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定义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双减政策的定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 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三、结束语

篇(2)

近日，国家清洁生产中心主任周长波接受本报专访，对《方案》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度解读。

督促工业企业清洁化转型和污染物减排

问：清洁生产对绿色制造工程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答：通过分析“绿色制造”和“清洁生产”两者的定义可以发现，二者均是以减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污染物产生排放以及对环境影响、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理念，可以说是遵循同一基本原理。因此，清洁生产相关工作可以顺利融人绿色制造体系中。

通过《方案》中一系列清洁生产工作的推进措施，一是可促进我国重点工业领域的绿色化、清洁化进程，督促工业企业实现清洁化转型和污染物减排，二是可从更高层面提升工业园区的清洁生产水平，三是可推动我国环境管理从末端向全过程管理转型，同时对绿色制造工程其他工作的落地起到积极促进和辅助作用。

问：清洁生产概念引入中国已有二十多年时间，目前在国内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首先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体系，包括《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以及《工业清洁生产推行“十二五”规划》等；其次建立了一套统一、系统、规范的清洁生产技术支撑体系，了钢铁、水泥等19项工业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组建了国家和地方清洁生产专家库，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发展到1000余家。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也逐渐纵深发展、全面铺开，全国环保系统在47352家重点企业开展了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问：清洁生产有无强制性？如何与当前乃至今后的环境绩效相衔接、与标准相适应？

答：现行《清洁生产促进法》第四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和促进清洁生产”，并且对清洁生产的推行以及实施，给予了明确的指导性政策措施。清洁生产审核作为推进绿色制造的手段和工具，分为自愿性审核和强制性审核。根据规定，“双超、双有、高耗能”的企业应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随着清洁生产政策体系不断修订完善，清洁生产支撑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尤其是《方案》中提出了推进环保“领跑者”制度实施、大力推进和完善清洁生产制度等重点任务，研究编制《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规范》和《清洁生产审核绩效核算规范》等文件，这些都将更有利于与环境绩效相衔接，便于国家及地方环保部门对环境绩效的统计与核算，促进企业和产品环境绩效提升。

另外，国家的现行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也能与现行产品标准相匹配，为环保“领跑者”企业和产品的遴选提供必要基础，发挥清洁生产标准的先导性。

解决工业园区“点”“面”上的环保问题

问：《方案》提出，建设项目在环评中，要遵循清洁生产理念，在环评事中事后监管时，也要利用清洁生产审核对企业进行核查。请问，清洁生产审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答：清洁生产审核制度设计、实施的重点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围绕企业正常运营中的污染预防和环境管理开展工作，这与环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内容是一致的。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可准确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设备、环保设施等运行情况，并结合资源、能源消耗和各产品产量等数据，较为准确地分析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评价企业应遵守的环保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制度标准以及环境风险预防等要求的执行情况，为环保部门加强环评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支撑。

问：现在，国家发改委在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信部在推动绿色园区建设，包括之前的国家生态工业园区，《方案》提出的工业园区清洁生产与这些计划有何区别，当前形势下有何意义？

答：目前，我国各大部委积极推进的“生态工业园”“园区循环化改造”“绿色工业园区”等工作，对园区循环化、生态化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各项工作仍存在一定的潜力：

一是目前各项工作主要是树典型为手段，以解决“点”上问题。例如“园区循环化改造”2016年支持备选名单只有18家园区，远不能满足众多工业园区大“面”上的需求。

二是目前相关工作的理念基本都是以工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为支撑，缺少一项以环境保护为根本目标、以解决“水、气、固”环境元素问题为源头思想的工作，缺少对园区重点行业存在的各类环境要素分析，缺少对园区面临环境问题的针对性解决思路。

因此，目前环境保护部的园区工作设计思路为在树典型做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我国工业园区“面”上的环保问题，从规划设计开始，从环境要素出发，密切结合“三个行动计划”工作，解决园区重点行业环境问题。这样，一是可以提升园区的整体行业规划、基础建设、环保设施水平，二是提升园区企业之间的资源能源利用率及循环化水平，三是针对园区重点行业，解决当务之急的环境元素问题，为实现“三个行动计划”的目标做出贡献。

这项工作突破了现有的单个企业清洁生产模式，将清洁生产提升到园区的综合层面，全面兼顾园区环保各项核心内容，可以解决单个企业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能有效改善工业园区存在的环保问题。

应尽快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及规范

问：当前，将提升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减少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重要抓手，还欠缺哪些关键因素？

答：一是企业缺乏清洁生产改造资金。企业是开展清洁生产改造、提升清洁生产水平的主体，但近年来大量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市场生存压力，难以独立承担清洁化改造需要的资金，无法充分实现全过程减排。

二是缺少清洁生产技术交流平台。我国已研发了一大批可用的先进清洁生产技术，但是由于整个清洁生产领域的技术和信息通道并不畅通，导致技术改造需求及供应信息不匹配，阻碍了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提升。

三是缺乏清洁生产绩效核算办法。清洁生产工作已在我国开展多年，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缺乏合理的绩效核算办法，导致难以量化其在污染物减排中的实际效果，从而无法持续性开展并发挥作用。

四是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工作开展较为滞后。工业园区内企业及污染物排放均较为集中，应当更有利于清洁生产工作的开展，但目前相关工作开展缓慢。因此，应结合环保部污染防治工作重点，着眼于园区清洁生产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尽快制定园区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规范，促进我国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工作的开展。

问：“十三五”期间，围绕清洁生产顶层设计。工作重点有哪些？

答：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完善清洁生产制度。要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梳理已的清洁生产管理文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各项制度，研究编制《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规范》等技术文件，建设清洁生产专家库制度。

二是围绕环境保护重点任务，聚焦重点领域清洁生产。要以清洁生产审核为切人点，梳理“三个行动计划”圈定的重点行业，开展重点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完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和审核指南，完善并落实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

