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发展史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理论发展史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剖析 演进路径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绝对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 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 进行专业化生产， 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最终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这种交易活动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时，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产生了， 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或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 绝对优势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 每个国家都具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条件， 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其生产成本较低， 彼此交换产品对参与交换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本国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 通过国际贸易，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贸易各国都可以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思想。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比较优势既存在于绝对优势的最大优势里， 也存在于绝对劣势的最小劣势中。以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 世界各国进行产品贸易将使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都获益。

（三）要素禀赋学说。

20世纪上半叶，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 因此，赫克歇尔-俄林学说被称为要素禀赋学说。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来自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认为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因此要素禀赋学说是对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和补充。

（四）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产生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理论迥异的观点， 他们认 为， 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国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国际贸易是由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的。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 而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

（五）新兴古典学派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它真正统一考察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做出了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理论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分工前没有优势或劣势， 但由于其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投入不变时，其产量大于分工前，这就是内生分工优势理论的思想。

二、从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浅析经济学动态演进路径

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 经济学理论的沿革和发展有着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存在着理论发展的必然路径。

（一）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和改进。

不同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间， 观点和假设存在着很多差异，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的观点和假设， 能明显看出其间的传承印记。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增加依赖于劳动分工，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 国际贸易的产生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则在国家之间生产函数不同、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假设下，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影响。其后，赫克歇尔、俄林进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资本要素，得出要素禀赋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 引发了国际贸易。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压力， 细化和推进假设条件的设置是导致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

亚当斯密从绝对技术差异和分工优势角度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从技术相对差异上分析了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则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差异入手， 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差别。之后，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则将流行的交易费用概念引入比较优势分析， 着重研究了内生分工优势。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前后的发展历程可知， 新学派的理论都是对旧学派理论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论和新分析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的过程， 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新的比较优势源泉或影响因素， 使得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从分工前扩展到分工后、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交换、消费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三）在实践检验中发现问题推进理论体系的改革。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过程中， 对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的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 这种争论反过来促使了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论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 亦有众多经济学家活跃在对著名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当中。实践检验的结果若与理论预测一致则说明该理论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论与实践检验出现差别则新的研究宣告开始。

（四）理论沿着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方向推进。

人们在对比较优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考察中， 关注的焦点已从先天性的资源禀赋等因素逐步转向分工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延续了众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这也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动向为理论研究者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保持动态的研究意识和思维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从中我们可以找出经济理论动态演进的几条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

假设条件是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假设条件如何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深度和论证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决定理论的发展前景。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若能在假设条件设置上有所突破， 则很可能揭开新理论的面纱。面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研究者们可思考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抽象性和简洁性， 足以研究到复杂现象的本质。同时， 更要考虑该组假设条件是否存在继续深化、细化的可能性， 从而推进研究的准确性和理论论证的严密性， 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二）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

论证体系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价值最终取决于该理论论证体系是否严密， 论证内容是否严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 可尝试在论证体系上寻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该理论的论证内容是否存在继续深挖的空间， 可更换角度从新视角分析老问题。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 这需要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创新的思维模式， 然而， 一旦在论证体系上有新的进展， 则可能是突破性的、历史性的。

（三）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是经济学理论论证的重要环节。实证研究是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论、技术以及越来越简便实用的计量软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从检验的结果中辨别理论真伪， 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同时， 研究者们也应保持适度， 切忌滥用、迷信实证研究， 陷入实践检验的沼泽中。

（四）从动态化的视角深化理论研究。

动态化体现在推进研究时， 从假设条件、论证体系、实践检验等方面全面立体的改进， 同时也体现在从动态的视角上， 采用动态的分析方法深化理论研究。研究者可以用动态演进的视角分析现有理论， 思考该理论是否沿袭了从静态分析到比较静态， 再到动态分析的方向发展。同时， 还可考察现有理论在整个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位置， 判断是否存在继续动态化发展的可能。只要找准了理论所处的现实阶段， 从动态化的视角分析问题， 研究者就能找到理论的前进方向， 开拓理论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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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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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理论 经济史 制度理论 中国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38-04

一、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回答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也必须对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结构变化作出解释。诺思认为,经济史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吴承明先生也指出,“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我们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历程进行客观翔实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对经济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马克思、熊彼特、库茨涅茨、舒尔茨等学者历来都将历史看作理论灵感之源。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非相互包含或融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时,非常强调要重视逻辑的方法,重视经济关系的抽象和理论概况。同时,希克斯也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应该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开展研究,在经济发展史中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验证。

首先,经济史是经济学实证经验的源泉。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其方法的本质简单说来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征和优势:一方面,经济史可以为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提供更可靠的经验实证;另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理论提供更符合经验事实的假定。经济史所提供的大量经验和事实,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实证范围,为经济理论的实证性验证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而这些通过经济史学家提炼和抽象所得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经济学模型的实验检验和理论修正,从历史和现实中抽象和完善理论。

