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现代音乐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人文思潮现代主义表现主义音乐

音乐的发展历史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历史一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永远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永远躁动着的主体创造冲动中，总是不停地孕育出对传统经典或规范的“反叛”。其中一部分“反叛”既传承着传统经典或规范中的内在生命力与价值，同时又超越了渐趋僵化的规则或程式，解放了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力，从而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并逐渐被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新的经典和规范，如此循环不已。表现主义音乐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就是这样一次解放和超越。

一、表现主义音乐的历史文化土壤

19世纪后期，汉斯立克对情感论音乐美学提出了挑战。自此，情感论音乐美学与自律论音乐美学逐渐成为欧洲音乐理论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两大派的理论观念对音乐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作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别站到了这两个对立派别的旗帜下，在他们各自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倾向，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同时并存的两个影响最大的音乐风格流派——表现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

与表现主义相对立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以自律论音乐美学为指导，主张音乐就是音乐本身，音乐不应表现任何音乐之外的东西。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从它的本质来说，根本不能表现任何东西，不管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情绪、一种自然现象。”“表现从来不是音乐的本性，表现绝不是音乐存在的目的。”他否认音乐具有任何表现功能，他认为音乐作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音响结构系统，是一系列乐音的有序排列组合，而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作曲家创作的过程就是依一定的结构原则排列音乐材料的过程；如果音乐听起来好像表现了什么，那也仅仅是一种虚幻的错觉，是不真实的，或者说那仅仅是人们从外部强加给音乐的一种附加属性。这样一种主张与文学领域的形式主义或所谓“纯文本”的主张如出一辙，后者把文学看作与社会人伦无关的独立自主的文本结构，认为以文学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是对文学本性的背离，是文学的异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种文学观念在我国曾大行其道，一度成为文坛的主导思潮。它实际上是对过去那种把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做法的矫枉过正式的反拨。文学、音乐乃至各个艺术门类中出现的这种相同或类似的思潮或创作倾向，反映了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共性或共同特征。而整个社会文化的这种共同特征当然是由这个社会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决定的。

表现主义作为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对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主张艺术要表现人们的情感或心灵。类似的主张在艺术思想史上似乎早有先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音乐是灵魂的语言，灵魂借着声音抒发自身深邃的喜悦与悲哀，在抒发中取得慰藉。”“音乐把内心深处感情世界所特有的激动化为自我倾听的自由自在的，使心灵免于压抑和痛苦。”堪称我国古代儒家音乐美学典籍的《礼记·乐记》这样论述音乐的本源：“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然而，表现主义所主张的艺术只是一种独立自足的与外部世界无关的纯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否定客观现实世界是艺术反映的对象，而主张艺术表现的对象仅仅是人的主观情感。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勋伯格(1874-1951年)表述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心灵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它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情感的激荡。”“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就注重主观表现这一点而言，这种艺术主张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十分相似。浪漫主义也以注重主观情感的表现为其基本特征。但作为一种现代美学观念，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明显分野在于：如果说浪漫主义音乐用玫瑰色的主观幻想去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用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方式达到在尘世喧嚣中难以达到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和谐，那么表现主义就是以反常态的极端个性化方式直接表现现代人充满内在冲突的心灵世界。每一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音列都是由作曲家依自己的灵感来设定的，这使得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都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

现代派艺术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异化这样一种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和所有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一样，表现主义所突出的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对立。因而它反对在艺术创造中模仿客观现实，而要以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纯主观的、直觉的情感体验。与新古典主义相比，表现主义朝着反映现实世界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它偏执于表现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主观情感，所以它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又是一种变形的或片面的反映。随着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这台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附属品，而冷酷的、裸的金钱关系又使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法沟通。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们感受到无可摆脱的深深的压抑、苦闷、孤独、迷惘和绝望。传统的艺术形式已无法表现因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扭曲或异化人性所造成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体验。例如，在绘画领域中，传统的焦点透视法曾经成就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列宾等一批又一批经典画家的经典名作。然而，焦点透视作为一种绘画技法的基本准则，是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对世界的理性主义理解相联系的，即通过焦点透视所看到的世界，是在近性精神秩序框架内所感受或体验的世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使近性精神秩序的框架崩解了，在现代派画家(例如毕加索)的眼里，世界已被那种导致人以及人的生活异化的力量扭曲、分裂、肢解了，焦点透视法所描绘的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于是，毕加索创造出散点透视的立体派绘画。与此相类似，在音乐领域，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们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也离经叛道，进行了大胆创新，这使得他们的音乐作品在艺术形态上较传统音乐有了质的变化。

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同时也擅长丹青，这一点通常被人们忽略。但了解他的画对于了解他的音乐至关重要——其画作中强烈的表现主义特色曾得康定斯基等人赞赏。他恰在开始绘画的同时，在音乐表现手法上进行极为大胆的尝试，即摈弃传统调性系统的语法而采用自由无调性的表现手法。从1908年至1923年的十五年间，勋伯格使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音乐作品，传达出现代人在战争与大工业文明中所感受到的孤独无援、焦灼不安、紧张恐惧等情绪。他在1908年完成的《#F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0)中，于第四乐章的开始部分使用了一个非调性的主题。虽然全曲结束于#F大调的主三和弦结构上，但并没有以传统的终止式来完成。而他接着创作的《三首钢琴小品》(作品11)则完全摆脱了调性的羁绊，正式开创了自由无调性的新方法。这期间，勋伯格共创作了十几首无调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对“不协和音”的解放，横向旋律或纵向和声的音程关系不再依附于调性系统；织体更偏向于对位式，而不是和声式；节奏趋于复杂，其规律性被消弱；而乐曲的动机和结构则依然是精心设计的产物。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时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扭曲与强烈、大胆的特色。他在此期运用音高的方式，不像后来的“十二音作曲法”那样具有系统性。自由无调性时期是调性崩溃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十二音作曲法”诞生前的酝酿和探索阶段。