三是创新模式，开展园区清洁生产试点示范。从宏观（园区整体）、中观（企业间）、微观（重点行业和企业）3个层面人手，构筑多维度推行园区清洁生产的模式；构建工业园区清洁生产标准规范体系，选择重点区域典型工业园区开展园区“清洁生产审核试点一园区清洁生产试点示范一园区清洁生产推广”的试点示范。

篇(3)

2012年10月12日至14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以杜莉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绿色经济实现路径——中国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为依托，召开了“碳金融与绿色经济发展学术会议”。南开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中央党校、西南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吉林省社科基金规划办、吉林财经大学以及吉林大学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追溯碳金融的理论基础及推动中国碳金融交易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一、碳金融交易理论基础追溯

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关注碳金融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扩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适应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开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责任。吉林大学杜莉教授认为，碳金融交易机制既承接了产权理论、功能金融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的现有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论的外延。

结合传统的价值理论，逄锦聚教授对碳排放交易标的的商品属性进行了认定。价值理论将商品定义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逄锦聚教授认为，碳排放额的减少来源于技术改进，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劳动，故碳排放额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劳动产品，一旦用于交换，便具有商品属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额度，实质上交换的是碳减排的技术以及协同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劳动，故碳排放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用于碳减排活动，其价值体现为凝结在碳排放额度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北京环境交易所周丞认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场具有流转功能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货币。碳市场以产权理论作为依托，是科斯定理与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产权的正确界定对于减少环境问题，避免公地悲剧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将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的绿色发展观和以生态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主义，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强调准确界定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实践进展

1.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意旨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涵盖了基本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顶层设计的合理程度决定了碳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成败。

中央党校郭兆晖将碳市场的构建路径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与郭兆晖均认为中国比较适合以日本为蓝本，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构建模式，积极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刻构建全国范围的碳减排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郭兆晖建议以三年作为一个区间，逐步由区域性碳市场向全国性碳市场过渡。关于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郭兆晖认为，不仅要考虑环境有效性与成本有效性，也要关注产业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议由国务院确定履约期长度、排放上限、交易对象、管制行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配额分配、管理与抽查等供给机制的设计，构建一个囊括政府部门、常规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所、法律服务机构、研究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制度体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经济评价体系。

关于碳交易的机制设计，周丞认为应采用总量交易模式。首先，应创新总量设置模式，选择某年为基准年，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营的设施排放的温室气体设为存量，基准年之后的为增量。以存量作为总量控制的目标（Cap），效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期初采用历史排放法对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随后逐步转向拍卖方式。增量采用高基准线，规定若干年后，将部分增量转化为存量，进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设计碳市场的柔性机制，包括允许配额无条件储备，允许低效机制、履约期以三年作为基准、建立碳价格“安全阀”机制、建立配额储备库、不允许配额借贷等；再次，设计碳泄漏规避机制，即通过扩大管制区域范围、细化机制设计、输入产品纳入管制、降低境外产品需求等措施，减少碳泄漏；最后，设计碳市场的测量、报告、核查（MRV）机制。

2.碳市场及碳金融交易的实践

中国碳市场交易已初步试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为例，介绍了中国碳交易平台建设的实践活动。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业务线：一是由CDM、VER与“双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试点”所构成的多层次碳交易业务；二是节能量与排污权交易业务；三是由节能环保技术投融资、低碳转型服务组成的低碳发展业务。

当前，国际市场较为活跃的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期货、碳期权、与碳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中国受制于碳市场起步晚、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动以绿色信贷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副研究员归纳总结了国外绿色信贷抗拒、规避、积极、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介绍了赤道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与环保指南、德国与日本先行国家的经验，梳理了中国.自1995年至今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开展过程中暴露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缺位、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制度完善、产品创新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郑州大学武魏巍副教授从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国际现行碳交易平台期货、期权运作的经验，通过对比瑞典城市马尔默与中国大庆，深刻剖析了中国推出碳期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国碳期货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吉林财经大学刘吉舫教授介绍了绿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从理念培养、标准确立、产品创新等层面，对中国绿色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建议。

为推进碳交易及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陈柳钦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即推动思想环保、理念环保。此外，蒋南平教授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乃至全球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及补偿标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束缚，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统治力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应该将科技作为重要手段，加速生态修复和清洁发展。陈柳钦教授建议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从网络、空间的视角着眼，避免思维和落脚点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助推

结合会议主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碳金融对碳市场发展乃至绿色经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陈柳钦教授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提出“给金融一个支点，金融一定能撬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论断。蒋南平教授认为借助碳交易体系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碳市场份额，通过广泛意义的碳排放权全球营销，来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工具和抓手，能够为政府提供税费体系之外的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引导GDP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转移等政策意图的实现。武魏巍副教授重点从碳期货的视角，归纳了碳金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碳经济效益、增强碳交易话语权、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点，逄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金融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应更多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杜莉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助推，而风险防控机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进一步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研究队伍的搭建与合作模式，逢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团队中，首席专家的科研与管理水平，决定了该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层次和质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责、权、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务到人、经费到卡，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协同作用，挖掘科研协作的潜力。

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体系的架构，杜莉提出应将金融思维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结合，从供给机制、需求机制、价格机制、风险防控机制以及效率与溢出效应评估五个相互衔接、互相影响的环节切人，避免现有单一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针对杜莉教授提出的架构，曾刚副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了供给机制在碳市场构建中的关键地位，认为碳市场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供给机制是碳金融交易机制的核心，配额总量的设置、分配模式的设计、管制对象的选择、碳金融产品的创新与选择对市场需求、价格、风险甚至运行效率与溢出效应均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供给机制的科学与合理程度决定了碳金融体系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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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装饰工程;装修施工;“低碳化”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natural disasters emerge in endlessly, people to "green low carb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our country's introduced gradually buil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under the policy,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dec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low carbon"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finally to th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project "low carbide in the 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the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project; Decorate construction; "Low carbide