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假设研究的起点。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建立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一种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然而,任何一种假说或理论,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其赖以成立的正确性也会失去其原来的真理性,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大厦的摇晃。如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来过分强调其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假设和命题的谬误,以至于面临众多的尴尬和挑战,如“黑箱子”。诺思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而熊彼特也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再者,经济学对经济史进行规律性指导。经济学是对经济史的抽象概况,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解释经济史之前,需要一个概念基础”,而这个概念基础是由经济学提供的。经济学对经济史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各种可用的理论模型,如熊彼特的创新模型,诺思的制度分析模型以及罗斯托的起飞模型。还有就是,经济学中的各种分析工具都可以用于经济史学的分析研究中,如计量经济学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等。所以,不断引进和运用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不仅可以对史料加以重新的归纳、组合和整理,而且能够对重大历史问题总结出一本规律。

所以,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经济学要主动求诸经济史检验和修正其理论假设,是经济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经济史的任务,不仅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的证实性材料,而且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假设。正如诺思所指出的:经济史的“研究目的不仅要解释经济的过去,而且也要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提供一个分析架构使我们能了解经济变化。”从经济史角度来讲,经济史的“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即从时间上解释经济结构和实绩的演变,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和阐释历史研究。经济史要利用经济学的理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理论模型来分析和阐释历史,实现经济史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而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历史突破,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二、制度理论分析框架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产权明确和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运作,偏好、技术、禀赋和制度构成经济主体行为的既定因素,被视为四个基本的外生变量,排除了制度或组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分析体系,逐渐受到质疑。因为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动力既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这种理性人的“非理性结局”正是由于组织和制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博弈论经济学家所长期恪守的“理性经济人”这一维度,将会被人类社会实存的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和社会博弈分析和建构所取代。这就使得西方学者不再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将组织和制度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并形成目前学术界对制度和制度模式研究的四大流派。

一是由凡勃伦(T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Commons)、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阿里斯(Clarence E.Ayres)、法格・福斯特(John Fagg Foster)、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马克・图尔(Marc R.Tool)等人发展起来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也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学派,这一流派的分析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派从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即凡勃伦注重制度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把制度的发展看做思想意识演进的结果。康芒斯所解释的制度是指“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使之遵循一定的规范。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在众多的社会集团之间广泛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而冲突的各方又都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相互冲突和依存要得到协调,就需要秩序,即通过集体行动为冲突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而这种“行动规则”有来自经济、法律和伦理等方面,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律对利益各方的调节机制。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斯所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心理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二是由科斯(Ronald H.Coas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诺思(Douglass C.North)等人所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人们一般将交易成本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关于认知、意识形态与路径依赖的作用等这四个研究领域都归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科斯强调市场制度和企业组织对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作用,也是有效率的产出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常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过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在其三部曲中所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制定者是国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研究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并用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探究和解释了“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

这种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分析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其研究领域也就限定在了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产权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无法解释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的起源。另外,尽管诺思等人对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及翔实的历史实证来分析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而这个被诺思所认识到但反复强调的对意识形态、文化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预期研究的困难性解释,在20世纪80、90年代后被另一个学派所发展。

三是阿罗(Kenneth J.Arrow)、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等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交易费用和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角度对制度作用和选择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作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其中两位,其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已经逐渐受到重视,其理论被继承和发展为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相呼应的新凯恩斯主义流派。阿克洛夫继承阿罗所提出的保险市场上的败德行为效应,发展了柠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效应。而这些由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发的效应,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将其扩展为一个信誉模型。这一系列的“信息不对称”研究,将心理和社会因素引入经济研究中,来解释诸多市场机制和经济制度出现的原因,从集体惩戒角度即不遵守社会习俗会导致足够的声誉损失或违背成本的增加,为社会习俗的长期存在找到经济原因的分析,也为人们对市场行为规范的遵守找到了“非个体行为最大化”的多重均衡解释。而这种“不对称信息”研究的分析框架逐渐被众多研究者所推崇和拓展,用以分析诸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用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四是由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宾默尔(Ken Binmore)、萨金(Robert Sugden)、杨(H.Peyton Young)等人建立的博弈均衡制度分析方法,并被格雷夫(Avner Greif)、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历史制度分析理论或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鉴于历史的制度分析作为目前制度经济史学领域的主要分析范式,其理论建构和分析方法及研究领域的扩延,被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所广泛关注,日益成为现今制度经济史分析的传统分析模式。

三、制度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与促进下产生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被普遍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中,从而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应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为新经济史学家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方法、分析工具和研究体系。此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史结合而成的理论,即“制度经济史学”。

