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人在情境中；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纪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为”，强调利用环境资源以促进案主的改变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华源等，2002）。这一点奠定了社会工作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检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提升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会学派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人与环境”一词，并用其来界定社会工作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社会学派的托尔（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许莉娅等，2004）。随着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实务原则。holis（1964）明确指出个案工作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与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对个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广泛提及人与情境视角，关注社会与个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随着精神分析和心理诊断治疗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社会工作于是将“人在情境中”这一概念纳入到其定义之中。在1987年，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等权威机构将社会工作界定为以“人在环境中”为基础的知识和理论以及服务（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种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会学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这一表达方式，强调情境为个人的“situation”。该学派的“人在情境中”指个人受到其生存环境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人的内心事实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常处于交互作用状态，因此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许莉娅等，2004：23）。“p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环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际、环境、心理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知识系统，该系统兼顾了案主的问题和能力，强调问题不止来源于个体特质同时也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复杂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华源，2006）。

尽管“人在情境中”的表达方式不一，词汇背后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也不相同，综合而言，无论哪种表达方式都包含了三个层面：人的层面、环境的层面、人与环境关系层面。不同的理论对人的层面、环境层面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将根据这三个维度比较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比较

（一）人的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相信人的能力，认为个人是主动的有目标的，有能力为自己做最好的决定和选择，实现自我的发展。人的发展能力包括人际关联能力、胜任力等。人际关联指个人拥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始于亲子间的依附关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构了个人在未来生命周期内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互惠性的照顾关系。胜任力指通过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建立的个人掌控环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际关系、做决定的能力、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郑丽珍，2002：258）。

增强权能理论认为应将人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人。每个人都不能缺少权能，个人的权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个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现问题无法实现自我，主要是因为人受到来自于环境本身的压迫，而产生无力感、边缘化、缺权化（郑丽珍，2002），因而无法与环境进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间行使决策权力的机会。增强权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人性的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强权能理论都对人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相信人的价值和能力。将个人的问题与环境的状况联系起来，避免对人问题笼统道

化的归因。

（二）情境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借用生态学中的“栖息地”一词来指代环境，栖息地指个人所在的文化脉络中的物理以及社会环境。首先，环境是结构性的。环境系统化分为不同层次。其认为个人所在的系统层次是一个层层相扣的巢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微观、中介、外在、宏观系统（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郑丽珍，2002：260）。同时，生态系统也将时间纳入到情境场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生命历程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变，不仅包括家庭、学校、工作以及社区的改变，还包括社会思想、价值和观念的改变（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时间维度又可以具体包括：个人时间、历史时间以及社会时间（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权理论的目标在于协助案主获得掌控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动力，以降低社会情境的压迫。其所说的社会情境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识信念、社会阶级地位落差、社会权利不均、社会标签和控制因素等（郑丽珍，2002b；引自曾华源，2006）。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人们无法有效地从主流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社会主流环境排斥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弱势群体感到改变无望，产生无力感。

在情境层面上，生态系统理论对于情境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将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其中，建立了一个综融性的系统体系。尽管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包含的情境意义广泛，但其更强调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环境呈现由近及远的分层分布状态。相比之下，增权理论则更强调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环境，个人的自我实现无法实现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机构的不公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受到制度的压迫和钳制，无法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机会。

（三）人与环境关系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自身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认为人在情境中是一个联合的交流系统，人与环境互相影响，形成一种互惠性的关系（郑丽珍，2002：257）。互惠性的关系体现在人与环境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人的改变会影响环境，受到影响的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个人。人作为环境的主体，个体问题在于个体能否适应环境，也取决于个体与环境间是否能维持良好的调和度。首先，个体依赖于环境。个人在不同的成长发展阶段需要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如果个人胜任能力不足，就将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满足其需求，从而导致个体的问题。其次，个人需要适应环境。个人为了持续地从系统中获取资源以维系自身，需要与环境保持适度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称之为“调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环境，如果个体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超过了环境的能力，那么就会逐步造成环境各系统的污染。人类一旦无法从环境中获取维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理、认知、情绪和社会发展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解组或死亡（郑丽珍，2002）。考虑到环境本身的结构可能也会对人产生的限制与障碍，即环境对于个体也产生反作用。

增权理论相信个体的问题不在于个体本身，而在于环境的压迫和限制。环境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权能障碍。直接权能障碍限制个体获取物质资源，间接权能障碍指缺少维系社会均等的资源结构和社会价值，个体缺乏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郑丽珍，2002）。缺乏权能将导致无力感，个人因而无法有效地与环境进行交流，长此以往，弱势的个人将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心理上会逐渐接受并内化主流环境对于他们的标签，逐渐缺乏改变的动力，弱势群体更加被边缘化。

回到人与情境的关系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展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人在情境中表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交流关系。人通过提升胜任能力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环境也会产生好的人际关系（曾华源，2006）。增权理论关注人与环境之间是循环关系（曾华源，2006）。其逻辑在于：社会结构的压制导致微观层次个人的无力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转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个体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过意识的提

升，看到环境对于人的压制，提升改变的能力，才能去改变社会结构。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介入策略比较

