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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作为一名金融系的学生,大一我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也就是微观经济学,学习过程中有很多未解的困惑,于是我又趁着暑假在家的时间深入研究了一下。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推理性极强的科学,在学习它的时候不仅仅要牢记它的基本原理,还要掌握它的推到证明方法等,这样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是却占着重要的位置。首先微观经济学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消费上以获得最大满足;单个生产者的产量、成本、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和利润如何确定;生产要素供应者的收入如何决定;单个商品的效用、供给量、需求量和价格如何确定等。
微观可概括为供求理论、效用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和福利理论。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产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平衡,一般的规律是产品价格提高,则对产品需求量减少,而产品供给量增加。但供求量的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如何?这就是价格弹性问题。为什么对不同商品需求弹性不同,这就要研究消费行为理论,一般称为效用理论,这也是需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书让我深深感受到,它不是简单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也不是简单的介绍微观经济学的,而是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经济直觉,逐渐形成经济性的思考方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件都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或能够看出这些事件的经济含义,经济学只有真正的运用于生活中,才能称得上是经济学。
通过对需求与供给理论的以及均衡理论的分析,我知道了为什么校门口的西瓜从每公斤3元渐渐降至每公斤1元。因为起初西瓜刚刚上市,供给量较小,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所以价格较高才能达到均衡状态。而随着西瓜上市季节的来临,新的供货商不断涌入这个市场,使供给量增加,供给量大于原先价格下的需求量,所以价格下降,直至供求平衡。因为这个季节西瓜市场能给供货商带来利润,所以可能仍有供给商加入这个市场,一旦供给量大于现有价格下的需求量,那么西瓜的价格将还会有所下降,直至不再有厂商加入或退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上的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那么西瓜的价格就不会再降了。
关键词:古典微观经济学;4P;4C;4W;渊源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41-01
1 营销的4P理论
营销理论是一门应用学科,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其基本的营销观念受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和规定。美国营销理论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营销管理》中认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这一定义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商品、服务与创意);价值、成本和满意;交换和交易;关系和网络;市场;营销者和预期服务。”这里不难看出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从时间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以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构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是其理论的基石。“准确地说,4P存续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经济学理论对营销观的影响和启迪的结果。而从经济形态来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从19世纪后期到1929年全球经济过剩危机这一时期内,世界经济的主流是短缺经济。4P代表了销售者即生产者的观点,即卖方用于影响买方的有用的营销工具。4P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为中心,4P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卖方市场,是短缺经济时代下的产物。4P理论的目的是以企业或生产者的利润为目标。
2 营销的4C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个性化、人文化、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传统的4P理论已不适应新的情况。 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茨和劳特明教授为代表的营销专家认为:企业从事营销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为此他们提出了营销组合的4C理论,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 Cost),沟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论的提出对传统4P理论冲击很大,传统4P理论是一种企业导向而不是真正的顾客导向,以4P为核心的传统营销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经营思维,本身带有销售观念和以生产为中心的痕迹,而4C理论的经营理念则刚好相反,它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经营思维,是市场观念的具体体现。
4P到4C是营销观念的变革。传统营销理论强调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要素。这种4P理论认为,企业只要围绕4P制定灵活的营销组合,产品销售就有了保证。
3 营销的4W理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既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又是后者的方法论基础,营销理论无论是4P和4C理论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4Ps和4C之后,人们提出诸多营销新理论,来刻画知识经济时代的营销理论创新,如社会营销、关系营销、生态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等,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确实有创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理论创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启发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们均是对实际营销现象的经验总结,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发展,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两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产――消费者全新的分析单元,提出了4W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4P是第一代营销理论,4C是第二代营销理论,而4W是第三代营销理论,4W是4P和4C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如果从营销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看,或者从4P和4C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务来分析的话,4P和4C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逻辑结构中的同一论,即4P和4C的理论基础都是新古典经济学。4P和4C理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以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来观察市场营销,4P以生产者的角度来演绎出一套营销理论,4C以消费者为出发点来发展出一套营销理论。这也是4Ps的营销近视症和4C理论的营销远视症局限性存在的原因,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论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观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的流行写法,是以马歇尔对需求和供求的狭义解释为基础。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利用供求、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该框架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是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第二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的狭义解释以及他对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第三他用规模经济概念替换了专业化经济概念。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两分法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奠基石,它使得“边际学派”得以兴旺,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构建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两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体现与应用,被当作微观经济学分析柜架的标准构件,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这一致命缺陷,从而导致4P和4C理论存在相应的理论局限性。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接近现实的框架,用消费――生产者代替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和卖什么。在这种框架里,在选择不同职业的个人之间,消费者-生产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不存在纯消费者地位与纯生产者地位之间的不对称。
从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第一代营销理论(包括4P和4C)应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单赢营销理论或优化营销理论,第二代营销理论(4W)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共赢营销理论或博弈营销理论。笔者将之概括为4W营销。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础上的总结和扩展,4C比4P进步的观点有二:一是观察市场营销的角度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这意味着“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地满足顾客需要,同时和顾客保持有效的沟通”,与4C相比,4W是从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生产者――供应商、生产者――环境四个范畴来全而审视市场营销,4W认为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经济地满足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的需要,同时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双赢的结果。总之,4W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它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磋商、共赢、合作、参与、学习、分散、柔性。4W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理念,其与4P与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场规则,公共利益认同之上的合作这一新经济观。
综上所述,4P,4C,4W营销组合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它们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完善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有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的渊源。由于企业层次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市场及企业营销还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企业在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著.营销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经济学。纵观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新问题,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索。在这里不预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探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假如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和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新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熟悉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摘要:“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探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探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新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
