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危机

社会生产与分工、社会阶层与财富的存在形式以及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不同规格决定了现代学校的分层和分类,教育在人力资源分布、社会阶层格局方面扮演者重要的功能,因此,也决定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设必然存在一些基本矛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教育的普及与选拔功能,全面发展与专才培养,教育功能上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以及现代教育的标准化普及运动与多样化地方文化知识的矛盾。此外,不同的国家在其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和进程中,也会面临各自特殊的矛盾和危机。当前,现代教育制度建设在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有:

教育为“资本―劳动力市场”所控制。近30年来,我国在“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背景中开始了社会转型,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教育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为经济服务,教育产业化一度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中,培养目标的“人力资源”的价值取向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得以实现,因此,办教育“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课程和考试上,而且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教育与考试、就业、生计、功利联系更为密切。人们通过考试和文凭进行劳动市场的初次分工,国家(公共教育)和家庭(私人投资)承担了劳动者的培养的全部费用,因此,带来了社会财富和资本积累的最大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三十年来的教育制度,培养各式各类“教育―就业”型人才,为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上发挥了最大的效益。

当前的教育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应试教育和教育的不均衡,但实质上,这两个问题的症结确是共同的:即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控制着教育资源的配置,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地为市场经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培养后备军,而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并由资本主宰。

“市场经济”定位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窄化了教育的功能和人的全面发展。当现代教育的多方面功能窄化为各级学校为劳动力市场服务,带来的后果是:

第一,公共教育演变成仅为个体和家庭“升学―就业求职”私人利益服务工具,国民养成的公共学校的培养目标狭隘地附着于个人或家庭范围内的利益计算上,只培养资本主导的经济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让孩子通过教育更好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学校、家庭的根本动机。无论是学业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学校对他们的意义都是“找工作、挣大钱”。

第二,公共教育全面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所制约,不光为市场驱动的“就业―生产”服务,同时也为市场驱动的消费服务,“高收入职业―高消费”人生模式也成为青年一代学生的全部追求,替代了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教育―就业―高工资―车、房、体面消费―现代化生活”的模式,几乎成为与教育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追求目标,主导了我国现代教育办学方向,造成了应试教育有效、德育教育低效或无效,培养目标重“材”轻“人”,重人的工具性而轻人性和人格的局面。教育忽略社会新生成员的全面发展,忽略公共教育机构的“公共性”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异化为“挣钱―消费”狭隘人生目标。

第三、通过市场,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谋得中、高端职位,已经成为全社会追逐的真实的教育目标,由此,导致办学者、求学者、教育投入(公共和家庭私人投入)者都为当前经济利益、效率所制约,例如,大学的招生、专业及课程设置、校历安排都与就业挂钩,忽略教育的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公共教育对个人、社会、民族以及国家根本而长远的利益的影响。

公共教育功能危机:公平和质量的扭曲。教育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合法旗帜下,全力为资本主导劳动力市场服务,掩盖甚至加剧了这些年现代教育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市场和资本主导着教育资源配置,其结果是破坏公共教育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学校在追逐利益、效益的过程中,分化出了与社会贫富阶层对接的分层学校。不同的学校又根据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吸附着不同的生源、教师和就业的市场,社会像资本主义经济追逐最高利润一样地追逐最好的学校。

现代教育制度本质上是国家的公共教育,是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教育发展只为当下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急功近利”目标,势必带来公共教育的功能失灵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危机。当前的危机表现在:随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出现,劳动力市场的起伏与波动直接危及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也直接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经济危机带来的“教育―就业”的功能链条失灵,一方面加剧教育的投入和竞争,在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教育)文凭―职业”的匹配机制被打破,破坏社会公平的各种力量迅速显现,例如,家庭资本、权贵资本等。这些因素破坏了教育通向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公平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就业―挣钱”的培养模式,联结着所有学生及他们的家庭十几年教育投入和求学生涯的全部意义,失去就业机会的学生(毕业生、在读学生)厌学、愤怒、对未来绝望、无意义感普遍滋生。“教育―就业”通道的受阻也影响所有家庭,带来社会的绝望情绪,而这些显然不是心理疏导和临时性的就业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现象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人的危机。