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的制度分析”这三个阶段。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得源于新经济史学革命的发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以计量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方法和工具,以历史上特定的经济制度――市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经济交换关系、经济效率和增长。其对历史上的大量有关价格、数量以及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外生变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拓展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而后,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逐渐被得以重视,并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是诺思教授,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对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瑞夫在分析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时,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将国家作为唯一的制度来源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即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与者各方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各种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等理念下,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结果,它最主要的性质就是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

格瑞夫在给出了明确的制度定义后,对比分析了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商人,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二者不同的制度选择。分析得知,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其在选择海外关系和内部关系模式时,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纵向”的模式,而这些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相反,马格里布商人则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而这些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畅通的信息网络,及相关的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的制度保障,促使其形成了保险制度、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以及股票市场等相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社会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制度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文艺,但同时也阻碍了其相关市场制度的产生和国家法律的强大。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格瑞夫对影响制度选择与变迁的非法律因素的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重点引向了缺少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条件下的自我实施制度,将非正式规则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提上了一个更重要的台阶,注意文化信仰在制度模式选择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我国长期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而历史的制度分析领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青木昌彦以博弈论为起点,以东亚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作为典型案例,来研究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把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他用“共有信念”概括了诺思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解释,从而扩展了“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将制度的本质定义为能被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等相关性领域所有相关人所感知的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现。即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此外,青木昌彦运用进化博弈思想解释了制度演化中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问题,因此历史和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相同的市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安排会出现差异,同一文化背景下,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会出现不同的制度选择。青木昌彦根据博弈的性质和对应的适当的均衡概念以及均衡达成的方式,确定了制度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管制制度、社会规范、规则和惯例。按照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的作用是制约参与人的行为,通过协调人们的理念来控制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作为制度,共有理念引导着参与人在多种可能性(即多重均衡)中抉择,朝其中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在此意义上,不论共有理念是管制性的、规范性的还是认知性的,制约都是其内生特征。制度通过对均衡状态的简要表征来协调参与人的信念;在一个信息非完备和非对称的世界里,制度又协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

历史的制度分析,将研究重点放在自我实施的制度(下转第41页)(上接第39页)上,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强调制度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认为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后果。制度概念范围的扩大,为明清时期各大商帮在缺乏民商法等“第三方”强制制度情况下,所依据不同的地缘文化、而选择的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戒机制制度模式的选择和实现方式方面的分析拓展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四、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

中国经济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之后,各家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探究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其中,将西方经济理论引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发展经济史的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探讨和研究方向。特别是,西方制度经济史的兴起和发展,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其中,以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更具有特色。

晋商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理论分析模式,对晋商的经济活动、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制度经济史的分析,建立一个晋商制度分析模式。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晋商制度安排、配置与变迁的理论框架。将晋商的盛衰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因、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运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对大量可靠的史料进行了理论分析,使晋商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晋商研究还应用历史的制度分析的理论分析模式,历史经验的归纳分析法、博弈论分析法,通过委托中的晋商信用研究、晋商金融信用的演进研究、资本运营中的信用关系研究以及晋商信用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构建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分析模式。从产权结构、交易成本来研究晋商的信用制度,以及晋商信用的基本模式与实现方式,变迁过程及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5.[美]道格拉斯・C・诺思.时间过程中的经济业绩.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8.[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9.[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篇(4)

[关键词]大学；经济学；多元性；学习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ll-0217-03

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对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理论、应用、历史及有关方法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分支众多、内容庞杂的学科体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新形势格局下，我国目前的头等大事是努力发展经济，作为此项艰巨使命承载者之一的大学经济学本科生，如何学好经济学，并能学以致用，尚有诸多困扰及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结合经济学多元特性学习经济学。

一、经济学多元性浅析

迄今为止，经济学的定义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似乎尚不存在一个被所有经济学家认可的定义，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济学的多元性。

1.经济学内容的多元性

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丰富、复杂、专业化，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经济学研究及应用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再一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彼此联结也越加紧密，比如数学与经济学之关系，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因为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都要借助数学。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经济学内容的多元性越发凸显。

2.经济学学说流派的多元性

经济学领域学说流派众多。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马歇尔建立的剑桥学派，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20世纪初在美国诞生的制度学派，是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强调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建立了货币学派，其在理论上和政策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其支配作用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则强调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新经济学派则在继承制度学派传统前提下，根据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更加注意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还有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等。追根溯源，经济学学说流派的多元性不仅体现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独特的理论产生，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种学说流派也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相互之间即不独立无关，又都给我们新经济的发展建设以依据及启迪。

