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学是其母学科。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断地将官僚体制推上统治过程中的杰出位置……结果，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主要政策场所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官僚政治。公共行政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官僚模型。传统的官僚模型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它强调以机械的控制手段来提高效率，利用严格的科学原理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却忽视了对人的关怀。逐渐发展的新官僚模型改进其原有的静态结构研究，形成理性的决策模式。同时，也更关注人的需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又都比政治学的内容要少，因为作为政治学这个母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公共行政不仅与其母学科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它还一直在热切并富有成效地在其他学科中寻找自己的“父学科”。在霍哲等人看来，公共行政=政治+管理。广泛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与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新西兰。它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并充分利用市场的理性选择作用，是一套取自于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价值观，倡导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并且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掌舵”而非“划桨”。公共管理要求以政治敏锐和公共服务价值观来平衡责任感。作为一个术语，“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政策与行政的会聚，并确认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与政治两者不可或缺。在公共管理模式中，政治家与经理的关系比以前更有弹性、更为融洽。不仅如此，公共管理的作用范围较之公共行政阶段的官僚体系也更加广泛。但是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正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一套以公民为中心的理论，它所关注的不是“掌舵”或“划桨”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一套“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或创造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作为统一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又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学科的研究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职业的、实务领域的公共行动”。从理论层面来说，公共管理学将公共管理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如何有效组织公共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综合研究各种理论或学派的理想方案并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路径；在实践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又旨在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使其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中能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效沟通并熟练的执行各项政策，运行所处机构。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四、结语

篇(2)

内容提要：该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简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社会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学科共同内涵。另外，简要阐述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械！N颐?nbsp;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形枷颍?nbsp;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篇(3)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在具体思路上，笔者认为按内涵与外延去寻找构建学科体系的思路也许是一条出路之一。这里有一个“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辩证法。具体来说，可以先把方方面面的公共管理罗列出来，进行归类分析，然后再提炼出贯通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按笔者管见，先找出公共管理的“三界”（如上述），再综合贯穿“三界”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大体有：（l）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分析；（2）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3）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传统与现代；（4）公共管理的组织机构：国家、政府、社会组织；（5）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委托、交易成本；（6）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职责、功能与任务；（7）公共管理的基本范围：公共物品、公共服务；（8）公共管理的运作过程：决策、执行与监督；（9）公共管理的保障：战略、策略与方法；（10）公共管理的抽象行为：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11）公共管理的物质基础：税收与公共财政；（12）公共管理的行为规范：道德与法；（13）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定量与定性，公共与效率。

篇(4)

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动了我国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为了满足劳动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增加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1999年，全国首批8所高校获得了招收该专业学生的资格，目前，全国已有125所高等院校招收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本科生，全国已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相关的理论研究、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不断深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与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政府在“十二五”时期着力改善和推进的重要领域。这就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合格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学科建设是基础和根基。基于此，本文拟从学科建设的视角，对专业发展建设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应对之策，以期抛砖引玉，为推动劳动与社会保障学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参考。

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1、专业定位的差异化从专业发展看，不同高校结合自身的学科发展特点，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定位:(1)依托社会学学科发展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一部分高校依托社会学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师资队伍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色，比如华东理工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就隶属于该校的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则设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依托经济学学科发展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一些高校，尤其是财经类高校，依托本校在经济学学科的优势，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形成了专业特色，比如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依托该校在金融保险领域的优势，实现了劳动保障学科与商业保险专业的交叉融合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则以劳动经济学专业为基础，推动了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3)依托管理学学科发展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从学科门类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点，因此，目前许多高校将该专业设在公共管理学院，比如西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亦强调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探讨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4)依托公共卫生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发展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目前，我国许多医学类高校开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比如东南大学(原南京铁道医学院)、海南医学院等。此类高校以医学为基础，侧重医疗保险方向的教学与研究。