对于界定问题的来源会影响社会工作处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据上文的讨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对案主问题的成因持不同的观点，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在生命历程中的事件会被界定为“问题”的，经常是发生在人与环境复杂的交流系统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进而产生压力或危机的感受，称之为“生活的问题”（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郑丽珍，2002：265）。具体而言，生活问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困难的生活转型或创伤性实践，指的是个人与家庭生活周期阶段的交替和演变，包括生理和社会的变动，预期与非预期的，长期或突发的，这个会带来个人地位和角色的改变；（2）环境压力，个人从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增进自己的适应能力，但环境本身的结构也会阻碍个人的适应性发展，比如不平等的机会、难以应付和没有回应的组织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3）功能失调的人际过程，包括剥夺、不协调的期望，不良的人际过程都会影响个人生活的结果和对环境的应对（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干预的对象包括个人、家庭、次文化、社区等各个层次系统，综合各种工作手法，通过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预策略而增进个人适应能力或者加强或建立社会支持以达成个人与环境的调和度。具体的干预手段例如：增进适应性的技巧以降低个人源于压力而产生的挫折感；增进个人的能力以去除环境障碍，增进个人的人格动力等。当然，生态系统理论看到了环境本身可能对个人造成影响与困扰，强调环境改变的重要性，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分层，环境改变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所处的微观与中观层面，对于大的社会制度等宏观情境的改变社会工作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环境与结构，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个人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压迫以及长期的负向对待，因而缺乏权能与资源发展和实现自己。那么，增权理论的干预策略在于增强“权能”。“权能”，即权力与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发展的各种有利动力，也指个人对自己受压迫处境的意识提升。社工主要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增权：（1）个人层次，使个人觉得他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2）人际层次，指帮助个人获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决问题的经验；（3）环境层次，改善社会制度或结构。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介入焦点都包括个人和环境，但是生态系统理论更强调个人的改变以适应环境，强调适应性仍说明了生态理论假设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压制了激变社会变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权理论试图增强个人的权能以改变受到压制的环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会环境的改变。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对于“人在情境中”的诠释不同，但是两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是融合的。生态系统理论在策略上同样也强调增权。增权是生态系统理论生命模式的重要实务原则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权策略适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对于个体进行增权，提升个体的自尊、胜任力、人际关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样，在增权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利用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结构化框架分析案主面临的境遇，为增权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结

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都强调“人在情境中”，关注个人和环境的关系。通过人的维度对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对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毋庸置疑，两者都对“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进行了区别化对待，看到了个人问题背后存在的环境因素，避免了对个体道德化的归因。生态系统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人与环境综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在实际的操作上有诸多的限制，强调对于案主适应环境，使个体仍然顺从于主流的社会压力与结构，忽略了案主的主动性。相反，增权理论弥补了生态系统理论，首先强调环境中的压迫与限制，试图由个体的自我成长汇集成大的社会改变和社会运

动（torre 1985，引自郑丽珍，2002）。

通过对应性的比较分析，尽管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各自的假设与理念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没有哪一个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提醒我们必须以整合理论的视角看待人的问题与需求。

参考文献：

[1]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m].周玫琪，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3]宋丽玉，曾华源， 施教裕， 郑丽珍.社会工作理论——处境模式与案例分析[m].台 北：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4]许莉娅 .个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曾华源，黄俐婷.心理暨社会派、生态系统观点及增强权能观点对“人在情境中“的诠释比较[j].东吴大学学报，2006，6（14）：63-89.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瓦伦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贫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趋势[1]。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消息称我国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举办的“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会再次提出，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女性贫困具体表现为：女性参与教育、政治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比例明显少于男性，她们的教育权、社会参与权、文化消费等权利明显不足。确切地说农村女性贫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贫困。因为文化贫困很难用数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忽视文化贫困治理” [2]，因而一直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贫困。文化贫困容易产生，从而加剧经济贫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构性改变？导致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置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

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 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3]。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4]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5]。 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

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 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7]。 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8]。 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8]。 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9]。 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

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

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0]。 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11]，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对于无法可依的家庭问题，国家有义务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不受损害原则下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特别是在关于土地分配与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回应女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受损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如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被剥夺、财产权受侵害等问题。

（三）宏观层面：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微观的个人现象，宏观社会环境中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解决尤为必要。

篇(3)

〔论文关键词〕父母冲突；心理行为；综述

中小学生的发展受到家庭、社会、学校等环境的影响。家庭是少年儿童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场所，从出生起他们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家庭成员的性格、心理、行为和人生观等影响。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其他影响因素不能代替的。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父母双方的消极相互作用即“婚姻冲突”对儿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面对父母冲突，儿童是一个积极的认知主体和问题解决者，他们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并努力解决问题，以焦虑、害怕、躲避等一些消极方式来维持家庭系统的稳定，而这很可能导致儿童的心理扭曲。心理学研究发现，具有问题行为的儿童更多地来自充满争吵和敌意的不幸福家庭中。

一、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影响的四种理论

中外学者提出各种理论模型来解释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大的四种理论是：社会学习理论、家庭系统理论、认知－背景理论和情感安全假设。

1.社会学习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learning）

班杜拉（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是最早被用来解释婚姻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儿童的学习主要来自对他人的观察，儿童观察榜样的机会越多，越容易塑造他的行为，特别是当行为榜样来自跟自己同一性别的家庭成员。研究表明，儿童观察暴力行为更容易使得他们获得赞成暴力行为的态度，最终模仿暴力行为。1981 年，贝斯基（Belsky ）提出充满暴力攻击的婚姻冲突为儿童提供了一系列不良的人际交往模式，儿童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及其后果，获得有关人际交往的知识和不恰当的攻击性冲突解决策略。父母在冲突中的行为和后果间接强化了儿童的错误观念——攻击行为是一种解决矛盾的可行方法，这种错误观念将直接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儿童将这种负面的技能运用于日常与同伴、兄弟姐妹和父母的人际交往之中。卡明斯（Cummings）等人的实验研究也发现，目睹成人激烈争吵后，儿童对同伴的身体攻击或言语侮辱行为增多。而且，父母之间公开冲突发生的频率越高，儿童进行观察学习的机会越多，其产生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学习理论给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模型，但是儿童是个积极的认知加工者，儿童在模仿父母冲突的行为时，已经有认知因素的参与。所以此理论不能够很完美地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加工角度提出了认知-背景理论。

