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管理，政府，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关系。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明确定位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管理职能是政府的重要职能，科学规定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边界，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进行经济管理是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目标。当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还存在着严重的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在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要不断明确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定位。

一、明确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界限

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科学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明确管理职能的界限。这是重新定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

在市场经济中合理的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政府的力量不是无穷的。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不能干预到企业主体自身的决策。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明确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界限：一是要制定完善的规则，要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作用而提供制度保障，还要重视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检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资产在国家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检查，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三是要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对于那些违反经济秩序行为要坚决查处，要保证市场经济平稳有效运行。四是要做好收入再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各个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可能逐步拉大，此时就需要加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广大居民的人均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的发展。

二、加强宏观管理

宏观管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做好宏观管理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必须要加强宏观管理，努力提升宏观管理水平。未来政府的宏观管理主要着眼点在于战略引导、保护企业；平衡协调等。所谓战略引导主要指的是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大力倡导企业从事新兴行业的行为。

政府的科学引导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把着眼点放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要致力于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是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新兴行业的引导。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绿色产业，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把更多精力放在第三产业中。所谓保护企业主要指的是在国际竞争中我国企业会遭遇到各种国际化风险，此时政府就需要为企业提供更多地信息支持和政策支持，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保护我国企业的成长。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对我国企业的保护对于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很有帮助。所谓协调平衡主要指的是合理把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会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合理地制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适时预调，微调，加强调控的针对性对于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弱化微观管理

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市场主体本身充满活力能够自由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当前政府的微观管理还非常严重。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要不断弱化微观管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政府加强微观管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进一步的简政放权，要把审批权，制约权。管理权逐步取消。政府对微观主体的干预只有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盲目的微观管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推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未来的国有企业必须要不断深化改革，要努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要进一步做好政企分开，要减少对国有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干预，而加强对其监管。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壮大公有制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未来改革的方向，在今后的发展中重新定位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本文详细分析了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三条措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严格按照这三个措施来做。

参考文献：

篇(2)

    一、我国会计国际化建设的原则

    (1)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原则

    会计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有助于投资决策或解释、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或受托者受托责任的“商业语言”,而且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传统习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各个国家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上体现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及其格局,因而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各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及其实务处理方法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各国会计的现实态度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并存,而且这种并存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基于此,国内有些学者对会计的中国特色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会计的“特色”阻碍着国际化进程。我认为,具有一定的国家特色并不能影响或阻碍会计国际化进程,关键是看这种“特色”能否促进或有利于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强调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绝不是否定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趋势。事实上,会计的国家特色不会影响其国际化进程。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国际化无非是各国会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当代会计发展的历史中得到佐证。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本国特色的会计思想或方法,在未来环境变化之时可能成为国际公认的会计思想或方法%从而步入国际化的坦途。因此,会计国际化从其内涵与时代性要求来说,具有双向运动的特征,对某些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科学会计思想或方法,尽管目前还体现为国家特色,但在国际化热潮中也绝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这最终会阻碍会计科学的世界性发展。

    (2)比较研究于我有利原则

    会计国际化理当建立在各国会计共同性的基础之上,不能以某个国家的会计模式作为准绳而强行“国际化”。对中国会计国际化建设来说,绝不能全盘照搬,盲目引进,而应当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会计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研究比较其与我国会计的差异之所在,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背景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作出是否借鉴或在何种程度上借鉴的正确抉择。

    强调会计国际化,无非是期望世界各国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等方面遵行国际通行的做法或惯例,使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达到信息的国际共享。各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总是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会计国际化目标无一不是为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经济的国际化而提出的。因而可以说,“于我有利”才是推动会计国际化的根本动因。在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建设中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体现了“于我有利”的原则。如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并颁发,“两则”并存,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恒等式,按谨慎原则允许运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以及提取坏账准备,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建立全新的财务报告体系等。这些改革和建设,尽管尚需完善,但却使中国会计向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3)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原则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对中国会计来说,这一过程应当是在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双向运动中进行的,也应是在持续的借鉴与输出的交替更换中实现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会计国际化进程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学习和借鉴仍将占重要地位。为了把国际化建设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应当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即把国际化建设的必然性目标有重点、分阶段地组织实施,力求实现国际会计惯例和我国实际比较完美地结合。

