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传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结合了产业政策与传统经济理论，是理论与当前实践的有机结合。研究产业经济学，对于促进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加强产业供给侧改革有重要意义。探究产业经济学的相关前沿问题，介入博弈论相关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和实践的形式探讨前沿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产业经济突破发展瓶颈意义非凡。

2现代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意义

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经济学科，之所以称其特殊，是因为产业经济学学科的正式确立以及正式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关于产业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和内核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便初见端倪。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需求，产业经济学的热度与日俱增，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围渐广，其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也日趋明显，并且在产业经济学研究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和专家逐步确立了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模式，即将微观经济作为经济发展主导，将宏观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核心的全新经济学研究模式。同时，基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形式日趋多元化，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多样，传统经济学背景下只针对企业内部架构的研究方向在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已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全面掌握产业经济发展态势，因此，在新形势下要结合博弈论、方法论等诸多方法，对不同的产业经济案例进行剖析，以多个性来概括产业共性，将竞争秩序与竞争激励作为稳固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而能够实现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现代产业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加速理论成果向实践应用的转化，促进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

从整体来看，研究产业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面。首先是理论意义，通过博弈论、方法论、案例解析等方法对产业经济学展开研究，有利于建设统一的产业经济学体系，有效地将经济学与管理学二者有机融合，一改往日传统经济学实践应用效果不佳的弊端，加强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水平。其次是实践意义，通过研究产业经济学，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形成，加强国内产业供给侧改革，优化配置国内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经济的创新发展，由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精细化经济增长模式，降低生产损耗，提升生产效率与效益。

3现代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

3.1人际捆绑

互联网已成为当前国内现代化产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产业经济发展要围绕互联网经济展开，并且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核心地位将更加明确，其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也更加明显。在历年的产业经济研究过程中，随着产业供给侧改革，产业经济也在寻求着发展模式的更优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人际捆绑形式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发挥企业经济的规模效应，通过扩大企业消费规模，进而降低个人消费成本。具体到互联网经济中，人际捆绑产业经济的典范便是团购，例如，过去的美团、饿了么，已经今时今日大火的拼多多，这些企业和品牌便是依托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形式来对自身产业经济进行市场拓展，近年来取得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成绩。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在互联网产业中的深化应用，演变出团购经济这一主流经济形式，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际交易成本，这是人际捆绑产业经济形式能够在互联网产业中大获成功的关键所在。团购依托的是互联网，用户通过PC端和移动端上的软件或者APP下单来实现。团购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并发展到如今这样的火爆状态，源于早期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企业从自身层面出发无法有效获取用户需求所致，因此互联网企业转变思路，将满足需求的答卷交到用户手中，让用户通过人际捆绑的形式来传播自己的需求，并通过捆绑的方式降低互联网企业运营成本，以产业经济规模效益实现企业成本降低、用户消费成本降低的双赢。具体而言，团购的经济模式通过人际捆绑形式，通过消费评价以及消费价格降低这两项来迅速完成企业产品在用户群体中的裂变，随着团购经济的不断发展，近乎已占据当前互联网经济产业的半壁江山。人际捆绑产业经济，相比传统的企业产业经济，能够快速打开用户市场，不必再花费大量精力去市场调研，临摹用户画像，将选择权交给用户，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双赢。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想要进一步提升效益，便需要互联网企业提升估价精准度，将折扣力度降至最低，同时进一步加强人际捆绑信息传播的研究，从两个关键环节提升团购消费的活性。

