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学与精神病学的区别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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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字：医学鉴定 精神病鉴定 鉴定人 鉴定机构

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是我国公安和司法机关办案中的一大难题，一直困扰着案件承办人，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国相关的制度不够完善。本文在分析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提出改革的建议。

一、司法精神病鉴定概述

在维护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与保障免于受危险精神病患者之危害间，存在了相当大的矛盾与冲突。司法精神病学致力的就是要解决因精神障碍而导致的种种社会与法律法律问题，而司法精神病学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集中体现在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上，事实上司法精神病学也将因精神疾患涉及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事件而导致与法律发生之关联之精神医学纳入其领域。 简单的讲，司法精神病鉴定也称为精神病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由一定的机关、组织或单位运用法精神病病学的知识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病状况作出客观判断的活动。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界还有人称其为法精神病学鉴定即“利用法精神病学学科专业知识对一定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进行的鉴定” 。我国《司法鉴定职业分类规定（试行）》将司法精神病鉴定称为“法医精神病鉴定”即“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使用的是“精神病的医学鉴定”这个概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以前的理论界看来是有区别的。其区别主要在于二者所解决的问题的不同，认为精神病司法鉴定是指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解决法律上的有关问题。当所要解决的是法律上的问题时，写出的鉴定结论就叫精神病司法鉴定书。如果所要解决的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一般的就叫做精神病医学鉴定。在我国的刑诉法明确使用“精神病的医学鉴定”这个概念后，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对此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指对司法活动中的特定的人是否有精神病或精神病的程度运用一定的专门知识所作出的鉴定，当然对精神病的鉴定中还有一种情况游离于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之外，区别这一点主要从其鉴定的直接目的上来看，目的是为了解决司法活动中碰到的情况的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二、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之现状

我国对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989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精神病私法决定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以及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等中的相关规定。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现状进行简单的评析。

第一，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管理体制。“司法坚定的管理体制类型通常于一国的行政权利作用领域、社会权利发育程度以及司法鉴定的业务范围等方面紧密相连。” 作为司法鉴定的一部分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也不例外。从管理主题的权利类型上看，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管理体制属于行政权利管理型体制，即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社会准入与推出等有国家行政机关直接管理。根据《暂行规定》的规定，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由地市以上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统一运作，其成员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负责干部和若干专家构成。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精神病鉴定机构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病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进行。无论是由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还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来进行鉴定，其共同的内涵都体现为鉴定机构选择由国家公权利来运作。

第二，鉴定人制度。鉴定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主要包含鉴定人的类型、地位、资格、能力、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等内容。从我国的相关规定看，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主要是由一定的组织来承担的。个人基本上没有可能直接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工作，个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资格主要是由其作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的成员或政府制定医院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来获得。当然作为鉴定者其本身还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必须是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或是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人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了解相关案情、了解被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亲属以及有关证人的情况、要求得到鉴定工作所需要的配合以及获取鉴定后的处理情况。当然，权利和义务是相连的，在鉴定工作中有关鉴定人必须进到相应的义务，主要有正确及时的作出鉴定结论、解答委托鉴定机关提出的与鉴定结论有关的问题、保守秘密、遵守有关回避的法律规定等。对于鉴定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我国是将其作为中立的诉讼参与人对待的。鉴定人在鉴定工作中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否则将要承担的一定的法律后果，严重的将受到刑法的制裁。

第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制度。司法鉴定的启动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开始，而司法鉴定的实质开始始于鉴定人的选任。应当注意的是鉴定的启动不同于鉴定的申请，在我国的规定下，申请人的鉴定申请并不必然的会使得鉴定活动开始运行，也就是说在我国鉴定活动的启动与否其决定权在于司法机关。在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实施人员、实施内容、实施时间等方面的内容由法院决定。这一点在《暂行规定》中也有体现，在《暂行规定》第五章规定委托鉴定时仅仅列出了司法机关作为委托鉴定的唯一主体，考虑到现实中鉴定活动的开始不可能由鉴定机构自己发动这一情况也就是说鉴定活动的开始必须由委托机关的委托作为根据，因此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单一的司法官启动制度。

第四．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制度。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制度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证鉴定工作的化、规范化，保障鉴定活动所涉及的相关人员的人格尊严，实现鉴定工的公正和效率的目标。在我国，诉讼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是由于鉴定活动的启动权实际上由法院掌握，加上法院可以依职权要求鉴定，因此关于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不是鉴定的必经程序。司法机关在委托鉴定的时候必须出具《委托鉴定书》并提供相关材料，鉴定机关在鉴定结束后应当制作《鉴定书》。

第五，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范围。根据《暂行规定》，在诉讼中需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情况有：刑事案件中主要有（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 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三）确定被鉴定人在服刑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建议。民事案件中有（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以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调解或审理阶段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此外在对待各类案件的被害人等，在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侵犯行为有无辨认能力或者自我防卫、保护能力的情况以及确定案件中有关证人的精神状态，有无作证能力。