2、课程设置的一致性与特色化由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立较晚，国外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学科提供借鉴参考(据笔者了解，国外高校一般不设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相关课程和研究内容分散在公共管理、社会政策、金融保险等学科)，各高校也是在不断探索中完善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专业要求。2005年6月18日至20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全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负责人会议上，与会高校代表就落实公共管理大平台、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小平台核心课程、本专业学科建设与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专业教材使用与建设情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06年11月，在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下成立了社会保障教学指导委员会，目的在于集合全国劳动保障专家，规范和推动学科的科学发展，更好地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劳动保障专业人才。目前，各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1)专业平台课、专业必修课等课程设置基本一致。目前，各高校在专业平台课的设置上，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形成了公共管理大平台课和专业小平台课:公共管理大平台课主要有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等;专业小平台课程主要有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险等。在专业必修课设置上，也基于学科的基本要求，开设了: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课程。但是，由于各高校的办学力量、学校的定位、师资的学术和教育背景不同，他们对专业平台课和专业必修课的认识和安排各具特色，仍未形成一个符合学科要求的基本标准和规范。(2)专业选修课特色化明显，就业方向多元化。由于各高校专业发展历史、师资力量、学科归属等的影响，虽然在专业平台课、专业必修课等课程方面基本一致，但是，在专业选修课设置上差异较大。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课程设置上更加偏重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开设了大量的此类课程供学生选修:职业安全与卫生、招聘与人员配置、劳动与职业社会学、劳动政策分析、人口管理、薪酬管理等课程。这与该校的劳动保障学科依托劳动科学发展而来的历史相契合，该校的毕业生就业方向也偏向人力资源管理。而有些高校则更加偏重与金融保险方向的嫁接，比如浙江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开设了风险管理方向和社会保障方向，尤其是前者开设了大量的金融保险方面的课程:金融学、保险学、员工福利与企业年金、投资学、风险管理等;此外，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也比较类似。此类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方向多为金融保险企业。(3)理论性与应用性及其实现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需要而产生的一个学科，从一开始就与实践需要紧密结合，因此，应用性是该学科的重要特征。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需要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因此，在教学中，对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理论体系的搭建也是学科的客观要求。如何实现学科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的有效结合是学科发展中必须给予积极回应的重要课题。在各高校的教学实践中，也通过组织社会调查、第二课堂、参观实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有的学校通过社会保障教学软件的模拟增强学生对于业务流程的了解。但总体而言，在教学过程中，实践环节的组织和效果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科属性———以公共管理学科为基础的交叉性专业

由于各高校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脱胎于不同的基础学科，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这虽然有利于各高校突出特色，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差异化的人才培养策略。但是，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对学科属性有一致认识基础上的差异化和特色化，而不是在学科属性定位不清情况下的自我发展。目前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是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交叉的、处于应用层次的社会科学。这也成为目前我国各高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定位与课程设置现状的一个有力注脚。理论上，一个学科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不同是学科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也是建立学科体系的基础，因为学科体系的构建及内容的涵盖范围总是围绕研究对象来设计和确定的。笔者认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实现资源的再分配，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

1、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是以社会整体为对象，研究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社会变迁及其原因，并揭示其规律性的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与劳动保障专业关系密切。但是，二者的研究对象也存在差异;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坚持问题导向，强调通过对社会问题产生根源的剖析，探索应对之策;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它不仅研究社会问题及有问题的社会现象，也研究一般社会现象，更要研究社会规律，关注宏观社会现象。

2、与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学科，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轴。而劳动与社会保障强调的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协调好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其核心是分配问题。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劳动与社会保障强调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通过资源的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在资源分配机制的选择和分配过程则要体现效率原则，将有限的资源高效的配置到最能促进帕累托改进的社会成员。因此，二者的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差异。

3、与管理学的关系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被进一步划分为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而劳动保障专业与公共管理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公共管理是研究公共组织如何利用公共权力满足公共利益的过程，这就涉及到资源的分配和分配机制的确立等根本问题。这与劳动保障专业的研究对象具有一致性。因此，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公共管理二级学科是符合学科属性的，是科学合理的。基于此，笔者认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科属性应定位于公共管理，而其他学科则为专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比如，社会保障从经济保障的范畴讲，涉及到资金的筹集、分配、日常管理等环节，这一过程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及其分配机制，这需要通过公共决策过程确定和规范，从而保障各环节目标的实现，这显然是公共管理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在资金的日常管理等环节上，应该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实现资金的价值，比如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但这些技术性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科属性。

篇(5)

[关键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研究方法；方法论；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1-0100-05