建立以培养目标为本的现代教育质量体系

经济危机以及由此提出的我国生产方式的转型,促使我们审视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及现状,重新思考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探寻社会主义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培养目标,明确公共教育的宗旨和办学目标是促进我国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教育始终是一个使国家和民族“后继有人”的事业,“百年树人”是教育的基本属性,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则是现代教育根本宗旨和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体,是现代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关键所在。

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质量的核心。现代教育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全面实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社会多方面的功能。教育为当下的社会职业、岗位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只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共教育的部分功能。而且,片面地为资本主导的劳动力市场服务的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建设者。现阶段,教育,特别是在基础教育,以国家、民族、个体当下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按教育规律办事,排除资本市场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公共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过度干扰,通过学校教育传递对个人全面而发展有意义,同时为社会所认可的品行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非常重要的。结合目前我国教育的问题和现状,提出以下基本内容:

――教育要扩展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并加深掌握的可能性,并尊重个人的求知欲(智性、终身学习);

――教育要使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力);

――通过教育,建立青少年一代对国家、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国家认同)

――教育要使学生懂得: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生存价值、思想的价值得到尊重(尊重);

――教育要教学生知晓: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能力和智慧是丰富多样的(平衡、智慧);

――教育可以使人以及人群的自治能力提升,人受制于人的程度减轻(自治、自由);

――通过教育,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依赖的,扩展人对人的关系的认知,并促进和谐相处(友善、和谐);

――教育使人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获得尊严和体面的生计性劳动(权利、尊严);

――通过教育,每个人的自我满足感可以更多地得到认可(自信、幸福);

――教育要教会每个学生:人类劳动的安排和管理都应该遵循人性和发展的原则(劳动及劳动者的价值);

――教育让学生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至关重要的连接人,他(她)们足以让每个人珍爱生命,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依赖、关爱)。

以上的教育的基本价值是建立教育制度的所应遵循的,从个体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是确立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

公平和公正是教育质量的保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是我国现代教育制度改革重建的契机,为现代教育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政策和资源的保障。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教育质量的内涵越来越丰富,需要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但是人们对标准化的测验和统一考试越来越迷信,越来越偏离合理性和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原则,尤其在一个社会诚信和社会公正水平下降的氛围中,应试教育的致命伤便是教育质量窄化为可度量的“分数”;单纯测试部分认知能力的教育质量评价测验工具及其实施对全体学生学习过程产生很大的指挥作用,扼杀和限制了原本可能的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过程。

篇(2)

[关键词] HR竞争力 主成分分析 BP神经网络 马克威分析系统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广泛推广应用，组织中有大量可用数据，数据中有大量的宝藏等待被发掘，可以撬动潜在竞争优势的领域。人力资源部门如果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积累进行挖掘，得到对企业战略实现至关重要的结论，将可以帮助组织建立竞争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ANN)是由大量的、简单的处理单元(称为神经元)广泛的互相连接而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模拟了人脑神经元基本功能和网络的基本特性，它可以避开复杂的参数估计过程，同时又可以灵活地对多成因的复杂未知系统进行高精度建模。

BP网络模型包含了神经网络理论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其结构简单、可塑性强，应用领域广泛。

二、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A－T5(见表1)等30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公司总流动率、职位流动率等30个指标。

1.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30家企业的人才竞争的特征值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指标数据较多，信息重叠多，不易于直接用BP网络进行预测。本文通过对A企业建立人才竞争力形成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数据进行特征提取，获得4个主要综合指标。

运用SPSS13软件，对影响企业人才竞争力的数据提取主成分。

第1主成分的特征值为7.229，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重为54.635%,它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方面。前4项主成分的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重达到94.828%,按照主成分的选取标准,说明这4项主成分可以代替原来的30项指标,从而可以更简单地利用它作用网络的输入节点数。由旋转过后的分载荷矩阵可对4个因子命名为“成本因素、流动率因素、劳动力规划、雇员开发”,根据各指标值在0.5以上的因素列出组成内容分别为:

