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8 08:48:59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Political Economy
一、专业名称、代码:政治经济学,020101
二、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经济学科(门类)”所属“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类)中的基础性专业,也是经济学科各专业共同的理论基础,还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我国,有时特指的政治经济学。河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是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授权的硕士学位点之一。河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既有在《资本论》与经济学方面传统的鲜明特色与突出优势,又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崭新特征与现实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专业一直是河南省连续多年的省级重点学科。该专业名师辈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有所成和富有成就的优秀硕士毕业生,成为高校、政府与经济职能部门的高级精英人才。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品学兼优的高级专门人才。系统地掌握经济学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熟悉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对于国内外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有较清楚的了解;具有能够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计算手段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够从事经济类专业适合的相关工作。
1.掌握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2.具有一定的从事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具有应用外语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
四、修业年限
本专业硕士生学制一般为3年,在校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对提前完成培养计划,学位论文符合申请答辩要求的研究生,按一定标准、经过规定的审批程序可以提前答辩、毕业并申请学位。
五、研究方向
1. 经济体制转型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2.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研究
3. 现代企业制度与人力资本发展研究
4. 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六、课程设置
(一)课程类型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类型包括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补修课7 大类(其中公共必修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为学位课程)。
(二)课程体系
类别
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
任职
教师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第一外国语
考试
54
54
2
4
1、2
公共基础课
1)中级微观经济学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2)中级宏观经济学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3) 中级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考试
考试
考试
54
54
54
2
2
2
1
1
2
院定
专业基础课
1)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y
2)《资本论》研究
Research On
考试
考试
36
36
2
2
2
2
导师组
专业必修课
1)经济理论
MarxismEconomics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Socialism Economics
3)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考试
考试
考试
36
36
36
2
2
2
2
2
2
导师组
学术活动
参加研究生学术论坛、听取学术会议报告, 1 学分
1
1
实践环节
进行实践能力训练, 1 学分
1
4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1)中外经济学名著选读
Selected Materials of Marxism Works on Economics
2)政治经济学前沿
3)经济思想史
考查
考查
考查
36
36
36
2
2
1
2
2
2
院定
院定
院定
补修课程
(跨专业研究生)
考试
54
≤4
1
公共选修课
1 )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 全校性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培养类的课程,不计学分。
考查
36
1
3
七、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分分为课程学分和论文学分两部分。总学分50学分,其中课程总学分原则上32学分, 其中必修课22学分,选修课8学分,学术活动与实践环节2学分。论文研究18学分。
硕
士
学
位
课
程
学
分
公共必修课
公共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选修课
学术活动
实践环节
32学分
论
文
研
究
开题报告 2学分
18 学分
中期考核 2 学分
预答辩 2 学分
学位论文 12 学分
八、培养方式与方法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既充分发挥导师指导研究生的主导作用,又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挥学术群体作用的培养机制。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的互动教学方式。研究生参加学术讲座、学术报告、讨论班、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并获得相应的学分。
1、充分发挥导师指导研究生的主导作用,以导师指导和本学科老师集体培养相结合为原则,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学术群体作用的培养机制。
2、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自觉性,根据课程特点灵活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加强研究生自学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实际工作能力等的训练和培养。
3、研究生应博览群书,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应认真学习基础理论和钻研原著,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4、培养研究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和研究相结合、严谨治学和勇于创新相结合的精神和能力,使研究生具有获取知识、更新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
九、学位论文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修完全部学位课程和修满所要求的总学分后,要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的撰写。
1.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和前沿性,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开题报告。硕士研究生在第3学期完成开题报告。硕士生开题由院系组织集中进行开题,由若干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教授或副教授参加,以学术报告方式集中进行。
研究生确定了论文选题后,在论文写作之前,必须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包括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国内外有关该论题研究的现状及趋势、本人的详细研究计划、写作提纲、主要参考文献等内容。研究生作开题报告时,应有包括导师在内的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教师3-5人参加,教师要对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计划的可行性等做出认真的评议。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WWW.66WEN.COM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法;思考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作为经济分析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在高校的思政、经济学专业作为主要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亟待改革。笔者针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探讨其教学方法。
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特点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经济学科,在我国保持其主流经济学地位,其学科特点主要有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
1.理论性
《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的,其中的许多在抽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后,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作用。如: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流通费用理论、信用经济理论、地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
