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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汉语国际教育定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案例教学法最早于1920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开始实行并取得显著的教学成果。随后几十年里,包括法学、商学和医学在内的专业教育领域都纷纷借鉴案例教学法。关于什么是案例教学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专业领域的不同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定义案例教学法。例如: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是一种以上诉法院判决为学习材料,用苏格拉底法的问答方式进行讨论或边界,学习者自己归纳观点的教学方法。(Langdell,1986)案例教学(casemethodteaching,又称案例法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大量使用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来提升学生的实际管理水平和能力,它是不同于传统管理教育的新型管理教学方式。在师资教育中,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真实教学情境的事件为教学材料,鼓励学习者表达意见并听取不同观点,对案件交织的问题和困境进行分析,最终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案(S.Wright,1996);是一种以教育事务工作情境为素材,分析或探究变通方案的教学方法(汪履维,1995;陈丽华,1997)。是藉由案例作为教学材料,结合教学主题,通过讨论、问答等师生互动的教学过程,让学习者了解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概念或理论,并培养学习者高层次能力的学习方法(张民杰,2006)。等等。尽管在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等领域内案例教学法的定义不一,但总体上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点:
1.1以真实案例作为学习材料。
案例教学法所用的材料一般都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由专门的案例编写人员进行加工、整合,以求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情境。
1.2学习者成为学习的主人,强调师生间的互动。
与传统课堂讲授不同,案例教学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提倡师生间的平等关系。目标是让学习者独立思考,共同探讨最佳解决方案。
1.3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案例教学法不提供标准答案(有些提供最佳解决方案),而是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多角度分析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案例教学法的这三个特点和我们致力于培养综合素质高,教学能力强的国际汉语师资力量的目标是十分吻合的。由于工作环境特殊,教学对象多元,学习者需求不一等复杂因素,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汉语教学能力、教学监控能力,还要有对异国文化风俗、的包容力以及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沟通能力。又加之国际汉语教学中存在诸多没有明确解决途径,可多视角看待的问题,更要求国际汉语教师灵活变通,在教学困境中迅速作出反应。而这些都是传统讲授型课堂难以做到的。很多教学原则在具体的实践中都有不同的对应模式,需要多操作、多反省,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真正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对于青年教师感到棘手的问题,资深教师常常能引刃而解。目前,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是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中坚力量,志愿者们在国外的教学时间往往一年不到。若志愿者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还要花大量的时间熟悉教学环境、摸清教学思路,教学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相反,如果在国内,这些职前教师就能通过案例教学法获得间接性经验,能够了解对于某个具体的知识点,应该怎么教,为什么这么教;了解面对某一个具体的情境,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或者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那么他们走出国门后的教学效率会大大提高。我们并不否认理论的作用,但传授的知识和实际的教学工作之间存在差距是不容置疑的。师资教育的关键除了学习理论,还在于感性知识,教育工作者应该为就职前的教师创造机会探索、发展和完善他们的感性知识(Kessels&Korthagen,1996)。案例教学法能弥补学生在掌握惰性知识时被遏制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培养学生的反应能力、表达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案例作为现实的再现,比课本更为生动,更能激起学生较大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2.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案例库现状
在案例库的建设上,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学科起步较早,如教育部“九五”规划重大科研项目:中国企业管理案例库组建工程,其成果包括《中国企业管理教学案例》等丛书;建立了相关的教学案例库、研究案例库、纯素材库并建立了案例网络查询系统,目前我国三大管理教育案例库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中国工商管理案例库。在法学专业领域,走在前头的有北大法宝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库以及中国法院网的中国审判案例库。这些案例库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但已经可以作为其他专业领域案例库建设的榜样。然而在师资教育领域,几乎没有完整收录、开发案例的案例库实体网站。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工作更是刚刚起步。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交指委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方案对案例教学作出了明确的要求,案例教学法逐渐受到重视。以国际汉语教师5P培训为例,其采用的培训材料就是与教学主题配合的案例,分为内容点拨(preview)、教师精讲(presentation)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模拟练习(practice)和成果展示(performance)五个环节。5P培训模式充分发挥学生个体作用,让学生自主思考、自主分析、自主决策。除此之外,各高校也经常采取现场研究、现场训练来组织教学,或者举办讲座、座谈,邀请海内外专家介绍海外教学经验。学生论文也多有典型案例分析以及教学实验报告和教学设计的内容。很可惜的是,由于缺乏一个内容完备、更新及时的高质量案例库以及专业的案例库建设团队,无论是高校老师,还是培训机构,都只能各自为营,在教学时自行搜集、撰写案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案例教学法本就要求老师花大量的精力备课,案例的准备和问题的设置,以及课堂的控制都对老师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还要自己搜集或撰写案例,必然增加老师的教学压力,可能导致老师教学热情的降低,甚至选择放弃案例教学法。即使有些老师恪守职责撰写案例,或者经验丰富的老师已积攒大把案例,也没办法保证案例的及时更新。而且可以料想,案例的质量也一定是良莠不齐。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能集合各方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由几所高校牵头,一起建立一个高质量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案例库,给案例教学法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持系统,我们的国际汉语师资培养必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3.结语
摘 要:汉语国际教育教授的是汉语,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汉语能力和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为达到这一教学目标,除了要进行最基本的汉语本体知识的教学,还需要进行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言语交际技能的训练。跨文化交际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一、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简介
1、学科性质
确定一门学科的性质,其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学科的基本属性,即该学科所独具的性质和特点;二是学科研究的对象与范畴。那么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呢?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属性与内涵是语言,可见,其基本属性属于语言学范畴。再看其研究对象,“顾名思义,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也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全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可见,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同时也是外语教学,应归属于应用语言学。
2、教学内容
语言教学的基本目的是陪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运用语言的能力主要包括“语言系统能力、得体表达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范开泰,1992)。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内容包括:
(1)基本的语言知识。
汉语基本的语言知识主要包括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语言要素及其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2)言语技能。
所谓言语技能就是指汉语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想要培养学生的言语技能,就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语言要素与言语技能训练有机结合。
(3)言语交际技能。
在交际过程中,既要注意交际的正确性,也要注意交际的得体性。只注意到正确性却忽视了得体性,也会影响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