3.经济学地域的多元性

由于地理、资源、文化、教育等差异，经济学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性，即强烈的本土性。综观经济学发展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间都存在密切相关，它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针对当时区域或本土社会问题的，那些在思想史上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穆勒、李斯特、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也多是当时对本区域公共政策提出积极有效意见的建议者。比如讨论、学习中国现代经济学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要契合探究事物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二是要契合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及经济现状等。中国的国情是：一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要解决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文化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建立在一个具有本土性的行为机理之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和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目前中国社会制度欠规范、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社会保障缺乏、没有健全雇工制度、全民教育落后、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社会失业普遍、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显然，从经济层面解决上述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能提供完全有效的指导，如果把主流经济学理论盲目套用到国情根本不同的中国社会，这种“东施效颦”的行为必定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此外，还要关注中国人的理想，中国社会的和谐建设等等。因此，中国经济学要有中国地域或本土特性，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完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

二、从经济学多元性浅析大学经济学学习

1._契合经济学多元性，大学经济学学习必须注重三种能力的培养提高

经济学本科生应注重培养提高洞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洞察能力是指在现实中观察出重大问题以及规律性与决定性问题，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能力。我们首先应把经济学课程中的基本理论消化吸收，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经济学的基准理论；同时要日积月累，广泛接收经济时事，善于利用图书馆、档案馆、书店、书展以获得最新的图书资料信息，经常做卡片、记笔记、剪贴(复印)报刊等，结合实际加强自己对基本经济理论的理解，以提高自身洞察能力。

分析能力是指运用己学理论解释当今世界经济现象的能力。这是我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学过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比如，分析能力提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离不开数学，数学业已成为学好经济学的基本条件，因此，学习过程中要加强数学学习与训练，熟练掌握进行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一系列数学统计类型分析工具，多参加案例分析及课堂辩论中的角色扮演，这对分析能力的培养提高大有裨益。

创新能力是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在问责我们教育体制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我们这代人应该努力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重要性。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一是要在确立主动成才的基础上培养自主思维和积极创新的意识。二是要加强自身多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经济学多元性需求。未来经济学重大创新将会更多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传统学习中的单科独进方式一定会束缚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三是要注重与众不同的个性化发展，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看、多想、多探究，培养对经济学某方面知识的兴趣，以强化相关知识的主

动积累，相信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四是要注重培养自学能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五是要积极参加课外学习活动，如专题讨论、小组学习、专家学术演讲、社会实践等，以开拓视野。

2.经济学多元性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开放性学习思维

开放性思维是指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和狭隘眼界，多视角、全方位看问题的思维。具备了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就能够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经历的传统应试教育使我们不自觉地有着较强烈的封闭性思维，对自己已经熟悉的东西，无论它已多么落后和无用，都不敢放弃，对新事物、新信息充满了本能的排斥。开放性思维具有反教条和实事求是的特征，学习中我们应用开放性思维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做到既向内看，又向外看；能根据外界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让自己和他人、和外部世界和谐起来，才能对不同文明及不同观念充满尊重，进而推崇学习多元文化、多元经济、多元价值观。

3.经济学多元性要求学习过程中应具有国际化前瞻性并培养相关素质

多年来，教育体制桎梏了我们教育的“国际化”进程。经济学无论内容、学说学派以及地域的多元性，无不深刻体现欧美等发达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演变特征，中国经济学理论及实践也与其息息相关，因此我们的学习必须具有国际化前瞻性并培养相关素质。

(1)学好国际通用语言――英语，是我们走向国际化多元经济的必由之路。社会生活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使英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英语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之一，已成为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学英语一是为国际化需求，二是为我们自身知识的扩充。若能熟练掌握英语，就能帮助我们打开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学习之门。西方经济科学领先我们，许多好的文章、好的研究丛书都是用英文写成的，为能进一步学习探索，扩展我们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应当学好英语，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得到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交流沟通。太多的学生把大学英语学习置于“通过四、六级而已”的做法确实有失偏颇。

(2)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养成。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探究”一词的解释是：something thatstudents do。not something that is done to them，这和我们常说的“授之与渔”同义。探究是一种积极的学习过程。经济学多元性本身意味其包罗万象、变化莫测，具备了探究式学习方法，就能补充完善我们固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法，就能在其原则指导下，仿照科学研究的过程来学习经济学内容，从而在掌握经济学内容的同时，体验、理解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我们所学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相结合。

篇(5)

关键词：古典微观经济学；4P；4C；4W；渊源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41-01

1 营销的4P理论

营销理论是一门应用学科，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其基本的营销观念受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和规定。美国营销理论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营销管理》中认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这一定义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商品、服务与创意);价值、成本和满意;交换和交易;关系和网络;市场;营销者和预期服务。”这里不难看出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从时间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以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构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是其理论的基石。“准确地说，4P存续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经济学理论对营销观的影响和启迪的结果。而从经济形态来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从19世纪后期到1929年全球经济过剩危机这一时期内，世界经济的主流是短缺经济。4P代表了销售者即生产者的观点，即卖方用于影响买方的有用的营销工具。4P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为中心，4P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卖方市场，是短缺经济时代下的产物。4P理论的目的是以企业或生产者的利润为目标。

