，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培育公共精神等行为和观念的空间。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从眼前看是推动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长远来看则是培育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根基——村民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指公民个人超越自身利益，追求一种整体的公共利益，由这种公共意识生发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民基于对村庄公共利益的自觉认识而关注、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它要求村民必须具有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即一方面应具有一种公共主体的意识和个体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应具有一种超越精神，善于超越个体的局限，把自己与村庄整体的利益与价值联系起来。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体现出既独立又合作，既有批判精神又有守法意识，积极主动地关注、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促进其成员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特征。例如参与投票与选举，参与讨论提出建议，对侵犯公共利益和共同价值目标的行为进行理性地批判，与其他成员合作以促进共同利益等等。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一种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村民自治的运行。

村庄公共空间是村民公共精神产生的土壤。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人们不能对包括自己事务在内的公共事务发言，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失去关心公共利益的兴趣，而退缩至“小我”的狭小天地之中，则村民的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也就无从谈起。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庄公共空间的灵魂，没有了公共精神的公共空间至多是信息的汇集地，它无法将村民凝聚在一起，从而无法合作来提升村庄的公共福利。村庄的公共空间和村民的公共精神共同构成了农村的公共生活。

农村的公共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国家政权开始从农村社区逐渐后撤，村庄民主自治体制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的公共空间不断拓展，村民的公共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通过对张高村村的走访调查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农村社区治理状态发生的变迁。

二、张高村公共生活的现状

村庄公共空间并不是物质性的实体，但它却需要借助一些现实的载体得以存在。村庄公共空间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一些相对固定的特定空间，道口、集市、小商店、广场都使人们聚会交流的场所。进入张高村，经常可以在村内的道口看到一些老人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比如对老年人协会的意见，村内路灯安装存在的问题等等。在集市上一些买菜卖菜的村民也会热情地与我们交谈，从家中孩子的教育问题延伸到对国家的教育政策的看法，家庭琐事，国家大事，无所不包。这便构成了一种最初级的公共空间形式，也是人们进行交流的最为简单的形式。

村庄公共空间还可以借助于某种人际交往来形成，如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人情往来。当今村庄的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事主不需要发出邀请，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会自觉地派代表参加”②。在张高村，遇到红白喜事，除了到事主家帮忙张罗，人们还通过随份子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少的五十元，多的几百元不等。一方面增进了感情，另一方面也为事主筹措了必要的经费。在这样的一种场合，大家除了单纯的庆祝和哀悼还获得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极佳的机会。而这种公共空间由于人数众多，谈论话题也比较广泛深入。

此外，各类民间组织的自主活动构成了张高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给村民参与提供了公共活动空间。近几年，张高村先后成立了水杏合作社、香椿合作社、老年人协会等民间组织。尽管在组织上和程序上还不是那么规范，但这些组织的建立无疑拓展了村庄的公共空间，并且对村民有了一个公共精神的启蒙教育。这些民间组织是较高层次的公共空间的形式。通过它们，村民可以获得最直接的参与管理的实践经验，培养团结与合作的精神。拿老年人协会来说，自去年成立以来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公共活动，成为村民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些活动包括：

1、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管理。就修建路灯一事，老年人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协会的理事就路灯在村子的设置地点，电费的收缴，路灯安装后的维护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磋商。此外，协会还对饮用水源问题，沼气建设问题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2、开展文娱活动。文艺演出、创办村报等精神文化生活也形成了张高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给村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说，老年人协会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村里老人的精神面貌，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同时也对村干部的行为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对于张高村来讲，村内公共空间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满足人们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人既爱孤独又爱群聚，除了家庭生活，人们还渴望与别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为村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幸福的生活不仅仅与物质财富有关，还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当前增收途径有限的的情况下，丰富的文化生活，健全的公共生活显然可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

