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治理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环境治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环境治理供给公共物品外部性博弈

一、环境治理供给的分类

(一)替代型

替代型环境治理供给，是指在其形成过程中，参与方的供给是无差异的，完全可以替代的。比如居民对环境治理的投资，投资的多少由参与人缴纳的总体资金决定，每个人的贡献是无差异、完全可替代的。此时，社会总的环境治理供给结果是由参与方投入之和决定，可表示为C=gt+g2+……+gn。这是现实生活中最一般的情形，传统分析多是基于这一情况来探讨问题。

(二)互补型

互补型环境治理供给是指在其形成过程中，参与方的供给是互补的，只有配合在一起才能发生有效供给，任何参与人的过失都会减少大家的供给。例如治理由于植被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洪水流经的每个地区负责其所在区域的治理，修堤防洪，那么防洪的效果就由于坝最低的一方决定。这好似“圆桶效应”，盛水量是由最短边决定的。又如在多环节工业生产中对水资源使用产生工业废水的治理，废水处理效果是由处理能力最弱的那一环节决定的，这类似于“瓶颈”效应。此时社会总的治理供给是由参与方的最小投人决定，G=min(gI，g：，……，gn}。

(三)包含型

包含型环境治理供给是指在供给过程中，某一参与方的供给能够被另一方包含而变为无效供给。比如大家共同为处理污水而研发同一项新技术，只要任何一个参与人成功，公布于世，那其他参与人的努力就成了无效供给。社会环境治理总供给量由能力最强的参与人决定。此时总供给由供给的最大投入决定，G=max{g。，＆，……，gn)。

二、环境治理供给的经济学性质

(一)环境治理供给的公共物品性

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的物品。萨缪尔森的定义将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公共物品的特点或者指标。虽然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导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goods)，但是这并不会改变环境治理供给的低效率。

(二)环境治理供给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对非交易方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在外部性中，对受影响者有利的外部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对受影响者不利的外部性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外部性，也称作“成本溢出”。构成帕累托最优的思想基础的假设之一是：私人成本和私人利润等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事实上，这并非任何时候都成立。比如，你购买割草机所花费的成本，并不反映你使用割草机所产生的噪音给邻居带来的损害；环境治理的成本，并不反映在他人享受优美环境的成本中。这就是客观外在性的例证。一种产品的生产或劳务的提供导致一些成本，如污染损害、城市生活垃圾等，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这种成本不会被生产者所承担。环境改善者对环境进行修复的过程中，又得不到环境改善的全部收益，这种收益为全社会所共享。

三、环境治理供给的博弈分析

环境的治理具有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性，会引起常说的所谓“搭便车”。当前的文献对于环境治理供给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但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存在的是不完全信息，为不失一般性。

(一)一般性分析

假定有两个参与人，i=l，2。参与人决定是否去进行环境治理，这是一个0-1决策(治理为1，不治理为0)，如果至少一个人去治理环境，每一个参加的人的效用是1，否则为0，参与人的治理成本是ci。参与人的收益如下：

(二)不同类型的环境治理供给博弈

对于替代型环境治理供给，如果参与人之间收益相差悬殊，从而导致提供环境治理后的净收益大不相同时，环境治理的供给大多由高收益者单独提供，低收益者会选择不提供治理供给，而搭他人的便车，坐享其成(博弈)，这时高净收益者提供后的外部效应相对较小。而双方实力相当，提供后的净收益差不多时，双方就会采取“你进我退、你退我进j’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纳什均衡：(治理，不治理)和(不治理，治理)。这是另一种典型的博弈“斗鸡博弈”。

对于互补型环境治理供给，高收益者提供再多也没用，因为供给受到受益者供给量的制约，所以高收益者会选择“你出多少我就出多少”的策略。

对于包含型环境治理供给，供给只要由一方提供就行了，另一方提供的较小的量属于无效供给，因此双方的均衡结果必然为一方单独供给。

以上分析表明，不管哪类环境治理供给类型，其私人供给的均衡结果均不能完全符合帕累托最优配置，都会导致社会环境治理的总供给不足。

四、促进环境治理供给的经济措施

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有必要对环境治理供给进行干预。政府采取的方式有垄断供给，组织投票显示需求从而决定供给、补贴等。但由于管理成本、寻租行为、供给绩效、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方法也有很大局限性，要针对具体的情况具体实施。