二、表现主义音乐对传统的颠覆

表现主义音乐的最大特征，就是无视传统、无视规则、不追求宏大、夸张，而崇尚音乐表现的单纯、简洁、明快和热烈。表现主义音乐以无调性为其基本成份。表现主义艺术家摈弃了传统的主属音的观念，使得八度中的十二个音的价值相等。这导致传统的旋律概念、节奏与节拍的组织、曲式的结构、和声与对位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演奏配器通常精致小巧，具有明快单纯的色彩。而将一些连续的独特音融入非常自由的形式之中，则给人以流动、舒展的独特感受。

为了在作品中寻求音乐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勋伯格在创作无调性音乐的实践中，以维也纳作曲家豪尔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推展表现主义的音乐思维，创立了“十二音作曲法”，即勋伯格本人所说的“十二音仅仅是相互关联的作曲法。”

勋伯格最初继承的是浪漫主义的传统，他的一些属于半音体系的早期作品在题材和写作手法上都表现出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特征，例如其交响诗《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UndMelisande，Op．5)、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VerklarteNacht，Op．4)和大型康塔塔《古雷之歌》(GurreLieder)等。但是如前所言，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他的音乐美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并逐渐发展到反叛浪漫主义乃至整个传统而另辟表现主义音乐的蹊径。他的一些个性鲜明的无调性作品如《期望》(Erwartung，Op．7)、《幸运之手》(DieGlucklicheHand，Op．18)等，一方面仍然带有浪漫主义传统的印记，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逐渐明朗的表现主义特征。“十二音作曲法”的创立则标志着他的表现主义音乐创作手法的成型，是他的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念的充分体现。

“十二音作曲法”完全颠覆了音乐的调性中心，使不协和音获得了“合法地位”。传统的调性观念认为不协和音及其组合偏离了调性中心，破坏了和声功能的逻辑，因而是音乐听觉所无法接受或理解的。但现在它们却由于勋伯格本人所说的“用十二音写作，仅仅是为了便于理解，别无其他目的”而变得与从前不一样了。有趣的是，正如导致生物进化的一切基因突变的前提恰恰是基因遗传一样，勋伯格对不协和音的运用在音乐史上也是有其“基因”根据的。19世纪，贝多芬、瓦格纳等人就曾经为了音乐表现的特定需要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过一些反常规的不协和音组合。毫无疑问，在传统的调性音乐体系中，不协和音的运用只是在传统框架限制下的一种特例。事实上，不协和音所特有的“刺耳”的感觉恰恰可以达到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西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给已经被传统音乐磨出老茧的音乐听觉以新鲜的刺激，因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不协和音之所以特别受到现代表现主义音乐家的青睐而被大量运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尤其适合于表现紧张、焦灼、痛苦、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派艺术家们所要表现的主观情感体验。

从本质上说，“十二音作曲法”是有意识地解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主观情感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打破人的审美听觉与音乐音响之间传统的内在约定性。不是将主观情感通过现实事物表现出来——即所谓“融情于景、借景抒情”，而用一种非常态的纯主观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将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其纯粹主观状态的目的。这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世界的整个文化潮流是相一致的，即解构传统，其最经典的表达即尼采的明言：“上帝死了。”勋伯格的创新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具有极为深刻的音乐美学意义。就像哥白尼以“日心说”否定了人们原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地心说”一样，勋伯格使人们从传统的调性中心及其和声结构的所谓“客观必然性”观念中超越出来，在更加宽广的音乐空间中建构起新的音乐原则和秩序，从而形成了调性与和声功能的新观念。

三、否定之否定：音乐和一切艺术的宿命

如前所述，表现主义音乐是作为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对立面存在的。新古典主义因主张音乐纯形式化，而使音乐失去了作为其内在生命的人文内涵。表现主义则主张表现主观情感，赋予音乐以现代人文内涵，即如勋伯格所说：“为了人性，就必须用艺术的非人性去战胜这个世界的非人性。”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在勋伯格之后的一些表现主义音乐家对他的音乐主张和作品推崇备至，但他们单纯地从形式结构方面来片面地接受他的音乐美学观念，而忽视或未真正理解其美学观念的内在精神。他们忘记了勋伯格创立“十二音作曲法”的出发点，忘记了他主张音乐是一种通过表现主观情感体验而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他们把勋伯格的“十二间作曲法”纯粹从形式上进行演绎，把音高序列化，把时值、力度、音色等音乐元素全部纳入序列化的结构原则之中，由此形成了走向完全控制的全序列音乐。这就使音乐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一种“被控制了的音响”，它与人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模糊。与其说这种音乐是作曲家用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灵感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把这样的作曲任务交给计算机再合适不过。如果说这样的音乐作品也能使听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某种情感体验，那么，要么这听者不是在用这种音乐的作者所遵循、所要求的音乐思维或体验方式去听，要么就是这种音乐的作者实际上不自觉地越出了自己的创作原则，而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所以，后来的表现主义音乐家把主观化推向极致的结果，是与新古曲主义殊途同归，以另一种方式使音乐脱离现实而成为一种所谓的“纯形式”。

