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求对土地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

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体系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城市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的改革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两者的目标模式应当协调一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使用完全否认土地的商品属性，排斥市场的自发调节，导致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对城市土地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土地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通过公平竞争机制获得，价值规律要对土地资源配置和土地资源供求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市场机制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体系中处于先导和基础性地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愈益完善，经济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市场机制的主导地位已经基本建立。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由于受城市土地国有、资源相对稀缺、土地价值高昂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城市经营理念的出现要求对土地经营机制进行优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城市经营"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理念，正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兴起。这一理念的核心就在于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如土地资源)、人力作用资本(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本(如广场、街道的冠名权)等进行集聚、重组和营运，走以城建城之路。现阶段城市的迅猛发展，给基础设施的建设及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市迫切需要开拓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土地作为城市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市场化经营已是必然。目前，已经有一些城市从"经营城市"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土地储备制度，优化土地供应机制，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资金，改善了城市硬投资环境，推动了土地价值上扬，从而增加了土地级差收益，形成了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3、经营性用地协议出让比例居高不下

我国城市土地出让方式主要包括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挂牌出让则是实践中由拍卖出让派生而来的。这四种城市土地出让方式中，协议出让方式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交易透明度都是最低的。自1987年9月9日国内首块体现有偿使用原则的土地在深圳市以协议方式出让至2002年7月1日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正式生效的15年间，协议出让方式一直在我国城市经营性用地出让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截至2000年底，全国土地出让面积总量为30万公顷，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仅占其中5％左右，大量的土地都是以行政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进行配置的。受市场竞争弱、交易不透明、人为因素多等的影响，经营性用地的协议出让造成了土地收益流失严重、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土地投机行为活跃等诸多问题。

4、土地供应总量迅速膨胀

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建设的不断加速，城市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城市住宅用地、商业用地、道路用地、绿化用地等方面需求的迅速膨胀，对土地供应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另一方面，不健全的土地供应机制以及巨大的土地升值空间，导致了土地的权利寻租以及灰色交易，对土地供应形成巨大的推力。在以上双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现行城市土地供应存在着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严重影响了城市土地市场的正常运转。1995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为438．5公顷。1998年以后随着房地产经济的复苏发展，土地购置面积大幅攀升。1998年的197．5公顷相比，大约增长了959．5％，年均增长率约80．4％。1998年，北京市土地出让面积约为829公顷，2002年上升到了3416．6公顷，大约增长了312．1％，年均增长率约为42．5％。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相关人士称，2003年北京市国有土地出让总量将继续保持较高增幅，根据2002年底土地出让备案情况统计，已经立项和规划的成熟用地，总面积将近9000公顷，国有土地出让将进入新一轮的高峰。

篇(2)

 

1 引言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制度安排的效率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能否快速转型取决于其内在的制度是否能匹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进程等多方面的内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粗放经营为主的高耗能，低效率模式，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以集约型经济为主的低耗能高效率的模式。

 

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把意识形态、产权结构以及政府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对长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制度因素尤为重要。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于政府制定的制度安排及政策保障，舍弃政府的制度供给及政策制定，政府也就无法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甚至管理，因此，政府转型也必然体现为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的革新。政府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向低能耗，高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其政府职能，因地制宜的制定与时展潮流相一致的经济制度。本文通过对湖北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及制度的分析，找出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制度的创新不仅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同时政府政策制定也要适应经济发展，最终为湖北省建设“两型社会”提供理论参考。

 

2 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及经济制度背景分析

 

2.1 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背景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湖北省形成了以工业为支柱性产业的经济发展格局，工业和制造业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但是自2008年经融危机以后，湖北省的工业经济虽然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速，但增速回落，下行压力增大，截至2012年湖北省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2931.5亿元，增长16.3%。湖北省为遏制经济下行趋势，着重打造武汉和十堰的工业化城市经济，其中武汉工业投资居全省第一，启建中华科技产业园，提速“工业倍增计划”，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随州计划打造中国专用汽车之都，十堰大力推行工业兴市战略，实施“双亿工程”，建立工业园。

 

2.2 湖北省经济制度背景

 

以钢铁产业为依托的湖北省是我国近代工业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丰富的钢铁、石油等资源，基于这一资源禀赋优势和地缘优势，建国后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湖北得以成为中央政府重点投资的地区之一，在此基础上，湖北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制度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但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却仍停滞不前，发展缓慢，经济体制还是原来的以重工业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21世纪，湖北省经济体制开始转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仍是以高能耗，低效率的重工业为支柱性产业。

 

3 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道路及经济制度现状分析

 

3.1 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

 

为加快全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工业整体竞争力，实现全省跨越式发展，湖北省在“十二五”规划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实现制造业的升级，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13年湖北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加大对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力度，工业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例超过43%。2014年工业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国，呈现出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态势，总规模不断扩大。

 

3.2 湖北省经济制度现状

 

自全国“十一五”规划颁布后，湖北省为全面落实这一规划，2007年起加快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达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经济及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2008年为落实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湖北省提出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同时加强科技创新体制建设，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十二五规划以来，湖北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国有企业，科技体制改革，以创新为核心，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但是现有经济制度仍以高耗能低效率的工业为中心展开的，缺乏新动力，政策制定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估规划，经济制度没有贴合湖北省各城市的发展状况，不能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因此导致全省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武汉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过大，城市彼此间关系亲密度不高，每个城市没有形成自身的优势产业，不能建立品牌企业和完整产业链。