(4)相关文化知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语言中都含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印记。因此,在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必须要学习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否则就无法正确掌握和使用这门语言。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
1、当今跨文化交际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跨文化交际的活动自古就存在,只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胡文仲先生认为,在当今之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其主要原因是“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能够更为顺利地接触和交往。例如:互联网的发达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联系在一起,进行各种交流与活动。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时下,就有不少对外汉语教师通过“网络汉语教学”来教授远在他国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我有位同学在菲律宾担任汉语志愿者,今年刚刚回国,他在菲律宾的学生仍然通过互联网向他学习汉语。可见,网络等通讯工具的发达使得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日益活跃,并使得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具有持续性。
2、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
胡文仲先生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跨文化交际着重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往中所产生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找出解决的方法。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不仅仅涉及到交际的内容,还涉及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
3、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因素
什么是文化?在胡文仲先生的作品中介绍了多位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于文化定义,这是因为众学者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研究重点也各不相同。可以说,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大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小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是社会的遗产,是后天习得的。文化的大部分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为人们所不自觉。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这本书中,采用了Kluckhohn对文化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型的和隐型的,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
胡文仲先生根据各位学者的观点,概括得出以下一些看法:
(1)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
(2)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
(3)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
(4)文化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
(5)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
在当今的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中,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交际研究还不能面面俱到,我们研究跨文化交际主要是研究那些与交际紧密相关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交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研究和解决那些直接影响交际,在交际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的领域,可造成交际失败的主要的跨文化问题,以及如何提高跨文化意识等课题。而贯穿这些课题的主线就是文化,可以说文化问题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由于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研究跨文化交际也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文化既包容历史又反映现实;既包括实物,更包含制度与观念;既有客观存在的稳定性,又有它的能动性;既有涵盖一个群体的特点,又包含地区差异与个体差异”。胡文仲先生认为,以下文化因素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比较大:
(1)一个民族的历史
(2)一个民族的传统
(3)宗教思想
(4)价值观念
(5)社会组织形式
(6)风俗习惯
(7)政治制度
(8)社会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科技水平等)
同时,在研究跨文化问题时,应注意“主导文化”。如比较中美文化时,主要注意对比汉民族的主体文化和美国的主流文化。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将建立在更加广阔,更加复杂,更加多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外文化交际这块狭小的天地里,也不仅仅局限于东西方文化交际,而要开拓一种“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在跨文化交际中,主要是研究文化、交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在交际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的领域以及如何提高跨文化意识等课题。贯穿这些课题的主线就是文化,因此,可以说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指导着人们的一切行动”。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4、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活动
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中,着重介绍了传播这一概念。其实传播与交际表示的是同一概念,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我们可以说传播是“信息传受的行为和过程”。传播按其性质可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
那么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又包括哪些内容呢?交际包括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语言交际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内容;非语言交际则包含体势语言、空间处理、声音变化、目视行为及面部表情等内容。《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中,还介绍了甲级活动中的社会交往、人际交往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交际无疑是最重要的交际活动,但在教授非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汉语时,也需要注意其他方面的交际活动。例如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的作用就很大,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不同,它“没有固定的规律和法则,也没有一套明确的符号”,它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在非语言交际领域,正如在语言交际领域一样,文化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例如:各个国家的体势语言也各有不同,以手势为例,各民族都用手势表达一定意义,而相同的手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表示的意义并不相同。例如,将手掌平放在脖子下面在中国文化中是“杀头”的意思,但是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却可以表示“吃饱了”的意思。
非语言交际手段十分丰富,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与语言结合使用的,起着重复、加强、补充甚至替代或否定的作用。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我们缺乏敏感,常常容易忽视非语言交际这一重要方面。
5、跨文化交际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重要性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交际的工具。语言的这两种特性决定了语言与文化、交际有着密切的联系。邢福义在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也说:“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融’来形容”。
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对操不同母语,持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语言教学,语言、文化和交际的关系又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交际的关系”。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遇到的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无论他们学习的心态如何,要求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在跨文化交际中,有些障碍与其说是语言障碍,不如说是文化障碍,而且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引人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使学习者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始终重视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更为容易地排除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清除跨文化交际的误会,避免跨文化交际的冲突,更为得体地运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促使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两门学科,各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但都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教学宗旨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目的有紧密的联系。对外汉语教学引人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深人发展。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他们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尊重不同文化,协调不同文化的能力,最终能运用汉语准确而得体地进行各种交际活动。作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实习中也需要注重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跨文化方面的知识积累和探究。(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有研究出版社,1994