3.2网络融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应用，在为传统产业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在新形势下的全新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互联网+”和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全新变化，因此，网络融合成为时下产业经济发展和寻求突破的最优路径。在演变过程中，以转变传输的方式，加强网络融合产业、通信产业以及传统产业模式三者的融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考量，网络融合实现了将消费者终端、市场工作与服务三个层次的有机融合，并基于规模经济效应有效降低了生产和运营成本。不过并非所有的网络融合都一帆风顺，以三网融合为例，其在融合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站在双边市场视角来看，三网即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电信网，这三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强行融合不仅困难多，而且即便完成了融合，能起到的实际经济效益提升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想要加速三网融合，且提升融合后的产业经济效益，需要政府牵头开展工作，通过制定长短期规划，将数字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纳入三网融合的产业进程中，有效加强三方产业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降低融合难度，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紧密地联系，提升融合后的产业收益。此外，对产业进行融合探究时，不能将理论内容割裂，而是要结合规制理论、双边理论以及捆绑理论在内的多种理论内容展开深入研究，以提升可持续竞争力为基础，以探究产业布局和发展为导向，为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3.3双边市场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传统产业经济模式背景下日渐式微的双边市场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模式下重新焕发光彩，并逐渐成为互联网产业经济的重要经济形式之一。其本质是在中介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互联网经济内核。当前的双边市场经济产业模式，共包括五大产业，分别为信用卡、创新型产业、传媒产业、网络游戏产业以及软件产业。双边市场经济模式下，双边是否能够依据各方所需获取经济效益，需要就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分析，如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双边市场型互联网经济企业为美团外卖、滴滴打车等，这些互联网经济企业面临的双边市场问题主要是平台费用居高不下、跳单引发诸多纠纷等。首先针对平台费用问题，在平台竞争激烈的当天，商家对唯一平台依赖性逐渐下降，平台要适时通过降低平台费用或中介费用的方式，稳固商家；其次是跳单代表的违约问题，平台应当通过适当降低差价率的形式，让利市场双边。

篇(2)

关键词:劳动分工;经济增长;货币起源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0-0009-04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In new classical economics.we made an assumption that every individual had the same natu-ral talent,with both being producer and consumer.Economic growth was decided by transaction effi-ciency and gains from specialization.Learning by Doing could change the con~ast between gains fromspecial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to promot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economic growth.The trademust follow by division of labour,and the currency come out when ba~er trade was failed or inconve-nient.The advantage of the inside currency(compared with commodity currency)was n0 cost of transac-tion.

Key Words:Division of Labour;Economic Growth;Origin of Currency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以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主要代表人物而进入国际经济学前沿的极少数学派之一。

这一学派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的基础上,以超边际分析作为基本工具来研究劳动分工和经济发展问题,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并且建立起形式化的理论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已经对贸易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增长和发展理论及城市经济学等都进行了重新思考,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献。

由于这一学派抓住古典经济理论关注的中心,即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研究,使用了具有原创性的分析方法,从而使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既包括资源分配问题,又包括经济组织问题,更有利于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具有的上述特点,大大加强了这一学说对许多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崭新视角和工具,也促使我们运用这一理论工具研究货币的起源与发展问题。

第一部分,我们建立起基本的劳动分工的生产模型,分析关于劳动在生产活动中的分配和贸易品供给、需求的决策以及可行的市场结构等问题。

在第二和第三部分,这一框架将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和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

一、模型

假定一国经济由m个个体构成(m是一个足够大的数)。每个个体是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他的效用来自消费各种商品,他被赋予包括每种商品生产的一系列个人专业化的生产函数。所有商品要求劳动作为一种投入,每个个体假定有固定的劳动禀赋在每一时期的生产活动中分配,这一劳动禀赋不能转移到其他个体的生产函数中去。每一生产活动的劳动投入可以看做这一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每一生产活动中假定存在专业化收益递增。

个体之间商品交易假定产生“冰山”型交易成本。例如,如果某个人购买z单位消费品,有交易成本(1-k)z,他得到kz。这里,k可以看做交易效率系数。为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双方的交易通过合同加以约束。假定所有商品交换都按照在生产之前通过双方交流达成的合同进行。

图1描绘了用以说明这一框架应用的两种典型的生产模式。在模式A中,存在三种消费品,分别有三种劳动投入三种产品生产。在模式B中,用一种中间产品和劳动投入生产一种消费品;这一中间产品用下一层的中间产品和劳动投入来生产;下一层的中间产品由劳动投入来生产。例如,在模式B中,z可以代表汽车,x和y可以代表钢铁和铁矿石。

关于这一模型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存在收益递增和由生产专业化产生的垄断力量,个体仍将采取价格接受行为。通常,投入的收益递增与价格接受行为不相容,因为收益递增意味着个体将愿意购买无限多的投入品。然而,任一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假定为个人专长,并且每个人只有有限的劳动禀赋,这一问题不会产生。而且,即使一种贸易品均衡的生产者数量可能不大,由于任何生产活动进入自由,并且决定生产活动时所有个体是事前相同的,没有人可以获得垄断力量。

