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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湖北;综合竞争力;中部六省;比较分析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与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为邻。省域内多湖泊,有“千湖之省”之称。全省面积18万平方公里,2005年总人口5710万人。2005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6484.5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是1998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2005年在全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8位,比2004年下降了4位。在中部6省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第4位,2004年排名第1位,下降了3位。依次落后于河南省、山西省和湖南省。
一、湖北在中部崛起中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多元统计分析
湖北省作为中国中部六省之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了相当成就。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中部6省中所处的地位,进而提出湖北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是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对湖北省综合竞争力各项指标进行分析,不仅是提高认识水平的需要,也是湖北现实发展提出的要求。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中部6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因子分析,探讨了湖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格局及实现均衡发展的途径。
基于因子分析法进行的综合评价,亦适用于对中部六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其基本步骤如下:假设有m个省,n个评价指标,则矩阵Xij即为评价样本矩阵。
原始矩阵的标准化。为将不同质的指标综合加总,对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Yij=(Xij-Xj)/dij,其中:i=1,2,3…m;j=l,2,3…n;X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值;Yj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j为m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均值;dij为第i个城市指标的标准差。
求出标准化矩阵y的相关矩阵R。
求R的特征值,并根据特征根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和相应的特征向量矩阵。与此同时,计算最后综合得分的加权权数则由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即每个综合指标的权重由它对综合评价的贡献率确定,其大小取决于指标间的差异。
计算主因子得分值。
计算综合评价总得分值。总得分值越高,说明该省综合竞争力越强。
二、综合竞争力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所研究比较的综合竞争力主要是比较6省经济功能的强弱,关键是各省经济的聚集及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比较,为了定量测量和实证分析的需要,依据科学性、可比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中部6省实际情况,选取能反映各省综合竞争力的16项统计指标,建立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这16项指标分别从一省的综合经济、财政状况、产业结构、发展环境等方面反映其综合竞争力,指标统计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二)求R的特征值以及贡献率
计算过程借助于SPSSl1.5软件操作完成。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可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有三大特征根:9.040,1.646,1.543。它们一起解释了变量X的标准化方差的87.347%(累计贡献率)。这样,对于此项研究的绝大部分要求,前3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所能表达出的足够的信息。主因子分析(factor)过程相应提取3个主分量:F1、F2、F3。从主成分方差值可以看出,全体变量能较好地被主因子F1、F2、F3解释。
(三)建立因子载荷矩阵
对提取的3个主分量F1、F2、F3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A,同时,为便于对各因子载荷作合理解释,对其进行旋转使其结构简化,使得每个因子的载荷的平方按列向0或1两极分化,以起排除噪声干扰的作用。如表3所示。
以湖北省为例计算湖北省的综合竞争力时,分别将因子负荷矩阵(见表3)中3个成分所得和湖北省的16个指标相乘:
Z1=-0.068X1+0.008X2+0.090X3+…0.093X16
Z2=0.078X1+0.111X2+0.048X3+…0.038X16
Z3=-0.069X1-0.046X2+0.015X3+…-0.090X16
利用表2解释总方差时,用每个主成分上的特征根来累加湖北省的总体得分:
Z=9.040Z1+1.646Z2+1.543Z3=41387366
(四)因子评分
统计6省对应的指标值,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各省的综合竞争力得分:湖北41387366分;河南40783768分;安徽35458192分;湖南28847481分;江西21321325分;山西20995613分。
三、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湖北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仍然是经济、工业、农业和科技4个“大而不强”的现状。尽管湖北地区拥有众多的资源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全国其他省域相比,经济总体水平、对外经济开放水平和城乡收入水平还是比较落后。湖北省的GDP虽然逐年稳步上升,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不增反降。这不能简单地用“发展不够、思想解放不够、工作落实不够”进行概括,关键问题还是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综合竞争力不强。
但是,从综合竞争力的因子分析来看,湖北拥有中心城市的巨大发展潜力。即湖北武汉在中部五省的地位是其他几个省市无法取代的,无论是我们的人均GDP还是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城市化水平都在中部五省中处于领先地位,在147个大中小城市里面,中部唯一的一个特色大城市就是武汉,所以以武汉为龙头的城市圈是不容置疑的。在中部崛起的发展进程当中,湖北省应起着举足轻重的领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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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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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经济可行性;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贾鲁河
中图分类号:X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4-0056-06
河流生态系统是生物圈物质循环的重要通道,具有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众多功能[1]。近百年来,人们利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兴建了大量工程设施,改变了河流的地貌学特征和水文特征,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河流自然演进的方向,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胁迫。同时日益增多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完善处理便排入河流,致使河流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2],主要表现为水体中的养分、水体的化学性质、水文特性和河流生态系统动力学特性发生改变,因此对原水生生态系统和原物种造成的巨大压力[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把重点从对河流开发利用转向对河流的保护。到了80年代,对河流生态系统进行综合修复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公认的先进治河理念,诸如河流类型评估(RS)[4]、美国快速生物监测协议(RBPs)[5]、澳大利亚溪流状况指数(ISC)[6]、英国河流栖息地调查方法(RHS)[7]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出现。
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研究河流生态修复评价关键技术对于指导和推动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工作意义重大[8]。例如在河南省 ,近年来河流生态系统的恶化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的安全。本文结合河南省社会经济实际状况对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为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研究思路
对国内外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研究成果[9-10]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目前人们侧重于河流生态修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河流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因素的分析,而缺乏考虑河流周边社会因素和对生态修复经济可行性的探讨。
河流生态修复需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能够并行可持续发展。因此,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的应用不仅应该着眼于当地河流生态系统的退化以及河流水质、水文状况的恶化,还应该综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基于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的影响,构建兼顾河流经济可行性和生态修复必要性的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评判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法)对所选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并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将不同尺度的复杂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确定河流生态修复指数,讨论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数值等级的划分,完成多因素多目标的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的基本流程见图1。
2 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学者马世骏、王如松(1981)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与自然生态系统理论的区别在于充分重视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动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中指出不应孤立地研究自然资源环境退化的问题,而是应该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退化统一联系起来,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的同时必须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在研究河流生态系统退化和河流生态修复时,应首先对河流自然环境状况进行评价,以判断河流生态系统是否退化,是否退化到不得不修复的程度;然后对河流周边城市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以判断其是否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撑河流生态修复的过程。若河流生态系统状况未恶化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生态修复;若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程度严重,但河流周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较差,没有能力支撑修复费用,也无法对河流进行生态修复。因此,应在河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且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开展生态修复,即进行河流生态修复需要满足修复必要性和经济可行性两个先决条件。