[3] 刘珣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词性;词义
1.问题的提出
日语是由汉语词、和语、外来语构成的。在这其中汉语词所占的比率最高。
根据宫岛(1993)的调查,时枝诚记编纂的《例解国语辞典》中,汉语词的比率
占到了53.6%。其次,笔者调查了《日本语能力一级试验文字词汇》(2007)中
的单词,大约60%都是汉语词汇。所以,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汉语词是不可避
免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在这其中,可以看到有许多中日字形一样的汉语词。
这样的汉语词叫做"同形词",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来说,这些词汇
会比较好记,比较好学。但在感到亲切感的同时不免地会受到母语-汉语的影响。
日语初学者会将汉语的同形词直接与日语相对应,这对于日语的汉语词汇学
习是有很大影响的。研究清楚中日同形词的词义和词性的不同,避免以汉语为母
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受到汉语的各种影响是本论文具体研究目的。
1.1先行研究
至今为止,关于中日同形词的研究有很多,研究领域也越来越细化。曹(2003)
定义了同形汉语词汇,进一步说明了中日同形汉语词汇的组合,语感,文化含义
的不同。并指出,虽然字形一样,但中日两国用法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不同文
化的影响。张(2009)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作文中的同形词为例,主要研究中日同
形词意思的转变。张以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只有汉语有的词汇为研究对象,
指出中日两种语言中同形词的对应和非对应的关系。其次,将中日同形同义词的
词性的差异,分为9种类型。陈(2003)总结了至今为止关于同形词的意思,用
法,误用的研究。
本研究集中研究、比较同形同义词的词性与同形类义词词义的不同。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标准日本语 初级》(1998)基本词汇中,抽出由两个汉字构成的
344个中日同形词。依据《现代汉语词典》(1998),《广辞苑》(1997)比较这些
同形词的词义与词性。
2.同形词的定义与同形词的分类
2.1中日同形的定义
大河内(1996)对同形词给与了以下定义"不管是哪国借用哪国的汉字,只
要两国用相同的汉字来表记的词汇是同形词"。本研究将同形词的定义为"不论
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看到这个单词就能联想到自己母语相对应的词汇为同形词"。
严密地说,同形词应该是用完全相同的汉字来表记的词汇,但在悠久的历史
过程中,中日两国都进行了汉字改革。因此,本论文根据中日同形词表记的汉字,
将同形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完全相同的汉字表记的同形词。
例:学生,作文,大学。
(2)中日两种语言分别用简体字和繁体字表记的同形词。
本来字形是相同的,但因为汉字的改革,现在汉语用简体字,日语用繁体字
表记的同形词。
例:爱情--愛情、以后--以後、汉字-漢字。
(3)表记的汉字虽然一样,但顺序相反的同形词。
例:限制--制限、保留--留保、欺诈--詐欺。
其次,张(2009)指出中汉语用简体字,日语用日本汉字表记的词汇也属于
同形词。但这种例子非常少。由国际交流基金*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编的
4级词汇中只有四个这种词语。地图-地図、散步―散歩、图书馆―図書館、每
周―毎週。
2.2中日同形词的分类
本论文根据1978年文化厅的《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将中日同形词分为
以下几类:
Same(S):中日两种语言词义一样,或意思很相近的词汇。
Overlap(O):中日两种语言一部分词义相同,但两种词汇又有各自不同的词
义的词汇。
Different(D):中日两种语言词义完全不一样的词汇。
Nothing(N):在汉语中没有和日语汉语词汇相同的汉字的词汇。
所以可以将 (S)称为同形同义词, (O)称为同形类义词, (D)称为同形异义
词。在同形词中,同形同义词的数量最多,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来说
很容易记忆和学习,但同形类义词和同形异义词很容易混淆,应该引起学习者的
注意。
2.3中日同形語の由来
中日同形词分为两类,一种是日本从中国借用的词汇,另一种是中国从日本
借用的词汇。
本来日本是没有文字的,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汉字从日本传到中国,但长
时间受到日本的习俗等原因的影响,虽然表记的汉字和汉语一样,但词义和使用
方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到了近代,中国人又从日本逆输入了日本人所创造的汉字。明治
维新后,日本向欧美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了新的汉语词汇。早
期的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直接接触到这些日本创造的汉字,将他们引入到中
国,并得到广泛使用。以上就是中日同形词的由来。
3.中日同形词比较研究
3.1中日同形同义词的研究
中日同形同義語の研究では、中日の文法的なずれに重点を置く。つまり同
形同義語であるが、中日で品詞が異なる単語である。では、具体的な例を見よ
う。
关于中日同形同义词的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中日同形词语法的不同。也就
是虽然是同形同义词,但词性不同的词汇。下面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例1"关心"-"関心"
(中)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动词)
(日)彼は食物に関心がないように見える。(作为名词)
例2"紧张"-"緊張"
(中)工作很紧张。(作为形容词)
(日)両国の関係が緊張した。(作为动词)
(日)もうすぐ競技が始まったので、緊張した雰囲気が感じられた。(作为
形容词)
例1中"关心"这个同形词,在汉语中当做动词使用,但日语中作为名词使
用。例2中‘紧张’这个同形词,汉语只作为形容词使用,但日语中可以作为动
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像这样的同形词虽然意思相同,学习者即使可以正确
理解词汇的意思,但如果没有正确区分词性,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張(2009)は、国際交流基金*財団法人国際教育協会編(1994)にあがっ
ている4級~1級語彙において9種類の品詞の違いをまとめた。
张(2009)将国际交流基金*财团法人国际教育协会编(1994)中的4~1
级词汇的词性的差异,总结了9种类型。
(1)日语是动词,汉语是形容词。例"发达":汉语 用作"发达的国家",日
语用作"発達した国家"。
(2)日语是动词,汉语是名词。例"故障":汉语用作"发生了故障",而日
语中用作动词。
(3)日语是动词,汉语是副词。例"安心" :汉语用作‘安心地工作’,而
日语与此相对应的用法是"安心して、仕事をする" 。
(4)日语是名词,汉语是动词。例"迷信":汉语作为名词使用,而日语"迷
信を打ち破る"用作动词。
(5)日语是名词,汉语是形容词。例"热情"日语中一般用作"情熱的な人
民"及"名詞+的+な"的形式。。
(6)日语是名词,汉语是副词。例"共同":与汉语副词用法相对应的日语
说法为"共同で"及"名词+で"的形式。
(7)日语是形容词,汉语是动词。例"明确":与汉语动词用法相对应的是
日语用法是"明確にする"及"形容词+にする"的形式。
(8)日语是形容词,汉语是副词。例"完全":与汉语副词用法相同的日语
用法是"完全に"的形容词活用的形式。
(9)日语是副词,汉语是名词。例"结局":与日语副词相对应的汉语用法
是"最后"这种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形式。
以上是有关同形类义词的研究。中日同形词词性的差异主要总结了以上9
种类型。
3.2中日同形类义词的研究
三浦(1984)比较了中日同形类义词的词义,将这些词汇分为以下三组。
(1)一些词义相同,但各自又有别的词义。
例如"是非"这个词,中日两种语言都有"对和错"的含义。但中日两种语
言又有各自的含义。日语中"是非"可以作为副词表示"一定"的意思。汉语中
又有"口角"的意思。
(中) 是非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请一定来玩。)
(日) 他这个人就爱搬弄是非。(彼はよくあることないこと言いふらす。)
(2)一些词义相同,但日语的词义更多一些。
例如"脱皮"这个词,中日都有‘脱去旧的一层皮’的含义。但日语汉可以
表示"去除旧的习惯和想法,发展进步"的意思。
(中)她的脚受冻伤脱皮了。(彼女の足は霜焼けで皮が剥けた。)
(日)蛇が脱皮した。(蛇蜕皮了。)
旧習から脱皮する。(改变旧习惯。)
(3)一些意思相同,但汉语的意思更多一些。
例如"意思"中日两种语言都有"想法,意见"的意思。但汉语还有其他的
含义。一种表示‘送礼品所代表的心意’的含义,令一种表示‘有意思,好玩’
的意思。
(中)这是我的一点意思,请收下吧。(これはほんの気持ちですから、ぜひ受
け取ってください。)
这本小说真有意思。(この小説は本当に面白い。)
(日)意思を伝える。(传达意思。)
为什么同样的词表示的词义会不同呢。藩(1995)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
汉语本身由于借用、时代、社会生活而不断发生变化。
首先,因借用而发生变化的汉语。比如"道具"这个词,本来是日本人在翻
译英语词汇是创作出的词语。在日本有很多种含义。但现在在中国只借用了"演
剧或摄制电影时表演用的器物"这一种意思。
其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词义发生改变的词汇。比如"检讨"这个词在
日语中表示"调查,研究"的含义。但汉语又添加了"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的
意思。
以上是有关同形类义词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知道汉语与日语经过时代
的变迁,生活地域变化等原因,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词汇的意思在不断的发生
变化,因此,中日同形类义词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
4.总结
本论文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为对象,以同形同义词和同形类义词为研究
对象。中日两国都是用汉字来表记的所以同形词在学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中
国学习者在感到亲切的同时,如果无视母语对日语汉字词汇学习的影响,反而会
更加容易发生误解。本论文重点比较了同形同义词词性的不同,同形类义词词义
的不同。得出了同形词产生的原因,将同形同义词词性的不同总结为9种类型,
得出了同形类义词意思范畴不同的原因。
参考文献:
《标准日本语 初级》(1998)人民教育出版社.
《广辞苑》(1997)电子版 岩波书店.
《日本与能力一级试验文字词汇》(2007)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词典》(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商务印
书馆.