(一)政府垄断供给

对于包含型环境治理供给，比较而言其博弈的效率最高，均衡结果为一方单独供给，但是社会总供给量仍然不足，因此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对于关系到国家总体利益的环境治理供给，应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来无偿提供以提高供给效率。但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官僚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注意政府人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二)实现供给模式多元化

供给模式多元化，就是在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来源上实现多主体、多方式和多渠道共存的供给模式。可行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私人或企业(私人和企业可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环境治理供给)、非政府组织供给主体(他们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供给，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技术和生产信息)。资本多元化，即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积极引进私人或企业投资。在明确产权前提下，大力引进私人或社会资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取政府与私人共同供给，或政府给予私人供给适当的政策优惠和以经济补贴方式来有效地筹集资金。供给方式的多元化就是把直接供给和间接供给两种主要方式相结合。

篇(2)

崇阳县地处湖北省的南部，居北纬29°12’～29°41’，东经113°43’～114°21’之间，境内东西最长61公里，南北最宽52公里，总面积1 968平方公里。县内有乡镇12个，村民委员会186个，总人口47万人。境内河流达50多条，均属山溪性，呈树杈状分布，主要汇流隽水河，注入长江。境内水库共89座，其中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4座，小型水库84座。湖北崇阳县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崇阳县境内的包括农村地区的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的总称。水环境的好坏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同时它也深深影响着四季气候的变更以及农业生产。近些年来，崇阳县过度开发矾矿产、河沙等资源，以隽水河为首的水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不仅粮食减产，而且直接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健康。

一、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碎片化现状分析

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本意是完整的物体被分解成诸多零散的小块，后用来形象地描述我国当前的社会传播语境。在功能分工原则下，组织间碎片化呈现两种类型，即良性碎片化和恶性碎片化。良性碎片化是组织在执行政策时未将其他的组织纳入考虑范围的结果，致使其他组织需为其潜在负面效果埋单，从而增加成本。但这种情况下，组织是无心的，即并不是因为政策目标的不一致，而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恶性碎片化是政治家们力争获得自身领域决策、执行等最大控制权的结果，导致功能组织仅仅满足上层阶级的需求，而这种碎片化是有意的，即组织并不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如今，“碎片化”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等领域，在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碎片化问题十分显著，表现形式各异，我们主要针对治理主体以及治理过程中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和决策评估的三个阶段。

（一）治理主体碎片化

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治理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治理主体包含决策制定主体、决策执行主体以及决策评估主体。综观崇阳县已有的农村水环境治理，发现每个阶段的主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碎片化。

首先，决策制定主体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决策制定主体的单一化。针对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的制定，我们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对决策主体进行探讨。从横向政府的职能结构看，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主体多由环保局或者水利局等单独出台，而多部门联合出台政策比重十分低，不到20%。另外，决策的制定也缺乏与水环境息息相关的乡镇企业代表以及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应有的话语权。从纵向政府层级结构看，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多是照搬国家层次出台的政策，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也有，但更新不及时，或者只是对国家层次出台的政策的轻微改动，难以满足治理当地复杂的农村水环境问题的需要。

其次，决策执行主体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决策执行主体的权责模糊化。它由多方面因素促成，一方面，由于决策制定的碎片化，从而导致制定的决策中权责不明确；另一方面，作为执行主体的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相互推?。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执行主体主要包含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村镇建设有关部门等多个部门的人员参与，看似数量庞大的人群，却并没有发挥其优越性。如崇阳县沙坪镇隽水河发生的矾污染事件，本应第一时间各个决策执行主体共同商讨对策，以便于尽快解决问题，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但事发之后，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指出责任归属。因此，环保部门与水务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从而使得事态更加严峻。

最后，决策评估主体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决策评估主体的空缺化。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在决策制定中，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只有小部分具备完整的评估机制，其根源在于评估指标的缺乏。而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缺乏比较明确的监测评估主体，即便决策评估由政府这样的单一主体完成，决策执行中评估责任也不明确。

（二）决策制定碎片化

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制定碎片化主要体现在决策信息获取的碎片化和决策议程的碎片化两个方面。