2. 认知－背景理论（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1990 年，综合分析以往有关婚姻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盖瑞（Grych ）和 芬彻姆（Fincham）提出了认知－背景理论。此理论认为儿童在经历父母冲突时，会通过评价、归因和应对等来感知父母冲突，间接影响自身的适应问题。

该理论强调儿童认知评价的作用，把儿童对冲突的认知过程分为初级加工(primary processing)和次级加工（secondary processing）两个阶段。在初级加工过程中，在父母冲突发生时，儿童会经历一系列的害怕体验，他们开始评价自己在冲突中受到的威胁程度。初级加工过程的评价受儿童本身的特点（如性别、气质）、父母冲突的性质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对冲突过程的期望、当时的情绪等情境性因素影响。儿童对婚姻冲突的评价将决定其感受到的压力水平，由此便进入次级加工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开始思考冲突为何发生（原因归因）、谁对冲突负责（责任归因）、自己应作出怎样的反应（冲突应对），即对冲突作出归因，对自己的冲突解决能力及解决方式提出期望。次级加工过程也受儿童的年龄、性别和当时的情绪影响。

儿童在冲突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评价类型，就会发展成什么样的行为结果。例如经常采用自责归因评价方式的儿童会出现抑郁问题，而经常采用受到威胁的评价方式的儿童会出现焦虑问题。

该理论主要强调儿童对冲突意义的评价、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的威胁程度、冲突归因自责和应对父母冲突的能力，同时也很重视环境变量，如儿童当时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及其他压力源对儿童的影响。它几乎包括了儿童生活中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认为儿童对这些力量的感知是理解婚姻冲突与儿童适应问题的核心。

认知－背景理论在婚姻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作用机制的解释过程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该理论过分强调儿童认知加工的作用，而对情绪加工的作用却未给予重视。据此，有研究者从情绪情感角度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即情绪安全假设。

3.情绪安全假设

1994年，戴维斯（Davies）和卡明斯（Cummings）以依恋理论为基础提出“情绪安全假设（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强调儿童情绪在感知、解决婚姻冲突中的核心作用。提出婚姻冲突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威胁儿童情绪安全导致问题行为，其引发机制集中在儿童的情绪上。一方面，当儿童长期面对具有破坏性的父母冲突时，他们内心否定消极的情感被激发，对抚养者的依恋和家庭的稳定性产生不安全感，加重了对冲突的过多的感知和反应，这会影响儿童情感调节和言语的表达，使儿童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处理情感问题，最终有可能出现人际交往等问题行为。另一方面，长期的消极情绪状态不利于儿童对婚姻冲突作出恰当归因，也会导致儿童问题行为。除了这种直接影响外，婚姻冲突也可能破坏亲子关系而间接地引起儿童问题行为。通常，父母间严重的冲突会导致离婚或父母生理、情感上的精力匮乏，并将婚姻冲突中未能疏导的敌意迁移到亲子交往中，从而威胁儿童的情绪安全；或者冲突使父母忽略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敏感性降低，导致儿童的不安全依恋，引起问题行为。

情绪安全假设认为，情绪不安全感会表现在儿童对婚姻冲突和家庭关系的认知、情感和应对行为等不同环节上，在任何一个环节上过大的压力都会导致儿童问题行为。但这三个环节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会彼此联系共同调节婚姻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例如，儿童在长期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对婚姻冲突和家庭关系的一般认识，当儿童面临冲突情境时，有关父母关系、家庭关系的表征会使儿童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恐惧、痛苦、警戒和明显的敌意等情绪反应，如果这种消极情绪反应长期持续下去则会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为了减少、消除冲突带来的消极情绪，儿童会主动调节婚姻冲突在自己面前的暴露程度。但缺乏情绪安全感的儿童可能会对冲突暴露程度进行过分调节，如儿童过分卷入冲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或者逃避冲突以减少冲突带来的消极后果，增加安全感。

4.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the ideas of conflict as family system disruption）将家庭看作一个系统，认为婚姻冲突通过破坏家庭系统中的夫妻子系统和亲子关系子系统，从而使整个系统破裂，最终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是冲突“外溢”(spillover) 。

夫妻子系统的破裂是夫妻双方由于教育子女观念的不一致，使得双方很少过问对方的子女抚养观念而坚持自己的抚养方式，导致抚养质量的下降，间接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教养观念的不一致可能导致更多有关教育行为的公开婚姻冲突。这类冲突与儿童有直接关系，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比那些与儿童无关的冲突更大，在这类冲突中儿童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自责、羞耻和恐惧。

另外，婚姻冲突通过破坏父母和儿童间的情感联系而影响两者间的关系。戈德堡（Goldberg）等认为，在长期的婚姻冲突中，父母的情感和精力被耗尽，从而降低了对儿童情感需要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使亲子间不易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亲子关系的质量会影响儿童对婚姻冲突的评价，缺乏安全、稳固的亲子关系的儿童更容易将婚姻冲突视为对家庭和个人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家庭系统理论还提出了两种外溢的假设：Erel提出的补偿假说（compensatory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释那些高冲突家庭，但是父母的抚养行为是积极温暖的。当夫妻冲突使双方感情不能调和时，情感不能从对方得到满足，从而转向对子女积极的抚养方式和补偿性的爱。米纽秦（Minuchin）提出的迂回假说（detouring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释那些高冲突家庭且父母的抚养行为倾向于过多保护和溺爱，紧张的夫妻关系使得他们将注意的目标转移到子女问题上来，婚姻关系的敌对性和消极性转嫁到对子女的过分严厉和过多保护教养方式上。

