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发展史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地理学发展史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

篇(2)

关键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学科属性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几年来，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兴，其中不乏有关学科理论的探讨。然而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上，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史念海、郭声波、安介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则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勿容置疑，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问题，探讨其学科属性以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对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都没有区别，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则是不妥当的。

一、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提法及其学科属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尽管前人在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证和民族的分布及其变迁问题，但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很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阐述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他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发表诸多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时，史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将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其后，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周伟洲先生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以各区域民族分布为纲，论述各族的来源、发展状况、经济特点，以及他们与邻近各族的关系，包括各族分合、演变、融合的历史，并与今天我国现有民族联系起来”，“以地理因素为纲，综合阐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的学科。

郭声波先生给历史民族地理学以较为严谨的定义，他指出：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空间分布、时空演变以及有关要素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的辅助学科。”

安介生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以及研究任务作了较为完善的阐述，他认为：“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民族地理学应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出现的各个民族以及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分布、各主要民族迁徙与促使这种迁徙的原因及演变趋势等。历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①确定各个时期的民族分布图，即确定当时主要的民族区域范围；②分析各个时期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势、气候、水文、灾变等，社会因素有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变迁引发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综合上面几位学者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民族及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分布、发展、演变及其与诸多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它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笔者以为，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学科的属性，应根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来决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是把某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下，因此其学科性质的阐明往往出于判明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之中”。与历史民族地理学最为相关的学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学。关于民族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分册)作了较为精到的解释，将民族地理学定义为：“研究民族和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的一门科学，它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是一门边缘学科。”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民族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研究内容为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民族地理学涉及到民族学和地理学，它当然是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但这样定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虽然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它并不研究所有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内容，而是研究一个或多个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等属于人文地理现象。所以说，民族地理学应当属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从时间角度来分，正如地理学包括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一样，民族地理学包括现代民族地理研究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两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从时限上看，它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实体，不研究现代的民族实体；从内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地理现象或与地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是合理的。进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其核心是人地关系，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为正是众多的人，构成了一个个民族实体。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约的同时也会对，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实体形成与演变的原因，总结规律，也就是说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为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演变等人文现象服务的。因此，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逻辑的(目前学界看法较为一致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参见下图)。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说法持有异义，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那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及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有没有区别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学科性质的阐述。黄盛璋先生在《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是把它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民的民族类别、地域差异、源流变迁及期规律的科学”。李并成先生赞同黄盛璋先生的观点，并指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探讨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何以产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是如何适应并利用、改造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础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础又是如何?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如何，对于今天有何借鉴意义，从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朱圣钟先生认为：“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个地理现象既包括与民族实体相关的人文现象，也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正因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存在一定区别，所以民族历史地理学应该被视为一门新兴学科。”

综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概念的定义，尽管表述有所不同，详略有所差异，但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我们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与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完全是一回事，举例来说，“元代回族的形成与分布”与“回族在元代的形成与分布”有什么两样?这两种名称都是合适的，但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历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等这样的称谓符合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一贯的传统，因此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更合适一些。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学，倒还无关紧要，但学科属性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第一部分，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已论证了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的合理性，而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又没有区别，因此不能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将其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三、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虽然赞成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但他没有给出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当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二是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是中国学术传统；三是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在此，黄盛璋先生也没有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对比，进而指出二者的差异。显然，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钟先生在阐述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时，将它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应该说，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提法，也多少受到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影响，以至于目前还有许多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混淆为同一概念，而其实民族历史地理学源于历史民族地理学却有着与历史民族地理学不同的内涵，在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虽也论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但同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即是说，既把民族作为人文地理现象进行研究，同时也把它作为自然地理现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总结规律，为当今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信息。