中图分类号：TU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前言

随着建筑装饰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以及装饰原材料不断更新，人们对建筑装饰工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促使“低碳化”装饰成为建筑装饰工程新的发展方向。据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建筑物总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25%～28%，二氧化碳排放量占社会总排放量的40%左右。建筑的“节能”、“低碳”已然成为了我国降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内容，同时建筑装饰作为建筑建造的末端环节更应该参与到建筑的“低碳化”过程中来的。低碳减排是以降低能耗、保护生态又不降低生活质量为宗旨，是为人类创造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室内空间。“低碳化”装饰施工是探索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及安全。如何将低碳减排的理念与现代装饰施工技术相结合，创造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室内环境，将成为今后建筑室内装饰的重点。

2建筑装饰施工过程中“低碳化”问题分析

建筑装饰工程的“低碳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于装饰装修的全过程，包括设计、材料选购、现场施工、维护与更新、拆除与重新利用等几个部分。将低碳的理念渗透到上述各个环节中去，控制总体碳排放，是有效实现建筑节能减排、全面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目前存在于建筑装饰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有：施工单位对施工“低碳化”认识不足；装饰材料仍为高碳材料；我国在推行低碳施工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激励机制；缺乏施工阶段碳排放评价体系。

2.1施工单位对施工“低碳化”认识不足

虽然随着建筑装饰“低碳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低碳施工已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甚至已经成为建筑装饰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但是人们对建筑装饰工程低碳施工的意识仍然十分淡薄，同时其也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就目前而言，低碳施工没有明确的概念，导致施工单位对低碳施工认识不清；第二，低碳施工有哪些什么内容，包括哪些环节，有什么具体要求，施工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没有被明确提出；第三，国际上对低碳施工有些什么经验，存在哪些惯例等没有明文规定。正是基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从而使建筑装饰施工单位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对低碳施工的认识和理解还仅仅是停留在文明施工、绿色施工上。

2.2装饰材料仍为高碳材料

施工阶段是将设计转换为实物的阶段，这一过程将消耗大量的资源，施工阶段所用材料仍属高碳包括两层含义，第一由于我国的“低碳化”研究还刚刚开始，很多装饰材料不能满足低碳节能的要求，在使用过程中仍然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第二，装饰材料的生产仍属于粗放式生产，消耗大量以煤炭、电力为主的能源，而这两种能源又是我国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理论，需求决定生产，大量高碳材料的使用，从而促使装饰施工阶段处于高碳环节。

2.3我国在推行低碳施工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对能源和碳排放的管理偏向于重工业和交通节能，对建筑装饰低碳施工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同时国家在低碳施工过程中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使其在法律方面存在着不少空白。

2.4缺乏施工阶段碳排放评价体系

当前我国建筑装饰行政管理部门对施工现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文明施工，对于低碳施工还没有系统科学的制度来予以促进、评价及管理，缺乏必要的评价体系，无法以确定的标准来衡量企业的低碳施工水平。实现对建筑装饰工程低碳施工的评价，需要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所以首先必须确认哪些指标因素应在招投标文件及工程合同中予以要求，哪些因素需要在施工过程中予以监督和评价，并根据低碳施工发展现状选择评价指标，明确各指标需要利用何种模型进行评价，以及现阶段可接受的评价标准，从而最终建立低碳施工的决策支持系统。

3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低碳化”的重点环节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低碳化”主要体现在：明确低碳施工的概念和内涵；建筑装修的节能设计；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新工艺的应用；“低碳化”施工等。

3.1 明确低碳施工的概念和内涵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纷纷提倡低碳施工，但令人尴尬的是迄今低碳施工尚没有准确的、大家一致认可的定义，所以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低碳施工的概念问题，明确给出低碳施工的定义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施工单位才能对低碳施工有较好的认识与把握，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并且不断改进不足之处，逐步实现全行业的低碳化。

3.2 建筑装修的节能设计

在进行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时，应根据房屋自身节能效果以及用户要求进行装饰装修的节能设计。设计要求是在满足建筑物功能的基础上，同时确保不为达到节能目标而增加节能投资和运行费用，并依据经济效益使增加的节能费用在尽可能短的时问内回收。另外，对于选用的节能新设备，要在对其原理、性能、效果详细了解和进行经济技术比较之后才能选定。选择节能新设备应坚持以下原则：

1、能充分发挥建筑物功能；

2、经济效益好；

3、能源浪费少。

3.2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新工艺的应用

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新工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装饰装修施工过程中安装节电节水器具时，限制或禁止使用高能耗的技术、材料、工艺等。对材料及设备要对其质量进行双控，首先要在合约中对其标准做出规定，其次这此设备必须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对于一些设计中未提出的设备需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或者在施工方案中说明。耐火性能是建筑装饰工程的性能指标之一，因而必须对耐火材料的耐火性能提出具体要求，使其符合规范要求。

3.3“低碳化”施工

在“低碳化”施工过程中首要的是提高建筑装饰过程中的“低碳化”意识，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宣讲、教育等形式加强全民节能意识，从根本上推进我国建筑装饰“低碳化”施工事业。其次是编制“低碳化”施工技术方案，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前，施工部门需要首先编制相关“低碳化”施工技术方案，并向建设装饰监理单位审批。第三，应建立“低碳化”施工考核激励制度，通过相应奖惩制度中的规定，激励施工人员在各自工作过程中节约能源，进而实现装饰工程“低碳化”。

4结语

建筑装饰工程是一个高耗能服务型工程，对其进行“低碳化”施工对我国的低碳环保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虽然我国建筑装饰工程“低碳化”施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解决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但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建筑装饰人员的不懈努力，建筑装饰工程“低碳化”施工的意识将逐渐深人人心，相信不久的未来，我国的建筑装饰工程将逐步走上“低碳化”施工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宗小平.建筑室内装修工程施工的质量控制研究[J]. 福建建筑. 2007.6 (108):101-102.