指标1（成本因素）：

工资、津贴、激励、职位升迁机会、新雇员的培训费用、每个业务单元的事件/事故损失、激励分布于业务单元绩效匹配率。

指标2（流动率因素）：

企业内的流动率是否与劳动力市场现有水平有可比性。关键流动率统计量包括公司总流动率、职位流动率、特定职能单位的流动率、地理位置的流动率、年龄段的流动率、种族流动率、性别流动率、平均服务时间流动率、特定物理区域人员流动率、季节更动流动率。外在因素有国际流动率和其它企业的职工流动率。

指标3（劳动力规划）：

员工流利掌握某特定语言能力人数比率、属于特定的工作分类内员工比率、特定的技能集合员工人数比率、最高的业绩表现员工比率、征募来源的成功率、特定的开发活动完成率。

指标4（雇员开发）：

参加需要的培训事件人数比率、参加了特定的培训班级人数比率、完成了特定开发行动的员工保持时间、业绩指标和特定开发行动参与的相关比率、业务单元绩效和开发项目实现的相关比率。

2.A～T5企业的BP神经网络的输入变量值

用这4个因子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即经过变换后的综合指标，标准化后得分作为BP人力资本竞争力的输入样本间。见表1的前4列指标。

3.人才竞争力指标计量

人才竞争力指标是根据专家打分，采用灰色系统评价得出的结果。人才竞争力指标可分为5档，具体标准如下：

4分－5分：强大，企业人才竞争力十分强大，处于吸引人才的优势阶段；

3分～4分：较强，企业人才竞争力经常超出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

2分～3分：一般，企业人才竞争力能和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持衡；

1分～2分：偏弱，企业人才竞争力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将出现人才危机；

0分～1分：差，企业人才竞争力不能同任何企业相比，人员流失出于危急关头。

4.BP网络的结构及学习算法基本数学公式

BP网络是采用Widrow2Hoff学习算法和非线性可微转移函数的多层网络(图1)神经网络模型通常由输入层、输出层和若干隐含层组成,每层包含有多个神经元,各层之间以权值相连,每个神经元的初值定义为阈值。

在图1中,假定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分别是I层，H层，O层。X1,X2,…,Xm是网络的输入层；H1,H2,…,Hn是网络的隐层,Y1,Y2,…,Yp是神经网络输出层的实际输出值。

5.30个企业HR竞争力的神经网络训练与预测实验设计

BP神经网络结构的设计包括确定网络的输入层节点数、隐含层节点数及输出层节点数。网络输入层的节点数为输入样本的指标个数,输出层的节点数为目标向量的个数,因此,根据本文原始数据资料可知,BP网络输入层和输出层的节点数分别为30个和30个。隐含层节点数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往往根据设计者的经验和多次试验来确定,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根据本文的输入层输出层节点数,用马克威分析系统(MarkWay)经过多次试验结果显示,实验方法为训练和预测，前25个企业为训练集，后面5个企业为预测集，学习精度为0.001,最大训练次数为3000，学习率为0.6，隐含层的节点数选用8个,网络的性能比较好，实际系统精度为0.0018。训练结果见表2：

训练测试样本的拟合图见图2：

25家企业作为样本集，经过训练和结果比较，BP神经网络的预测准确度达到了95%以上，可以认定训练结果准确率是可接受的，那么就可以保存已经训练好的网络结构，以供预测真实的未知数据使用，来评定企业的HR竞争力。

三、结束语

企业HR管理者的职责已逐渐从作业性、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多地从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想要让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要依靠构筑人力资源竞争力。

BP神经网络对HR竞争力可以对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与其他企业竞争力量的强弱作出准确的预测，为HR管理者提供了科学的判断工具，让HR管理者在整个动态人事管理体系之中，择机采用不同的操作策略，不断地激活人力资源，从而提升了企业的人才竞争力，快速构筑人才竞争力，方可提高和持续保持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文魁吴冬梅: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报告[J]．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

[2]董长虹:神经网络与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239～254

[3]雷蒙德(Ray Mond,A.N.):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第3版影印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篇(3)