二是形成公共舆论。村民可以聚在一起，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某些问题可以达成共识，形成一种公共意见。“.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③这样的公共意见不仅会成为村民行动的评判标准，还可以对公共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村庄公共空间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锻炼了村民的公共管理能力。它使村民村民从孤立的狭隘的个人范围中跳出来，把自己与其他成员联系起来，在与其他村民交往、协商的过程中发现共同利益，由此产生了一种合作的意识和信任的基础。并且通过实践，提高了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在张高村，大部分村民对于涉及到村民共同利益的事情能够给予一定的方式进行合作，村内公路的修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张高村内部的公路，采取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共同修建的方式。很多村民认为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捐了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如果没有村民的自愿捐款，村内的公路是修建不起来的。

可以说，一个经济发达的村庄，其成功的因素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外，更因为它们有较强的公共精神。而一个积贫积弱的村庄，与物质层面的匮乏比起来，村民公共精神的缺乏是一种更深刻的发展因素。

三、张高村公共生活的不足之处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尽管张高村村民对村中的公共事务体现出一定的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参与，但是，从该村村民公共参与的行为和意识的特点来看，仍缺乏足够的公共精神。

从该村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来看，当被问及选举某人的具体原因时，要么“谁给的钱多就选谁”，要么“他是本家的亲戚”还有的是“选谁都无所谓，都一样”。

对于村庄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如村庄公共卫生问题，路灯的维护问题，村庄的安全问题，虽然这些也都被大家认为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村两委挑头，人们就束手无策了。

——“村内盗窃事件好几起了，我家就被盗了，村里也不管不问”。

“那您有没有想到向村支部或村委会提提建议？”

“提了也没用，都忙着个人赚钱，谁管这事”。

——关于村内卫生“也都觉得不好看，垃圾到处都是，村里也就过年时照人打扫打扫，平时没人过问”。

“那您没有想过带个头，招呼大家轮流打扫？”

“村里都不管，我们怎么管，管了人家还说闲话，再说村干部也不高兴，这才是出力不讨好呢。有时间就打扫打扫自己家门的垃圾。如果村干部张罗，我肯定会拿钱”。

从谈话中反映出来，村民虽然意识到村内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村民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对于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的冷漠，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不愿意过问公共事务。二是存在着对正式权威的过度依赖。认为一些事情只要村两委不出面就无法开展，村民自己是无法合作来解决的，村民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

四、拓展村庄公共空间，弘扬村民公共精神

造成村民公共精神缺乏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但是，只要存在这种潜力，就应当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

1、进一步拓展村庄公共空间，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村庄公共空间是村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实践空间。通过提出建议，发表评论，做出决策等实践活动村民获得了一种自信，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拓展村庄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发展民间组织。民间组织能扩大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范围和深度，促进政府与村（下转第69页）（上接第65页）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和融合，从而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张高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给村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村民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被调动了起来，参与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这对整个村庄公共问题的解决，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促动因素。当然，老年人协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必须有相对独立的财政，也就是说是否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会影响它的下一步发展。这一点可以参照东部地区民间组织经费筹措的方法，如可以向村里申请一定的活动经费，通过文娱演出在社区中募集资金，出租红白喜事所用的器具给村民等等。

2、充分发挥精英人物的作用。有头脑、有经济实力、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在难以处理的村落事务中说得上话，办事妥帖这是一般村民所公认的能人形象，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社区精英。精英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能把分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从事各种集体活动。他们对于公益事业的热爱激发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张高村也存在不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但他们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资金、技术发展自质的协会。培育与助长村庄中新兴的公共服务积极分子及公共人物，从而为村庄自治人才的优化、年轻化提供内生基础。