本文针对受损河流生态系统缺乏基础资料的现状,提出以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状况为参照系统,构建定量的修复标准作为河流生态修复的期望目标,并选择层次分析法(AHP法)作为河流生态修复的评估方法。层次分析法具有所需定量数据少,易于计算,可解决多目标、多层次、多准则的决策问题等特性,其本质在于对复杂系统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对评价的元素进行数学化分析[11]。运用AHP法对河流生态修复进行评估时,首先分析表征河流生态系统主要特征的因素以及经济可行性评价分析因素,建立递级层次结构;其次通过两两比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构造上层对下层相关因素的判断矩阵;在满足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进行总体因素的排序,确定每个因子的权重系数;最后确定评价标准,采用综合指数法或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进行相关计算,从而构成基于修复必要性评价和经济可行性评价分析的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
2.1 指标因子的筛选
参考国内外关于河流生态环境的评估指标[12-15]和现有关于经济可行性评价的研究成果[16-17],结合河南省河流现有特征,从生态修复必要性评价和社会经济可行性评价两方面选取共12个指标来构建河流生态修复的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因素层、指标层3个层次结构。
河流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干扰而功能受损,修复必要性评价实质上是分析河流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由于河流生态系统囊括的范围较广,在分析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河流的生境因素、水文水质因素,且不能仅仅局限于河流水质的恶化,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水质恶化造成的河流生态结构的变化、河流基本功能的丧失等等。选用河流生境状况和环境评价指标作为河流生态系统修复必要性的两类评价指标。
经济可行性评价主要表征经济因素对于河流生态的驱动作用,反映生态脆弱地区存在的“越污染越贫困,越贫困越污染”的河流利用困局。研究经济可行性评价的目的在于了解河流生态修复的综合效益和合理程度。分析研究区域内经济发展与河流生态的关系时,既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河流生态的恶化,又不能一味地追求河流生态恢复而弱化经济利益的满足。因此,在经济可行性评价中选用社会状况指标和经济状况指标来进行相关的评价。
河流生态修复评价的具体指标及其释义见表1。
由表2可得,在所有评价指标中,绝对权重值最大的5个指标依次为单位GDP用水量、水质平均污染指数、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污水处理率,是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关键指标。既包括修复必要性评价指标,又包括经济可行性评价指标,表明修复必要性评价与经济可行性评价的同等重要。对比因素层与目标层之间的相对权重值,可以分析出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的重要性。
2.3 指标评价基准
评价基准以河流生态系统功能以及完善程度作为原型来确定,并参考国际标准及水质监测数据,部分指标参照国内相关研究文献。评价基准分为优、良、中、差4个级别。
为了避免不同物理意义和不同量纲的输入变量不能平等使用,采用了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将指标数值由有量纲的表达式变换为无量纲的表达式。在模糊综合评判时,需要建立隶属函数,使模糊评价因子明晰化,不同质的数据归一化。根据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指标的筛选,隶属函数分2类:
郑州段和贾鲁河周口段作为评价对象开展实例应用分析。贾鲁河是淮河流域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新密市,流经郑州市、开封市,最终在周口市汇入沙颍河,全长2558 km,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河流周边城镇居民众多,是众多城市赖以生计的河流。贾鲁河流经郑州市和周口市的市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贾鲁河郑州段从贾鲁河源头处到中牟陈桥断面,有金水河、熊耳河等郑州市内重要河流汇入,接纳郑州、荥阳、新密、中牟等县市的污水,水质均为Ⅴ类或Ⅳ类水水质标准;贾鲁河周口段是从扶沟摆渡口断面到贾鲁河汇入沙颍河处,接纳尉氏、扶沟、西华等县市的污水,横穿众多居民聚集区,水质均为劣Ⅴ类。贾鲁河是沙颍河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较为严重,被列为“十二五”重点治理河流,因此,急需对贾鲁河沿境的生态退化状况的修复必要性以及周边城市进行生态修复的经济可行性进行评价研究。
3.2 数据收集
结合实地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同时参考水利、规划等部门对于河流的定位,确定各指标的数值,见表5。
由表6可以得出,按照本文拟定的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计算出贾鲁河郑州段与周口段的生态修复综合评价等级都是“中”,即河流水质一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河流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河流周边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部分河流生态系统的修复。但分别分析修复必要性评价和经济可行性评价的评价值,贾鲁河郑州段河流生态修复综合评价数值较低,是因为河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沿河水质恶化,但郑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能够负担一定程度的河流生态修复措施;而贾鲁河周口段生态修复综合评价数值较低,却是由于生态系统退化和经济发展滞后两方面共同造成的,即在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程度严重的同时,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也较为滞后。以修复必要性评价而言,贾鲁河郑州段与周口段重要性相当;但以经济可行性而言,贾鲁河周口段明显距郑州段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进行河流生态修复时,贾鲁河郑州段要比贾鲁河周口段更有优势。
4 结语
河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环境,河流生态修复的目的是使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健康状态。本文在考虑河流生境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从修复必要性评价与经济可行性评价两方面出发构建河流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一定的数学方法计算出河流生态修复综合评价指数。不过,基于基础数据缺乏的现状,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本文选取的指标未详细涉及河流生态系统中动植物及微生物等因素,导致指标体系仍不够详尽,有待进一步深入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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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衡阳;生态承载力
衡阳市位于湘中南部,湘江中游,地形以山岗为主,2016年底全市总人口为728.59万人。相关研究表明,衡阳市生态环境呈现局部有所改善,但整体仍有退化的现象,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实践证明,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可以对日益滋长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起到预警潜在威胁的作用。因此,构建一个在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承载力模型,衡量衡阳市生态盈亏情况,判断衡阳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并为衡阳市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承载力模型构建
可持续承载的实质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承载,其中既包括资源与环境单要素的持续承载,也包括经济、社会的复合承载。换言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系统完整、资源持续供给和环境容纳量充足的基础之上。考虑到衡阳市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欠妥当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结合衡阳发展现状和总体要求,提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复杂生态承载力模型。该模型的建构基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相比于传统的生态承载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承载力机制,称为“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机制。这一生态机制既能有效反映自然资源、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能提前的进行预警反馈,以便及时地进行优化调节,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一)“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机制模型
“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机制将生态承载力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为自然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承载力和社会环境承载力。按生态承载机制来说,社会经济活动是承载对象,自然生态环境是基底,社会环境是载体。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着衡阳市的生态承载力大小;另一方面,生态承载力与该区域的生态足迹之间的盈亏关系,体现了衡阳市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为了体现生态系统中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对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影响关系,可以通过水桶原理形象地加以阐释。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是一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来源,起着基底的作用。因此,自然环境生态承载力子系统被称作为自然支撑力,故可理解为水桶的桶底;而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故社会经济承载力子系统和社会环境承载力子系统被称作为获得性支撑力,可理解为水桶的桶壁。自然支撑力和获得性支撑力相互协调、共同作用,决定水桶的承载量,亦理解为生态承载力总量。这表明,生态承载力总量的大小受生态短板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是受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其次是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短板的制约。
(二)生态承载力计算
生态承载力总量受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子系统的制约,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总量时,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其中自然资源环境生态承载力计算方法是将区域内现有不同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面积乘以相应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社会经济承载力算法为不同经济类型的相对涨幅系数;社会环境承载力算法为社会环境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三个子系统共同作用得到衡阳市的生态承载力总量。因此,生态承载力总量的文字表达式为:生态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社会环境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三)生态足迹计算
为了准确描述生态承载力状况,还需要借助生态足迹这一概念,通过比较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差值,来衡量研究对象的生态盈亏状态。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里斯(WilliamE.Rees)提出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是一个评价指数,表示在一定的自然生态资源的情况下,能维持人们正常生产生活消费和物质循环,并能保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生态足迹数值越小,说明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