[2] 陈迪飞. 节能环保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J].节能环保. 2011.10（8）: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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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盈余反应系数；盈余持续性；创业板

引言

公司所报告的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或回报的关系是会计、金融、经济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1968 年Ball和Brown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得到的主导结论是：报告盈余具有信息含量。那么，报告盈余如何与公司估价相联系? 探讨盈余持续性如何影响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 ERC) 从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国外大量的研究探讨了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其主导结论是盈余时间序列持续性与ERC 正相关。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有10 多年的历史，但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如董红星(2007)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股市的逐步发展, 投资者已经能够识别盈余的不同成分, 永久性盈余比暂时性盈余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而徐浩峰和王正位(2006)的研究表明:我国投资者不能完全解读盈余组成部分持续性方面的差异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创业板又称二板市场，即第二股票交易市场，是指主板之外的专为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市场，是对主板市场的有效补给，在资本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目前，中国上市的创业板公司呈现出惊人的市盈率，倘若不能获得持续的高增长，其破产倒闭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主板市场；且一旦达到退市条件，只能直接退市，不存在重组的可能性，这会严重损害投资者的信心。盈余反应系数(ERC)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的反应程度，是衡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的信心与依赖度。从理论上来讲，投资者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的反应程度应该高于主板上市公司。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国内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本文研究上市创业板公司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探讨盈余时间序列特征的估价含义，研究结果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为监管部门规范监管提供经验证据。

一、理论模型

一般而言，关于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建立在对如下线性模型的斜率（b）以及拟合优度（R2）的推断之上（Collinsand Kothari，1989）。

URit=a+bUXit/Pit-1+eit (1.1)

式中，URit 代表股票i 在时期t 内的累计超额回报率；UXit 代表未预期盈余；Pit-1 代表公司i 在t 时期期初的股价；eit代表残差项。下面推导基于ARIMA（p,d,q）一般盈余时间序列过程下的盈余价值相关性模型以及相应的理论ERC值。

根据Christie（1987）and Collins，Kothari（1989）的研究结论，公司在t年内的未预期回报（UR）可以表述为下式（省略了公司下标）：

式中，Rit 为公司股票在时期内的原始回报率；URit为公司股票在时间t 的未预期回报率；Pit-1(Pit)为公司在t-1年末（t年末）股价（除现金股利）；Dit为公司t年发放的现金股利；r为预期资本贴现率；Et(·)为t期预期函数，Et(·)为预期变化函数。

根据股利政策无关理论以及Kormendi，Lipe（1987）和Ali and Zarowin（1982 等人的研究结论，假定公司预期未来股利的变化数等于预期未来盈余（Xt+k）的变化数，即Et(Dt+k)=Et(Xt+k）（k=1，2，3，…，∞），又由于Et(Dt）=Dt-Et-1（Dt），式（1.2）可以转化为下式：

在一般的ARIMA（p,d,q）盈余时间序列过程下，Et(Xt）=εt，它代表了本期的未预期盈余或盈余震惊，并且本期震惊对未来盈余的累积影响效应为：

因此，式（1.3）可以转化为如下可用于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检验的盈余—回报关系式：URt=(PER+1)εt/Pt-1=ERC×UXt/Pt-1 (1.5)

式中，PER+1 称为理论上的盈余反应系数。根据式(1.5)可以设计基于年度窗口的可检验盈余价值相关性的方程如下（省略了公司下标）：URt=a+bUXt-1+et (1.6)

式中，URt 为公司股票在t 年份的未预期回报率或非正常回报率；UXt为公司t年未预期盈余，在ARMA(p,q)一般模型下，UXt 即前文所定义的盈余震惊εt，其计算该如下：

会计研究中有大量研究表明年度盈余遵循求积移动平均模型IMA(1,1)时间序列过程，如Beaver(1970)，Ball and Watts(1972)的早期研究就显示了IMA(1,1)过程对年度盈余而言是一个合理的选择。IMA(1,1)是大多数研究盈余信息含量或价值相关性的学者所青睐的模型之一。在IMA(1,1)模型下，年度盈余遵循如下过程（假定盈余无趋势增长量）：

式中，εt 为本年的盈余震惊；θ为移动平均参数。当采用IMA(1,1)模型作为估计未预期盈余的基准时，式(1.6)转化为下式：

根据前文的结论，式(1.9)中的系数b 为盈余反应系数的估计值，在理论上它应等于(1-θ)/r+1；a 为截距项，理想情形下它等于0；ε 为IMA(1,1)盈余时间序列下的震惊项；

在估计方程(1.9)时首先必须确定每个公司的移动平均参数θ，这样给检验过程设置了较多的条件。为了设计可以间接通过盈余价值相关性模型反映盈余持续性参数值θ的模型，先对IMA(1,1)模型进行转化。由于平均移动模型IMA(1,1)能够表述为一个无限价的自回归模型，不断迭代式(1.8)中的震惊项（εi）可以得到：

式(1.9)说明在IMA(1,1)过程下，本期末预期盈余（εi ）能够表述为本期以及若干历史盈余变化值（Xt+k，即Xt+k-Xt+k-1，k=0,1,2,…）的一个函数。将式(1.10)代入式（1.9）可得：