2 营销的4C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个性化、人文化、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传统的4P理论已不适应新的情况。 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茨和劳特明教授为代表的营销专家认为:企业从事营销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为此他们提出了营销组合的4C理论，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 Cost)，沟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论的提出对传统4P理论冲击很大，传统4P理论是一种企业导向而不是真正的顾客导向，以4P为核心的传统营销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经营思维，本身带有销售观念和以生产为中心的痕迹，而4C理论的经营理念则刚好相反，它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经营思维，是市场观念的具体体现。

4P到4C是营销观念的变革。传统营销理论强调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要素。这种4P理论认为，企业只要围绕4P制定灵活的营销组合，产品销售就有了保证。

3 营销的4W理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既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又是后者的方法论基础，营销理论无论是4P和4C理论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4Ps和4C之后，人们提出诸多营销新理论，来刻画知识经济时代的营销理论创新，如社会营销、关系营销、生态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等，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确实有创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理论创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启发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们均是对实际营销现象的经验总结，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发展，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两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产――消费者全新的分析单元，提出了4W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4P是第一代营销理论，4C是第二代营销理论，而4W是第三代营销理论，4W是4P和4C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如果从营销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看，或者从4P和4C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务来分析的话，4P和4C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逻辑结构中的同一论，即4P和4C的理论基础都是新古典经济学。4P和4C理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以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来观察市场营销，4P以生产者的角度来演绎出一套营销理论，4C以消费者为出发点来发展出一套营销理论。这也是4Ps的营销近视症和4C理论的营销远视症局限性存在的原因，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论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观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的流行写法，是以马歇尔对需求和供求的狭义解释为基础。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利用供求、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该框架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是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第二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的狭义解释以及他对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第三他用规模经济概念替换了专业化经济概念。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两分法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奠基石，它使得“边际学派”得以兴旺，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构建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两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体现与应用，被当作微观经济学分析柜架的标准构件，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这一致命缺陷，从而导致4P和4C理论存在相应的理论局限性。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接近现实的框架，用消费――生产者代替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和卖什么。在这种框架里，在选择不同职业的个人之间，消费者-生产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不存在纯消费者地位与纯生产者地位之间的不对称。

从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第一代营销理论(包括4P和4C)应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单赢营销理论或优化营销理论，第二代营销理论(4W)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共赢营销理论或博弈营销理论。笔者将之概括为4W营销。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础上的总结和扩展，4C比4P进步的观点有二:一是观察市场营销的角度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这意味着“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地满足顾客需要，同时和顾客保持有效的沟通”，与4C相比，4W是从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生产者――供应商、生产者――环境四个范畴来全而审视市场营销，4W认为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经济地满足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的需要，同时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双赢的结果。总之，4W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它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磋商、共赢、合作、参与、学习、分散、柔性。4W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理念，其与4P与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场规则，公共利益认同之上的合作这一新经济观。

综上所述，4P，4C，4W营销组合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它们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完善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有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的渊源。由于企业层次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市场及企业营销还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企业在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著．营销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篇(6)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二）自发秩序理论方面的缺陷。哈耶克基本上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重叠起来。这样，他的所有理论探讨和论证实际上也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辩护。然而，哈耶克的这种辩护并不成功。首先，市场经济自发进化的不纯粹性。哈耶克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基础的，只能是那些在进化过程中自发生成的规则，而不是那些刻意设计的规则。他在这里强调的当然是那些起源于个人之间相互协调行为的习惯性规则，这些习惯性规则是众多自利的个人在做出各种相互独立的决策时无意产生的结果，在生成这些习惯性规则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发挥着作用：在起点的决定问题上，偶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一旦起点确定后，必然性将最终造就出一种均衡态。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论证并不成功，市场经济规则的出现和维持离不开某种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的推动和实施。其次，自由主义原则含义模糊。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给出了自由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在这里，自由概念的准确界定依赖于强制概念的确定。由于强制概念的混乱，哈耶克的这个定义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它根本无法对社会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

总之，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摈弃其错误和糟粕，吸取其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启发借鉴意义的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2004.166.

[2]（英）哈耶克，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2003.9.

[3]（英）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1997.19.