《新日汉词典》(1997)大连外国语学院编辑室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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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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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语言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汉语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在汉代汉语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播中亚;到元明之时随着海外贸易兴起,众多来华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介绍到西方,西方汉学逐渐发展起来,汉语在海外得以进一步传播。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到美洲做劳工,汉语也随之远渡重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近年来,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获得长足发展,汉语教学主体已经由国内转向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汉语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但是众多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或孔子学院建设方面探讨汉语的海外传播,较少围绕传播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讨论汉语国际传播。面对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教学层面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出现的各种微观问题,也要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汉语传播策略、传播体系等方面的宏观问题,因而,本文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特征和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之下地探寻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一、语言传播及传播动因
(一)语言传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语言传播的概念也有差异。库柏(Cooper)将语言传播定义为“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张的过程。”[1]该定义强调语言变体和语言变体的交际功能。李宇明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则将之定义为“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2]贺阳则从语言传播结果的角度 定义语言传播“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3]24总之,语言传播是语言及语言变体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交际功能的实现,语言向外传播并非是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有时会出现语言的变体,甚至在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也会导致传播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语言传播应该由“以我为主”向“主体间性”传播原则转化[4],在对等交流和接触中,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氛围。
以上定义是从语言使用和学习的角度探讨语言传播,从宏观层面可以将语言传播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模式、帝国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语言传播归因于人口大规模的|移,语言随着人口的流动实现传播。英语和西班牙语即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当移民者的母语。帝国模式是将语言传播归因于殖民帝国的政治统治,语言作为做官方语言被强制接受而传播,同时语言的使用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进而促进民众接受该语言。英语和法语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即是这种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强调了跨国经贸往来对语言传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加、澳等国的崛起、以英语为载体的科技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英语的传播速度,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通用语言[5]。
按照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的特征,语言传播还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类。语言的对外传播也可以称为语言国际传播,它是指一种语言超出了以其为母语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而逐渐被非该国公民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该过程强调语言发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体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语言,不同于语言推广。
(二)语言传播动因机制
目前,有关语言传播动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语,但是探寻英语的传播路径也会对汉语传播有所启发。根据语言传播的能动性标准,可将语言传播动因研究分为三大阵营:自然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和文化政治语境观。“自然主义观认为语言全球传播的能动性完全归结于各国政府及其学习者的个人决定;帝国主义观主张语言推广的能动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权手中,各国及民众是不具有能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政治语境观则强调受到外力制约的现实语境。”[6]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观,还是文化政治语境观始终未能系统揭示外部语境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依靠武力和强权进行的语言刚性传播是语言传播中重要的动因,但是显然已不合时宜,过分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会导致“语言主义”[7]。
一种语言在国际间能够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强权、民族迁徙、技术强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内是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语言输出方的国际地位、经济拉动、科技带动、文化诱导等因素将长期影响着语言接受方的开放程度和跟进程度,直接影响着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语言传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维度才能更助于阐释语言选择。
语言的传播最终必须实现为语言接纳者选择学习和使用某一语言,语言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语言选择。当行为主体认识到该语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决交际目标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整体而言,语言选择的动因机制包括语言需要、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三大要素。吴应辉在探讨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时强调语言的需求决定论,他认为“只有具有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传播,只有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在国际传播”[8]。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语言需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作为基本交际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精神需要,如获得尊重和归属感,基于兴趣爱好的自我实现等。语言价值可以理解为基于语言需要上的判断,李宇明指出“这一价值不仅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而且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9]。语言的经济价值对于语言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首要条件,但它并非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唯一因素。行为主体对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关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也影响着语言的选择,语言行为主体的语言态度除受语言的现实或潜在用途大小、应用领域宽窄的影响外,还受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语言选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语言价值、行为主体的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
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国际汉语教学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汉语国际传播呈现出自然性、温和性和学理性的特点。汉语国际传播涵盖了人类传播和非人类传播,体现了语言传达和交流的一切,而汉语国际推广只能归入人类传播的行为,因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要大于汉语国际推广。从语言的感彩和作用来讲,汉语国际推广显得积极、强势和功利化;汉语国际传播则重视接受者的态度,讲究传播艺术和策略,遵循语言规律,因而显得客观、规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视野,注重推广效果,不会因我方强力推进汉语而掉入他国所设的传播“陷阱”之中,为他人留下口实和把柄。因而,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较为学术中性色彩的学术术语,已广泛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汉语教学是从知识体系角度进行的学科范畴界定,汉语国际传播则是国际汉语教学基础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学科概念,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和国际经贸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必须关心各类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影响方式,关心这些信息赖以发出与接收的机制,必须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必须研究传播者、受传者、媒介和信息,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10]6汉语国际传播要解决的不仅是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 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3]24。汉语国际传播应包含汉语符号信息传播和汉语能力培养及应用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一种元素或背景,依赖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导,被作为符号信息输出,带有无意识性,具有隐性传播特点;在汉语培养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教授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使得语言接受者获得应用语言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均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时汉语向外传播则具有显性传播的特征。
国际汉语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的基础上的信息沟通,也是中国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传播和创新的过程。国际汉语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国际汉语教学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10]41-55也应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围绕汉语这一传播内容,挖掘汉语传播的动因,兼顾受众的情感因素,从传播过程、传播行为和传播媒介等方面探寻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