由于不可能获得无限次的时序数据，式（1.11）是不可估计的。当θ为接近0 的小数的情形下，高阶次前的回归系数逐渐趋近于0，合理的做法是截取有限阶次历史盈余变化值为自变量。类似Ali and Zarowin (1992)等人的做法，本文截取两个滞后盈余变化数作为自变量。另外由于在新兴资本市场下，用单一时间的股价和不同期间的盈余相对应是不合理的，使用Pt-1作为所有盈余变化滞后值的平减规模效应因子缺乏现实依据，因此，在下面的模型中使用每阶次盈余变化值对应期间的期初股价作为平减规模效应因子。经过上述处理后，可得到检验中国上市创业板公司盈余价值相关性的模型为：

式中，b 为盈余反应系数的拟合值；θ为盈余的持续性计量。从理论上讲应当逐个按个体公司直接对式(1.12)进行拟合。但由于新兴资本市场条件下充分时序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因此进一步假定参数θ 等在截面或行业范围内的一致性，这样，模型（1.12）便可用于截面数据的回归。

本文采用Gauss-Seidel 迭代法对模型(1.12)的参数进行估计。模型为：

二、实证分析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3 年间上市的创业板93 家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Wind 金融终端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经过作者手工整理，使用SAS 软件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

2.实证结果

注：(1)URt表示非正常收益率，即股票的实际收益率扣除同期市场指数收益率，市场指数使用色诺芬数据库中的“考虑非流通因素总市值加权指数”，ΔXt/Pt-1，ΔXt-1/Pt-2，ΔXt-2/Pt-3，分别表示以股价平减规模效应后三个历史盈余变化值，即一个当期盈余变化值、两个滞后值。

(2)上三角区为Spearman的秩相关系数，下三角区为Pearson的线性相关系数；**表示显著性在0.01水平上，*表示显著性在0.05水平上（双尾）。

表1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值与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年度非正常回报率的均值为0.085，中位数为-0.071，标准差为0.427；三种阶次平减规模效应后的盈余变化指标的均值分别为-0.004、0.001 和-0.003；中位数分别为0.001、0.000 和-0.001，标准差分别为0.037、0.063和0.068。上述结果说明盈余变化指标之间的分布具有相对类似性特点，但非正常回报指标的均值和波动率都相对偏高。从线性相关系数来看，URt 在0.01 水平上同Xt/Pt-1 正相关，并在0.01 水平上同Xt-2/Pt-3负相关；从秩相关系数来看，URt在0.01 水平上同Xt/Pt-1正相关，并分别在0.05 水平上同Xt-1/Pt-2和Xt-2/Pt-3负相关。

注：**表示显著性在0.01水平上，*表示显著性在0.05水平上（双尾）。

从表2可以看出b值为正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历史滞后盈余变量对ERC 的解释力显著。θ 值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联性。

三、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的创业板93 家公司2010-2013年的年度数据，探讨了ERC 与盈余时间序列持续性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具有正向关联性。研究结果一方面能为投资者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能为监管部门规范监管提供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1]Ray Ball and Philip Brown.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Autumn,1968;159-178.

[2]Mark Bagnoli,Susan G.Watts,Conservative AccountingChoices [J],Management science,May 2005,Vol.51,No.5,pp.786-801.

[3]Ray Ball and Lakshmanan Shivakumar The Role of Accrualsin Asymmetrically Timely Gain and Loss Recognition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44 No.2 May 2006;207-241.

[4]王志台.上海股市盈余持续性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0,26（5）；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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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狮聚合三方智慧打造而来

自从2007年上汽依维柯红岩挂牌以来，大家对他的关注度有增无减。从2008年4月北京车展样车“908”的首次亮相到今年3月“杰狮”的隆重上市，两年间上汽依维柯红岩并未受跌宕起伏的重卡市场与国际金融危机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始终保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态势，专注于对产品的研发与测试。面对众多重卡企业纷纷推出自己新产品，新红岩没有急切的向大家展示“杰狮”，而是一直对业界表示“我们的产品直到各项测试达标后，才会真正投放市场，给选择新红岩的用户是一个很好的交代”……

上汽依维柯杰狮是意大利IVECO“STRALIS”重卡研发团队与中国本土工程师在“STRALIS”平台之上联合研发的杰狮GENLYON产品，融汇了世界重卡当代技术与国内重卡实践经验，产品注重人本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实现了优化创新，定义了新一代重卡全新标准，代表了我国重卡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标志着上汽依维柯红岩在商用车发展道路上实现了战略性的突破。

杰狮凝聚合资三方智慧、经过两年不懈探索、秉承“同步欧洲、服务全球”理念的红岩“杰狮”重卡是新红岩三大平台产品体系的又一力作。该车由意大利依维柯STRALIS重卡研发团队与中国本土工程师联合研发，以欧洲经典卡车IVECO “ Stralis”重卡平台为技术基础，做到了欧洲当代重卡技术与国内重卡实践经验的融汇、先进的人本科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产品性能与品质的全方位优化创新。尤其在开发过程中，该车经过了概念设计、样品试制、小批量试验三个阶段，特别进行了两年多的技术测试，其中包括根据欧洲试验标准，超常规地进行了中国典型道路整车可靠性试验200万公里、驱动桥台架试验100万次、驾驶室总成欧洲台架测试等众多试验，有效保证了“杰狮”GENLYON 产品的高品质性能，达到了欧洲技术与中国道路及消费环境实际的有效结合，其驾乘的舒适性、整体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及电子化水平达到国内重卡最高水平，是新红岩全新开发的第一款高品质重卡。

