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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analysis of population flow and online
job-search
XU Jing-ping, DING Jiang-hu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关键词 手足口病 流行特征 发病率
文献标识码:R725.1 中图分类号: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2)16-0051-02
Analysi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d-foot-and-mouth
disease in Jiangqiao community, 2009-2011
MO Yu-Jie
(Jiangqiao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re,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2018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 in Jiangqiao community, and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future. Method: The data of HFMD cas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SPSS software, and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 was applied to the study. Result: A total of 1453 HFMD cases were reported in Jiangqiao community from 2009 to 2011. Most cases occurred in the area of transient population. The endemic season of HFMD was from April to July. The odds ratio of HFMD was 1.63:1 for male to female. Children aged younger than 5 accounted for 96.21% of total cases. 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the measures of monitor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conducting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health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eschools and mobile population crowed sides.
KEY WORDS 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cidence rate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人肠道病毒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是我国法定报告管理的丙类传染病。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症状。个别重症患儿病情进展快,可导致死亡[1]。为掌握江桥社区手足口病发病特点和流行病学特征,为今后制定和调整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现将江桥社区2009~2011年手足口病的流行特征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疫情资料来自《中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人口资料来自公安局。手足口病病例依据《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2008)》[1]和《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2010)》[2]进行诊断。数据用SPSS 2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发病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疫情概况
江桥社区2009~2011年共报告手足口病1 453例,年平均发病率为19.65/10万。各年份手足口病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56.5,P<0.05)。重症手足口病31例,托幼机构发生聚集性疫情22起(表1)。
2.2 流行特征分析
2.2.1 地区分布
江桥社区各村委及居委均有手足口病病例报告;本市户籍病例405例,占总病例数的27.87%,非本市户籍病例1 048例,占总病例数的72.13%,发病以非本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为主。
2.2.2 人群分布
性别分布 1 453例手足口病病例中,男性900例,占61.94%,女性553例,占38.06%,男女性别比例为1.6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动潮(朱传耿等,2001a)。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传耿等,2001b)。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资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丁军,1993;李永宠,1995),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也进一步激发人口迁移和流动(蔡fǎng@①,1995)。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没有从全国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作深入探讨。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人口流迁的动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个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
三、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收稿日期]200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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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麻疹;流行现状;防控对策
麻疹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常见呼吸道传染病。在推行麻疹减毒活疫苗(MV)之前,麻疹病毒感染了全世界95%~98%的<18岁儿童,人们普遍认为麻疹的感染是不可避免的。麻疹的危害性在于并发症,其中造成死亡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肺炎、喉炎及脑炎。麻疹减毒活疫苗(MV)使用前,全球每年因麻疹死亡约250万人[1]。麻疹减毒活疫苗在20世纪60年代初研制成功和广泛使用以来,由于其持久及终身免疫效果,保护了全球范围<8~12月龄乃至年龄更大的儿童。但是,在麻疹减毒活疫苗(MV)使用40多年后,尽管麻疹减毒活疫苗列入了计划免疫,对8月龄以上婴幼儿实施免疫接种,但近年麻疹流行仍以散发与局部爆发模式并存,威胁着婴幼儿健康。因此,掌握麻疹发病现状和特点,采取相应控制对策尤为必要。
1 麻疹发病现状与特点
1.1 麻疹发病现状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目前我国麻疹疫情形势严峻,2008年1—2月报告病例较去年同期上升近60%,部分地区有爆发和流行,而且麻疹患者高发年龄从以往1~5岁的幼儿,转到8个月以下的婴儿和20岁以上的成年人[2],出现明显的以青壮年、成人和小月龄儿童发病为主的“双相移位”现象[3]。1991—2004年浦东新区的麻疹发病资料显示,该区麻疹发病率一直控制在1/10万左右,而从2005年开始,该区的麻疹发病率急剧升高,明显超过历年一般发病水平[4]。
1.2 麻疹发病特点 流动人口麻疹发病已经成为流入地麻疹控制的重点,连玉峰等报道,珠海市1993—2002年常住人口麻疹发病率波动于1.40/10万~3.05/10万之间,暂住人口则波动于2.31/10万~35.27/10万之间,其占当地麻疹发病的构成超过70%。石增宝等对1994—2001年临沂市流动人口传染病发病的分析中表明,流动人口麻疹发病率为13.85/10万,户籍人口的发病率为8.35/10万。李国斌对2003—2006年临武县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中显示,流动人口的年均发病率为80.99/10万,是常住人口年均发病率10.59/10万的7.65倍。
1.3 麻疹发病因素 在人们的印象中,6个月以内的婴儿一般不患麻疹,因为婴儿出生时带有来自母亲体内的被动免疫抗体。近年来,由于儿童期接种过麻疹疫苗的母亲,在妊娠时体内麻疹病毒的抗体已下降,这样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没有从母体获得麻疹的先天性免疫,所以在6个月内仍有患麻疹的可能。资料显示:接种一次麻疹疫苗是不能终身免疫的,免疫力仅可维持15年,以后就减弱、甚至消失[5],抗体消失后的人群又成为新的易感人群。20岁以上成人当时接种的MV效价不稳定,接种剂量少,且MV接种率不高,存在较多的免疫空白,一旦感染麻疹病毒,即会导致麻疹发生。另外,外来流动人口大多由内地农村进入本市,婴幼儿及成人由于免疫缺失,进入城市后居无定所,卫生状况差和易感性强也是麻疹发病的重要因素。
2 麻疹的控制
2.1 政府重视 2006年11月卫生部制定了《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说明麻疹发病现状已经引起政府重视,并明确了我国控制和消除麻疹的策略与措施。实践证明,芬兰、匈牙利、美国等采用2针免疫接种率>95%,消除了本土麻疹。第2针MV接种可以为未接种第1针和初次免疫失败的儿童再提供一次免疫接种的机会,减缓因未接种第1针而造成易感人群累积。全国各省市认真贯彻执行卫生部《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采取常规免疫2针接种率>95%,辅以初始强化免疫和后续强化免疫,加强监测和疫情控制,已成为今后控制和消除麻疹的工作措施和工作目标。 2.2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宣传 上海有外来流动人口500多万,遍布全市各区县,尤以城乡结合部为甚。宝山区有外来流动和务工人员40多万,他们居无定所,流动性强,加上卫生意识淡薄,是防控麻疹发病的重点对象。如何做好外来流动人口儿童免疫接种和提高接种率,一直困扰着预防保健工作人员。因此,政府应加以协调,各街道居委和乡镇所属村委及所辖学校、幼托机构与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形成排摸网络。根据当地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做到排摸不漏户,登记不漏人,宣传全覆盖,使适龄婴幼儿童及时进行麻疹接种,从源头上控制麻疹发病。同时对入托、入学的外来流动儿童免疫缺失对象,在入托、入学前做好2针麻疹疫苗接种,同时可以考虑将麻疹疫苗初免月龄从8月龄提前到6月龄。杜绝因抗体缺失而引发麻疹病例的发生。
在开展网络、电视、广播宣传形式的同时,社区、乡镇利用版面、宣传画、黑板报、宣传折页等多种方式进行防控麻疹宣传活动,尤其在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应采取经常走村入户,对外来流动人口反复进行传染病预防和麻疹防控宣传,提高他们的卫生防病意识和适龄儿童免疫接种主动参与意识。对流动儿童和薄弱地区利用麻疹强化免疫宣传、4.25计划免疫宣传等时机进行调查、补种,最大限度地消除麻疹疫苗“零剂次”人口比例。
【作者简介】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舸、张斐、卢雪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变化规律。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我国流动人口的未来。
