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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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产生的、与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现象，是发源自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市场竞争的一种“异化”力量，因而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简要而言，垄断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少数当事人或经济组织（极端而言可以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超经济势利，对商品生产、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及市场供求状态实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实行排他性独占），以牟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的经济行为。垄断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资本垄断、技术垄断、劳动力垄断和信息垄断等生产要素的垄断，更普遍的则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和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法律关注的是经济行为规范与否，从法律角度考察垄断，重在行为判定，例如锁定、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操纵投标，独家经营，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种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

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行政化垄断名目繁多，危害极大，而剔除行政化垄断的难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报纸就此载文指出：“这种艰巨性体现在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官僚集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对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一直无法通过官僚机构这一大‘关’。”（日本《时报》1998年1月20日）。从反垄断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来自条块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由于行政化垄断势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种非市场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行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不会长期同一个充满行政化垄断的国家打交道，长此以往，只会继续增加中国进入WTO的难度。

篇(2)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

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

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

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

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

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

（二）全新的结论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

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

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

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

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

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

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其次，我们说，新贸易理论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事实上，它也无法否定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是世之公理。问题是比较优势从何而来。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原则无可辩驳的正确性的旗帜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各种现象，理所当然是当今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新贸易理论中的缺憾与大家商榷。新贸易理论在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时，认为商品的价格可以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中而内生地决定。但现实情况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进入受到限制的行为中，商品的价格往往是垄断或寡占行业。根据经营计划（或长期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不是根据短期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因而，商品价格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或者说应考虑外生力量对其影响。单纯地将其视为内生变量有失严谨和完善。

篇(3)

一、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环境因素有经济规模、劳动力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经济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这些因素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如下。(一)经济规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能够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更容易导致区域生产和经济要素的集聚[9]，这有利于为新兴产业发展汇聚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传统产业为其创造基础条件和环境条件[10]，经济规模大小衡量了区域基础条件的优劣。比如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正处于发展阶段，无论是研发项目还是投资项目都需要大量资金，这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11]，这种完善的金融体系会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这个区域市场规模的大小。这种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可以为新兴产业发展开创更大的市场空间，相反，则市场空间偏小。另外，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偏大，新兴产业孕育发展的条件也更加成熟，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市场需求在不断扩大，相反，则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偏小，而且传统产业释放的市场空间很小，这不利于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1：经济规模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2：经济规模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二)劳动力质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之上，对知识技术和人才资源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强烈的依赖性[12]，而其中人才又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资源[13]。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是科技的载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最新的科技成果，依赖于创造这些成果的高技术人才[14]。这就决定了劳动力质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基础和举足轻重的地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3：劳动力质量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4：劳动力质量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三)对外开放程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对外开放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体现的主要指标[15]，在当前激烈的竞争中要占得先机，加快发展，必须树立大开放理念，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强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不断提高经济外向度。只有不断加大对外开放，才能引进更多的战略投资者，从而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越高，意味该区域可以获得更多国外资源和市场促进产业发展，特别是国外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备了良好的技术、管理、信息、资金和市场，这都可以极好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反，则不利于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5：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6：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四)经济活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经济活力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16]，经济活力体现了该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活力越高的区域，该区域创新资源更容易被激活，技术创新能力会更强，金融市场会更发达，市场运行效率会更高。相反，则资源配置效率很低，技术创新意识很弱，融资能力很差，市场运行效率会更低。经济活力越高的区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果越好，行政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越少。相反，行政对经济运行干预力度很大，从而阻碍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容易导致新兴产业发展走上不合理的轨道。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7：经济越活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8：经济越活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五)科技创新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外生增长模式有根本区别，其内生发展对科技资源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如果该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则意味着这个区域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具备，这可以极大地推动战略投资者、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介入，从而让科技创新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9：科技创新力越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10：科技创新力越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从区域视角就是全国28个省市区，从产业视角就是具有新兴产业概念的428家沪深上市公司。