此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三、其它国家或地区相关制度简介

综观世界上其它国家或地区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大多数国家对于司法精神病鉴定都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而是适用有关司法鉴定的一般规定。美国对司法活动的涉及的需要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病的状况是由专家证人制度解决的，由专家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作出意见供法庭采纳，当事人可以自己选择专家证人，但是否采纳专家意见的权利在于法庭。俄罗斯《联邦喜果那时素法》中涉及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规定只有一条，即规定了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鉴定，这两种情况为：其一是对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进行诉讼时是否具有责任能力或是否具有辨认自己行为和加以控制的能力而发生疑问时，为了判明他们的精神状态必须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其二是当对证人或被害人是否具有正确理解对案件具有意义的情况和对这种情况作正确陈述的能力发生疑问时，为了判明他们的精神状态或生理状态时必须进行鉴定。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对被告人的精神或身体进行鉴定而有必要时，法院可以规定期间，将被告人留置在或其它适当的场所。”；“前款的留置，应当签发鉴定留置证”；“第一款的留置，早未决羁押日数的上，视为羁押。”且本条其它款还规定了法院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基于医院或其他收容被告人的场所管理人的申请命令司法警察看守被留置者，另外法院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延长或缩短留置的期间。 联邦德国的诉讼法中也没有对精神病的鉴定作出单独的规定而是适用于对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一般规定，但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1条有这样的规定，“为了准备对被指控人作精神状态鉴定，在听取鉴定人、辩护人意见后，法院可以命令将被指控人移送公立精神病院，在那里对他进行观察”，而且规定只有在被指控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时才可以作出这样的命令，且期限不超过6周，被告对这个命令有提起抗告的权利，抗告具有推延效力。本条还规定对侦查中这样的情况的决定权属于法院。

在英国，根据1983年精神健康法第35条的规定要求有一名经批准的执业医师出具证明，证明有理由怀疑被告人患有四种明确规定的精神失常状况之一，并且说明如该被告人被关押在狱中，则检查报告很难完成。第36条要求两名医生（其中一名经批准的）证明该被告患有较严重的精神失常，只有还押医院接受才对其适用。（该报告的效力在于使得被告可还押医院候审等候治疗或接受治疗）。此外，第48条规定只要有两名医生（其中一名经批准的）报告说被告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严重的精神缺陷而必须接受入院治疗，则内政部有权指示将该人移送到医院。此外英国的刑事法庭法第3条规定如果有一名医生当庭作出陈述认为犯罪人的精神状况需要接受，在此情况下法庭可以指定缓刑令。此外在英国法庭的入院令以及在因为精神不正常而提出的辩护中都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可以看出，在英国对于司法进行中精神病的状况的判定是采纳的医生的证明，实际上医生在此活动中的作用是作为证人即专家证人出现的。

就笔者能够查阅的资料来看，我国澳门地区与我国相似，对司法精神病鉴定作出了单独的规定，当然与我过大陆地区适用的相关规定一样，澳门也只是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相对于其它司法鉴定所不同的或需要加以特别规定的作出了规定，没有作出特殊规定的还是要适用有关司法鉴定的一般规定。《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45条对法医学及精神病学鉴定作出了规定，其为：“一、与法医学有关之鉴定须交由医学鉴定人进行；如此为不可能或不适宜，则交由任何专科医生或相关专科之医务所进行。二，上款之规定，响应适用于与精神病学问题有关之鉴定，而该鉴定亦得有心及犯罪学专家之参与。”《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496条规定：“一、法医学鉴定须由医学鉴定人依据进行。二、医学鉴定人由法官从官方医学鉴定人中指定；如官方医学鉴定人不能或须回避进行鉴定，则从其余医学鉴定人中指定。三、在第490条第3款 所指之情况下，法医学鉴定得以合议方式进行，而各医学鉴定人由法官指定。四、第491条、492条及493条 之规定适用于法医学鉴定。”

比较我国澳门地区与大陆地区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利都在于司法官，不同的是我国大陆地区对鉴定人的选择范围作出了比澳门地区更为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我国司法鉴定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当然随着情况的改善这种限制应当逐步放宽。至于对是否有多哥鉴定人存在的情况，大陆的相关规定中没有涉及，笔者以为这与我国大陆地区对鉴定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的界定是相关联的，我国大陆在诉讼中是单独列出了鉴定人这一角色与证人并列于诉讼参加人之列。而综观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的做法是将鉴定人作为证人对待，因为作为证人要在法庭上面对双方的质证，因此就涉及到鉴定人为多数的情况，而我国大陆地区虽然也规定鉴定人在一定情况下出庭参加诉讼，但是因为其角色并非证人，只是说明鉴定中的一些情况而不接受质证，再加上我国限定的鉴定机构的种类的先天的有限，这些有限的鉴定机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都实行的整体负责制，因而我国不存在其它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鉴定人对鉴定后果自己负责的情况。