2.实践性
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坚持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前提下,不断研究新的实践问题,丰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实践的新的理论概括。
3.应用性
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这就使政治经济学具有应用性特点。政治经济学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材的选择不能体现其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特点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教材与全国其他高等院校趋同,其民族地方特征未能体现。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生知识准备相对欠缺,一些涉及政治经济学相关方法,如:数学分析法、模型分析方法等未能学习和掌握,学生学习到政治经济学中相关知识时,只能是一知半解,教师难以开展系统的教学活动。
民族地区高校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一般都选择全国统编教材,目前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内容庞杂,采用的数据陈旧,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涉及地方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和具体问题的内容案例很少。
2.政治经济学教学师资薄弱
教师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问题,师资问题是决定教学环节的关键因素。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师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少,结构不合理,知识老化。教授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教师数量少,教师年龄普遍偏大,青年教师比例少,教学能力不高,难以完成教学任务。师资培训的经费欠缺,教师参与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少,教学和科研水平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不能满足培养人才的需求。
3.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教法与测试方法亟待改革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老师仍采用传统的板书方式授课,上大课,老师台上教,学生台下听,“满堂灌”致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未能调动起来。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办学条件在不断改善,大多数学校已建有多媒体教室,但其设备现代化程度不高,同时由于教师年龄偏大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收集材料、PPT制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不熟练、收集材料困难、PPT制作难度大、备课量大等因素,致使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抽象的理论、数据分析、模型等,需要用课件影像资料来形象深动地阐明,而得不到运用,使其问题更加复杂化和抽象化,传统的教学方法既单一,教学效果又不佳。
政治经济学很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由于受传统考试方法的影响,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基本是通过期末闭卷考试,既简单又单一,造成学生只关注书本知识、死记硬背、脱离实际,很难体现对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发挥。
4.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环节缺失
政治经济学既有较高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应用性很强,但民族地区高校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教学实践,加之高校扩招,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很难抽出时间组织学生深入到基层、企业、经济开发区等去调研,一些涉及本民族地区的重大经济现象、重大经济问题、热点、焦点、民生的问题,无法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找到答案,从而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价值,削弱了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的服务功能,极大地挫伤了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进的建议
1.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着力充实教材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政治经济学在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同时,应结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教学大纲和补充教材编写工作中,以政治经济原理为指导,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成熟的案例来突破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引导学生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创造性,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培养目标。
2.通过引进和培养人才,建立一支结构合理而又稳定的师资队伍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大多数建校时间短,师资力量还比较弱,高学历、高职称教师达不到要求,而且教师队伍不稳定,为此应集中力量重点解决教学骨干教师的问题,一是要实施人才引进计划,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搭建科研平台,创建能引得进、留得住、出成果的人才引进机制,通过人才的引进,优化师资结构;二是要通过“西部计划”、“教授工程”等措施将优秀教师送到重点院校进修学习,提高专业知识水平,通过培养改善师资结构;三是要大力支持和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与合作,要求教师深砧教材,掌握学科发展前沿,发现学科新问题,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能力;通过以上措施从而形成一支结构合理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确保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稳定发展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3.与时俱进,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
政治经济学理论性较强,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抽象思维在黑板上一步步演绎出一般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原理引用一些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因受课堂时间的制约而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学生学习时感觉抽象难理解乏味,难以激发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运用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文字、图形、影像、语音等方式来演示教学内容,将政治经济学中许多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论、复杂的逻辑关系直观、清晰地表达出来,其教学效果,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为此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面对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师要熟练和掌握多媒体的运用,要求教师要制作自己的课件,通过课前大量的准备、课件的制作,在课堂教学时节省传统板书时间,传授大量信息,既改变了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使教师的教法更具灵活性和创造空间,又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民族地区地方高校要克服办学经费困难的矛盾,积极争取多方支持,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施的构建完善,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力所能及的硬件设施,为实施现代化教学手段提供前提基础。
改革传统考核的方式,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核。课程考核既是对学生学习过程掌握知识程度的检测,又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检验,主要是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基本原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特点,考核可采取口试、作业、讨论、案例分析、笔试等形式,考试和口试主要是考核学生基础理论和相关实践问题分析的能力;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作业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