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但实际上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时也包括自然的研究，还包括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划归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同时也会限制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在上两段朱圣钟先生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则不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民族历史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又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不研究自然地理现象。 那么，朱圣钟先生的依据是否成立呢?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不是只研究人文地理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笔者以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并不意味着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历史上与民族实体有关的人文地理现象，而不研究自然地理现象。众所周知，历史上各个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与变迁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既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因素；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人文地理因素。如本人第一部分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发展与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气候、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我们以历史时期的彝族地理研究――彝族先民迁移路线为例，“根据云南、贵州地区的彝族史传，彝族先民本居邛地之泸水一带，因洪水泛滥，乃迁居洛尼山，此后即为六祖分支；四川彝族史诗则说，彝族先民在六祖分支之前，更来自西北的雪山，故自称‘雪族’。因此我们研究彝族渊源，不能不考虑到先秦牦牛羌沿川藏彝走廊南迁的历史，也就是说，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可能有一个从高原、高山牦牛、绵羊畜牧到河谷、中山黄牛、山羊畜牧的转变过程，促使这种转变并导致南迁的原因，不能不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历史民族地理学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活动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那么，朱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历史民族地理学只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的依据显然是不成立的。依据不成立，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当然就不妥当了。

篇(3)

关键词：地理邻近；组织邻近；认知邻近；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10

1 在“地理已死”争论中重新发现地理空间的意义

产业集聚本身并不是新现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产业集聚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非常普遍的分布，工业的发展史就是产业集聚的历史，工业发展的地图就是产业集聚区分布的地图。自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研究算起，国际学界对产业集聚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有形资源是经济的决定变量，节约运输成本是地理邻近的主要因素。传统的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也一直基于成本节约的视角来研究地理邻近和因此而成的空间集聚现象。这些传统研究视角认为，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会从与同行、顾客、竞争对手的邻近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中受益，这些正外部性主要包括运输费用的节约、共享劳动力市场和基础设施等[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化风潮，加之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生产技术革新浪潮的推动, 生产要素得以更加容易地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不停地流动。以前基于空间的主要问题(典型的如运输费用) 正在被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逐步消解,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空间要素对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正在消失或减弱,于是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地理已死”、“距离不再重要”的观点[2-5]。

经济地理学者大致从两个方向开展研究，以此来回应“地理已死”、“距离不再重要”的质疑。一是考察各种地域空间尺度和组织尺度(如区域、国家、跨国公司、超国家结盟单位、NGO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探究全球与当地两股力量的交错；二是寻找自然资源禀赋之外, 是否还有能够固着于空间, 难以移动、复制或取代的事物,并探寻这些事物如何受到各种地理空间的形塑, 藉此证明地理空间依然有作用, 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第二个方向的研究路径中，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那些在福特式制造业大发展时期处于，而依靠新兴的所谓后福特式工业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这些研究发现，在全球经济变革中，虽然一些曾经繁荣的区域如昙花一现般稍纵即逝，但也有一些区域一直引领着产业的技术未来，在市场需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经济表现，成为其它地区模仿的对象，这些产业集聚区除了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之外，更具有密集的地方企业网络、基于创新的持续经济增长等鲜明特征[6,7]。这些“新产业区”、“新产业空间”等集聚区域的研究，突破了主要从成本节约（特别是运输费用节约）来理解地理邻近的传统研究视角，将研究焦点转向了空间集聚与创新关系的理论探寻，从空间与创新依存关系的存在，来驳斥“地理已死”、“距离不再重要”的观点。

2 由传统区域发展理论到基于创新的区域发展理论

上述研究回顾表明，地理学在回答“地理已死”的质疑中，通过对创新区域和高新技术集聚区的研究中，发现了地理空间对创新的重要意义。地理学对地理空间对创新重要意义的研究，也引发了区域发展理论的变革。

区域经济发展是很多国家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主要基于产业的物质投入-产出联系出发，来构建区域发展理论，典型代表理论包括Perroux[8]的增长极理论、Myrdal[9]和Hirschman[10]的累积循环理论以及Isard[11]的区域科学理论。增长极理论是在区域内发展推动型产业，通过乘数效应而带动其它产业，从而促使周围其它区域经济增长的学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提出的循环因果原理详细地描述了新工业的增加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带来地方就业机会和总人口的增加，吸引其它资金来开发服务业和地方产品；使熟练工人增加，为新工业产生创造条件；带来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工业，使外部经济得到发展；使地方服务业得到发展，通过这些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形成一个新的循环，从而完成一个大循环。

篇(4)