在每一时期,个体要作出关于劳动在生产活动中的分配和贸易品供给、需求的决策。一个个体在给定时期的一组生产活动和贸易决策定义为配置。尽管对于每一个生产模式,一个人的劳动配置和交易选择有大量可行的内点解和角点解,一个最优配置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不同时买入和卖出或自给同一种商品;2、不卖一种以上商品;3、除了生产产品之用不自给中间品。

直观地看,如果一个个体出售一种商品,那么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他再买入这一商品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个体购买一种商品,那么他不应同时自给这种商品,也不应同时生产这种商品,而应当集中劳动生产出售自己专业化对市场供给的商品。同样的,由于收益递增的存在,出售两种商品是效率不高的。一个个体不生产某种商品,他将不自给这一商品的中间产品,因为这并不产生效用。

经济中m个个体的诸多决策组合的选择结合在一起,界定为市场结构。一个可行的市场结构由多个个体的众多组合的众多如下选择构成:如果一个贸易品有正的供给,那么该贸易品也同时有一个正的需求。

一般均衡的市场结构是一组如下的相关价格和资源配置:

1、任一贸易品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2、市场自由进入,每一个体在给定价格下最大化其效用。这意味着在均衡时所有个体效用相同。

相关研究显示(杨,1988),对任一非帕累托最优市场结构,在一组市场出清价格下,一些个体的配置选择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因而,只有帕累托最优的市场结构最大化个体效用,存在一组相关价格,能满

足一般均衡的两个条件。

二、经济增长

最近研究的内生增长模型正式建立了经济增长与产品发展带来的劳动分工之间的联系(参见PaulRomer,1989)。替代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是人的专业化水平;这一因素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可以运用前面的模型来检验。

我们看图1中生产结构A,假定所有个体有相同的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数。那么,根据最优配置限定条件,一组可行的市场结构正如图2所描绘的那样。例如,在自给自足状态下,每个个体自给所有物品;与此相对,在完全劳动分工下,每个个体自给一种消费品并且用来交换其他所有必需消费品。

杨(1990)关于这一模型的静态检验表明,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生产将提高产量,但是,因为消费多元化偏好必然带来更昂贵的贸易,产生更高交易成本;因而,一般均衡市场结构取决于交易效率相对大小和专业化收益递增。如果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回报足够高,一般均衡市场结构将包括完全劳动分工;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回报在中间水平,一般均衡市场结构将包括局部劳动分工;如果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回报足够低,一般均衡市场结构将包括自给自足。

上述模型的多期分析中,一个动态均衡包括每期静态均衡的重现。然而,如果引入干中学,那么对于交易效率的中间价值和专业化回报,动态均衡将包括劳动分工的演化(杨和Bofland,1991a)。在早期的几个阶段,由于来自专业化利益的折现价值低于现期效用损失,最优专业化水平较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相当于当前消费的成本,当干中学提高了来自专业化的利益,就会产生更大的专业化程度。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贸易范围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内生比较优势的发展,劳动分工会不断演化。在这一均衡中,劳动分工演化率随交易效率而递增,因此,不同的交易效率可以解释不同国家增长率的持续不均等。

三、货币

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角色通常与生产活动中专业化的存在相联系。通过分析具有专业化禀赋的一个纯交易经济,一些近期的研究检验了这种联系(参见Ostroy和Starr,1990)。在一个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内生决定时,本文提出的模型可以分析在一般均衡经济中货币的作用和性质。在这一框架中,货币的作用产生于双边交易的失败,为使所有渴望的交易充分履行,货币充当媒介必不可少。

我们分析图1的生产结构B。图3描绘了这一生产模型中一组可能的市场结构,主要有三种类型:

(a)自给自足,每一个个体自给中间产品和消费品。

(b)局部劳动分工,某一个体专门生产消费品,其他人生产两种类型的中间产品。

(c)完全劳动分工,每一个个体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

那些有劳动分工的市场结构必然包含贸易。局部劳动分工存在时,社会个体可以用来交换直接用于生产或消费的商品。例如,一个生产钢材的个体将钢材与以钢材作为投入品专业化生产汽车的个体贸易。在交易中,前者收到一定数量的汽车用以消费。然而,在完全劳动分工下,双边贸易对消费品生产者来说,需求与供给并不总是吻合。例如,一个专门生产铁矿石的个体希望交换汽车,然而专门生产汽车的个体没有对铁矿石的需求。因此,要使各种必需的双边贸易顺利实施,交易必须引入某种媒介。一种可能性是商品货币充当交易媒介。当一种商品可以在贸易中接受,不是用来消费,也不是用作生产投入,只是用来便利交易时,商品货币就产生了。举例说明,图3c(1)描绘了商品z充当商品货币的情形。作为替代,可以引入一种没有内在价值的物品作为交易媒介,称为内部货币,如图3c(2)所示。假定任何商品货币都会在贸易中产生冰山型交易成本,而内部货币不产生交易成本。

杨和Bofland(1991b)的研究表明,给定足够高的专业化回报和交易效率,一般均衡市场结构将包括完全劳动分工;专业化回报和交易效率中等,一般均衡市场结构将包括局部劳动分工;专业化回报和交易效率很低,社会个体将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对于完全劳动分工的市场结构,如果存在可以运行的信用体系,交易的中介将是内部货币,因为它最节约交易成本。如果内部货币不存在,交易的中介将是交易效率最高的商品货币;如果所有商品有相同的交易效率,那么在消费品迂回生产中处于中间环节的中间品将充当商品货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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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Yang Xiaokai and Borland Jeff,(1991a)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 1991,99,460-82.

篇(3)

摘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分析框架和方法技术分析政策,已成为政策研究的新方法,为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介绍经济学中研究政策常用的假定和分析模式,阐明和强调其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政策研究 外部性 成本-效益

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就是运用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概念框架、分析方法及技术看待公共决策问题,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实证的分析工具,为政府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一)完全自私经济人论

“经济人”假设是指各微观主体是关心个人利益的,完全理性的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人的自利性。2.经济活动中的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二)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假设

资源的有限性是相对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而言的,“资源的有限与需求无限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前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谬尔森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人。这个定义的背后隐含了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思想,即物品是稀缺的,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

(三)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经济学论争的主题。人们所以把这一矛盾的难题解析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四)外部效应的普遍存在

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给外部效应下的定义:只要某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或某一厂商的生产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之下,即存在有外部效应。可用公式表示为:

UA =UB(X1,X2,X3…Xn,Y1)

如果某一个人A的效用,不仅受其所控制的活动X1,X2,X3…Xn的影响,而且还受其他活动Y1的影响,而Y1又在第二个人B的控制之下,就发生了外部效应。

二、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在运用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有:福利经济学框架、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框架。

(一)福利经济学框架

公共政策中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借助福利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和原理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以指导或对已经运行的政策以评价。政府的政策毕竟会涉及到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而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对各种配置的效率和效果提供一个评价系统。一项政府活动被提出时,福利经济学框架就要求力图回答以下三个重要问题:(1)该项政府活动是否能够产生合意的分配结果;(2)该项政府活动是否有利于效率的提高;(3)该项政府活动能否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如果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很可能导致政府的失灵,带来负效率,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分析政治,是“政治的经济学”,它在方法论上有三个基本特征:“经济人”假设、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作为交易的政治。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立宪选择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己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立宪经济学。立宪经济学认为,宪法是一国政治决策的最高规则,并将宪法视为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契约,立宪选择应该取得公民的普遍同意,立宪选择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设计与选择一个良好政府的过程。

(三)制度经济学框架

关于制度经济学框架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运用,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运转的费用”,通过对交易费用的高低判断制度的运行效率,还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

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析技术――成本―效益分析

(一)政策分析中成本、效益的含义

成本是商品经济价值的范畴,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为成本。

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效益就是人们在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所费和所得的对比关系。所费,即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消耗和占有;所得,即由上述实践活动带来的有用的结果。

公共决策中的效益是一个多层面的综合性概念,效益可以分为内在效益与外在效益;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而这些类型的效益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二)成本―效益分析诸观点