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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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销售，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在产业限制逐步放开后，乡镇企业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宽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不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应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发展外向型经济，又发展内向型经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当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需要体现三点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坚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原则。贴近农业，就是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就是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和生活业；贴近农民，就是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发展乡镇企业，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篇(5)

在殖民地时期，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经济对国际贸易是“开放”的，这一时期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阶段是扩大过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来，在像韩国和台湾这样的东亚经济中，最初因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而开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显著扩大和相应的经济高增长率，是国内制度框架深化的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仅根据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有效的特定资源的配置还不能充分解释扩大出口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增长的某些“残留”原因。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传统的”和“无组织”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考虑到这两种经济绝对没有奉行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们通过提供各种促进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它们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和技术先进的行业中继续推行某些进口替代政策以加快这部分行业的成熟。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由于它们适当地奉行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因贸易扭曲而受到的损失，但这一点似乎不能充分解释明显的高增长率。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的残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假定，一旦贸易扭曲被清除，一个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就会通过协调良好的市场体制和充分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所发挥的作用自动出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把充分的劳动力供应转变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之前，必须满足两个关键性的条件。第一，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保持低工资并把劳动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第二，必须提高与低工资联系在一起的制造业的生产率，以在世界市场上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赢得竞争优势。这两个条件都要求国内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进。韩国和台湾都很幸运，它们继承了日本殖民时期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制度遗产——这是日本在开始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时适应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结果。

在农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引进高产品种和肥料以及通过以经改进的灌溉为基础的多种种植来推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积极的政府政策创立了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迎合了分散在农村的大批小农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运输、通讯和电力；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和信贷设施，以便让农民能够采用新的资金密集型的农业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状况，以便使新技术知识得到传播。

在制造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的增长和效率。这种方法避免了在社会间接资本中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厂支付所要求的庞大开支。相反，小型企业可以与小农分享覆盖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经济单位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网络。小型企业还享有地域优势，可以使用充足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便宜、灵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职工和季节工。它们还可以利用当地提供的农业原材料来进行加工。

还有其他获利的原因。随着因运输的改善而带来的当地市场的扩大，很多小企业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它们现有的资本设备和管理能力。市场的拓宽导致了(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了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的改进。从单个的企业来说，更充分地利用现存的能力而达到的经济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获得的收益，也许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们就大大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转包、质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潜在海外市场的专业知识的大型贸易公司，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出口。

最后，应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起初外国投资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扩大了当地的就业。以后，因为合适的要素比例，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技术转让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资成本提高时，日本公司发现把它们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放在低工资的相邻经济体中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这种投资是同在日本经过成功实验并准备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础的韩国和台湾采纳和复制的技术、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进来的。这样就促进了这两种经济体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概括一下由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国家和市场的相关作用。韩国和台湾的成功率先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人们熟悉的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维护宏观稳定的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然而，我更关注这些经济成功中的不太为人们所认识的方面：通过改善社会基础设施，通过建立适应广泛分散在农村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所需要的组织和制度，它们积极的政府政策提高了农村地区资源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对韩国和台湾是重要的；它们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也是恰当的。

国家干预的好处及缺点

根据我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极”政策上，把改进发展中国家制度框架的“积极”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国际理论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国内制度框架，经一个“没有摩擦”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的检验，已经完全形成了。然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能够方便地将各种扭曲定义为偏离最佳资源配置。当我们精确地从不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进行分析时，显然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便通过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场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市场”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政府也承认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间接资本，比如为减少运输成本的道路。从原则上说，为减少运输成本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与为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无形社会基础设施，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内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与管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时期，扩大这一框架是因采用现代管理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实地发挥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生命与财产以及维护公正。对50年代有利于发展计划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抵制导致了将政府的功能扩大到控制经济的多种任务。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紧缺的财政和行政资源都被转移到更吸引人的促进增长的任务上去了。这种财政和行政体制上的过重负担往往导致国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败，严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选择的经济目标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政府体制负担过重的危险始终存在，不管所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理想目标。