另外我国地区对于司法精神病的鉴定的范围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范围几近相同，在这里本文就不加以论述。

四、我国司法精神病坚定制度的改革建议

结合分析其它国家或地区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存在着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作为。

其一，统一名称。抛开学术界的不同见解，单就现在仍在适用的相关规定来看，对司法活动中精神病的鉴定这一情况就有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病司法鉴定等几种不同的叫法，笔者以为，从这个活动的性质以及目的来看，使用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个概念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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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医　精神医学　中国哲学

1 　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 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 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 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 “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 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 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 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 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 《灵枢·平人绝谷》篇曰: “血脉和利, 精神乃居。”此后, 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 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 　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 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 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 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 ] 。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 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 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 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 ] 。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 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 导致各种心理障碍, 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 　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　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 或以心为思维器官, 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 与灵魂离为两物, 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 中国人所谓之心, 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 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 而就此现实世界, 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 ]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 《荀子》曰: “心者, 形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 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 如《灵枢·邪客》云:“心者, 五藏六府之大主也, 精神之所舍也”, 《类经·藏象类》中说: “心为一身之主, 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 脏腑百骸, 唯所是命, 聪明智慧,莫不由是, 故曰神明出焉”。

3.2 　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　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 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 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 是统一的, 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 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 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 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 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 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 ] 。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 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 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 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 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 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 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 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lunwennet.com]

4 　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 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 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 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 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 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 ] 。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 “外以儒行修其身, 中以释道治其心。”

4.1 　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 使心理平衡、适中, 做人不狂不狷, 处事无过亦无不及, 态度温而不厉, 情绪乐而不, 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 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 说:“欲先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 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 ] 。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 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 才能气盛神全。李　认为“心静则万病息, 心动则万病生, 延年不老, 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 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 正如《医源》所说: “如能清心寡欲, 则情不妄发, 致中致和, 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 诚意, 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 　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　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 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 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 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少思寡欲,知足知止; 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 ] 。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 《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 “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 《庄子·天道》说过: “万物无足以铙心者, 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 “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 “多思则神殆, 多念则志散, 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 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 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 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 甚者导致精神崩溃, 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 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 　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　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 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 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 ] 。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 “禅非宗教, 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 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 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 除妄念, 破法执, 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 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 人才能消除烦恼, 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 “一切皆空”。佛教认为, 只有认识空性, 达成空观, 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 才能超越生死轮回, 得到解脱[9 ] 。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 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 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 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 生存就是苦。因此, 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以求得解脱, 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 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 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 “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 令独处一室, 扫空万缘, 静坐月余, 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 莫要于怡养性真, 慎调饮食, 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 　小　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 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 “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 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 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 促进人的心灵成长, 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 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 ] 。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 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 开创了“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 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 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 张慰丰1 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 ] 1 中华医史杂志,1997 , 27 (4) :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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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 245.2

文献标志码：A

[摘 要] 目的：探讨针刺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中枢神经系统机制。方法：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针刺大陵后脑功能区变化。纳入8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受试对象，每名受试者在大陵穴接受针刺刺激，刺激模式为“休息-刺激-休息-刺激-休息”，最终所获得的数据采用SPM 2软件包分析其作用部位。结果：针刺大陵穴所获得的脑激活区主要位于额下回的Brodmann 46/47/44/9区，额中回的Brodmann 6区，颞上回的Brodmann 22区，中央后回和顶下小叶的Brodmann 40区。结论：额颞叶损伤、额叶功能低下或激活程度不够与精神性疾病的发病密切相关。针刺大陵穴对精神性疾病治疗作用的起效途径之一可能是通过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端脑额颞叶皮质完成的。

[关键词] 穴位研究；穴，大陵；磁共振成像；额叶/针灸效应；颞叶/针灸效应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at Daling (PC 7) for mental diseases by fMRI

CHEN Peng1，ZHAO Bai-xiao1，QIN Wei2，CHEN Hong-yan3，TIAN Jie2，FAN Yong-ping3，ZHOU Bing1，LIU Shan-shan1 (1.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Beijing University of TCM，Beijing 100029，China；2.Institute of Autom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3.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Objective To probe into the central nervous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at Daling (PC 7) treating mental diseases by fMRI.Methods Eight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Acupuncture stimulation was given at Daling (PC 7) in each subject with a stimulating pattern，"rest-stimulation-rest-stimulation-rest".The fMRI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M 2 software package.Results The activating areas of acupuncture at Daling (PC 7) were mainly on Brodmann 46/47/44/9 areas of inferior frontal gyrus，Brodmann 6 area of middle frontal gyrus，Brodmann 22 area of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Brodmann 40 area of postcentral gyrus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Conclusion Pathogenetic factors of mental diseases are very complicated，damange or hypofunction or inadequate activation of frontal lobe and temporal lobe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mental diseases.Therefore，activating the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 possibly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of acupuncture at Daling (PC 7) treating mental diseases.