篇(7)

(一)“经济”与“经济学”术语的由来“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而“经济学”一词，一般认为始见于1615年法国人蒙克莱田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也由此出现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我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将economics译为“经济学”，我国的严复则将其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二)经济学说的演进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经济学说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学说两个阶段。在封建社会晚期，西欧各国出现了重商主义的各种论述，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探讨，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学产生。十七世纪中叶后，先后出现了以威廉・配第、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为标志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出现了与英法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不同特点的历史学派，美国早期的经济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获得广泛发展，并逐渐融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德国历史学派获新发展，美国出现了制度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德、美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二十世纪初到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获得发展，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成为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凯恩斯主义。70年代以后，作为凯恩斯主义批评者的经济学思潮逐渐抬头，同时以新古典分析方法与理论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产生并发展起来，到90年代，继承凯恩斯传统的新凯恩斯主义和继承自由主义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获得发展。

二、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会计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会计的历史起点当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简单刻记与直观绘图记事阶段。直至十四世纪复式簿记产生以后，才是研究会计思想和会计观念最合适的起点。该方法所依据的观念是：企业单位和企业关系的观念；经济业务用货币形式记账的事实；不同的项目可以按照共同的货币单位比较；通过费用和产权账户的使用，说明对资本和收益的区别已有所了解。会计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中世纪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兴起，会计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表达能力，社会制度方面的前提条件包括：私有财产观念；信贷的发展；资金的积累。但这些前提条件并不能充分阐明会计理论的发展，短期合伙和合伙经营方式的出现不仅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且对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法国人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标志着会计理论的诞生。十五世纪末，意大利城市在政治和贸易上开始没落，该时期复式记账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在每年的年末计算损益，资产负债表随之产生。十七和十八世纪西欧另一个重要社会制度和经济变化，是工业革命的开始和合股公司及其他形式组织的发展，该变化对以后会计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十九世纪的一系列经济事件使会计有了巨大发展，但会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经济制度和使用会计数据目的变动的影响。

会计理论与方法的任何创新，都旨在促进生产的发展，但其进步又密切依存于经济的需要。20世纪会计上的重大成就主要包括：第一，政府不仅依法监管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而且规范上市公司应予披露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信息，组织权威的机构制定会计准则，作为会计对外报告的确认、计量、记录和公开披露的依据。第二，围绕会计的记录、计量、确认、报告，产生了各种会计理论，以此为基础，准则制定机构AICPA和FASB先后研究并了“企业会计普遍适用的准则”、美国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1-7号)等。第三，创造了具有控制职能的标准成本会计制度。标准成本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便逐步形成了现代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现代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前者服务于市场(主要是投资人和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后者则提供具有“商业秘密”的成本、效益等内部信息，满足企业经营者的需要。这种科学的分工与合作，是20世纪会计科学的又一重大成就。第四，一批中青年会计学者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多角度研究分析会计信息的作用，重新解释和预测了过去已发现和至今未发现或产生的会计现象，经验一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在近30年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功。

(二)“公认会计原则”的形成与会计理论 “公认会计原则”是20世纪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美国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而对合理、科学的会计原则的追求，是推动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并形成观点丰富的财务会计理论体系。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会计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批评。美国会计师协会(即后来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命乔治・梅(GeorgeMay)为主席的“与证券交易所协调委员会”，对会计实务进行调查，并通过了六条“认可的会计原则”。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下属委员会在“财务报表的检查”报告中，正式产生“公认会计原则”(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的概念。1938年，会计程序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进入了有组织、有意识地制定会计准则的阶段，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认会计原则”。美国在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包括：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些机构先后的“会计研究公报”、“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和“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以及一些相关的解释文件，都属于“公认会计原则”的内容。受美国的影响，其他一些国家也逐步效仿。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成立，标志着公认会计原则已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实际需要。早期的国际会计准则保留了较多的可选择方法，不利于提高各国财务报表的可比性。本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着手修订已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于2000年5月宣布，已完成了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的月份准则的评估工作，二十世纪60和70年代曾发生很多环境变动，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会计师的工作，迫使会计界采用新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思想。在技术领域，电子计算机是一项最重要的发展，但社会和经济变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会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人类社会

的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从整体上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会计实践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反之亦然；从会计理论的发展史来看，会计理论正在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会计理论也愈益从经济学中找寻“支援意识”，并将其转换为会计学理论的基础理论架构。经济学理论在会计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渗透到会计学的各个领域。会计学视野中的经济学应是解释会计现象与拓展会计新领域的一种工具。

三、经济学说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把会计看成确定和控制资本价值运动的手段。就会计职能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而言，马克思指出：“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这里的“簿记”就是会计，从而精辟地概括了会计发展的历史规律及会计职能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理论认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蕴涵着会计核算。从资本循环可以看出，企业经营的过程是通过垫付货币资本收回更多的货币资本，其目的是取得更多的现金净流入。在企业资本运动过程中，存在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两种形态。在资本处于显著变动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某个期间)全部资本的流量的结果(增量)；在资本处于相对静止时，应着重计算企业在某个经营时点资本的使用状况及对资本的要求权(产权)，其代表企业在某个会计时点资本的存量。可见，借助资本循环，企业的经营业绩特别是现金净流入及财务状况都可以用会计加以计量。