(二)变量设计1.因变量测量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资产总额(totalassets)指标，另一个就是利润(totalprofit)指标。其中，资产总额指标反映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利润总额指标反映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二者相结合可以较为全面地评价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2.自变量为了全面衡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影响的因素，本文从区域经济规模、区域经济活力、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劳动力质量等五个维度测量区域环境。其中，经济规模衡量了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市场容量，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提条件和外在动力；经济活力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激化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了区域的国际化水平，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度；科技创新力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核心因素；劳动力质量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维持不断发展的保障。区域经济规模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GDP越高表示区域经济规模越大，相反，则越小。区域经济活力用非公经济规模测量，非公经济规模越大，则该区域更具有经济活力，相反，则越小。由于国有经济存在各种成本，而且受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经营并不是完全商业化行为，从全球各种历史和现实数据看，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力越差，资源配置越失效，相反，则经济活力越好。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进出口总额越高，表示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相反，则越低。测量区域对外开放度衡量指标有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对外投资比率、生产开放度、贸易结构水平、利用外资比率和服务贸易比率。在上述指标中，对外贸易比率是在研究中普遍被使用的一个指标。科技创新能力用每年新增专利数量来衡量，专利数越多表示区域科技创新力越强，相反，则越弱。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对人才具有较高层次需求，用硕士生及以上学历测量区域劳动力质量具有针对性，劳动力质量用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来衡量，人数越多表示区域的劳动力质量越高，相反，则越低。上述指标测量见表1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试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标准，我们收集整理了2012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节能环保产业107家上市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产业50家公司、生物产业59家公司、新一代信息技术132家公司、新材料38家公司、新能源产业24家公司、新能源汽车18家公司，共计428家上市企业作为总研究样本，搜集并整理了各家上市公司2003—2012年的财务报表，初步形成各个因变量的数据库。各区域的GDP、国企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和专利数量均来自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硕士生及以上人数来自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教育统计年鉴》，初步形成各个自变量的数据库。数据中个别缺失值用前后两年的平均值替代，所有原始数据均进行取对数处理。由于利润总额中出现了负数，为了便于处理，将所有利润总额的数据均加上相同的正数，这并不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依据国家公布的方式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其中划分为东部区域的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划分为中部区域的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西部区域的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09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4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0—2012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PanelData模型的设定根据样本数据的具体情况，再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最有效的模型。本文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得到最终的结果。从表5的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经济规模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85和0.05，说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具有正向作用，这与假设1和假设2一致。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0.05，表示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具有正的影响，这和假设3一致，但在模型2中的系数为0.018，说明其在发展效益方面却产生了负的影响，这和假设4不一致。这表明劳动力质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并没有产生正向作用，说明劳动力质量并没有成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人才培养质量并不能推动新兴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0.0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这和假设5不一致，在模型2中的系数为0.07，对发展效益产生了正的影响，这和假设6一致。这表明外国市场和各种资源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推动力不够，甚至存在负面作用，这说明外国市场对我国传统产业存在较大拉动作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不够，压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经济活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011和0.067，表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积极作用，这和假设7和假设8一致。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为0.206和0.056，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这和假设9和假设10一致。在分析不同时期各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时，我们发现经济规模在模型1~4中的系数分别为0.746、0.012、0.5、0.08，其在不同时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却阻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的提高。这说明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与效益的影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4中的系数分别为0.07、0.004、0.38、0.17，说明劳动力质量在各个时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2~4中的系数分别为0.075、0.12、0.37，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1中系数为0.05，其对发展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说明在2003—2009年期间，对外开放程度主要是扶持传统产业获得较快增长。经济活力在模型1、2、4中的系数为0.03、0.05、0.09，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3中系数为0.01，其对发展规模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中央为了应对欧美金融危机，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刺激了非公经济转投或者延续传统产业经营模式。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3中的系数为0.25、0.16、0.044，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4中的系数为0.1，对发展效益产生了负影响。经济规模在模型2、3、6中系数分别为0.67、0.98、0.17，对西部和中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都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在模型1、4、5中系数为0.8、0.67、0.255，这说明其对东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负面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没有迫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力；另一方面是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经济规模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本很大，甚至会遭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抵触。中部的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存在正面作用，但对发展效益产生了负面作用，这说明中部经济规模驱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但过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阻碍了产业效益的提高。西部的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2、4、5中的系数分别为0.46、0.23、0.12、0.1，对东部和中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面作用，在模型3、6中系数为0.2、0.07，对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表明西部的劳动力质量并没有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这可能是西部人才培养质量和西部新兴产业发展要求不匹配，或者是由于人才的流失所致。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1、3、4、6中系数分别为0.53、0.07、0.5、0.0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正面影响，但在模型2、5中系数分别为0.1、0.07。这说明东部和西部的对外开放程度促进了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但中部的对外开放程度却产生了相反作用。这进一步表明中部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多的是驱动传统产业发展，而不是驱动新兴产业发展。经济活力在模型1~6中系数分别为0.27、0.19、0.01、0.07、0.46、0.02，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产生了正面作用，这说明区域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很显著的。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5中系数为0.63、0.13、0.1、0.42、0.14，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6中系数为0.04，对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产生了负影响。这说明科学技术在西部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利用率很低。

四、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首先，从全国来看，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影响最大，而且两者之间成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了最大作用。区域科技创新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影响排在第二位，这表明科技创新力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域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的正面作用较小。这可能和地方政府注重传统产业的招商引资政策有关，和区域内民营企业重点集中于传统行业有关。研究中还发现，区域劳动力质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存在相悖的现象。一方面区域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发展水平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区域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发展效益存在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区域劳动力质量在短期可以迅速推动新兴产业规模扩张，补充新兴产业在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但区域劳动力质量并没有促进新兴产业效益的提升。同样，区域经济开放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也存在相悖的现象。一方面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负面作用，这表明外国新兴产业的产品进入了国内，挤占了国内新兴产业市场，而国内新兴产业的企业还不能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对新兴产业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效益存在正面作用，这意味着充分运用区域开放政策可以提升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业绩。其次，从各个区域上看，区域经济规模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都成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却成负向作用。这一方面可能和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惯性或者发展路径依赖的特性有关，这种本性束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发展比较成熟，如果将产业转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转型成本较大。另一方面说明东部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很好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尚存在很大提升的空间。劳动力质量对东部、中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都呈现正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成负向作用。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其开放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效益还存在负向关系。经济活力对东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并没有发挥较大的正面作用。科技创新力对区域新兴产业发展整体上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只有西部的区域科技创新力和产业效益成负面关系。最后，从产业发展阶段上看，在2009年以前，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发展水平推动型，而在2009年以后，则变成了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双驱动模式。2009年以前劳动力质量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要小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发展，人才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也越来越明显。2009年以前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要小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的推动。2009年以前科技创新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要高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2009年以后科技成果并没有更有效地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2009年以前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很弱，2009年以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甚至存在阻碍作用。这表明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推出以后，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但由于“四万亿投资计划”更多的是对传统产业的投资，暂时扩大了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这导致部分企业仍旧停留在传统产业项目上，并不会立即启动对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和发展。