国家的人口增长重心

虽然发达国家就整体而言城市化进程已近尾声，但人口向城市群的集聚仍在进行。以纽约为中心的“波士华”城市群面积约13.8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 500万，占美国人口的1/6。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东海道城市群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20%，人口近7 000万， 占全国总人口的61%。这表明城市群具有较国内一般地区更为活跃的发展动力。

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城市群通常集聚了一国最重要的城市，因而具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多功能。如“波士华”城市群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但它在金融、贸易、运输和科技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是世界经济的枢纽。它也是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地区，拥有多所美国著名的大学，大学生数占全国的1/5。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集中了全国工业企业和工业就业人数的2/3，工业产值的3/4和国民收入的2/3。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分布在这个大都市带内。日本战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东海道城市群的作用功不可没。

分工协作共同参与国际劳动分工

城市群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区内城市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构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如在“波士华”城市群中，纽约是核心，其经济功能突出表现在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管理中心等方面。费城重化工业发达，也是美国主要港口之一，主要承担近海航运。波士顿是有名的文化城，市区人口不到60万，却拥有16所大学，波士顿大都市区有大学60所，注册学生总数达25万人，全球闻名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城西郊。华盛顿是国家的首都。巴尔的摩是美国东海岸重要的海港和工商业中心。通过优势互补，使城市群综合实力不断加强，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

核心城市地位日趋重要

篇(5)

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早期，很多人在谈论的是“距离的死亡”[1]，全球数字网络的浮现似乎正在终结地理的限制。电子通信网络作为后福特制生产体系的支撑部分，造就大规模的全球“时空压缩”[2]，从而重新组织了社会关系结构和日常生活节奏。在这种环境中，“数字化生存”似乎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3]。在先进的“电子别墅”里，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手段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其结果将导致人口和生产在空间上的快速扩散[4]。事实上，在预测技术变革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观点。

但是，这种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学者反对，他们认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5]。事实上，电子通信网络的浮现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会活动，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对面的交往。这表明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导向力量，而仅仅是一种推动。尽管在跨地域进行电子交易的过程中，距离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决定着那些全球性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电子通信设施的质量状况[6]。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这造就了基础设施分布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反之，知识经济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基础。因此，地理对网络来说仍然重要，它并没有被互联网终结，相反，两者的结合似乎更加紧密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互联网有其自身的地理学[7]。

2　新的空间，新的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场所(place)的学问，但经过抽象后，场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间(space)、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的行为和过程[8]。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一种新的空间浮现出来，大多数学者把它称之为“网络信息空间(cyberspace)”(或简称为网络空间)。jiang与ormeling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景观，即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通过网络连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资源”[9]。可见，都是用它来界定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空间和概念。

网络空间仅仅是batty所谓的“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种空间之一，特指计算机空间经由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间[8]。另外三种空间分别是：场所/空间(place/space)，即地理学的初始领域，场所利用传统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间；计算机空间(cspace)，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空间提取成为计算机空间(computerspace)；以及网络场所(cyberplace)，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对于传统场所基础设施的影响。其中，最后一种网络场所是最早包含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之中的，因为所有组成网络的联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设施结构之中，包括无线网络也是构建在天线和电话转接器的联接之上。

网络空间的浮现促成了一门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地理学诞生[10]。随着这种新空间的产生和繁荣，一系列有关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不断涌现，主要的专著有graham与marvin的《电子通信与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3]，《互联网星系》[7] 和zook的《互联网产业的地理学》[14]，以及各种汇编文集[15-18] 和杂志专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总结了地理学家在研究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地理学时的三种主导观点[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属性和人类生活空间和场所的动力机制可以被新技术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开头所说，这种“技术决定论”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的反对；第二种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观点，认为电子空间和领土空间是被共同生产出来的，并成为正在重构中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种是“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观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进展，认为考察技术、时间、空间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观点揭示了新技术是如何卷入复杂、随机、微妙的人类行动者和技术设施的综合体，并且形成社会技术混合的行动者网络。如此，社会和空间生活变得很微妙，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复杂的新时空混合体之中，充满了随机和不确定性。

3　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

事实上，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组织，造成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错综复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将从技术基础设施、数码空间区隔、内容产业和电子商务等四个方面概述互联网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态。