音乐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从一开始就纠缠于形式化和人文内涵表现的矛盾之中。这是艺术本身的宿命，因为没有形式化就没有艺术。原始人借以表达情绪的偶然的有节奏或押韵的呐喊不是艺术，只有这节奏和韵律相对固定下来即形式化后才有了艺术——诗歌。而艺术形式一旦形成，它就逐渐衍生出自己的逻辑规则，从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定的艺术形式是特定时代和人群表达思想感情或特定人文内涵的适合的工具。但社会的发展、人文的演进，总是使既有的艺术形式日渐显现出局限性。于是旧形式不断被打破，新形式冲破旧形式的束缚脱颖而出。但新形式注定又要成为旧形式，如此循环往复不已。例如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话本、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就是典型的这样一种过程。音乐当然也是如此。

不仅从音乐的宏观发展史看是如此，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音乐创作过程中。作曲家要通过音乐形象来表现某种思想感情或人文内涵，但他并非随心所欲地表现。因为他在构思旋律和节奏时，不能只考虑音响的色彩效果和表现功能，而必须同时考虑这些音在调性规则中的结构功能，即必须找到表现功能与结构功能二者的契合点。这也就是说，他必须去寻找能够把作品的人文内涵表现得最好的音乐形式。音乐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而音乐所要表现的内涵则是无限多样的。于是在音乐的人文内涵(或情感表现)与调性原则之间便形成一种必然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作曲家永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而好的音乐作品(即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就像是那种让人觉得“镣铐”不是镣铐而是最恰当道具的舞蹈。像诗人、画家们一样，音乐家们总是不断打碎旧的“镣铐”，换上新的“镣铐”，因为没有这“镣铐”就不成其为音乐。但是如果把“戴着镣铐跳舞”变成了“镣铐”本身的跳舞，即舍弃了人——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心灵(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就会从另一个极端迷失音乐的本质。

表现主义音乐的一些技法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也经常被借鉴、使用，对于丰富我们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摈弃后期表现主义音乐的形式主义倾向，汲取表现主义音乐及其美学观念中的创新精神，以不断创新的音乐形式表现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情感。创新，是音乐乃至一切艺术的生命之源，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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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查看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分析了他的音乐理论中数比例的关系，发现了数比例反映了数的秩序，进一步研究了其思想中数比例的和谐与宇宙和谐的关联性。

1绪言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由极限和制定极限的两者和谐而构成的。相互对立性质的和谐，不同性质物体的和谐统一就是宇宙，是有秩序的“Kosmos ’。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制定了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有“形”的宇宙是有秩序的，没有“形”的宇宙是没有秩序的，“数”就是给予万物形象的主宰。毕达哥拉斯学派确立了世界万物以数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数”制定了自然、神、心灵和宇宙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论体系中数是主宰(the one)，是世界万物的根源，具有善的属性。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理论中数是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2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

古希腊时代观照声音世界的态度首先联系Harmonia思想，之后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的Musike。所谓Musike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music)”的词源，来源于Zeus和Mnemosyne之间出生的九位女神Musai，指她们在Apoll。之下主管文艺、音乐、舞蹈、哲学、天文学等人的所有智能活动的女神行为ii。因此这Musike的概念和今日我们知道的音乐概念有一些差异。古希腊时代的Musike意义更贴近于创造整体艺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的，如演奏乐器等这样的行为当时用melo。或no~等词汇。当时古希腊普遍认为Musike超越人能力的神秘力量或给予灵感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行为或现象。

在这种古希腊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毕达哥拉斯思想中，音乐具有联系人和宇宙的和谐，表现Harmonia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助兴的行为。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早发展这种和谐观的人。因Harmonia体现了混乱和不和谐带来秩序的属神原理，所以音乐也具有两种价值。音乐像数学一样使人看到自然的结构，为心灵带来和谐净化内心和身体。毕达哥拉斯认为具有这种重要意义的音乐原理很难在知识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缺少“象征表象体系”的学生内心世界扎根成长，他开始寻找规划音乐要素可以沟通的方法iii。这件事像Plato所说一样，使毕达哥拉斯成为数学音乐论的莫基人1Vo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距离的关系，现论点既成事实了。