 

4 湖北省经济发展道路转变中的制度问题分析

 

4.1 全要素生产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被用于综合反映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其实质就是技术进步率。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界环境约束增加，全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出现下行趋势，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下行危险。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继续依靠以往的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不可持续。

 

由于传统的经济制度及政策倾斜，湖北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比较低，资源的配置不合理，湖北省的这种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制度没有充分调动产业的积极性，产业生产率低，各大工业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投入产出比较低，产业的技术落后，竞争力薄弱。

 

4.2 政府没有充分发挥在市场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靠政府职能来实现，政府如果没有正确的制定政策，履行职能，那经济体制也不会完善。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缺乏市场一体化，竞争性弱，这都是政府在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没有正确的发挥其应有的职能，没有形成创新性投资机制吸引资金流入，政府没有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制定适合其经济发展道路的新制度。

 

4.3 市场开放程度低，制度缺乏创新性

 

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是以武汉为龙头，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但是各城市之间存在壁垒，城市间市场开放程度低，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产品的竞争压力小。湖北省地处中部，其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中国经济增长中心区域外，在政策上享受不到这些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也不能与这些地区共享资源开放市场，因此对其市场开放程度影响较大。

 

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快，其经济发展不再满足外生增长方式，而是应该以内生增长方式拉动经济发展，经济不再满足低效率的粗旷型经济增长，但是湖北省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制度发展仍存留有原来的惯性，市场机制不完善，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小，市场竞争小，城乡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等，正是这些制度和政策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5 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道路转变的对策

 

5.1 政府转变管理经济的方式，创新制度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法制的规范保障，因此湖北省政府应该及时更新思想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倡导“四低四高”的经济发展方式[5]，转变以重工业为主体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方式，加大对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以解决失业问题，拉动全省经济增长。为建设“两型社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发展新能源产业，低碳产业，保持生态文明与经济可持续的平衡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上的引导作用，制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适应的机制，鼓励创新性产业的发展，努力克服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改革工业企业，增强企业竞争力和产品多样性，建立以创新型企业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加强企业与高校的融合发展，实现高校科研实力转化成创新收益。同时注重对全省产业的质量升级，整改低水平产业，发展高质量产业，在推行政策、制度时注重对现行政策、制度进行科学评估，使其符合湖北省的整体发展环境，因地制宜的实施各项政策。

 

5.2 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产业

 

近年来，湖北省工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规模经济水平提升，但是这种良好的发展靠的是粗放的、外延型发展方式支撑的，这种发展方式难以支撑湖北省跨越式经济发展。因此，湖北省应充分发挥教育大省的优势，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把要素投入产业转变为全要素投入产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环保产业和低碳经济，建立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竞争力，降低高能耗低效率的传统产业在经济中的比例，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加大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不仅要大力发展高新产业，更要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政策支撑，鼓励发展优质第三产业，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整改现有低水平的旅游业，结合高新技术，开发新兴技术含量高的新型旅游产业。

 

5.3 打破城际产业壁垒，加快形成产业集聚

 

破除城际产业壁垒，首先要实现城际间的城镇一体化，因此湖北省要大力推动二级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加大对二级城市的政策倾斜，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二级城市与武汉市的经济差距。湖北省要想实现产业集聚，就应构建湖北省的整体产业格局，以水资源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新能源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密集的产业带，同时开放合作，促进武汉市与其他城市的互动交流发展，形成产业的跨区产业链，争取早日实现产业园模式。

 

更加积极的推动城际列车等道路建设，改善武汉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交通状况，节省经济成本，吸引企业投资。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集中的优质资源更多，为早日打破城际产业壁垒，应进一步的开放资源，让渡部分利益，在维持自身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6 结论

 

湖北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主要是依靠工业的转型实现，现有工业的高能耗低效率阻碍了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不高，产业技术创新优势不明显，城市间城镇化差距大，产业壁垒存在，难以形成跨区产业链，工业产业园无法形成，产业集聚的作用发挥不出来。针对这些问题，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湖北省政府不仅要从自身的职能出发还要从市场出发，制定新的政策制度，努力抓住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发展机遇，积极推进全省工业经济制度的创新，着重刺激产业创新能力，增强创新科技投入，着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全省资源的优化配置，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促进其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型，早日建立“两型社会”配套试验区。

 

作者：方红　王琦 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6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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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一）发展城市循环经济

城市应当以创新为驱动力，将节能减排原则渗透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在煤炭、冶金、化工、石油、建材、交通等六大高能耗行业中制定低碳经济约束性指标，强制其引入低碳经济技术，力求发展城市循环经济。城市应当改变能源供给方式，将原本的碳基能源转变为氢基能源和低碳能源，促进城市实现低碳和零碳经济发展目标。

（二）将“城市矿山”作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城市矿山”是指城市中能够回收再利用的电子产品、废弃电器和其他废弃物资。政府应当出台政策措施，引导城市重视对“城市矿山”的开发和利用，不但可以有效节省冶炼矿石和开采自然资源所需求的能源耗费，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三）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导致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产业难以持续发展、经济出现衰退等严峻问题。所以，我国应当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战略，从而引导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倡导发展低碳行业