一、导言

科学研究离不开有效的方法，科学进步也是随着方法的进步而进步[1]，这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公共管理研究中亦是如此。定性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有着广泛应用。[2]张梦中和马克﹒霍哲（Marc Hozer）通过对两家美国较有影响的公共管理杂志（《公共管理学季刊》和《公共管理学研究与理论》）所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用定性方法的论文远超过用定量方法的论文，用两者组合方法的论文也远超过“纯粹”定量的论文。[3]公共管理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很多使用的也都是定性方法。然而，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定性方法远未获得其应有地位，学界在对其认识及使用上存在很大的误区。不少学者简单地把不能对所收集资料作量化分析，只能以文本形式进行描述的研究都看作是“定性研究”，或把其等同于“规范研究”。国内相当多声称采用定性方法的论文并没有严格遵循其规范要求，与其基本标准具有相当大的距离。[4]因此，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加强对定性方法的讨论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希望通过介绍定性研究及其操作规程，构建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供研究者学习参考，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二、方法、数据与理论框架

在搜集重要中英文论文和书籍材料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采用了简单文献荟萃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英文论文首先通过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87篇，然后通过分析标题、摘要、来源期刊和全文，对重复和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46篇。中外文书籍首先通过国家图书馆搜索系统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30本，然后根据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将非学术性及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24本。论文和书籍总共70篇。然后按照主题对其进行了细分（表1）。

在文献比较与整合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界定了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接着，通过回答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六个重要问题，构建了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图1）。其基本逻辑是：首先考虑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在确定条件符合后，需要根据定性研究特点，进行研究设计；之后就应该考虑有哪些定性方法可供选择，它们各自的研究重点和擅长领域是什么；在选定了具体的方法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具体实施，即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定性研究做得怎么样，如何提高其科学性，这就涉及到其质量评价问题；由于定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人和生物等，还必须考虑研究的伦理问题；质量问题和伦理问题贯穿于整个定性研究过程。文章最后讨论了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三、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

定性研究的英文名为“qualitative research”，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被译成“质的研究”，大陆地区也有部分学者将其译成“质性研究”或“质的研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公共行政领域，“定性研究”的说法更为普遍。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通过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定性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在自然情境下而非人工控制环境中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2）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定性研究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过程是双方彼此互动、共同理解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存在于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3）强调从当事人（研究对象）的视角去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和其对事物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5]（4）强调使用多元的方法，如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全面深入认识。（5）注重用语言文字对研究现象进行“深描”，很少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路径分析）来报告他们的发现。（6）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抽样、资料收集的方向、资料分析的重点、结论的建构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

四、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

参照定性研究的基本流程，围绕着定性研究需要考虑的六个重要问题，将定性研究基本路径具体描述如下：

（一）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

研究者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因素。一是问题类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定量研究擅长对变量问题的探究，而定性研究擅长过程问题。变量问题涉及的是差异与相关，如“是否”、“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以及“…… 的关系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6]过程问题涉及的是事件与行为如何发生与演变，而不是它和其他变量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变量所解释。适合定性研究的过程问题有：事件的发生对相关人群所具有的意义；自然和社会情境对这类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发展和结果产生的问题等。[7]二是研究目的。研究者是想通过对个别事物或现象进行细致、动态的考察来获取丰富的描述？还是想通过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证实普遍情况？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三是数据特征。研究者已有的数据主要是描述性的文字材料（如实地笔记、访谈记录等）？还是结构化的量化资料（如统计数据）？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四是实施条件。为获取对事物的深入理解，定性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访谈和长期的观察，如果研究者可以轻易地找到访谈与观察对象，那就比较适合定性研究。

（二）定性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初步设想与规划。在定性研究领域，对研究设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后实证主义者主张对研究设计做完整系统的规划；非实证主义者认为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过早、过多或过于僵硬的设计会妨碍研究者即兴创造。[8]对定性研究新手而言，事先进行严谨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设计就会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研究的进程进行调整。所以，研究设计仍应保持一定的弹性。

定性研究设计的基本逻辑跟定量研究是类似的[9]，即通过对研究过程的合理规划，以确保研究的效度，保证结论的科学性（确保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变量关系并不像定量研究中那样明显）（图3）。其基本任务是：提出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研究问题是指你想通过该研究回答和了解什么。研究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概念框架、抽样方案和研究方法。概念框架是有关研究事物的一个解释框架——包含关键因素、概念或变量以及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图形表示。抽样方案是指对研究场所、人物、事件或过程的选择。定性研究通常都采用立意抽样，而且抽样并不是一次完成，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不断地聚焦以及再抽样。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拟采用的主要方法、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式、研究结果的成文形式等。研究效度（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的描述或解释的正确性与可靠性，[10]对定性研究而言，主要包括构念有效性、内部有效性、外部有效性三种（纯粹定性研究一般不考虑统计有效性；但如果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则需要）。有效性是研究设计的关键问题，研究者应详细讨论研究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有效性威胁及其消除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结论的科学性（有关三种有效性及各自所面临的威胁，请参考沙迪什（Shadish）、库克（Cook）与坎贝尔（Campbell）[11]的相关研究）。除了以上几个基本任务外，研究设计还应考虑研究的目标、意义、资源规划、伦理问题等影响因素。