3. 1　技术网络的空间分析

技术地理学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包括在各个地理区位上的光缆、路由器、转换器和计算中心等，它们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学者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它决定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互关系[20]；二是城市之间的互联网联接带宽，它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竞争性区位要素[21]。

近几年，许多文献从全球和国家的空间层次探讨了互联网的技术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主干网带宽与网络数量，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技术资源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则发现这种新的通信技术推动的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与以前形成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即一些新的“网络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关注于国家层面上的互联网城市体系。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是全球互联网天体的中心[24]，也是互联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wheeler与o' kelly最早采用拓扑学方法分析美国商业互联网的骨干网络，进而评价了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和通达性[20]。townsend从节点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国互联网骨干网络空间拓展的历史进程[25]。moss与townsend也从骨干网容量和联接性两个方面考察了美国主要城市在互联网中的等级层次[26]。进一步，o' kelly与grubesic又分析了美国城市的网络通达性在1997年到2000年间的显著变化[27]。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区位在决定互联网通达性的等级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发展

3. 2　数字空间区隔

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会导致网络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现方面之一[32]。尽管互联网的扩散很快，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部也是如此[34]。warf则认为互联网接入的限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为知识的电子分发方式可能会挑战已有的权力关系[32]。

进一步，在国家内部使用互联网的地理分布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市化地区都是首要的，而乡村地区在接受新媒体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时，在主要的城市区域中，那些重要的区位都倾向于大规模采用高速的互联网接入。许多世界城市的状况是数字精英阶层与大量不联网的信息贫困区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矶的一项初步调查就表明互联网技术在西班牙语和移民社区内的扩散较为缓慢[33]。

互联网曾经被预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缩小空间差异的工具。事实上，网络“拥有者(haves)”与“未拥有者(have-nots)”之间的差异增加了不平等的来源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基本分裂，其复杂的互动进程扩大了信息社会所承诺的状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7]。

3. 3　内容产业的经济地理学

信息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品，互联网则是这些信息交流和生产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地理学非常必要。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测量互联网内容生产状况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较不同的地理区域。国外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采用域名来研究互联网的扩散，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互联网域名指标也是分析新经济，比较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层次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生产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证据[24]。zook通过图示互联网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依赖于全球信息网络中的少数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却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互联网域名。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对于国家层次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如gorman，moss与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地址的空间分布状况[14，26，39，40，41]。在欧洲，则有dodge与shiode对英国ip地址密度的空间分析[42]，以及sternberg与krymalowski对德国互联网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联网产业集群已经在全球范围浮现。根据zook的研究，互联网内容生产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相关产业专业化程度[41]。同时，风险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新的互联网企业的地理区位[14，40]。

最近，关于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内容产业。如leyshon检验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文件格式与互联网发行体系)对音乐产业的地理和组织影响[43]。wilson探讨了互联网赌博网站的区位和营运状况，分析这些活动的法律和经济地理格局[44]。zook则将互联网成人产业作为案例，来研究电子商务的地理特征。这些产业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相互关系[45]。

3. 4　电子商务的空间战略

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趋势产生了电子商务，它的繁荣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关于电子商务的学术研究在地理学之外已被广泛关注，而地理学家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对这种新的商业形式的空间问题感兴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业领域。事实上，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与地理学都有紧密关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商品，距离和地理就会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资本的经济地理格局中，wrigley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崛起是一支潜在的动摇力量，而且电子商务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问题[48]。murphy也研究了网上百货零售业的配送问题，认为关键点是要解决电子零售商业对消费者的时间和区位的管理问题[49]。另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空间问题是传统商店和无店铺零售之间的关系。根据currah的研究，传统零售业越来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战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实体零售网络之外，同时运营在线的网络商店[50]。这暗示着物理空间还是需要的，但是实体商店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商务应用的途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塑造了商业活动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发展轨迹。aoyama比较了日本和美国零售商业的发展史，认为一个社会采纳技术的方式往往依赖于历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业特征和结构的强烈影响[51]。美国零售业采用的战略是传统商店开发电子商务销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战略是在传统商店里借助网络销售商品。后者通过邻里街角店接入电子商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接入的不平等，同时也为传统面对面零售业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52]。