二、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部分数据获取性和处理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且篇幅有限。因此,笔者主要取自然支撑力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综合性考虑获得性支撑力的影响,最后推出衡阳市生态承载力的大致盈亏状况。为了客观统一的反映衡阳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期间生态承载力状况以及生态盈亏特征,根据数据的实时性和科学性,笔者选取2016年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最新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湖南省统计局、衡阳统计局、衡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生物地域面积折算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1993年全球生物资源平均产量资料。
(一)衡阳市生态资源账户
自然环境生态承载力子系统主要包括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耗两类,生物资源有耕地、林地、草地、水域;能源消耗主要是化石燃料、建筑用地。以下是根据衡阳市统计局2016年的生物资源账户,结果见表2、3。
(二)人均生态承载力
1.常量因子数值
2.2016年衡阳市生态足迹账户和自然资源生态承载力账户
(三)生态盈亏情况判断
衡阳市生产消费的可承受程度,区域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可将生态承载力减去生态足迹,从而得出衡阳市的生态盈余或赤字。按衡阳市2016年人口总数728.59万计算,衡阳市总人均足迹需求为2.0553hm2,若不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衡阳市人均可利用生态承载力面积为0.4183hm2,则人均生态赤字为1.6370hm2。可见,衡阳市的生态足迹是其生态承载力的4.9倍。低于2013年GlobalFootprintNetwork的全球人均生态足迹2.87hm2和中国人均生态足迹5.59hm2。
(四)结果分析
由上述数据可知,衡阳市2016年人均自然生态承载力为0.4183hm2,人均生态足迹2.0553hm2,人均生态赤字1.6370hm2。相比之下,其他学者研究的衡阳市2004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6224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4923hm2,人均生态赤字为1.1301hm2。可以看出人均生态赤字数值有所增加,生态足迹也进一步加大,而生态承载力却下降一定数值。可见,十多年来衡阳市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系统也遭到进一步恶化。从表5数据中比对可知,六大土地类型中,草地占用的生态赤字最大,达0.7803hm2,其次为耕地(0.3947hm2)、化石燃料用地(0.3356hm2)、水域(0.2382hm2);然而林地和建筑用地有一定的盈余,分别为0.0421hm2、0.0697hm2。通过自然资源盈余情况可知,一方面表明衡阳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有效控制建筑用地资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大力发展林地资源;另一方面表明衡阳市的草地资源、耕地资源、化石燃料用地资源和水域资源管控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由上可知,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则生态支撑阈值较小,自然生态系统容纳衡阳市总人口的数量要远小于实际数量。从衡阳市发展进程来看,衡阳市的社会环境在逐年改善,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城乡差别逐渐减小,获得性支撑力在逐年增强,生态阈值随之增大,生态短板补齐趋势不可阻挡。综合考虑,衡阳市的人均综合生态承载力应比0.4183hm2/人要高得多。进一步说明,社会环境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作为支撑性承载力在生态足迹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支撑力共同影响着人们可利用的生态土地面积。
三、衡阳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衡阳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整体上依旧退化,制约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针对以上情况,笔者对衡阳市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主体生态意识
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需要各类主体培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意识。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宣传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督促全市人民全力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要求,关停取缔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工厂,提倡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引进和使用;社会组织应该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宣传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公民应该自觉宣传环保,自觉维护生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履行保护生态的责任。
(二)大力发展生态循环产业,提升系统自我调节与反馈能力
城市的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反馈系统,具有一定的生态阈值,在该限度的压力范围内,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维持相对平衡。衡阳市生态赤字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草地和水域的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下能源消耗、耕地资源流失严重。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大力发展生态循环产业:第一,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获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第三,提倡生态城市水循环系统,将水资源多层次利用,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第四,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加大城市绿化指数,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能力。
(三)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并举,缓解城市生态压力
衡阳市作为老工业区,汽车尾气排放、生物垃圾处理不当、工厂污水感染气体超标等等,都是造成城市生态失衡、生态恶化的原因。因此,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生态建设也是缓解城市生态压力的一大措施。首先,要改造传统老产业的生产模式,引进高新技术,淘汰高污染、重消耗的企业技术;其次,政府要有力管控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市民养成近可步行或乘坐公交车的习惯,使空气污染最小化;再之,政府鼓励新再生能源的发明、使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的代步工具,如新能源汽车、共享单车等等;最后,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鼓励种植生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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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发展轨迹;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2-0100-05
目前,我国有2 800多个县(市),80%的人口居住在县(市)地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基层科技工作的水平直接体现着“科技富民”的能力,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调查表明,当前,基层科技工作的薄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1~2]。本文以嘉兴市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为切入点,以1998-2004年嘉兴市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相关数据为参考,通过深入分析科技进步在嘉兴社会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力求从不同层面,全面表征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基层科技工作的发展轨迹及其模式,力求为地方科技工作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科学依据[3~5]。
1 浙江省嘉兴市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互动
关系分析1.1 1998-2004年嘉兴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表1显示,1998-2004年,嘉兴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持续上升的良好态势。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79%和22.36%,但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并不均衡,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最低,只有5.07%;第二产业最高,达到26.11%;第三产业居中,年均增长率为24.51%。
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相比,1998-2004年,嘉兴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44.49%,这一方面与该市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较低有关,同时,也说明了在此期间嘉兴市社会投资的快速增长。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1998-2004年,嘉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8年的792.1元,增加到2004年的1469.3元,年均增长率为14.25%;同期,该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98年到2004年只增加了290元,年均增长率仅为11.74%。这一方面说明了该市农村居民收入依然较低的现实,同时也预示着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进一步拉大的可能性。1.2 1998-2004年嘉兴市科技发展情况
表2显示,1998-2004年,嘉兴市的科技发展指标情况基本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该市的人才资源总量由1998年的5.62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21.84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48.10%,从而为其科技成果和技术贸易额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从2001年嘉兴市设立高新园区以来,进驻企业已达312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8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98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58家。2004年,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销售收入达251亿元,实现利税45亿元,创汇7亿美元,分别比2003年增长32.0%、63.8%和56.9%。
在科技合作与交流方面,先后成立了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和中科院嘉兴应用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为代表的一批科技交流机构,到2004年底,已先后由中科院系统的8个研究所落户嘉兴,引进院士二名、博士十六名。
黄坤明等:嘉兴市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互动分析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2期1.3 科技与社会经济互动发展关系分析
1.3.1 单位人才的产出
图1表明,1998-2004年嘉兴市的单位人才产出呈现“倒V”型,其中1998-2004年,单位人才的产出持续增长;2000-2004年,稍有回落;2002年以后,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
究其原因,虽然嘉兴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才总量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总体来说,人才总量增长率大于社会经济增长率、科研成果增长率和技术贸易增长率。总体增长中的“倒V”型增长态势,也是“发展―调整―发展”规律的真实体现。
1.3.2 单位固定资产的投资效率
考察嘉兴市1998-200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98-2004年,嘉兴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基本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这是固定资产投资滞后效应的真实体现;2004年的嘉兴市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稳中抬升”,则是逐步显现投资效益、步入良性发展的良好征兆;可以预计,随着基础投资的逐步完成以及投资的进一步合理化,该市投资效率将持续攀升。