3、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教育。具有公共意识意味着村民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把自己同整个村庄甚至国家联系在一起。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教育就是使村民成为关心公共事业，参与公共管理，成为具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公民。可以运用街头剧、唱歌、快板和戏曲等传统形式达到教育目的，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农民会高高兴兴的接受。运用传统的美德教育，通过趋善的教化净化人心，提高村民之间的信任度，这样村民才能有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区撤退，另一方面是农村自组织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匮乏和公共生活的缺乏。农民不应再消极等待下去，而是必须积极行动组织起来，这需要内生发展与外生培育相结合。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包括官员、学者、教师以及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依靠和挖掘村民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增强村庄的公共福祉，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所必须遵循的社会发展规律外，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凝聚了超越制度、国家、民族、文化、传统而人类共有的人文思想、和谐理念、自主正义、合作态度、公民社会、奉献精神等文明因素。进一步发展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村庄公共空间，弘扬村民的公共精神，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译本），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2]肖滨：《理解公共领域：文本与导读》，http：//。

[3]吴毅：《公共空间》三农中国网，2005年2月1日。

[4]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5]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6]俞可平主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篇(4)

[论文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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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轴溪设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项目概况：

中轴溪位于淳安青溪新城珍珠半岛片区中央，从西至东贯通整个新城，全长度2.4公里。西端为源头，与自然山地相接，设有蓄水池，东至城市行政中心及珍珠广场，最后流入千岛湖。

设计从项目立地条件出发，立足“新淳安——从建设旅游城市到发展城市旅游、后世博——为了美好生活的“创意表现+低碳科技”两大背景，结合水的尽情表现与文化内涵的传达，实现城水共生、因水而灵的新淳安美好生活的“实景show场”这一核心定位，满足“品质生活功能——成为新城的公共生活走廊”、“旅游展示功能：成为淳安新的城市旅游秀场”两大基本功能。

二、主题构思：

灵动的中轴溪水为淳安提供了一种与静态湖面所完全不同的动态、生动、尺度宜人的城市水景系列，成为淳安乃至长三角地区独一无二的城市滨水空间。由此，将主题形象的描述为：“水·舞·青溪；澈·动·新城”。

“水·舞”既概括了自西向东，有着近10m高差，一路曲折流淌、跌落的水的自然动态；也概括了以水为主题的、各具情趣的多种滨水景观、活动的内容组织。

“澈•动”之“澈”既是对千岛湖湖水水质最基本特征的提炼，也是对千岛湖清新山水休闲气氛的概括——并最终成为新城之中最“动”人的力量。

三、总体布局

中轴溪设计整体上形成“一脉、三区、两带、四段、多点”既具层次也成序列的总体布局结构，基以此结构对各段落的功能属性、主题意向、空间形态、动静关系、界面形态、岸线、标志色彩等方面做了归纳：

中轴溪交通组织以步行系统为主，形成滨水步行街。主要沿中轴溪两侧通道形成步行空间主体。结合中轴溪南北两侧城市空间缝合的需要，设置步行桥。游客与居民通过城市道路进入中轴溪水街。对穿越中轴溪的城市步行廊道做了一定的软化处理，在保证通道的连续性的基础上，从各段落的特点出发，做了适当转换。

四、水景系统设计

1、水景控制体系

整体补给、分段循环控制：中轴溪的水源来自千岛湖，自西向东流回千岛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水景表现形态对水体的流速、水体深度均有不同的需求，宜采用分段落、分区间控制、循环。设计以城市道路为界，划分为8个相对独立的控制区间。

2、水景形态控制

（1）水深：中轴溪为人工水景且定期更换水体，根据测算，水系的平均深度宜控制在0.5M上下浮动（水文化公园除外）；

（2）空间形态：宜结合各段落内部的主要节点，实现中轴溪与两侧建筑与场地之间的融通。在节点空间内，扩大水系的面积，将水系引向两侧建筑或公共通道，形成主要的、有特色的节点空间。

（3）驳岸：水文化公园以自然驳岸为主，水街以直立式驳岸为主。根据水街与中轴溪之间的关系，分为直立式驳岸、花坛近水驳岸、亲水平台、水上平台、入水台阶等五种处理方式。

3、水景设计

相对于古人在理水上注重实用及给人以美感两个角度出发，即“择水之用，融水之情，擅水之美”，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下，水与人之间的互动为现水增加了一层新的内容——水景的可参与性，即“涉水之趣”：