全球化的挑战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以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为榜样，通过扩大出口来取得快速增长。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从整体上转向外向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要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在第二代“亚洲虎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它们爬上了比较优势的阶梯，能够出口精密工业产品。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后来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投机压力下从泰铢的贬值开始的，并传播到临近国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贬值和剧烈下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亚洲虎的经济神话破灭了。这使传统的内向型倾向又活跃了起来。马来西亚的反应是强化对其资本市场的控制，而且它的总理加入了谴责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大合唱。

这种重新掀起的反对世界市场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回到50年代的内向型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国外投资的长期流动可能会因与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投资的生产率无关的短期投机资金的不稳定流动而受到严重损害。在亚洲，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资本市场控制的取消、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长期证券资本和短期银行资金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围流动的数额巨大的投机资金，也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投机者瞄上一种货币，一旦它开始挤兑并形成一定的势头，就会超出单个国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首先要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银行贷款贷给“政治密朋”)，避免引来投机者。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率的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预防性措施，就是把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为动员国内储蓄而建立国内金融制度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强制性分担款的新加坡储备金制度。

从凯恩斯主义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出发，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传统的政策结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虽然正如在50年代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内的高储蓄率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的确对短期经济不稳定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反对世界市场力量——它的时髦标签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内向型倾向。但是，更近距离地看，50年代类型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和目的与今天反对全球化的目标和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出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

对全球化的批评涉及到世界市场力量对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过，当他们的观点在应用到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减轻经济阵痛和减少失业的传统的社会安排已经崩溃，但现代政府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出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变相失业”，现在应该重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福利安排的有价值的因素。

篇(6)

一、社区是扩大就业的基础,是落实就业政策的落脚点

社区建设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是由于社区建设正代表着时代的潮流,其建设和发展的状况是评

价社会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尺度。社区的主要工作包括社区就业、保障、治安、卫生、文化等方方面面,其中就业是最重要的工作,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应该摆在社区建设的首要位置抓紧抓好。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必须把控制失业促进就业提高就业率,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任务,把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基层和基础的就业再就业工作。问题是我们的政策和管理往往越到基层越不落实,越到基层越缺乏效果。从我国目前社区建设情况看,由于受经济地域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社区和社区就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但面临一个共同的压力就是劳动力就业压力,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促进社区的下岗失业人员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只有把街道社区作为扩大就业的基础,作为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的重要环节,把享受政策的对象调查摸底清楚了,把政策宣传解释、《再就业优惠证》审核发放等基础工作做扎实了,才能找到落实政策的落脚点,才能把政策落实到每一个下岗失业人员身上。通过街道、社区的就业情况来检验政策的落实情况,检验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效力。如四川省结合社区建设,通过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认真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兴办社区经济实体3.3万个,吸纳安置下岗失业人员30万人,社区就业效果十分明显。

二、社区是发展与增长的基础,是经济与社会管理工作的着力点

应该看到,社区是城市社会的DNA细胞,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区域,具有社会的基本功能。以人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只有落实到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层面,落实到社区居民比较充分的就业上,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政府在推进就业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如果政府工作讲发展就认为是讲增长,而且往往只强调经济指标的上升,而不注重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就会出现偏差。而社区建设既取决于经济条件,也取决于社会环境。如果我们从发展与增长的关系上来谈社区就业状况,最能体现政府处理二者关系的结合程度。

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必须真正把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下大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甚至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促进就业增长,将为劳动者提供“饭碗”、并为他们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这种选择应该作为德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具体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标志。

在实施新的就业再就业政策的过程中,社区就业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因为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就业岗位的潜力在社区,个体、私营经济的主体在社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根基在社区。可以说,社区就业是经济社会管理的着力点,其状况最能够体现出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处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与就业的关系时的协调和适宜程度。

近年来,社区就业逐渐成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新的增长点。据劳动保障部100个社区就业重点联系城市调查,社区就业岗位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1/3,大多安排的是下岗失业人员。因此,必须加强社区基础管理工作,继续发挥其在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中的综合协调作用。