同时红岩“杰狮”重卡拥有了同步欧洲的卡车技术，达到了时尚与美观、高品质与高性价比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市场上第一款涵盖所有进口车特质的重卡，重新定义了重卡行业的标准，引领了中国重卡行业的新变革，代表了我国重卡未来的发展方向，标志着公司在商用车发展道路上实现了战略性的突破。“同步欧洲”，这不仅体现在红岩“杰狮”重卡拥有欧洲经典卡车IVECO “Stralis”技术平台，还体现在该产品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公司在重庆江北基地的厂房布局中，从冲压、涂装到总装等环节完全移植依维柯欧洲工厂布局；在生产组织中，引入了欧洲最先进的重卡生产流程，借用了欧洲简洁、流畅的生产标准；在具体的生产制造过程中，运用了与欧洲同样的工艺方法和质量要求，对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做到精益求精，用自动化控制系统来保证卡车的高品质。

外观与内饰造型出众

“杰狮”GENLYON 产品的驾乘舒适性、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及电子化水平达到国内最高水平，大部分技术与欧洲同步并进行了国内环境的适应性改进与提升。其突出特点是造型美观、圆润饱满：在外观上继承了IVECO家族经典的“双V型欧洲风格前脸”造型，开创了国内高端重卡全新形象；集成式璀璨前大灯、前侧分气道双导流板、弧线圆润的高顶设计等流畅的线条优雅地勾勒出驾驶室的大气和现代感，霸气而不张扬的风格更显务实和自信。油漆方面，采用国际最先进油漆工艺（目前采用同类先进工艺的油漆线世界上仅有两条，这是其中一条），质感好、档次高、能有效抵抗酸碱腐蚀。

前宽后窄鱼腹式变截面的无铆大梁，很有欧洲重卡的味道；管线分布很整齐合理；匹配的法士特12挡变速器比其9挡变速器操纵更加灵便；车桥采用485的小速比后桥。在这样的组合下已经看不出有多少斯太尔的影子，毕竟这么多年来，国内很多重卡还是通过升级斯太尔技术来提升自己的产品，而在“杰狮”身上，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发现，从细节中体现的IVECO元素才是“主打”。相信杰狮会在欧洲技术的帮助下，更快地得到用户认可。

“杰狮”GENLYON 显示出了颠覆传统的变通性组合策略，人性化设计的超大驾驶内部空间最大高度达到2200mm，无论是通过性还是摆放大件物品时的便利性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驾乘人员完全可以在驾驶室内直立，有效降低疲劳程度；打开车门，四级脚踏可以使驾驶员非常轻松的上车，这种脚踏的材质并非国内常用的铁或合金的，而是采用了防滑的黑色塑胶脚踏，与车身的颜色搭配起来很协调，踩上去也比较舒适，成本也比较低。驾驶室内部完全是欧洲风格内饰设计，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M型的驾驶台，让驾驶者很容易就能操作，并且控制车内的各种设备；中部是个低平台，不同于很多日本车中间设置一个座椅或者放上一些杂物盒，并且2米的内高足以应付身材高大魁梧的欧洲人。

安全性与环保优势突出

杰狮在噪音控制、电控优化、经济环保、安全性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噪音控制方面，据实验测试，“杰狮”GENLYON 产品在匀速行驶的室内噪音为68±2db（国内标准为90db），保持愉悦心情，减少安全隐患；电控优化：依托于IVECO多年发展沉淀下来的技术底蕴，“杰狮”GENLYON 采用了多功能显示仪表台和CAN-BUS总线，成熟的技术使发动机ECU、车身控制器、仪表盘、行车记录仪、ABS、后视镜控制器等6个模块得到有机结合，改变了国内CAN总线技术水平不成熟的状况，降低了电器的故障率；经济环保：欧洲领先、全球同步的IVECO原配发动机Cursor9，已达完全满足国Ⅲ排放标准，并可轻松升级至欧Ⅴ标准，经济省油，能有效适应当前燃油税政策要求的宏观环境；维修部件少、维护成本低，机油更换周期长。

在安全性方面，“杰狮”GENLYON产品驾驶室本体已经通过严格的欧洲正面碰撞测试，符合欧洲《商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ECER29）的法规标准，其驾驶室骨架围、车门为高强度双面镀锌钢板厚度0.8 ～ 1.5mm，超过一般重卡20%，整体冲压结构，高精度焊接技术，结构牢固，不易变形，抗撞击力居国内重卡领先地位；遵循材质实用与环保，内饰各部件材质依据德国VW50180《车内挥发物控制标准》严格认定，车内各种挥发物的控制比国内标准更严格，定义了国内重卡新标准；被誉为“全景工作室”的驾驶室设计带来开阔的视野感受，使驾驶更安全。

在服务于产品结构方面杰狮子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从红岩产品结构上来看，低端产品主推特霸重卡，中端产品主要由基于Stralis平台的杰狮参与竞争，高端产品则来自依维柯品牌原型车技术。此次C100的上市能大大提高杰狮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力。销售人员介绍，C100瞄准的主要是高速、标载的公路用车市场，在这些市场上，C100可以充分发挥出节油高效的优势。据预测，2011年杰狮要实现销售1万辆，占到公司总销量目标的25%。值得一提的是，在售后服务方面，为了能让用户享受到贴心服务，为杰狮C100做好快速响应，服务全国，公司挑选配置精兵强将，专门组建成立了一支空勤服务小分队。服务小分队由20名资深工程师组成，实行全国范围内的飞行服务，四小时飞行服务到位。

领先的Cursor13发动机

在记者看来，注重轻量化设计的杰狮M100通过采用高强度优化结构的轻质车架、高强度少片簧悬架、断开式平衡轴、新材质油箱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降低自重，从而使整车实测自重降低至8.4吨左右，造就了其身“轻”如燕的灵巧身形。雄浑大气的外观、简单且使用的内饰设计使驾驶员尽享欢愉、舒适的驾车过程。动力系统采用技术成熟且皮实耐用的Cursor13发动机为车辆提供强劲的动力输出，不管在燃油经济性还是动力方面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篇(7)

Abstract：Under global warming's big background, develops the low energy consumption, the low pollution “the low-carbon economy” to become the global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foundation. zai weilai di ji nian nei, our country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ow-carbon economy, it the system will have the major impact on enterprise's accountant, therefore how to construct accountant who will adapt the system to become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accountant will urgently await to be solved. This article obtains from its concep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the union low-carbon economy to our country econom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s influence, from with its concerned accountant the goal, the management, the investment, financing, the carbon tax system,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that six aspects elaborate our country low-carbon accountant specifically system's construction.