4.重视实践教学,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人才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首先,民族地区高校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中要安排实践教学课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实习基地,要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如脱贫、环境保护、后发赶超、同步实现小康等,适时更新教学实践的内容,要求学生参与调研、参与课题研究,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民族地区高校更要重视毕业生的实习,要建立和完善校内外实习基地,要尽力组织毕业生到相对应的单位去实习,要在校内外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完成实习工作,在实习中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的能力,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逄锦聚,等.政治经济学(第四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程恩富,徐惠平.政治经济学(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王维澄,李连仲,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一、问题的提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学生们在学了这门课之后,普遍反映这门课理论抽象、复杂、分散,学起来很吃力;有些内容在高中已经学过了,再学一遍没什么新意,是在浪费时间;目前流行的是西方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太陈旧了;学了以后也不很实用甚至是根本不实用,学和不学没什么两样。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部分人都是近视功利、心浮气躁的,对纯理论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考试的压力,很多学生就不会去上这门课,给这门课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教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有的基本态度
要适应大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维,就必须转变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师的教学态度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大家的想象,鼓励学生自由思辨的,以此为学生提供一种观察认识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和方法。[1]
(一)教师要能够正确把握的理论精髓要使学生能体会到的基本理论博大精深之处,体会到其创见性和意义,需要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辨别良莠,把握精髓,挖掘马克思体系中真正对学生有所启发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二)教师要崇尚自由思辨的学风要使学生愿意学,愿意挖掘的理论精髓,需要教师鼓励学生自由思辨,不打击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对学生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引导,而不是坚决地给予否定。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校时间不长,校园风景也不很壮丽,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办学成就,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它一直坚持自由兼容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它的教学主要不是教授知识和方法,而是引导学生会读书、会学习、会研究,培养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3]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教育界普遍要努力的方面。
(三)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出一定的思维范式要使学生能克服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理论分散、缺乏系统理解的困难,需要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是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规则、方法,使学生能够对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的认识由感性阶段进入高一级的理性阶段,使知识系统化。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笔者认为教师教学中在每一具体问题讲解前都应以一定的思路贯穿引出下面要讲的内容,给学生一个宏观、整体的架构,帮助学生掌握内容。对于还没有整体架构的内容也应向学生说明,吸引学生进行研究分析,同时也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四)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正确对待这门课程,不觉得无用,需要教师除了在教方面注意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在学的方面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传统理论,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论。对待也要一分为二,正确认识马克思理论的精华,努力吸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避免学生见到马克思或政治经济学等字眼就摇头。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马克思理论是开放性的,可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种引导要贯穿于课程的始终。例如导论是课程的起点,是学生接触课程的开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要吸引学生的兴趣,教师就要重视导论,讲好导论。政治经济学导论部分介绍了该门课程的起源、发展过程、课程的性质、主要研究方法和意义等,这时纠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厘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帮助学生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很重要。讲好导论是教学成功的起点。[4]后面具体的内容要与研究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结合起来讲解,使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态度有感性基础。当前政治经济学还在不断发展,吸引学生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能够提出独自见解,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这是教学的根本目的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
学生普遍认为理想的授课方式是理论联系现实,老师与学生有互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取的“讲座+讨论”教学方法是老师与学生有高度的互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的好方法,是他们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机制。[5]但是这样先进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我国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因为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象牙塔里,他们的知识、经验和阅历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现就是,学生对经济新闻节目大都偶尔关注或者不关注,不会提出问题或提出的问题相当幼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有的学生会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在此种情况下,需要老师把传授基本知识和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相结合。
(一)必要的理论加案例讲授对于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理论加案例讲授法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理性思考现实问题,在讲授基本理论时需要借助案例来帮助学生正确深入地理解原理。所以,理论加案例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的重要的教学方法。受课时的限制,教师选案例贵在精,不在多。案例的具体表现方式可以有多种:经济事件,经济数字,图片资料等。这些资料不但较为容易收集,节约开支,而且极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时事,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适时的课堂讨论对于当前经济界有争议的问题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教学。因为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关注经济问题,又能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通过课堂讨论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参与教学,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主动思考问题,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思想,便于有效引导。这种方法需要教师课前组织学生做好准备。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选择讨论题目,然后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由组长组织同学去做调查,找资料,查文献,写出本组的发言提纲。需要教师课堂上组织好讨论。既要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引起争论,也要使讨论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有序地进行,不浪费时间。需要教师最后进行总结。对学生在讨论中闪现的思想火花和优良的思维品质要加以肯定和鼓励,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例如讨论垄断行业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p#分页标题#e#
