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2005年年底，沈阳市公安局向外界透露：按照省政府《关于切实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沈阳市有关部门已经起草了相关规定，待相关规定、法规出台后，“暂住证”制度将可能恢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一时间引起质疑声一片。让人不解的是，就在两年多以前，2003年7月22日，沈阳市取；肖暂住证，成为当时我国户籍管理中率先取消暂住证的城市。

沈阳市当时的做法得到很多外来工认同，然而，时隔短短两年之后，沈阳为何又要恢复暂住证制度?沈阳市的户籍改革在倒退吗?

暂住证能否控制犯罪

对于即将恢复暂住证，沈阳某派出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所长解释，暂住证取消之后，许多外来人口并没有来办理暂住证明卡，这导致公安机关在侦破一些犯罪案件时，破案难度增加。他说：“暂住证对治安管理和案件侦破有着一定的帮助，这是一个事实。”据其介绍，如果某个案件有了潜在线索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怀疑对象是一个外来人口，警方可以利用检查暂住证和强制办理暂住证的办法获得一些对侦破案件有用的资料。

但是他也提到，对于治安管理，外来农民工的情绪问题和城乡差距所产生的自卑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外来农民工在城市里挣不到钱，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变得偏激，做出一些违害公众安全的事情。辽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张思宁也认为简单的暂住证会导致外来农民工的责任感不足，认为自己不是城市中的一员，而强制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往往会导致外来民工的心理不平衡。就这个意义而言，暂住证反而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导火索。

农民――要交多少钱

当外来农民工听说要恢复暂住证时，立即出现了不满的情绪。一些长期在沈阳市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反应最强烈，他们怀疑：暂住证恢复后，原来自愿的“暂住登记证明”会不会变成强制执行的暂住证，会不会给不良警察提供新的谋财机会?”我们不怕暂住登记，只对收费反感，因为收费了而没有给我们办什么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没作用。”这是记者在沈阳鲁园劳务市场听到外来农民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在沈阳市公安局的网站上，记者找到2003年7月之前关于暂住证收费的规定：“收费标准：流动人口暂住证工本费5元。”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记者在调查中遇到了一位来自江西、已经在沈阳经商十余年的黄女士。她介绍，1993年，她除了被要求办理暂住证外，还要求交600元钱办就业证。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11月底，沈阳市共登记流动人口394342人，但警方人士表示真正在沈阳这个城市“流动”的人口远不止这个数字。仅以这个数据为例，暂住证的毛收入便是接近200万元。2000年，内蒙古来沈阳务工的于永军夫妇办理了第一个暂住证，当时他们每人交纳了一年449元的费用，其中包括每月37元的管理费和5元的工本费。如果按照2005年的数据计算，因暂住证而带来的毛收入是2个亿。2002年1月开始，沈阳暂住证收费大幅减少，、降为经商的每年交纳65元，打工人员交纳25元。如果还是以2005年的数据计算，毛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

2006年2月24日，在沈阳市户政系统基层基础工作建设会议上，沈阳市公安局社区警务支队支队长董斌表示：新暂住证制度正在积极酝酿中。新暂住证将实现外来人口在沈阳办理招工、驾照、工商营业执照、子女就学等相关手续时的”一证通”。一位接近沈阳市公安局的社会学者介绍，根据新的暂住证一证管理政策，公安部门承担外来人口的登记和审验职责，物价局将参与制定暂住证的价格。即将恢复的暂住证的具体价格现在还未公开，这笔办证费用农民工是否负担得起依然是个未知数。

新暂住证不是“恢复”而是“尝试”

2003年，沈阳宣布取消暂住证制度时，实行了零收费的免费申报暂住登记制度。沈阳市流动人口可以自愿到当地派出所进行免费暂住登记，从而取得暂住证明卡，外来人员如果想在沈阳经商、从业、工商办照、防疫、保险、子女入学以及申领驾照，就必须出示暂住证明卡。当时取消暂住证有几个原因：一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频率加快，管理机关不可能仅仅依照暂住证来界定一个人的长期居住情况；其次暂住证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歧视，容易成为一些单位巧立名目违规收费的借口，三是暂住证严重损害了流动人口的人格与自尊。很显然，这项举措对外来农民工益处最大，不仅减轻了他们办理暂住证的经济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流动人口的自卑感。而面对人们对恢复暂住证的质疑，有关人员表示，这并不是暂住证的复辟，而是创新。

沈阳市公安局宣传处工作人员陈先生在接受《小康》电话采访时说，恢复暂住证“不是恢复而是一种新的尝试”。他说，恢复的”暂住证”是一种新的形式，将以”一证通”的形式出现，集进城工作和保险等为一体，新的“暂住证”不是公安部门一家的事情，而是由几个部门一起来做，现在具体方案还没有出台，所以不方便接受更深入的采访。