(一)提高汉语符号的信息功能,增强汉语隐性传播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者特定的意义,影响着受众对语言的感知。一个人若想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获悉这种语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是否学习和使用。因此,中国在提升整体影响力同时,需注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加大汉语符号传播力度和广度,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认识。首先,应该营造接受汉语的文化氛围,提升文化的诱导作用。比如,以经贸活动促进中国的表层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输出,通过直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释放文化诱导的能量。其次,注重个人形象和企业品牌,形成文化输出自觉。语言符号描述着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科技文明发展程度。当前,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注重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形成影响世界的中国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为载体的品牌标志将会扩大汉语的影响。再次,以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在文化交流的开端,“民族的”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缚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传统元素与新技术结合的产品才会彰显民族的独特魅力。所以,充分调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揉入人文关怀和时尚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中国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消费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视汉语的需求驱动,培育亲近汉语的态度
用该语言的选择来实现的。海外汉语传播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受众对语言的需求也有差别,所以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应当考虑受众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特点,然后考虑受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和不同国家、民族对汉语持有的立场,以便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汉语传播模式。
需求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驱动力。总体上语言需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一般可以分为满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动机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部性动机。前者属于生存驱动,因而创造工作机会,使用本土化人才,体现汉语在传播地域的应用价值,则会提高汉语的需求;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则可以理解为事业驱动和兴趣驱动。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也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契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比如,把汉语作为国际会议工作语言、学术交流语言,提升大众传媒的汉语使用比重,增加汉语节目的覆盖率,扩大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和经典翻译。这些都将带动汉语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汉语应用和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汉语的兴趣会更加持久,甚至会由兴趣驱动产生大批海外汉学专家。
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信息的“解码”。无论是在语言信息的主动传输还是语言符号的客观呈现过程中,注重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不仅有利于探索语言的柔性传播途径,也有利于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解读和选择。对不同国家的汉语传播,媒介需要改进语言组织模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众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众对语言的理解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让受众顺利、准确地解读语言信息,必须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语言态度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传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区域民众的汉语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拉美地区民众对汉语的需求和对语言的态度与汉语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国之内,不同地区对汉语所持有的态度也有差异。拉美文化既有欧洲遗风,又具本土特点,奔放热情的性格已根植与拉美民众的心里深处,他们在语言、宗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汉语带有急切的渴望,这与拉美文化特点不无关系。这说明汉语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知己知彼”,适时调整传播策略,避免由当地语言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传播障碍。
(三)扩大汉语传播主体,多方面传播汉语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11],在此不妨将语言传播主体理解为完成语言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也包括宏观层面的机构团体、大众传媒等,它是多种传播主体共在结构。
语言教师作为语言技能的传授者在语言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际交往、社会组织活动和传播媒介也在输出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力,并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在直接影响其他语言接收者的行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裔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加之近年来出国游人数和双方贸易量的增加,汉语作为工具性的内外需求增加,使得汉语得以迅速传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群为工作需要,学习和主动使用汉语,这些均是以语言的人际传播体现着语言自传播。
“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海外华人是汉语人际传播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国的新老华侨虽已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参与各自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各国的华人社会。汉语在维系华人的故土情怀和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侨民组织联系,支持侨团建设,将会有助于推动汉语在华人群体和居住国人群中的传播。
资讯平台和活跃在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组织既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也是语言人际传播的平台。例如,文化代表团、艺术演出团、对外展览公司、图书贸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输出汉语形式和汉语影响力。
当前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由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态对传统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改变了负载信息的语言。在全媒体时代,传播语言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画面、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信息,增强汉语传播的效果。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西班牙、法语、俄语频道的开播,“新华网”“人民网”海外网络版本的开设,《今日中国》七种语言版本都是投射汉语的新途径。其中,中国影视在海外颇受欢迎,也是语言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引导中国电视剧、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海外传播,通过影视的立体化展示,并借助影视的娱乐性对语言文化传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使沟通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汉语传播也可以尝试利用微传播达到汉语裂变式的传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学院的平台功能,提升汉语传播层次
作为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孔子学院成为海外中国汉语热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孔子学院数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学院课堂,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应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化。在尊重各国国情和遵循一般汉语教学规律的情况下,拓展服务功能、健全运营机制、明确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
在汉语教学中,“教材”“教法”“教师”是常谈的话题。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与海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为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师选聘工作。比如,从国内派遣专任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聘用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选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现教师本土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执教机制,保证每所孔子学院都拥有数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从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更新教材内容素材,探索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国别化的汉语教学新方法,解决汉语难学的负面认识,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悦事情。
海外孔子学院从事的汉语教学多属于非学历教育。众多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重点在于营造语言文化氛围,展示中国文化,培养海外民众对汉语的兴趣和亲近汉语的感情,实际上孔子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校。为实现海外汉语的稳定传播,孔子学院需要在办学模式进行创新,拓展教学服务。比如,采用总部授权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达成合作办学模式,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顺利实施,通过来华攻读博士等高端项目促进孔子学院所在国家重视汉语基础教育,推动汉语被纳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为此,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本土化汉语师资建设和教学标准制定,以输出语言标准和教学规范来降低外界对汉语传播的心理抵触情绪。
汉语教学法创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汉语传播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汉语传播中的“术”而非“道”。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不同国家,需要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各类机构的参与合作,更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部门,引导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汉语传播速度。单纯汉语教学和汉语向外自由扩散难以承担汉语国际传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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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第二语言;学习动机;述评
学习动机是决定第二语言(二语)学习成败的一个关键性的个体差异因素。20 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加拿大学者Gardner和Lambert 率先开启对二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他们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构建的研究方法,成为长期主导二语学习动机研究的经典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Gardner等人的经典模式受到挑战。国外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单一视角研究带来的诸多局限,于是广泛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除了社会心理学外,还从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等多视角对二语学习动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研究视野得以扩展。国外二语学习动机理论的构建、发展和相关研究,为国内外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动机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汉语学习动机研究综述