成本效益分析,是对某一特定行动进行评价,通过对可能获得的收益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作出权衡,从而识别出最优系统或最优方案。而美国学者彼得•G•萨松和威廉•A•塞哈尔菲并不赞成把成本―效益分析说成“一种方法”,他们把成本―效益分析定义为:“为了达到明确的公共目标,结合不同方案的净效益作出一种估计和评价。”2004 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三)成本效益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第一步:明确问题。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最基础的就是要明确问题。在明确问题这一步骤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对规划的约束;社会效果分析的方向;贴现率。

第二步:设计分析。这一步骤主要是分析问题的结构,列出成本的估值接下来就是要确定哪些资料应该收集。

第三步:收集资料。设计一个收集资料的提纲,获取有关个备选投资方案效果的资料。

第四步:进行分析。主要是运用原始资料和经济理论对社会成本和效益作出较佳的评估。

第五步:提出结果。

(四)成本―效益分析的两种具体的方法

1.贴现的分析评价方法。贴现的分析方法,是指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分析的评价方法,亦被称为贴现现金流量分析技术。主要有净现值法、净值指数法和内部收益率法。

(1)净现值法

这种方法使用净现值作为评价方案优劣的指标。所谓净现值(NPV),是指特定方案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与未来现金流出的现值之间的差额。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投资项目的每年净现金流量。第二步:计算未来报酬的总现值。第三步:将投资额折算成现值。第四步:计算净现值。

净现值= 未来报酬的总现值―初始投资额现值

净现值决策规则:只有一个备选方案时,净现值大于零时,则接受投资方案;反之则拒绝。当多个方案选优时,其净现值最大的为最优方案。

(2)净现值率

净现值率和净现值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简单的计算投资方案未来的现金流入的现值同它原投资额之间的差额,而是计算前者对后者之比。

现值指数= ÷

若数值大于1,说明其收益超过成本,即报酬率大于预定贴现率。

(3)内部收益率法

上述净现值、净现值率的计算虽然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据以了解各个投资方案本身可以达到的具体的投资收益率是多少。内部收益率的计算可以做到这一点,是考察项目盈利能力的主要动态的评价指标。它是投资方案在建设和生产经营年限内,各年净现金流量的现值累计等于0时的折现率。

2.非贴现率的分析评价方法。非贴现方法不考虑时间价值,把不同时间的货币收支看成是等效的。这些方法在选择方案时期辅助作用。

(五)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和局限性

虽然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分析政府投资项目的净收益和社会回报,但经济学家对成本效益分析的评价不是很高。因为以货币为尺度并不能对许多政府领域的效益进行适当的分析,如对国防、太空研究、对外援助、公安和司法裁决等方面的效益用货币这个尺度来表示是很困难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对于那些如防洪,电力生产,邮政,某些运输和娱乐设施等,也就是说对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有形的,可以用货币测量的公共政策更为适用。

另外,对于不适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的项目,可以运用成本―效能法进行分析。这个方法的要点是根据方案或项目预期的结果的成本与效能来评估每个方案或项目的效果。许多公共政策大都需要成本(而成本往往可以计算),但无法计算收益,比如非经济的因素,以及文化,教育等不能用货币来衡量或很难估算其成本和收益,同时未来的成本,收益往往有着不确定性,难以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成本―效能分析方法来衡量方案达成目标的有效性程度。

成本―效能分析法使得政策制订者可以通过具有类似任务的机构共同编制预算而发现各项计划之间的协调性。运用成本―效能法来确定最佳方案,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备选方案的确定。因为,这里提出的备选方案应能无差别的实现同一个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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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肇光.关于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假设的理性分析.经济问题.2004(2).

篇(4)

【摘要】当代西方经济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经济模型,从中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进行决策和预测。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模型应用

在经济决策科学化、定量化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数学经济建模更是无处不在。如生产厂家可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数量、质量、交货期、交货方式、交货地点等要求,根据快速报价系统(根据厂家各种资源、产品工艺流程、生产成本及客户需求等数据进行数学经济建模)与客户进行商业谈判。