（三）定性研究的方法类型、数据收集及其选择应用

定性研究包含哪些方法？学界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如迈尔斯（Miles）与休伯曼（Huberman）认为有十几种[12]；沃尔科特（Wolcott）认为有二十几种[13]；雅各布（Jacob）提出了六种 [14]；阿特金森（Atkinson）、德拉蒙特（Delamont）和哈默斯利（Hammersley）提出了七种 [15]；邓津（Denzin）和林肯（Lincoln）则将其分为八种。[16]分歧大的原因在于，定性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和众多范式与理论（如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的影响，基于不同的视角，就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本文不拘泥于单一的视角，在整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定性研究所包含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并分析其特征及选择应用，以供研究者参考（表2）。

定性研究的众多方法之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视。柯肯哈特（Kirkhart）在1971年将现象学方法引入公共管理研究。[17]贝利（Bailey）认为案例方法适合探讨大量公共管理的研究问题。[18]赫梅尔（Hummel）认为叙事方法有助于产生和积累公共管理知识。[19]然而，刘晓峰、刘祖云在对2006—2008年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等七家期刊上的652篇公共管理学文章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仅有60篇采用了规范的定性研究，而且这60篇中有59篇用的都是案例方法。[20]不难看出，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采用规范定性研究的论文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在方法的选择上也极为单一（主要是案例方法），这极大的限制了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发展。

（四）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

定性研究过程包含哪些步骤？基于文献荟萃发现，不同学者在表述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大卫·希尔弗曼（D.Silverman）将之分为开始研究、分析资料、保持联系、写作、发表五部分。[21]陈向明认为其包括：确定研究现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讨论推广度和道德问题、撰写研究报告等。[22]本文认为，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在具体操作步骤上会有所不同，不必强求完全一致，但以下几个基本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是研究设计、资料搜集、资料分析和撰写报告，故这里主要分析这四个基本步骤的主要内容（图3）。

首先是研究设计。研究设计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等几个方面。

完成研究设计之后，就得着手进入实地，开始资料的搜集。定性研究的资料搜集方式有访谈、观察以及实物收集等。访谈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观念、态度与生活经历类资料；观察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行为及其规律的资料；实物则包括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物品等。定性资料搜集通常都会产生回溯力，使研究者回头反思研究设计的内容。

资料搜集上来后，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如形成暂时性分析与摘要，撰写暂时报告、发展编码系统等。其中，编码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编码意味着对数据片段用一个简短的名称进行归类，同时也对每部分数据进行概括和说明。”[23]定性编码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进行初始编码（又叫开放式编码），对原始材料中所包含的基本范畴（概念）进行概括。[24]然后是轴心编码，对在初始编码中形成的范畴加以精炼和区分，从中选出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范畴（主轴范畴）。最后是选择式编码，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之上继续进行轴心编码，其目的在于找出核心范畴。[25]例如在一项关于劳工阶级生活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婚姻这个词在许多对话中出现，于是他首先将一大堆田野笔记都编进婚姻这一范畴之下（初始编码）。后来，随着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他将婚姻分成几个一般性的范畴，如订婚、结婚、离婚等（轴心编码）。最后，经过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决定以性别作为核心范畴，找出男人与女人在谈论订婚、结婚、离婚时的差异（选择式编码）。[26]在一项关于行政人员升迁意愿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中，专家们可能会提出一份编码清单（表3），这些清单可以用来定义代码或用作寻找新代码的参考。编好码以后，就可以进行资料展示了，展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描述性图表，从中引出描述性结论；一种是建立解释性图表，从中引出解释性结论。两种结论，都应该通过研究对象的反馈予以确证或修改。

最后是撰写报告。报告应依据研究对象的反馈进行修改。如果研究的是多个个案，需要完成每一个个案的分析，再引出跨个案的结论，所有的结论（跨个案的、个案内的）都应放入期末报告。期末报告中应讨论结论对理论、政策与行动的意义。最后，还应依据读者需求与研究意图，将研究发现推广运用。