毕达哥拉斯认为节奏和旋律在模仿人的自然听力很难觉察到的天体的移动。音乐受支配于万物根源的数，所以它是宇宙形成原理又是作为伦理价值的物理音响存在。毕达哥拉斯观念中只要正确使用音乐，它为心灵的各个部分带来和谐，镇定内心和身心通过净化恢复和提高健康。这种观念内含音乐教育的音乐道德观念，对古希腊人来说每个音乐的tonoi道德性质，音乐的数秩序反映在人的心灵，音乐影响人的行为并可以改善人的性格v。所以在古希腊时代音乐教育是义务教育，最早在古希腊介绍音乐教育的人是毕达哥拉斯，他通过音乐教育强化了古希腊社会的凝聚力，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毕达哥拉斯相信通过感觉进行说服，教育人具有实用性意义，让受教育者欣赏美丽的样式或构成，聆听优美的节奏和旋律，从而达到教育目的。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明确的节奏和旋律，确立了音乐教育体系。从而发展的音乐治疗，协调人的不良习性，欲望和精神状态，使之恢复纯洁的精神状态，进一步通过特定旋律治疗身体上精神上疾病。这跟草药拯救人的生命是一个道理，通过适合的旋律除去精神上干扰因素塑造和谐状态vi。他把这样的音乐治疗方式试用在他们的共同体。晚间学生人睡之前毕达哥拉斯为他们演奏音乐，净化他们的心灵驱逐白天的内心兴奋。为了让他们做个好梦用音乐制造气氛，使之内心平安做好安息心灵的准备。到了清晨他用没有装饰的舒适声音和里拉琴的演奏，使用特定旋律和歌曲来驱逐整晚带来的无知觉，使他们解除疲乏。毕达哥拉斯掌握了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对人有益或有害，从而能够控制悲哀、愤怒、失望、嫉妒、傲慢等情绪。为生病的身体和心灵开了特定舞蹈和动作处方。毕达哥拉斯喜爱演奏亲自制作的八弦里拉琴，他认为相似双簧管的管乐器阿夫洛斯((Autos)动摇人的内心不适于治疗，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人认为弦乐器比管乐器更有治疗效果。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治疗能力古希腊有相传的传说。有一天毕达哥拉斯观察天空行走在Kroton市内。经过酒店时有个青年大声吵闹。这叫Taummenia的来自外地的青年，亲眼目睹了他的情人从别的男人家里出来，伤心之余在酒店喝酒听管乐器笛子的演奏。随着时间的流失青年人沉醉于酒和音乐，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吵闹要放火。看到这情景毕达哥拉斯连忙要求乐师停止正演奏弗里几亚调式vii，换为慢板庄严的强强格((spondaic)节奏。乐师换了音乐之后青年镇定了情绪，旁人趁机说服他安静的回家viii。这音乐治疗行为使毕达哥拉斯在当时行使奇迹而名声大振。

毕达哥拉斯精通音乐的理由不仅仅是他有卓越的演奏或演唱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卓越的听觉能力(hearing)，以至达到能够听辨宇宙的音乐即天体之间的和谐。在这种能力基础上创作了表现自己思想品德的音乐，就是采用适合的音色、节奏、节拍、音程来模仿宇宙的音乐，并演奏给学生听。结果，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以理解音乐来认知艺术、技术和人行为中的至高者的属性。还有他们体系化的和谐音乐论为确立古希腊美学打下了基础，起到了西方音乐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并为建筑和雕塑发展给予了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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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研讨会评析 精 品 源自中 考备 战 一、多元化的中国风格探索 二、作曲家在多元创作中的个性追求

本次研讨会从音乐标题、美学追求、结构形式、素材组织与叙述方式等方面探讨了作曲家如何保持个性创作,从观念、技术和理论多层面深化了个性创作的美学境界。

其一、关于个性创作。唐建平认为,每个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都是突破前人,作曲家忠实自己的个性,但不能不尊重艺术的普遍规律,艺术是个性跟共性共存的。贾国平觉得人类文化已经没有地域限制,恐怕没有一个标准证明这些文化的属性,创作要有个性,但个性不是口音重,而是每个作曲家有自己写作方式。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

其二、关于音乐标题。有的作曲家讲究标题与内容的统一。在他们看来,标题是音乐内容的抽象概括,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暗示性。但贾国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有时候作曲家只是找借口依托,只是希望写音乐。音乐常常大于他所赋予的标题,比如陆培《虎虎生风》(2008)的题目使用了“虎沪申风”谐音,沪———上海从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申也是上海,风就是“海派风格”。张建国《离?骚》(2007)抒写一种纠结的心理,与屈原没关系。他的标题也引起了争议,宋瑾指出,无论谁写离骚,都只有被吃掉的份。笔者以为,中国人是讲究标题的,很多音乐的曲牌名就起着标题的作用,但也有很多标题实际上跟音乐本身没关系,有的甚至大于音乐本身。

其三、关于美学追求。韩锺恩说,美学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的美学是感性。以往感性跟内容有关系,我的感觉是感性跟形式有关系。不同作品的形式立意与美学追求均有所不同。陆培追求雅俗共赏,王西麟赋予作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郭祖荣作品面对的对象是“文人中的音乐爱好者”。温德青之所以用频谱技术写作是因为他坚信电子音乐一样能表达情感。宋瑾提示,二十世纪音乐特点,是理性的设计与感性的分离。不能用后现代美学去评价和衡量传统的作品。唐建平在介绍自己作品之前说:“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美学和历史,为什么作曲家不从自己的民族习惯出发,而去接受韦伯恩、里盖蒂的观念———‘音乐是不给别人听,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接受,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听’,我觉得我的音乐就要给别人听。”然而,叶国辉认为,创作上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可能对某种美学的误选也是可能的。美学追求代表着音乐作品的最高境界,与作品的题材内容密切相关,宏大叙事的重大历史题材与风花雪月代表着两种美学方向,但都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其四、关于素材组织与叙述方式。素材组织和叙述方式既考验作曲家的技术掌握程度,也考验作曲家的天赋和才能。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作曲家手里能够发挥不同的效果,同样的素材由同一个作曲家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也能产生不同的音响。在素材组织上,唐建平认为,素材的组织关键在于怎么过渡和运用,以及他们一些技巧片段的组接。卞祖善也认为,素材在有机展开和链接部分要更为细腻。在叙述方式上,韩锺恩用“口音很重”来形容作曲家的叙述方式,王西麟用具体的重奏写法来说明他的口音重的原因,他说,不是用一个东西,一个人独奏,也不是三个人奏一个东西,而是每种乐器在独奏,由高度的独奏性组成重奏,现在的交响乐队应该是大量重奏化发展。笔者认为,作曲家的叙述方式是形成其风格的主要特质。