一、数学经济模型及其重要性

数学经济模型可以按变量的性质分成两类,即概率型和确定型。概率型的模型处理具有随机性情况的模型,确定型的模型则能基于一定的假设和法则,精确地对一种特定情况的结果做出判断。由于数学分支很多,加之相互交叉渗透,又派生出许多分支,所以一个给定的经济问题有时能用一种以上的数学方法去对它进行描述和解释。具体建立什么类型的模型,既要视问题而定,又要因人而异。要看自己比较熟悉精通哪门学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数学并不能直接处理经济领域的客观情况。为了能用数学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就必须建立数学模型。数学建模是为了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而作的一个抽象的、简化的结构的数学刻划。或者说,数学经济建模就是为了经济目的,用字母、数字及其他数学符号建立起来的等式或不等式以及图表、图象、框图等描述客观事物的特征及其内在联系的数学结构的刻划。而现代世界发展史证实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数学经济建模的密切关系。数学经济建模促进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现实的生产效率。在经济决策科学化、定量化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数学经济建模更是无处不在。如生产厂家可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数量、质量、交货期、交货方式、交货地点等要求,根据快速报价系统与客户进行商业谈判。

二、构建经济数学模型的一般步骤

1.了解熟悉实际问题,以及与问题有关的背景知识。2.通过假设把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简化、抽象,明确模型中诸多的影响因素,用数量和参数来表示这些因素。运用数学知识和技巧来描述问题中变量参数之问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构架出一个初步的数学模型。然后,再通过不断地调整假设使建立的模型尽可能地接近实际,从而得到比较满意的结论。3.使用已知数据,观测数据或者实际问题的有关背景知识对所建模型中的参数给出估计值。4.运行所得到的模型。把模型的结果与实际观测进行分析比较。如果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表明模型是符合实际问题的。我们可以将它用于对实际问题进一步的分析或者预测;如果模型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不能将所得的模型应用于所研究的实际问题。此时需要回头检查模型的组建是否有问题。问题的假使是否恰当,是否忽略了不应该忽略的因素或者还保留着不应该保留的因素。并对模型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正。重复前面的建模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模型为止。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是从实际中得来,又能够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的。

三、应用实例

商品提价问题的数学模型:

1.问题

商场经营者即要考虑商品的销售额、销售量。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在短期内获得最大利润。这个问题与商场经营的商品的定价有直接关系。定价低、销售量大、但利润小;定价高、利润大但销售量减少。下面研究在销售总收入有限制的情况下.商品的最高定价问题。

2.实例分析

某商场销售某种商品单价25元。每年可销售3万件。设该商品每件提价1元。销售量减少0.1万件。要使总销售收入不少于75万元。求该商品的最高提价。

解:设最高提价为X元。提价后的商品单价为(25+x)元

提价后的销售量为(30000-1000X/1)件

则(25+x)(30000-1000X/1)≥750000

(25+x)(30-x)≥750[摘要]本文从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出发,介绍了数学经济模型及其重要性,讨论了经济数学模型建立的一般步骤,分析了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这对在研充经济学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即提价最高不能超过5元。

四、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

经济学不是数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数学只是一种分析工具数学作为工具和方法必须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中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能将之替代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本末倒置,过度地依靠数学,不加限制地“数学化很可能经济学的本质,以至损害经济思想,甚至会导致我们走入幻想,误入歧途。因为:

1.经济学不是数学概念和模型的简单汇集。不是去开拓数学前沿而是借助它来分析、解析经济现象,数学只是一种应用工具。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人类活动中有关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理论。而人类活动受道德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诸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自然界一样是完全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推导出来。把经济学变为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失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和真正的科学性。

2.经济理论的发展要从自身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去研究、分析现实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经济学中运用的任何数学方法,离不开一定的假设条件,它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场所,而是有条件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非制度因素很可能被忽视而漏掉。这将会导致理论指导现实的失败。

3.数学计量分析方法只是执行经济理论方法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工具。经济学过分对数学的依赖会导致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和经济研究向度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4.数学经济建模应用非常广泛,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并对许多部门的具体工作进行指导,如节省开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等。尤其是对未来可以预测和估计,对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建模方法和技巧。这既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又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实践、多体会,使数学经济建模为我国经济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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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博士后　管理创新　劳动经济学

论文摘要 公民的智力是一种国家资源，其重要性胜过所有其他的自然资源。博士后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产生流动，另一方面是要锻炼和选出更优秀的人材，对高校博士后要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博士后是一个很好的师资培养和储备渠道。

