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意义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生育率的意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0月21日《生活新报》报道：零点研究机构日前的一份调查简报显示，在中国的20个城市中，41.6%的人愿意生两个孩子。其中，昆明也属于生二胎意愿强烈的地区。原云南省计生委副主任朱建昆认为，这和云南地处边疆，一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比其他地方宽松有关。根据调查报告，有1.4%的家庭愿意生三个及三个以上的孩子；有6.5%的受访家庭表示不愿意要孩子。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针对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昆明等20个城市的2312名20-6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调查“生育意愿”，结果显示：生一个孩子意愿强烈的地区主要有北京、上海、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南京、杭州等。生两个孩子意愿强烈的地区主要有昆明、合肥、西安、成都、天津、南昌、福州、广州等城市。

根据上述报道内容，我们可以整理出如下生育愿望数据：愿意生二胎的夫妇占41.6%，愿意生三胎及三胎以上的夫妇占1.4%，愿意丁克的夫妇占6.5%，剩下的夫妇是愿意生一胎的，占100%-41.6%-1.4%-6.5%=50.5%.

如果这份调查具有典型意义，能够反映全国平均的生育愿望，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并且不考虑不孕症，让所有夫妇都实现生育愿望，那么总和生育率是（其中愿意生三胎及三胎以上的按平均四胎计算）：

1.4%x4 + 41.6%x2 + 50.5%x1 + 6.5%x0 = 1.393

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夫妇都能实现生育愿望，那么总和生育率是1.393。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的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症，或错过了生育期。今年8月举办的“XX中国国际不孕不育高峰论坛”的《XX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经占到育龄人口的12.5%，人数已经接近五千万，而且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考虑到农村居民的生育愿望稍高于城市居民（例如，国家计生委公布的《XX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显示：“生育意愿：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那么全国的平均生育愿望可能稍高于1.393，但考虑到存在12.5%的不孕人口，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既不鼓励生育，也不限制生育，那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基本上就是1.393。

篇(2)

但我们在看到这一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居安思危、看到人口形势背后蕴含的、在发展过程中将愈演愈烈的四大问题。

第一,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逐渐下降。虽然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但从人口学角度来说,实际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压力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我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将会明显减少。比如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0～14岁人口有1.2亿,5～9岁人口有9000多万,但0～4岁人口只有6800多万———下降速度极其迅速。南方某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响外,也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不断下降的影响。

第二,我国人口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我国于2014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几年那样迅速降低,那么老龄化水平的增速就会相应加快,我国将步入急速老龄化的路途。近期的人口预测发现,2020年之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呈加速度状,至2050年,在每100个人中,就有30个60岁以上的老人。届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比世界平均老龄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第三,婚龄人口的挤压现象将逐渐凸现。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中期失衡以来,新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之中。考试大网站整理2014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男婴与女婴之比)。201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又显示,0岁～4岁男女平均性别比为121.22∶100。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出生的人口,在进入婚龄段后,会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挤压,从而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较高,将加大其聚集区的生态环境压力。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实行因地区、因城乡、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少数民族夫妇可生育比汉族夫妇更多的孩子。

从1982年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达到年均3.87%;从1990年到2014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由于总量的上升,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已占我国总人口的8.41%,总量超过1亿人,比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期净增加了4000多万人。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大多数少数民族新增人口分布在农村和牧区。这会给那些地区的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在这样一种人口形势下,讨论未来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上几个问题重点思考应对策略。

人口生育政策应逐渐统一。我国分地区、分城乡、分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正面意义是:城市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降低,导致了城市劳动力总体的短缺,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提供了空间。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在城市大范围形成了家庭抚养关系的4∶2∶1结构,既刺激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导致了城市家庭养老微观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城市未来的老人很难奢望得到子女传统意义上的“伺候”。因此,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主要为婚龄育龄年龄段人口所组成的新形势下,统一全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减轻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压力,也有利于减缓城市家庭抚养关系变化带来的压力。

要立足于人口结构的和谐。近期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将争论的话题集中在人口政策与劳动力是否短缺的问题上。有人主张继续不折不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生育率,只要未来科技的发展能够解决劳动力的需求问题,就没有必要顾虑所谓的劳动力短缺;而另一观点则认为,人口急速下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

篇(3)

“单独两孩”不如预期

截至10月31日，四川省共有84637个单独家庭提出再生育申请，其中73076个单独家庭领取了生育证。根据测算，四川全省单独育龄家庭大约128万户，这就意味着，四川的单独两孩申请率大约为6.6%。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媒体透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四川新增人群和补偿生育总量不会太大。

四川的情况反映了全国的现实。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表明，至8月底，全国符合单独两孩生育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获批的仅62万对，大大低于官方预期。

