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因素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社会经济因素 生育率 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对总和生育率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化水平、新生婴儿存活的概率、妇女的就业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等。反映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为：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

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

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好的对因变量做出了解释，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的显著。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生育率；人口红利；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 ，第 年龄组的生育率为 ，死亡率为 ，生存率为 ，有 ，假设 和 不随时段 变化。 的变化规律：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第 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 ③

则（1）、（2）可表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构成的矩阵 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 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篇(3)

当前在中国争论是要渐进放宽生育限制还是全面放开，主要是各方用于测算人口增长的模型不同。但决定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每一个模型的细微调整，就可能在测算结果上差出数千万人口来。

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在各地的实施，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人口变化的窗口。尽管这一政策全面发挥效应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但基于现行的实践可以小结两点：首先，申请生育二胎的人数远低于预期，这意味着当前的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其次，申请生育二胎的人数在不少省份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放开单独二胎后不会出现生育高峰。

基于现行单独二孩政策实践的观察，有人提出应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增长不会如卫计委预测的那么高。加上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之间的差距，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即便是这一观察，实际上也和卫计委的测算属于相同的逻辑，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说增量，还包括存量的增长。这种宏观上的增长在微观上就意味着人均或户均收入的增加。

换言之，如果一个典型家庭里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那么收入增长意味着他们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迅速增加，从而挤压生育意愿。尤其是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后，生育率下滑几乎是全世界都不可避免的现象。

长期看，不管何种鼓励生育的措施，恐怕也不能阻挡生育率下滑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认为应当渐进式放宽人口限制的观点，往往拿出印度作为例子。这类观点认为由于印度没有控制人口，导致了印度规模庞大的人口，并且有可能于未来在人口总量上超过中国。

但这一推论背后没有说明的是印度同期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维持了年均约5%的增长。80年代初期，每名印度妇女平均生育5个孩子，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迅速降到了2.5以下。

篇(4)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篇(5)

［关键词］人口结构；生育政策；战略；调整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119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的优化密切相关，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实的、潜在的动力。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限制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但限制生育政策的社会经济风险也在不断地累积，并影响我国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育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只有现在进行时,没有过去完成时。

1 中国人口结构现状及传导效应

随着我国控制人口政策的实施，人口结构出现了以下变化：总和生育率（TFR）处于较低水平，已经处于1.3的低生育状态；人口增长率与出生率呈同比下降态势；年轻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人口平均年龄不断上升,老龄化趋势加速；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多；男女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城乡老龄化同比上升，乡村老龄化率总体高于城市,人口红利消失等。

调查发现：全面二胎政策生效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较低，为43%。生育意愿受到房价、教育、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购房支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约为33%，家庭住房还贷压力特别巨大；教育费用占22%，医疗费用占17%。对绝大部分年轻家庭而言，房价、教育、医疗等支出过高直接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不容置疑，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收入越高，生育二胎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越低。“养不起”是生育二孩意愿较低的根本原因。

这些问题具有“蝴蝶效应”。生育率低导致了人口增长率下降，低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了人口平均年龄上升，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导致了年轻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口攀升，进而加重了年轻人的社会负担。同时，计划生育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独生子女家庭多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由此可见，进行人口结构优化已是我国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想解决我国人口结构的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是要适度提高生育率。

2 提高我国生育率的思路

2.1 不断完善与生育政策相关的配套措施

从世界各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抑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只有少数的国家是成功的。生育率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完善与人口政策相配套的具体措施是充分发挥人口政策功能的重要措施。林毅夫、张军 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是一个慢变量”，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根据整个经济社发展状况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积极准备相应的可供选择的政策的配套措施。

为提高二胎的生育率和适应育龄妇女生育二胎意愿的高龄化趋势，让人们真正“敢生”。因此，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取消晚婚、晚育政策的限制，将结婚年龄进行调整；二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扩大参加生育保险待遇的范围；三是，要改革现行的生育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生育奖励、保障制度，对履行国家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奖励；四是，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幼托一体化的社会服务、产假由夫妻双方共享、在产假的总额度内自由分配休假时间等政策，减轻照料子女的压力；五是，要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预防措施防止妇女因生育而造成职业晋升受阻或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不仅要消除对女性就业的隐形歧视，还要建立妇女因生育休产假造成企业利益受损的补贴机制，减轻女性就业和发展的压力；六是，要建立以家庭为对象的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七是，要适当增加产假时间（最好将原来的98天修订为180天）。