（五）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将定量研究中的“信度”、“效度”直接用于定性研究，或者根据定性研究特点对它们做出重新表述；一种主张发展与定性研究特点相符合的新标准，如坚定性、可靠性、可转移性等；一种主张超越标准之外去寻找可以保证定性研究质量的方法。本文认为，为了保证定性研究的质量，确立一定的标准是有必要的，定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可以将 “信度”、“效度”等传统标准与新标准进行融合（表4）。

（六）定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是社会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定性研究，尤其如此。定性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伦理问题，都应遵循基本的伦理准则。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一个定性研究的伦理准则的基本框架如表5所示。

五、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基本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了解和使用定性研究的简便途径，可以使其对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问题有一个基本认识。但该路径作为一个全景式的简化描述，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研究者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基本路径只是关于定性研究及其使用的简化模型，并未涵盖其所有方面，特别是对各种具体方法（如民族志、扎根理论等）的讨论不多。研究者若想对各种具体方法有深入理解，需阅读其它资料。

（2）基本路径讨论的主要是定性研究中各种方法的共性，并未过多地讨论其差异性。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将共性与差异性结合考虑。

（3）基本路径的各组成部分有较强的互依性，研究者应该重视这种互依关系，以一种整体而非割裂的方式来看待和灵活使用。这也符合定性研究循环反复、不断演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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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治理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元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0191）

A Concise Roadmap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Yang LihuaHe Yuanzeng

[Abstract]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Based on a simple meta-analysis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defini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conditions， research design processes， major types of concrete methods， operative steps，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ethics， and then constructs a concise roadma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validity， and quality of Chinese studie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Finally， the study discusses several issues for using the concise roadmap.

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强化措施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以实验研究法作为基础提出的学科研究法，现阶段，不少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例如心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经典的论证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区域无法有效使用，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验法的缺失。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与特征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

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相关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而发现因果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实验。虽然非实验法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在使用时并不存在局限性，在实际的实验研究法中调查法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实验研究法常用到的思维方式是逆向思维，即在开展实验研究时，研究人员始终都存在“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它的结果会是怎样的”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该思维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确定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与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调查法相比较，实验法可以人为地对实验变量进行操控，并对其他干扰因素进行控制，效率相对提高许多。因此，实验法具有非实验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构成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时间先后、公变以及不存在干扰量[2]。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首先，变量之间的发生是存在时间先后关系的；其次，变量之间的变化应当是相关的，有着共同变化的趋势；最后，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不是由于其他量的变化导致的。实验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需求，因此，此非实验比较，其更加具有研究的优势。

（二）实验研究的特征

实验研究法是在排除其他所有干扰因素之后，通过控制影响变量的所有相关因素的关系，提取出研究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变量关系，其特征为：控制性、随机性以及操控性。这三个特征在随机实验研究法当中存在特别明显，该实验法可以将可能存在影响因素尽数剔除，从而为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背景。另外，实验研究法重在人为地对研究变量进行操控和干预，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对研究变量进行调整，观测不同数值下因变量的变化情况。

二、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策略

（一）基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强化策略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变量相关关系的论证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方法，仅仅依靠了解实验方法的理论和实验变量的状况是无法进行论证的，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下面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这一方面对强化策略提出建议。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通常指的是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即以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在特有的或者是认为创造的实验研究条件下，通过科学仪器设备，对相关研究变量进行控制和干预，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3]。上文我们说过，在进行实验研究是通常采用的是逆向思维方式，即常用的理论验证实验研究方式是理论假设方式。实验法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性质成为科学研究的景点方式，在进行实验研究时，通常是以人为的手段对变量进行调控，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干扰，通过调控变量值取得不同结果的因变量，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实验研究法具有随机性，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线型，保证了因果变量之间的普遍性。在公共管理中应用实验研究法最大的问题是其外部效度问题，指的是将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类推到实际的社会情境当中或者是其他母体环境中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将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应用到实际环境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化，很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失效[4]。对此，我们认为，通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我们关注的是实验结果的内部效度而非其外部效度。具有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其外部效度问题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实验研究的结果，实验研究本身的目的是通过人为地操控验证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对一类的事物进行推理论证。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时，只能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推论，不应当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布式推论或者是结构式推论。