博士后制度是指在国内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或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留学人员创业园和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设置一些特殊职位，挑选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年轻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指在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的某个一级学科范围内，经批准设立的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博士后是指经批准并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注册，在流动站或工作站里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的人员，不列入正式编制，研究期间一样计算工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待遇外，还享受同本单位正式职工一样的各种待遇。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往往具有探索、开拓和创新性质，博士后作为国家高精尖人才和科研创新生力军，其创新能力与水平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 高校博士后管理现状及特点

博士后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学术带头人，使年轻的博士从一个非独立的科研工作者成长为一个能自我选择研究方向、独立组织科研活动的学术带头人，探索了新的用人机制，在传统体制中开辟出高级人才培养的一块特区，突破了传统人事管理在户籍、人事关系、职称评定、人员编制、学科交叉等多方面的限制，促进了我国高级人才的合理流动，在培养和使用好人才的同时，吸引、稳定和储备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我国成立了由人事、科技、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领导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制定规划和宏观政策并协调有关工作，体系独立，统一规划与管理。设站单位和专业都是根据国家经济、科技、教育以及国防事业发展的要求而设，博士后招收数量与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相适应。在招收方式上，由国家公费资助，发展到自筹经费、依托项目、企业招收等多种形式。把海外留学博士和国内优秀博士引导、调配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引导其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凝聚和吸引人才，在使用中培养人才，把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结合起来。

我国博士后的界定明确，管理统一和规范，招收方式主要是由一部分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接受国家、省的资助，设定岗位，自主决定人选和研究课题。博士后制度规定博士后工资标准略高于同资历的固定工作人员，国家还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博士后制度有配套的管理体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与设站单位的双向互动模式，保持了较高的工作效率。主管部门采取统一管理现有设站单位和在站博士后的方式，规定一致，报批备案，监督管理，总控质量，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然而，目前管理没有考虑流动站自身情况，经费也一视同仁，国家资助的比例仅占博士后在研人员的30%，有些博士后为经费而设定研究方向，学术自主性受到抑制，具有重大理论的科研课题得不到重视。缺乏与之配套的评估体系，统一的指标体系并未考虑到各流动站、各学科专业本身特点。

我国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开始实行，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经验的基础上诞生的。美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的目的是培训青年学者和推进科研，是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套为大多数人认可的习惯做法，招聘和管理模式多种多样，研究期限、考核制度、工资待遇和经费来源形成多样化。管理宽松灵活，注重竞争和自我约束，博士后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良好评价和推荐，以便找到合适工作。中美两国博士后制度都是为了加强科技研究，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年轻研究人才，研究课题大多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或多或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博士后相对独立或在高级研究人员指导下半独立地进行工作，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然而也有差异，美国政府不介入直接管理，仅在经费投向、科技政策以及在官方机构设立的博士后项目上发挥导向性影响，招收机构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受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调控与制约。

目前，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后所增款项最多，成就最大。心理学、社会科学博士后投资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博士后数量增长有限，提供的资助也不多。部分设站单位在招收博士后时主要考虑该博士是否从事过本单位需要的研究工作，较少从学科的交叉、人才的培养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创新等方面去考虑。博士后获得的资助大量减少，影响博士后的创造热情，对科研成果重数量和理论水平、轻推广应用和市场需求，落后地位的一些学校由于地理位置或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较弱。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不是太高，专著和奖项较少。

2 博士后管理效率提高

劳动经济学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随着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劳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资标准及最低工资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就业的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条件的监督，劳资纠纷的调解，工厂法、工会法、罢工法、劳资关系法等等。劳动经济学研究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工资及劳动效率等等。博士后显然也是很好的劳动力，而且是国家创新的主力。