（1）择水之用——水系的实用功能：

水除了观赏之外，通过现代工程技术处理，在夏天为城市降温，在冬天为城市提高温度，实现城市空调的效果。

（2）融水之情——水文化的展现：

具体而言，包括对传统理水方式的致敬与淳安地方水文化两个方面的表现，实现水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3）擅水之美——水景形态的表现

根据不同的空间形态与活动策划设置不同形态的水景，使水景为场所特性所服务。静态的室外休闲空间宜采用小涌泉、小跌水，动态的活动场地则可以采用音乐喷泉、大型水景等。

（4）涉水之趣——水景的可参与性

可进入、参与的水景不仅丰富水系景观，也增加城市活动的乐趣。漫滩、浅水、音乐喷泉、水帘、水风琴、沙滩等富有创意的水景形态可以使参与其中的人感到水景带来的乐趣。

五、文化景观设计

1、总体定位

对水、街、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总体追求，既是现代品质生活的切实要求，也符合了传统文化中对“天地人”关系的总体认识。

2、水街空间序列的传承

在水街空间序列的处理中直接借鉴了淳安芹川乃至传统村落中的理水处理，成为一处向芹川致敬的所在。

3、淳安地域文化传达

设计自觉承担了对淳安地域文化进行选择传达的任务，加强景观的地域性表达。其中对淳安的建城史和地方文化遗产给予了更多关注。包括：

（1）地上刻写着被淹没的地名，以轻松的笔触，提醒市民和游客对曾经历史的点滴追忆。

（2）选择包括竹马、草龙、麦秆扇等淳安各级别的文化遗产作为题材，通过富有创意的再创作——描摹传统文化，也传达了时代气息。

（3）对地方材料的特别选用，如卵石、茶园石、红砂岩等，实实在在的传达地方气息。

4、时尚文化气息的塑造

设计作品对现代生活本身和创意表现的关注同时也是对现代气息的有效表达：

（1）景名题写方式也吸收了文化传媒的现代处理手法，激活了传统汉字的新意向。

（2）“水”是汉字的一个重要偏旁部首，设计将一些与“氵”组合的字符标于水下，激发趣味、传达文化。

六、结论

中轴溪水景设计立足基地窄长且具高差的水街空间特点，围绕水街休闲功能打造、特色景观塑造、主题活动策划等内容，通过千岛湖水的“动情”展现，将本地建设成为淳安新时期的：

一条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走廊——公共属性

一带人水亲密的城市休闲水街——休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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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篇(7)

[关键词]生活世界;新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58-02

新农村建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一般说来,社会建设侧重于村民的社会交往层面,文化建设侧重于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领域。本文将借助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框架,通过梳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脉络,在社会理论层面上诠释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内涵及其发展方向。

一、生活世界

世界,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大致可以划分为生产与生活两块领域。其中,生产领域(又称为系统)负责提供物质再生产,主要由生产方式及政治―法律二子系统来承担。生产方式承担提供物质功能,主要由货币作为互动媒介。政治―法律系统负责承担提供物质分配与秩序,主要由权力作为媒介。可见,货币与权力构成系统世界的主要媒介。社会学研究表明,系统世界的发展表现为复杂性的增长。对于社会个体来说,系统世界是一种外在的存在,是社会成员各种微观行为的总体性宏观结果。

生活世界则是社会主体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日常生活空间。依德国学者赫勒的观点,亦即一种不断在重复着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世界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不是哈贝马斯的发明,却由哈贝马斯系统阐述。在《交往行为理论》卷一中,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是主体间认可的共同世界。在卷二中,他更进一步将其解释为某种文化式传递的、借助语言组构起来的诠释模式储库。互动双方凭借此类储库,形成对主体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理解。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及个性三部分构成。文化作为解释体系的知识库,为交往过程中的参与者提供理解世界的工具。社会作为合法秩序的知识库,调整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关系,达到社会的团结。个性则使行为主体能够有意义地言说与行动,将自身置于正常的交往过程中,并促成其自身的同一性。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其中,经济、政治建设的领域,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世界。社会、文化建设,着眼于为人们提供社会交往规范与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对应哈贝马斯所提及的生活世界。因此,按哈贝马斯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说,村民的生活世界,正是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施力点。