1.3.3 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贡献率分析
我们运用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Cobb-Douglas prodic-tion,简称CD函数)和Solow方程式分别对嘉兴市的GDP和三大产业GDP增长值中的科技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6]。
CD函数即公式Y=AKαLβ,其中Y为产出,这里用GDP表示,K、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仅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设产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分别为y、k和l,并以估计的产出弹性α、β,代人Solow增长速度方程式m=y-αk-βl求出科技进步率,并通过公式EK=αk/y×100%、EL=Bl/y×100%、EM=1-EK-EL最终确定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劳动、科技贡献率。
1.3.4 指数和资料来源
函数中的Y使用1998-2004年嘉兴市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K选用同期该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采用人才资源总量。为了充分考察近期嘉兴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这里以年为单位,以1998-2004年统计数据为基础,故模型的样本容量为7。
1.3.5 数据运算及结果
为了剔除物价因素的干扰,这里采用同比价格计算。
对Y=AKαLβ进行对数线性化,得LnY=lnA+αlnK+βlnL。将可比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出嘉兴市科技对GDP产出增长贡献率模型:
lnY=1.009+0.283lnK+0.628lnL
其中,R2=0.998,DW=2.515,F=1638.12。
从拟合优度R2看,可信度为99.8%,α、β能够通过t检验和DW检验,效果比较好。资本K和劳动L投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283和0.628,即当K和L增长1%时,所带来的GDP增长分别为0.283%、0.628%。为了说明每年变化情况,我们分别求出y、k、l的增长率,并将α、β代入EK、EL和EM公式,结果如表3所示。
1.3.6结果分析
从1998-2004年度嘉兴市的生产投入三要素来看,资本年均贡献率为51.19%,劳动年均贡献率为40.72%,而科技年均贡献率仅为8.09%;也就是说,1998-2004年嘉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拉动的,科技贡献率远远低于前两者。
从三要素贡献率变动趋势分析,嘉兴市的科技贡献率波动较大,且总体呈现“高―中―高”的循环发展态势,这与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过渡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引进(或研发)―吸收―产生效益”的周期性循环发展规律基本一致。
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的大小取决于科技投入和科技边际产出弹性两个因素。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和产出弹性两个因素。尽管科技贡献率是通过资本贡献率和劳动贡献率间接求出,但暗含着同样的道理。科技投入主要包括科技资金和科技人员投入,它反映的科技力量的强弱;而科技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则反映的是该生产要素的效用大小和稀缺程度,它与前期科技发展状况所产生的科技积累,以及资本、劳动、科技三要素的搭配合理性密切相关。
2 浙江省嘉兴市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互动模式分析
根据国内外区域经济(尤其是产业经济)与科技发展(尤其是技术研发)的基本规律,我国区域经济(尤其是产业经济)与科技发展(尤其是技术研发)的互动模式大致呈现以下四种循序渐进的基本模式[7]。
第Ⅰ阶段:依靠传统技术与设备的发展模式。从我国远古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尤其是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我国自主的传统技术与设备进行生产。
第Ⅱ阶段: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发展模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近代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直接导致了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的落后。随着中国改革开发的实行,部分地区或部分行业率先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期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Ⅲ阶段:与专门科研机构和大学联合研发的发展模式。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方面单纯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同时,整套技术、设备的引进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在原有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由产业主体结合自身的生产需要,由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国内同一领域的专门科研机构和大学组成联合研发组织,这样既确保了产业主体技术、设备更新换代所需的技术要求,又有效解决了自身科研力量不足的瓶颈,同时,还大大节省了研发投入。
第Ⅳ阶段:自主研发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企业应该逐步成为技术自主研发的主体,这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客观规律。产业主体与专门科研机构和大学联合研发的发展模式,由于其鲜明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将是区域经济(尤其是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但随着产业主体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必将成为科技创新,尤其是技术研发的主体。譬如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设立的中国研究院下设18个研发中心,拥有1 000多名研发人员,研发投入高达25亿元人民币;而微软公司2005年财政年度的研发预算为48亿美元。
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尤其是产业经济)与科技发展(尤其是技术研发)的四种基本模式,我们调查发现,嘉兴市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多数企业属于第Ⅱ阶段;但近年来嘉兴市已经从整体上开始部署地方经济与专门科研机构的有机结合,譬如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建立以及中科院若干研究所的引进等。因此,可以说嘉兴市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互动关系多数处于第Ⅱ阶段,但正逐步向第三阶段过渡。
3 主要研究结论
根据1998-2004年嘉兴市的社会、科技发展状况,参照该市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3.1 经济发展
2000年至2004年,嘉兴市固定资产累计投入2 1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6%;2003年至2004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近20亿美元,为嘉兴经济稳定持续较快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2000年至2002年,嘉兴市经济总量一直以12%左右的速度增长,2003年至2004年连续两年增幅达16%以上。从经济增长情况看,全国50强城市年均增长速度有六成以上城市增速在15%以上;而2004年嘉兴经济增长16.5%,在50强城市中名列第13位。
3.2 科技发展
浙江省科技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04年,嘉兴市科技进步水平变化情况位居全省第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4 836万元,教育支出32 019万元,设立全市人才专项资金1 000万元,科技、人才发展环境得到全面优化。
3.3 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的互动关系
1998-2004年,嘉兴市的单位人才产出呈现“倒V”型,其中1998-2004年,单位人才的产出持续增长;2000-2004年,稍有回落;2002年以后,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
从1998-2004年度嘉兴市的生产投入三要素来看,资本年均增长率为51.19%,劳动年均增长率为40.72%,而科技年均增长率仅为8.09%;也就是说,1998-2004年嘉兴的科技增长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拉动的,科技贡献率远远低于前两者。
从三要素贡献率变动趋势分析,嘉兴市的科技贡献率波动较大,且总体呈现“高―中―高”的循环发展态势,这与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过渡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引进(或研发)―吸收―产生效益”的周期性循环发展规律基本一致。
3.4 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的基本模式
嘉兴市的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梯队层次,“杂交经济”、“零资源经济”和“带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显著。
目前,以园区(基地)为载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特色产业为载体的传统技术更新换代,以及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和科技合作与交流全面推进成效显著。
从我国区域经济(尤其是产业经济)与科技发展(尤其是技术研发)的基本规律分析,嘉兴市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互动关系基本处于第Ⅱ阶段;但已从整体上开始部署地方经济与专门科研机构的有机结合,正逐步从第Ⅱ阶段(即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发展模式阶段)向第Ⅲ阶段(即企业与专门科研机构和大学联合研发的发展模式阶段)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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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alysis between Society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iaxing
HUANG Kun-ming1 FU Xiao-feng2 CHEN Chang-jie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for
China's Agenda 21,Beijing 100086,China;3.Institute of Bi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关键词 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农田灌溉;行业需水;可供水量;黑龙江安达
中图分类号 TV2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20-0198-02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1 安达市基本情况
1.1 自然概况
安达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腹地,地处全省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哈大齐经济带中心,是哈大齐工业走廊上的节点城市。全市总面积3 586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1 282 km2,草原面积1 677.07 km2。
安达市地处松嫩断陷中央凹陷的东缘,地貌类型属松花江、嫩江冲积一级阶地,地势平坦开阔,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高原区属剥蚀堆积地形,低平原区属堆积地形。
安达市地处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气温变化大,日照时间长,降雨时空分布不均,风多风大、频率高,土壤蒸发量大,春夏之交干旱频生。
安达市属于松花江水系,境内无天然江河,水不外泄,呈闭流状态。区内沼泽、湿地相接,泡泽零星分布,呈季节性变化,局部地区盐碱沟发育,均流向泡泽。
1.2 社会经济概况
安达市地处全省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哈大齐经济带,是哈大齐工业走廊的中心城市,为黑龙江省工业五强县,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下辖3个街道、10个镇、4个乡,总人口为51.96万人,非农业人口为19.61万人。
安达市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44.6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79万元。工业基础雄厚,行业门类齐全。石化、乳品加工、纺织、建材机械电子、轻工业等行业成为该市经济支柱产业。农业资源丰富,是全国500个商品粮大县之一,主要种植作物玉米、特种瓜菜、无公害马铃薯、中草药、葵花、烤烟等。