(二)政策建议首先，要大力提高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规模。只有通过经济规模的扩大，才能迅速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美欧债务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严峻局面。当前我国各个区域必须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否则这不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利。其次，要重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从宏观上创新当前的科技创新机制，改变当前科研主体错位的状态，积极构建科研院所和企业科研的连接机制，完善当前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由过于注重学术论文的发表向科技成果是否具有现实生产力转变。激活各区域和各部门科研资源重组和流动，打破科研院所之间、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科研资源的分割问题。完善激励科研队伍的机制，提高科研队伍享有科研成果收益的比重。特别是西部地区更需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科研创新力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大力推动开放水平升级，修改和完善各区域招商引资政策。我们需要积极吸纳外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打入国外市场，吸收外国企业在新兴产业的管理经验。特别是要推动中西部地区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出台多种政策激励中西部新兴产业的产品进入外国市场。第四，加大对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工作和生活条件要弱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人才流失率较大。国家要通过在财政补贴、创新创业资金扶持、子女上学和配偶就业等方面出台强有力的扶持政策，而且国家需要出台具有激励性的政策鼓励东部和中部科技人才进入西部地区进行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和创业。第五，积极引导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中西部地区需要通过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推动这些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减少国内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不能再走东部区域的老路，从而导致这些区域在生态环境等方面再次出现负面问题。第六，国家要避免政策相互冲突的问题。比如2008年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2009年出台的“发展新兴产业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就存在相互冲突。研究结果表明，“四万亿投资计划”在促进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公经济从事新兴产业经营的行为。最后，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具有较大发展规模，目前处在规模驱动和效益驱动双模式轨道上，未来更需要偏好效益驱动模式，而不能简单追求产业规模扩张。

篇(4)

论文摘要：在分析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必要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的具体方式，提出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应注意的问题。最后指出并购虽然是推动产业成长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并购本身只是社会资源的一种重新布局和优化组合，第三方物流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是通过并购就能完全解决的。

1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的必要性分析

企业并购是“兼并”、“合并”以及“收购”等概念的统称，区别于企业重组及战略联盟等概念。物流企业并购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两个或更多的物流企业根据特定的法律制度所规定的程序，通过签订市场合约的形式合并为一个新物流企业的行为。我国的物流资源过于分散、第三方物流企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服务功能单一和第三方物流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并存的现象，对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提出了直接的要求。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1物流服务综合化、专业化的需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全程物流业务服务，即所谓“一站式”一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成了现代第三方物流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但是我国大多数第三方物流企业只能提供基础物流服务，很难实现全过程服务，处于低水平的粗放经营状态。这就需要对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并购整合，改原来的分散式、小规模经营为集约化控制，实现资源与资金、市场与客户的整合效应，真正实现规模经营效益。

1．2整合物流资源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市场集中度低、大量小型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低端物流服务市场的涌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对物流市场进行各种资源(包括人才资源)整合，提高物流产业市场集中度是促进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可以通过物流企业间的并购方式来实现。对于高端物流企业来说，需要通过并购小企业来扩充其网络，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调整，达到最佳经济规模，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而对于低端市场的小企业来说，被兼并重组，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出路。

1_3构建并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近年来全球企业的并购浪潮，不难发现，很多企业正是试图通过并购来构建新的、更高层次的核心竞争力，以期实现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一些比较有实力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某些有特色的具有专长的或与其拥有互补优势的物流企业来构建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一些有特色的小型物流企业本身具有它们的核心竞争能力，但因为太小而无法充分运用此能力。采用并购模式后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以便能够使用核心能力，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1．4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随着2005年底我国物流业的全面开放，外资物流企业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大张旗鼓地布局中国物流市场，面对外界压力，我国本土的物流企业最有效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改变自然增长的模式，采用并购的模式进行快速扩张，形成规模经济。

2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的方式

结合第三方物流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整合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种，即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

2．1第三方物流企业横向并购

所谓横向并购是指同属于一个产业或行业，或产品处于同一市场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并购行为。第三方物流企业横向并购即生产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之间的并购。物流企业横向并购容易生成规模经济，产生技术和管理上的协同效应，即1+1>2的效应，实现规模效益递增。所以，横向并购适用于并购后能实现规模经济的物流企业。