而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率时代，且生育率持续走低，有学者曾表示中国极可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老天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一位长期工作在计划生育领域的人士表示，“单独”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实施以前，计划生育部门高估了生育率回升势态，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防止生育堆积上。虽然生育政策的实施有一个滞后性，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明年、后年的生育率也不可能有一个明显回升。

“我们为什么不生二胎”

改变中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对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生育率会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现在的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已与过去迥然不同。

“生小孩，对女人的生活改变是巨大的。”在一家民营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肖女士是独生女，她的先生是独生子。先生希望再生一个，让孩子不孤独，将来长大了也好有一个伴。但是，肖女士坚决不同意。

“再生一个孩子，再经历十月怀胎，我还能够承受。”肖女士说，但是完整的人生不只是怀孕、生孩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可以努力追求的事业目标，既是男人的，也是女人应该拥有的。”肖女士面临的职场压力、竞争，使她不敢想象再生孩子所要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如果自己的未来都不能预期，又怎么能给孩子一个可以确定的未来？”

结不起婚，谈何生育

与肖女士们不同的是，中国还有更多的人谈不了恋爱、谈不起恋爱，结不起婚。

2013年后，中国每年男性过剩人口将达10%以上，“平均每年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结婚对象”，西南交大人口所李树茁在其《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一文中推算，1980-2000年间失踪女性（这些失踪者多被拐卖至所谓的“光棍村”）数量在920万人，比例为4.19%。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相伴随。上世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异常，从1980年基本正常的107左右升至2008年120.56的高点。近几年虽经过积极干预，依然处在118左右的高位。2010年“六普”显示，0―14岁人群男性比女性多1855万左右，意味着未来男女失衡情况将更加严峻。

不仅如此，《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18-25岁的女性70%都是“大叔控”，喜欢比自己年长十岁左右的成熟异性，意味着90龄后男性除面临同年龄段男性人口的竞争外，还要与70后、80后竞争，从而使恋爱婚姻呈现更加残酷的竞争局面。

“男多女少”将造成“婚姻挤压”。当90后进入婚育年龄，大约从2015年开始，这种堆积效应就会放大。除了年龄挤压外，地域挤压也将越来越明显。比如通过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在大城市找不到老婆，很可能就往农村找，农村男性就只能往更贫穷的地区找，最后很可能导致最贫困最落后的边远山区出现“光棍村”。

婚都结不了，还谈什么生育？“剩男”的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婚内的生育率，加剧了低生育率的问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我国生育率难以回升的另一个原因。

跨国婚姻能逆转超低生育水平吗

部分困难人群把解决个人婚恋问题的目光投向了国外。“越南新娘”、“缅甸新娘”、“朝鲜新娘”等应运而生。

临淇，河南的一个偏远小镇，迄今已有24名越南新娘。“在这里很难找到媳妇，因为女性并不多。”一位当地人如是说，急剧攀升的“聘礼”也使贫困乡村的“光棍们”望而却步，相反，娶一个越南女人要比当地的价格便宜得多。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深，走出国门就业、创业、发展成为新的选择。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末，在国外从事对外工程的劳务人员有72.14万人，与之相伴的异国恋情也时有发生。今年以来，山东菏泽涉外婚姻登记60多对，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家玩起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国婚姻”。

篇(4)

针对问题一，我们使用北京市2004-2012年数来预测2015-2025年人口总数以及出生率，建立了按年龄分布的女性模型（Leslie模型），根据人口更替率和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构造Leslie矩阵，建立相应的 Leslie模型。结果显示在2021年以后小学入学规模会有一定量增加，但并不会带来人口暴涨。

针对问题二，通过分析数据可得近年北京市小学招生数中外来人口数的时间变化以及该数据与外来人口总数的关系，然后通过分析近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年龄构成，各部分比例趋于稳定值，因此我们直接建立年份与北京市小学招生数中的外来人口数、外来人口总数以及外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模型。认为外来人口增加有利于减缓老龄化。

针对问题三，为预测北京市未来小学招生数，将其分为京籍和非京籍两部分分别考虑。由问题二模型预测北京市小学招生数中的外来人口数，同时利用问题一中的模型预测京籍小学招生数。非京籍数由于缺乏数据，采用了线性模型，在短期内预测结果可信，但对于中长期预测需要改进模型。由此，得到了北京生育政策调整后人口增长的预测模型，由小学入学人数对外来人口结构进行了推测，并对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等一系列评价指标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人口预测；招生规模；外来人口；人口结构；Leslie模型

1问题重述分析

（1）利用北京市人口普查数据估计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对小学招生规模的影响，预测2015-2025年北京市小学生招生规模。通过Leslie法进行模拟预测。