安达市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滨洲铁路和哈大高速公路穿越市区,与明沈、哈满、安萨、安绥等10条国家和省级公路形成畅通的交通网络,是绥化地区最大的货运集散地。
2 水资源状况
2.1 水资源量[1]
安达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405.30 mm,当地产水量为4 810万m3,入境水量主要有安肇新河和肇兰新河,水量为5 665万m3。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为21 414万m3,大气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地下水可开采量为16 979万m3。大气降水入渗补给量18 105万m3,重复计算量1 080万m3,水资源总量为21 835万m3。
2.2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2.2.1 现状供用水量分析。安达市现状总供水量为11 723万m3,全部是地下水供给。现状总用水量为11 723万m3,其中生活用水为1 379万m3,占总用水量的11.76%;生产用水为10 344万m3,占总用水量的88.24%;生态用水为0。
2.2.2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安达市供水水源以地下水为主,地下水可开采量为16 979万m3,现状开采量为11 723万m3,现状开采率为69.04%。农业用水量为9 139万m3,占总用水的77.96%,比重大。农业作为当地最大用水行业,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对节水进行大的投入,加之灌溉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灌溉水利用率低,还有较大的节水潜力,节水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3 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3.1 人口指标
根据人口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趋势,运用时间相关法、经济相关法、自然增长法等多种方法来预测总人口。城镇人口采用城镇化率方法进行预测(表1),城镇化预测结合国家、省和各级政府制定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与规划,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对城镇发展的承载能力,合理安排城镇发展布局和确定城镇人口的规模。
3.2 国民经济发展指标
根据现状,将国民经济指标作为基础,以实现总体发展目标为指导,结合当地的发展情况,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进行国民经济发展指标预测(表2)。
3.3 农业发展与土地利用指标
安达市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种植,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水资源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农业发展与土地利用指标预测(表3、4)。
3.4 生态环境建设
3.4.1 城镇生态发展指标。根据城镇建成区面积和城镇人口等指标计算绿化面积、河湖面积和环卫面积(表5)。
3.4.2 泡沼生态环境建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加,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使用,退化明显,造成湖泡调蓄雨水(洪水)、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等功能减弱。安达市有12个库泡需要生态环境建设。
4 行业需水预测
4.1 行业需水定额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水价水平、节水器具推广与普及情况,结合生活用水习惯与现状用水水平,参照城建部门已制定的城市(镇)用水标准,依据黑龙江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DB23/T 727—2010)》分别拟定各水平年生活用水定额。工业用水定额均以万元增加值用水量计,此次计算采用弹性系数法与重复利用率提高法相结合计算工业用水定额。农田灌溉需水受气候地理条件的影响,在时空分布上变化较大;同时还与作物的品种和组成、灌溉方式和技术、管理水平、土壤、水源以及工程设施等具体条件有关,采用定额法进行预测。
4.2 行业需水量预测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成果,结合用水现状,分析各规划水平年的净需水定额和水利用系数的关系,进行生活、生产和生态三大用水行业的需水预测。安达市现状总用水量为11 723万m3,规划2015、2020、2030年总需水量分别为18 513万、27 091万、47 979万m3(表6)。
5 供需平衡分析
5.1 供水预测
5.1.1 现有工程挖潜配套、改造。安达市地表水供水工程主要有北部总干渠、东湖引水干渠、东湖水库、红星水库等,主要用于农业灌溉。中型水库1处,即东湖水库,设计库容6 278万m3,兴利库容723万m3。小型水库2处,设计库容743万m3。塘坝8处,容量为28万m3。现有工程挖潜配套、改造可供水量为1 183万m3。
5.1.2 规划水源工程。黑龙江省引嫩扩建工程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引嫩扩建一期工程[2]东湖水库干渠分水口多年平均供水量为9 486万m3。长远发展应增加北引总干渠给安达市的供水能力。
5.1.3 地下水可供水预测。安达市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为21 414万m3,地下水可开采量为16 979万m3。
5.1.4 其他水源可供水预测。其他水源可供水量主要为污水处理再利用量。
5.2 供需平衡
本着“先地表后地下”的原则,根据现状工程的供水量,结合现有工程挖潜、配套等情况下的供水能力,再考虑在建规划水源工程,最后考虑规划外引调水水源工程,依据安达市境内和周边地区可能利用的水源,进行各水平年供需平衡分析,采用三次平衡分析(表7、8、9)。
一次平衡分析是在现有供水设施及供水量的情况下,按照各水平年节水条件下的需水方案,确定水资源供需状况,以充分显示发展进程中水资源供需矛盾[3]。因此,一次平衡结果是以现状年为基础的未来最大供需缺口。由一次平衡分析可知,2015、2020、2030年缺水率分别为36.68%、56.73%、75.57%,可见安达市需水量逐年增加,缺水率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供水量不足造成的。
二次平衡分析是在一次平衡的基础上,在现有水源工程挖潜配套、改造,适量开采地下水的条件下,结合各水平年节水条件下的需水方案,进行供需平衡分析[4]。由二次平衡分析可知,2015、2020、2030年缺水率分别为1.90%、32.96%、62.15%,仍满足不了行业用水需求,则研究实施外引调水的可能性,再进行三次平衡。
三次平衡是在二次平衡的基础上采用外调水工程的方法解决二次平衡的缺口。考虑规划的外引水工程北引总干渠2015、2020、2030年供水量分别为5 498万、13 311万、33 234万m3,同时限制地下水的开采量,用地表水替代地下水,地下水作为应急备用水源、补水水源,才能满足安达市行业用水需求。
6 结论与建议
安达市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控制性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对该行政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行业用水需求进行分析,结合在区域、经济发展、工程建设与调配管理3个层次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全面衡量实施后对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和水资源调配系统的影响,建设引嫩扩建骨干工程北引总干渠以增加安达市供水量是必要的。
建议黑龙江省引嫩扩建骨干工程北引总干渠应增加安达市的供水量,2015、2020、2030年供水量分别为5 498万、13 311万、33 234万m3,以促进安达市社会经济发展,解决行业用水需求。
7 参考文献
[1] 安达市水务局,绥化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安达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告[R].绥化:安达水务局,绥化水文水资源勘测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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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背景
上海作为全国的上海,其发展规划不仅要针对上海的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而且必须适应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向和内在要求。从这一角度观察,我们看到,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态势发生深刻变化条件下的重要应对战略,同时也是上海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趋势。
(一)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是增强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内在要求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主要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幼稚期,加上我国原先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层次较低,更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各地区以本地的社会经济繁荣为目的而进行自我扩张的发展模式,经济能量、产业结构比较分散、国民经济整体的专业化协作联系被割裂,各经济部门间的协调性差,产业的规模化和集中度存在缺陷,资源有效利用遭受阻碍,巨大的经济发展潜能被压抑。这些缺陷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目前的主要特征是:发展速度不慢,经济总量不小,但经济质量不高,综合竞争力较弱。因此,如何有效调整产业、产品和企业结构,对我国现有经济能力进行全面整合,努力在目前已经具有的经济总量基础上增强国民经济质量,从而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在全球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就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在以上探索过程中,以提高我国大都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为核心,来构建有机的区域性、全国性的经济协调和运作体系,强化国民经济的专业化协作程度,从而带动周边地区或更大区域,乃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回经济增长质量、增强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思路,正越来越被接受和实施。我国的大都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正在成为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辐射点,及重要的产业联系与分工协作架构的组织者。
(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战略性举措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出现新的格局。其特征是: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世界各国市场全方位开放,资源利用和全产体系愈益全球化配置。导致强国的竞争优势全面凸现,在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获取更大利益,而弱势竞争力国家则陷入困境之中。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综自竞争力已成为在世界市场中取胜的重要法宝。适应这一国际大趋势及国内经济发展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也从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强调社会经济全面进步,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以有效应对我国即将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开放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一发展战略在我国“十五”计划建议中得到突出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薄弱,水平较低。但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整体上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大国,但还远远不是经济强国,我们在人均水平方面还是很落后。进入世界竞争市场,我们将面对着强劲的竞争对手。如何取胜的重要策略是扬长避短,发挥我们的优势,增强综合竞争实力,以整体力量迎接挑战。因此,我国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十分强调提高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是有深刻背景的。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则是增强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健。