二 、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儿童对父母冲突的感知，对研究父母冲突和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至关重要，许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1984年艾米丽和奥利瑞（Emery，O’Leary）发现，经常发生的公开婚姻冲突比隐蔽的冲突更容易引起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如攻击性、不服从、反社会行为、抑郁、退缩及自我概念发展障碍等）。海瑟林顿（Hetherington）等人也发现只有暴露在儿童面前的婚姻冲突与儿童的问题行为有关，而那些隐蔽的、儿童未感知到的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似乎很微弱。更早的一项对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具有问题行为的儿童更多地来自充满争吵和敌意的不幸福家庭中，而在冷漠的不幸福家庭中出现的要少些。这说明公开的、儿童感知到的婚姻冲突比隐蔽的冲突更可能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本研究将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分为行为、生理和学业成绩三类。 转贴于

1.父母冲突对儿童行为影响的研究

布拉萨( Bourassa)对984名法国青少年运用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进行测试，得出了高父母冲突家庭的青少年比没有或者低父母冲突的家庭更容易出现外部和内部的问题。许多研究都认为高父母冲突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更有可能变得敌对、叛逆、焦虑和抑郁。我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指向父母冲突可以显著地预测儿童的抑郁情绪问题。1997年标乐（Buehler）对来自心理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68篇关于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行为问题的348个统计结果作元分析，结果发现父母冲突和青少年的行为问题的平均相关系数达到0.32。计量分析还得出儿童青少年不分年龄大小、不分性别都逃不过父母冲突对他们消极的影响。

在大部分的行为研究中，研究者都采用Achenback 1991年编制的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此量表的测量内容包括内部行为问题（如回避、焦虑和抑郁）和外部行为问题（如过失行为、攻击行为）。虽然男孩和女孩都会受到父母冲突的负面影响，但是由父母冲突而产生的内部和外部行为还是有性别和样本来源上的差异。研究表明，男孩更容易出现外部问题，而女孩更多表现为内部问题，可能是由于男孩更多地去直接干涉父母冲突，而女孩更多倾向于自责。但是研究者通过计量学分析发现，虽然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但是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来自临床的样本比非临床样本表现出更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2.父母冲突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

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冲突影响儿童心理健康，使其出现攻击、敌对、抑郁、焦虑等，但是对生理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可以从离异家庭和婚姻满意度这两个侧面了解婚姻冲突与儿童身体健康的关系。

研究表明，那些父母关系不和谐和离婚家庭的儿童比来自和谐家庭和完整家庭的儿童表现出更严重的身体症状（如反常的疼痛、反胃、呕吐、头疼等）。可见，婚姻结构与和谐度可以预测孩子的身体健康。

父母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呢？2004年温迪（Wendy）在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父母冲突对孩子身体健康影响的模型。此理论承认芬彻姆（ Fincham）1990年提出的父母冲突对儿童的情感和生理调节因素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还认为抚养行为的变化在父母冲突和儿童的身体健康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由婚姻冲突而产生的紧张感可能危及到父母的抚养行为，弱化了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外溢”（spillover effect）。父母照顾力度的下降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另外，儿童感知到的婚姻冲突程度可能通过父母的抚养行为模式的变化而增加了子女攻击和敌对行为的发生率。此理论认为父母冲突威胁着儿童的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的欠缺可能导致儿童难以面对外界的压力，而且情感、认知和行为能力的赤字可能通过生理途径（如神经内分泌系统、被弱化的神经传递系统）而导致身体的不健康。

3.父母冲突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

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直接和间接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唐纳德（Donald）等研究者在2000年运用父母冲突量表、青少年感知家庭和谐度量表对115名儿童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表明父母冲突与他们的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家庭支持和父母对子女学校事件涉及程度两个变量在父母冲突和儿童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是因为冲突使父母很少顾及到子女的教育问题，给予其学习上必要的支持与鼓励，使得儿童很少能够感知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这种感受间接影响儿童对家庭作业的完成、对学校的评价等。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父母冲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儿童学业成绩的，但是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冲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三、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途径的研究

父母冲突是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等问题呢？目前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证明这种影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影响是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行为产生直接作用，间接影响是父母冲突通过其他的相关变量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

珍妮（Jeanne）等人在研究的过程中运用结构方程模拟模型，证明父母冲突对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和行为有直接的影响；评价在父母冲突和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抑郁是父母冲突和儿童的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还有学者证明了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家庭功能、儿童应对策略、父母教养方式等变量在父母冲突和儿童心理行为、学业成绩和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我国学者池丽萍认为，认知评价在婚姻冲突与儿童内部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它能够将两个系统（婚姻系统和儿童发展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规律。

四、儿童应对父母冲突的相关研究

儿童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应对父母冲突，一是情感反应，二是应对策略。奥布赖恩（O’Brien）等人1995年将儿童应对父母冲突的策略分为10种类型：远离冲突（离开冲突现场）；转移注意力或者自我安慰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寻找同伴或者兄弟姐妹；寻求其他成人的帮助；直接告诉父母停止冲突；自责；动手阻止父母冲突；冲突后利用父亲或者母亲来解决；直接的情绪表现（如吵、闹、叫、哭、打等）；无助行为（如站在一旁自己发呆）。

篇(4)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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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论文摘要：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简称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主要有主体性、层次性等特点。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上述特点，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在CAS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涌现原则、活力性原则、标识性原则。