（一）积极倡导低碳建筑

低碳背景下急需转变城市消费观念和经济生产方式，不断运用和创新节能减排的技术推广低碳建筑，如屋顶节能技术、门窗节能技术、外墙节能技术等。同时还应当加大新型环保节能材料的研究力度，为构建低碳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二）倡导低碳交通方式

低碳交通是指人们在日常出行时选择低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目的在于降低整个城市交通的碳排放量。当前，城市低碳交通以地铁、公交、轻轨等交通方式为主，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低碳交通的宣传力度，积极倡导城市居民使用低碳交通方式。此外，由于自行车属于环保、无碳排放的交通工具，所以也应当将其纳为城市短途的重要交通方式。

（三）建设低碳工业

低碳工业是指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模式。低碳背景下，城市应当致力于发展低碳工业，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变传统工业高能耗、高排放的生产方式。鼓励低碳工业使用新型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以此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还应建设低碳化、循环化的新型工业布局，将清洁生产原则贯穿于工业生产的过程之中。

（四）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减少碳排放不仅是政府、社会的责任，而且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城市居民应当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维持高质量生活标准的同时最大化地减少使用消费能源多的产品，居民要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尽量降低对能源的消耗。

三、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

在低碳环境下，为了能够真正做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推广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的使用。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仅依赖于调整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不够的，应适当加大绿色能源的推广使用，并相应地促进太阳能、生物能、海洋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由于这类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出CO2，故此能够有效地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据相关研究表明，若是以核电代替煤电，大约每年能够有效地减少CO2排放约18亿吨左右，这一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推广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经势在必行，如使用风电、核电、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等，来达到降低CO2排放的目的。对于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应给予大力的支持，并适当增加财政补贴，积极鼓励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四、发展低碳技术

所谓的低碳技术具体是指能够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新型技术，主要在以下领域内有所应用：新能源及再生能源、节能、二氧化碳捕捉及埋存、煤炭的清洁利用、油气及煤气资源的勘探等等。低碳技术目前已经广泛涉及多个部门，如建筑、交通、电力、化工、冶金、汽车、石化等。在低碳技术的开发上，英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洁净发电、低碳交通以及可再生电力等；日本则不惜投入巨资对潮汐能、地热能、氢能等进行研究开发。而在我国可以说低碳技术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也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之所在。为了能够获得国外先进国家在低碳技术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建立清洁发展机制来予以实现，其优点在于成本较低，但却很难获得核心技术。同时我们也应不断进行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短期内效益较高的低碳技术开发生，特别是应当针对目前我国重化工行业能耗较高这一问题来开发新技术，以降低其能源消耗。

五、结论

总而言之，在低碳背景下，城市应当将低碳经济作为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行业、使用新能源、开发低碳技术等措施，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的目标，从而推动城市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李旸.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J].城市发展研究，2010(2）.

[2] 佟新华，孙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J].人口学刊，2010(6）.

[3] 周艺.探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瓶颈及突破瓶颈的对策[J].现代商业，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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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城市；房地产；经济周期；分析

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房地产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产业，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环境，也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载体条件和重要投资环境。可见房地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密切性，分析房地产业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和焦点话题。

一、中小城市房地产

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城市数量增长了4.1倍，城市面积扩展了4倍。中国城市数量近700座，城市化率达到了36.9%。城市的扩张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产行业，中小城市房地产落后局面，蕴藏着难以预知的商机和利润。

（一）房地产公司到中小城市发展的原因

大的房地产公司在大城市寻找新开发区域很难，国家对土地政策的调整，使得大城市的土地变成了稀缺产品；中小城市确实需要一些大城市的开发公司给他们带去新的住宅理念和小区物业管理的模式，大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小城市具有不可竞争的优势；大的房地产公司为了更好的开疆拓地，有意识的将品牌向全国性拓展。

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产的发展，由于大城市房地产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房地产界将目光开始向不发达、可开发潜力大的中小城市转移。中小城市多样性、复杂性大，发展规划难度大，想要到中小城市发展的房地产商要充分考虑异地发展的困难和风险。

（二）中小城市发展房地产的问题

大房地产商在中小城市进行一些新设计的项目投资，为中小城市的房地产起到示范作用，这是一个方向。不仅对地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能帮助中小城市走出落后的局面，改变中小城市民众的居住环境。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发展基本不理想，住宅小区的规模都很小，合理规划和正规物业管理的小区概念没有形成。中小城市目前房地产的滞后导致了城市无特色和极大的资源浪费。中小城市不仅需要好的房产项目来支撑城市形象，改变居住环境，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合理规划。

二、城市房地产经济周期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率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高有时低，这样经济总量在时间序列上总会呈现波浪式上升或下降的波动现象。这种具有不同表现特征的经济波动便会构成所谓的经济周期。这种呈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会直接影响到各种产业经济的发展，会使其出现同样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房地产业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周期波动现象。但与其他产业经济不同的是，房地产周期波动现象受着一定的外部宏观政策和内部行业经济的影响，给其波动赋予了一定历史意义和经济意义。

城市房地产规模与城市竞争力的各个表现指标都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房地产业规模大的城市，其竞争力也较强，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是不确定的。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会导致城市经济较快地增长。但是，若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有效需求，就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城市经济的低效率，也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从房地产周期的成因看，我国两次房地产周期波动均有国家重大经济政策或房地产制度改革背景，因此，我国的房地产周期其实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房地产周期具有显著差异。