其五、关于结构形式。结构形式既是展现作曲家作品的完美度,也是演员和听众心理过程的期待感。陆培说:“结构其实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结构像容器,你喝水要有东西把它盛起来;结构是心理的过程,作品应该有紧张和松弛的对比,让听众充满期待感,要制做期待,然后解决那个期待。但一部结构感好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一部好作品绝对是结构感好的作品。”贾达群说,美学跨越是一种追求,音乐不要写太满,让作品有很大的可塑性空间。音乐创作本身就是开放的,作曲、演奏、听众的听赏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开放的心态。从上述作曲家、理论家的讨论来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个性化创作中向多元的中国风格方向迈进。

三、作曲家选择多元化创作中国风格的原因

作曲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创作道路呢?我想,这应该是国内外近年来的时代潮流与中国作曲家群体的文化觉醒所致。

一方面,是国外时代潮流的影响。虽然欧美作曲家尚在积极地追求现代音乐的技术创新,主张走小众艺术,而另一些作曲家已经开始走向回归,极力迎合大众的艺术品味。如陆培坦言:在国外的很多作曲家,如谭盾、陈怡等,都大量使用中国的民歌作为素材,因为西方人对我们的期待是想听到黄脸孔背后的民间音乐文化。这种回归,而非意义的回归,而是属于螺旋式的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现代音乐创作实际上已经处于多元的局面,如王宁所言:“世界是多元的,多元并存的现状是正常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永远会是这样,试图去改变则是徒劳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作曲家的文化觉醒。2003年,金湘等人在《“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提出建立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设想。① 四、郭祖荣与福建音乐现象在多元中国风格创作中的启示

郭祖荣不仅创作了20部交响曲,而且几乎涉及了全部的音乐创作领域。不仅如此,他还为福建省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曲家和理论家,在多元中国风格创作中形成了“福建音乐现象”。王宁认为,我听福建一些老一辈作曲家的作品,也听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品,听完这两个年轻人的作品,我很振奋,他们吸收了老一辈的一些优点。叶国辉由衷地表示:“80年代听刘湲讲,郭老师作品中对乐队的运用和控制非常好,对他的影响很大。从您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您对于他的影响,可以看到一个作曲家内心的纯净,可以看到您对于古典音乐的功力。”于庆新认为:“‘郭祖荣现象’很值得研究。福建省的音乐创作水准与拥有郭祖荣老师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老艺术家密不可分。虽然郭祖荣的创作在五十年代已经是全国一流水平,但由于福建省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几十年来他在福建这块土地上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他在全国的影响和知名度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相对的封闭也形成了相对的稳定性,郭祖荣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仅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也是品德高尚、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王耀华、章绍同、吴少雄、宋瑾、温德青、刘湲等一批如今已享誉全国的作曲家 音乐研讨会评析 音乐研讨会评析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音乐研讨会评析 精 品 源自中 考备 战

、理论家,均出自郭祖荣老师的门下。这种现象在全国来说也比较独特。这个群体不仅继承了郭老师的音乐创作才能,而且逐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在不同领域各有发挥。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五、对“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的评价本次研讨会必将推进福建乃至全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卞祖善指出:“京沪闽是中国作曲家的缩影,对这个群体提出要求是可以。这次研讨会是水平最高、最富成果的一届。上次研讨会有人提出:中国作曲家是前进了还是退步了?我们这次可以大声地说,我们是大踏步地前进了,不论是老中青三代都是前进了,我特别赞赏王宁教授对于福建年轻一代作曲家的评价,我觉得我对于福建年轻一代作曲家的评价有点过于冷漠了。本届研讨会展示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一个事实。用现代技法手段,创作中国的音乐,作品所呈现的是别具一格的新颖风格。贾达群的《梦蝶》(2007)的成功不仅为戏曲音乐的发展,并且必将引起一些对于戏曲音乐的改革,甚至于民族乐器的改良,改变了本人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一些看法,举这些例子说明解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问题应该靠中国作曲家。”于庆新认为:“由郭祖荣策划筹办的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在举办的过程中逐渐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它集中了北京、上海和福建这些具有全国一流的部分作曲家、理论家,基本上是全国作曲家的一个缩影。《人民音乐》一直很重视创作问题。我一向认为,创作是音乐事业发展的主导和龙头,一部国家的音乐史首先是音乐创作史,所以我觉得创作评论应该是音乐评论的主体。这次研讨会对于音乐评论最大的启示有两点:一是创作评论首先要从音乐本体入手,从音乐本体的因素评论作品的优劣,并上升到创作观念和美学的层面,而不是那种脱离音乐本体而空谈美学或创作观念的所谓乐评;二是倡导了实事求是的音乐评论风气,很多与会者能敢于面对作曲家,对作品的优劣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论,尽管有时候还不能完完全全地畅所欲言,但毕竟当着作曲家的面坦率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坦率真诚,与人为善,在我参加过的众多创作研讨会中,像这样的学术风气是不多见的,这恰恰是我们当前音乐评论中极为缺乏的风气,这样的学术交流风气应该成为我们同类研讨会的榜样。”于先生的话非常有见地,他以自身的经历和敏锐改变的见识批判了当前音乐批评的不良风气,希望会议能对改变这种不良风气有所裨益。