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认为，复杂性来源于系统内部，是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要素的适应性促成并发展了复杂性。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定义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部分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且，每一个“部分”都存在于另一个“部分”之中，从而形成了嵌套的层次结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的个体(ActiveA．gent)的适应性，正是这些个体与环境以及与其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的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些个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不断进行着演化学习，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各个底层个体通过相互间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层次，在整体层次上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和更复杂的行为，如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个体的出现等。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主体具有主动性、适应性、并发性。系统中的主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或与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主体的性能参数在变，主体的功能、属性在变，整个系统的功能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系统中的主体是并行地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进行演化。(2)系统具有层次性。在适应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个体之问的差别会发展与扩大，最终形成分化，渐渐地建立层次。首先，这种层次性比较明显，各层之间界限分明；其次，系统内很多层次之间存在嵌套关系。(3)标识性。标识就是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尤其是在搜索与接收信患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的标志。(4)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这种相互作用越强，系统的进化过程就越加复杂多变。由于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诸多特点。在学习型社会系统中，学习型个体作为基本的社会成员，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中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个体通过积极与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持蕈学习到笛的经耋验丢改矍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同类羹个豢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过“黏合”形成较大的所谓多主体的聚集体——元主体(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同样可以像主体一样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体从而导致层次的出现，学习型组织(元主体)在系统中有时像一个单独的个体那样行动。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终极价值，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主体”这个概念是CAS理论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论将系统中的个体称为“主体”——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强调它具有自己的目标、内部结构和生存动力，把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体性原则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是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所决定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学习型社会就是一种教育机会，是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和处处皆学的社会。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中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当薄弱，如果不能够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确定教育的意义，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有可能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方法和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学校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在把学校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同时，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学校要重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还要注重各级教育渠道的衔接和贯通，注重不同教育类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学校内外教育机构要相互承认各自的学习成果。

(二)整体涌现原则

所谓整体涌现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系统的构建要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遵循整体构建的思想，强调学习型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学习活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论认为，整体涌现性是指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线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分按照系统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结构效应或组织效应。不同的结构方式或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当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时候，指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增值”效应。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的，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必须使这些组织转变成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要求各种组织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组织共同愿望，并通过共同学习和系统思考，克服组织发展智障，使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等各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当全社会各种组织都变成学习型组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自然过渡到学习型社会。

(三)活力性原则

所谓活力性原则，就是指学习型社会成员的学习活动，应该在坚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认学习者基础的层次性，把学习活动保持在具有层次性的复杂阶段，使教育资源层次化，学习方式多样化，使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找到激发自己不断向高层次目标前进的动力，保持学习活动和学习型社会主体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论告诉我们，“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状态太规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动催化组的产生；混沌状态又太混乱，太无组织纪律，内部的自我破坏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处在秩序与混沌之问的复杂阶段是最佳位置。因为在这样的阶段，系统既具有秩序与混沌_两方面的优越性，又少了两者的缺点。因而在这个阶段，作用者的活力与系统的活力(组织的活力)就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达到创造某种新奇的目的。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大力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观念，倡导构建一个无人不学、无地不学、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学习是没有围墙的，不再局限于学校学习，还包括在职学习、社会学习等；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还包括态度、方法、行为习惯等；学习形式是多样的，不仅包括正规学习，还包括非正规学习，大量的学习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发生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学习，而且创新是更重要的学、习，要重视创新性学习。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随时随地抓住适应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四)标识性原则

所谓标识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在整个社会中确立一个总体上的组织者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学习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目标。

篇(6)

关键词：增权　基变　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1-184-02

1　“基变”与‘增权’概念

1.1　基变理论

基变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应归因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制度结构的限制与压迫，而不是归于个人的不足或弱势群体本身。因此，社会工作者就对个人问题采取结构分析取向，寻找引起案主问题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所在，对现存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制度保持批判，保护个人免于受社会强势集团的剥削和压迫。基变理论认为，社会工作者要想取得一些大的社会变迁和进步，就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依据的理论，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可以有很多作为，例如：(1)与其他类似活动的人联合起来工作，尤其是社区环境中：或者在各种劳资谈判中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2)帮助建立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协作机制，使个人不再感受到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普遍的陌生感、疏离感，使个人建立起良好的集体意识；(3)帮助家庭应付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对家庭生活的冲击：(4)介入到儿童和妇女的社会化过程中，因为儿童还没有完全社会化，比较容易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社会工作者也完全可以帮助妇女摆脱传统的家庭分工和劳动分工；(5)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经历正是经济发展、生产方式以及制度安排的结果。

1.2　“增权”、“权力”与“无权”

1976年，所罗门出版了《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标志着增权取向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诞生。该书描述了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因长期遭受优势团体与宏观环境的负面评价，感受到深切的无力感，因而建议社会工作的介入应致力于增强黑人民族的权力，以解除社会中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所加诸的压迫和疏离，并增进个人的自我效能与社会改革的力量。此后，传统和创新的社会工作取向很快接纳、融入了增权的观点。

“增权”的概念和“权力”、“无权”是密切相关的。权力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无权是和权力相对的，即指缺乏上述的能力。无权不仅是缺乏能力或资源的一种状态，而且当个人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权时，他们容易把这种感觉内化，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将无权看作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而把增权看作是社会工作的途径。当然，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

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倡导者和赋权者的角色，即：关注并呼吁社会来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同时，通过各种途径为工作对象向现存的社会秩序争取权益，或者促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做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以保障工作对象的权益。这种指导小规模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就是赋权或倡导理论。