关键词：低碳经济 必然性 生存状况 体系构建

key words：Low-carbon economical inevitability survival condi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与内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的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炭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打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点：其一，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其二，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能源消费生态化，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性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低碳经济的提出最早源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直接向大气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究其深层次原因，第一，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遭遇发展瓶颈，包括资源瓶颈、环境瓶颈和技术瓶颈。传统工业不仅大量消耗化石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且愈来愈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二，低碳经济是继可持续发展后提出的解决当今能源、环境与发展的策略，它既是一种健康发展模式，又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是人类的自我救赎。正是由于低碳模式在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同时有利于缓解全球变暖和环境的恶化，符合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发展观念，因此低碳经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加快了经济步伐，在总量上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经济高增长、快发展的背景下，却是用产业的高能耗、高污染换来的。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保持数倍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直停留在“高碳经济”模式，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国。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以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物质产出的不断增长。以我国产业结构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水平低，第二产业钢铁工业和水泥工业等都是高能耗产业，碳排放程度高。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大概为35%，比发达国家效率大约低10个百分点。我国煤的产出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5%.严峻的现实问题逼迫我国要跟上时展潮流，转变低效率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缓解国内生态环境压力，积极推进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变革。

三、低碳环境下企业的生存状况

大多数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浪费宝贵的能源甚至为了短期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污染环境，使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企业投身低碳行动，依赖于设备机器的高效低能、资源的节约环保、输出产品的清洁实用这三个方面。毋庸置疑，无论是否参与其中对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挑战。一方面，更新环保节能型生产设备和原料会耗费企业大笔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利润；另一方面，采用传统生产模式，不仅耗费资源，也不利于企业日后发展，造成与相应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的脱节。从短期看，低碳发展可能会使企业丧失利益，但是，如果企业将目光放的长远些，在做好成本分析的基础上，自主研发或者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这从长期看是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因此企业无论是否积极响应，变革都在所难免。

四、低碳会计体系的构建

“会计主要是适应一定时期内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M.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既然低碳经济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它势必会对会计体系带来变革。低碳经济的发展会对企业经济活动和内容产生影响，从而对会计体系和理论进行冲击，包括会计目标、会计核算、会计报告等。

（一）会计目标

从低碳经济下会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看，低碳会计的目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目标，即对低碳宏观管理的要求，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个层次是具体目标，即为组织相应的会计核算，对碳资源的价值、耗费，以及环境保护的支出、改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效益等进行确认和计量，充分披露有关会计信息，满足决策者的需求。

（二）经营活动核算

低碳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是指企业与低碳有关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购买商品等活动。具体包括采购、生产、销售、存储与运输几大环节。企业应将低碳理念贯穿于各个环节，多方面形成合力促使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在购买环节尽量选购低碳环保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从源头确保产品的低碳化。做账时可以设置碳资产类二级科目，借记资产―碳资产的增加，贷记银行存款的减少。除此之外，低碳会计在使用货币计量方法记录所购买材料及能源价值的同时，在业务摘要中使用非货币方法如含碳比等非财务指标记录材料、能源的碳含量；生产环节应立足于低污染低能耗，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较低水平。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计算出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碳成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予以分配。针对生产过程中领用的的低碳材料和消耗的碳燃料等经济业务，可以在“碳资产”二级科目下设置若干明细分类账户分别加以核算；完工销售的产品要在产成品上注明碳含量等必要的信息并贴上碳标签，同时做好相关产品碳成本的核算以及碳含量的披露，使其不仅能够真实反应产品价值还能保证企业对碳成本进行正确核算，为日后的财务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在核算碳成本时，可以在“营业成本”下设置“碳成本”二级科目用以反映销售产成品中的相关碳成本；在库存、包装及运输环节，企业要努力减少碳消耗量及碳排放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库存节能环保、包装物回收再利用和运输低碳高效。

低碳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如开发利用新能源下的低碳产品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的余额，间接收益如提高能源利用率引起的能源节约减去低碳技术和设备超额投资的摊销后的差额。企业由低碳经营活动获取的收益可以用于支持低碳绿色产业链的构建。在原材料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重点环节实行低碳环保的基础上，通过低碳收益反哺、回馈的方式来带动产业链条的绿色变革，达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让企业的产业链“绿”起来，建立低碳产业圈，企业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彰显，这样才能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更好的融入国际市场，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投资活动核算

低碳经济下的投资活动是指企业与低碳有关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和现金等价物等价物之外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它既包括实物资产投资，又包括金融资产投资。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国际碳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来降低各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即国际排放权交易、联合实施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基于项目交易，即依托清洁发展机制产生的交易。在清洁发展交易机制下，对于卖方来说，碳排放权是一种具有投资价值的特殊经济资源，同金融衍生品一样具有自由市场，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销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金融资产的定义，碳排放权满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应将其确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对于买方来说，购买方需要从外部购买碳排放权才能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它是日常活动所必需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碳排放权满足无形资产的条件，应将其确定为无形资产。企业在从事碳排放权交易时，可做如下处理：出售企业在确认碳排放权时，可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以反映其价值，并确认其所有者权益；在实际出售碳排放权时，对碳排放权的价值进行再确认，其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价值变动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其公允价值与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在购买企业实际取得时，可在“无形资产”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成本核算。我国还可以借鉴日本绿色电力认证制度和PSP法案制度以及英国推行的再生能源义务证书来指导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流通买卖。