(三)适当的学生自学对于教学中有些章节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看教材、查资料掌握的,可以布置给学生自学。因为这样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给学生一定的压力,还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减小距离感。一般来说,由于学生理论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自学中往往存在较大的盲目性,这种方法需要老师指出重点,给出思考题,并介绍相关参考资料,课下对有困难的学生自学进行指导,让学生以小论文的方式回答思考题,最后教师点评。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 经济学基地 理论经济学人才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工作会议暨2009年(第八届)学生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0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召开。教指委副主任委员、辽宁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程伟教授,教指委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刘灿教授以及全国13所“基地”负责人和学生优秀论文获得者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辽宁大学副校长徐平教授主持。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首先致欢迎辞。他首先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和全体师生对各位领导和同学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程伟教授指出,建设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是教育部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基础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对推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211工程”建设和“985工程”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辽宁大学的情况看,经济学科一直是全校的龙头学科,“基地”建设11年来,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发挥了明显的示范和带动效应,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堪称全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典范。他衷心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为“基地”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为辽大的学科建设和“基地”建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指导。
刘灿教授代表“教指委”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阐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和主要议题,介绍了教育部“质量工程”建设的进展情况,全面总结了“基地”建设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向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对此次会议召开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教授作为“基地”院校负责人代表,从“基地”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时期“基地”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和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的几点思考等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性发言。
开幕式结束后,“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和学生优秀论文研讨会在上午第二节和下午同时进行。建设工作会议分别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刘文昕教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教授和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建建教授共同主持,与会十三所“基地”院校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具体做法和经验,对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设。
在讨论中,吉林大学吴宇晖教授认为,各基地应加强联合、互相支持,建议进一步提炼基地以往建设经验并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如跨学科培养、与法学、数学等学科的联系等,还要注重培养和引进人才,希望各基地特别是一流学校积极接收基地学生。
吉林大学李俊江教授介绍说,吉林大学基地班的招生、学生培养在整个吉林大学处于前列,但同时也指出,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交流,他还建议经济学院可与数学院相互交换学分,夯实学生的数学基础,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做铺垫。
复旦大学李慧中教授认为,对“基地班”的定义应更加明确,是指整个经济学专业,还是从学生中选拔优秀者组成基地班,这涉及到基地班学生培养的连续性。为了加强理论培养对学生的吸引力,可以通过主办“夏令营”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来基地院校就学。但同时指出,在基地保送过程中,有些院校对名次要求过严,个别名校要求排名前5名,从而给实际招生培养带来困难。
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认为,基地班学生的培养必须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保送的研究生可去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理论经济学专业,精品课程、配套经费也应向理论经济学倾斜。
北京大学刘文昕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的建设经验,主要是对学生专业的选择强调个性化、人性化,在注重理论的大前提下,尊重学生的选择,使教学更符合学生的愿望,更贴近社会需求。具体做法是:经济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通过两年的理论基础学习(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学等)使学生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有坚实的把握,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和定位,在此基础上选择具体的专业。在硕士研究生招生中,对本校学生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外校学生积极录取。学生培养主要注重四个关系: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关系,二是历史性、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逻辑解释,三是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四是民族特殊性和国际规范性。课程设置为两年的必修课(全院)+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尽量压缩必修课学分,选修课要偏理论,在大框架不动的前提下每年进行微调。主要教学方法是:教授主讲本科课程、应用类课程课堂讨论、双语教学(因课而异)、前沿性课程注意发挥社会力量(如公司、研究机构等)的作用、加强社会实践(如发放问卷、建立数据库等)、实行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加大评奖力度等。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指出了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基地班建设带来的压力,主要有:大学价值、学生选择、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国际化的冲击等。
厦门大学杨继国教授指出,厦大将基地建设与教育部“质量工程”结合起来,以系为单位进行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同时也指出目前存在的有些学生对理论基础兴趣不大、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师资力量紧缺等基地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厦门大学赵建教授建议,基地学生研讨应有所创新,可以以基地为平台搞夏令营活动,聘请有关专家介绍一些前沿性课题,以培养学生对理论的兴趣及加强经济学素养的熏陶。
武汉大学曾国安教授介绍,武汉大学基地班单独招生,保证了较好的生源,现在基地班已形成了自己的吸引力和品牌。
武汉大学文建东教授指出,单纯的导师制下学生与导师联系较少,今后应在课题立项、经费支持、学术论文等方面加强联系,建议开设数学分析课程,使部分文科生的学术素养得到加强,同时完善推免机制、基地班淘汰机制等。
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建教授认为,基地班的定位应做到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相结合,坚持课程体系设计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原则,要走出国门与国外一流大学加强交流,加强基地间师生的交流与合作。