决策信息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制度信息以及社会利益信息，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信息的获取主要依赖于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原因在于这种制度信息获取的成本低、难度小。而社会利益信息要同时考虑客观社会利益信息和主观社会利益信息两个方面，如崇阳县沙坪镇隽水河受到污染事件，客观社会利益信息方面，我们就需要了解该事件涉及的利益主体的范围（排污的乡镇企业法人代表、该镇的管理人员、居住隽水河附近的民众等）、利益归属的领域（从行政职能角度，环保部门、水利部门等）以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对立、冲突）；主观社会利益信息方面，它指的是民众对于自身利益或者政策利益的需求，该事件中表现为居住在隽水河附近的民众希望及时改善水质的需求以及政府能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预防污染事件再次发生的需求，当然这种主观的诉求也呈现出两种状态，有公开向行政组织和大众媒体反映的，也有非公开私下表达的。从以上例子不难发现，无论是客观社会利益信息还是主观社会利益信息的获取，都建立在大量的分析和调查的基础之上，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等。因此，决策主体通常偏好于制度信息的收集，而在社会利益信息获取环节多是偷工减料，从而导致决策信息获取的碎片化。

决策议程指的是相关的制度信息和社会利益信息进入行政决策程序，转化、整合成为公共政策的过程。决策议程的展开是建立在制度信息和社会利益信息获取的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只有真实的、合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才能进入决策议程，但由于决策主体的偏好或信息分析的偏差，可能造成关注对象的偏颇，从而导致决策议程的碎片化。

（三）决策执行碎片化

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执行机制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组织资源的碎片化和组织结构的碎片化两个方面。组织资源主要围绕资金和人力两个方面：资金方面，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缺乏相应的筹集机制，如企业、社会公益团体等的捐赠；人力方面，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执行多由行政部门来主导，民众参与率低，这就造成了决策难以落实。组织结构方面，崇阳县行政部门按职责划分，但由于职责模糊，因此造成管理两极化，要么相互推诿，要么多头管理，从而影响到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高效率。

（四）决策评估碎片化

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评估机制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评估条件的碎片化和评估指标的碎片化两个方面。评估条件包括政治制度条件、文化条件以及科学技术条件，制度方面，崇阳县政府尚未建立统一、规范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评估机制；文化方面，崇阳县目前仍是贫困县，教育条件落后，民众知识水平低下，缺乏评价公共行政活动的能力；科学技术方面，崇阳县部分村镇网络仍未普及，互联网难以发挥其便利优势。正是由于制度、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条件的不成熟，因而导致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评估机制难以建立。评估指标是为决策主体形象评价、决策执行过程评价等建立的指标体系，目前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决策评估基本处于空心化状况，缺乏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指标体系。

二、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路径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范式，它以公民的需求为导向，主张利用协调、整合机制，对层级、功能和部门三个维度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整合。首先，层级整合，它指的是地方、国家、全球治理阶层之间的整合；其次，功能整合，它是从程度上进行区分，包括较少的整合和较多的整合；最后，部门整合，它指的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整合，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实现公共管理的善治。同样，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一）构建良好的整体性治理宏观环境

良好的整体性治理宏观环境是实现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的前提，而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就是农村水环境治理体制的宏观环境。因此，要实现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需要同时对这三种体制进行改革。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环保职能，优化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及实现水环境治理管理方式的创新，找到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对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的水环境治理财政税收体制，保证治理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理顺水环境治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及政府与村民之间，既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提供保障，又奠定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通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诉求表达机制，使得民众广泛参与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又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坚强的社会支撑。

（二）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制

在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就是要明确双方的定位，不可“越权”或者“放任不管”。首先，决策制定环节中制度信息的整合，中央政府要健全与水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治理有法可依。同时，崇阳县地方政府在遵循中央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地方性水环境治理法规，从而为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其次，决策执行环节中的组织资源的整合，资金投入方面，农村水环境治理关系着民众的身体健康，因此它是重中之重的任务。随着治理难度大的加大以及治理周期的延长，中央政府应在全面分析实情的基础上，增加农村水环境治理财政投入的弹性和灵活度，地方政府要合理使用水环境治理资金，避免浪费。同时，也应该完善募集机制，从而为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提供稳定的资金保证。最后，决策评估环节中评估指标的整合，中央政府需要从宏观层面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指标和激励机制，而地方政府需要对农村水环境治理主体、治理过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估，两者之间要相辅相成，从而为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提供有效的评估保证。

（三）构建多部门合作治理机制

构建多部门合作治理机制是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核心内容。首先，加强各部门的职能整合，崇阳县与农村水环境相关的部门主要有水利局、环保局等，水利局的职能是对水资源保护负责，环保局的职能是对水环境质量和水污染防治负责，大的分工上是一致的，但两者却存在职能交叉。因此，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两个部门应做到相互协调，共同分工。其次，加??各部门之间的机构整合，针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要求崇阳县的水利局和环保局相互合作，专门设置农村水环境治理小组，以便于更加高效地进行农村水环境治理。最后，建立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包括激励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等的建立。