三、社区是劳动保障工作的前沿阵地,是就业资源的潜力点

近年来,单位体制解体之后,我国的劳动保障工作,主要是同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就业和离退休人员管理和服务等事务性工作延伸到社区,并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在社区建立劳动保障工作平台,或者聘用劳动保障协理员,完善了劳动保障工作体系。基层就业和劳动保障服务工作的实践证明,其必要性也越来越明显。

首先,社区是就业再就业工作的信息源。社区能准确地摸清和动态掌握下岗、失业、流动人口、离退休人员和参保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就业状况、健康状况和生活水平等等,并且普遍分类建卡造册,建立数据资料库,真正做到了“五清”,即:生活状况清、择业意向清、就业能力清、就业状况清、社会保险清。同时,社区又贴近用人单位和企业,是企业发展重要的外部环境。因此,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千方百计收集到企业和用人单位的用工信息,直接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还通过与劳动力市场连网,让下岗失业人员在家门口及时了解到各种培训和就业信息,开展“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对“4050”等就业困难群体实施有效的就业援助。

其次,社区是就业岗位资源开发的载体。我国各地结合社区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积极创办社区就业实体和小型加工企业;通过建立市场,规范物业管理,开发家政、餐饮、保洁、保绿、保安、维修、护理、钟点工等就业岗位,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在社区实现就业再就业。

篇(7)

论文关键词：现收现付 基金积累 养老保障

近年来，关于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优劣的争论日渐平息，但由于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比较研究对科学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下一步养老保障体系改革中，仍将面临两种筹资模式的混合使用，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

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经历了从完全现收现付向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模式的转变。在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基本上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一)决定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的关键因素

养老保障不同筹资模式在收益率、分散风险等方面各有优劣，我国养老保障应建立一个多支柱的体系，也就是说将现收现付制度与基金积累制度进行有效地结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在这个多支柱体系中，确立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即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该向智利那样完全基金积累制呢，还是应该像德国，基金积累仅仅是养老金中一个比较小的支柱。要科学地决定不同筹资模式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收益率高低。萨缪尔森的生物收益率包括工资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两个部分。世界各国普遍预测，我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较长的视野内，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从我国的人口金字塔结构来看，如果保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未来5～10年。我国的劳动力总量还将继续增加，随后劳动力总量趋于稳定并逐步减少。初步估计，未来十年，我国生物收益率应该保持在7％～10％这样一个较高的水平。

从我国的市场收益率来看，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很难做出过高的估计。人民币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升值的压力，与20世纪日元快速升值类似，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将迫使人民币利率水平停留在较低的水平，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将长期低迷。虽然资本市场2006年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股票市场反复无常的特性和养老基金的本质，决定了养老金的收益率不应该过度依靠股票市场。因此，在可预见的5～10年内．我国的现收现付制度收益率将会明显高于基金积累制度收益率。

2．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度的竞争力。未来2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据预测城市人口将年均增长1％～1．5％。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将导致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快速扩大。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新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范围的是年青劳动力，他们的加入给缓解现收现付制度支付压力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按照

3．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因此，在设计养老保障体系的筹资模式组合时，应该充分考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保障功能，另一个是再分配功能。基本保障功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障养老保障体系范围内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分配支柱的主要作用是体现社会公平的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现收现付支柱可以在再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社会统筹账户为制度覆盖人口提供相当于上一年度地区人均收入水平20％的养老金，可以在同一代人中的不同收入阶层进行再分配。同时在现收现付制度下，退休人口也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促进代际和谐相处。

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该更加重视现收现付支柱的作用。

4．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

根据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特性，资本市场发育水平越高，基金积累制度的优势更加容易发挥，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越低，现收现付制度就更有优势。从现状看，我国资本市场整体发育水平还比较低，还无法适应社会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但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从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我国国家级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在2006年股市全面上升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从地方各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很多地区基本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水平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过于庞大的基金积累制度。但可以预见，在5—1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将大幅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也将不断提升，为强化基金积累制度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现行筹资模式的替代率

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应该能够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从生活角度来衡量，其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应该不低于城镇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按照国家统计公报．20o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说明在现阶段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不应该低于35％。考虑到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因素．该比重应该保持在30％以上。国发[2005]38号文件对养老金替代率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缴费年限每增加1年，基础养老金提高l％。按照这个规定，缴费35年的职工．其现收现付支柱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应该是35％。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能够保障人的基本生活。