但是过度的横向并购可能导致独占，从而限制竞争。当物流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取得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的时候，相关企业就可以凭借取得的市场优势地位不顾其它中小物流企业而滥用市场势力，提高市场价格，限制物流服务量。其它小企业就不得不跟随大企业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而达成一个非正式的卡特尔。

2．2第三方物流企业纵向并购

所谓纵向并购是指生产和销售过程处于产业链的上下游、相互衔接、紧密联系的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第三方物流企业纵向并购即供应链中的物流企业把其承担的功能转移到供应链的上游或下游，前者称为上游替代，后者称为下游替代。采用纵向并购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经营活动的交易费用。纵向并购适用于经营的产业比较多，包括有志建立和形成自己核心价值链的物流集团公司。

2_3第三方物流企业混合并购

所谓混合并购是指生产和经营彼此没有关联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混合并购的主要目的是分散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第三方物流企业混合并购即物流企业和其他产业、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混和并购适用于在其经营主业中实力很强，居产业龙头地位的物流企业，在原来主业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同时有较好的管理能力和有剩余的资金、精力等资源的条件下，物流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条件，通过混合并购，积极寻找新的行业增长点，实现多元化经营。

3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应注意的问题

并购对企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并购案都是失败的。为保证第三方物流企业并购的成功，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3．1并购目标一定要明确

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并购前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通过并购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之后根据战略目标甄别、选择市场上的目标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所并购企业能真正为自己所用，达到整合资源、扩张规模的基本目的。而且，并购目标明确后，也有助于各项并购工作的开展和决策方向性的制定。

3．2注意目标公司合法性。并购是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交易主体是否具有合法资质至关重要。交易主体是否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是否具备从事特定行业的特定资质等等都会影响并购的进行，甚至可能会造成收购方重大损失，导致并购失败。

3．3并购后对目标企业进行迅速有效的整合。目标公司被收购以后，很容易形成经营混乱的局面，尤其是在敌意收购的情况下，这时许多管理人员纷纷离去、客户流失、生产混乱，因此需要对目标公司进行迅速有效的整合。通过向目标公司派驻高级管理人员稳定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然后对各个方面进行的整合。其中企业文化整合尤其应该受到重视，因为许多研究发现：很多并购的失败都是由于双方企业文化不能很好的融合所造成的。

篇(5)

本世纪初，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他特别强调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熊被特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三种理论，即技术推动说、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以及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毫无疑问，熊彼特的工作构成了现代创新研究的基础和起点。[1]现代经济增长已从自然资源时代、资本时展到了创新时代，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产业的成长过程中，创新活动影响着产业的市场结构与技术结构的演进，而创新的模式与特点在不同的产业演进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分析研究创新与产业演进的作用机制，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创新推动产业市场结构的演进

2.1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企业的发展、行业的演化都伴随着市场结构的演进。根据克拉克森的定义，市场结构是指：“市场或产业结构涉及影响竞争过程性质的那些市场属性，因此，市场结构包括企业的规模及规模的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2]

市场结构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整体性是指每个产业从整体上表现出区分于其他产业的竞争属性，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等就是指市场结构的整体性而言的。动态性是指产业是不断演化的，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演变，推动了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未来的市场竞争地位，所以可以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是导致市场结构变化的核心要素。[3]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度量。产品差异主要是由企业造成的，所以一般主要探讨市场集中度以及进入和退出壁垒。

2.2创新与产业进入壁垒

最早系统地对进入壁垒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是贝恩(J．Bain)，他首次把进入壁垒视为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贝恩将进入壁垒定义为：“允许市场上在位企业赚取超正常利润，而不受威胁的一切因素。”[4]斯蒂格勒(G.J.Stigler)则从市场上在位企业与潜在进入企业成本不对称性的角度对进入壁垒做出了定义，他认为：进入壁垒是市场上在位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成本优势。

贝恩将进入壁垒的因素分为以下四种：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资本要求。[5]资本要求作为进入壁垒的要素，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对于许多市场潜在进入企业来说，融资问题可能并不构成进入市场的障碍。

绝对成本优势是指市场上在位企业能比潜在进入企业以较低的单位成本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贝恩将绝对成本优势的原因归结为在位企业具有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在位企业控制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来源。市场在位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经验的积累和R＆D的投入，使在位企业能够保持一种成本上的优势。由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干中学的成本优势依赖于企业的累计产量和时间，由于市场在位企业比市场潜在进入企业早进入市场，那么在位企业就会享有干中学的成本优势。

贝恩论证，如果最小经济规模是行业需求的重要部分，那么市场上只能维持少量企业的存在，这些企业能获取超常利润而不会引起新企业的进入。如果市场容量不变，在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力度越大，它实现规模经济的程度就越高，使新企业的进入也就越困难，那么进入壁垒也就越大。市场上同一行业的产品，都不会是完全可替代的，消费者对不同企业的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好，即表现出产品差异的特性。企业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必然也会表现在产品上，即通过技术创新产生差异化产品，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3创新与产业市场集中度

产业市场集中度反映产业市场集中状况，最常用产业主要企业集中比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竞争优势体现在产品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程度等方面。产业演进过程中，企业间相对竞争优势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引起产业内主导企业、竞争企业、跟随企业、补遗企业等市场地位的相对变化，主要企业市场份额的相对变化，以及产业在位企业的退出与新企业的加入。在创新过程中，产业市场集中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3创新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的演进