（四）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

加大政府与村民以及乡镇企业的整合，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机制。首先，目标整合，崇阳县农村水环境整体性治理中，政府的目标要与村民以及乡镇企业的目标一致，即保证崇阳县农村水环境的整体性。其次，在决策制定环节中的主观社会利益信息的整合，对于公开表达的社会利益信息，要建立稳定、顺畅的信息收集机制，对于非公开的，政府应展开主动的社会调查活动，深入民间，全面了解社会大众的利益呼声。最后，建立合作治理平台，充分利用微信、微博，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对话的便捷性。

篇(3)

关键词:塌陷区;环境治理;效益提升

中图分类号:TD21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7(C)-0204-01

皖北煤电集团任楼煤矿于1997年12月投入生产,年产量达到300万吨/年,经过10多年井下煤炭资源的开采,在井下形成许多的采空区,导致地表产生大面积的采煤塌陷区,造成矿区范围内村庄、农田、水利、道路等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矿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为此,该矿本着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思想,下定决心,大力开展采煤塌陷区坏境治理工作,为提高矿区生态环境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任楼煤矿塌陷区综合治理示范区位于该矿中二采区上部,该区域范围内的井下可采72、73和82三个主采煤层,目前除矿井工业广场、风井保护煤柱和中二采区上山煤柱未开采外,其它区域煤层已基本回采完毕。该示范区以恢复治理375.7亩(不含治理区外部分修建道路和沟渠)采煤沉陷地作为矿井的小型矿山公园,为矿区及周边居民提供一处良好休闲娱乐场所。

该矿根据塌陷区塌陷情况,将治理区分为三部分,即一区(农田荒芜区),二区(积水区),三区(粉煤灰垃圾充填区),各部分环境治理主要工作:

一区(农田荒芜区):

该区位于治理区的东侧区域,占地面积约10569.3m2,原先是已搬迁村庄逯滂自然村老村址的一部分。地表标高平均为+24.0m,为基本稳沉区。施工时,先进行剥离表土,然后再用矸石分层回填,分层碾压到设计要求的边界和标高,最后进行铺设水泥地面,安装各种健身器材,供广大居民在此进行娱乐活动,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

二区(积水区):

该区位于治理区的中部,面积约177960. 7m2,区内水位标高约+23.5m,积水深度为3.4―5.6m,该区为稳沉区,地表当前最大下沉为7.12m。该区设立临时隔水围堰工程,分段进行砌筑边坡。施工时,分段围堰后,先排水、清淤,然后用矸石和土进行回填、整修,最后用砂浆块石砌筑边坡。

三区(粉煤灰垃圾充填区):

该区位于治理区的西部,占地面积约39123.0m2。区内地表当前标高为+23.9―+27.8m,为稳沉区。此前,该区为任楼煤矿煤矸石电厂粉煤灰充填区,矿区生活垃圾被堆积在该粉煤灰储灰场的北半部区域,堆积面积约19561.5m2,堆积厚度平均为0.5m。工程施工时,先将粉煤灰充填区域北半部地表的生活垃圾堆积区域进行彻底清理(清理后的垃圾全部运到矿区其他生活垃圾处理场),采用掩埋方式集中处理,然后进行覆土回填。种植观赏树木、草皮等,供群众观赏,治理后作为绿化用地。

治理区道路整修,治理区原路面为乡村泥土路,此次道路整修先把原有的路面进行平整和压实,用矸石进行分层回填压实,标高达到+25.8,然后铺设水泥路面,并在路的两侧种植树木,这样不仅给群众的出行带来方便,还美化了四周的环境。

该矿通过此次采煤塌陷区坏境治理,以实现矿区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维护地、矿之间和谐稳定,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通过对矿区地质环境的治理,美化了矿区周边环境,治理恢复了部分受开采损坏的生态系统,改善和提高了矿区的生态环境,为矿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娱乐场所,美化了矿区生活环境,恢复了矿区的自然生态面貌,使矿区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通过该矿区塌陷区治理的实施,获得建设用地15.9亩,不仅有效的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减少占用耕地面积,能缓解该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而且还解决了部分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农民提供了增收的渠道,为本地区工、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经济效益: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共治理采煤沉陷地375.7亩,其中直接获得粗放养殖鱼塘面积为266.9亩。鱼塘每年每亩纯收入1500元,鱼塘每年获纯收入为40多万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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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型社会”概念的厘定