（2）利用北京市近几年小学入学人数数据，建立小学入学与外来人口间的关系模型，分析外来人口对北京市人口结构的影响。（3）由（2）模型结果，并考虑政策的执行力度，重新估计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对小学招生规模的影响，通过将京籍人口与非京籍人口分别使用Leslie法和线性法来预测北京市小学生招生规模。2基本假设1）在预测时间内，不发生大的疫情、灾难或战争等引起人口重大变化的事件；2）根据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女性育龄期为15-49 岁；3）育龄女性生育模式均为第一年怀孕，第二年分娩，不存在两年生育两次的情况； 4）孩子的入学年龄为6岁，且到达入学年龄全部入学，接受义务教育；5）假设不考虑移民的情况；

3问题一

3.1问题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小学招生规模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查阅资料知“单独二胎”的政策于2014年3月开始实行，即最早受此政策影响的孩子出生在2015年，即政策调整对小学招生规模的影响到2021年才会出现，并不会影响到2015-2020年的招生规模。通过查阅北京市人口普查数据和北京市统计局的北京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生育率模型，通过改变总和生育率来对2015-2025年小学招生数进行预测。

3.3按年龄分布的Leslie模型

3.3.1模型准备以2010年的有关数据，构造Leslie矩阵，建立相应 Leslie模型。将人口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划分成m个年龄组，模型要讨论在不同时间人口的年龄分布，对时间也加以离散化，其单位与年龄组的间隔相同。时间离散化为t=0,1,2….设在时间段t第i年龄组的人口总数为ni(t),i=1,2,…m，定义向量n(t)=［n1(t),n2(t),…nm(t)］T，模型要研究的是女性的人口分布n(t)随t的变化规律，从而进一步研究总人口数等指标的变化规律。设第i年龄组的生育率为bi，即bi是单位时间第i年龄组的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女儿的人数；第i年龄组的死亡率为di，即di是单位时间第i年龄组女性死亡人数与总人数之比，si=1－di称为存活率。设bi、si不随时间t变化，根据bi、si和ni(t)的定义写出ni(t)与ni(t+1)应满足关系：ni(t+1)=∑mi=1bini(t)ni+1(t+1)=sini(t),i=1,2,…,m－1

（9）在（9）式中我们假设bi中已经扣除婴儿死亡率，即扣除了在时段t以后出生而活不到t+1的那些婴儿，若记矩阵L=b1b2…bm－1bms1000s200sm－10

（10）则（9）式可写作n(t+1)=Ln(t)（11）当L、n(0)已知时，对任意的t=1,2,…有n(t)=Ltn(0)（12）若（10）中的元素满足：（）si>0,i=1,2,…,m－1；（）bi≥0,i=1,2…,m，且至少一个bi>0。则矩阵L称为Leslie矩阵。只要我们求出Leslie矩阵L并根据人口分布的初始向量n(0)，我们就可以求出t时段的人口分布向量n(t)。3.3.2模型建立我们以2010年为初始年份对以后各年的女性总数及总人口数进行预测，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所给数据，以一岁为间距对女性分组。计算2010年处在各个年龄上的妇女人数的分布向量ni(0),（i=0,1,2,…,90+)。计算处在第i(i=0,1,2,…,90+)年龄段的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女儿的人数bi(i=0,1,2,…,90+)。（15岁-49岁）的生育率i(i=0,1,…,90+)（i49时都为0），则可以分别算出2010年处在第i(i=0,1,…,90+)年龄段育龄妇女总共生育的小孩数。由于总和生育率：S=∑ 49i=15 bi=1.389，经计算得到总和生育率小于1.8，误差很大，我们对生育率进行修正：bi=((1.8×v1－S)/S+1)*bi。计算第i年龄段的女性总存活率率di(i=0,1,2,…,90+)，记第i(i=0,1,2,…,90+)年龄段的女性的死亡率为di，第i(i=0,1,2,…,90+)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di(i=0,1,2,…,90+)，于是总存活率为：si=1－di。用EXCEL对计算出来的数据进行整理，然后运用MATLAB软件进行编程，计算出Leslie矩阵，于是可以用上面(12)式进行预测。

3.3.3模型结果与分析通过相关统计数据，已知：在北京市二胎实行之后，在未来5年中，将会带来约20万人口的增长，即每年约增长4万人，通过数据分析得到选取0.9为生育率的结果比较可靠。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表1Leslie模型预测结果