技术结构指各种技术在各产品生产和工程中的运用规模以及基本生产资源的相应分配。[6]技术结构是导致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重要因素，创新是技术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对应于不同的创新特点（渐进性创新与根本性创新），技术结构的演进将分别处于渐进状态与跳跃状态。在产业技术结构的演进过程中，特别是处于跳越式演进状态时，会引起产业市场结构的剧烈变动。

4产业演进状态影响创新的模式与特点

4.1模式与特点

美国哈佛大学的阿伯纳西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厄特拜克通过对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考察，发现它们三者之间既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又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在时间上的动态发展影响着产业的演化。通过引入主导设计概念，以产品创新为中心，提出了产业创新动态过程模型，简称A—U模型。其主要特点是引入了主导设计的概念，揭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把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及产业演化划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与特性阶段，认为产业的创新类型、创新程度和创新特征取决于产业的成长阶段。[7]厄特拜克以汽车行业为例进行了说明。福特汽车公司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先是新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从1905年到1909年，该公司先后生产出从2缸到6缸共5种不同的引擎，到1909年推出了主导设计——T型车，在以后的15年中，尽管企业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它们只有渐进性的创新。

A—U模型反映了许多产业成长的创新演化规律，也构成了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论基础，然而A—U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产业的成长过程。程源等分析了美国、日本与中国电视机产业演化特点，认为A—U模型代表了一种发达国家产业演化中的创新规律。但是对于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后起直追国家，由于产业的发展必须从引进、消化吸收开始，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后才能开始进行产品创新，因此表现出工艺创新在前而产品创新在后的发展模式。就是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来说，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市场集中度的状况和创新的侧重点和创新的水平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考察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和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的分析。[8]

4.2影响创新模式的其它因素

产业由于处于不同的演进阶段会对创新模式与特点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具体产业自身特点对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其中主要是产业所处技术系统及产业所处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

4.2.1产业所处技术系统的影响

美国管理学家图西曼把产品从简单到复杂分成四类：非组装型产品、简单组装型产品、组装但系统封闭的产品与组装但系统开放的产品。不同产业处于不同的技术系统中，技术系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方式，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发工业国家的追赶模式与发展模式。我国学者柳卸林按照产业所处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和与产业所处环境有关的技术范式的复杂性，把产业创新分为：传统的分包契约型、模块组装型、复杂产品型与以技术为基础型几类，并论述了不同技术系统对产业创新的影响。[9]

4.2.2产业所处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

不同创新环境中,创新资源的分布特点、创新主体地位及创新制度环境不同,使得创新的互动效果、创新主体、创新导入技术类别及创新的主动性有很大的区别。陈松举例说明了我国轻纺工业的技术导入以购买含新技术的关键设备(占17.8％)和成套设备(占17.4％)并结合技术培训(占16.3％)为主，原材料工业以技术培训(占22.3％)为主要技术导入形式，化学工业的技术导入以购买含新技术的图纸、技术手册和软件为主要方式(占70.4％)，机械工业导入技术的主要方式为购买含新技术的设计图纸和软件(占19.8％)、技术培训(占18.8％)、购买含新技术的关键设备(占18.0％)和购买R＆D成果(占15.8％)，电子工业主要采用技术培训(占33.5％)和购买R＆D成果(占22.3％)导入技术，供气供电行业主要通过购买关键设备(占28.9％)和成套设备(16.5％)以及技术培训(占14.9％)导入技术。[10]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创新与产业演进的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篇(6)

关键词 零售企业；国际化；组织学习；绩效

中图分类号 F71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12-0034-05

一、引 言

国际化与零售企业绩效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研究显示国际化会带来规模经济、组织学习能力提升等许多优势，从而对绩效有正向影响；[1]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进入海外市场的高成本（例如不熟悉国际市场，高额管理费用以及成本）会导致国际化与绩效之间的负相关。[2][3]也有研究甚至认为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关系[4]。还有一些研究则表明国际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线性的，也可能是曲线或U型关系。[5][6]之所以这些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主要是因为忽略了能解释国际化与绩效之间联系的调节变量。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要对国际化是否影响零售企业绩效进行研究，还要考虑能加强或削弱这二者关系的调节变量。总而言之，虽然国际化扩张已经成为零售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但零售业中国际化和绩效之间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很少有人探讨调节这种关系的因素。苏和皮瑞拉（Hsu & Pereira）[7]指出很多调节变量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组织学习都会发生作用，将这些变量纳入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因为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都在寻求更好的战略以增加在国际市场的学习机会。所以本文试图对国外相关文献的系统回顾，进一步深入探索零售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以及零售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间、收购和兼并、母国和东道国经济的一致性、母国市场规模这几个重要调节变量在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关系中的作用，进而建立起一个零售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整合框架。

二、国际化与零售企业绩效的再认识

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几个理论框架解释，这些理论包括海外直接投资理论（FDI）[8]，跨国公司理论[9]，资源基础理论（RBV），交易成本与人理论[10]，逐步国际化理论[11]及组织学习理论[12]。