    (4)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原则会计国际化的改革既不能超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能滞后,应当是同步。“超前”会使会计改革失去依托,缺乏明确的目标,“滞后”则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可能拖改革的后腿。所谓“同步”并不是同时,而是指会计国际化改革必须紧紧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做到相互配套,相互协调。近十多年来,我国会计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联合颁发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三阶段,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及分行业的会计制度。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步会计改革无不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和引导,同时,也说明中国会计的国际化不仅是会计自身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会计改革也有自身的规律性,不应该也不能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会计改革方案、措施和步骤应该自成体系,相互配套,不应该亦步亦趋地紧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措施。为了国家财力的需要,经济改革采取一些迂回措施是可能的,但是会计改革就不能盲目适应,否则,只会导致会计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在保证会计提供经济体制改革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要保证会计改革的连续性和改革方案的配套。

    (5)统一性与选择性并存原则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它要求各国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但是考虑到各国会计差异的现实,对某些会计业务可以在要求的框架内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供各国会计工作者选用。这样做可以加快会计国际化的进程,适当排除一些阻力。

    二、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与措施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1)了解借鉴阶段

    借鉴的前提是了解,借鉴必须建立在切实吃透、弄懂国外会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长。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深入了解国外会计的丰富内涵,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合理内核。由于会计协调在这个阶段大都是自发进行的,因此自发性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学习借鉴国外会计中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了解借鉴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①加强与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会计职业组织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活动,学习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会计经验。

    ②中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会计主管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外国会计、国际会计的研究机构,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外先进的会计信息资料,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③在制定和修订会计准则时,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会计组织的经验和内容,使我国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现“走回头路”、“朝令夕改”的现象。

    ④加强会计协调理论的超前性与务实性研究。超前性要求会计研究具有预见性,研究国内已经存在但不普遍、甚至还未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研究国际上已经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探讨其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务实性要求会计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⑤深化改革会计教育,培养国际会计人才。在会计教育过程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国际性教育,如开设西方会计、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税收、经贸外语、会计电算化等课程,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国际会计业务的水平。

    (2)协调阶段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现实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会计的商业语言作用去沟通、发现、寻求与各国会计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调整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某些内容,以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基本一致,为第三个阶段的规范统一打下基础。

    在协调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①加强国际性的会计双向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国通过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积极地、辩证地学习和吸纳西方各国会计理论与方法及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国际讲坛向国外介绍中国会计,使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的决议中包含适应中国情况的内容,实现双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又便于我国对外投资。

    ②针对我国会计准则中与国际会计准则中不一致的内容,与主要会计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职业组织共同协商解决,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化。

    ③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间会计协调组织机构,具体领导和负责我国会计协调活动,以它们的强制性或权威性来引导会计协调活动走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④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进程,保证我国财务报告鉴证的广泛适用性。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批《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包括《独立审计准则序言》、《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等七个具体准则和一个实务公告,基本形成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二是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三是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原则;四是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可以说,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审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轨道,同时对推动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进程也将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3)规范统一阶段

    在协调阶段的基础上,各国会计之间的差异己日益减少或消除,这就为全球会计的规范和统一创造了条件。在这一阶段,各国会计都在自觉地缩小差异,趋于统一,因此自觉性是其主要特征,规范和统一各国的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规范统一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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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要出台《意见》？

答：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顺利启动实施“十二五”规划、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意见》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明确了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责任，是推进今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问：《意见》为什么提出要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处理好改革创新和依法行政的关系，既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大胆探索，又要有效运用法制手段规范改革程序、深化改革实践、巩固改革成果。对符合发展方向、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改革创新，要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局部试点，控制风险，稳妥推进。对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改革措施，要及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对已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律法规，要按照立法程序及时修订或废止。对个别地方出现一些以改革的名义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要依法坚决予以纠正。

问：在重点任务布置上，《意见》是如何考虑的？

答：《意见》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化改革；围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此外，对一些近年来已取得阶段性进展、需要继续推进和深化的改革，也提出了工作要求。以上改革任务，既立足应对当前突出问题，又着眼解决长期矛盾，大多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会议和文件明确部署的重点改革工作，还有一些是适应当前改革发展形势需要提出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的重点改革工作。同时，兼顾工作连续性和可操作性，提出了力争年内取得突破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并根据职能分工，对每一项任务提出了牵头或负责部门。