（二）基于公共管理实验方法学科特征的强化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去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论证方法，部分学科甚至已经形成了对自己学科最为有效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科、社会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等。在公共管理中形成适应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在汲取这些已有专业实验研究方法学科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者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特征。要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需要研究人员根据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形成具有学科特征的实验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是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根据问题中心，采用公共管理的思维方法”为研究策略，以公共管理真实情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心，以公共管理的总体状态以及内在因素联系作为基础，构建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5]。每一个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都是不同的，公共管理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以科学合理的态度对现阶段公共管理工作的恰当性进行分析，以此作为依据建立公共管理的框架结构，以恰当性作为框架中心目标，其构建方式为：因素—结构—功能，也就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实验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存在的变量关系，该关系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在构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特征之后，在进行实验研究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公共管理的特性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现阶段，部分学科通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已经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发展早期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强化公共管理科学实验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寻找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

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

随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的不断推广，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实地实验和调查实验越来越多，针对各地需求开展不同目的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推算出其附加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国情下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并且可供研究的题目种类也十分多。随着我国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第三方项目评估的兴起，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在公共项目开展之前，需要对该项目进行评估，预算其价值并进行风险控制。另外，处于发展和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与其他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有更多的变化，更加利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展开，即我国的体制改革优势为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每天在不同地区都要开展各种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这些实验管理创新都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的自然研究与准实验的展开提供了背景条件。例如，我国大量推行的定点管理实验，这些项目为实验研究者运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提供了极佳的背景条件。公共管理实验虽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难以展开，如2013级厦门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硕士生们运用“清推”方式开展的“凭借公益广告的力量改变市民以及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实验研究活动，在排除其他变量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影响之外，通过对不同标语对人们践踏草坪以及横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的影响，看哪种标语对人们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具有强烈的制止作用。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并没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但是通过该实验研究可以为城市不文明行为的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挑战

现阶段，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仍然较少，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管理实验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例如，《管理世界》在征稿启事中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发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虽然没有限制实验研究论文结果的发表，但是对于学生的实验研究却做出了限制。另外，部分专家学者仍然未曾认可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认为实验法只能在实验室案中应用，并不认为我国的改革和试点均可以采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研究。要想推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在我国的应用，首先需要转变研究人员的传统思想，在实验研究中曾发现，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较之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更加容易能够接受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的应用。因此，增加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对推广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四、结语

公共管理学科由于其自身环境较为复杂，研究结果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失效的现象而引起争议，但是基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法本身就是对相关关系进行论证，从而对系列事情进行类推得出相关结果的方法。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工作者们应当根据汲取现有的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以我国社会环境作为实验条件，实验探讨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为实验研究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提供有利依据。

作者:李芳 张宏涛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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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本文从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运用学科前沿理论，在综合分析、评判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第三部门的功能、困境及发展趋势，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第三部门发展的路径选择，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体系设计。指出:第一，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政策一方主体，仍需政府的监督、引导和管理;第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主体，拥有资源优势，以及坚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它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政策对象第三部门承担着管理的职责和义务;第三，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应符合现实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不足，今后将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第三部门的属性、产权、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第三部门，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选题动机与研究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民主、法治与开放的社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公民共同治理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走向深入、社会转型进一步地展开，以及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三部门正在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第三部门问题研究也由此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还是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以第三部门为基石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也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作为传统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积累了大量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基于这样的资源优势以及它作为权力掌握者的优势地位，政府仍然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社会转型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个好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定位，促进社会前进，同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有计划地培育公民与第三部门的自治能力，并引导、规范社会的自治活动，从而选择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转型。”’

但是事实上，第三部门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总体呈现弱小态势，真正的职能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等，这些问题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是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体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本论文以第三部门为研究对象，对于正确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功能，预防、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进而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对于推进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等，无疑都是一个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同时，政府仍然担负着管理社会，包括对第三部门进行合理有效监管的职责，本文选择了从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第三部门及其治理路径，这对于政府实现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即以政府改革中进行的角色转换来促进第三部门的成长发育，并以第三部门的良好治理框架来推动政府加快职能的转换，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2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第三部门”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从‘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硕士论文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围来看，第三部门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各个国家在对第三部门的称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学者在这类概念上也是见仁见智，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偏好，对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称呼: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CivilGroup)、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Vo)、公民社会(eivilSociety)、第三部门(Thirdse。tor)，也有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汪玉凯等)。

因此，本文之所以选用“第三部门”的称法，一方面也是沿用部分学者的见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文认为单独用“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等来指称这一类部门，都是不太精确的，正如奥斯本所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名字，只好称它们是‘第三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