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阐述了基地建设的宗旨,即坚持和发展,坚持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基础人才,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建议在本科阶段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在硕士阶段注重西方经济学及其他工具的学习、在博士阶段注重联合培养。
西南财经大学陈志舟教授对本、硕、博连读培养计划和培养模式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认为,基地建设应注重五大体系:一是理论基础课体系;二是教材体系;三是第二课程和社会实践体系;四是论文体系;五是领导体系。当前,基地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基地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二是培养目标问题。因此,建议每年的基地工作会议应设定一个主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讨,同时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实行进一步规范,如增加教师点评。
上海财经大学夏纪军教授指出,当下基地毕业生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并不多,与基地培养的初衷不符,在现有社会环境及学生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更应注重提高基地自身的培养质量,增加数学等工具的学习,增强经济学基础,做到学生走得出去、也留得住。
南京大学安同良教授建议,应强调对学生科研能力的训练,办好本科生论文刊物,既尊重学生的志愿、又要加强数理深化,通过保送研究生进行调节。
南开大学王昭凤教授建议,要注重师资力量的引进、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注重学生的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可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各学校设立专门的科研经费等。
中国人民大学李军林教授指出,要坚持基地的培养目标和宗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特色专业建设适应注重中国化与教学改革相结合,应加强课程设置调整、教学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
建设工作会议最后,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何自力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并代表刘灿教授对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向教育部高教司申请将“基地”建设立项为“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具体可由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牵头,13所院校共同参加,该项目的研究和实践,可以物化为教改成果,为下一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奖做准备;第二,设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网站”。具体可设在一个学校,也可轮流做,一轮4年,以便加强信息交流、宣传基地教改动态和学生科研活动,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如精品课程、特色专业、教学团队等);第三,定期举办“基地”核心课程暑期研修班。每个学校可根据自身特色优势重点负责1门课程,如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资本论》选读、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改革等,每个暑期可举办一次,请最好的老师来讲,各基地教师参加研讨,也可以吸收基地外学校的教师参加。该项目也可以在高教司申请立项;第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可考虑采取项目制的办法进行操作,设立合作培养、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项目,以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每个项目由1个基地学校负责,其他基地学校自愿参加;第五,成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工作协调小组”(或“领导小组”)。由高教司、教指委领导和指导,还可设顾问组,聘请经济学老一辈经济学家参加。该协调或领导小组由13个基地各出1人(原则上为经济学院院长或基地负责人),在本次会议后即可成立。为便于该协调或领导小组开展有效工作,可在某个学校设秘书处,一轮4年或2年,原则上秘书处所在学校的基地负责人为该协调或领导小组的当值召集人。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之上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由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经历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多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发展,最终由马克思创造了劳动价值论科学的体系。新时期,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在于坚持价值来源于活劳动的一元论,确立生产精神性产品的的劳动和第三产业的服务性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的观念,并且做好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避免因为各个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构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于劳动价值论,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人的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由来与演进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
(一)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
1,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考察了商品价值问题,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因为劳动,从而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时间成反比;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认识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决定的。
2,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没有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把使用价值及价值混为一谈。
(二)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有所发展
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对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有不彻底性,他认为:(1)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2)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时所购买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3)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三)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限度内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
大卫·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是把使用价值看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并且他始终坚持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对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人”,但不同意“三种收人”决定价值。但李嘉图无法从价值规律的范畴内说明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无法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的解释价值规律。
(四)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过程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笔记中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同时在方法论上反对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著作又开始承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学说。随后在《1857一一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建设工作。马克思创建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成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转型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等。其中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活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劳动与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倍增,等等。