本文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对人口状况及其变动相关信息的收集(这一点,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它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国就成功地组织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些调查所提供的宝贵人口资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及流动人口口径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87年1%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05年1%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
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的项目特点,本文以调查项目“户口登记状况”为界定流动人口的标识。流动人口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由于历年人口普查(调查)的调查项目略有不同,依据各次普查(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在口径上有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在三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87年1%抽样调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户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常住
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及“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五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R6)“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以
及“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两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根据05年1%抽样调查项目,流动人口是指“调查时点居住地”(调查项目R7)在本调查小区,但“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项目R6)为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时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剔除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区范围内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其具体界定比较复杂,详细内容可参看段成荣和孙玉晶论文(2006)“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此处不赘述。
上述各年流动人口口径之间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据这些数据得到的各年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此我们作了专门研究,结论是,可比性较强。这些可比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以下就两个主要的问题做出简要说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很多结构性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段成荣、孙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数据中,我们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剔除出来,而2000年之前的历次普查和抽样调查都无法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分离出来。那么,对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这种不同处理方式,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对比呢?我们认为,基本没有影响,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调查对于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界定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是否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内的人和空间上是否包括县内跨乡镇流动的人。这些差异会对本文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呢?利用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别比较了流动时间为“一年以内”与 “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县内跨乡镇与跨县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构成、流动原因等结构特征指标,结果发现,本文前述有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然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第一,流动人口的普遍化
(1)流动人口规模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增长了21倍
20世纪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全国流动人口为数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流动的流动人口数量不过几百万人。根据三普数据估算,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为657万人(注:由于历年流动人口口径不一致,根据人口普查(调查)数据资料直接计算所得到的流动人口数的可比性会受到影响。为了使各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有更强的可比性,我们对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从五普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内”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22.61%和21.40%。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2%)为时间调整系数;县内跨乡镇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30.2%和24.3%。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7%)为空间调整系数。然后用这两个调整系数对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进行调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进行时间调整。调整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后的流动人口数=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1-时间调整系数)×(1-空间调整系数))调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分别为1154万人,2479万人和3750万人。)(见图1),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1984年,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并由此带来对整个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随之,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198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就猛增到1810万人。
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也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进入大中城市。根据四普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本文以下图表,如无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仅仅660万人增加到近1.5亿人,增长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则增长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形的流动人口问题,都直接源于流动人口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
(2)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感觉不到流动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当时,部分城市中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显的感觉,整个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逐渐显露出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2000年为7.9%,2005年为11.27%),而在部分城市,这个比例已高达20%,甚至30%以上。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突显,显然也是与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的。(3)流动人口随处可见
流动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据05年1%抽样调查资料,14735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找不到没有流动人口的地方。在各个省(市、区)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区,尽管如此,流动人口在河南省常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达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流动人口。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总人口比例分别高达34%、26%、23%、20%和19%。在这些省(市),平均每五个人甚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4)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
流动人口来自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例,虽然四川、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输出了全国多数的跨省流动人口,但全国的每一个省,都有在外流动的流动人口。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流动人口影响的城市街道或农村村庄。第二,流动原因的经济化
依据流动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最初的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注:1982年三普资料中不含流动原因信息。)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56.3%,而务工经商等经济型流动人口则居于从属地位。1987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人所占比例高达21.04%,同样,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别占18.7%和15.1%。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却只占26.58%,因学习培训、工作调动等经济型原因而流动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经济目标毕竟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型流动人口很快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数据表明:到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份额则降到1/3 左右。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的份额都明显下降。