(三)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上海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也作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一上海来说,如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世界经济舞台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上海经济在新世纪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比较国内外城市经济的发展特点、城市经济功能的作用机制、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充分吸收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加快上海经济发展,提高上海的综合竞争力,具有深刻的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三个龙头”,特别是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中,上海经济所面对的问题十分艰巨。回顾上海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需要提高和完善的方面。上海在九十年代主要实施了快速的经济外延扩张,使得上海经济取得全面的长足进步,城市功能和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还高限在比较浅显的层次,各种经济能量的增长还没有形成种强大的合力,形成为强劲的综合竞争力,使得上海经济的能力还没有在世界市场、甚至在国内市场中真正表现出来。上海经济存在着看看不错,用用可以,但在国内外市场中真刀真枪地进行竞争就暴露出很多弱点的状况。经过“八五”和“九五”时期上海经济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海正从外延的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转向深刻的似内涵增强为主的发展模式:有所为,有所不为,调整结构,招强实力,形成合力,提高综合竞争力、真正推动上海在更加开放的国内外市场中崭露头角,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内涵及中国特色
(一)关于竞争力的一般理论阐述
竞争力的概念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含义,竞争力内涵在本质上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要求而不断发展、修正、完善的过程。今天我们强调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是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明确目的的。因此,在提高综合竞争力的过程中,既要吸取国内外关于竞争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般理论贡献,更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有针对性、有效的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竞争力的概念主要有以下的大致归类:
(1)市场性竞争力优势理论。在以实物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中的主要竞争是产品竞争。因此,早期的竞争力分析的焦点集中在这一方面,其代表者是亚当.斯密基于资源禀赋而建立起来的绝对成本优势与李嘉图的相对成本优势,及其马歇尔的集聚优势理论。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以市场竞争竞争是相同产品的竞争为依据,提出产品成本是竞争占优的决定性因素。时至今许,这一理论观点仍是建立市场竞争力优势的主要基础。当然,斯密和李嘉图的成本优势主要是基于资源禀赋,因此导致了认为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是否占有和控制世界上的资源产地,是否具有生产上的高效率技术和组织方式等。在这方面,马歇尔认为当企业集聚时,由于大量生产要素的集聚所产生的相互间积极影响,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但今天的成本优势被认为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如科技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制度因素、人力资源素质等。但在同类型产品的竞争中,成本高低仍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力优势表现。
(2)体制性竞争力优势理论。在资源禀赋意义逐渐下降的情况下,竞争力优势的研究转向更深层的体制性层面,它们主要是以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为代表。认为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在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他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与劳务的能力,或认为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这些观点主要是从现代市场竞争的基本体制性因素??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体制、公共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服务水平等进行综合评判。
(3)其他有特色的竞争力优势理论。以熊彼特理论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竞争力优势主要是以技术及组织的不断创新为依托;以波特为代表的系统准竞争力优势理论,认为竞争力在于技术创新,更在于国内各方面经济资源和要素分工协作的体系化;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竞争力优势理论,认为竞争力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营造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潜能发挥的环境,强调竞争力优势是制度安排的产物。
上述各种关于竞争力优势的理论和阐述,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印记,不过它们从各个方面丰富了竞争力优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城市竞争力的内涵
以上关于竞争力优势的各种理论主要是针对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而展开的,虽然对城市竞争力有所启迪,但是不能照搬。我们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优势与国家竞争力优势既类似,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并且,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中国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比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究竟研究和比较什么?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什么含义?我们认为研究比较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是比较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弱。
竞争力是针对市场经济环境而言的,竟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从市场微观角度观察,众多的现实生产者和潜在生产者都正在、或试图通过利用更多的、或更有质量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生产和提供服务,未谋取利润。竞争在现象上表现为产品和价格竞争,实质上是争夺资源的竞争。如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科技能力载体的各类专业人才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对人才的争夺就成为这一发展阶段中竞争的重要内容。现代市场竞争的内涵是对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的争夺,只有在配置、利用生产要素方面占有优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不同城市竞争者之间竞争相同资源的能力;认为城市竞争力就是比竞争对手生产更多财富的能力。但要生产财富,首先必须占有资源和要素,并且占有更多的优势要素和资源,才能在市场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它们总的看法是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优势与配置、占有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能力成正比。这一观点对提高城市综合竞争 但以上述观点来概括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不全面的。再深层分析,城市经济占有、配置、利用生产要素和资源主要靠什么?我们认为是凭借着城市经济实力、凭借城市经济所具有的高效配置、利用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能力,从而获取一种市场权利。因此,就城市经济来说,竞争力就体现为市场化占有、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权利的大小。竞争力弱,市场化配置资源要素的权利就小;竞争力强,市场化配置资源要素的权利就大。同样,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权利大。也反映了竞争力的优势。
(三)集聚和扩散功能: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本质体现
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权利是由城市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集聚功能产生的。
什么是集聚?按照这一词的提倡者、哈佛大学教授波特的定义,集聚(Cluster)是指在地理上一些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相关的机构,如学校、协会、研究所、贸易公司、标准机构等在某一地域、某一产业的集中,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一种状况。
产生集聚的主要因素在于:一些企业在价值链上具有上下游的关系;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十分密切;企业与其他机构、如高校、科研机构的紧密联系;政府在集聚中的作用发挥。
彼特认为集聚状况对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功能;首先,可更经济地获得专业化的投入要素和人力;其次,可更低成本地获取相关信息;第三,增强企业间的互补性;第四,低成本地获取公共产品;第五,提供更有效的激励。
而对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来说,其特征在于以城市的优势环境和条件(服务能力、基础设施、信息交换、交通运输等)吸引着众多企业和机构及社会经济各部门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集聚,从而更突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集聚效应。同时,由于大量企业、机构的集聚,进而对各种资源要素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增强集聚能力。
从实际情况看,城市的集聚功能已表现的相当明显,尽管各城市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大小之分:
第一,城市成为重要的资源转换中心。通过城市庞大的生产体系加工着自然资源、原材料及知识和信息,转换成各种产品。货物和信息知识产品。
第二,城市成为价值增值中心。在资源要素的转换过程中,城市创造出新价值,成为利润中心。
第三,城市成为物资集散和流转中心。资源要素的转换促进着城市必须运作资源要素、原材料的输入和产品货物的输出,成为实物分配的枢纽。
第四,城市成为资金配置中心。一方面,城市的生产体系对资金产生强大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实物流转和分配,同时进行着资金流转和分配。
第五,城市成为信息交换处理中心。由于重要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在城市进行,因此,各种信息主要在城市产生、交换,然后进行扩散。
第六,城市成为人才集聚中心。城市的生产体系运作需要大量人才,同时,大量人才也被城市的活力和发挥环境所吸引。
第七,城市成为经济增长中心。综合以上各种活动,城市成大了主要的经济活动中心,成为了经济中心,也成为了经济增长中心。
但城市的功能仅仅在于集聚吗?我们认为,城市经济的集聚是为了进行扩散。如果仅仅为集聚而集聚,没有扩散,这种集聚是无法持续的。而且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分析,集聚是手段,扩散是目的,集聚是为了扩散,而扩散则进一步增强集聚能力。
城市的扩散功能主要在于:
第一,扩张城市的市场性占有、配置和利用资源要素权利的作用范围。
第二,构筑更大空间的经济协作体系。
第三,扩散城市的优势能力,如技术、资金、管理、观念、加工体系等,提高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从而更确立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主导性作用,及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城市经济的集聚概念就是充分利用、吸纳城市本身、周边地区及国内外的各种资源要素和积极因素,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而扩散就是利用城市经济在各方面的优势,把这种优势有系统地渗入周边地区及更大区域,从而带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并在这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因此,中国城市经济的主要功能在于集聚与扩散,而城市综合竞争力优势则集中反映为聚集和扩散能力的强弱。
(四)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特色