问：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的主线。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有效转变的根源。为此，《意见》提出今年要重点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税收制度、垄断行业、金融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一是深化成品油、电力、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二是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收制度。三是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稳步开展电力输配分开试点，推进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四是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五是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六是健全支持境外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问：《意见》将食品安全监管和完善境外投资政策列为今年的重点改革任务，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社会关注度很高。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着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为此，《意见》将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列为今年的重点改革任务，提出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加强监管基础能力建设和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加大行政执法和责任追究力度，完善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程序。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由过去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进入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阶段。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一项重大举措。与境内投资相比，对外投资面临的经济政治环境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更多。特别是最近有关国家局势出现动荡以后，相关问题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正确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促进对外投资平稳有序健康发展。为此，《意见》将完善境外投资体制机制列为今年的改革重点，提出要加快完善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支持“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问：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意见》提出，要处理好发展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体制的关系，更加重视从制度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今年的主要任务是：一是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统筹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在基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二是围绕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五是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问：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政府依法行使权力、有效履行职能的基础和前提。政府预算公开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意见》将完善政府预算公开机制作为今年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点，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包括进一步细化公开中央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继续推进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公开“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公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大力推进地方财政预决算公开等。此外，《意见》还提出了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开展省直管县（市）改革试点等其它改革任务。

问：围绕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今年要推进哪些重点改革？

答：深化改革、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意见》提出了四项今年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一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修订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二是推进国有农场、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是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四是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篇(4)

关键词：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一、背景概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化，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正逐步对事业单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相关改革举措正按部就班地进行。按照改革要求，事业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服务职能，充分发挥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中的潜在效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事业单位日常管理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对管理者科学化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事业单位要适应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更好地服务社会就需要强化自身管理水平，科学地进行会计核算，对原先的预算会计核算模式进行改革创新。

二、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概念

绩效会计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合称，一般来讲，财务会计主要是通过对单位经济活动进行记录、计量、报告等环节进行会计信息整理的管理信息系统，而管理会计除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之外，还需要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审核、比较、总结等，以此提升管理者科学化管理水平，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正基于此，作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有机结合体，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是对之前会计核算方式的改革创新，通过有机结合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职能，实现事业单位同步核算其管理效益、效率以及相关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绩效会计能够有效确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目标定位，实现单位会计在会计管理、要素功效管理、绩效评价以及收益目标上的作用，进而推动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水平的提升，更好地为事业单位健康有序运行提供支持，不断适应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需要。

事业单位科学合理地进行会计核算，对于事业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现阶段在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中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对事业单位现行会计核算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并逐步完善发展。

三、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中存在的不足

首先，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基础难以满足单位会计核算要求。根据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当前在我国行政单位以及总预算会计中执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核算，而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通常也是采用收付实现制，但是也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对经营性收支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处理。按照收付实现制，会计预算在账面上记录反映的是本期所发生的各项实际的收入支出业务，并没有将本期应当负担的支出和本期应当纳入核算范围的收入计量在内，这就造成单位在会计预算时难以准确反映单位的真实状况，容易造成误判，形成财政风险。收付实现制关注的是现金的实际收到或者现金的实际支付情况，它以实际收到或者实际支付款项来作为标准，以此确认本期的收入及费用，计量上难以做到准确可靠，不利于行政事业单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其次，事业单位会计报表内容及结构有待进一步改进。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一般包括资产负债表以及收入支出表等。一般情况下，其会计报告信息不够丰富，报表结构简单不够合理。对行政事业单位而言，会计预算对应的是政府预算报告，模式相对简单，比较单一，只是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在收入和支出方面的预算决算情况，难以全面准确反映单位的资产、负债等相关财务信息。国库集中支付的实施也要求财政机构的会计预算管理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展，这些新形式的出现都对政府会计报表及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

再次，事业固定资产核算方式不利于绩效会计核算的开展。收付实现制下，会计核算无法准确辨别经常性支出以及资本性支出，事业单位资产的数量规模计算常常不准确，造成单位资产信息失真，不能全面反映，进而影响到事业单位对其资产的管理和控制。在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核算下，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相对比较简单，其固定资产无需计提折旧费，而仅是记录反映固定资产在原值上的增减变化情况，无法真实可靠地反映单位固定资产的损耗情况。在核算固定资产时，没有将资产的损耗支出平均到各个会计期间中，相关会计核算不够科学合理，也就影响到了财政机关的会计监管力度。

最后，事业单位绩效会计考核不规范。在实际工作中，不少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的考核标准不够明确，考核内容不够具体细化，对于各个等级层次的绩效会计核算的标准以及相关的考核条件都规定的比较笼统，过于简化，同时在可操作性以及科学合理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平时的考核不够科学规范，年终考核常常与日常绩效会计核算工作脱节，对于指定的标准不能严格执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的质量和水平，难以有效发挥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的优势。