沈阳市就业局外来劳动力管理部部长王道平曾向当地媒体表示，沈阳拟恢复的流动人口《暂住证》主要体现在”一证多能”上。“一证”指《暂住证》，流动人口到沈阳后，由社区暂住人口管理服务站登门或预约，登记、照相、办证一站完成。暂住人口持证可享受招工、保险、住房贷款、购车挂牌、汽车驾照、子女义务教育等多项市民待遇和服务。

篇(2)

关键词：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不具备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居住并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长期生活在内地和西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逐步走向开放，通过务工、经商、学习、旅游等方式向城市流动，这样就形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都市是四川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少数民族人口为126939人，占0.9%，比重较上一次人口普查增加了0.36%。成都市区共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万人以上的有回族、藏族，人口在万人以下、千人以上的有满、羌、蒙古、土家、彝、苗、壮、朝鲜等8个民族，每年有近400万人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总体看，今后仍会有。

随着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成都，成都市的人口民族多样性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相应的服务管理工作也要跟上。因为远离牧区或者农村的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在给城市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一、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社会管理与服务带来的挑战

1、居住管理的分散性。成都市少数民族居住格局经调查分析，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单位集体购房。这是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单位、机构、企业团体纷在成都设立机构分配住房然后形成以单位为中心的居住格局形式，这种是由单位出面管理的模式。二是分散购房定居。这种商品房式的社区模式形成了多元化社区类型的居住格局，这种是社区管理的模式。三是以经商为主租住房屋的模式。其典代表是成都市浆洗街及武侯横街，这里主要是经营少数民族用品的商户，这些商家和服务人员大部分租住当地房屋。四是无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定居的聚居。这些无暂住证、无合法职业、无固定住所的流动人口他们主要聚集在天府立交桥和火车南站一带，这些人自发聚居成群，对于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城市管理、民族关系和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2、民族文化和的差异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经历着从少数民族文化到向主体民族主流文化的适应，以及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到汉语言文化的适应。在这样的文化跨越中，各个民族交往时，会自然感觉到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意识，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激发的矛盾容易引发。

少数民族群众很多都有自己的，他们通常会通过定期的宗教仪式来寄托情感、表达虔诚。但是在汉族聚居区，一般是非主流文化部分，所以对于为少数民族提供固定场所过宗教生活的部分有所欠缺。少数民族中，有很多观念与城市文化有相悖的部分。在城市社会中，这些很容易导致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抵触，和排斥，甚至会厌弃城市化生活，这样不利于群体稳定。因此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变，即有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3、心理上的不适应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一般性的流动人口还面临着异族评判标准的问题，异样生存环境检验的难题。这需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正确认识自身民族属性特点这样才能在新环境下获得真正的内心基点。此外，跨文化的心理适应容易产生归属感缺失。经过排斥、学习、吸收与整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会最终实现对城市的心理适应和文化认同，一旦出现文化冲突、文化震撼就容易导致心理归属感缺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归属感的缺失，既是个体心理层面不适应的结果与表现，而且带有整体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痕迹。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服务的策略

1、依托社区进行管理，将防范式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管理。根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格局，和城市社区的规划格局，无论是单位集体购房居住、分散的购买商品房、或者经商租房现在都会隶属于某一管辖社区，所以社区成了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的直接实施单位。社区是共同生活的邻里空间，社区化的好处是既能够保留地域共同体的生活性特征，又同时可以落实城市社会的规则。利用社区对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管理需要，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内居民的民族平等意识，认真宣传和落实我国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要宣传城市管理的基本规定，通过对社区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保障等项目的服务，引导和规范他们的行为，同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包容度的同时也强化法制观念增强了他们的法律意识。这样可以逐步帮助他们的心理适应增加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社区本身要强化自己的管理能力，要严格规范社区内的卫生治安人口等方面的管理。因此，依托社区进行管理比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管理更加具备亲和力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区的联系，也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使民族关系更加的和谐。

2、完善民族工作的法律，妥善处理冲突和矛盾。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持续的进入城市，民族的多样性势必引发许多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国家制定详备的法律法规来指导城市民族的管理工作。1993年颁布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是我国已有的一套城市民族工作实施法规，我们应该以此作为处理民族工作的依据，同时结合成都市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来维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同时对于民族间的各种冲突与矛盾，要相关部门负责人要第一时间妥善处理，既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政策优惠”而实息事宁人也不能因为其是少数民族而粗暴执法，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说服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促进民族团结。

3、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市民的民族性观念。利用媒体和网络的导向，对社会市民宣传正确的民族政策、民族知识和民族理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尊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营造社会成员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氛围，让少数民族的相关知识教育渗透到每个阶层每个社区和每个居民，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不再盲目排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4、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教育，提高其综合素质。文化水平的高低差异性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化融入和社会的管理的难易。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都是处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或是对知识和技能的向往，才走出民族原住地来到大城市生活就业。他们不仅希望在大城市里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也期望在大城市里子女能获得更多更好教育机会。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原来知识水平的限制就业渠道较窄，除了自己经商大多从事基层劳动岗位。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发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教育事业，开放城市的教育资源，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增加对城市新生活的理解和民族多样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而且可以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 刘毅.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社会管理创新[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5）.