我国房地产业既处于产业恢复期，又处于宏观经济高速成长期。在多数时段，波动并不是因为供求关系变化形成，而是由于在需求拉动之下，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引起宏观经济失调，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结果。

三、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周期

我国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基本实现市场化，但离完全市场化还有很大差距。东南沿海城市房地产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中西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浙、广东等地区的城市的房地产业市场化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转（一）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良性发展

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的具体衡量指标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动、垄断程度等指标表现相对较好。从各指标纵向来看，11项指数得分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动、垄断程度这几个指标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得分较高，也就是70%的市场化程度以上。在公有制经济、市场健全度、诉讼保障方面，35个大中城市整体表现中规中矩，大多数城市得分达到了6分，基本上达到了市场化的要求；在市场秩序、政府服务、价格管制、审批管制整体表现相对较差。指数显示虽然体现出一定的进步，但与国际上的先进城市相比仍然较为落后，这意味着这几个方面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掌握规模、找准定位发展，促进良性发展

投资中小城市房地产无论是对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居住理念都有好处，但是不建议大规模的建设。单位分房、私建房占据了中小城市居民住房市场的主流，另一方面房地产公司的进入中小城市多为异地投资。异地投资的风险大，但是利润的诱惑吸引着房地产商们蜂拥而至。

入驻中小城市一定要找准定位，房地产公司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着管理，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政策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土地政策。我国目前土地政策已经落入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恶性循环。宏观调控的三个不准——2004年12月份前不准批地、不准立新项目等等，都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眼下我国的土地政策急需改革，要从税制上、机制上解决土地管理问题，特别是大的房地产商到异地投资，常常受土地政策的影响。

（三）抑制炒房和空置现象，促进良性发展

大规模开发的背后，中小城市出现炒房和空置两种现象。现在的炒资已经对中小城市渗透过深。炒房和空置率的出现，其结果必然会是炒房的血本无归，空置的继续空置，最终贱卖。虽然在有规模的一二线城市里面，投资房屋其实是不错的一种赢利模式，且回报丰厚而稳固，但是在小城市尤其是经济极不发达的小城市里面就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欠发达中小城市，眼下几乎全部依靠内需来拉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没有非常大的外资流动和吸纳能力。

从欠发达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空置率和房价涨幅情况来看，持续近两年的房地产调控在这些城市里显然没有起到任何效应，绝大多数城市依然我行我素。宏观调控政策对此无济于事，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约束，这个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随着我国税制的改革，一些房地产商压在手里的空房实施缴税制度。这样可能会抑制房屋空置不受限制、无偿空置等的现象。

（四）建立完善的房地产市场体系，促进良性发展

这里所说的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指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场，而是指住房消费的三级市场。包括一级市场（也叫增量房市场，即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场），二级市场（也叫存量房市场，即可上市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市场），三级市场（即住房租赁市场）。房地产一、二、三级市场，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一级市场的房价是二级市场房价的参考及制定标准，二级市场房屋的供应量将直接影响到一级市场的供求关系，三级市场的繁荣也将影响一、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

总之，在中小城市发展房地产，有很多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和落实，科学定位、规划、投资的建设发展思路，是打破房地产市场任何不正常经济周期的关键。还要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要与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相结合，房地产市场要与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招商引资规模相结合，房地产市场要与市场需求相结合。这样才能促进中小城市的经济全面发展，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何国钊,曹振良,李晟.中国房地产周期研究[J].经济研究,1996(12).

2、丁烈云.房地产周期波动成因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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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营；城市规划；影响与模式

一、城市经营产生的背景与内涵

1．国外发展状况

上个世纪末期以来，针对传统城市政府管理模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西方国家开始探索改进城市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的路径和方法，首先提出了民营化的理念。以美国学者E·S·萨瓦斯为代表的经典著作《民营化与公司部门的伙伴关系》，从产生的背景、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刻、全面地论证了民营化是改善政府的最佳途径这一基本理念。萨瓦斯的论点充分证实并打破了传统政府治理中的一个误区，即“长期忽视服务提供和服务生产之间的区别，进而错误地认为如果政府放弃了服务生产者的功能，它自然就放弃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作者进一步说明“从狭义上看，民营化是指一种政策，即引进市场激励取代对经济主体随意地政治干预，从而改进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取消对无端耗费国家资源的不良国企的支持，从国企撤资，放松规制以鼓励民营企业提品和服务，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凭单等形式把责任委托给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私营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民营化的理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经营理念相类似。

20世纪70年代以来，萨瓦斯、普尔、斯潘等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对民营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80年代以市政服务合同外包为主要形式的民营化在美国普遍实施；在英国，民营化在70年代中期也普遍展开；受英美国家的影响，80年代许多西方工业国家都先后开始了民营化的进程；80年代末拉丁美洲等国家也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民营化政策。

2．国内的发展背景

在国内，民营化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97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但城市经营的理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由城市政府提出来的，实际上它的产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不同领域的具体实施。据《中国经济导报》2002年1月19日的报道，大连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用经营的眼光看待整个城市资源，第一个把整个城市资源当作国有资产来经营。”1998年9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在上海召开纪念20周年研讨会，汪道涵会长在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城市经营就是城市政府需要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引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理念，既要学会做一个城市发展的监管者和引路人，又要像经营一个企业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决策者和经理人，前一个角色是为了使城市的发展尽可能做到规范、有序；后一个角色是为了使政府和社会能够实现投资良性循环，有发展后劲和可持续性”，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讨论“城市经营”概念。