经济理论认为固定资本损耗与会计中的折旧费用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像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像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磨损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固定资产无论使用与否，都会发生有形损耗，这种损耗的程度主要决定于其工作负荷程度和固定资产本身的质量。马克思又指出：“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固定资产除有形损耗外，不定期可能发生着无形损耗。对于固定资产损耗的补偿要采取固定资产更新和固定资产大修理两种形式。而折旧是固定资产由于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正确地计提折旧，才能正确地计算产品成本，从而保证固定资产再生产具有正常的资本来源。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其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固定资产折旧可按其使用年限平均计算，企业会计也依据该原理来计算折旧。

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中蕴涵产品成本核算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和所用的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自身耗费的东西……，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成本价格是商品中用来补偿所消耗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是所消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的转化形式。成本价格对企业来说是成为出售商品价格的最低界限。商品的成本价格越低，竞争能力越大。根据成本价格理论，产品成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耗费的生产资料，如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费用；补偿固定资产在生产过程中逐渐磨损而提取的折旧费；以工资形式支付给生产者的劳动报酬；进行生产管理活动所支出的管理费用。在成本计算工作中，应根据这个理论范围计算产品的成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充分考虑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价值耗费的补偿，以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会计核算要求将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所发生的一切支出综合表现出来，并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加以补偿。因此，将这些费用计入产品成本，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同时，将废品损失等非生产性损失的发生列入产品成本，也可以提高产品成本的综合反应作用。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H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显学”。新制度经济学不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及颇有价值的方法，同时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对会计理论逻辑起点研究的影响。从60年代起，各国会计界普遍将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但制度因素在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笔者拟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会计目标进行重新界定，对企业财务会计目标做出分析。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这些契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涉及到投入品的物主和商品的买主，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等)、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的供应者、产品的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结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而企业的契约人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原有的契约人可按一定的规则退出契约，原来未缔约者也可按一定规则加入契约。这样，企业除了有现实的契约人之外，也存在潜在的契约人。契约市场则是现实的契约人与潜在的契约人进行角色转换的制度安排。潜在的契约人可以通过契约市场加入契约，而现实的契约人也可以通过契约市场来退出契约。此外，企业还有间接的契约安排。企业的这种“契约链”是可以无限延伸的，而且随着它的延长。契约人与企业的利益相关度逐渐下降。契约是人与人之间交易的结果，交易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交易费用。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信息、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其中核心部分是信息费用。交易费用对人们之间的契约有重大影响，因此契约人想方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会计是一个将企业的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信息转换和加工的系统，因此，企业财务会计目标可以界定为：降低企业契约人集(指直接契约人、间接契约人、现实契约人、潜在契约人的集合)的交易费用。 　二是对会计研究方法的影响。早期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者们运用的是有效市场假说及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奉行以会计信息价值为中心的理论，但最终发现这种理论不能圆满地解释会计惯例。他们意识到：政府官员和其他管制者们的行为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动机是谋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通过建模进行预测。与此同时，在行政管理中同样存在着非零值的交易费用，使得会计程序能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及其价值。于是，在70年代末从传统的

实证会计理论中派生出了一种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理论，该理论强调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会计惯例进行解释，它不仅建立在企业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之上，而且是这两种理论的衍生物。在实证会计方面，经济学不仅提供了会计研究的方法论，而且使会计学“侵入”到金融学领域，对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和市场效率假说的检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实证会计理论借鉴的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致力于根据利益集团选择会计准则、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的行为，来解释现存的各种44t实务，从而用实证方法证明有关会计假设，以对未来会计实务进行预测，这和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大为不同。

三是对会计规范研究的影响。会计规范是有关会计信息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制度安排，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奕的结果。会计规范的演进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变迁问题，会计规范演进的原因是会计规范的不均衡，会计规范的不均衡是指会计规范的需求与供给不一致。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会计规范的需求与供给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原来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再使制度需求者的净收益最大，因此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机和需求；另一方面，又改变了制度的选择集合和选择范围，从而改变了制度的有效供给。同时，这种制度的不均衡是一种常态，而制度的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制度的变迁只不过是从一种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不均衡状态，而不是从不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会计规范只存在于动态过程之中，会计规范的演进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发生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制度的科学，制度作为一套行为规则被用来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会计规范正是包含在制度该概念之内的。因此，会计规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可以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用制度分析框架来分析和研究会计规范问题。