[2] 秦文鹏.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社区策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5）.

[3] 张晓颖.广州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社会管理创新[J].广州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3，（2）.

篇(3)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农业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再被政府重视，这一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民生问题或经济问题了，而是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增大的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目前还需要加大力度。要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政府要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起主导作用，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和工具发挥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并始终坚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整过高收入”的原则立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分配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之多年来形成的劳资利益格局，部分行业赢利有限，如果急速大幅度调整，必然引起动荡，因此政府对初次分配不能急于求成。政府要在确立收入分配基本目标的情况下，上下结合、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在深化体制改革，调整宏观政策，注重初次分配、优先再分配等方面同时发力，这样才能做到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和合理化。

二、建立健全农民增收保障制度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农产品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农产品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前些年，因为农村粮食价格过低，农业生产资料投入高，导致很多农民在农用耕地上种树。这一方面改变了土地性质，导致农业用地的急剧减少，另一方面也使粮食生产大幅减少，影响了农业基础地位的稳固，甚至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由于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农产品大都处在产业链条的最低端，它们的价格往往很容易被企业操纵，企业总想尽量压低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以获取最大利润，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不利于农民增收和农业生产，甚至会扰乱市场秩序。政府除了要对粮食实施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外，市场监管部门更应加大对粮食、农产品市场的调查、监督力度，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从而确保农民经济利益不受损失，使他们真正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坚持以为基础、充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搞活农村集体经济。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农民思想意识比较狭隘，经营单一，自组织意识比较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少之又少，一直以来，大多数的农村并没有感受过集体经济给农村发展带来的好处。加大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力度，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利于农村发展规模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村委会应鼓励村民发展集体经济，并且允许村民以土地作为入股份额，享受集体经济分红。另外，村委会还可以拓宽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种渠道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政府要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扩大农业资金投入来源，建立农业投资稳定的增长机制，适时调整农业补贴领域和重点等。

三、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异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受历史传统文化影响，农村具有家庭供养、自我保障、家族互助的长期传统。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国家在农村实行与城镇有别的社会保障办法。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农村看病难、养老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我们看来，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仍然需要国家和政府的积极行为。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城市居民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较为全面系统的保障。在农村，农民却成为边缘群体游离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他们的保障主要以土地和家庭保障为主，目前的养老及合作医疗等制度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达不到农民的要求。无论是在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方面，还是在自身承担能力方面，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不平衡又进一步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而加剧了二者之间的不公平性。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我国正在朝着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前进。

政府应特别关注城乡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尽快帮助他们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社会资源向农村流动，逐步缩小城乡间社会保障的差异，促进财富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而不仅仅是在城镇内部，这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篇(4)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关系；对策

作者简介：杨仪青（1982-），女，河南光山人，中州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战略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6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53-03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迅猛，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也迅速增长，2012年已达到135404万人。总体来看，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其人口增长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快或者过慢的人口增长都将对人口质量的提高形成重要影响，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处理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二者的关系十分重要。要搞好我国经济以及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增长，加强城镇化建设，适度发展城镇人口是重要手段，而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保持我国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是基本政策。

一、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

人口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一方面，人口静止不变或者增长得很慢，社会经济发展就不能从人口增长的好处中得到实惠。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口静止不变而经济增长迅速的先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总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的快速增长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因素解决不了人口增长带来的负担。因为某些部门的迟钝反映，庞大的资源和充足的资金有时也往往解决不了人口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和负担。一个社会就如同一种植物或动物机体有其本身生长发展的速度。

因此，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有一个适度增长的数值。所谓适度人口，就是获得最佳经济增长的人口规模。在适度人口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循环，经济得以发展，人口素质也得以提高。适度人口包括合适的人口规模与合理的人口构成两个方面。一般来说，适度人口并不是静止到一个点，而是为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而在这个区间之外，高于或者是低于适度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相对就要缓慢。如图1所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字形状。在图1中，曲线S上适度的人口增长水平就是点M所对应的N点，最优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点M所对应的P点。点N和点P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直以来，各国经济学家始终关注如何根据一些数据资料估算曲线S上的转折点M，并进一步推算出点N和P的具体数值。

图1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人口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关系密切。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近代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国民人均生产值的持续稳定增长与人口的持续适度增长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人口以及国民人均生产值持续增长。从每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借鉴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获得快速发展，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1.7%。1979年和1980年的经济增长率较为显著，分别为7.6%和7.8%，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均增长率为3.5%。这个时期，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增长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同时，初出生率下降，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下落到1.3%的低水平。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6%的高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显著变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晚婚晚育的推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少年儿童人口的比率显著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则急速上升。这样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下面主要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考察作为基本要素的劳动力数量的变化、素质的改善以及流动性等人口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人口的数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处于急速增长的状态，劳动力的增长作为积极因素促进了经济发展。到90年代上半叶，就业劳动者的增长依然呈强劲趋势，每年大约有1130万人进入新的劳动市场。到90年代后半叶，就业劳动者则有下降趋势，但仍然以年均640万人的速度增长。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劳动弹性是指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比值，它能测量人力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1978-1980年劳动弹性显示了0.278的数值，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叶达到0.354的水平。这样在技术装备陈旧、产业结构不均衡以及资本不足的时代，就业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随着技术设备的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本集约度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也是不容忽视的。1984年以后，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实施，政府对就业劳动者增加了教育投资，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各种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并提出了提高广大职员和工人的政策水平、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方针。不久，国有企业内部对工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以适应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且，政府采用多种教育形式强化成人教育，使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这样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此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大约有1.2亿万人的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大多数转变为农村的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其他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为了寻求好的就业机会则转向都市的建筑业、运输业等服务业。