近年来，在城市经营理论的争论和发展中，城市政府按照各自的理解，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城市经营实践。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2004年5月1日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全面实施，不仅促使政府提供服务的独家垄断局面被打破，也标志着国家政策层面上对城市经营的推动，从而肯定了城市经营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3．城市经营的内涵

城市经营在理论界的讨论已多，对城市经营的内涵、性质、主体、客体、目标等说法不一。结合多位学者的关点和大量的实践活动，可把“城市经营”定义为：它是城市政府依据城市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谋略和行为方式；是运用市场机制，充分挖掘、合理开发资源，组织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是以提高城市的总体功能、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为目标，优化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

在城市经营的客体中不仅有土地、基础设施等有形和显性的资源可以经营，同时也有如政府的政策指引、规划权这样的隐性资源可以用来经营，但城市中也有许多事物是不可经营的，如防灾设施——防洪堤等只能妥善管理等。“城市经营”概念的提出，其主旨在于冲破传统的“城市管理”的思维与模式，用新的“经营”思想和运作方式来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时，“城市管理”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需要不断变革和发展，才能与“城市经营”理念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因此，如何在发展中科学、适宜地结合新形式、新理念，才是未来城市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城市规划的内涵与现状

1．国外城市规划的内涵与状况

“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先于我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建立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制化的规划管理系统，在这些国家使用‘城市规划’或‘规划’术语时与我国的用法有较大不同，他们所认为的‘规划’实际上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含了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与乡村规划，也称空间规划。他们空间规划的内容也较我国的城市规划的内容宽泛和综合，非常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在学术层面上，而且在政府体制的构架中也往往对规划有综合性的考虑。”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规划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在土地使用和空间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一种平衡社会集团或个人利益的手段。尽管它在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结构的规划体系，但其目标可以说是相似的，即在城市发展中维护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护自然和文化的遗产，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城市规划不仅是一种政府行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技术行为，更是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的一种综合研究行为。

2．国内城市规划的实施和面临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规划的任务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所作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

实际上它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工程实践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模式，它在具体的设计和操作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它现有的静态设计理念无法满足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它的城市空间布局没有充分体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变化，如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城市，需要规划、建设、投融资、体现公共利益和服务多方面的协调和统一，而现阶段的规划工作内容在可行的经济、战略分析上分量欠缺，缺乏投融资宏观上的定位等，使城市政府在实施规划方案与管理中出现较多不协调的问题。

政府依法委托设计部门完成城市规划的工作，然后依法报批，程序复杂，时间较长，在整个过程中又会遇到许多重新安排、规划等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一些说法“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规划，满篇鬼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问题的由来。随着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以及各级政府对规划的重视，这种情况将会得到逐步改善。

3．我国城市规划事业面临的挑战

（1）面对未来城市发展的要求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城市规划，是在总体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描绘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蓝图。规划未来的现代化城市，仅有工程技术知识和审美的追求是不够的，必须强化城市经营的理念，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做到城市资源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为城市经营创造良好的空间环境和经营环境，这为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面对法律权威的挑战

我国各级政府的很多城市规划成果都是为了完成行政命令，或者在规划过程中重视了，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不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规划专业需要从静态到动态、从地面空间到地下空间延伸的转变，充实经营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的规划从评审、报批到规划实施，都缺乏一套有效的法制程序和监督机制给予保证，尤其是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城市政府在有法可依的法制框架内，如何将城市资产和资本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是城市发展与管理急需研究的问题。

（3）面对公众福利的要求

世界银行（2000）《增长的质量》一书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要重视数量上的增加，更应注重增长质量。联合国对人类的发展也提出了公众福利问题。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是如何改善公众福利，而我国则不仅需要福利，更要解决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吸取新的发展观，使城市经营理念与规划有效结合，发挥两者的最佳效果。如城市的公共设施和福利，有些是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领域，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规划保证公众的基本利益，促使政府为民所为，不仅解决现实发展的瓶颈问题，更保障了积极、长远的效应，有利于全社会更健康、更有质量的发展。

三、两者的相互关系分析

1．城市经营理念的产生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城市经营与城市规划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城市经营发挥其驾驭市场的能力，成为贯彻城市规划的重要理念和保证；而城市规划利用其综合的观点和整合的能力，规划好城市的空间布局，将有助于防止城市经营中出现不顾大局、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短期行为。城市经营理念下的城市规划将会：

（1）提高城市规划的可操作和可实施性

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各项经济设施、社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部署。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结合城市政府经营的思路和投融资计划的考虑，科学引导城市土地的开发和使用，合理确定开发时序，使城市政府有条不紊地顺着确定的目标发展。

（2）兼顾了城市的短期效益和长远的整体利益

在规划过程中，考虑了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审查建设方案的优劣、建设标准的高低、筹资方式的利弊、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城市经营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城市规划的实施，常会受到市场经济利益的冲击，往往导致了规划的“变形”，只有通过正确的经营策略，利用城市规划在政府职能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为政府现阶段发展所需提供后备支撑，另一方面，也为城市长远的整体利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3）为城市经营奠定基础条件