1.3　两种理论的相关分析

(1)相同点：基变理论与增权理论都属于结构和制度理论，两种理论对于案主问题的都采取了优势视角，即认同案主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具有的优点，否认案主问题的存在是个人原因。把问题的产生都归因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用社会因素来解释问题。同时，两种理论中的社会工作者有别于历史上传统的社工所扮演的施恩者或是教育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种解放者的姿态来开展工作。

在解放者传统中，工作者是组织者和倡导者，和施恩者一样，他们也把案主看作是其生活环境的受害者。但与施恩者不同，他们并不认为案主在人格上会被压迫所吓倒。反之，他们认为受压迫群体的成员是健全的，需要改变的是环境恢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尊严和自由，要求环境和组织的改变，而不是案主人格的改变。

(2)不同点：增权理论与基变理论虽然对于案主问题的分析视角上大致相同，但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还是有些差异的。首先，增权理论是基变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其次，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基变理论赞成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化的改革主义，主张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达成利于案主社会秩序。而增权理论则将着眼点放于鼓励案主自己定义自己未来的蓝图，相信自己是有价植的。通过社工与案主的共同协作，通过某种集体行动向有关系统制度进行示威、游说，以改进案主取得资源的机会。

2　增权理论的应用性分析

2.1　基变理论适用性分析

笔者在社会工作教学摸拟中作为一个持基变理论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体现出基变理论的理论形态，方法和原则。笔者在上述价值理念的指导下，运用专业技巧以达成对案主的帮助。但在具体教学模拟的过程中，笔者有感于，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下，要做一位坚持基变理论的社工几乎是不可能的，难点有三：

(1)激进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基变理论所持的为案主的利益而促成社会变革的处遇方法，不适用于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

(2)忽略个人的需求，导致案主的不认同。基变理论将工作重点聚焦于集体行动的干预上，但对于个人当前的需求反而忽略。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案主更多的是希望问题的快速解决。再加上这一理论本来就缺少具体的行动指南，又减小了实施的可能性。

(3)忽略不同集体的多方面诉求，导致社会中各个利益团体相对立。不能把社会各个集团统一起来，难以形成各集体的长期联盟，社会改革自然无从提及。

基于上面所提及的原因，笔者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基变理论的处遇方法做了一些改变。改激进的社会变革为平和的集团对话，希望可以达成对案主的帮助。但反观增权理论的诸多理念，笔者发现实际操作中的很多手法都是基于增权理论的指导。

2.2　增权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追寻增权理论的理论假设，可知其建立在5个假设基础之上：(1)个人经历深切而全面性的无力感，以致无法与环境交流、实现自己：(2)个人周遭存在直接与间接的权能障碍，以致无法参与社会与政治、实现自己：(3)权能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增加与衍生更多的个人及人际权能；(4)案主应被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个人；(5)社工人员应与案主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权可看作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获得权力是社会工作介入的目标，而增权则是社会工作的途径。增权的核心是通过提供资源以及培养知识和能力，使个人能力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这样他们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会得

到提高。由上可见，增权并非赋予案力，而在于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恢复被剥夺了案主的尊严和自由。

增权涵盖以下三个层面的：一是个体层面的增权。所谓个体增权是指个体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对于不同的弱势群体对象来说。个体增权的侧重点不同，各元素的权重也有所不同。二是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一方面可以增加一定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争取公平的社会环境。三是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争取到与健康社会和进步文化相匹配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认识到案主群体的无力感。对于案主进行认同和疏导，并提供资源供案主进行发展。但在工作的过程中，笔者体会到案主存在问题的原因是社会制度性因素。遂决定引导案主群体发现自身能力，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并通过小组对话找出问题的共同点，从而发现问题根源。在引导案主与当值有关部门对话前，也对案主进行沟通，实际上是在培训案主的沟通技巧与谈判方法。这即是上述所讲的增权工作方法的体现。

笔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体会到，相较于基变理论，增权理论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内增加案主自我认同，对外改变案主社会环境。在当前中国社会，增权理论更有利于达成帮助案主的目标。增权理论一方面运用特定的干预方法，比如组织案主群体讲述自身故事，通过在集体中的讲述与聆听，增加案主的权能，让案主得到对于社会压力、社会现状的认知与分析。通过自助活动提升案主系统的意识觉醒，认识到自身的生活空间及机会，发挥自主性来改变状况。另一方面，增权理论会在尊重案主自决的原则下，与案主共同讨论未来的行动计划，努力促进案主团体所想要的需求与所能取得的资源间彼此能够相容或平衡，改进取得资源的机会。

3　总结

篇(7)

关键词：青春期；个体发展；情境；发展情境论；行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Q4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33-03

一、基本概念

（一）青春期的界定和主要发展障碍

根据发展的阶段理论来界定青春期，代表的是E.H.Erikson的人格八阶段理论。E.H.Erikson（1950/1963）认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发展。他提出了八个阶段，认为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八个阶段，每一阶段对人格发展都至关重要。他认为，在每一阶段会遇到人格发展的不同危机，解决这些危机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人格发展的方向，并影响到我们如何解决今后危机的方式。每一个阶段在克服危机的方式上都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适应，另一个是适应困难。本文中所关注的是青春期（12～18岁），在埃里克森的八阶段中应该为第五阶段。

青春期（12～18岁）的主要发展障碍：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是进入成年期的准备阶段，是一个迅速发展且非常困难的阶段。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的高涨会带来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对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的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所以，青少年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同一感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以及他在社会集体中所占的情感位置。建立新的同一感，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我是谁？”，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成功的，那么自我认同感就形成了，就能建立自我的价值观，且接受并欣赏自己。反之，这一阶段的危机是角色混乱，即不能建立良好的自我认同感。因此对青春期发展的考量主要从成就动机、自我认同感形成两部分。