三、人口因素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特点之一是其具有效用的递增性，这一特性不仅使其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使其他生产要素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一）推进人口流动，加大吸收人才的力度

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适当的人口流动是搞过经济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获得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迁移流动。同时，人口的流动受到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因素的影响。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结构改变，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人口的流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提升了人口素质，收入也随之提高；开阔了眼界，特别是使得广大农村劳动者改变观念，带动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人口的流入意义也很重大，能直接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因此，吸收人才非常关键。培育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市场经济表明，应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进行职业规划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做到人尽其才，进而带动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二）加强城镇化建设，适度发展城镇人口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需要由若干城镇发挥中心作用来带动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要实现正常、有序、稳健、快速的发展必须以城镇为依托。我国虽然人口城镇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人口城镇化进程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统计中包含了大量流入城市中但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民工，真正的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现象严重。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应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打破户籍的限制，建立居民自由迁徙的人口管理制度，促进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相互流动，实现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在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展成熟的城市相互对接，使基础设施网络和管理体制覆盖城乡。同时，在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让农村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三）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经济发展需要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人口素质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各级政府要更新观念，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育，甚至可以提升为一项基本的政策。二是加快改革教育制度，推行素质教育，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措施，重视农村教育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在农村的教育中，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带动作用，注重对这类人员的培训工作。推广科技培训，让农村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另外，对培训工作应注重塑造一种舆论氛围，争取让人人都重视这个工作，让农村劳动者认识到提高自身素质对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对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性，在农村掀起一股学习风。三是加大现有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现有人才的素质。在培养方式上应灵活高效，理论与项目相结合，探索适合广大劳动者的培养方式和机制。

（四）保持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

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重要因素。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共享需要人来完成。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达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人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着自然赋予的资源。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应保持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当然，并不是说要无限制地发展壮大人口，也应该有个度，过快增长容易造成人口的膨胀，过多的人口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负担，反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在我国，总人口数、农业人口数、城镇人口比重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人口数的适度增长、农业人口数的减少、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会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增长，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总人口数适度增长、农业人口数逐渐减少、城镇人口占比稳步提高。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其各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也存在着很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不断流入，有利于形成人才的集聚效应，带动人口素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洪南.SPSS for Windows统计分析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85-90.

[2]张继红.关于我国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甘肃科技，2006，（01）：58-61.

[3]Ra.Gaiha.农村脱贫战略的设计[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89-93.

[4]陈玉光.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J].人口与经济，1980，（03）：36-39.

篇(5)

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选择在农村居住而在城市打工赚钱，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生产生活模式，而且这种生产生活模式的“费效比”，要好于在城市打工赚钱并在城市定居的模式。

我们不妨去作个调查，在城市打工赚钱的农民朋友，有多少愿意在城市定居，又有多少赚了钱后仍会回到农村老家去。每年春节，农民工几乎全部都要返乡过节，这几年，返乡后不再回到城市的年轻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因为在城市打工虽然收入多一些甚至多许多，但生活费用也要贵一些，甚至贵许多，只有牺牲生活质量，才能有节余积攒。但要买下房子在城市定居，对多数人来说，这些积攒的钱又太少了；若能在家乡找到事做，即使收入少些，由于可常回家，便免去了住房等费用，还可享受天伦之乐。

很多人认为，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这是个原因，但不是重要原因。农民如果没有钱在城市买房子，就只能是城市过客。有人提出，如果国家制定政策把农民老家的“小产权房”变成可交易的“大产权房”，农民卖掉农村房子在城市买套房，问题就解决了。但有卖必定有买，买卖只是产权易手，住在农村的人口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并不符合城镇化的要求。从购房的情况看，能在城市买房的是农村的“有钱人”，是少数人，其中许多是“投资性购房”。所以，参与到城镇化过程的农民人数一定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实际上要少很多。