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摘要:“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定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摘要: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闻名的“亚当-斯密新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有关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轻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假如他要和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假如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实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有关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有关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和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摘要: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出色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摘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功能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和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实,“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探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足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摘要:根据既定的满足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足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足”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假如都是根据“满足”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新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摘要:假如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
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索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布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摘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康德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探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视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假如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假如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和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注释摘要:
1.本文引自《和制度分析》P138至P151。
2.尽管帕雷托本人的原话则恰好相反摘要:“给我一组偏好则个人可以消失”。这个偏好就是对人的高度抽象了。
3.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段话是引自(霍奇逊,1993)P65。
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亚当%26#8226;斯密摘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上卷,P13至P14。
6.比如刘瑞(1997),“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就相当出色,从中可看出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评论已经能相当客观且逻辑十分严密。这和在某些领域的顾左右而言他和前言不搭后语形成一个有趣的整体。
7.有关各种各样人的分类还由多种标准,可参见杨春学(1998),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那种观点都逃不脱对自利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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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岗,张宇,(主编)“和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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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探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商务出版社,1997
刘瑞,“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内容提要摘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经济学。纵观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属于生产问题;垄断资本之间相互瓜分剩余价值则属于分配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工人和工人之间相互交换等;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可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各类问题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的。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过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无限欲望,即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成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的各不相同,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经济模型和经济数学分析。
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建国几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对经济学渊源的探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思考、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辨证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博怀,这些都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理论知识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批判是不妥的,应该在总体上学习,有分析地运用。许多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要解决价格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协调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学要解决如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等等;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十分注意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展望两种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增强经济学的实用性,强化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为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同其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辩护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把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课题,重视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谋取最大经济效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仍然重视其在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外,在我国无产阶级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革命的条件下,更应该重视其建设性研究,不断增强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二)对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要重新认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科学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去。而这些新的认识却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所背离。因此很多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诋毁经济学已经过时。这些矛盾看法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发生这种抵触并不奇隆,因为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等并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学重新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即依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关于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与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准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点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如果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与“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意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研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与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经济学中的“人”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仿帕雷托的句式说:“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晰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研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经济学。纵观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作用,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与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论文经济人、道德人、阶级人及其他来自免费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问题,但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考。在这里不准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研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研究的方向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与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认识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与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研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研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勒帕日(1977)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断。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断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