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经营的好坏。一个布局混乱、交通堵塞、环境脏乱、景观破旧的城市，城市经营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难以获得良好的经营效益；相反地，发挥规划本身的空间规划优势，创造合理的城市布局、快捷的内外交通、舒适的居住环境、方便的服务设施、优美的城市景观，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的预期，为城市经营奠定了基础条件。

（4）为城市经营有形资产提供保障

土地是城市经营中最大的一笔存量资产，做好城市规划是盘活城市土地的必要条件。城市内任何一块土地，都需要对其周围的关系、功能、开发强度、交通、竖向标高、建筑高度、绿化系统和各种管线的连接等进行考虑，才能使这块土地便于使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又如城市的房屋、道路、桥梁等有形资产，经营者和使用者所关心的是它们的使用功能是否方便合理，外部环境是否和谐舒适，这直接影响着它们的经营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城市规划满足了这种需求，为城市的有形资产提供可经营的有利条件。

城市经营是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指引，而城市规划是城市经营的实施保障，两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为城市的管理提供了可靠、理性、有序的发展空间，符合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求，为城市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前景。

2．理念与方式融合下产生的操作模式

（1）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

所谓TOD，就是政府利用垄断城市规划带来的信息优势，对规划发展区的用地以较低的价格征用，接着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土地升值；然后出售基础设施完善的“熟地”，利用“生地”与“熟地”之地价差，平衡建设成本，带来城市政府持续发展的资本。

（2）SOD(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

所谓SOD，就是通过社会服务设施引导开发建设的模式。政府利用行政垄断权的优势，通过城市规划对城市功能进行空间调整和迁移，使老市区和新开发区通过地价差，都获得更新与发展的资金保障。很多城市政府出让老城区用地，通过城市规划的依法编制过程，达到了城市土地性质的转换、城市功能的转移、空间的疏解与优化，使得政府财政状况有较大的改善，为政府发展城市提供了资金保障。

（3）PSOD(Public-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

PSOD就是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具体就是通过城市规划的引导，合理规划出用地，在该块用地上通过投融资的方式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开发，达到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目标。

这些模式结合了城市经营的理念，通过了城市规划工作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形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实施城市经营过程中较为成熟的不同策略，它在不同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发挥着有效、实用和较为理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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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型城市化；对策；广州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46-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速。在全球化时代，新的全球市场、新的角色、新的准则和规范成为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化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技术人才等社会菁英和高等级基础设施、服务业等在城市的集中，使城市成为全球化发生地主要舞台，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国内外背景及其发展进程。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交织在一起，它们在每个时段的成果和特征也成为对方及彼此将来发展的现实背景。当前广州正处于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关键时期。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全面阐述了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是新时期广州全面增创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等方面新优势的重要环节，是提升广州城市竞争力、影响力的重大战略。因而，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动力机制作用就是通过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球市场来促进，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更基本的市场风险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等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和交易效率，推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等方面新优势，坚持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城市发展理念，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战略性发展平台实现重大突破，全力实施“工程”。

一、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使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区域节点或全球节点。当前，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层次的城镇体系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将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运行系统。在新世界，主宰世界发展的将是以国际大都市为中心的世界城市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中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现象：（1）服务业已经成为许多大都市区巩固新工业空间综合体以及带动收入和总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其中生产业的扩展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增长的主要特征；（2）多城市分布的跨国公司促进了新型产品的开发和产品市场的控制；（3）由银行、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的顶层城市的高度集聚，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和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系统的节点。

在新城市经济现象和信息化社会的共同推动下，未来的世界城市化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即城市间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并逐渐形成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大都市连绵区将更加具有活力；在若干城市首位度极高的国家或地区，首位城市将逐渐主宰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事务。

城市化是 21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前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中国长期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中国所面临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应对WTO 给农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等，都有赖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当前广州正处于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关键时期。站在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高度，把广州的发展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来比较，广州在城乡统筹、公共服务、资源环境、核心竞争力、城市特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广州能否缩小与世界先进城市的差距，实现新发展、再上新台阶，事关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直接关系全体广州人民的福祉。在这点上，国内外的发展和广州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传统城市化模式已经走入穷途末路，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是广州完成历史使命的不二路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需要选择广州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二、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概述

篇(7)

关键词：总部选址；洼地效应；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优秀民营企业在出生地的小城市吸引当地优势资源，并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获得快速发展的经济现象称为洼地效应[1]。优秀民营企业在出生地的小城市能获得洼地效应，是因为企业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出生于小城市的优秀民营企业的商业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首先是由于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使其商业模式具有利用当地资源方面的地域性。其次是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的属地性，使其商业模式具有社会资源方面的地域性。第三是政治资源的地域性[2]，这就造成了企业商业模式具有政治资源方面的地域性。

虽然洼地效应为民营企业的早期成长提供了优越的基础和条件[1]，但是，在市场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发展仅仅依靠洼地效应的作用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小城市的资源总量有限，战略资源稀缺以及当地竞争企业的成长，会使优秀民营企业在当地的资源集聚效应递减。其次，本地的过度嵌入性阻碍了优秀民营企业对外界信息和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最后，普遍较低的创新氛围阻碍了优秀民营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