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
第三,流动时间的长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构成信息(注:其他年份无此信息。)。从表2数据中我们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从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长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则由40.08%下降到31.34%。这似乎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在缩短,而不是延长。其实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如此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动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从而导致短时间(如1年以内)流动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长时间(如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时间”,2005年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当我们考察长时间(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规模时,我们发现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3400万人,2005年进一步增长到4600万人(图2)。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来京时间”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期化的明显趋势。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来,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1)在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的初期,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
20世纪80年代,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三普数据显示:当时黑龙江省吸收的流动人口最多,全国流动人口的8.60%集中在该省;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这四个省吸引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6.31%、5.39%、5.06%和4.85%。同期,辽宁、吉林也吸收了较多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个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合计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的38.4%,东北三省合计吸收了全国16.8%的流动人口。
新疆、内蒙、山西是资源省份,它们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较多流动人口。1987年,这三省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广东,总和达到18.46%。
(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资源省份的优势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论是老工业基地,还是资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从1982年到2000年,东北三省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内蒙和山西三省合计的相应比重从12.0%下降到了5.03%。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快速地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沿海地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尤为突出。从1982年到200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5.23%上升到了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从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变动趋势,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机会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先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些地区越来越集中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年龄构成的成年化
(1)年龄结构金字塔的成年化
图3展示了1982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观察这些金字塔,不难发现,一方面,各年龄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都符合相当标准的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特点,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明显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更突出地表现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趋势,成年化现象很明显。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龄不断上升
更精确的统计指标上看,流动人口年龄构成成年化趋势也很清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0~14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下降。
综合起来看,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年龄中位数由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05年的29岁,平均年龄由1982年的28.22岁上升到2005年的30.36岁(见表4)。
(3)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我们选择了来本地时间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作为新增流动人口,分别计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到2000年提高到26岁,提高了一岁,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6.7岁。流动人口成年化趋势再次得到印证。
第六,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认为,流动人口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而妇女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然而,从历年的流动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均衡化过程。
(1)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流动人口以婚迁、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而此类流动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明显较低,1982年仅为84,到1987年,流动人口性别比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图4)。在1980年代的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在数量上占据了多数。
这种流动人口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1990年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急剧膨胀时,发生了根本变化。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高点,为125。当时,流动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轻力壮的男性上。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在数量上基本达到了平衡。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比重不断升高,城市计生服务和管理任务日益加重
在流动人口性别构成不断均衡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8.47%,1990年的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计生工作的直接对象――流动育龄妇女的规模大幅度增加。流动育龄妇女数量的增多(见图5)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城市计划生育服务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
20世纪80年代,女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从属性流动。从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社会型流动,因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而流动者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6.97%、19.7%和17.34%。这三种流动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72.13%。这一比例,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高35.97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女性人口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比例仅仅为20.69%,尤其是“务工经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26个百分点。女性人口作为一种“附属”而流动的特点十分鲜明。
女性作为“附属”而流动的状况到1990年仍在持续,但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9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务工经商者上升到33.5%,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的比重总和下降到了52%。
注:历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项目略有变化,五普的流动原因中以“拆迁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职”, 05年1%抽样调查项目中的流动原因又增加了“寄挂户口”、“出差”两项。