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环境文化为基础。当下，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两型社会的建立思维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检讨，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人类社会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浪费。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两型社会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

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二)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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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五大连池位于我国北部边陲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以世界著名火山和著名矿泉闻名遐迩。然而由于过度开垦致使水土流失，湖底淤积造成湖床升高，湖面扩大，日积月累，小面积的湖泊就可能萎缩退化成沼泽湿地，甚至有可能消失，在水土流失的同时，湖泊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也使湖泊污染日趋加剧。加之农口中的化肥等残留物也逐年流入水体中，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加剧，这些污染严重威胁着五大连池地下矿泉水的水质。

据了解，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060平方公里，但五大连池管委会实际管辖面积只有720平方公里。五大连池周边耕地绝大部分归属五大连池市、垦区农场、大庆油田农场、部队农场，矿泉水带上的疗养院多数为中直、省直事业单位建设。正是因为管理体制上的不顺，多家单位相互踢皮球，导致环保成为一句空话。五大连池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说，在1060平方公里内720平方公里外保护带内，风景区管委会并不能行使一级派出政府职权。

从五大连池污染事件，让我们看到部分地方的决策层重建设、轻环保的弊病犹在。公众整体环保意识薄弱，现行的环保法规除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不具操作性外，环境保护队伍人少力薄，也是制约环境执法的因素。部门协作监管机制滞后，一些地区各自为阵，不配合、不协调，加剧了环保问题的恶化。

环境治理需要铁腕，要实行问责制。比如，五大连池周边各级政府单位与黑龙江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签订保护治理目标责任书，从县市到乡镇、乡镇到村社将任务、目标层层分解、层层签订责任书。否则“多龙治水”，只能让各单位各部门间争利推责，水利、环保、卫生、国土资源、农林等部门，都与环保有关联，看似谁也管，实则谁也没管到位。

当然，保护五大连池不只是政府的事，还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据悉，五大连池火山堰塞湖出现的萎缩污染问题已经引起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注。我们相信，只要治理得当、全民参与，五大连池这颗“明珠”将更加光彩照人。

声音

一些风景区肯定不是一天之内被污染破坏的，推而广之，许多类似的污染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那么，在临界点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可曾为此做过哪怕一丁点儿努力?公民对于社会要有起码的责任感，这决不是一种过高的、难以企及的道德要求，因为说到底，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是每一个人必须与他人共享的公共空间。

――《天津日报》

篇(6)

可持续发展会计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理论指导，在充分考虑社会资源、自然环境、人类社会活动的前提下，充分做到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长久维持。

从内容上说，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来自于可持续发展观。会计的形成是为了有效地反映经济活动开展情况，需要适应其发展规律，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朝着可持续发展路程前进，会计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之下也要调整处理方式，客观地对经济活动开展的成本支出、费用和收益等进行全面记录。其次，可持续发展会计要以社会环境、自然资源、人类活动为衡量标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会计核算也会更多关注成本以及收益方面的内容。再次，可持续发展会计应该较为全面地对经济活动进行评价。社会是多元发展的，所以在对社会环境进行记录与反馈时将直接影响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工程，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可持续发展要保证对这些因素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描述。

二、可持续发展会计目标

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可以较为客观地体现经济活动发展情况。企业的发展要适应社会这个大环境，需要面对可持续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例如企业的经营生产目标、财务报账管理等，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财务管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体现在企业开展的各种经营活动当中，管理的目的是要充分了解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通过可持续发展会计来实现财务核算、反映与报告等经济活动的管理。

三、可持续发展会计的基本假设

可持续发展会计，相比普通会计，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实施过程会更加复杂。可持续发展会计要以传统会计为基础，进行一定的创新与发展，抛弃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容，赋予新的内容，对可持续发展会计的基本假设进行夯实。

1.会计主体假设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引入能够极大加强企业发展的主体意识，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保護做出努力和贡献。传统会计在发展中更多的关注企业自身利益，并没有将企业发展纳入整个社会的发展，只是把会计工作进行了简单的定位，经济活动的开展就是使用资源的过程。而可持续发展会计定义了一个新的工作范畴，让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措施融入具体的会计工作。可持续发展会计对内需要企业不断加强经济发展，对外要为社会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的保护承担责任。现代企业经济活动的开展都与其他的经济团体产生各种关联，而这种关系势必要消耗自然资源，社会环境也会受到一定破坏。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对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2.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