篇(5)

学堂乐歌借用曲调的"源"和"流" --在《学堂乐歌考源》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钱仁康

博采精取融会贯通--在钱仁康先生《学堂乐歌考源》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聆群

钱仁康先生《学堂乐歌考源》 出版座谈会纪要 邹彦

洋务人士笔下的西方音乐(《中国近代音乐史稿》中的一节) 陈聆群

古琴徽分的顺逆推算 赵宋光

琴调溯源--论古琴正调调弦法 丁承运

在谱式的背后--对中国古谱的再认识 林友仁

关于《二十世纪的帕萨卡里亚研究》 --徐孟东博士学位论文读后 彭志敏

来自丝绸之路的回响 --杨立青的中胡与交响乐队《荒漠暮色》初探 郭树荟

泽纳基斯管弦乐:《灯芯草》音乐形态的几个特点 邹向平

舒尔霍夫和他的《第三钢琴组曲,为左手而作》 陈雪筠

对当代歌曲中审美趣味变迁的一种描述 刘士林

计算机音乐思维研究 陶辛

民族器乐创作问题 徐坚强

略论荀子的"中和"观 欧景星

钢琴在二十世纪的境遇点滴 梁静

族性中的音乐叙事--以瑶族的"叙歌"为例 彭兆荣

马来民间音乐的节奏模式与马来文化的深度结构(下) 罗艺峰

《东亚乐器考》中文版补遗(一) 林谦三，彭瑾

繁盛期青铜乐钟的编列研究(上) 陈荃有

巴赫的《管风琴小曲集》与众赞歌 李爱华

《申报》音乐资料选辑之一上海音乐学院部分(上) 陈正生

二十世纪帕萨卡里亚代表作品概述(三) 徐孟东

阿·齐尔品和索·古贝多琳娜作品中的东方特点及其比较研究 甘璧华

二十世纪现代音乐中的钢琴艺术 何上峰

通晓历史的表演(HIP)导论 刘宁

小提琴演奏的发音方法探讨 山岭

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 汪毓和

"乐"作为文化行为方式的存在--答刘再生《《声无哀乐论》今译》"编者按"兼及今译的概念理解问题 修海林

关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修史工作--《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编后感 孙继南

在中国音乐史第六届年会上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的发言 汪毓和

采石铺路之作--再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面世 陈聆群

《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创作--阿炳的音乐与意义》导言(下) 施祥生，沈沁，沈洽

文化部孙家正部长的贺信

上海市委宣传部王仲伟部长在我院75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杨立青院长在我院75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全国音乐院校长论坛会议综述

纪念院长 钱苑，林华，孟东，洛秦

走教育创新之路,创国际一流院校 --上海音乐学院2002年教学工作会议综述 李小诺

同气连枝的回旋歌、回旋诗和回旋曲 钱仁康

变和弦及其在五声性调式和声中的运用 --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之二 樊祖荫

恢复和声音响的自然属性--索·古贝多琳娜作品中的和声与风格探究 甘璧华

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 陈聆群

戴鹏海文章《还历史本来面目》读后感 汪毓和

有关民族管弦乐与音乐文化识别论之反思 梁铭越

《蒲松龄俚曲》曲调风格形成的语言因素 刘晓静

18世纪德语地区各国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 范额伦

女媧作笙簧的神话意蘊 王少华

《修禊吟》打谱后记 戴晓莲

从设菲尔德到勒芬CHIME与IMS年会小记 汤亚汀

音乐心理学--刻不容缓的学科建设任务 叶思敏

柯达伊《匈牙利诗篇》的音乐分析(下) 桑桐

剧场建设中的建筑声学问题 华天礽

试论音乐的力度结构--卡特《木管四重奏》练习曲No.7中力度的分析与认识 张巍

音乐听知觉的内部矛盾概述 林华

"音乐试图将音乐作为音乐来摆脱"--几则相关当代音乐的文本阅读及其现象诠释 韩锺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深入地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冯灿文

莫扎特"借题发挥"的创作实践 钱仁康

"叁伍以变,错综其数"(上)--再论"四宫纪之以三的十二吕律" 牛陇菲

乐户与宗教音乐的关系 项阳

"西归此去应无憾"--深切悼念音乐学泰斗廖辅叔先生 陈聆群，金桥

明清俗曲与日本"明清乐"的比较研究 徐元勇

隋唐宫廷燕乐中的印度乐 龚蓓

祁连亘古情裕固土风浓--钢琴与乐队《祁连山狂想曲》的创作特色 相西源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 最新版在线浏览 方建军

曾侯乙钟磬铭文疑难字释义述评 陈应时

"叁伍以变,错综其数"(下)--再论"四宫纪之以三的十二吕律" 牛陇菲

一位心系上音的前辈老校友--追忆前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陈洪先生 金桥

文人与文化 周文中，张巍，汤亚汀

音乐社会学的基本观念与学科认识 曾遂今

也谈唐代的急、慢曲子 郑祖襄

加勒比海地区的音乐(下) 陈自明

关于离调、副属和弦的理论探讨 桑桐

罗勒:"第二实践"的先驱 孙国忠

约瑟夫·施万特纳的混合室内乐<麻雀>的作曲技法 郭鸣

还历史本来面目--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的<战时音乐> 戴鹏海

探究乐坛奇才成功之谜--赵宋光教授心理结构分析 罗小平

音乐美学基础(上) H.里曼，缪天瑞

意向存在作为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 韩锺恩

新时期本土与西方对话的新语境 李诗原

关于"音乐是什么"的理论模式及其不同思考方式--《关于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理论》的读书笔札 修海林