KEY WORDS：Research on Acupoints；Point PC 7 (Daling)；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rontal Lobe/am eff；Temporal Lobe/am eff

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泛应用于临床。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众多医学工作者对针灸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与之相关的现代化检测设备也广泛应用，其中磁共振成像技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特别是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作为一种非侵入、无创伤、可精确定位的人脑高级功能研究手段被众多研究人员所青睐。

大陵穴属“孙真人十三鬼穴”之一，其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临床疗效早已被几千年来的中医实践所证明。不仅如此，根据中医理论，精神性疾病病位多在于心，心包代心受邪，故心包经原穴大陵，是治疗此类疾病的有效穴位。虽然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早已证实，但是现代医学的证据尚不十分充足，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fMRI技术，探讨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机制。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8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受试对象，其中男4例，女4例；平均年龄24.2岁。

纳入标准：年龄20~30岁之间；以往有一定的针刺经历，对针刺治疗无恐惧心理；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精神分裂症，或者边界型人格紊乱；神经系统疾病病史(包括脑外伤导致的失去意识、皮质缺血、血管性头痛、颈动脉疾病、皮质瘫痪、癫痫、脑肿瘤、痴呆、慢性脑膜炎、多结节硬化症、恶性贫血、血压正常脑水肿、帕金森病、亨庭顿病)；某些影响脑功能的其他系统疾病：高血压[血压高于140/90 mmHg(1 mmHg=0.133 kPa)]、心脏疾病、糖尿病、内分泌疾病、肾病、慢性梗阻性肺病；1 w内服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影响的治疗药物；一级亲属有精神分裂或者情感性精神疾病史；怀孕期妇女。

1.2 干预措施

所有受试者在右侧大陵穴进行针刺刺激，采用0.18 mm×25 mm无菌针灸针，针刺深度0.3~0.5 cm，采用平补平泻的捻转刺激，频率1~2 Hz (60~120次/分)。

1.3 刺激模式

刺激模式采用Block设计，为“休息-刺激-休息-刺激-休息”，持续8 min(见图1)。

1.4 扫描参数

本研究采用Siemens Trio 3.0-T成像系统进行fMRI扫描。功能像采用EPI -BOLD序列进行脑功能图像采集，层数(slice number)共30层，层厚(slice thick) 4 mm；间距(gap)0；TR/TE：3-013/30；反转角(flip angle)：85°；FOV：256 mm×256 mm；Matrix：64×64。

1.5 数据分析

采用SPM-2(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软件对最终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空间预处理步骤包括重排(re align)、联合配准(coregister)、标准化(normalize)、平滑处理(smooth)，取P值小于0.001作为统计阈值水平。

2 结果

2.1 针刺大陵穴所获得的脑激活区

针刺大陵穴所获得的脑激活区主要位于额下回的Brodmann 46/47/44/9区，中央后回和顶下小叶的Brodmann 40区，颞上回的Brodmann 22区和额中回的Brodmann 6区(见表1)。主要涉及的脑叶为额叶、颞叶和顶叶，详见图2-图6。

3 讨论

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央沟、外侧沟和顶枕沟划分的5个主要脑叶，其中以额叶、颞叶等与精神性疾病有较高的相关性。

3.1 额叶、颞叶与精神性疾病的关系

额叶的主要作用是认知和记忆。在精神性疾病方面，额叶与精神分裂症和痴呆等均有较密切的关系。由于额叶在大脑皮层结构中体积最大，对精神活动的开动和整合起着重要作用，额叶损害的某些临床表现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一个多世纪前，人们就认识到精神分裂症，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可能与额叶功能障碍有关[1]。

目前，许多研究均表明了额叶功能的损害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在针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患者在发病初期就存在工作记忆缺陷，这种缺陷可能与左侧额上回及额下回激活低下有关[2]，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右侧额叶和颞叶局部脑功能减退与精神性疾病的发病同样有紧密的联系[3]。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基础及认知、激活状态局部脑血流量(rCBF)特点方面，以及精神分裂症症状与rCBF之间的关系方面，均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存在潜在的额叶功能低下，阳性症状的严重程度与一些兴趣区(ROI)的血流灌注量有关[4]。此外，在通过其他的一些研究手段探讨精神性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中，如采用质子波谱[5]和CT[6]，均发现额叶的损伤与精神性疾病发病关系密切，且在发病初期额叶神经元的完整性或功能可能已经受到损害[5]。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相关研究将与额叶功能有关的心理作业任务作为评价手段，进行脑激活区的对照评估，从而发现了精神神志病患者与正常人具有显著性差别[7-9]。此类实验主要包括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和伦敦塔实验(Tower of London)，这些测验可以反映被试者的额叶功能正常与否。Andreasen N C等[7]、Rubin P等[8]学者均发现在进行心理作业任务时，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反映出部分额叶rCBF减低，且阴性症状的程度与rCBF呈正相关。阴性症状代表功能的丧失或减退，功能丧失的部位一般认为位于额叶。思维贫乏是思维和语言流畅性的丧失，情感迟钝是情感表达不畅，兴趣缺乏是享乐能力的丧失，注意损害是集中和维持专注能力丧失。神经生理学表明，所有这些功能正常情况下都是经前额皮质介导的[1]。此外，在治疗方面额叶也体现出了与精神性疾病的密切关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张策教授[10]认为，前额叶皮层的5-HT谷氨酸是一个新的抗精神病药的靶点。