(一)研究的启动
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动机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始于20世纪80-90年代。究其原因,在此以前,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有限,国外二语学习动机研究虽然早已起步,但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的语言学习者,很少涉及亚洲国家的语言学习者,而针对汉语学习者的动机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发端于美国的一些研究毕竟开启了汉语学习者动机研究的新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王及耳(1980)介绍了当时美国关于汉语学习者动机的调查结果;美国休斯顿大学的Xiaohong Wen(1997)对美国高校亚裔背景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结构以及动机因素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Sung&Padilla(1998)调查了美国加州公立学校学生学习汉语、日语和韩语的动机。
在国内,由于这一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教学实践,特别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还处于“教”方面,而非“学”方面,对学习者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针对汉语学习者动机的研究还属于空白。不过,有学者认为,2000年以前国内汉语学习动机研究属于早期研究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对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进行分类和描写。笔者认为,将学习目的研究归结为学习动机研究,属于纠缠杂糅。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起的学习活动,并致使个体的学习活动朝向一定的学习目标的一种内部启动机制。也就是说,学习动机是学习活动的原因和出发点,是推动学习活动的内在动力,学习目的则是学习活动所追求的结果、目标。在学习活动中,没有无动机的目的,也没有无目的的动机。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但绝非同一概念。虽然2000年以前国内学者对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进行了分类和调查,但不属于学习动机研究的范畴。如高彦德等(1993)参照了吕必松(1986)的分类法,对北京语言学院汉语专业留学生的学习目的进行了分类和调查,其中以“为了解中国”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两个问卷选择题项来考察被试者的非职业目的,但分析时他又指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是发达国家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之一。可见,当时国内学界尚未厘清学习目的与学习动机的关系,也尚未开启汉语学习动机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汉语国际推广步伐的加快和国际上“汉语热”的持续升温,汉语学习动机研究开始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国内学界不仅启动了相关研究,而且很快成为了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其中,徐子亮(2000)通过调查,对来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动机和目的分别进行了分类,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各类动机进行了描述,较为清楚地区分了学习动机与学习目的关系。王爱平(2000)和高海洋(2000)则首先运用国外二语动机理论对汉语学习动机及其相关因素开展了研究。此后,对汉语学习动机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断拓展,从而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1. 从研究对象方面看
(1)涵盖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学习者。首先,专门针对不同国家汉语学习者动机的调查比较多。(2)涉及了华裔与非华裔汉语学习者。一是研究中大都区分了学习者的华裔与非华裔背景。二是有不少专门针对华裔汉语学习者动机的研究。(3)考察了不同学习期限、进修形式、学龄阶段、汉语水平,以及学历与非学历、汉语专业与其他专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2. 从研究内容方面看
(1)对学习动机类型进行分类与调查。目前有两种分类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基于国外学者的动机理论模式,“自上而下”式的分类。如曹贤文等(2002)根据Biggs的分类,把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分为表层动机和深层动机。冯小钉(2003)根据Gardner 的经典模式,把短期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分为融入性和工具性两类。王永昌(2011)根据Gardner和Noels的方法,把泰国本土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分为融入型、工具型、外部和内部动机四类。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因子分析法,“自下而上”地分类。如孟伟(2007)通过自行编制问卷,按照因子分析的结果,将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命名为文化融入、学习情境、工具、外在压力、成果和教育六种类型。可见,由于研究者们依据的理论不同,方法、手段各异,因而在汉语学习动机的分类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2)考察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孟伟(2007)调查发现,外国留学生的外在压力动机与其汉语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刘宁(2010)对美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其内部动机与汉语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相关性,外部动机与汉语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相关。丁淑花(2013)调查发现,法国汉语学习者的内在兴趣型、可行性型和获取信息型动机与汉语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出国工具型、学习情境型、个人发展型和学业型动机与汉语学习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
(3)探索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等其他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的相互关系。高海洋(2000)调查分析了来华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的态度、动机、性格、焦虑等情感因素之间,以及动机与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发现学习者的动机与其对说目的语社团的态度相关,但它不影响学习者学习策略的选择。詹文芳(2011)对泰国本土学习汉语的大、中学生的调查发现,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动机差异不大;女生的学习动机总体上高于男生;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普遍高于高中生等。
(4)探索教师如何激发和维系学习者动机的相关策略。龚莺(2004)、张柯(2008)、彭磊磊 (2013)等分别对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进行调查后,提出了教师激发和维系学习者动机的相关教学策略。其中,龚莺(2004)提出,应引导学生形成对目的语社团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在教学中设立循序渐进的学习任务等。
(5)探讨学习动机研究对汉语国际传播与推广的作用与意义。贺阳(2008)阐述了汉语学习动机的激发对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王敏(2012)论证了学习动机对汉语推广的影响,并就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三)研究特点
1. 研究始于国外,盛于国内。进入2000年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学界的介入和重视,以学位论文为主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通过中国知网检索,2000-2013年在各类期刊上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36篇,收录相关研究的学位论文69篇。其中,2011-2013年有期刊论文26篇,学位论文54篇。
2. 在研究方法、内容和手段上,一是研究者们普遍应用国外二语学习动机理论的最新成果,不再局限于Gardner 等人的经典模式,研究视角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得到拓展。二是研究中除了主要采用定量的问卷调查方法以外,也结合了访谈、观察等定性调查研究方法。在调查问卷的技术分析上,大都运用国际上通用的SPSS统计软件,使用T检测、方差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较为复杂而精细的统计手段与工具。
3. 从研究对象来看,既有目的语环境下的汉语学习者,即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有非目的语环境下的汉语学习者,即在国外将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本土学习者。尤其是对后者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的一大热点。随着汉语国际推广步伐的加快,大量外派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赴海外任教,他们结合教学实践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成为针对非目的语环境下汉语学习者动机研究的主力。其中,研究者中有不少是在国内攻读相关专业的外国学生。对不同语境下汉语学习者动机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而且有助于汉语的国际传播与推广。
二、当前汉语学习动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尽管三十多年来汉语学习动机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对二语学习动机的定义缺乏一致性
动机是决定二语学习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性的个体差异因素,对此学者们不会持有异议。但对什么是动机,其组成成分有哪些等等,一直在二语学界存在着分歧。如:Gardner(1985)认为,动机包括目标、努力的行为、达到目标的愿望和在相应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Ellis(1994)将动机定义为学习者由于需要或愿望而投入学语的努力;Dornyei(1998)将动机视为由诱因引起行动,并且该行动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可持续下去,直至达到预定目标的过程。针对Gardner的观点,Selinker指出动机中不应该包括努力的行为。Dornyei(1994)也指出,“态度”与“动机”是心理学不同分支的关键术语,在心理学文献中往往不会一起使用。可见,学者们对动机理解和定义的分歧导致了相同的动机术语其涵义可能不同,研究者貌似讨论相同术语的东西,实则大相径庭,但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又往往进行横向比较或交叉验证,出现了诸多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从而严重阻碍了研究成果的整合。因此,对二语学习动机进行科学统一的定义,确定动机的构成成分并厘清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今后包括汉语在内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理论探讨不足,缺乏自身的理论建模
长期以来,国内外汉语学习动机研究大都基于国外二语学习动机理论及其研究模式,借鉴、效仿和验证性的调查分析较多,结合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特点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缺乏自身的理论建模。在此情况下,大量出现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所依据的国外二语学习动机理论模式是否完全符合汉语习得的特点本身是个问题。况且,不少研究者只是选择性地引入了国外多家学者的理论模式中的一些成分来搭建自己的研究模型。由于国外不同学者对动机的理解可能不同,所罗列的动机成分及其对这些成分的解释各异,而把来自不同理论模式下的一些概念,甚至是不同涵义的同一术语置于一个研究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导致了一些动机成分在概念上的重叠和界定不清的问题,研究结果也往往相互矛盾,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结论,最终难以对激发学习者的动机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具体可行的办法。因此,未来的汉语学习动机研究需要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加强相关的理论探讨,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并开展实证研究。
(三)以实证研究具体化的定量研究为主,过分依赖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调查法