对于流动原因的调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为了便于比较,2005年数据中的流动原因只选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动原因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0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8.08%。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该比例只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女性也明显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参与人口流动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八,流动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尽管如何科学地测量家庭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我们认为,以下现象直接反映了这种趋势。
(1)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其原因上文已经详细说明。我们从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出现的1990年开始观察,发现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从1982年的357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7000万。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动人口家庭化的一个佐证。
(2)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断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动人口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达到63.45%;1987年,该比例达到最高点,占到68.37%。
1990年,当“民工潮”开始涌现的时候,流动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开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则达到68.41%。与此相反,流动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见表8)。
(3)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比例不断提高
四普数据表明, 1990年, 流动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简称纯外户)中,而有近60%的人是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的流动人口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尽管当时人口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明显的加强,但流动人口仍然以个体流动为主,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助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见表9),举家迁移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周皓,2003)。
人口迁移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先锋者往往是年龄较轻、身体较强、经济活动能力较高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以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便会开始大量出现投亲靠友的迁移流动。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再度在迁入地团圆,因而出现合家同时迁移现象。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注:“纯外户”是指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户;“常住户”是指户主或配偶为当地人的家庭户。
资料来源:周皓,2006。
第九,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1)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不断升级
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现出明显的不断知识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学历为主(比例达到39.30%),初中学历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8.56%。接受过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极少,分别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以小学为主的特点仍未改变。但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从1990年开始,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0年~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文盲的比例进一步下降,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从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学毕业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3年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表10可知,历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也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并非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的“低素质”的群体。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水平,从1982年到2005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动人口则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
全国流动人口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断上升。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比率仅为1.04%,到了2005年,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调查)可以提供更细致的分类数据,200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1.20%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甚至还有0.07%拥有研究生学历。五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动人口中有2.21%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0.12%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些高学历的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多元化。
3 结论和讨论
3.1 研究结论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对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才只有短暂的30年历史,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仍然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规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动人口变化趋势领域,基本还是空白。
我们感到,不深入研究过去30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流动人口,更无法科学地预见流动人口的未来变化,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正是引发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历史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学业构成的“知识化”等九个方面。
本文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发现的各种趋势,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来发展和完善。但我们相信,所发现的上述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流动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们更希望,本文能引发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规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讨论
探讨既往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总结和梳理,我们认为,以下问题是我们在今后重新认识我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问题,把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有机统一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城市化的现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条“羊吃人”的道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使农民彻底丧失在农村生存的根本从而大举进入城市。这是欧洲国家城市化的“经典”道路。在我国,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寻找这条道路。我国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经长期实行的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离土离乡”的小城镇道路,曾经迸发过巨大的活力,但当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条道路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甚至难以逾越的屏障。
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不具备高深的理论知识,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却用他们的双脚十分质朴地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动的形式来阶段性地实现他们的城市化,同时也实现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不同于西方“经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独特的城市化之路。显然它并不彻底,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很有成效。对于这样一条城市化道路,迄今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
认识到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单纯的流动人口问题来看待,而要把它作为现代化、城市化战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如此,在流动人口问题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诉求(很多时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都应该为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让位!