能否考虑通过大幅提高农民工收入来解决城镇化问题呢？根据“替代原理”，劳动力工资成本上涨，替代的方法便会出现。比如把产业转移到劳动工资低的地区和国家，比如提高自动化水平以减少劳动力使用等等。劳动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替代原理”发挥作用也是必然趋势。现在的情况是，产业不仅流向劳动力成本低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开始撤回到当初转移出来的发达国家。产业回撤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开始发生，欧债危机后扩大，本国的就业压力使政府促使转移出去的产业重回本土，我国沿海城市的“农民工”因此开始回家寻找机会。这告诉我们，通过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来促进城镇化，至少在目前阶段是很难做到的。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由分散走向聚居。人口聚居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诸多便利，像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一样，城镇化会演化出新的工作岗位，社会分工由此而深化，许多改善生活和方便生活的组织和设施由于聚居带来的成本分担而变得可行，生活会由此更为便利和丰富多彩。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不过，由于大量涌入城市打工赚钱的农民无法改变高生活成本与收入不足的差距，“大聚居”对许多进城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越是大的城市，越是不可选择。

篇(6)

而现在,郭子祥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一家家地跑,他打开电脑,就能实时掌握全市2100家大大小小的旅馆情况,即可了解每家宾馆的入住率、入住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照片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全部出自榆林市公安局建设的旅馆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尽管有相关的法律文件作为实施的依据,但这套系统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推广安装之初,甚至有旅馆业主抵制安装,他们聚集在一起,试图到市政府门前上访。而如今,系统已经成为业主们日常管理住宿的重要手段,系统一旦出现问题,业主会主动给技术支持人员打电话,要求立即解决问题。

是什么原因让榆林市的这些旅馆业主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套系统的安装到底对榆林市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怎样的保驾护航的作用?日前,《计算机世界》记者远赴榆林进行了实地采访,了解到了榆林市旅馆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安装前后方方面面的故事。

要用信息化把流动人员管起来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东北角,北接鄂尔多斯,东连山西省吕梁,是中国能源大市。

榆林有一区11县,其中3个县――神木、绥德和米脂隶属全国百强县,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神木县更是以煤田和医疗改革闻名全国。

“榆林市资源丰富,有煤、天然气、石油和盐等多种资源,是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榆林加大了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全市的GDP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是全省GDP的排头兵。”榆林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白玉功介绍说,但是随着榆林市经济发展,前来旅游观光、务工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白玉功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决定着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也和当地的社会治安情况有一定关系。“经济上去了,外来流动人口自然就多了。”

榆林全市有360万人口,大大小小的旅馆有2100家,每天流动的人口在2万〜3万,如果不能管理好这些流动人口,很容易给当地的治安带来隐患。

过去榆林公安局对旅社行业的管理流程是,业主们将住宿旅客的相关信息登记在专用的记录本上,包括他们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每天晚上,业主要捧着厚厚的登记册送到管辖区内的派出所,换回前一天送的登记册。这种方式不仅落后,而且极其不方便。如果登记薄上的字迹潦草、信息登记不完全,派出所还要给业主打电话,效率很低。

据了解,按照公安部相关的文件,无论旅馆规模大小,必须要安装旅馆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文件出台于2000年左右,但由于客观原因,2006年前后,全国旅馆安装管理信息系统的覆盖率不到50%。

榆林县于2006年开始正式安装旅馆业管理信息系统,由白玉功负责,后来由副局长薛治安接管,具体执行落实在治安支队长李希鸿和同事身上,郭子祥被任命为专管员来执行该系统的建设工作。

2006年刚开始时,登记注册的旅馆有900家,就算一天安装一家,全部算下来,至少要用3年时间。更何况,这还没有包括尚未注册的小旅馆,这让郭子祥等人心头一紧。

但是,榆林市公安局考察了其他城市的旅馆信息化管理之后,感到还是要靠信息化的手段来管理,必须要推广这套系统。

“依靠人管人是行不通的,要向科技要警力,借助信息化的力量,来提高治安管理的战斗力。”薛治安认为,在经济水平不差的情况下,更要利用信息化来实现社会治安管理创新,扩大信息化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从大的方面说,良好的社会治安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石。有了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安执法部门就能随时掌握社会情况,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居民。

2006年,榆林市公安局在公安部审核批准的10家系统供应商中选择了一家,准备建设方案。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此后将近1年时间的建设期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让郭子祥心头又紧了紧。

从抵制到百分之百安装

榆林市公安局采用的旅馆信息系统很简单,包括一套电脑设备、专用软件以及特种扫描仪。系统供应商北京博雅英杰公司在公安部的标准之上,增加了无线传输、自动识别、人脸比对等功能。如此一来,入住旅客的基本信息包括照片自动纳入到系统之中,上传到公安局的后台服务器。

从操作上来说,系统操作简单,业主操作人员将旅客身份证放入特种扫描仪内,点击软件的扫描按钮,30秒内即可扫描完身份证并完成信息上传。在后台,30秒内就能完成一次信息比对,帮助执法部门迅速找到“符合要求”的人员。

那为什么操作如此简单的系统会遭到业主们的拒绝?