问卷测量尽管能较为有效地帮助研究者推断被试者的学习动机这一复杂的心理活动,但其出现的问题也显而易见:(1)由于受被试者的态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被试者能否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回答问题存疑,从而使问卷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难以保证。(2)调查的样本都较小,缺乏自上而下的、涵盖各地区和各类学校、各类学习者群体的大样本调查。(3)在测量工具方面,研究者大都根据Gardner等国外学者编制的量表,或选取其中的一部分题项,或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也有研究者自行编制调查问卷。无论是选取或改编国外量表,还是自编的测量工具,很多都未见信效度报告。(4)目前普遍采取一次性的问卷测量,考察的是被试者在某一时间点的动机状况,从而使研究局限于横断、静态的共时研究的维度,没能揭示动机动态变化和可塑的特性。因此,今后的汉语学习动机研究,应该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中,需要解决问卷调查法在应用上的一些不足以外,还应该进一步重视将自然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更多地结合到研究中,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机结合,相互帮助和验证,扬长避短,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四)对汉语学习动机策略的研究不足
Dornyei(1994)在构建二语学习三层次理论模式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发现,就语言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激发和维系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提出了三十条策略,从而最早提出二语动机策略这一术语。在随后的研究中,Dornyei(2001)指出二语动机策略应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二语动机教学策略,其使用主体是教师;另一个是二语动机学习策略(又称为自我激励或自我调控策略),其执行者是学习者本人。目前,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中多关注动机教学策略,忽略了动机学习策略。而动机教学策略的提出多基于理论层面论述和教学经验的探讨,这些策略在教学实践中是否有效,尚需今后进行实验性的验证。
(五)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与汉语国际推广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加强
当前,随着汉语加快走向世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战略上已全方位向汉语国际推广转变。汉语国际推广以对外汉语教学为载体,离不开对学科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因此,汉语学习动机研究不仅要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更要立足于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探求汉语学习者的需求、愿望、目的等相关因素,为汉语国际推广在政策、策略和目标上提供决策依据。目前,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也主要停留在论述其重要性的层面上,对于如何运用动机研究的成果服务于汉语国际推广的问题仍有待于加强研究。
三、结语
汉语学习动机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总体上还处于学习、借鉴的阶段。结合汉语作为二语教与学的特点,构建汉语学习动机理论及其研究模式亟待解决,另外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等各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或细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前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蓬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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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在实施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的文化因素的融入,客观上生成了民族软实力构建的一条路径,但这条路径的实质性建树,还有待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实若干文化传播困境的突破。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教学目标遭遇困境。回顾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文化因素被不断引入,也有学者呼吁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双重重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依然主要着眼语言的工具性。建国初期到1978年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语言技能,这是单一的语言培训;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语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见,所有时期的着眼点依旧是语言,即便人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不是游离于语言教学的总目的———交际,了解和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顺畅地进行交际,而非其他。”事实上,将文化教学限定在训练语言技能的范畴之内,固然可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然而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思考,不仅会削弱语言教学所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教学功能,而且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会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中丧失以语言推广承载文化传播的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教学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较为主动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就面对涉及语言交际中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人们因其诞生时间过短而来不及基于充足经验清晰界定应突出的表述内容,即人们无法较好地给跨文化交际能力下定义,无法较好确认其内涵,无法较好明晰其培养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相关的文化教学表述更多只能作为一个新观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论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竞争日益白热以及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的国际形势,外国媒体便可借中国“文化教学表述不清”之题发挥,有意指责中国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文化扩张,从而在抵制中国对外传播文化操作上“师出有名”。
二、基于中华民族软实力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对策
第一,以对外汉语教学双重目标突破现有的单一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并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外汉语工作者既要注意语言本身的教授,更要着眼隐藏在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过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而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在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同时,凸显其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是在一定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动)、媒介性(文化传播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交互性(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信息)、创造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信息加工处理进行创新)、永恒性(文化传播跨域时间、空间界限)这五大属性决定了语言作为其不可分离的媒介和符号。另一方面,作为产生教学的原动力的文化传承需要,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便是执行文化推广的任务,具体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对外汉语工作者需要自觉并自信地透过教学手段推广中国文化,从而最终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学表述突破“文化霸权论”以及“文化”。“文化霸权论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试图在文化上对原被殖民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宗主国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对方。”对于“文化霸权论”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过殖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也便决定了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具体就中国而言,因为曾经作为东亚朝贡体系核心而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强烈的影响能力,中国今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便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霸权,因此便更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清晰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形象而非意图在文化上统治别国。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中国崛起威胁世界”西方理论相伴生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以大国心态从容平和应对的同时,尽可能通过明晰文化教学表述来削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进而避免越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却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国的本末倒置现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内容定位和新颖的教学手段应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类似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要素也应该确立相应具体的内容定位。具体就内容选择而言,“首先应基于教育哲学视角,选定的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其次应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最后应基于教学理论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显示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客观选取有价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中国国情的特色艺术文化、影响语言运用的文化。与此同时,就教学手段的创新而言,我们应该采用有利于强调文化感悟的体验式教学、有利于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对话教学、有利于缩小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对比教学等模式,让文化教学更为有趣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传播的目标。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论逻辑指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战略。“全球地方化”理论由罗伯森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全球”与“地方”不断互动,“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处于彼此互补、相互合作、交叉渗透的状态,该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的外销出口,而若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日本动漫企业的营销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与地方环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中国在推行对外汉语教育时,亦应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风貌在理解异质教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改革和塑造我们自己的对外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别人愿意接受甚至认同的“中国好文化”。
三、结语
【关键词】二语习得;情感因素;学习态度