其次，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企业应把握时机，迎接挑战，充分利用上述条件来引进新技术、购置相关设备，以此来增强节能减排能力，推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和发展。在账务处理中，根据实际引进及购置发生额计入相关账户并进行核算处理。

（四）融资活动核算

银行业同样是参与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银行的资金支持来发展低碳项目。目前，全球已有包括花旗、渣打、汇丰等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进行碳金融改革，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和企业责任，为从事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企业及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我国政府和金融界也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项目的开发，如绿色信贷。兴业银行统计显示，截止2010年5月底，该行累计支持了400个节能减排项目，发放节能减排贷款295.52亿元。北京银行的数据显示，截止5月底，该行节能减排贷款12亿元，余额较年初增长9.2亿元，累计审批通过节能减排项目12笔，金额1.53亿元，有效地支持了节能减排类中小企业的发展。工商银行更是执行了“环保一票否决制”优先支持客户在新能源、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绿色信贷项目，新增贷款企业，新增贷款企业与项目全部符合环保要求，全行环保合格项目和客户贷款占比接近100.可以预见，未来金融资源将积极流向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因此，企业应顺应发展趋势，积极发展低碳项目，通过获取银行的资金支持来达到自身的发展壮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能源服务公司申请技术融资。目前来看，银行业尚缺乏技术与效率改进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能源服务公司却能提供专门技术支持来保障企业低碳项目的实施。

对于的规模大、力量雄厚、技术先进的低碳板块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低碳概念股票来募集资金。低碳板块企业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和新能源开发有关的企业，包括风能、核能、光伏发电、地热能、氢能等企业；二是与节能减排技术相关的企业，包括智能电网、建筑节能、清洁煤发电和清洁煤利用等企业。据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的首次募股筹资中，仅国内的太阳内光伏制造业就发行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在200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太阳能生产国。截止至2008年，国内最大的6家太阳能制造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了150亿美元。企业在发行低碳概念股票时，可以通过设置 “低碳股本”来核算募股筹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者权益，借记资产的增加，贷记低碳股本，其余部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资本公积―低碳股本溢价”。

（五）信息披露

低碳会计体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依赖于低碳信息披露的完整、可靠。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主要提供的是生产经营的效益指标，而对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指标均未披露。因此，碳会计信息披露应充分借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为了反映企业碳排放承担的责任，企业应该编制独立的碳报告，并把其作为高碳行业的必要补充报表，编制有关碳会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碳会计收支明细表等。碳会计报告应做到内容完整，信息表述真实、可靠。

低碳会计报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传统会计报表中增列低碳会计项目和附注中增加低碳会计信息，如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碳含量，在损益表中单独列示――碳消耗费用，在附注中列报减碳项目、产品含碳比等信息。二是单独报告，即提供单独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信息。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企业都需要提供诸如能源消耗强度等非财务信息，以便更好的反映企业的碳足迹。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提出公认的计量方法，而且对碳排放的报告信息也有公认的鉴定方法，国际审计和鉴证委员会已开展项目，研究制定新的国际准则《碳排放信息的鉴证业务》。低碳会计信息披露应立足于将涉及低碳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扩充报表体系，成为其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披露信息的方式除单独对碳要素进行考核，还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形式。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反映碳资产、碳负债的内容，来披露企业因生产耗用或损害碳资源负担的社会责任；利润表将与环境有关的收益和损失纳入反映系统，计算得出低碳净利润；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要列示低碳财务评价指标信息，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其中定量指标，即以一定比率反映企业的低碳能力，主要有低碳单位收入能耗(年度企业碳能耗总量/企业营业收入)、单位利润碳排放(年度企业碳排放总量/企业净利润) 、碳资产比(年度企业碳资产/企业总资产*100)；定性指标，即从宏观层面做相应的比较分析，包括与政策吻合程度分析、企业低碳理念分析、环境事故情况分析等。通过非财务指标披露，不仅可以反映企业低碳能力和碳减排的履行情况，还能促使管理层按照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行事，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五）碳税制度

我国税收具有导向性。低碳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国家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加以扶持。我国可以建立相应的碳税制度从税收上给予引导、利用税收杠杆使资金合理的流向低碳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来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使之发挥积极作用。

在国外，开征碳税已有先例。1991年，挪威开始对所有碳排放的65%征收碳税，所有制造行业及温室行业的电耗都适用这项税收；丹麦于1993年开始对家庭和工业行业征收碳税；德国于1999年开始对汽车燃料、燃烧用轻质油、天然气等征税；2001年，英国开始气候变化征税，主要在电力、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出售给商业和公用部门的环节上征收。其中，瑞士政府1999年开始应用旨在减排的法律，并于2000年5月正式开始实施。根据京都议定书设定的目标，这项法律规定瑞士到2010年的碳排放将比1990年减少10%。

可以预见，碳税制度将成为我国税制一大重要内容。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清洁基金取得的某些收入实施免征增值税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碳税作为环保税中的一个主要税种在我国已具备开征的条件。我国开征碳税可以设立直接针对碳排放征收的税种，增强税收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力度，抑制碳排放量，引导企业向低碳经济方向发展，实现环境与效益双达标的目的。同时，可以对低碳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实施税收优惠与征收碳税双管齐下，齐头并进，进一步刺激企业发展模式乃至整个产业链优化转变。碳税的征收对象应暂定为从事高碳高污染行为的企业，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暂不征收。企业在缴纳的碳税时可以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贷记“应交税费―应交碳税”。 其次，纳税企业应按照企业活动中的污染物排放量的实际数值作为计税依据，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至于碳税中不同税目的税率制定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限度仍需国家税务部门和相关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研究后出台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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