颞叶的主要功能是与听觉刺激的感知、记忆、语言等相关。许多研究也表明，颞叶的变化同样会导致精神性疾病[11-14]。针对51 个评估精神分裂症全颞叶体积的MRI 研究，发现有31 个研究报道与正常对照相比患者颞叶体积偏小[12]。也有研究[13]表明在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病人中，颅脑损伤康复早期的精神障碍多继发于颞叶损伤，占62.8%，其次为额叶损伤，占30.2%。

3.2 提出假设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额颞叶损伤是导致精神性疾病的可能原因之一，而针刺大陵穴可以引起额颞叶皮质激活，特别是额叶皮质的强激活。因此，可以提出推论性假设――“针刺大陵穴对精神性疾病治疗作用的起效途径之一有可能是通过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端脑额颞叶皮质完成的”。

精神性疾病的发病因素很多，由于涉及认知、情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目前尚未能完全研究清楚，但是，额颞叶皮质损伤，功能低下有可能导致精神性疾病已经被众多研究所证实[1-14]；另外一方面，针刺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临床疗效已经被数千年来的中医实践所证实，而其基于西医理论的起效机制尚不十分明确，有可能是经体液途径，也有可能是依靠体内某个网络而起作用，但是通过本研究发现针刺大陵穴可以调节额颞叶皮质，特别是对额叶有强激活功效，而许多神志病患者均表现为额叶功能低下，所以得出上述假设。

本研究获得大陵穴的脑激活区，与以往学者获得的合谷、足三里和内关穴的激活区明显不同[15-17]，以上3个穴位激活区广泛，虽然也能够部分激活额叶皮质，但更多的关注区位于边缘系统、下丘脑和小脑等处，这与大陵穴对额叶的强激活有显著的区别。笔者认为不同穴位出现部分相同的脑激活区并不能否定穴位的特异性，即合谷、足三里、内关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激活额叶，但额叶并不是这些穴位最主要的激活区，而是由于这些穴位作用广泛，产生了相对广泛的脑激活区，额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陵穴在额叶的强激活、广泛激活，表明了它对精神性疾病的特异性。此外，本研究仅是对针刺大陵穴所产生中枢机制的初步探讨，主要讨论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的现代医学机制，今后将精神性疾病患者作为受试者是研究的进一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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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摘要： 文化治疗就是运用宗教、艺术、哲学等解决心理、情绪疾病，西方很早就认识到它们对心理治疗的功能，自舍勒始，西方文化治疗开启了两个方向，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医生和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哲学家，以“治疗者”身份切入，分别把文化治疗界定为个体治疗和社会治疗，其基本意向性都指向对各种精神、文化病症的诊断与治疗。文化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基本上属于“加法治疗”和“减法治疗”两种思维形式。

中图分类号： B8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1003906

Key words： western society；cultural therapy；research direction；thinking mode

Abstract： The cultural therapy solv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llnesses with religion，art，philosophy and so on.The western scholars realized the functions early in psychotherapy.Since Shayler，cultural therapy in the west has developed along two research directions.As “therapists”，the psychological doctors represented by Freud and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and Habermas，defined it as individual and social therapy，referring to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all kinds of mental and cultural illnesses.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ultural therapies，but basically they belong to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treatment.

第1期刘桂荣： 诊治精神疾病 追寻生命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5卷现代社会，人们亟亟于物质利益的追逐，心灵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但一些精神、心理情绪病症无法通过药物治疗得以解决。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对于哲学、文化的日益借重，人们开始日益关注文化治疗理论的研究。本文对西方文化治疗理论的三个维度、两个路向以及两种思维进行论述。

一、 西方文化治疗的三个维度

所谓文化治疗，是指运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非药物、非物理治疗方式对心灵问题甚至精神疾病进行宣泄、缓和、平复、净化、抚慰，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调解和疗愈人们心灵的烦恼和思想的纠结。西方文化治疗主要体现为宗教治疗、文艺治疗和哲学治疗三个维度。