海外直接投资理论（FDI）强调经济驱动导向，它关注的是国际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如规模经济以及通过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等；[13]跨国公司理论较多的从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从国际资源的转移及全球公司结构与系统的整合中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而资源基础理论（RBV） 则探讨了国际化如何促进全球资源整合并创造套利和杠杆的机会。

交易成本与人理论与上述理论的观点大相径庭。该理论认为，进入一个地理上分散的市场所带来的治理和交易成本的提高，以及文化和管理上的分散会导致国际化对绩效产生负效应。[14]此外，雷马斯瓦米（Ramaswamy）[15]在逐步国际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随着企业越来越多的进入分散的海外市场，它们现有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可能无法适应全球市场环境，这就导致了更高的成本，并对绩效产生负影响。因此，当国际化达到一定的程度，企业的全球绩效便开始下降。

组织学习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上述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理论都是基于“组织学习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因为它们都承认一个事实，即组织学习是保持良好绩效或扭转消极绩效必不可少的步骤。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的基础资源是知识，这种知识包含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16]。知识主要通过组织学习来获取，企业可以利用外部获得的信息或者运用自身的学习经验来完善公司流程。与国内市场的客观和标准化不同，在国际零售环境下，市场的巨大消费差异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组织学习的机会，这种从国际化中不断学习的机会使得企业能够区别于其他竞争者获得战略优势。

组织学习贯穿于企业整个国际化进程中，对国际化扩张的绩效产生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与其绩效息息相关。低国际化的企业很有可能选择与其本身能力最匹配的少数市场，以期获得相对较好的绩效。而在更高程度的国际化扩张中，企业在海外市场很可能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环境不平衡的困扰，这就不利于它们整体的表现。随着绩效压力的增大，企业通过组织学习，并根据国际化水平调整其体系以求与全球区域设置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开始恢复其积极的绩效表现，并不断强化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即大多数零售商在相似的市场上进行扩张，导致国际化程度低的企业绩效比中等水平国际化程度的企业要好，而随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高效地经营运作，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则比中等水平的企业更具成本效率。因此，国际化对零售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标准的U型，绩效在国际化初期很高，在国际化中期较低，而在国际化后期又重新回到高点。

三、调节变量的作用

国际化和绩效间关系的形式与强度主要是由组织学习过程所决定，特别是在公司进一步的国际化扩张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根据组织学习理论，我们提出了国际化—绩效关系的四个调节变量：收购和兼并、零售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间、母国和东道国经济的一致性以及母国市场规模。这四个调节变量能影响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中组织学习的能力，并通过强化国际市场上的学习转移来影响国际零售商的绩效。

1. 并购

通过并购（M&A）进入国际市场对国际化与绩效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获得基于不同消费者偏好的特定市场知识，这种知识转移对企业至关重要。布雷斯曼等（Bresman et al.）[17]提出了收购活动中知识转移的模式，并认为知识在收购方和被购方双向的转移中会得到不断更新和提升。通过并购不同环境下的企业可以了解不同市场的特定情境因素，及时调整企业的战略，快速适应当地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另外，通过建造新的经营场所及设施的方式来进行国际化扩张将承担较高的风险、费用和时间，而企业并购的是现成的，结构完整并具备一定规模的公司，因而能帮助企业节约费用和时间，提高效率以期快速进入国际市场。许多零售商已经逐渐采用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18]

并购还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或提高额外市场份额来增加收入。[19]追求规模经济效应是企业实施并购活动的主要动因之一。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降低平均成本。事实上，企业并购的过程中一般都伴随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最终表现为一定程度上平均成本曲线的改变，进一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加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拓展了企业的经济规模，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可能性。随着企业组织和管理模式的改进，规模经营节约了成本，这就使得企业的经营效率提高，从而实现规模与效益有机统一。

虽然并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给接管公司带来风险，但这种风险会被更高的股东价值和更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所抵消。在经济状况不佳时，并购也可作为应对资金困难，节省运营成本的有效战略。此外，并购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国内市场上无法提供的关键性战略资源，从而提高其竞争力。[20]通过并购参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获得海外战略资源是企业进行优势互补，获取核心技术，开拓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手段，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零售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会大大提高国际化的绩效。

2. 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

奥特欧等（Autio et al.）[21]指出，随着公司年龄的增长，它们越来越不愿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当公司在其国内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取得较大的成功时，它们对于开拓海外市场更加犹豫。与一个较年轻的公司相比，一个成立时间较久的公司更愿意开发国内市场，而不是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因为被迫调整其战略中心和资源，并面临国际化扩张带来的风险对其国内市场也是种威胁。所以一个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可能依赖于首次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22]成立时间越久，越完善的公司越不愿意，也越没有能力获得新的知识，更没有能力根据新知识调整其当前的工作实践，[23]所以即便参与了国际化进程，国际市场绩效也很难有所保障。