二、当今现时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一)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问题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仍然能够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且尽管处于信息时代,但必须承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耗费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就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进行了批驳。他这样说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认为进入新世纪和新技术发达时代,还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那肯定被认为脑子出了问题,而且聪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会在坟墓里发笑”。这种理论“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为乌有了。”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胡代光认为,生产要素在现今,不但包括资金、厂房、机器、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要素,这些新要素都具有资本化特点,都不具体创造价值,只有和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价值。而生产性劳动则是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生产物质资料,又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对其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劳动者整体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乃至被雇佣的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人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仔细揣摩其涵义,笔者认为,做这样的论述的原因是:这些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既创造了使用价值,又创造了价值,在作为商品出售时,也同时包含了剩余价值。“我国轻视知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主要是来自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但是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只不过这种商品或服务在购买时与物质性的商品的不同点在于:这种劳动就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本身,而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
所以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与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业的生产性劳动的最大不同在于,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是最终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而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性劳动,其劳动并不是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在购买时就意味着对这种劳动的即时消费。比如:擦鞋工为顾客擦鞋,理发师傅为人理发,在其劳动力的购买中就直接实现了消费;而不是像金银等物质财富的提炼一样,在消费的同时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终使其转化为金银,并能在其物质的存在期内一直具有相应的价值。服务性劳动等其他未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在消费的同时就已经消耗的尤影无踪。但由十这两种劳动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除了由于两种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对象存在差别而使其最终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质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活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同样予以重视。其本质上都创造了社会财富。
(二)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活劳动与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性劳动是不同的,在经济运行中就应该认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具体特性。如果不能弄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不同特性,在经济建设中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根据性质将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而且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扩大再生产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我们如果将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属的生产部门称之为第三部类,那么第三部类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等三个部类也要协调发展。
假设在三大部类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动都进行交换和消费,那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第一部类能够为第二部类提供全部固定资本投资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而巨第二部类能够为所有部类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第三部类应该能为前两个部类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产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提供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应该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类协调性的出现增长,不能出现不协调而使经济出现不健康的增长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样产生的不健康增长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当第一部类所占有的资源过多时,有可能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与劳务(此处指没有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劳动,下同)与其交换,从而导致消费资料和劳务的缺乏,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因为找不到买主而破产,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第二,当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过多,而第一类没有相应的物质补偿,第三部类没有相应的劳务提供,根据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和劳务就会价格急剧上涨。这样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虚假增长,但最终经济会因发展过于不平衡而陷人经济危机。
第三,当第三部类占用资源过多,相对于可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讲,那么就出现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同时由于第一、第二部类资源量占有不足,所以就出现物质资料的相对不足。物质资料的相对不足,那就是物质资料的价格出现上张,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参考文献:
[1]经济学消息报,2000-12-29.
[2]熊比特.经济学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25.
[3]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6-67.
[4]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M].海南岛:海南出版社,1997,第24页。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华夏出版社,2001:192.
[9]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0]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4.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5.
[12]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3.
[13]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45.
[14]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7.
[1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7.
[16]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46.
[17]Friedman,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p.24.
[18]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5.
[19]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8.
责任编辑:王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