宗教（信仰）是寻找心灵的皈依与拯救，为人们提供希望、精神依恋的对象，并在压力情境下提供调节心灵健康的策略。“宗教治疗的目的不在于‘治疗’而在于‘人生’。宗教治疗不仅是治疗病症，而且更是拯救灵魂，她给病人带来的不仅是健康而且更是人生价值的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痛苦也会变成一种快乐，在这种人生目的引导之下，人不会因为世俗的痛苦而产生心理病症。”[1]也就是说，宗教所倡导的宽恕能够化解人们的痛苦、愤怒，使人的心灵回复到清明、宁静的状态，引领人更深入地了解自我，达到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W.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标志着宗教社会心理学的创建，他的学生S.霍尔对宗教与教育的关系做了广泛的研究。W.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开始调查的积极作用；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强调通过宗教象征探索信仰者的深层宗教心理，承认宗教的治疗作用。M.阿盖尔的《宗教社会心理学》等对宗教行为、宗教态度以及宗教心理根源都进行过广泛的实证性研究，P.蒂利希《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个体宗教意识的研究，他们对宗教治疗心理的积极与消极作用都有客观性认识，重视宗教文化背景对人精神、心理的作用与影响。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阅读鉴赏活动能够宣泄、释放抑郁的情绪，疗治精神疾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悲剧是通过“恐惧”和“怜悯”来达到“净化”的目的。他在论述悲剧感受时使用“净化”这个概念，最早将其引入到文艺的治疗功能中，且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认识到悲剧艺术对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治疗作用。贝尔奈斯却从生理医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贝氏看来，悲剧通过刺激观众怜悯和恐惧的情感，以期实现审美形态得以缓和，心理激情得到治疗、释放。美罗伊・莫雷尔在《悲剧愉悦与宣泄疗法》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悲剧这种文学模式同精神病医师用于临床的治疗手段有相通之处”[2]109。这些思想开启了人们对文学艺术治疗功能的关注，启示人们利用戏剧艺术和（宗教）音乐对于弱小苦闷心灵的特殊“药物效用”治功能，让心灵处于困苦的个体得以治疗。阿恩海姆的《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春山茂雄的《脑内革命》、波兰特的《文学与疾病》、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等著作奠定了文化治疗理论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宗教和文艺治疗研究之外，在西方哲学自古至今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治疗型哲学”，以“治疗者”身份切入社会，其基本意向性指向对各种生存之病的诊断与治疗。治疗成为哲学的功能之一，哲人们提出各种哲学治疗方法以期解决、救治不同“病症”。[3]

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就突出哲学治疗功能。他说：“医学治好身体的毛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4]52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对于人类健康方面的价值比医学更为重要，因为，“一切善恶，无论是身体中的还是在整个人身上的，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就好像从头流向眼睛。因此要想头和身体健康，你们必须从治疗灵魂开始，灵魂是首要的，最根本的。”[5]139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灵魂不和谐”型疾病不是医生而是“灵魂医治者――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在希腊晚期哲学那里，“对虚幻人为观念之物的追逐和躲避”，被各个学派哲人们诊断为对生命危害非常深的痼疾。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都将哲学视为追求幸福生活的艺术，亦或灵魂疗法。伊壁鸠鲁曾说过：“哲学家的话语如果不能治疗人类的痛苦就是空洞的。正如医术如果不能解除身体疾病就是没用的一样，因此，除非哲学能解除心灵的痛苦，否则也是没有用的。”[6]13

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康德之后，哲学慢慢演变为纯粹的思辨之学，在思辨的王国中自说自话，失去了原本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关注的热情。不过有一部分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仍在急切地关注着哲学的治疗功能。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痼疾》一书问世，是现代文化治疗理论诞生的标志。在那个基督教差不多没落的年代，克尔凯郭尔仍然坚守着最后的阵地，企图用基督教的救赎来拯救因嫉妒、恐惧、孤独、绝望等心灵痼疾而失落的人心和世情。

在尼采之前，西方哲学家总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谈哲学的心灵治疗功用。尼采是现代西方文化治疗理论得以发展的标杆性人物，他认为哲学家需要纠察社会、时代、文明本身的深层痼疾，并且进一步对扭曲至深却不为人察觉的“社会性格”进行诊断。尼采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和哲学都可视为人们在成长和奋斗的人生中用以治疗创伤与帮助前进的凭藉。”[7]3701873年《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提纲的问世，是尼采文化治疗思想的首次公布。《艰难时代的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治疗哲学”概念的提出，是他文化治疗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尼采文化治疗理论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尼采认为人生虽然缺乏自在的意义和价值，但人生意义匮乏非不愈之症，他试图探赜“加法治疗”方案治疗人们生活状态，给本来毫无意义的生命增添艺术的光辉来拯救人类的生存困境。但随着对文化治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看到负载着繁重文化观念的价值，是现代人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需要重新对价值之价值进行彻底的清算，肃清长期盘踞在人类脑海中虚幻的价值观念。尼采认为，要想让人的灵魂更健康，须彻底与虚无主义的浪漫病决裂，“减法治疗”才能使人真正地超拔于虚无的泥泞之上，才会有孕育超人的希望。[8]