4　重新审视两种空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地理学对互联网的研究集中于技术、产业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在全面理解网络空间之时，不能忽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有关网络空间和其它虚拟空间的许多地理学问题才刚刚开始被关注。当地理学家在审视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是由地理空间提供了界定原则，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的结构。尽管信息技术可以消除地理空间距离，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所谓“无拘束(footloose)”的网络空间活动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总之，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辨证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网络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信息时代的地理关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网络本身，而忽视对网络形态、结构和关系形成因素的分析，这是相当危险的[53]。其结果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地理场所简单地理解为全球网络的节点或中心。事实上，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内在差异性，它们的形状和结构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间过程。因此，虚拟空间是由地理空间塑造的。当然，虚拟空间能够挑战地理空间的逻辑。网络空间在全球传送实时信息和数字化商品之时，很明显已经产生了新的区位形式，因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组织和边际成本销售于全球市场[5，43]。

总之，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具有历史依赖性和地理差异性，两种力量塑造着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交互态势。网络空间存在明显的柔性，支撑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没资本投入，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于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偏向于大都市区和技术禀赋国家，最终导致了目前网络空间活动的经济地理格局。如此，网络和地理空间、真实和虚拟场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赖。正如aoyama与sheppard所说，“这更像是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然而，我们对于它们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它们的颜色、纹理和式样还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学家更深入的研究这一快速变动中的通信技术”[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通达性研究。通达性的传统定义是着眼于地理邻近性之上的，而虚拟世界往往忽视物理空间，虚拟交互的“成本”与地理区位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因此，研究虚拟空间的通达性就需要从信息通达性的角度来考虑，其关键是如何测量互联网中的空间距离。或许我们要用不同类型的距离(如效用距离、隐喻距离和积分距离等)来替代传统的物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进一步分析影响信息通达性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网络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分析。互联网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现象，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数字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否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作用过程，还是如同其它传统的产业集群一样，具有地方根植性。这些议题都有待深入探究。

篇(6)

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是继前两部图集之后的又一部集大成之作。该图集以规模宏大、内容浩瀚、编制周详、设计精密、图文并茂、装帧精美而广受赞誉。其自1994年12月启动编纂，至1996年8月交付出版，为时仅一年零九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整理与编绘出如此高品质的城市历史地图集，可谓真积力久，厚积而薄发。图集自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关于图集的各种评论，一时频频发表，给予图集至高的荣耀与地位，诸如邹逸麟、陈桥驿、王守春、钮仲勋、司徒尚纪、张英华等都从不同的视角对图集进行了评说。

图集的成功之处，无疑是编制者深厚的专业积淀与积极的学术创新的结合。但客观且系统地评价一部历史地图集，须对图集的编绘者、资料来源、内容选取、编制体例、编绘方法、优缺点及在地图学上的影响与地位等要素进行全面的考量与梳理，一则让我们知悉图集编绘的“前世”与“今生”，以致感受一部杰出的历史图集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二则让我们明晰图集编纂的客观性、科学性、创新性，以便凸显图集在历史地理研究、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作为图集的主编者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以及地图学、古都学、区域历史地理方面所取得的卓然成就是图集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先生一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架构、研究方法诸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并且在图集问世之前，已有许多堪称为经典性的研究成果。诸如《河山集》1—5集（1963—1991年）、《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在地图学研究方面，史先生对历史地图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已附有历代疆域图27幅，与文字珠联璧合，交相辉映。而后先生对地图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在《河山集》、《中国的运河》等论著及相关论文中，约有500多幅历史地图，内容涉及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诸多方面。先生一贯强调，研治历史地理，尤其区域地理，地图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研究者形象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以致把在地图上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当做检验它的一项基本标准。