2.2 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从笔者的调查和目前的研究来看，收入、教育、房价等多种因素对生育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养育成本中，无论房价支出的占比，还是教育、医疗支出的占比都与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有关。尽管扩大内需是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各个行业现实消费的增加和潜在消费预期的增强，但房地产和教育仅仅是拉动内需的个别方面。一般来说，家庭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与房价、教育费用高低呈反相关性。这些年来，我国出现了房地产产业畸形发展，房价普遍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和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收费过高等现象。因此，政府应对此进行调控，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善人们不愿生二孩的现象。

2.3 把握好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面二胎政策仅是我国人口政策战略调整的一部分。由于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家庭收入状况等因素影响着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虽然生育政策的影响力呈现减弱的趋势，但其主导作用仍不可替代。从我国“双独”“单独”政策和一些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全面二胎政策的预期效果也不容乐观。因此，生育政策调整是国家长远的战略规划，应把握好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一是要“小调整”与“大调整”相结合，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政策效果和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全面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不得频繁的大调整，不宜变动过快。毕竟，判断生育意愿和生育效果的周期较长，至少要五年时间才能得到较为可信的数据。因此，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头五年内，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快各项保障工作的完善，还要深入基层准确了解实际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及时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实际生育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就可将政策重点放到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如果实施满五年后，出现了生育率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则应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二是有关部门要积极有为，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增强政策微调的前瞻性，完善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具体来说，可以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考虑普及高中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不仅是简单的提高二胎生育率的问题，而是要把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本强国，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

三是要处理好宏观政策的统一性与微观措施的差异性的关系，因地制宜。由于影响生育的因素有很大差异，各地的配套措施应当在坚持政策和有关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但不可突破法律。

2.4 严格管理、加强引导，促进性别平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不平衡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解决。首先，要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医院进行严格管理，将产检性别的保密工作由原来侧重于道德要求转变为法律要求，更好地促进出生性别的平衡，让有性别偏好的人没有可乘之机。其次，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最后，要找准女孩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根源，精准施策。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合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来促进社会性别的平等。偏好男孩的思想观念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国家应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加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工作，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总之，为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目标，应避免单一化的政策,采取一系列相互衔接和可供选择的配套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彭希哲,李S,宋靓B,等.上海市“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步评估及展望［J］.中国人口科学,2015(4).

［2］黄匡时.“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J］.人口学刊,2015(4).

［3］范洪敏.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篇(6)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三期生命周期，生育率，人力资本，储蓄

两期生命周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是研究许多经济问题的优良工具，Diamond [1] （1965）提出了个人生命分为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简明、便于数学处理，主要缺点是回避了收人预期问题。在该模型中，个人工资收人只存在于生命的第一期，此工资收入对个人来说是已知数，因此个人消费决策不涉及工资预期问题。而在实际经济中，在职者的消费决策都涉及未来工资的预期问题。如何预期未来工资收入对经济系统的功态有重要影响。为了反映预期的作用，需要将个人生命为多个时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建立三期生命世代交叠模型，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比之两期生命人模型的特点在于，在引进了教育及人力资本因素并且使教育及人力资本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基础上，考虑了工资收人的预期问题，使得模型更具说服力。

1 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单一产品的无限时期的经济体，并且假设是三期生命周期的人模型。人在同一代际是确定的，他们在年轻时学习，年老时退休，在中年时具有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假定下角字母 t表示当期的时期，上角字母t代表当代人出生在 t-1，并且Lt代表在时期t的中年人人数。每一个中年人具有个孩子，并且必须投入v（固定的）的时间来养育一个孩子（这里），并且nt是对男女都适用的生育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年人的效用是 Vt，一个中年人的消费是，老年时的消费是 ，孩子的数量是 nt，并且，每一个孩子的效用是 ：