1912年舍勒的《重新感受和评价：论文化病理学》问世，用以揭示文化的疾患，并把“病理”这一医学和心理学的概念拓展到文化上怼I崂盏奈幕病理学是对尼采文化“减法疗法”的发展，也带来文化治疗的革新，因为他开启了一个大家熟悉却被忽略的问题：是文化需要治疗，还是文化中的个体需要治疗？这也为现代文化治疗开启了两个路向：社会治疗和个人治疗。

二、西方文化治疗的两个路向

弗洛伊德开启文化治疗的新气象，以他为代表的临床医生，把治疗界定为个体治疗。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受到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启发，注意到“宣泄”的精神治疗作用，并运用“谈话疗法”诊治个体精神疾病。弗洛伊德非常看重文化心理，利用独创的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研究文化心理起源，并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把“文化病理”化整为零，将克尔凯郭尔以降的文化病理问题重新归位为诊所中的心理诊疗问题。

阿德勒对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治疗加以继承和发展。阿德勒认为“人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而是被他自己对环境的评价所决定的”，“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我们决不能只治疗单一的病症或者只关注它的表象，我们需要在他整个的生活方式中，用心灵解释经验的方式，利用它所能表达的意义找出它的真正错误所在，这为教育和治疗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特殊指引。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价值所在。”[9]51阿德勒不是将其理论局限于对心理问题的狭隘治疗，而是关注人本身，从而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

艾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和贝克的认知疗法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治疗。艾利斯从爱比克泰德的“困扰人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判断”这一观点出发构建了著名的“ABC理论”。这个理论指出，一种行为和情绪结果（C） 是由一个激发性事件（A） 和一个信念系统（B） 联合而产生的。埃利奥特・D・柯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逻辑的治疗（LBT）”，确定了信念、行动和情绪之间的逻辑（而不是因果）关联。这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一种形式，引入哲学理论构建哲学解药，这些解药专门针对不合理的前提，为超验美德提供解毒智慧和正能量，通过改变逻辑前提，克服不合理的惯性思维认知。[10]A.T.贝克的《认知疗法与情绪障碍》《抑郁症的认知治疗》全面阐述了认知疗法的基本理论、治疗路径和技术方法。“认知”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他人、环境和事物的认识与见解等等。认知疗法乃是针对心理分析疗法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其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人们的认知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因此治疗人们心理问题时通过认知技术和行为技术来改变当事人的不良认知从而解决情感和行为问题。一个人处于应激状态时，他自己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的情绪是焦虑或是愤怒，是抑郁或愉快。由于个人的认知基础不同，对应激的行为和情绪反应也各有不同。认知疗法常采用认知重建、心理疏导、问题解决等技术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其中认知结构的重建最为关键。

不合理的认知前提是产生负性情绪、精神疾病的基础，文化治疗就是通过文化观念的改变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和效果。精神疾病是人们因为人为构造的东西（思想、文化、观念）而丧失了自然、自性、自我，为了外在的虚幻而失去了本真，本性受惑，容易受伤，“当我们执著地寻求答案、解决方法和治疗方案时，我们遇到的困惑就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这种执迷本身就是一种幻觉。”[11]47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产生痛苦的关键，治疗痛苦关键在于思想的治疗，而思想治疗的本质就是学会正确的判断，“正是通过求助于语言这个资源，我们获得了一种治疗我们困惑的方法。”[11]61罗・马里诺夫、贝尔特朗・维尔热里、E弗洛姆等也认为“只能通过沉思而不是药物治疗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平静”[12]6，通过多种角度、方式的观察才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充满活力的语言进行对话和思想交流才是真正的哲学治疗，“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13]145

从1980年代起，德国学者G.阿肯巴赫等创立了当代哲学咨询，回归哲学作为灵魂治疗的传统。目前，哲学咨询（又称哲学咨商）从业者及行业协会遍及世界各地，理论构建和实践操作日趋成熟，甚至已成为心理治疗、精神医学的替代性选择，它为人类应对各种情绪障碍、日常生活困境以及精神病患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途径。美国全国哲学咨询协会（NPCA，其前身是美国哲学、咨询、心理治疗协会ASPCP）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意识地将哲学和心理学放在一起研究，通过从业者的践行，找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区别，力图创建一种融合哲学和心理学内容的心理学-哲学践行。哲学咨询通过挖掘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佛陀、黑格尔、康德、尼采以及中国孔老庄等的思想来开展咨询。这种哲学应用活动有人称之为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通过哲学践行，治疗人们因思想而造成的问题。美国哲学从业者协会会章的“使命宣言”声明：“哲学践行被定义成是……一类基于哲学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有益于顾客。这些活动是非医疗的、非医原性的并且并非本质上与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联合在一起的。这些活动的焦点是有教育意义的、价值论的并且纯粹理性的。”[10] 美国哲学心理咨询协会（APPA）创办人罗・马里诺夫也倡导运用哲学知识及思考方式帮助大众开解日常生活难题，他的《哲学是一剂良药》《人生大问题：用哲学拯救生活》《中庸之道：在极端的世界里找到幸福》等著作以哲学大师的洞见启发个人信仰，提升精神境界。哲学不是阳春白雪，它能切实解决伦理道德的两难、情感困境、中年危机、生命意义的迷惘、面对死亡的困惑与恐惧，甚至职场生涯的低谷、失业、失恋，给予心灵的抚慰与激励。