随着中国的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提高,汉语变得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众所周知,学习外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学生二语习得的因素有很多,情感因素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因素主要有:动机,态度和性格等。性格是一个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不容易轻易改变。动机也是一个客观的因素,但是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相比较而言,态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这种主观性往往偏于稳定,一旦形成就不太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变化。由于主观性太强,以及实证研究的操作性难度大,故而学者们对学习态度的关注还是相对较少的。目前学术界对二语习得情感因素中动机和性格的研究远远多于对学习态度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上海交通大学汉语语言生做问卷调查,来探讨与二语习得中学习态度相关的因素。
一、态度
1.态度的定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005):态度,名词,①人的举止神情:态度大方耍态度;②对于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工作态度端正态度态度坚决。当然,学习态度的“态度”应取态度的第二种意义。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学习态度的定义各有说法。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是 Gardner 的观点:态度是一种“心理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通过体验得以组织,对个人与此有关的所有目标和情形中所做出的反应而产生方向性和动力性的影响”。态度包括认知成分(对某一目标的信念)、情感成分(对某一目标的好恶程度)、意动成分(对某一目标的行动意向和实际行动)。第二语言学习中,态度可从三方面来解释:学习者对目的语人群和文化的态度、对学习行为本身的看法以及对来自于其同种母语者的负面影响的抵制力。(王伟,2009)
2.态度的分类
学习态度主要分为积极态度,一般态度和消极态度。持积极态度的学习者往往表现为自觉、主动、认真地学习,并对学习本身有浓厚的兴趣;一般态度是指对目的语缺乏主动和热情,兴趣不强,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如考试及格等而采取的行动倾向。消极态度指学习者既无自觉要求也缺乏学习目的语的兴趣,把学习目的语看做一种沉重的负担,这种学习态度如果不及时纠正,久而久之,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直至最终放弃学习目的语。
二、学习态度的重要性
Krashen的“情感过滤假说” (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也叫“屏蔽效应假说”)是学习态度的重要理论依据。二语学习者在课堂上或在生活中接触到的目的语被视为目的语的输入(input)。但是学习者在一定时间内学到的目的语,即吸收(intake),却远少于输入。Krashen认为人类对语言的这种堵塞现象,是由于个体的情感对目的语的输入产生了过滤作用,而导致吸收总是小于输入。这就是著名的情感过滤假说。(刘,2000)根据这一假说推知如果学习者目标明确学习动机强、态度积极、自信心强等,情感过滤就弱;反之, 情感过滤就强。理想的二语习得状态是吸收等于输入,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二语学习者只能尽可能减弱对目的语的情感过滤,使吸收的目的语接近输入的目的语。二语习得过程中, 如果情感过滤过强, 语言输入就不易进入大脑固有“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进而影响语言习得。因此,情感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态度是一类很重要的情感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也很大,自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llis(1994)认为态度在影响学习者外语学习成果的同时也被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体验所影响着。Naimanetal(1978)也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态度和动机是预测第二语言习得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石英,2009)
三影响学习态度的因素
影响学习态度的因素有:对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对目的语国家和人民的态度;对教学环境、教学成效的满意度;学习者的家人朋友等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社会和目的语的态度;国家的语言政策等。
Larsen―freeman和Long(1991)提到了父母、朋友、学习环境、老师以及种族情感等会影响二语习得。(石英,2009)
刘(2000)提出影响二语习得学习态度三个方面的问题:①对目的语社团和文化的态度;②对目的语的态度;③对课程和教师,教材的态度。(刘,2000)
在影响二语习得的各种因素中,学习者对以目的语为母语的族群的态度受到最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西方有研究表明,如果学习者对第二语言本身或对操该语言的人抱有否定或敌视、厌恶的态度,就会妨碍他顺利习得二语;相反,如果学习者对某外族文化有好感,渴望了解其历史、文化及社会知识,向往其生活方式,就会促进他们的二语习得。Seherer和Wertheimer(1964)研究发现,美国学习德语的大学生中对德国人和他们自己操德语持正面态度的,德语成绩也相对较好。(石英,2009)这恰恰证实了Lambert的论断:“学习者对以他所学外语为本族语的民族所持的态度和他自己的民族中心感的责任,决定着他学此语言能否成功。”(吴雪云,1997)
Swanes(1988 )对挪威一所大学学习挪威语的167名留学生进行了调查,得出“对挪威人的态度与挪威语的成绩呈负相关”的结论。对挪威人民有好感者挪威语反而学得不好。Swanes对此的解释是:相比于那些挪威语学得差的受试,水平高的受试者能依靠其语言能力去了解挪威社会及人民,因而也能以批判的态度去更充分全面地去评价它们。实验者们认为,客观评估目的语国家及其人民比盲目崇拜它们更重要。至于不同实验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大概是因为影响语言学习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年龄、学能和动机等。(石英,2009)
四本调查的结果
本调查共发出问卷90份,收回83份,有效问卷70份。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初一、初二和初三的汉语语言生。
问卷共设置了35个问题,个人信息类的问题有六个。跟学习态度有关的问题28个,全是选择题,每个题有1~5个同类但程度不同的选项组成。问题主要是依据刘(2000)提出的影响学习态度的三个方面来设置的。
第1~7题考察学习者对学习的态度;第8题考察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第11,13~15题考察学习者对汉语本身的态度;第17~21题主要考察学习者对汉语课程,课堂教学的态度;第22和23题主要考察学习者对教师性别的态度;第27~28题考察国家层面的激励对学习者态度的影响。第9,10,12,16,26是其他跟态度有关的因素。最后一题是开放性的问答题,学生可答可不答。由于时间和个人能力有限,分析本调查结果主要用的是Excel2007软件。
1.学习的态度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考虑到学生学汉语的成绩不容易界定,那么本研究的学生成绩主要是参与本问卷调查的学生在2011~2012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的精读课成绩,一般认为精读课是相对综合的一门课程。
按照传统的对学习态度的分类,本研究在统计结果时把学习态度分为积极态度,一般态度和消极态度。根据统计的结果,本研究只采取了求平均数的做法,认定高于或等于平均成绩的学生的成绩较好,低于平均成绩的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差。具体分析见表格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习态度积极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三的学生成绩较好,一般态度中成绩好的学生占一多半。出乎意料的是,对学习持消极态度的学生中有62.5%的学生成绩较好。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这一现象至少可以说明学习态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不呈绝对的正相关,再者学习成绩除了受学习态度影响外,还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至于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学习成绩,则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由于较好成绩在消极态度中的比例本身较小,仅凭消极态度中成绩较好和较差的比例对比还不足以说明消极态度与学习成绩呈负相关。
2.响学习态度的因素
前面已经提到,本问卷中影响学习态度的因素主要是根据刘(2000)提出的影响学习态度的三个方面来设置的:对目的语文化和社团的态度;对目的语的态度;对课程,教师和教材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本调查又加了几个因素,如下表所示。用求平均数的方法得出的各因素对学习态度的影响度见下表,表中排序是按对学习态的影响度由大到小来排列的,表1是按大的分类来排列的,表2则是按具体的因素来排列的:
无论是表2还是表3,教学方法对学习者学习态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那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者们应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不断地摸索中找到最有效最实用的教学方法。从表2可以看出,功利性因素对学习者的学习态度的影响仅次于教学方法,而其中的“汉语对学习者将来的生活有用”这一因素是所有因素中影响最大的,这从表3可以看出来。这一现象证明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正逐步扩大,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汉语的国际地位也逐步凸显,进而可以推知,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汉语母语者来学习汉语,这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将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从表3可以看出,教师的性别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影响最小,82.46%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性别对自己的学习态度没有影响,只有17.54%的学生偏好女老师,而这些学生都是男性,由此可见中国的“异性相吸”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观念对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并不完全适用。
3.对汉语的态度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对汉语的态度与学习者的学习态度的相关性较小。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对汉语的态度与学生的汉语成绩也没有呈固定的相关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汉语有消极态度的学生中,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比例反而远远大于成绩差的学生的比例,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对汉语的态度与学习成绩呈现着负相关。又由于成绩较好的学生在消极态度中所占比例本身较小,则该结论仅供参考,若要得到明确结论则还需作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
4.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根据上表,对汉语文化持积极态度的学生,学习成绩一般较好。总的来看,对汉语文化的态度与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呈正相关。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学工作者应努力培养学生对汉语文化的积极态度。
5.影响学习态度的因素中的国别差异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认为教师的表扬和周围人对汉语的态度对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影响一般或较小甚至没有影响的学生中,欧美人占了绝大部分,日韩学生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一现象主要源于欧美人注重个性独立,不是特别在意他人的意见和看法,而日韩学生相对内敛,含蓄,而且团体意识较强,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欧美学生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情,自己的学习态度由自己决定,与老师表扬不表扬关系不大。日韩学生则普遍认为教师的表扬会促进他们积极地学习。
此外,根据开放式问题的回答,有学生认为其他因素诸如其配偶的工作,上课的时间以及利用影视教学等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态度。
五、总结
二语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的情感因素尤为重要,而态度作为情感因素的组成部分,也对二语习得产生重要的影响。单从逻辑思维来看,学习态度与二语习得的成效应呈正相关:态度积极的学生,学习成绩好,但经过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学习态度并不总是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消极的态度也有可能产生好的学习效果;而积极的态度并不总能获得好成绩。目前学术界对相关事实还缺乏完善且全面的解释。因此,我们对学习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研究还是任重而道远的。此外,态度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对目的语文化和社团的认识,对目的语本身的认识,课堂教学的水准,教材的选择,教师对学生的鼓励等等。这些因素中有些对学习态度影响较大,有些影响较小,有些有积极影响,有些有消极影响。各种情况不一而足。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结果都很有限,期待学术界对二语习得的学习态度能有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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