四是对会计史研究的影响。传统的会计史研究方式是按照时间顺序、以重大的会计史实为基础来描述会计史。其缺陷在于：这种方式以描述为主，使不少会计研究文献只是史料的堆积，忽视了对史料的分析；缺乏理论分析工具，只通过规范方法进行研究，缺乏定量分析与实证支持，客观性、可证实性差；研究的实际意义不大，只是对会计的过去进行了回顾，不能对现在的会计理论研究起作用，更不能对会计的未来做出预测。如果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会计史研究，其意义在于：以制度变迁为线索把握会计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减少研究的盲目性；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对会计史做定量分析，用实证方法研究会计史问题，从而提炼出一个对会计史进行理性分析的框架；进行会计史研究也不再只是为了对会计的过去进行回顾，而是要通过对会计发展历史上会计环境与会计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检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环境的一致性，并对会计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五是委托理论与产权会计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理论假设人有不同的偏好，并且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甚至会有机会主义行为，这就导致了成本(包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剩余损失)的发生。所以，委托人需要一种控制系统来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标来行事。该控制系统包括三部分：决策权的分配、业绩计量与评价和奖励与惩罚。契约和决策的形成需要信息为基础，而会计和审计正与这种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有关，所以理论被用在会计和审计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审计程序的效率特点。产权会计理论认为：产权界定是会计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产权制度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出发点与归宿；提高产权效率是制定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产权博弈关系决定企业会计的未来发展取向。

六是信息经济学对会计理论的影响。司可脱(sccott)的《财务会计理论》是基于信息经济学来构建的，作者认为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协调会计信息的不同角色。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信息经济学、证券价格和行为科学在财务会计研究中的运用，导致由经济收益计量观向决策有用观的转变，“主要会计职业界已经采纳了决策有用观”。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1978)将财务呈报的目标确定为：财务报告应该提供与现在的潜在的投资者和信贷人以及其他用户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财务报告应该提供有助于现在的、潜在的投资者和信贷人以及其他用户评估企业预期现金流人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的有用信息；财务报告应该提供关于企业的经济资源、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以及使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要求权发生变动的交易、事件和情况影响的信息。

(三)人力资本理论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的创立得益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指出，人力知识、能力、健康等质量的提高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数量的增加重要。会计系统如果不能反映这种重要的资源，那么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势必大打折扣，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该影响会日益加大。

(四)会计由微观控制走向宏观控制：国民经济会计郭道扬教授在二十世纪会计大事评说(七)中写道：“20世纪以前，会计(簿记)所正视的基本上是一个微观经济世界，它参与对国家经济、企业经济的管理也基本上囿于微观经济范围。进人20世纪后，会计环境巨变促使它走向宏观经济控制领域，在宏观会计建设方面开创了新的格局”。会计由微观走向宏观，会计环境的巨变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只是外因，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是人的因素。国民经济会计又称国民会计、总量会计或社会会计。最早提出社会会计概念的是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他在其著作《经济的社会结构一经济学入门》一书中认为：所谓社会会计学，就如同借会计学能在一望之下把握企业经济活动全貌一般，利用相同的会计学方法，力图掌握国民经济的整体活动状况。希克斯在国民经济会计理论上的贡献可归纳为：一是企业中会计师所用的一般化的表式可用于国民收入的计算，具体表现为生产记录表、收入及支出记录表、储蓄及投资记录表。这三种记录表是构成社会记录体系的基石。二是提出了分部报告的思想。许多交易在国民经济的内部交易中已相互抵销，因此应将构成国民经济的无数经济单位分成若干集团，就各个集团制作多个记录表。三是可将上述集团分成企业部门、个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三类，这三类部门各自制作三个记录表，并据以制作整个国民经济的记录表，这便是国民收入表。为使此表更趋完备，还须外加国际收支平衡表。

三十年代末，理查德・斯通等人在凯恩斯的指导下，将会计学中的复式记账原理、会计账户体系、平衡原理等理论，引入国民收入核算，为英国计算国民收入。四十年代，斯通又与米德(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合著出版了《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为改进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十年代，为了解决国与国之间国民收入核算标准问题，斯通在联合国带领专家工作组专门研究“国民收入”会计问题，在以往相关成果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题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及辅助表》的报告(简称SNA)。此后，

经过反复修订，于1968年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A sy8tern of National Accounts)。自此，国民经济会计研究和推广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要素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会计、统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它表示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及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SNA就是按照一个“历年”对国民经济活动的总成果在微观会计的基础上进行核算，在事后又应用统计方法进行估算，并根据复式记账平衡原理，系统编制各式报表，最终综合反映全国生产、消费、投资、所得分配，以及家庭收支、政府收支及其国外交易全貌，从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准确而又全面的信息。美国经济学家彼特森指出：“社会会计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国民收入和生产账、资金流量账、投入产出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国民资产负债和国民财富表”。由于SNA主要是以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为核算对象，采用了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报表等会计方法，并且大部分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企业的会计报表，因而称之为国民经济会计(社会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