四、强化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的建议

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是对原先会计核算模式的改革创新，要切实落实，保证其优势的有效发挥。要进一步改进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基础。事业单位在日常会计核算中要逐步将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基础引入到绩效会计核算中，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有效提升事业单位成本核算以及管理控制，有效增强事业单位会计核算能力，并逐步提高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质量，增强会计核算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充分发挥权责发生制的核算优势。

通过逐步建立并健全科学的绩效会计核算评价体系。要逐步实现事业单位绩效会计核算的考核机制，完善考核标准和等级层次，依据单位自身特点建立健全绩效会计核算的考核制度，通过考核实现绩效会计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并进一步明确分工，细化责任，保证考核制度的严格落实。

参考文献：

篇(5)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6)

敬正书在讲话中阐述了当前水利工作面临的形势，他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是水利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是制订政策法规的基础，是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也是新形势下水利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加强政策研究对于做好当前水利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敬正书指出，适应新形势下水利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水利政策研究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增强大局意识。要以中央水利工作方针和新的治水思路为指导，站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从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科学开发利用水资源和节约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意义。在政策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把水利工作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局中来全面考察和分析。第二，要把握好正确的方向，研究新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水利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之后，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改革，哪些需要转变。第三，要加强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前瞻性。要做好水利政策研究工作，必须要有超前的眼光。第四，要坚持为领导决策服务。水利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任务是为领导决策服务、为水利改革与发展提供对策支撑，水利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要紧紧围绕水利中心工作，贴紧水利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第五，要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第六，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一方面研究水利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热点及新难点，一方面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治水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探索治水规律。

在谈到如何做好新时期水利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时，敬正书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把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提高到贯彻中央治水方针、实践新的治水思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增强责任感、紧迫性和自觉性。要加强对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领导是关键，这是中国的国情。没有领导的重视，没有公众认识的提高，我们是办不好政策研究工作的。各级水利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政策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政策研究工作的领导，要明确专门的领导来具体抓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要提出工作要求和计划，列入工作议程。

二是明确机构，落实人员。各级水利部门都应有专门的力量来加强水利政策法规研究工作，设立相应的机构来负责这项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水利系统政策研究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提高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宏观形势的把握能力，提高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能力和水平。要保证政策研究的经费，探索并建立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经费来源，研究机构也要多渠道争取研究经费。

篇(7)

问：请谈谈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答：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基本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但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需要增强。

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对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其次，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改革，有利于建立企业和银行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机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第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改进对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的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经济发展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第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政府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第五，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有利于消除产生投资盲目扩张等问题的体制性根源，增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问：请您具体谈谈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与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

答：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反复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机制转换滞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当前，要把解决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等突出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落到实处，必须标本兼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投资主体自主决策、自我约束的机制，强化银行独立审贷的责任，减少行政干预，完善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又为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可以抓住投资领域暴露出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结合宏观调控的实践，探索有效的解决办法，防止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使投资体制改革积极健康地推进。

问：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答：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建立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具体来讲，就是要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培育规范的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健全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完善调控手段；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进程；加强投资监管，维护规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

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哪些新的重要举措？

答：概括地讲，《决定》新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决定》要求，今后对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政府只对其中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进行核准，对其它项目实行备案制。二是合理界定了政府投资的职能。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社会领域，用于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技术产业化。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合理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三是完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全社会投资进行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有效调控。四是完善对政府投资的监督管理，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政府投资制衡机制，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估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和改进对社会投资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协同配合的企业投资监管体系，依法加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监督，建立企业投资诚信制度；加强对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对咨询评估、招标等中介机构实行资质管理。

问：核准制与审批制的区别是什么？

答：核准制与审批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适用的范围不同。审批制，只适用于政府投资项目和使用政府性资金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则适用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限制类项目。第二，审核的内容不同。过去的审批制，政府既从社会管理者角度又从投资所有者的角度审核企业的投资项目；核准制，政府只是从社会和经济公共管理的角度审核企业的投资项目，审核内容主要是“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而不再代替投资者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等进行审核。第三，审核的程序不同。审批制，一般要经过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三个环节，而核准制只有“项目申请报告”一个环节。

从一定意义上讲，实行核准制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为保证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作为《决定》的附件，公布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

问：《决定》提出要健全备案制。请问实行备案制的涵义和意义是什么？

答：实行备案制，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决定》实施以后，对于大多数企业投资项目，政府将不再审批，而是由企业自主决策，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有效地实行备案制，政府可以全面掌握投资意向信息，及时、准确地监测投资运行情况，适时投资信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按照《决定》的要求，国家将加强对备案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既要切实落实备案制度，又要防止以备案的名义变相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