洼地效应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总部显示出很大的惯性。一般情形下，民营企业不会轻易搬出其出生地。然而，洼地效应的局限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迫使许多民营企业在洼地效应的取舍权衡中进行总部区位选择决策。围绕着洼地效应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关系问题，理论界与实业界的研究显得非常匮乏。本文从战略角度，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洼地效应的视角，研究民营企业总部搬迁行为，试图探讨洼地效应对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影响，以期为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及其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

洼地效应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1]。洼地效应一方面使得优秀民营企业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优质资源，如土地、有利政策等政治资源[3]，另一方面也炼就了优秀民营企业获取和保持这些优势资源的能力，尤其是企业家在长期获得与配置这些资源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及其获取能力[4-5]。这些构成了优秀民营企业独特的竞争力。

洼地效应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建立，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洼地效应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发展所需的资源越来越依赖于信息、金融、技术、优秀人才等战略资源，而这类资源在出生地的小城市相当贫乏，这就使民营企业面临着企业总部搬迁的问题[6-7] 。尤其是总部经济的兴起[8]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为发展总部经济而提供的优惠条件和良好投资环境，使得出生于小城市的民营企业不同程度地产生着总部搬迁的动力。

此外，对企业总部区位的大量研究表明，企业总部区位具有特殊性。Yeung等[9-10]的研究发现，吸引总部的区位优势主要有：接近消费者，接近当地企业，接近区域内企业的企业，商业服务的质量以及低商务成本，等等。Ho[11]的调查表明，企业设立总部的区位因素包括与企业其他业务部门的接近性、市场可达性、航空服务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Klier和Testa[12]也发现，企业总部主要关注的区位因素有：区域声誉、潜在消费者、研发集中度、高素质人才、管理体制、金融体系等。国内学者[13-16]的研究也表明，吸引企业总部的区位优势主要有：经济发展前景、产业集聚程度、高层次人才和研发优势、信息便捷、专业化服务、良好的商业环境等。从企业总部区位的研究结果来看，企业总部对地域空间具有严格的要求，一般而言，区位优势明显的（区域）中心城市才适合企业总部的发展，如Holloway与Wheeler1991年所作的研究[17]，Horst与Koralpeckyi 2000年所作的研究[18]，Klier与Testa 2002年所作的研究[12]均发现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有聚集于大城市的特征。在区位理论指引下，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对企业总部形成了极大吸引力，导致民营企业总部聚集于（区域）中心城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相当大部分具有总部搬迁能力的民营企业却并没有实施总部搬迁，现有的区位优势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这种现象。本文从民营企业成长的特殊环境入手，以洼地效应这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来解释企业原址对企业总部的挽留因素，以完善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理论解释。

三、研究模型

基于区位理论的企业总部区位研究表明，企业总部的区位因素关注于信息、人才、金融、技术等高级资源[9-16] ，总部区位分布有聚集于大城市的特征[17-18] 。

一方面，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小城市形成巨大的区位优势差异。在区位理论指引下，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将总部搬迁至（区域）中心城市的诱惑，聚集于（区域）中心城市的民营企业总部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成长起来的优秀民营企业，由于其所作的突出贡献，企业总部在所在地自然而然地备受宠爱，从而形成出生地的洼地效应，企业可以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当地各种优势资源。洼地效应为民营企业所构建的竞争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营模式和行为习惯对企业总部具有巨大的挽留作用。在洼地效应作用下，绝大部分具备将总部搬迁至（区域）中心城市的企业却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出生地发展。

这样，区位理论所强调的区位优势，即（区域）中心城市拥有的明显区位优势，与民营企业在出生地所拥有的洼地效应，形成了推动和阻碍民营企业总部区位决策的两股力量，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典型案例研究方法。采取理论抽样的方式选择案例对象[19] ，即依据理论和研究设计，用非随机选择对象的方式确定案例企业。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模型，所选案例企业必须是出生于小城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具有搬迁总部的意愿和能力，在出生地的洼地效应明显，（区域）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对该企业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不仅如此，为了研究过程中能够进行对比分析，所选的案例企业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已经搬迁总部的案例企业和至少包含一个尚未搬迁总部的案例企业。依照上述标准，本文选择广东鸿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恒兴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案例企业。

五、案例分析

（一）洼地效应的地域性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

洼地效应作为优秀民营企业在区位劣势地区所形成的特殊区位优势，对企业总部具有挽留作用，从而很好地解释了区位理论不能解释为何绝大多数具备搬迁条件的企业并不实行搬迁计划的问题。企业总部搬迁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总部脱离当前生产基地所在地，企业总部迁入的地区更多的是企业已有业务基础或者是有效连接不同区域业务的地区，而不是完全独立于其生产基地。

鸿轩集团总部选址的现实情况显示，广州的房地产市场容量大是导致其总部选择迁入广州所最看重的区位因素。另一个更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鸿轩集团在广州所拥有的较多的社会资本。在中国情境下，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的业务关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20-21] 。由于在广州所积累的人脉基础，鸿轩集团打破了其仅限于阳江的经营地域，把经营范围扩张到广州，而且与阳江主要发展刀剪生产、服装生产、三鸟市场等业务不同，在广州主要发展房地产、建筑、贸易等业务，并把企业的业务重心转移到广州。总部搬迁到广州后，鸿轩集团业务范围与地域范围都得到很大的扩张。鸿轩集团总部搬迁是基于企业发展而考虑的，“市场在哪里， 总部就在哪里”。随着鸿轩集团的经营领域扩张到全国范围，为更好地发挥总部优势，公司今后或许还会进行搬迁。