对于强制性储蓄支柱的替代率，则需要一系列假设。主要是未来强制性储蓄投资收益率的假设、未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假设以及退休后投资收益率的假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强制性储蓄支柱能够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与这三个因素关系十分密切。假设一个工人收入始终保持社会平均水平。缴费35年。起始缴费年限工资为W，缴费比率为x，为简化起见，缴费期间和养老金领取期间投资收益率保持在R．35年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为A，退休时积累的养老金被转化为等额年金。其养老金替代率衡量标准以退休时社会平均工资为准，如果该工人在退休后能够继续存活Y年，那么，养老金替代率SR计算公式为：

可以看到，当X=8％，R=4％，Y=15，A=4％时，SR=0．141，即由强制性储蓄支柱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为14．1％。表l是在Y=15，R和A分别取不同数值时强制储蓄支柱的替代率。

由表1可知。强制储蓄支柱替代率对投资收益率和工资增长率相当敏感。投资收益率越高，替代率越高，工资增长率越低，替代率越高。在我国长期保持较高储蓄率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很难大幅提高。特别是我国还面临着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压力，我国利率水平很难出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按照“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增幅将保持在7．4％左右，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也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此，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将保持较高水平。在投资收益率较低和工资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强制储蓄支柱所能产生的替代率并不理想。在表1中．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替代率可以达到22．2％，比较不利的情况下替代率仅能达到10％左右。

笔者认为，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投资收益率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将强制储蓄养老支柱的规模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因此，国发[2005]38号文件将计入个人账户规模的缴费比例从1l％降低到8％，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的应对手段，在本质上也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是科学的。

二、构建面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根据对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应该从现行的“三支柱”向“3+2”支柱转变。

(一)基本框架

“3+2”支柱是三个基本支柱加上两个补充支柱。其中三个基本支柱对每一个城市职工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权利加入或使用这三个基本支柱，使用两个补充支柱则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

三个基本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支柱，用现收现付的方法，提供一定水平待遇确定的养老金，并保证养老金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调整。该支柱能够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第二支柱是政府强制储蓄计划，该计划采取缴费确定的方式，积累资金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该支柱强调在国家统一监控下个人承担对自己的养老责任，将缴费与养老金领取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投资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商业保险以及家庭赡养。该支柱主要强调政府和社会以外的力量。

两个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救济支柱，与失业保险等措施一起，共同保障城镇居民的生存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鼓励企业为其员工建立的养老保障计划。该支柱的建立，能够为部分企业员工提供比较丰厚的养老金，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两个补充支柱针对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针对的是城镇居民的低收入阶层，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的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针对的是在有一定条件的企业中工作的职工，目的是为了改善这部分职工的退休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三个基本支柱将发挥主要作用。图二是“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图示。

(二)“3+2”支柱与我国传统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构想的异同之处

“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相比．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都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合理分担责任，二是都包括社会统筹、政府强制储蓄、企业补充养老及个人储蓄等几个要素。三是都强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提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3+2”支柱中，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和国家强制性储蓄计划是两个不同的支柱。社会统筹和国家强制性储蓄从本质上存在截然的区别。从表面上看，在现阶段，无论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都是由国家出面主办，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所发挥的作用上．都存在显著的区别。同时。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种不同性质的养老支柱加以混淆。一是理论上可能为社会统筹透支个人账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二是将两个养老支柱视为同一个支柱不利于改善对个人账户的管理。从长远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要走向市场化管理。但是社会统筹账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来管理，把两个养老支柱视为一个支柱，在理论上增加了对其进行差异化管理的难度。

第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在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应该是辅支柱而不是主要支柱。主要原因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本身是一个自愿型支柱(或利益诱导性支柱．即通过税收减免、税收递烟等方式鼓励企业为其职工建立养老保险计划)，只有那些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才会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必然会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愿意为职工建立养老保险计划。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一个不具有普遍性的养老支柱只能看作是补充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