生存与释放--论遗存原生态民歌的传统功能与观念 黄允箴

论民族音乐学双视角文化立场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向(上) 杨民康

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黎锦晖的探索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启示 项阳

论"差距"与"差异" 刘桂腾

民族音乐的角色定位与转换 梁继林

哀叹或直面?--由聊城八角鼓的消亡引发的思考 任一

杨荫浏历史著作的宏观布局及其时代特色 孔培培

鼓吹乐起源说 王珉

意境--音乐表演艺术的审美范畴 杨易禾

论埃里克·萨蒂音乐观念的先锋性 刘瑾

音乐美学基础(下) H·里曼，缪天瑞，冯长春

比较:家园·区域·全球--王耀华先生著《三弦艺术论》阅读及… 王义彬

不同凡响--贺绿汀音乐厅建设回顾 华天礽

2003上海"全国音乐学术规范研讨会"会议纪要 李小诺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迎接教学工作评估--上海音乐学院第二届教学工作会议综述

欣德米特的调性观念(上) 桑桐

安东·威伯恩的《钢琴变奏曲》作品27 陈铭志

20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序论 杨立青

浪漫·自由·组织:一个创造者的不安灵魂(下)--勋伯格钢琴小品析 赵晓生

"对称性"与"黄金分割律"--音乐作品中结构比例布局的历史研讨 田刚

"优美的歌唱"--美声唱法训练四题 施敏

十二音音乐在上海的诞生(上)--论作为作曲家、音乐家和教师的沃尔夫冈·弗兰克尔 思想悟子，张漪，杨燕迪

《电子音诗》:瓦列兹缔造的现代音诗 梁晴

舒曼的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兼谈舒曼对艺术歌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夏小燕

沈心工与白话文--兼论我国近代白话体歌曲创作的初始阶段 杨成秀

后现代主义与广东音乐的创新与发展 王少明

"同均三宫"假说的学科能量 蒲亨建

乐以诗为本诗以乐为用--读刘明澜《中国古代诗词音乐》 孙星群

篇(6)

“音乐”作为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历经100余年。在当代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对于“音乐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始终没有定于统一：各类音乐学学位，是隶属于文学（学科代码750）门类，但在一级学科艺术学（760）中，也有二级学科音乐（760.1510）类。直至2010年底，国家教育部才将“艺术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与“文学”等门类相并列，“音乐”始成为一级学科。

溯及近代，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产生和应用，是在当时世界科学化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分科而治的结果，特别是清末民初，专科目录学发展兴盛，成果丰硕。音乐一科，也相应产生了部分符合当时学术理路的专科书目。

一、近代学术分科及“音乐”在学科中的归属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音乐”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主要存见于二十六史乐志、律志和艺文志、会要会典和类书等各类文献中。“音乐”一词的使用，极其有限。

其中零星使用“音乐”一词的，主要有：《吕氏春秋•大乐篇》：“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楚辞•远游》：“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第六》：“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后汉书•八九•南匈奴传》：“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指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等等。

而带有“音乐”学科分类意识的典籍，主要有：《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在经部取消了乐类，在子部增加了“音乐”类；明代董说编《七国考》中的“音乐”门，等等。但从作为古代乐类图书的归目来看，几种主要的志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是以“乐”为类目的。

（二）近代“音乐”一科的沿革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兴起和学科体制的形成，是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伴随西学东渐进程而逐步完成的。

1876年，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表》，其中之第8类为“美术”（FineArts），下列“音乐”目；189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共分20部，其中之第11部为“音乐”（Music），第12部为美术(FineArts)；1897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按西方学科分类，中列“美术”门；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中列“美术”部，内含“音乐”、“美术”等子目。

与上述西学分科体系相适应，中国近代的学术分科，大致经历了“四部”分类——经世“六部”——“七科”分目——“八科”分类的演变过程，最终在1912年定型为“七科之学”。

但是，晚清及至民国前期，作为学科名词，歌乐、乐歌、乐法、唱歌、音乐、艺术等语汇，在较长时期内，使用领域广泛。如：

山东登州问会馆的乐法课（1872）；上海益智书会的音乐科（1877）；澳门-香港马礼逊学堂的音乐课（1842）；北京汇文书院的艺术科（1890）；广州时敏学堂的唱歌课（1898）；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歌乐课（1898）；上海启明女校的音乐专科(1904)；上海城东女学的文艺科（1904）等等。

上述这些近代音乐学制史料中的各科称谓，其意义与西方的“音乐”一科大致相似。此段时期，政府颁布的各类有关教育制度的章程、法令、纲要、规则、标准等等，名目繁多，它们对“音乐”一科的归宿和命名，有乐歌、唱歌、音乐等，未成统一标准。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未有音乐科，但在该章程之“学务纲要”释称：“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鼓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

自1905年后，大多数教育机构采用“音乐”和“乐歌”并称，民国开始，基本上统一用“音乐”一称。

同时，晚清民国的学术界，对“音乐”的学科归属问题，也尚未形成共识。如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将音乐论文列入“美术篇”；1921年的演说词《美术的进化》中，将美术分为“静的”和“动的”两类。“静的”美术：建筑、雕刻、图画等；“动的”美术：歌词、音乐等。介乎两者之间的，是跳舞。