同样，恒兴集团未来的总部选择在广州，也是由于广州的业务基础。恒兴在广州建立有饲料子公司，而且已经开始在广州发展贸易业务。只是其在广州发展的条件还未成熟，企业的业务重心还在湛江。这导致有意向到广州发展的恒兴集团迟迟未实施其总部搬迁计划。然而，恒兴的公司计划表明，为实现发展成为全国水产龙头饲料企业的战略目标，恒兴集团未来肯定会在中心城市发展。随着恒兴的经营领域扩张到全国范围内以及广州的业务基础逐渐牢固，恒兴总部搬迁计划的实行也指日可待。由此推导出命题1。

命题1：当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超越洼地效应的地域性时，将会导致总部搬迁行为。

（二）企业特定优势的地域性与民营企业总部的选址

鸿轩集团的出生城市阳江，同样拥有较多的区位优势条件。阳江是“中国刀剪之都”，拥有发展刀剪、渔业、旅游的众多资源优势，但是对于鸿轩而言，这些都不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鸿轩的多元化程度较高，由于没有专注于单个业务，在刀剪生产上，鸿轩无法跟十八子相比；在其他产业的发展上，鸿轩跟当地企业相比，也并没有太多的优势。鸿轩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在于企业家的关系资源，这使得他在发展房地产业务上如鱼得水。然而，阳江市房地产市场容量相当有限，很难支持鸿轩在这个业务领域中发展壮大，因此，搬迁总部到广州，依赖广州市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容量，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成为了鸿轩集团未来发展的最佳抉择。

恒兴集团呈现出向大城市发展的倾向，并且已经计划好以后要把总部搬到广州，同时开拓国内外市场。依托广州的大城市品牌优势，发达的销售和物流体系，覆盖面广的高质量信息资源，来实现水产饲料龙头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然而，恒兴集团一直没有实施其搬迁计划，主要是基于目前企业还不完全具备在广州发展的优势来考虑的。目前恒兴的业务重心还在湛江，恒兴现在的竞争优势是基于出口市场而形成的，目前恒兴并不具备在广州发展的条件。此外，湛江拥有适合恒兴生存和发展的优势区位条件，还能促进恒兴继续发展到更大的规模，这也成为了推迟恒兴总部搬迁计划的关键因素。湛江丰富的水产资源为恒兴的水产品生产加工提供了重要支持，湛江港为恒兴的出口贸易提供了巨大便利，恒兴的“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使得恒兴与当地农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双赢状态。湛江的这些要素条件对于恒兴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不仅是恒兴形成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同时还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为恒兴维持自身竞争优势提供支撑。

由此，可推导出命题2。

命题2：企业特定优势与洼地效应区位要素的匹配程度越高，民营企业越不可能搬迁总部

（三）企业特定优势的可转移性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

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洼地效应不仅成为了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还为民营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了极大的支撑。在洼地效应的培育下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在很多情况是难以转移的。这种难以转移的竞争优势，使得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放弃在中心城市发展的想法。在恒兴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恒兴一直想搬迁总部却一直没有实施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恒兴基于洼地效应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具有较低的可转移性。恒兴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产品优势、出口贸易优势、“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优势。其中，恒兴的产品优势依赖于湛江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出口贸易优势依赖于湛江优势的港口资源，“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更是使得恒兴与当地农民的发展不可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恒兴贸然将总部搬迁到广州，其在产品、出口、运营模式上的优势将难以保持甚至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样对企业发展极为不利。

在鸿轩的案例中，我们发现鸿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关系能力和学习能力。在企业创业之初，企业家的关系网络在帮助企业克服弱性和获取资源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都非常看重关系资本。鸿轩在获取和维持关系资源方面体现了高超的能力，其关系能力不仅仅限于出生地阳江，而且随着企业家关系能力的增强，鸿轩的关系网络中心早已超出了阳江而扩展至广州，这也导致鸿轩将总部搬迁到广州。同大公司相比，虽然鸿轩缺少组织架构上的优势，但它具有战略和运营上的灵活性，关注培育关系网络，以抵抗在制度和竞争上的劣势。另外，鸿轩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抓住时机发展多元化业务并获得成功，这导致它培养了敏锐的商业触觉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可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快速的反应。鸿轩的学习能力在业务领域和地域上都具有较高的可转移性，更适合在市场容量大且市场机会多的广州发展，这也导致其搬迁总部。

由此，可以得出命题3。

命题3：企业基于洼地效应所形成的特定优势的可转移性越强，民营企业越倾向于搬迁总部。

六、结论

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城市的绝对区位优势导致民营企业倾向于搬迁总部，洼地效应的局部比较优势导致民营企业倾向于将总部留在小城市。这表明，尽管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对民营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吸引力，但作为区位劣势地区的特殊优势，洼地效应仍然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已经习惯于依赖洼地效应获取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仍然希望在洼地效应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决定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关键在于企业特定优势与区位要素的匹配性。区位优势本身仅仅提供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外在条件，它需要借助企业的一定能力才能内化为企业的特定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研究还发现，企业基于洼地效应所形成的特定优势的可转移性越强，民营企业越倾向于搬迁总部。为了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企业规模发展的内在需求，具备可转移性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更可能会选择搬迁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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