年份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2025

入学人数/万人11.914.214.71515.115.219.318.918.417.716.6

4 问题二

4.1模型建立

通过收集整理北京市小学生入学人数中京籍、非京籍以及外来人口的历年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果：①京籍小学生数量几乎不随时间变化，因此在人学规模预测中将京籍小学生可视为定值；②非京籍小学生数量会受到2007年北京市的小学生入学不受户籍影响规定的影响，但考虑到规定影响的滞后效应，故只用2010-2012年的非京籍小学生入学人数来建立模型。利用2010-2012年的非京籍小学生入学人数可以建立非京籍小学生入学人数与年份的函数关系。通过数据拟合，y=0.0401x+0.4139,其中x代表事件t（以2010年作为第0年），y代表非京籍小学入学人数。通过上述关系，即可成功预测非京籍小学生入学人数。算得非京籍小学生入学人数后，可以将其和非京籍总人口建立函数关系，通过数据拟合，可得y=0.0028x+584.17，其中y为非京籍总人口，x为非京籍入学人数。外地人口各年龄组所占百分比如表2所示：

表2非京籍人口各年龄组占百分比

年份非京籍少年/%非京籍中年/%非京籍老人/%

20106.991.31.8

20118.391.50.2

20128.791.20.1

此可以假定非京籍人口中非京籍少年占8.5%，非京籍中年占91.3%，则非京籍老人为1-0.085-0.913=0.2%。故依此比例可分别计算非京籍人口中各个年龄组的人数。综上，可由北京市小学入学人数来计算北京非京籍人口中各个年龄组的人数。

4.2 结果分析

图12015-2025常住抚养比预测

由问题二的模型对北京市常住人口进行预测，从而得到北京市2015-2025年常住人口的各个抚养比。由图1可以得到，少儿抚养比一直稳定在0.10左右，说明“单独两孩”政策对北京京籍的少儿组人数影响较小，即政策的执行力度很小；而老年抚养比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一方面说明北京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在加剧，另一方面也说明非京籍的老人在逐年增加。这是因为北京市规定小学生入学不受户籍影响，所以有更多的非京籍小学生来京上学，而为了照顾这些非京籍小学生，他们的一位或一对祖父母会一同来京照顾他们，此外由于北京市规定外地老人可将社保转入北京，故会有更多的老年人选择来京享受更好的医疗社保服务。综上，北京常住人口中的老年人会以较大的幅度增加，从而产生较高老年和总抚养比。

5问题三

5.1重新预测与分析结合问题一的建模思想和问题二的模拟结果，为使模拟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分别对京籍和非京籍小学招生数进行模拟：对于京籍招生数，使用京籍生育妇女数年龄分布和不同大小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模拟，通过常住人口中生育妇女年龄分布与外来人口生育妇女年龄分布做差得到。实行单独二胎后，根据每年小学招生数增长约4万人，由于外来人口带来的小学招生人数增加稳定在每年1.1万人左右，因此，京籍人口由于单独二胎造成了每年约3万人的人口增长，因此总和生育率为0.9，使用该生育率作为单独二胎实行后的生育率也保证了可与第一问中的数据进行对比，从而比较得到外来人口的影响。数据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不同生育率下小学招生人数

年份生育率

京籍

0.70.80.911.1

非京籍

201567026.8467026.8467026.8467026.8467026.8410.4933

201676413.4898245.9198245.91109162.1120078.311.7144

201778580.32101031.8101031.8112257.6123483.412.9355

201879554.73102284.7102284.7113649.6125014.614.1566

201979772.52102564.7102564.7113960.7125356.815.3777

202079550.45102279.2102279.2113643.5125007.916.5988

202178447.28100860.8100860.8112067.5123274.317.81993

202276787.8798727.2698727.26109697120666.619.04103

202374524.1195816.7295816.72106463117109.320.26213

202471563.9792010.8292010.82102234.2112457.721.48323

202567663.6286996.0886996.0896662.32106328.522.70433

6模型评价与改进

6.1模型评价

6.1.1优点1）利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并作出各种平面图，简便，直观、快捷；2)运用多种数学软件进行计算，取长补短，使计算结果更加准确;3）在建模中，我们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生育能力和死亡率，采用Leslie模型，建立年龄结构的离散模型，并通过合理假设，在时间跨度不大的前提下，对人口数量进行了预测。

6.1.2模型的缺点在模型假设中我们及不随时段的变迁而改变这一理想状态下，但出生率及死亡率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该变，本模型没有建立与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模型，因而存在一定的误差；

参考文献：

[1]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M］.北京:.2003年8月第三版；

[2]姜启源.数学模型［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3]李鸿琪.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预测与分析［C］. 上海统计. 2003(02)；

[4]周晓津.人口估算的意义、方法与应用［OL］. 圣才学习网. 2009(12)；

篇(5)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超级秘书网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篇(6)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点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篇(7)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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