与专注个体治疗不同，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等密切关注心理与文化、对象与背景、个人与情境、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实践者与实践等相互作用，将哲学与心理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中寻求智慧，对社会和时代的痼疾做出明确诊断。

海德格尔从批判对“存在”的遮蔽和遗忘开始，通过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与疗救，去寻找生命存在的印迹。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14]15而澄清存在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将人从僵化的形而上学和霸权的技术束缚中解救出来，使人的存在意义得以回归。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是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其根本意图是治疗、化解现代社会文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由此而滋生的负性情绪问题。

哈贝马斯针对后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从主体间性出发，提出以“交往与社会进化”为治疗人类和社会的方案。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人的“此在”状态，是一种存在境遇，是人与人之间共同享有的文化系统。文化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意义重大，它是交往行为者随时可运用的知识储备，是协调个人和社会的重要工具。文化使生活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还能够让生活世界保持一种反思，能够接受来自各方的拷问和审查。哈贝马斯把拯救的愿景寄托在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上，他希望割除后现代社会的肿瘤，让社会重新归位到有序的状态，让“某种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15]170。哈氏的文化治疗思想有试图将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整合起来的志趣，可见，文化治疗的功用越来越具有综合的趋势。

三、西方文化治疗的两种思维

文化治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思想认识不嗵岣撸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逐步加强，从而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西方很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上创构出多种文化治疗的方法，但其基本都属于“加法治疗”和“减法治疗”两种思维方式[3]，通过交流、思考，培根固本，去蔽去执。

加法治疗面对的是精神匮乏的病症，孤独、空虚，对死亡的恐惧等等。死亡吞噬生存的意义，导致精神空虚，觉得存在没有意义，而通过宗教、艺术，以及增添哲学的终极关怀维度，赋予生存状态更高、更美好的意义，丰富精神生活，增加精神支撑力度，提高快乐指数，抗衡生活中的障碍，战胜痛苦，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就是一种加法治疗。

奥地利精神医学家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是把哲学、文化传统对人的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导向功能接引到心理治疗中。他的代表作《医师与灵魂》《活出生命的意义》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后者，风靡全球，被翻译成24种语言。意义疗法的核心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人终极生命的关怀。在弗兰克尔看来，人类生命体的存在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维度构成，这三者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精神是超我的存在，是生命的意志和意义，意义是衡量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是人存在的最高维度。弗洛姆说过：“人不仅要有某种思维系统，而且要有某一献身的目标为他的存在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带来意义。”[16]56弗兰克尔将意义作为心理调适的重要方式就是以追寻生命的意义作为目标，通过“对所有的恶性循环群系和反馈机制进行散焦”，克服存在之挫折所导致的“意源性神经官能症”，让患者直面并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17]116-121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发掘生命的意义呢？弗兰克尔认为，首先，要有责任意识。责任是意义疗法中的绝对命令。弗兰克尔创设意义疗法的目的在于引导患者认清自己的责任，因为，一个人只有认清楚了自己为什么负责、对什么负责以及对谁负责。只有认清了自己担负的责任，才能实现生命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弗兰克尔认为，人越是投身于某种事业而忘记自己，越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其次，要学会爱。以爱调适人们的精神病患是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的一大法宝。弗兰克尔认为爱是一个人通达另一人内心深处的唯一路径，因为只有爱着一个人才能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特性，甚至可以看到他/她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同样，因为爱，你才可能为你的爱人竭尽全力，才能挖掘你全部的潜能，因为爱，你才可能更为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弗兰克尔的爱，不同于或本能的爱，而是抛弃了弗洛伊德的追求快乐和阿德勒的追求优越，是一种正当的、神圣的爱。在弗兰克尔看来，爱不是性的副产品，性只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性只有跟爱结合起来，才能得以提升，否则人将会失去人的意义。最后，要坦然地承受苦难。苦难是大部分人必然经历的人生体验，勇于承受苦难，生命才更有价值。《圣经》里的基督背起了十字架，用自己的生命背起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这种精神和毅力，让人们看到没有什么苦难是不能够承受，没有什么责任是不能够担当的，只要我们有直面苦难的勇气，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就是要让人们认清苦难的意义和价值。弗兰克尔说过，人哪怕在毫无希望的境地，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时，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而这时找到的生命意义，是支撑人们潜能发挥极致的精神动力，它可能支撑着人将个人的灾难化险为夷，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的成就。意义疗法对苦难的坦然接受，并不是因为苦难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承载在苦难之外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