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还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要求。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城市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区域辽阔,地区经济间差别比较明显,同时农业相对落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0%以上。因此,提升城市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发挥城市经济的功能,把城市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及地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排头兵和扩散源,。是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战略性任务,也是被世界经济发展所证明的重要途径。
发展城市经济、提高城市经济综合竞争力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有我国城市经济的特点决定的。我国城市经济的特点在于:
(1)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领先。城市经济在发展水平、基础实施、思想观念、人力资本、文化教育等因素和环境方面远远超越农村水平,是带动、拉升落后地区与农业经济,把落后地区和农业经济纳入现代化发展轨道,并通过城市经济发展来转移和吸纳农村劳动力的的重要经济力量。而我国中心城市的率先现代化更对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2)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发展城市经济是缩小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在短期内大幅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非常困难。但相对容易做到的是在各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方面大幅缩小差距,从而在不均衡发展的中国区域经济中布下发展相对均衡的辐射点?一城市经济。依托城市经济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和区域的现代化发展,这是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快速、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
(3)、城市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拉升和带动周边地区,更在于树立发展典范,灌输现代观念,对周边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方向和刺激。并且,通过市场、资金、文化、教育等经济发展基本因素的建设和推进,为周边地区的长期发展培育基础。
但必须强调的是,由中国城市经济的定位所决定,城市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市场中的竞争者,而更是区域经济活动及经济发展的组织者。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目的不是打垮国内其他的城市竞争对手,而是以其强劲的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实力去吸引各种经济资源,吸引其他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周边地区,构筑有效的经济协作体系,实现一种竞争协作,并且主要以协作为主。但这种协作体系的建立不是行政方式的,而是市场内涵的。是因为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吸引使得各种资源和竞争对手的主动融合。而一般的情况是,如果竞争对手处于同一层次上,那么融合是很难实现的。我们所要避免的是主要以竞争者为目的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那么非常可能导致一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破坏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性要求,同时无效耗费大量的经济能量。在研究城市经济发展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这一问题。
三、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其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如何加快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充分发挥城市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科学、深入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努力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提高、城市功能发挥提出较为完整、清晰的思路和理论。
(一)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比较指标设置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比较当然要求全面。但由于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的关键是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的比较,加上我们初次进行这方面的分析研究,因此,我们对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的指标体系的设置主要从集聚和扩散功能比较上着手,并把城市综合竞争力划分为总量、质量和流量三个一级指标,来基本涵盖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丰富内容和各具体分类指标。
(1)总量指标主要突出体现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实际产出能力及发展状况。总量是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城市经济发挥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基础。如果缺乏总量支撑,那么质量再高,其综合竞争力也就受到阻碍,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2)质量指标深刻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质量和社会经济的“健康”状况,并且质量是决定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弱和集聚和扩散功能的主要因素。同样,如果总量浪大,但缺乏质量。就犹如是一个虚胖的巨人,无法进行有效竞争,无法发挥集聚和扩散功能。
(3)流量指标体现出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发挥程度,通过指标比较可具体反映各城市在GDP流量规模、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对外开放、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集聚和扩散能力。流量是总量和质量的综合体现,只有总量和质量的相互协调,整体水平高,才能真正提高流量规模。
在以上三个一级指标下分列14个二级指标和79个三级指标。其中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在今后研究深入的基础上将不断充实、修改和完善。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将设计专门的指标体系进行城市综合竞争力方面的专项比较分析。
根据我国城市目前的实际发展状况,我们对三个一级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具体为:总量指标占30%,质量指标和流量指标各占35%。因我们考虑到在目前阶段,总量还是决定城市综合竞争力优势的重要因素,虽然质量和流量更能在本质上反映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能量和发展趋势。
比较分析指标体系的简要说明如下。
AI总量指标
BI经济实力: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指标的分析比较,反映该城市目前府达到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水平。
B2金融实力:通过居民储畜存款、银行贷款余额、保险金额等指标,反映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及资金融通实力。金融实力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有力利器,缺乏这一手段,城市的聚集和扩散功能将无法发挥,特别是城市的扩散功能,它是以资金、技术和产品为主要手段的。
B3科技实力:以研究和发展投入金额、专利申请数、拥有科技人员数等指标,评价该城市在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和基础。
B4政府实力:由于数据收集因素,目前只设置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指标,反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主动性促进能量。
A2质量指标
B5发展水平:主要通过对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年平均增长率的比较,从动态角度考察该城市的长期发展水平及能力。
B6产业结构:主要对三次产业比重的比较,评价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
B7经济效益:通过对综合生产率、投资效果系数的比较,评价该城市的经济效率水平。这是质量指标比较中的核心项目,也是决定城市集聚和扩散功能债主要因素。
B8城市服务设施: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的比较,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服务水平。
B9社会环境:从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等指标,比较各城市的环境状况。
A3流量指标
B10 GDP流量:由于数据收集问题,目前无法进行这方面的比较。
B11 人口流量:原主要比较人力资源的流量状况,如吸引科技人员数等,由于数据收集困难,现仅进行旅游方面的流量状况,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吸引力和集聚能力。
B12资金流量。由于各城市情况不一,一些指标如外汇交易量、股票交易量等无法比较, 因此目前主要对吸引外资及变动状况的比较,反映城市在这方面的集聚能力。
B13实物流量i通过对货物运输、客运、集装箱运输能力的比较,评价城市在这方面的集散能力。
B14信息流量:原设计了举办大型国内外展览会、举办国际性重要会议等指标,由于数据缺乏,现仅为较狭义的信息流量方商的比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信息产品生产和信息化水平。
在数据处理方面,我们以上海1995年的各类数据为100,然后以此为基数,分别计算各城市1999年三类指标的相关数据(在这过程中,依据各数据的实际意义,分别赋予正负值),再乘以权重,得各城市的三类指标分值,乘以权重加总,得城市各二类指标的分值。二类指标加总,乘权重,得各一类指标的分值。对一类指标的分值进行加总,最后得出各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分值
(二)综合竞争力比较分析中的城市选择
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中的城市选择我们有这么几个标准:一,从城市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的角度考虑,选择一些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国内领先的城市;二,从地域角度考虑,由于中国明显的地区发展差别,因此不同地区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城市,以便通过比较能够得出有益的启示:三,从改革开放和发展角度而言,选择一些相对超前和滞后的城市,通过比较也能发现差距所在。
最后,我们选择如下十个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它们是: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代表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及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领先城市);天津、武汉、苏洲、哈尔滨(代表具有社会发展较高水平和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不同区域的城市);重庆、西安(代表具有明显西部特色的大城市)。
(三)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比较目的
在努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各地纷纷提出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强烈氛围中,通过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及各城市间综合竞争力的比较分析,能够勾勒出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支撑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框架结构,及目前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状况、水平和特点。同时,通过比较,能够发现各城市在综合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缺陷,有助于发挥更大优势,修正缺陷,增强综合竞争力。也有助于各城市间互相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我们的目的是提高中国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而提高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是初次尝试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城市综合竞争力问题,因此在研究比较方法、内容、体系、手段及指标体系设置方面,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虽然我们的比较分析是以一种科学、认真态度进行的研究,但其比较分析的结果仅供参考。