3.2.2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要以改革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改革我们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这是真正有效解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应该说,30年来,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流动人口的称谓。在流动人口出现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称流动人口为“盲流”。他们真的是盲流吗?显然不是。本文总结的流动人口九大变化趋势,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人口迁移规律的体现,而不是盲流!近些年来,极少有人再用盲流来称呼流动人口,这本身就是观念变革的成果,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对流动人口和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动人口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应不应该像对待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对待流动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流动人口的哪些权利?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解决移民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可不可以借鉴和推广到我国来?等等问题迄今,都没有明确、合理、统一的认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思路来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应有之意。
3.2.3 流动人口将长期扎根在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这是认识人口流动现象、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动人口会像他们的名称一样,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会很快地回到农村去。迄今,我们的许多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男女两性的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年龄构成的成年化趋势、流动原因的经济化趋势等,都预示着流动人口将有更加强烈的长期化趋势,他们将长期扎根城市。各国人口迁移经验表明,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选择方面,妇女和儿童更强烈地倾向于选择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趋势、性别构成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共同作用,无疑将促使业已存在的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也强烈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选择长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数量上是选择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充分认识流动时间的长期化趋势,就要求我们在对流动人口的认识上,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政策思路上,彻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长期化趋势的认识和措施。
3.2.4 要认识到我国流动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
对于已经达到1.5亿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动趋势,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它已经增长到顶点了,以后不会再有大的增长;也有人认为流动人口还将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不同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决策。
从过去30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自大规模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单方向快速增长的进程之中。我们认为,它将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有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的可能。原因是:30年来促使流动人口产生的条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些条件如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无疑将得以延续。
3.2.5 要及早重视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事实上,30年来,城镇人口在流动人口中一直占着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大致稳定在25%~30%)。如果地区收入差异得不到缩小,可以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中来,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
从前面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流动人口中,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已经发生。改革开放初期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流动人口中,已经活跃着一大批接受过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以绝对规模看,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已经超过15万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更是高达300多万人。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
3.2.6 加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动育龄妇女规模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任务日趋繁重。而目前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经费的投入等都远远不能适应庞大的管理服务对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3.2.7 要为更多儿童和老年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流动人口的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流动人口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正处于第二阶段末期、并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流动人口总规模会继续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老年流动人口将开始加速增加。作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为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3.2.8 要加强对于流动人口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有关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讨却相对不足。建议加强对于这一领域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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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结核病;流行情况;分析