可持续发展会计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但竞争的主要内容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它不再局限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而是包括社会资源、社会承担、环境保护在内的多元化的整体竞争。可持续发展经济由于其主体内容的改变，在无形之中增大了企业经营发展的难度，风险也随之增大。在企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的前提下就需要对持续经营做出具体规划。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企业的经营者、投资者才会更加有信心积极应对外部环境、资源利用带来的挑战。

会计分期假设就是对未来企业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以周期的形式对任务进行划分。在划分的会计周期内需要完成相应的任务，以便准确了解可持续发展的执行情况，使出现的问题可以及时得到解决。

3.多元计量假设

在持续发展观念的影响下，企业的经营目标发生了极大改变，经营活动的开展围绕着可持续发展进行，目标制定也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只需要考虑自身经济的发展状况，还要实时把控好与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充分做到相互之间协调发展，这决定了经济发展不能只依靠物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指标的考核还需要将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考虑进来。所以，从考核指标上来说，可持续发展在坚持货币计量的同时，还需要辅助于其他计量方式，以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4.环境和人力资源的有价假设

商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付出劳动的多少，价格就是对劳动付出最直观的体现，在这样的基础上上下浮动。人力成本的投入需要利用大量资源，良好环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环境与劳动力之间就形成了价值。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就会对两方面的有价资源进行运用，一个是环境，另一个是劳动力，两方面因素使得成本投入加大，在使用中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利用好资源成为可持续发展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5.可持续发展收入

篇(7)

关键词：环境成本 绩效 信息披露

一、引言

当前，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企业既面临着资源约束的趋紧，又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引发政府环境管制加强等一系列压力，其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就环境治理而言，企业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一方面，企业的性质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利润最大化是其始终不懈的追求；另一方面，企业又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对污染环境的治理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上升。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企业环境成本的管控成为影响其绩效的重要因素。社会责任的兴起，企业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使得企业对外披露环境成本信息成为一项义务，企业环境成本的管控关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就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对环境成本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假设并检验。

二、文献回顾

对于环境问题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Stanwick（1998）通过对多个行业120 多家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收益率与企业的排污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负相关。迈克尔・波特（1991）认为，企业排污行为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企业因而会更加慎重地进行环境管理决策，更理性地处理环境管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选择可以降低环境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上对环境保护力度的强化，使得环境规制能正确反映国际环保趋势，企业可以从率先实行的规制中获得竞争优势。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可以“双赢”。程远震等（2011）通过对陕西有代表性的造纸企业研究发现，造纸企业的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呈动态变化趋势，单样本总体相关性的趋势是由负到正的过程；赖蓉等（2007）认为由于企业自身与影响因素的变化，企业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动态变化，企业一定时期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关系的结果，主要依赖于既定的外部条件下，企业对政府环境规制措施所作出的策略性反应。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短期内，环境成本的投入必然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的降低，企业绩效与环境成本的投入呈负相关的关系。从长期看，由于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以及企业对于环境保护适用性的提高，有可能实现企业绩效与环境治理“双赢”局面的出现。

三、环境成本与绩效的关系及研究假设

（一）企业前期绩效与当期环境成本的理论分析

良好的企业绩效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基础，企业如果不能满足基本正常经营所需达到的绩效水平，那么企业就没有能力来履行环境责任。同时，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来履行环境责任，超越自身的经济实力或能力范围来履行环境责任则是对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企业在经营绩效不好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能力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加大投入，否则会加大企业的成本负担，很可能诱发财务风险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企业在累积收益足够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不懈努力。良好的盈利能力是企业进行环境成本投入的财务保障，是企业承担起相应社会责任进行环境成本投资和环境信息的披露的必要条件。所以，如果企业上期盈利能力较高，本期的环境成本支出强度也会较高。