相反，较早渗透到国际市场的企业会投入更大的精力来发展国际市场间的关系。艾瑞克森（Eriksson）[24]发现，企业早期进入国际市场更容易获得认知度，并结成强大的国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考虑对其国内发展威胁较小的海外扩张。年轻的公司首次进入国际市场会比老公司更具挑战，但它们会比后者更具有组织学习的潜力。因为企业在早期便执行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后，很可能一直受这些惯例的束缚，而年轻的公司在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方面更灵活，能较好的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年轻的公司比老公司更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此外，成功进行国际化的企业很有可能重复其扩张行为，向其他国际市场进行扩张。通过成功的国际化扩张，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认知度，在高绩效的激励下，企业便更倾向于重复其扩张行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所以，企业越晚进入国际市场越难以获得国际销售量的增长。而企业在早期就向国际市场扩张不仅能获得不同市场的丰富知识，也能通过这些知识获得国际化扩张的优势。

3. 母国与东道国经济水平的一致性

当企业进行国际化扩张时，如果选择与国内市场相似的海外市场，那么其学习过程更易取得成功。[25]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将影响国际化的效果。因此，如果母国和东道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差太大，那么组织学习的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公司的绩效也会受到影响。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因而企业在进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与进入发达国家截然不同。首先，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市场条件较为成熟，其营销渠道和品牌建设也更为完善。因此发达国家的零售商通常设置较高的进入障碍（如较高的产品质量和较好的品牌形象）以防范潜在的进入者[26]。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零售企业在进入发达国家时面临较大的风险和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时间较短，强劲的品牌较少，它们的消费者对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需求较弱，并且这些消费者往往缺少忠诚度，这就形成了一个更兼容，更易学习的市场环境，给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基于市场条件的相似性，它们能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扩张以获得较高的绩效。

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条件更为熟悉，在进入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时更容易获利。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发达国家的零售企业不仅在相似发展水平的市场上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如果他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也能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27]。因为这些国家中成熟的品牌往往让零售商获得早期的立足点，能够迅速了解市场的情况，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东道国市场日益成熟，分销渠道越发高效时，零售商就能保持这种有利的地位。为了赢得市场主导地位，发达国家的零售商很可能将早期扩张的焦点放在发展中国家。

综上，如果进入的市场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企业在国内市场积累起来的行业知识更容易转移，企业国际化扩张带来更高的绩效。

4. 国内市场规模

国内市场规模大小，对零售企业国际化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来自小国的零售企业市场经验具有同质性，因为在国内市场面对的是同质性的人口，很少面临多元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些企业在走向国际化之初可能由于缺乏多元文化适应性而处于劣势。[28]但国内市场有限的需求，使企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精力调整其战略，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行政管理和组织程序还未定形，它们能更灵活和开放的进行国际化扩张。[29]此外，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往往更早进行国际化扩张。[30]因为小规模的市场空间和前景有限，往往趋于饱和，这就使企业发展受到限制。零售企业为了发展壮大，必须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迎接全球经济化带来的挑战，跨出国界寻求新的国际市场。所以对于母国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国际化扩张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为了不断生存发展必须采取的行动。所以，国际化对本国市场规模较小企业的益处更大，并为其国内发展提供了空间。也就是说国内市场规模越小，零售企业国际化越为迫切，也越能积极寻求适应东道国的策略，国际化绩效越好。

四、结 论

面对当前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经济衰退，零售商如果没有积极地进行国际市场的扩张则很难生存。零售企业国际化扩张进程中往往面临不同的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环境，要适应这些发展变化的环境必须不断加强组织学习。因此企业国际化扩张的成功依赖于企业的学习能力及促进或阻碍其学习能力的情景因素（Ghoshal，1987）。组织学习能力越强，其国际化所带来的绩效越高。图1展示了国际化—绩效的整合框架。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企业国际化程度对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国际化对零售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标准的U型，绩效在国际化初期很高，在国际化中期很低，而在国际化后期又重新回到高点。而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国际化中最关键的情景因素是收购与兼并、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以及国内市场规模大小。首先，通过并购进行国际化扩张的企业，其国际化对绩效的影响更强。企业能从被收购企业的本地市场中获得当地消费者偏好的经验知识，从而改善经营方式，适应当地市场。因此通过并购进行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比通过独资新建等方式扩张的企业更具成本效率。为了赢得市场和消费者偏好的知识，企业最好采用并购策略进入海外市场。[31]其次，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对国际化和绩效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发展早期便进行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比那些后期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绩效更高。因为越年轻的公司往往越灵活，越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不同需求。此外，年轻的公司虽然比老公司更缺乏战略持久性，但这往往也使其能够更好的灵活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因此，只有将国际化战略划入企业早期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才能在战略定型前将国际化纳入其中以获利。再次，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在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向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扩张比向不同水平的国家扩张更容易。因此，如果进入的市场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企业在国内市场积累起来的行业知识更容易转移，企业国际化扩张带来的绩效也更高。最后，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零售企业其国际化与绩效间的关系更强，即母国市场规模较小的零售企业从国际化扩张中获利较大，并能为其国内发展提供空间。因此，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应该将国际化作为其发展壮大的有效战略，而这种战略未必适用于母国市场规模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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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tail Enterprise

and Its Performanc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gration Framework Building

Wang Xuhui， Lu Yu

篇(7)