由式（14）和式（15），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对孩童教育的时间、收入投入以及储蓄率成正相关，但是却与生育率成负相关。从式（9），正如Barro[2]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有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与储蓄率无关，相反，就是Feldstein[3]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无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减小储蓄率。根据式（8），可以得出，如果如果对孩子福利的偏好足够强，那么遗产将是有效的；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使得遗产与收入的比率提高（如果有效的话），因为，，这里社会保障对储蓄与遗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与先前在未引进遗产有效性的模型中，社会保障的相关影响很难判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的来说，社会保障与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率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般地，社会保障增长率的提高将对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关于生育率，遗产的增加将提高社会保障税率，这意味着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关于这个问题，在Becker 、Barro （1988） 以及其他研究者之间发生了争论，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提高将减小税后工资率（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减小），这将导致生育率提高。从式（8），（9），（10），以及（11），当且仅当，时，，注意不等式成立的条件是α在增加，因此，当且仅当对孩子福利的偏好α比对孩子的数量偏好ρ强时，生育率将减小社会保障税。由于社会保障税率提高将降低税后工资率，这将减小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因此社会保障将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伤害。

从式（12）和（13）中看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对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如果在有效遗产的条件下，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导致生育率减小，那么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上升。而当遗产是无效的时候，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将减小每个孩童的养育成本，因此将提高生育率而减小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

使用经济增长方程式（14）做实证研究，初始值为第0期，我们将式（14）表达如下：

（10）

此方程的一个特别的困难是不能对人力资本进行直接的观察，在这里我们用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值（教育水平）近似的逼近人力资本；我们也将逼近单位资本收入值的对数值（），使用y和y2的线性组合：，这里和（因为是y的增函数）。另外，我们近似地取。实证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系数d是正的，零，还是负的。实际上，一些其他的可以影响经济增长跟其他变量的因素，如政治稳定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包括在我们这个简单的模型里。因此，当初始变量为社会保障支出时。

社会保障税率τ的上升将使得式（10）中的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上升。如果对孩童的福利的偏好强于毒剂孩童数量的偏好，该条件将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对孩童福利的偏好足够的强那么在式（8）中，给定初始收入以及初始股本，社会保障将提升均衡经济增长路径以外的经济增长率。

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及其变量（生育率、储蓄以及教育投资）的影响稳定的依赖于对孩童数量以及福利的偏好的相关强度对比。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较强时，遗产成为正，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上升将通过不变的储蓄率减小生育率提高教育投资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率。相反，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足够小并且使得遗产为无效的时候，社会保障的增加将提升生育率，减小储蓄率、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率。这些不同的预期实际效果都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作为证据。

2 实证模型研究

本文前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的假设条件、推导过程以及模型的结论，其后在此基础上多位国外经济学者建立了实证模型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Giorgio.B，Carlotta.B（2000）[4]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Jie Zhang [5]（2004）使用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Giorgio.B，Carlotta.B（2000）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模型，其模型如下：

1.Giorgio.B的模型中以自杀率代表社会稳定性，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中包括社会的“稳定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当降低自杀率，而自杀率应当有损于经济增长，但是在我国自杀率的数据很难搜集，本文舍去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2.Jie Zhang的模型中以革命和骚乱以及暗杀代表社会稳定性，我国社会政治状况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所以关于革命和暗杀也舍去。

3.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模型中应当加入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占比变量，用以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下面三个方程来模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程（16）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投资形成额、从业人员初中教育以上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经济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8）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投资形成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投资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9）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对数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人力增长，为负则相反。

若和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资本积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若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在职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

3 结论

本文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三期生命周期模型将经济增长、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储蓄作为内生变量，模型具备更强的解释力。大多数先前的理论研究都聚焦于社会保障和实物资本积累的关系上，好像它是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渠道。但是最近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也显示出社会保障通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与先前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近似的是基于包括了影响社会保障的遗产、储蓄、教育、生育率等变量的两部门叠代经济增长模型。

参考文献

[1]Diamond .P，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65，（55）：1125-1150

[2]Barro RJ，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74，（82）：1095-1117

[3]Feldstein， M. S.，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 ital Accumul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1974，（82）：905 - 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