假设1：企业前期绩效与当期环境成本正相关。

（二）当期环境成本与企业当期绩效的理论分析

企业加大环境成本投资对当期的财务绩效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在短期内，按成本――收益一体化的逻辑，原本企业对环境造成负外部性，企业并不承担对环境的治理成本，但是当企业将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到企业内部，企业才必须要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支出，而且这种环境成本的投入在短期内并不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收益，会造成企业原本正常的收益下降；从机会成本角度看，企业可用的现金流是有限的，环境成本的投入挤占原本用于其他投资的资金，企业损失了投资其他项目的收益。常丽等（2011）认为企业在承担环保责任的同时会在当期投入大量的资金，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对于当期可能是一种无效的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主营业务的发展，对当期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假设2：当期环境成本与企业当期绩效负相关。

（三）当期环境成本与企业后期绩效的理论分析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价值不应该仅仅是传统的以财务资本和生产资本为主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应该包含以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主的社会价值，社会资本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前期环境成本的投入一方面使得企业的社会声誉得到提高，强化企业的环保品牌效应，获得国家环保政策支持，降低企业环保处罚的成本。另一方面，环境成本的投入有利于企业环保工艺和技术的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成本，获得市场溢价，增强竞争优势，最终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张英华等（2010）认为企业进行环境成本的投入一方面实现了环境效益，满足了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实行环境管理获得了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

假设3：当期环境成本与企业后期绩效正相关。

四、研究样本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2009年到2012年的环境成本强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由于ST的上市公司数据比较特殊，所以样本中剔除了ST上市公司。

（二）研究模型设计

环境成本的衡量：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的角度，结合企业对环境投入所披露的货币信息和非货币信息，全面的衡量企业对于环境治理所作出的贡献，由此构建了环境成本指数。

五、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通过筛选，本文最终选择36家在深市和沪市上市的煤炭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首先依据企业的股权性质，对上述上市公司2012年的环境成本强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主要包括对数据的极大值、极小值、平均值、标准差等做了分析。相关的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煤炭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的比例远大于非国有控股，说明煤炭国有控股企业在该行业中占有主导优势。2012年，国有控股企业环境成本强度的最大值是14，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最大值7，国有控股企业的极小值也是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极小值。从两个极端值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环境成本强度要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化强度，同时，国有控股企业的均值7.9667也是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均值的，也正好验证了上述结论。从环境成本强度的标准差来看，国有控股企业环境成本强度的离散程度也是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说明国有控股企业中环境成本的强度差异比较大，部分国有控股企业还是应该加强对环境成本的强度。国有控股企业属于国民所有，更应该加强环境成本的投入，为众多的非国有控股企业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且为我国的环保事业奉献更多的资源。

本文同样对煤炭行业每年的财务绩效做了描述性统计，主要是对均值、极大值、极小值、标准差等指标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9-2012年，企业财务指标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这主要与煤炭行业近年来总体价格趋势有关。企业财务绩效的离散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企业财务绩效的极大值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极小值却出现较大的波动。

（二）模型的检验

1.相关性分析。

上期财务绩效与下期环境成本强度显著正相关，说明，财务绩效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加大环境成本的强度；当期环境成本强度与当期企业绩效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环境成本强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5。

通过上述环境成本强度与企业绩效在当期、下期以及前期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环境成本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虽然这些结论与本文的假设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环境成本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还会受到很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其结论可能与当初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本文将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2.回归分析。

通过表6-表8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前期企业绩效与当期环境成本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置信区间在0.05的水平上是显著相关的。这与本文的假设是相反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一是当前环境成本相对比较低，这样的成本对当期的财务绩效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二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新闻媒体也能够很快的将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使得环境成本强度高的企业迅速得到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三是环保设备的投入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了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使得当期环境成本强度对当期企业绩效产生正的效应，环境成本强度的提高促进了当期财务绩效的提高。

企业环境成本强度的提高对下期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在回归检验中，这种正相关关系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当期的环境成本对下期绩效确实存在正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

通过前期财务绩效与本期环境成本强度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较好的财务绩效是企业后期履行环境责任的一个前提。企业前期的财务绩效越好，则企业就可能会更加大对环境成本的投入。同时，环境成本的强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当期的财务绩效的提高，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不断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成本的强化并不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而且在当期以及后期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履行环保责任会逐渐成为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一种新的途径。企业通过不断加强企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有助于企业提升形象，提高自身竞争力，最终达到企业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目标。J

参考文献：

1.迈克・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2.冯俊华，程远震.陕西造纸企业环境成本构成及控制效益优化研究[D].陕西：陕西科技大学，2012.

3.常丽，王官屯.企业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关系的实证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1.

4.冯巧根.从KD纸业公司看企业环境成本管理[J].会计研究，2011，（10）：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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