此次安装的旅馆系统分为高、中、低三档。一套高档设备的价格是9800元,中档设备的价格是8600元,低档设备的价格是6800元。这些设备均包括一套电脑、特种扫描仪和无线传输设备。价格差距表现在设备的配置上,高档设备,电脑的配置高,均是当时的主流配置。

旅馆是营利单位,要让它们出钱购买电脑,又要培训使用,还要实时将数据传输到后台,这对很多旅馆业主而言,仿佛没有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所以,在推广时期,业主们的抵触情绪很大。

“归根结底,还是意识问题,而不仅仅是费用问题。”薛治安说,以9800元的高档电脑为例,通常安装在150张床位的旅馆中。这些旅馆大多是高档酒店,一晚上的住宿费用是200~500元不等。一台近万元的电脑对它们来说,不算什么难题。

那么,6800元的设备,对于小旅馆而言是否是负担呢?

酒店行业的特点是高档和低档的入住率高,可达到80%。榆林市安装系统的旅社最少床位是20张,星罗棋布布置在火车站、汽车站等流动人口密集区域。由于本地经济好,小旅社一张床位一晚上的价格大概是80元左右。如此算来,小旅社每天的收入在千元左右,购买一套6800元的设备也并不存在太多的难题。

但是一些旅馆的老板认为,哪怕是1000元一套设备也不值。“我们看不到安装设备的好处。安装设备后又要浪费我们的人力成本去维护,又要担心使用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装?”这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业主的心态。

榆林市公安局在部分区域的旅社强制安装了系统,不过,强制安装之后的负面效果很快显现出来。有一些业主聚集起来,打算到市政府门前上访。薛治安说:“大清早6点钟,我们知道消息之后赶紧赶过去,苦口婆心地劝说,把所有的业主请到一块,分析利弊。”

但是即使安装完成,最初的使用效果也不很理想。要么业主不装,要么安装了不用,要么用了之后,上传的信息残缺,利用率不高。

郭子祥是最清楚系统安装细节的人,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安装时,系统商带着调试好的设备,在旅社当场培训好了操作人员后,以为大功告成。可过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就是用不起来。他只好天天去到基层转,询问为什么不用。他得到的答案很简单,“系统价值不大。”

对于业主们“系统价值不大”的回答,白玉功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他认为,以当地的人文环境说,榆林是个革命老区。尽管这些年人民富裕了,可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想法上,没有认识到“安装这套系统是为了当地的治安,是为了旅馆业的发展,而不是从中获利,给旅馆业带来麻烦。”

“举例说,以前旅馆业有不良分子入住之后,极有可能发生赌博盗窃、喝酒闹事、等行为。真实的案例也确实发生过,由于旅馆并不知道入住的是被通缉的杀人犯,结果导致该地区又发生恶性案件,旅馆也遭受了损失,当地经济和生活也受到影响。”白玉功说,“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一个安定的环境,过去,公安系统经常要挨个排查旅馆。如果旅馆的信誉不好,公安机关也许会‘三天两头’去检查,这样也会影响旅馆的正常营业,生意大打折扣。如果安装系统之后,公安人员知道旅社入住了什么人,随时掌握了流动人口的信息,为旅馆业主、为当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所以,白玉功认为,强制推行系统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把宣传工作做好。如果做不好,就会有诸如上访这类事情发生。

之后,榆林公安局加大了培训工作。郭子祥和同事组织酒店老板,集中培训60场,培训人数达到1600人次。郭子祥说:“培训是从旅馆的管理者抓起,不能前台操作人员走了,系统就瘫痪了。‘老板’这样的管理者也要求会操作,这样自然带动了员工培训的积极性。”

经过数次培训,榆林市公安局终于做通了业主们的思想工作,系统得以顺利安装。榆林市公安局还在系统供应商的配合下,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如果基层旅店碰到不会操作的问题或者系统发生故障,工作人员随时可以给服务公司打电话求助。榆林公安局规定,市区必须在20分钟内解决,而区县必须在24小时内解决。

为此,北京博雅英杰公司专门在榆林市区配备了近20人的售后服务队伍。

经过使用之后,有旅店的老板向郭子祥表示,他对自己酒店的治安更放心了。“有这套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在背后作为支撑,旅馆治安状况好转,也会无形中提高我们客房入住率,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益。”

打造数字化的平安城市

薛治安认为,系统的安装,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一就是安装系统的覆盖率达到100%,并且摸清了市区旅馆的数量。系统的使用率达到90%,每天接受的信息量在5万条。旅馆治安环境明显好转,犯罪率下降,利用宾馆酒店从事不法活动的行为减少,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美誉度。

其次,建立起一套成熟的防御体系。如果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入住,系统将自动发短信给公安局、辖区派出所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可迅速派人员到现场。同时,业主们接受之后,主动配合,形成了良好的协调机制。

再次就是,成效显现之后,这套系统可推广到煤矿、重要工作场所以及网吧。榆林由于是能源大市,近年来煤矿务工人员增多,多是流动性人口。有些煤矿小老板出于利益的考虑,对这些人员不登记、不上报。如果一旦发生事故,人员信息很难掌握。煤矿安装流动人口登记信息系统之后,除了维护社会治安,也对煤矿行业的用工务工起到了规范作用。

薛治安说:“我们已经在局部地区安装了这套系统,使用效果良好。一些网吧看到系统发挥的效果之后,也纷纷要求安装系统,这就是从被动到主动的一个转变。”