同时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对于地图编绘具有重要意义。先生以身作则，跋山涉水，足迹遍布黄土高原，大河上下。仅西安地区而言，秦岭山上，渭水之畔，西安城南山麓、原隰、村落，皆有先生考察的身影。正是在这种地图学研究与编绘思想的指引与践行之下，先生在历史地图编绘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绘制的许多地图在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上都具有超越前人之处，也为图集高质量的编绘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图集内容丰富，编纂历时短暂，为保证其顺利的完成，离不开以史先生为核心的图集编绘团队的共同努力和过硬的专业素养做保障。在这项浩繁艰巨而又严谨精细的工作之中，有来自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也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考古学者，更难得可贵的是，曾在西安主持或参加发掘石器时代和周秦汉唐的遗址的考古学家石兴邦、袁仲一、张在明、任式楠、马得志、安家瑶、刘庆柱、李毓芳诸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或建言献策，或提供资料，或亲笔制图，他们分工合作，按期完成了图集编绘的草稿。而又在图集即将刊行之前，由陈桥驿、邹逸麟、石兴邦、袁仲一、李之勤、周伟洲等著名学者对其所有图幅进行评审，并提出了修订意见，使图集臻于完善。

如果说具备良好专业训练的编绘者，是图集编绘获得成功的基础条件，那么图集的编制体例、资料来源、内容选取等方面则成为图集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图集汲已有历史图集之长，补其不足，而超越前有图集的又一次飞跃。

在图集问世之前，已有谭编的全国历史地理总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侯编的城市历史地图《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其具有首创的编制体例为图集的编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借鉴。谭编之图，以政治地理见长，并以朝代更迭、建置兴废、政区沿革为编绘的基本纲目，重点着眼于历代的政治区划。这种体例的编排风格，在图集中都有所体现，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超越。而侯编之图，以反映北京地区政区沿革和北京城的发展历史为主，首创了我国城市历史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地图集编制。这种以古都为题材，以政区沿革为主轴，突出城市发展变迁的编绘思想，对图集的编纂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西安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著名的都城，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有关都城地理状况的各种历史文献，则成为图集编纂的基本史料来源，诸如《三辅黄图》、韦述的《两京新记》、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吕大防的《长安图》、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杨守敬的《汉长安城图》等，大多都在用文字记述西安地理状况的同时，附有一定数量的图志，稽图观史，图文结合，更易于阅读。随着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西安地区的重大考古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丰富的考古资料也成为图集资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之以史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工作者，善于结合文献资料，并以实地考察为主，以此获取第一手的地理信息。诸如图集中的《唐长安城南胜迹图》，就是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释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可见，图集的资料来源是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实地考察以及今人相关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高度结合，使图集的内容更具有继承性、客观性和丰富性。

该图集是一部区域历史地图集，也是一部古都历史地图集，表现范围以今西安市辖境为主，重点反映了自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在此生息繁衍以来，历经周秦汉唐时代的繁荣昌盛，到明清时期的西北重镇，该区域内的自然环境演变、政区沿革与城市变迁等。图集共有各种不同比例尺的地图89幅，且用不同的颜色把地图分为16个图组。在图集内容选取上，以表现历史时期西安历史人文地理的72幅地图为主体，辅以4幅历史自然环境地图、5幅民国时代地图和8幅西安现代地图，共同构成了一幅展现西安历史发展的恢宏画卷。

图集设计周详，内容精湛，但又主次分明，突出重点。图集在继承了谭编和侯编两部图集以政治地理为纲的基础之上，重点突出西安在周秦汉唐最辉煌时代的地理信息，展示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诸如汉代图组有11幅，唐代组图有18幅，使得两朝图幅所占图集的份额较大，集中表现于这一建都时间较长的典型时段，围绕都城时期的城址、形制和布局演变这条主线，再现盛世，汉唐雄风。同时对各朝的宫阙、陵寝、园林、府宅、民居、寺院、道观等城市建筑和地理景观的分布格局也作了充分的展示，用这种形象的地图语言来反映历史时期西安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形态，更能体现西安作为时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图集承前启后，大胆创新，但又科学严谨，特色鲜明。该图集在补前两部图集的不足之处，首创了4幅自然环境地图，填补了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地图集中的空白，实现了将关中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的有效结合，把自然环境的演变置身于人文的城市环境变迁中去考察，二者互为影响，浑然一体。诸如《西安市新石器时期自然环境图》展现了西安远古时代自然环境的原始面貌。《西安市西周时期自然环境图》、《西安市西汉时期自然环境图》和《西安市唐时期自然环境图》三幅地图分别显示了西安地区自然环境被人类早期的开发和利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促使其迅速发生变迁的历史现象。同时，图集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大胆地运用大比例尺编绘地图，即绘制一种大比例尺的小区域地图。在图集中运用大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多达27幅，诸如《姜寨遗址图》、《半坡遗址图》、《唐大明宫图》、《唐九成宫图》、《唐兴庆宫图》、《唐骊山华清宫图》等。这种运用大比例尺来反映小区域的地理信息，不论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从编绘技术的角度来看，都需具备过硬的专业技术素养。以此可见图集的学术价值和编绘水平之高。