四、国内若干大城市的比较结果及评价
(一)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的总体排序和分析评价
按照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指标体系,通过对十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数据的模型处理和比较,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序为:
通过对各城市指标数据的综合比较,对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总体评价如下:
(1)目前中国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城市主要是上海、深圳、北京和广州四大城市。这四个城市中三个是中国的特大型城市,这些城市主要特点是经济总量大,经济质量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股会环境等方面指标在国内领先。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型城市,具有较前三大城市基本上不相上下、甚至更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潜力。只是深圳由于客观地理原因在一些总量指标方面具有较大差距,制约了深圳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进一步发挥。
(2)城市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其社会经济体系、结构比较协调、完整,特别是在总量、质量和流量指标方面均能获得较高的分值,没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加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几乎在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方面均位居前列,所以在综合竞争力总体排序和评价中理所当然地名次靠前。这也充分说明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要求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在总量、质量和流量方面必须均衡协调,互相促进,整体提高。
(3)在分析比较中,我们感到其他城市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同样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特别加武汉、苏州、天津、西安等城市,在某些指标方面有着突出的竞争优势。但总的来说,这些城市在竞争力的综合性、特别是在总量、质量和流量的协调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不足,即在某些社会经济领域及指标上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城市的社会经济整体协调性还不是十分成熟和完善。不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那样,社会经济各个部门和领域都相对发达,并且互相之间协调性好,从而产生较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
(4)通过分析比较,一些西部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明显落后于特大型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发展指标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导致其城市综合竞争力也相对较弱。虽然总体上这些城市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比较迅速,但某些指标反映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遭遇较大的困难。如重庆,1999年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85.85%。重庆的第三产业这么发达吗?经过分析我们发现,1999年重庆的GDP比1998年增加了50亿元左右,但由于1999年重庆第一产业的增长出现负数,而第二产业增长缓慢,1999年仅增加了几个亿,因此重庆当年的GDP增长主要靠第三产业。这是一种无奈的第三产业的高贡献率,其背后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停滞。
(二)对城市综合竞争力各分类指标比较的分析和评价
通过比较分析,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序前茅的城市在一级和二级指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1)总量指标方面的排序和分析评价
在总量指标的二级指标中,上海在经济实力和政府实力方面排名第一,在金融实力方面排序第二,科技实力则排序第五。从三级指标来看,上海在GDP总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保险保费总额、财政收入方面名列第一,但在科技实力方面指标明显不突出,如每10万人专利申请数、拥有科技人员数均位居第五。
北京则在金融实力和科技实力方面排名第一,在经济实力和政府实力方面排序第二。在三级指标方面,北京在国内投资率、居民储蓄存款、研究与发展投入金额、技术市场成交额方面领先。
深圳在科技实力上排名第二,在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政府实力方面均排名第四。三级指标方面,深圳在人均GDP指标上领先,特别是在科技实力上,在专利申请数、拥有科技人员数、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方面遥遥领先。
广州在经济实力、金融实力、政府实力方面均排名第三,科技实力排名第四。在三级指标方面,广州均处于3?4位名次,既不领先,也不落后,处于中上游水平。
其他城市在总量方面均不突出。在三级指标方面武汉和西安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方面排名分列第一、第二。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各城市间的总量水平差距很大,如上海的GDP总量是排名第二位北京的将近一倍,是排名最末的城市西安的6.57倍。
(2)质量指标方面的排序和分析评价
在质量指标的二级分类指标中,上海在城市服务设施方面排名第一,经济效益排名第二,产业结构排序第三,发展水平排名第四,社会环境排序第六。从三级指标来看,上海在综合生产率、供水、供电总量、平均预期寿命、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方面位居第一。同时,在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处于结构转换、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情况下,上海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在十城市中排序最低,这反映了上海城市经济正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加工型城市转向科技、服务和贸易型城市。
但我们也看到,上海在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投资效果系数、人均公共绿地、空气质量等指标上排名靠后。
而深圳在产业结构、社会环境上排名第一,发展水平、城市服务设施排序第二,经济效益排名第三。在三级指标方面,深圳在GDP十年平均增长率、科技成果数量、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交运、仓储、邮电通讯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空气质量指标方面领先,特别是在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标上非常突出。但深圳在第三产业发展、医疗卫生指标方面名次靠后。
广州在社会环境、产业结构方面名列第二,在城市服务设施排名第三,经济效益名列第五,发展水平排序第六、从具体指标分析,广州在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千八医护人员数方面名列第一,但在空气质量指标上排序最低。
北京在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项目上排名第三,城市服务设施名列第四,产业结构排序第五,经济效益位居第七。在三级指标方面,北京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上排名第一。同时北京在供电总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等指标的得分也不错。但在失业率、投资效果系数方面较差,而北京的GDP十年平均增长率指标更居末尾。
其他城市在质量方面比较突出的指标是:哈尔滨的失业率最低,空气质量指标排名第二;武汉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指标排序第一;苏州的投资效果系数名列第一;西安在研究与发展投资资金占GDP比重上领先。
(3)流量指标方面的排序和分析评价
在流量指标的二级分类指标中,上海在资金流量上位居第一,信息流量名列第二,人口流量排序第三,实物流量排名第五。从三级指标来看。上海在股票市场交易额、国外对本地直接投资总额、国外对本地直接投资增长率、年货物运输量、年集装箱运输量、转口贸易量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但在年客运量指标上明显落后,排序第九。
深圳在信息流量方面排名第一,实物流量和资金流量均名列第二,人口流量位居第四。在具体项目方面,深圳在人均邮电业务量上明显领先,体现出深圳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水平,并在移动电话普及率、每百人拥有计算机数、进出口总额、股票市场交易额等方面位居前列,但国外对当地的直接投资总量还显偏小。
广州在实物流量方面高居第一,人口流量名列第二,资金流量排序第三,信息流量名列第五。广州在流量指标方面比较突出的项目是;进出口总额、境外旅游者人数方面领先,在国外对当地的直接投资总额、国外投资增长率、年客运量、年集装箱量、移动电话普及率指标方面也位居前列。
北京在人口流量方面排序第一,实物流量名列第三,信息流量上排名第四,资金流量方面居于第八。北京突出的指标是: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内旅游、国际旅游收入、住宅电话普及率方面超前;但国外对本地直接投资增长率方面明显下滑,回落幅度较大,这一仅重较大的指标落后使得北京在资金流量方面名次靠后。
其他城市突出的指标表现如下:重庆在年客运量方面大大领先,超过第二名广州一倍多,这也反映出重庆作为人口大都市的特点;同时重庆在图书出版量指标上也明显领先。苏州的经济外向度也比较高,其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指标排序第二。
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邮电业务总量和进出口总额指标明显表现出城市的发达程度。在人均邮电业务量指标方面,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位居前四位,而重庆、西安这些西部城市排名最后,它们之间的差距相当大,深圳的人均邮电业务量将近重庆的61倍。在进出口总额方面,北京、广州、深圳、上海分列前四位,而重庆、西安位居末尾,北京的进出口总额是重庆的57倍多,是西安的40倍多。
五、对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分析评价及对策建议
(一)对上海综合竞争力的分析
(1)通过比较,上海在十个比较城市中以176.01分名列综合竞争力排序第一。但从分数情况看;基本上与深圳的175.26分不相上下,仅比其高出0.75分,与北京相比也距离不大。从二级指标分析,上海的总量和流量指标排名第二,质量指标排名第三,而深圳质量指标排名第一,高出上海31.59分,流量指标位居第二,总量指标排序第三。深圳只是由于在总量指标上落后上海47.33分,在综合竞争力总体排序中排名第二。上海应该看到各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能量,要有强烈的危机感。
(2)由于加大了产业结构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上海在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的相关指标方面得分较高,进步明显。同时上海在城市服务设施、实物流量、信息化程度等指标方面也比较领先,这些因素将进一步扩张上海的综合竞争力优势。
(3)上海经济目前在总量上比较强,但应该看到在质量方面存在着不足,特别是在科技实力(专利申请数、拥有科技人员数等)方面。深圳的每10万人专利申请数是上海的2倍多,每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也是上海的2倍多。而上海在每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方面近年来逐步下降。同时上海在社会环境方面(主要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居住面积、空气质量等指标)也有差距。
(4)通过总体分析,对上海在国内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的评价是:总量方面:经济基础扎实,总体实力强劲;质量方面:效益水平较高,科技实力相对不足;流量方面;资金融通领先,集散功能增强。也即总量强劲、质量不错、流量扩张。
(二)提高上海综合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1)努力提高总量实力。
总量实力是上海综合竞争力优势的重要因素,也是上海发挥集聚和扩散功能的支撑点。因此,必须牢牢遵循发展这一硬道理,力保上海经济发展有一个长期的较快增长速度,进一步提升上海经济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2)加快提高质量水平。
质量是上海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关键因素,也是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目前所存在的主要不足。具体分析,上海在硬质量方面还是不错的,加综合生产率水平。但上海在软质量方面,如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人员数量、社会环境等方面有缺陷。因此,首先必须大大加强上海的科技实力,具体措施是加快吸引国内外各类科技人员;推动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力量加快向经济发展主战场的转移;进一步制度创新,提高全社会的科技创新意识,营造促进各类科技创新的激励环境。同时,进一步努力改善上海的社会环境指标。
(3)进一步提高流量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