这套系统为什么能在榆林市达到100%的安装率?白玉功认为,除了宣传教育之外,更关键的是系统的确发挥了某些作用,例如让住宿行业的某些管理方式发生变化。如果旅客入住时,旅馆不登记信息,那么,旅客可举报给辖区派出所。派出所将返还给旅客住宿费,而严惩旅馆。如果公安局抽查到了不登记信息,旅馆也会受到严惩。当然,除了奖惩之外,榆林市公安局也为那些使用系统好的旅馆授牌。旅馆业主们也高兴把“治安良好”的奖牌挂在大堂中,显示自己的良好治安环境,旅客住得安心。

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0至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峰约14.15亿，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但老年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联合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比届时的总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仍多近1亿老年人。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将给财政、金融等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压力。

（一）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严峻的财政挑战

从1997年全国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新增财政补贴高达2272亿，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的财政补贴将不断上升，到2050年，当年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与GDP的规模相比，到2050年养老金的缺口现值将达到目前GDP的75%。

（二）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与人口老龄化息息相关的人口规模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目前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而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1.8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到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将增加到10.1亿的高峰，其后将出现负增长，但在2028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将保持在70%以上。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减少趋势。15-64岁人口会在2014年达到9.97亿的峰值。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

（三）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2010年到202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措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来看，今后提高人均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主要来自就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

（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资产贬值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挑战

虽然退休人群的遗产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抛售资产的动机，当进入退休高峰的人群开始兑现资产时，人口老龄化预示着更加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时代的到来。同时，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在21世纪30年代将积欠足够数额的赤字，以至于消费掉发达世界的储蓄，债务累累的西方政府借款为退休保险金筹措资金，可能使信用遭到更严重破坏。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因为资本收益下降，而大规模流向人口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变动和金融市场的巨幅动荡。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稳定的机构投资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大规模民营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业重组、科技产业的兴起，特别是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大趋势都有力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计划经济制度遗留的行政手段作用下，资本收益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随着改革的深入，管理层和理论界都清醒地意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改善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完善资本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资本市场配置功能。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机构投资者比例。

历史证明发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改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促进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推动了理财市场和各类理财产品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推动了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正面临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的积累，为机构投资者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需要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大作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但是，相对于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不仅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不高，而且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比例相对偏小。在欧洲股市里，养老基金占比达70%，而且欧洲国家性质的公共基金有税收优惠；美国的养老基金占比也有50%。我国社保基金作为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之一，是入市的先行者，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取得了良好收益。据统计，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间，社保基金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为9.8%，远高于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和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很好地实现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将为各方带来好处的预期；特别是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成功投资的历史，也增加了各界对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的期望。但是业界和理论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一定能给养老保险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吗？

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分析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未来的资本市场问题，可以通过财富积累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得到部分答案。该理论假定：个体在工作年限内储蓄，目的是为了在退休后利用之前积累的财富。进而可以推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老年人大量销售资产，进而使股票和债券资产的供给大于需求。一些学者因此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将会导致资本市场“崩盘”。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国际资本流动将偏好流入老龄化问题不严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本文试图回顾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来评估上述假定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虽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是结论性的，而且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绩效表现的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发现；但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表现，但影响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已经消化和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信息，预期因素发挥了作用。因此，除非存在急剧的和超出目前预期范围内的人口变动，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只会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温和、中性的影响。

Poterba（2001）提出了一个建立资本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模型。该模型假定存在“年轻”和“退休”两类人群；年轻人群的数量为Ny，年轻人群在特定期间工作并获得正常的工资收入，储蓄率为s。资本的供给假定为K。而单位资本的价格p不断调整，以满足资本需求。

p*K=Ny*s

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处于工作年龄时，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当生育高峰人群进入退休年龄时段，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虽然模型得出的结论和一般的“崩盘”推测是一致的，Poterba指出该模型并没有考虑若干重要条件：不同人群储蓄率的差异，资本的供给率不是固定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等。

Abel（2001）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框架，以解决Poterba模型的缺陷。Abel认为，即使老龄人口的资产需求不下降，资本供给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价格的下降。Abel构建的二代交叠模型包括了可变的资本供应和遗产动机变量；假定工作人群能从将资产遗传给下一代而获得效用；同时将资本供应和上一期的资本价格联系在一起。Abel的模型意味着，在假设资本价格存在长期无条件的均值时，资本价格的动态行为遵循自回归过程。这个模型预测，美国生育高峰一代进入工作年龄后，首先导致了资本价格的上涨，然后回归到长期无条件均值附近。Abel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使引入资本供给变量，遗产动机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资本价格的下跌。