DOI:10.14163/ki.11-5547/r.2015.25.209
结核病是一种具有极大危害的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更是高发病率国家之一, 目前中国结核病发病人数居世界第2位[1]。只有客观全面地了解结核病的发病情况及流行病学特征, 才能更好地进行防控, 降低结核病的危害。为此, 作者对海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的全市13个乡、镇及街道2010~2014年新登记的肺结核病例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统计学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来自海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选取本市13个乡、镇及街道2010~2014年全部新登记的肺结核病例为研究资料。人口资料来自海门市统计局。
1. 2 方法 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全部病例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其流行病学特征。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年度流行情况 2010~2014年海门市共报告结核发病病例2395例, 人群平均报告发病率为 48.39/10万, 其中涂阳病例病率为17.03/10万。5年中, 2011年报告发病率最高52.13/10万, 2012年报告发病率最低为44.65/10万, 各年份之间结核病报告发病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2010~2014年报告结核病例中, 涂阳病例病率最高为2010年, 为32.25/10万, 自2011年开始明显下降, 2011~2014年之间维持在12~17/10万, 总体呈下降趋势。见表1。
2. 2 时间分布情况 全市活动性肺结核5年来各个月份的发病率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12月总发病最低, 为138例, 占全部发病率的5.86%, 2月总发病最高, 为254例, 占总发病率的10.79%。总体发病趋势上半年总发病率56.23%, 高于下半年43.77%, 两者比较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2. 3 人群分布情况 全市活动性结核报告病例性别分布情况, 患者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男女比例为2.74:1。各年龄组病例除15岁以下外, 均有较高分布, 其中55~64岁年龄组报告发病人数最多, 占21.46%(514/2395)。见表2。
2. 4 职业分布情况 海门市活动性结核发病最多的是农民, 占全部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的82.51%(1976/2395), 远高于其他职业人群。见表3。
2. 5 地区分布情况 海门市13个乡镇中, 2010~2014年发病率最高的分别是余东镇(74.82/10万), 三星镇(63.92/10万), 均远高于平均发病率(48.39/10万), 年平均发病率最低的是海永乡(14.97/10万), 远低于平均发病率(48.39/10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在2010~2014年5年间, 海门市通过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及《江苏省结核病防治规划》, 全市结核病人群平均报告发病率为48.39/10万, 涂阳病例病率为17.03/10万, 明显低于15岁以上人群活动性结核报告发病率459/10万和涂阳患病率66/10万[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73.34, P
全市活动性肺结核5年来各个月份的发病率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12月总发病最低, 2月总发病最高, 总体发病趋势上半年高于下半年, 考虑主要是由于上半年气温逐渐回升, 环境温度适合结核菌生长繁殖, 且春节后大量人口返城务工, 流动人口骤然增加所致。
5年间全市活动性结合患者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男女比例为2.74∶1。与其他省份如河南[3]等地调查结果类似, 主要原因是男性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多, 流动性大, 承担的家庭负担及社会义务重, 身体及精神压力大, 且多有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有关[4]。各年龄组病例除15岁以下外, 均有较高分布, 其中55~64岁年龄组报告发病人数最多, 占21.46%, 15岁以下儿童发病率相对较低, 可能与卡介苗接种有关, 55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持续较高, 可能与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社会活动范围加大, 但自身身体免疫力逐渐衰退, 新感染结核菌或者体内潜伏结核感染进展为临床结核病有关[5]。
本次统计表明, 全市活动性结核发病最多的群体是农民, 占82.51%, 远高于其他人群。主要是由于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差, 对结核病的预防保护知识了解少, 无自主防病意识[6], 加上农村卫生条件相对落后于城市, 居住环境等利于结核菌的繁殖等原因。5年来全市活动性结核的发病地区差异较明显, 以余东镇和三星镇为最高, 主要是由于两镇流动人口多, 而海永乡和滨江街道发病率较低, 是因为两处距离市区较远, 流动人口小, 人口密度低, 不利于结核菌的播散有关。
虽然海门市五年来的结核病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但是不得不提出全市结核病的流行仍然存在, 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发病率还比较高, 所以结核病的防控工作不应该放松, 尤其是应该重点加强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 把结核病防控重点放到农村, 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及疾控人员的培训, 进一步提高结核病的诊断率和治愈率。针对新时期结核病流行的特点, 制定正确的结核病防治策略, 严格贯彻执行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11~2015年), 有效防控结核病的发生和危害, 切实维护全市人民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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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铁;营养知识;态度;饮食行为;女大学生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583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3290-02