（二）情境的内涵

在人类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情境论观点的出现，丰富了情境的含义。根据Pepper的观点，情境论的主要隐喻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有机整体，而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其事实而言，是那些正在发生的动态的引人注目的主动性事件”（Pepper,1942,p.232）。在情境论中，世界上的每种行为和事情都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且变化和新异事物是最基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所以在发展系统论中，情境的含义有了极大的丰富，是指由影响个体发展的各种变量所构成的交互作用系统。这里的情境已经超出了平常使用的背景（setting）、周边环境（surrounding）、环境（milieu）、或自然/社会环境（environment）等术语的含义。它实际上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物理环境（physical setting, environment or milieu）。它作为情境的一部分，具体包括家庭的地理位置、房间、学校的建筑物、教室、办公室等。第二，社会成员（social components）。情境论中的社会成员主要包括家庭成员、同伴、教师、约会对象和其他重要的朋友。第三，发展中的个体（developing person）。发展中的个体既是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发展情境的一部分（Smetana,Campione-Barr,&Daddis,2004）。第四，随时间推移的情境变量的变化（context variable change as a function of the progression of time），即时间维度。个体日益成熟或衰老、环境设施更新换代、学校教育变革、新科技的出现及经济条件的变化等都是随时间推移的情境变量。

二、理论背景

发展系统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发展是一个开放的、活的系统。这样的系统能变得更大、更复杂和更精妙，因为它们能从其情境中获取资源，并向其环境传递物质和信息。此外，通过这样的交换，这些系统还能改变其情境中的环境和组织（Ford &Lerner，1992）。情境是贯穿在整个发展系统论中的重要因素，摘取其中重要的两大范例：发展情境论和行动理论来详细阐述情境因素对个体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一）发展情境论的含义

发展情境论的含义主要体现在多样性和情境两方面内容。其本质特征：（a）个性化（多样性）；（b）变化，包括个体的变化和情境的变化以及作为结果；（c）更高水平的个性化。

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个体的差异个性化，同时也包括个体生命阶段的多水平，人与情境关系的多水平，以及各水平间的多重交互。包括人――情境关系在内的多水平的变化，能够包含任何生命阶段的个体，无论他们是婴儿或是幼儿，亦或是成人（并且扮演着诸如父母、配偶或教师的角色）。发展情境论各水平间的融合意味着一个水平上的变化既是其他水平变化的动力，同时又是产物。因此，人类发展的特征是由生命全程中任何时间点上的可塑性，即系统性变化的潜在力量所决定的（Lerner,1984,1998）。

对于情境的理解在于个体发展中经历的所有事件本身，以及人与事件的关系都是作为情境的因素存在。因此，没有哪两个人在他们的生活中能经历时间顺序完全一致的人――情境关系，即个体自身的变化轨迹间也可理解为情境存在着差异。

关注多样性和情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有关人类发展轨迹可塑性的范例，同时探究有关个体间和个体外水平上的变化是如何成为可塑性的来源和产物的问题。

发展情境论把心理学对个体发展的研究引向了对个体的重视，对个体发展轨迹的一般和合理的独特特征的重视，对独特个体由于与所处情境发生动态交互作用，而在其自身发展中扮演积极建构者角色的重视（Lerner,1982;Lerner&Busch-Rossnagel,1981b;Lerner&Walls,1999;Scarr&McCartney,1983）。

（二）行动理论的含义

在发展系统论中，那些旨在探索人类可塑性本质的理论认为，人类发展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是发展的调节，即个体作用于他们所在情境以及情境作用于个体的过程（也就是个体――背景之间关系的动态过程）。行动理论（Brandtstadter,1998,1999; Brandtstadter&Lerner,1999）就是关注这些过程取向的一个范例。

“个体既是积极的创造者也是他或她发展的产品，通过行动和精神作用，自我调节的循环，把个体的发展变化与个体建构自身发展方式联系了起来”（ Brandtstadter,1988,p.807），对于这种自我调节行动的关注，是人类发展行动理论的根本。

Brandtstadter把行动界定为个体影响他们所处情境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行动引发的反馈，个体来组织他们对自己所处情境以及自身的认识。细分为：（a）在考虑个体意图状态（目标、价值观、信念和意志）的基础上，能够被预测和解释的行为；（b）至少能够部分地受个人控制，并且是从备择的行为选择中选出的行为；（c）由社会规则和社会习俗或主体，对这些环境限制的表征所构建和限制的行为；（d）为了与个体所渴望的未来状况的表征相一致，旨在转变情境的行为。

（三）发展情境论与行动理论的关系

行动理论的核心特征与发展情境论的主要观点相似，也就是把个体作为其自身发展的创造者（Lerner,1982; Lerner &Busch Rossnagel,1981；Lerner&Walls,1999）。

发展情境论，关注的是个体发展的多样性和人――情境关系的交互作用，提供的是人类发展的可塑性依据；而行动理论关注的是行动的调节作用，通过与情境的互动调节以实现可塑性。

行动理论作为发展系统论的理论模型之一，影响并促进了发展情境论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情境论是引发了对个体――情境交互关系的重视，那么行动理论就具体指出了行动在个体――情境的动态化联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发展情境论提出了人类发展可塑性的可能，行动理论则指出了，这种可塑性的有限性，受到个体本身发展的限制，以及情境的限制。

三、情境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

在本文的前半部分，通过发展情境论和行动理论的研究结果，阐述了情境因素在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下文将以个体发展的青春期所关注的两大问题为例，即成就动机和自我认同感，进行具体分析。