Brooks（2002）提出了一个复杂的世代交叠模型，这个模型使用了四代模型以确定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率的定量影响。Brooks最重要的创新在于：假定这些随着被研究对象人群的老龄化，他们可以将持有的股票资产转换为债券；退休人群相对于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而言，面临更多消费风险，所以退休人群更倾向于持有无风险资产。这个模型包含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且假定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后，会将资本传给之后出生的一代。Brooks的模型预测，资本-劳工比率将在2020年时高于长期均值15%以上，因此拉低了资本收益率；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2000-2020年美国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下跌92个基点和82个基点。这个模型还预测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出生的人比之前一代人的资产收益率少100个基点。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提出一个更复杂的代际交叠模型。该模型包括了资本供给、遗产、年轻和退休人员的赡养，以及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变量。他们指出，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1945-1964年的牛市、1970年代的熊市，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牛市，这三个牛熊交替的20年与生育高峰、低谷一致：大萧条时期、1950年代生育高峰、1970年代的生育低谷。根据这个模型，个体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中年和退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个体都可以投资股票和债券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当较小人群（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时，股票价格将会下降；相反，当较大人群（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后，股票价格将会上涨两倍以上；而随后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需要将股票卖给较小人群，从而推低了股票价格。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偏好的世代效应”：就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流而言，较小人群会比较大人群得到的效用更多。虽然在这个模型中引入遗产动机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但没有完全消除）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后导致的股票价格下跌影响。他们还指出，相对于其它因变量，人口周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股票市场高峰和低谷之间的振幅。

Brooks（2006）提出的模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该模型模拟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将导致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化，从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Brooks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会超过投资，进而带来资本收益率的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会成为资本流出国，向人口年轻化国家输出资本，以追求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所以人口老龄化的开放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不会大幅下降。Siegel（2005）也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会减弱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的趋势。他据此提出了“全球解决方案”：人口老龄化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Siegel利用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6%，就足以使老龄化国家的退休年龄只需稍微延迟两年，就可以支持老龄化国家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将导致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延长到76岁。Siegel还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提高征税率和放松移民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建议还需要政治考量。这些发现和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4）的发现非常类似。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许多探讨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都是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并不存人口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大规模人口变迁的历史数据，样本数据充分性都还需要论证。

Poterba（2001，2004）的两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人口老龄化和美国股票、债券和国库券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使用了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这个调查是定期对美国资产所有权的横断面调查。Poterba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从而确定不同年龄和时代对资产持有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股票资产的持有确实展现了年龄模式。55-59岁美国人持有的权益资产达到最高的32500美元，然后到75岁时，下跌到25000美元；金融资产的持有高峰期是65-69岁，之后老龄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稳定直到75岁以上。Poterba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美国生育高峰一代接近退休年龄时，不会急于出售金融资产。换句话说，2020-2030年不存在金融市场崩盘的可能性。Poterba还在回归模型中测试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本收益率变量之间的联系。他使用了两个资本收益指标：资产收益率R和价格红利比率（P/D）。

（1）

（2）

Poterba的研究测试了几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大于20岁的人口数量、40-64岁之间的的人口比例和两者之间的比率。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大部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公式（2）里，价格红利比率只是与部分人口统计变量有关，但是当区分时间模式后，这些变量与价格红利比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变得不显著。Poterba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国和加拿大的数据，结果也是一致的。

最后，Poterba从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推导出了影射（预计）的资产需求变量，将其作为资产汇报和价格红利比率模型的解释变量（自变量）。

（3）

（4）

结果也仅显示了资产收益与影射（预计）资产需求的微弱关系。Poterba最终得出这样的推论：因为退休人员不会变现和消费掉一生积累的财富；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资产的价格不会显著下降。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开展了另一项研究，他们构建了一个MY变量（将中年人群对年轻人群的比率作为测量人口结构的指标），然后将其与市盈率建立回归模型：

（5）

利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MY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因此预测，与MY比例下降一致，股票价格在2020年前将下跌。他们同时假定权益收益率受到资本损益的影响，而资本损益将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将权益收益率与不同的MY比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公式：

（6）

研究发现，差分化的MY比率与权益收益率正相关，能解释14%的权益收益率的变异。而MY比率与权益的风险补偿成负相关关系，与利率不存在相关关系。他们对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指数与MY比率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了如下公式：

虽然日本的数据表明了股票价格与MY比率的强正相关关系，而其它国家的数据只显示了MY和股票价格的弱相关关系。即使在这个模型中引入移民变量，上述发现也是一致的。

总之，已有的证据显示，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且将资产销售给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权益（股票）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下跌。但另一方面，遗产动机能缓解这种影响，而国际资本流动会在更大程度上中和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压力。相关研究主要利用了美国数据，而且只表明了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以及收益率的弱相关关系。

结论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养老基金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缺失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制度缺陷之一，资本市场需要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这样能缓和市场波动的投资者。但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及其收益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投资，并不一定会给其带来保值增值的预期效果。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来确保养老基金的增值保值；然而，根据有效市场假定理论，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可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收益。基于本文讨论，笔者认为，管理层在作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决策前，需要做进一步广泛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支持政策，才能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时，成为稳定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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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Brooks，Robin.Demographic Change and Asset Prices.Presented at the G20 Workshop on Demography and Financial Markets，Sydney，2006，Ju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