图集在编绘方法上所体现的地图学思想，又成为其获得成功的一大亮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源远流长，在几千年厚重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图风格。无论是政治文化意象中的舆图，还是介于度量与文字之间的地图，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所理解的舆图世界，是一个包括科技史、艺术、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等方面知识在内的统一体。一幅中国传统的舆图，或者是对地理事物度量的真实描述，或者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或者是表示编绘者个人感情状态的形式，甚至是宗教隐喻中提供与神灵接触的平台。正是在这种士大夫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地图编绘一直在坚守着自己固有的传统和特色，即使是在19世纪西方绘图技术的冲击之下，也能保持计里画方和经纬线网格的混合使用，而该图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传统的地图绘制思想。

图集继承了图文并茂的传统，在89幅地图中，都配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并且在图幅中也附有珍贵的图片89张，诸如《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史墙盘及铭文》、《曲尺形金缸》、《杜虎符》等，这三者互相配合，提高了图集的可读性和观赏性。图集承袭了我国地图学史上以不同颜色分注古今地名的编绘方法，即采用了唐贾耽在编绘《海内华夷图》开创的“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的原则，也就是时人通常所说的“古墨今朱”之法，使图集中的古今地名标注更加明晰，更能体现出古今地名的历史演变过程。图集发扬了不计量的绘图传统，在图集中也出现了没有比例尺的地图，诸如两幅《明西安府城图》和两幅《清西安府城图》采取不计量的方法绘制，在现代的测绘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用计量的方法进行准确的经纬度来定位，但图集却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地图中不计量的编绘方法来呈现地理景观和传递地理信息。

篇(7)

一、注重知识结构、实现历史知识的纵向迁移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形式各异,先后不一，这个纵向发展的总的过程，却仍然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利用历史学科的知识结构，发现和利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联系密切的历史史实及隐藏在其中的规律，引导学生从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寻找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旧知学习新知，将原有分析解决问题的经验应用到本质特征相同的问题中，以揭示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因果关系，从而探索历史发展趋势，达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

二、运用类比联系、实现历史知识的横向迁移

历史知识的时空性很强，教学中要善于打破时空界限，打破教材原有体系，将某一历史现象与同一时间其他地区出现的类似或相反的现象进行类比分析；或者是将某一历史现象与同一时期的其他相关历史现象进行有机的联系和综合，经过联系、比较后，相类似的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就一目了然，实现了历史知识的横向迁移。

三、注重学科渗透、实现历史知识的拓展迁移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到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等，历来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在教学实践中，讲历史事件的地点时，应多与地理学科渗透；讲到历史事件或对人物评价时，应多与政治学科渗透；分析历史事件或事物的原因时，应注重政治、历史、地理的综合渗透。这些学科不仅使历史学科多了几种记忆知识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表达训练十分有利于理解历史学科的知识内容，以实现历史知识的拓展迁移。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所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透彻地说明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的切入点，即了解史实的地理位置、分析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其实这也就是历史知识结构中对地理知识的迁移运用。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经济的发展史。在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价就要辩证统一的观点，才能了解全面。例如对秦始皇的评价，一方面要知晓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他也是一位居功至伟的千古一帝。因为他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并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又如讲到“隋朝大运河”时，出示材料：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让学生对此进行讨论，有的认为隋运河的修筑导致隋朝的灭亡；有的认为隋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直到今天，都是我国重要的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积极的、重要的。这样历史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与迁移，让学生加强了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四、联系社会热点、实现历史知识的引申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