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意识的觉醒，得助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的推进。1918年，史学家傅斯年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列论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误谬计7点，其中之第一点就是谈“分科”问题的：“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柄凿之不相容也。”

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典籍，其学科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在“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过程中完成的。1928年，北海图书馆的王重民编成五册《国学论文索引》出版，这是当时研究国学的重要工具书。该书中将“音乐”与“文学”、“艺术”并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自192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亦开始步入现代分科治学的学术轨道。

二、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面貌

篇(7)

【关键词】高师 声乐 教学模式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与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教学质量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高师音乐教育中的技能性学科，声乐课程是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来看，学生数量较为庞大，生源基础却明显参差不齐。高师声乐课程采用传统的“一对一”教学方式，已不再适应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因此，对高师声乐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确教学理念

现阶段高师声乐专业的学生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整体学习成绩较好；二是文化课与声乐技能较好，但音乐理论知识较差；三是音乐理论知识与文化课较好，但声乐技能较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明确“声乐技能、理论修养与文化课并重”的教学理念，针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生活情况、专业素质及兴趣爱好等进行研究，结合学生的不同特点将声乐技能、理论修养与文化知识有机结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进行分层次教学。如教师在教授声乐集体课时，不仅要重视声乐技能的教学，还要将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音乐人类学、声乐美学等融入其中，形成立体化教学框架，让学生掌握该节内容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而明确自己的学习结构，全方位掌握声乐知识的内涵。

二、制定教学目标

笔者曾对某高师音乐院校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的语言表达、组织管理、实践等综合能力较差，在学习期间仅以某一专项为主，如钢琴、声乐等。也就是说，擅长歌唱的学生在乐器演奏方面相对薄弱。这样的学生在毕业后不能适应基础性教育工作，背离了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需要制定“讲、唱、研、导”综合能力教学目标。

首先，教师应当规定学生每学年必须精唱中外传统民歌、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创作歌曲等不同风格与体裁的曲目，鼓励学生举办或参加演唱会、比赛、文艺演出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并将学生参加活动的次数、表现与期末成绩挂钩，作为学生评优依据，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次，定期组织说课、讲课比赛，结合全国音乐课堂教学的获奖视频进行教学，及时找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再次，要求学生在课后将感想心得以论文形式写出，重视对学生科研能力的锻炼；最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及社会各种文艺演出的策划、编排当中，要求学生根据主题与节目内容选配适合的灯光、音乐等素材，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编导及策划能力。

三、构建教学内容体系

（一）重视必修课，加强选修课，拓展地方课

将必修课内容调整为四个模块，即声乐理论修养与技巧训练方法、优秀声乐作品与赏析、声乐艺术实践、声乐论文写作。在高师声乐教学过程中，应当重视对每一个模块的深入阐述，并从中发现问题，进行逻辑思考，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选修课方面，应强化人文社科类、教育类、文史类、美育等课程，采用跨学科学习的方式增强学生的整合能力与渗透能力，促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与前沿理论成果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理论深度并丰富其文化含量；同时，地方音乐文化与当地文化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教师应拓展地方民歌与戏曲，并邀请民间艺人走进课堂，使学生亲身感受地方音乐的魅力。

（二）创新教学内容，规范教材建设

以中外经典声乐作品为基础，将富有时代感且思想内容健康的优秀音乐剧、民歌、流行音乐等添加进教学内容中，并采用多种演唱形式，如对唱、重唱、小合唱等，编写突出高师声乐特色的声乐教材，结合声乐教学实践经验提出新颖的见解，进一步创新教学内容。同时，要将所选曲目进行透彻分析，设问答疑，以开阔思路为目标给予学生指导性建议。

（三）在实践中教学

熟悉小合唱、重唱和独唱等主要声乐演唱形式，从声乐演唱的角度提出不同演唱形式的审美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教学内容的不同标准可以分别提出，但有些重复的要求是由声乐的共同规律决定的。教唱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变学生的声音概念，随着声乐教学事业的发展，其使用价值和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此外，声音概念的内涵广泛存在于声乐教学的不同内容中，是所有课程的共同标准。由于声音概念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不便在正式文本中使用，但其独特的内涵应该在高师声乐教学各环节中有所体现。

四、声乐教学体系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必须明白高水平的演唱标准是什么，确切来讲就是对世界著名歌唱家的歌唱体系和感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声乐教师要对每个学生的演唱特点进行分析，做到因材施教，必须将复杂的概念性的东西解释为简单的具体的感受。对不同学生要区别对待， 好的教师不但讲授技术，同时也懂得如何将技术和音乐感觉巧妙地协调成整体。因为对声乐的困惑并非在于方法，而在于整体的协调。如气息和歌唱的协调，气息和关闭的协调，高音和低音的协调等，都和气息的运用有关。气息的恰当运用甚至能够引导学生走向真正适合本人发展的道路。

结语

综上所述，要改革高师声乐教学模式，首先需要明确高师院校音乐专业的教学目标，并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完善与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通过教学手段、方法的革新，进一步拓宽高师声乐教学的实践渠道，创新高师声乐教学模式。笔者认为，传达思想情感是艺术表现的目的，在创造声乐艺术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对美的追求，更需要重视声音中表现出的思想感情。教师应培养学生在熟练运用声乐技能的基础上，具有表现作品内涵的能力，达到声音与情感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田甜.高师声乐教学模式探索[J].戏剧之家，2014（5）.

[2]李朝阳.探究高师声乐教学模式与改革[J].音乐大观，20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