二、重建村民生活世界的必要性

生活世界是一种特定的不断被塑造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剧烈的社会变迁,会带来生活世界的强烈反应。按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演进表现为生活世界各个组成部分的不断再生产。具体言之,文化再生产,表现为文化知识的积累,保证了文化传统的持续性,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日常生活实践的知识储备。社会再生产表现为向社会提供有效的规范,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达致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亦即社会一体化。个性再生产,则完成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社会归属与代际传递,亦即个性社会化。如果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进程扰、打乱,其组成部分则会出现混乱与反向发展:文化领域内,生活的意义丧失。社会领域内,反常、失范现象出现。个性领域内,人们饱受精神疾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在经济领域,国家取消集体生产的公社制度,允许家庭自主经营,集体经济萎缩,市场成为配置经济要素的核心机制。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大幅退让,退让出来的政治空间由村民自治予以补充。随之,社会领域内,村民的相互交往出现了“去政治化”特征,回复到日常生活范式。村民的文化生活领域内,随着公共生活的衰落,在国家政权日益退让、大众文化浪涌而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诸神狂欢,呈现出社区文化碎片化特征。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个人大量出现,孝道不行,温良不再,村庄出现伦理性危机。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由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也呈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某些态势,亦即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扰,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协调,甚至断裂。

1.货币为媒介的市场化原则通行于村庄日常生活世界。主要体现有二:一是在经济交换领域,使用价值慢慢转化为需求偏好,村民成为经济领域的被主宰者,沿着消费社会既定的逻辑,在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甚至国家有意识地导向下,成为对商品永不满足的追逐者。二是村民的交往过程日益卷入市场化原则。金钱成为衡量社会行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以传统的社区互助为例,帮工现象日益被换工、雇工取代。邻里之间的帮忙会被简化为日工。[1]更令人震憾的是,获取金钱正在成为衡量个人能力及社会地位的优先的评价标准。赚钱这一目的,取代其不过是保障及改善生活水平的手段的定位,成为村民关注的首要目标。一些在村庄外从事易或黑社会行为的人,并没有成为村民心目中的公害人物,反倒引起相当多数村民的羡慕与敬佩。

2.权力为媒介的不平等机制贯彻于村庄生活世界。一般说来,社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经济、政治与文化。农村经济层面上的纺锤型结构,决定了村庄成员在较低收入基础上的“中产化”趋势。在文化层面上,农村社区的教师群体保持着相对优势,其经济收入也相对可观,但对于村民来说,这种维度上的不平等很难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外部性”影响,不会给村民带来压抑感。因此,村庄社区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与村民之间的交往。

政治精英与村民之间的交往,普遍存在非对等现象。本是礼尚往来的礼物流动,在政治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表现为礼物链断裂,或是单向流动,等等。请工,这一东北移民农村常见的社会互助行为,目前基本由农村社区政治精英独享。作为政治组织的村委会,仍是村民心目中的官僚机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村委会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来。村委会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村组法》规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在受访过程中,村委成员很少提到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及其运作,相反,他们多次提到“上级”及其任务安排。二是甚至村委会内部,也表现出明显的科层化特征。村务实行村委会主任负责制。此制类似行政部门的首脑负责制。主任负责制要求村委会主任实行文官式管理,以强化村委会成员的责任意识。村委会成员实行明确的分工。副主任之设,强化了主任与副职之间的差别。主任与村委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具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在2000年之前,当村委会成员的待遇尚在每年1000-2000元之间时,村委会成员对这份职业并不十分看重。在2002年之后,村委会成员待遇明显好转,村委会成员的职业就相当有吸引力了。这就强化了村委会主任在村庄生活中的权威。[2]