信用卡在中国已有10多年的历史，从数量上看,我们一些大银行信用卡已可以与世界大银行相媲美。但如果谈到信用卡给银行所带来的利润，中国却与国外大银行大相径庭。而信用卡给老百姓带来的服务，更是远不能被称之为“金融服务”。

国外的月亮

早在我们搞的时代，美国已经开始了金融服务的又一个里程――信用卡服务。而信用卡最初的30年则是探索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有两个方面得到了完善：一是法律方面，另一是银行或公司的构架和运营。法律方面, 美国政府在此期间颁布和完善了《公平信贷法》，诸如无性别、年龄和残疾歧视等法律。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构；在银行或公司的构架以及运营上，信用卡经营开始臻于完全独立。

在这最初的年代里，信用卡延用了银行传统业务的构架和运营方式。比如,运通（American Express）是通过它的TRS (Travel Related Service)的销售渠道来销售信用卡。当人们要在运通的销售网点里购买旅行支票或订购旅游计划时,那里的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便向他们推销信用卡。花旗则是通过它的银行零售业务渠道来推销信用卡。如果你在花旗银行开了一个存取账户，那里的柜台服务人员会向你推销信用卡售额。当时，银行的同一个销售渠道或网点混合经营着多种不同的产品。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混合经营方式受到强烈的冲击。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首先,信用卡是一个需要有经济规模的工业，只有当规模足够大时，成本才能降低。从经济意义上讲，设在大城市的银行销售网点只适合于传统业务，因为大城市的房地产和工资很高，不能承受信用卡这样的销售和服务。例如，运通便把信用卡的销售和服务放在盐湖城(Salt Lake City)、凤凰城(Pheonix)等中小城市。近来又把一部分服务放在了印度，旨在降低劳动成本。而花旗信用卡公司的销售和服务也是设在中小城市。目前，它的一部分服务设在新加坡。

其次，信用卡业务要有一个统一的营运中心。分散式销售或混合经营，都做不到给每个顾客提供同样标准的服务。这个统一营运中心包括信用卡业务的每一个环节：从新客户的获取到提供各种客户服务。

再次，在利率放松的市场里，对新产品的开发和上市有着速度上的要求。这个快速的要求，不是分散的销售网点所能承担得了的。

最后，信用卡业务要独立核算和经营。信用卡对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远远高于银行的传统业务。而正是专业化的程度，最终决定着某一品牌信用卡的生死存亡，决定着在业内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在有了统一的运营中心之后，过去的15年里，风险管理已成为每个银行或信用卡公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老大和老二的区别又体现在哪里呢?

在过去的5年里，国外最顶级的银行都是通过决策管理把信用卡的利润推到了极至。所谓决策管理，是指要在充分理解产品价格和产品服务的基础上，综合考量风险管理、前期投资、销售渠道、客户行为和市场环境，并对利润作出综合评估。换句话说就是：在或占领市场份额，或谋取最大利润之间，做出优化选择。

中国的选择

眼下，要使中国的信用卡成为一个盈利机器，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发卡机器，大约需要启、承、转、合4个阶段：

启者，启动原始市场；承者，承袭成熟经验；转者，转化特色机制；合者，乃合成盈利工业。

工商银行的姜建清行长曾讲过如下一段话:“信用卡是与市场活动结合很密切的产品。”这段话对信用卡行业理解得很透彻。“与市场活动密切结合”，不仅表现在新客户的获取上，还表现在对所有客户的服务上。那么，我们国内的大银行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实际上，我们目前是在“启”的位置上。要想合成一个盈利行业，不但要看我们的银行家如何承袭成熟经验和转化特色机制，而且还要看我们的银行家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去完成它们。在中国加入WTO，金融开放之后，不论我们是否准备好，我们的竞争对手是些已有近50年经验的银行家，这个事实都无法改变。 的确，在完成承袭成熟经验和转化特色机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阻力和障碍。国内存在的弊端如下：

科技领导业务。科技固然是非常有力的肌肉，但它不是银行和企业的灵魂。企业的灵魂应该是相应的业务。科技不能是领导，只能辅佐。目前，国内很多银行取得了科技大捷，但却远没有取得业务大捷，没有取得盈利大捷。由科技领导业务，会有很多弊病。就以国内大银行所设计的Call Center为例：它们目前仅仅是被动服务，并无前瞻性，也不具有优化功能。无论是由于缺乏前瞻性，还是不具备优化功能，这样的技术系统今后都要进行再改造，将会耗资数倍。更重要的是，会失去市场先机。

分散式结构。分散式结构有碍于市场的统一策略，更不符合规模经济的定律。首先，采用这种架构的信用卡机构，不可能成为盈利机构。在信用卡总中心下设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分中心，使得总中心的统一策略传到下面时已经高度失真。其次，由于每个分中心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这样也造成成本太高；同时，分中心所采取的市场手段也缺乏力度。再次，分散式结构会使分中心片面追求数量，而不利于完成整体追求利润的战略。因此，取消分散式机构，是迈向统一运营中心的必由之路。当然，在转型的过程中，也会给银行分中心带来震荡。

混合经营。混合经营最大的问题是：有碍于监管，有碍于专业化。国外的经验表明，随着监管的细化，混合经营信用卡的部门将受到多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