青春期所处的情境，根据前文对情境内涵的解释，结合研究的可行性，本文主要讨论三类：家庭、学校及同伴关系、社会及文化背景。同时从情境对个体的单向关系、情境间的交互关系、个体――情境的双向关系三个角度分析。

（一）情境对个体的单向关系

1、家庭

人的一生所处的不同环境中，只有家庭是相对稳定且贯穿一生的，所以在个体发展，尤其是婴儿、儿童到青少年期，家庭这个情境因素的影响作用是最大也最关键的，直接影响了个体成年后社会关系建立。

研究者们通常把家庭这个情境细分为三个因素：依恋类型、家庭环境特征、父母的养育方式。

（1）依恋类型。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其智力水平并不比非安全型依恋的同龄人高。但是，面对新的挑战时，他们仿佛更渴望去应用这些能力（Belsky , Garduque &Hrncir, 1984）。即能与父母建立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会有更强的成就动机，更敢于也适应挑战；同时，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较之非安全型依恋的同伴，更有自信和安全感，不易焦虑，对自身和周围环境有更积极客观的判断，所以更易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感。

（2）家庭环境特征。刺激丰富的家庭环境，不仅有利于各个种族和阶层的儿童获得好成绩，也会促进他们形成良好的内部成就取向，即一种寻求和征服挑战的意志，以满足个人对能力和控制感的需求（Gottfried, Fleming& Gottfried, 1998）。可见，刺激丰富的家庭环境，会让儿童形成良好的内部成就取向，而这个取向会一直延续到他的青春期，因为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兴趣，从而更易发展成为善于处理问题、应对挑战的个体。

对于自我认同感的形成，刺激丰富的家庭环境却是一把双刃剑，网络世界的讯息膨胀，尤其突出表现在刺激丰富的家庭。自我探索的方式变得多样化，同时也意味着自我角色的多样化。当今的青少年在网上谈论自己（Bers & Cassell，2000）。他们利用网络上的匿名性变换自己的身份，并以更受欢迎的身份（Thomas，2000）、对网络互动游戏角色认同（McDonald & Kim，2001）等方式获得更高的自尊。回归到现实中，对自我的认识应该如何实现？这是当代研究者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3）父母的养育方式。高成就动机青少年的父母有3种品质：（a）温情，接纳，及时表扬子女的成绩；（b）他们给儿童设定一定的标准并加以指导，对进程监督并确保其完成；（c）给予儿童一定的独立和自主空间，小心翼翼地帮助孩子使之尽可能独立完成。对于年长的孩子，给予他们发言权，让他们决定如何最好地战胜挑战达到目标。Diana Baumrind 将这种温情、坚定而又民主的抚养方式称为权威型抚养方式。

延缓偿付和认同感获得的青少年和家庭成员有稳固的感情基础，同时又有相对宽松的个人空间（Grotevant & Cooper，1986,1998）。

所以，充满关爱和民主的教养方式不但有助于青少年形成高成就动机，也同青少年获得健康和恰当的自我认同感有一定的关系。

2、社会及文化背景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一直是发展心理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情境因素，文化背景的影响容易被忽略却有着区域比较、群体比较的现实意义。

美国文化中认为尝试就是有价值的，并会鼓励青少年创新思维，用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目标。而中国文化里，也承认尝试的价值，却更关注评判和结果，尤其对失败表现的极为苛求。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西方文化更崇尚个性化的发展，而东方文化趋向于大同、和谐，鼓励求同性，所以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更容易按照社会期望的方式去获得自我的角色，从而形成自我认同。而西方社会的青少年，若对自我角色产生疑问并寻求解答是被允许且会得到鼓励的。

（二）情境间交互关系的作用

同伴对于青少年的成就动机以及自我认同感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且同伴与父母这两个不同的情境之间还会产生交互作用，比如若同伴赞同父母的价值观，即从父母和从同伴中获得的价值信息冲突不大的情况下，青少年在成就动机上，更能保持自己的原有目标，从而努力实现。但若冲突过大，就会形成动摇影响动机，因为同伴关系也是青春期需要建立的最重要关系。

在自我认同感的形成方面也是一样，当同伴关系带来的信息更多更新鲜，尤其当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观念和新的信息产生冲突时，青少年可能会重新思考关于“我是谁”的问题。

（三）个体――情境间的双向关系

发展情境论和行动理论的核心内容，都认为个体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建构者，这种积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个体与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其他重要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实现的。

父母怎么对待他们的子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对他们行为的影响。同时，子女对父母的影响又会间接影响到自身，所以子女也是他们自身发展的影响源或塑造者，这种双向关系会从子女出生一直持续到成长为一名青少年和成人。其他一些相应的双向关系存在于个体与兄弟姐妹、朋友、教师和其他重要他人之间。

Eccles和同事们发现成就动机与学业成就对青少年早期的个体（根据他们的发展水平）与学校环境间达到最优拟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教师或父母对学生或子女的行为期望，一方面会因为自身特征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还会因为学生、子女的个体特征不同而不同，这些综合构成了影响青少年回答“我是谁”问题时的信息来源，被认同、被评价的我和自我认同、自我评价的自我有双向的拟合度，拟合度越高，自我认同感形成的越健康、恰当。

四、思考

情境因素是一个庞大的交互系统，本文仅就其中的几点进行了简要分析。发展情境论和行动理论为人类发展的可调节和可塑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本文通过对青春期的个体发展中情境因素影响作用的分析，为心理咨询工作尤其对于青春期的发展障碍的咨询，提供了理论参考，可以结合个体――情境的交互关系对个体进行引导和塑造。

参考文献：

[1]（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等译．人格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2]（美）David R．Shaffer & Katherine Kipp 著、邹泓等译．发展心理学（第八版）[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