3.社会规范的失范趋势。迪尔凯姆很早就注意到,剧烈的社会变迁会导致传统的社会规范失势,而新的社会规范又迟迟不至,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成员会无所适从,从而引发社会问题。当代中国农村高度弥散,山高皇帝远,处在政治权力的末梢,甚至成为公共权力的盲点。国家权力不断向上收缩,社区公共权力孱弱无力,一些地方混混儿成为地方权力真空的补充者,亦即社区秩序的维护者。如,在东北农村调查时,我们发现,破坏他人财物(如点燃柴禾堆、稻草堆,毁损庄稼等)的非道德、非法行为,以暴力垄断地方贸易的黑社会行为,在村民们看来,国家管不了也不愿意管,因此,就出现了成王败寇式的“能做出这事儿的都是有能力的”社区舆论。不孝乃至虐待老人之举,几至司空见惯。

4.文化生活的荒芜。村中少见主动的(读书看报)阅读习惯,亦难见村民们的集体活动。自白到黑,人们蜗居在自家宅院,看电视成为村民最重要的休闲方式。打麻将、聊天,仍是村中常见的公共休闲。虽然村民收入近年来有明显提高,如笔者在东北某村调查,人均4000元收入左右。村民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却未带来相应的生活方式的转型。生理及感官需求的满足仍是村民生活的重心。

5.现代公民个性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自立的现代公民性格缺失。尽管制度设计提供了参与渠道,广大农村总体上仍表现为顺民型的政治文化。公众意见仍停留在街头巷尾,人们懒于或不习惯于参与政治活动,政治组织用政治决策换取了民众的忠诚。在村庄公共用品的提供方面,村庄缺少建设性的生成机制,几乎全靠外部输入。村民群体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失语者及缺位者,被动地接收,消极地投入,形成新时期的“等、靠、要”心理。

三、通过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构建生活世界

既然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及个性三部分构成,那么,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似乎也可沿此路径予以展开,即可分化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个性建设。

社会建设,意在达致在社会规范认同基础上的社会高度整合,亦即社会一体化。依柯尔伯格的道德意识发展理论,哈贝马斯也将社会规范的发展路径设定为三阶段,前习惯水平,习惯水平与后习惯水平。对于文明社会来说,习惯水平由政治―法律所确立的秩序观所决定。其特征是,“倾向于固定化规则的权威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正确的行为乃由恪尽职守、表现对权威的尊重以及为社会之缘故而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所构成。”后习惯水平则是普遍伦理原则倾向,具体说来,人们行为的正确性的判定标准,不再系于具体的道德规则,而是存在着普遍性的关于正义、人类权利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人的尊严之尊重等普遍化原则。[3]可见,社会建设的要旨,乃是确立政治―法律所型构的权威与秩序。当代中国农村出现的治理危机,其端正在于传统权威的解体、国家权威的撤退、地方权威尚未形成。只有在确立了习惯水平的平台之后,才能谈及普遍伦理。

文化建设,意在向社区成员提供认知社会的框架与体系。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教育成就巨大,但与城市相比,客观上仍存在较大差距。新世纪以来,农村教育政策屡出新措,在笔者看来,若着眼于文化建设,还需要贯彻终身教育理念,加强成人教育;推进社会化教育,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教育功能;文化下乡。

个性建设,意在培育与社会价值观念相符的现代人格。在当代中国二元社会特征仍很明晰的前提下,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之个性建设的意义尤为重要。在笔者看来,此域建设需要,一是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内,通过二次分配领域内的“去商品化”手段,弥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平等。推进“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夯实公民人格尊严的物质基础。二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树立公民意识。三是发展社区公共物品的共生机制(如公共池塘型),培育自主、自力的社区行动者。

要之,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旨在提供一种符号化的社会结构及相关的日常生活方式,亦即,通过协调生活世界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机制与步调,平衡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进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