食物及营养状况同人的健康密切相关,从而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1]。研究证实显示,人体的生长发育、体质强弱、工作效率、许多慢性病的发生均与日常膳食结构有关[2]。合理的膳食结构是确保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大学生正处生长发育的最后关键时期,学生的生理及心理均趋向成熟,在这过程中需要大量营养以满足机体的生长发育需求。合理的膳食对学生的体格成长发育有至关重要,但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我们当前大学生对营养知识普遍较为缺乏,学生普遍存在饮食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并存在诸多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高校女学生的身体素质普遍偏低,尤其是铁营养。为了解女大学生铁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现况,及时发现女大学生膳食中存在的问题,开展针对性营养健康教育,预防女大学生缺铁性贫血提供依据。为此我们于2012年4-6月对珠海市2所高校476名女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遵义医学院和北师大2所高校女大学生476名为调查对象,平均年龄(2097±133)岁。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查阅文献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基本情况、营养知识、营养态度、饮食行为等。其中营养知识20题,每题2分,共40分;营养态度6题;饮食行为11题。调查前由调查员现场解说,采取现场发放、不记名填写、现场回收调查表的方式,以确保调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76份,有效率为952%。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使用EpiData31软件录入计算机,经过逻辑查错形成最终数据库,用SPSS170软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铁营养知识
211 铁营养知识得分情况 铁营养知识得分最高为32分,最低为4分,平均为(2113±573)分;遵义医学院和北师大的女大学生铁营养知识得分分别为(231l±410)和(1836±64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41,P32分,24-32分和
24 缺铁症状分析 两所大学生营养缺乏可导致其出现各种疾病,如容易出现感染、牙齿出血、便秘、头晕等,与遵义医学院相比,北师大的女学生更容易出现疾病,两者患病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 论
2所高校女大学生铁营养知识比较缺乏,513%的女大学生铁营养知识得分32分的女大学生仅占33%。其原因可能遵义医学院学生对营养较为注重,因此患病率较低。女生头晕发生比例较高原因是女性容易出现贫血,容易出现头晕症状。
铁是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对维持人体健康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机体缺乏铁质时会导致机体出现缺铁性贫血(IDA)。引起IDA的原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患者偏食、吸收障碍或对铁质需求增加导致铁质摄取不足,这种现状对见于儿童;另一类则是由于月经过多、妊娠期需求增加以及产后出血量大导致铁质流失引起的贫血,多见于育龄妇女。本研究中铁营养知识得分最高为32分,最低为4分,平均为(2113±573)分;遵义医学院和北师大的女大学生铁营养知识得分分别为(231l±410)和(1836±64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41,P32分,24-32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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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免疫前后麻疹的发病趋势及其流行病特征分析
高永生
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西 祁县 030900
【摘要】 目的 分析强化免疫前后麻疹的发病趋势及其流行病特征。方法 选取我市2011年至2012年麻疹发病情况进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强化免疫后,我市麻疹病例得到了有效控制,2012年同比减少85%,且多为散发性病例,无明显发病高峰出现,发病人群仍以免疫力低下者为主,城市发病多于农村。结论 强化免疫后效果明显,麻疹发病率明显降低。
【关键词】 麻疹;强化免疫;流行病特征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584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3291-02
麻疹是由于麻疹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多发生于免疫力低下人群,冬末春初是其常发季节,很容易形成发病高峰,为进一步了解我市强化免疫前后麻疹的发病趋势及其流行病特征,达到控制甚至消除麻疹的目标,现对我市2011年至2012年麻疹发病情况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人口资料来源于我市统计局,麻疹发病资料来源于我国疾病检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
12 检测方法 用ELISA实验检测麻疹IgM抗体。
13 诊断标准 按照我国卫生部《全国麻疹监测方案》规定的诊断标准诊断。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Excel和SPSS1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资料应用卡方检验,P
2 结 果
21 病例报告 2011年我市共报告有疑似麻疹病例632例,经过检查确诊的有580例,其中本地有235例,占总病例的405%,外地345例,占总病例的595%,2012年我市疑似麻疹病例有203例,确诊190例,其中本地58例,占总病例的305%,外地132例,占总病例的695%,2012年麻疹病例患者比2011年下降了85%。
22 流行病特征分析
225 户籍分布 2011年――2012年我市麻疹发病流动人口高于本地人口,两年外地麻疹病例占全部病例的726%和812%,这说明我市的麻疹强化免疫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3 讨 论
麻疹的传染性强,作为其唯一的自然宿主,麻疹在人群中的传播迅速,免疫力和抵抗力低下的人群在接触麻疹患者后有90%以上的会被传染,目前比较有效的控制乃至消除麻疹的方法主要是麻疹疫苗强化免疫。麻疹发病趋势在时间上,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多发生在冬末春初,2011年我市麻疹发病情况有明显的季节高峰期,2012年呈散状分布,并无明显高发期;年龄上,90%以上的为未接种麻疹疫苗的幼童,儿童接种工作的落实是整个麻疹流行病防治的关键;区域方面,人口密集的城市发病病患多于农村,两年中我市收治的麻疹病患都以市区人口为主,这可能是城市人口密集,且人们的就诊意识强的原因,户籍上,流动人口发生率高于城市人口,因此流动人口的强化免疫是控制麻疹流行病发生的难点。2012年较2011年我市麻疹病例患者下降了很多,这说明麻疹强化免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提高了易发人群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为了进一步控制麻疹,我市应减轻对各接种单位的引导与管理,加大人口普查,利用电视、报纸等积极宣传麻疹疾病的相关医学知识,让大家认识到强化免疫的重要性,务必保证每个人特别是抵抗力低下的儿童得到及时的预防接种,各级疾病预防中心应加大搜索力度,积极开展检查补种,降低麻疹发病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徐凌,罗同勇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前后麻疹住院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1,22(5):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