加强对进站人员的质量监控，对于预期有创新性、能达到一定的科研目的予以进站，进站前明确研究方向，避免进站后造成研究目标与合作单位不符，造成资源浪费。对于申请做博士后的人员，严格审核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以及研究计划，博士后批准进站后及时开题，一年后组织中期考核，中期检查过程中，要指出博士后研究中的问题并帮助其及时解决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期满两年后对其进行出站学术评议。建立科研硬环境和软环境相适应并有机融合的良好环境，促进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提高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培养博士后的科研创新能力。博士后联谊会由博士后组成，它反映了博士后的诉求和利益。目前，除了各高校自己组织的联谊会外，以省市为单位，也组织起了联谊会。每年一次的博士后联谊不能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可以通过短期的博士后互访活动，给研究领域相近或相仿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通过学术报告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教授举行讲座和专题报告、举办博士后科研进展报告会与论坛，支持博士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搭建中国博士后的国际交流平台。

对博士后的评价，要有动态分类的评价指标体系。在站基础时间为两年，可根据课题性质及任务量来适当调整博士后在站时间，鼓励博士后加入学校科研团队申报攻关课题，博士后要有问题意识，以创新为己任，要有新的思维、理论、观点、角度和方法，学术研究需要开放，鼓励流动站之间的交流。在大科研平台中建立博士后创新团队，让优秀博士后在创新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

健全制度保障学术单位的管理权限，扩大学术自主范围，各流动站或工作站可以设定相应的章程和规则，形成自主学术创新氛围。对博士后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包括管理对象的特殊性、管理流程和方法，建立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交流平台，加强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与各站管理人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提高管理人员工作水平。给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健全国家、地方和设站单位分级管理体制，形成权责明确、分工科学、运转协调、管理规范、服务周到的博士后工作分级管理体制。随着博士后发展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投入是博士后事业发展的基本保证。采取灵活多样的薪酬形式，实行基本工资和激励工资相结合，通过项目负责制参与科研成果分配。打造多元化的科研经费投入主体，保证科研经费落实到位。加大省级政府投入，划拨专项资金支持博士后工作站，高校从经费中投入一定资金，作为博士后招收培养的专项基金。通过多种途径拓宽投入渠道，吸引企业研发资金、风险资金和民间资金注入。

建立科学的博士后管理机制，强化过程管理，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机制。从课题评估入手，把博士后考核与目标管理结合起来，将中期考核与评估结合起来，建立匿名通信评审机制，根据不同学科、不同课题设置不同的考核标准。从事基础研究的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主，从事应用研究的应有专利申请或提出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从事开发项目的应实现专利申请、成果转化及一定的经济效益。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科研质量评价机制，强调研究的质量及后续性。尊重实事求是的原则，允许博士后对在站研究课题进行试错，鼓励创新。健全科研工作制度，拓展博士后课题研究的空间，实行弹性工作制。制定博士后定期交流制度，完善博士后配偶及子女的户籍、就业安置政策，建立灵活多样的户籍绿色通道，探索博士后配偶就业的货币补偿安置的市场化方式。

3 优秀博士后转为高校师资

博士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容易造成人力资源高投入、长周期培养的不良配置，高校可以通过建立灵活开放的博士后人才流动机制，采取柔性流动方式，促进高层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博士后制度适应了国家促进高级人才流动、学术交流，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博士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人才培养功效和其所特有的流动性、针对性、时效性、机动性等特点，满足了我国高级人才培养和使用及科研活动的要求。博士后导师大多数是大学杰出教授，为博士后人员提供教育和科研训练有着浓厚的兴趣，博士后大多来自其他大学，给系和研究小组带来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技术。博士后能够在非正规的讨论或书面的系统讨论中给同行诸多启示。博士后有热情，有时间和研究能力，博士后成为大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博士后能使一组精英青年，增加研究训练的深度和广度。博士在学术活跃环境中，经二至六年独立工作渐趋成熟这些精英就能够得到适合的大学长期教师职位。

加强博管办与导师博士后共同管理，博管办作为管理工作的纽带，为博士后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多提供方便。博管办主要负责博士后进出站、中期考核等手续的办理和日常管理，流动站则负责博士后科研等方面的工作等。突破计划模式，某些具体审批权限，应从国家下放到省市，进一步下放给招收单位并提高工作效率，调动招收单位的积极性。推行以重大科技项目为依托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积极发动有条件课题组自筹经费招收。

鼓励博士后从事跨学科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手段互相借鉴和利用，促进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拓展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国内派出留学生颇多，获得博士学位回来后需要一段时间了解国内现况，国内单位也要了解他们的情况，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在国内工作一年后，可允许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引导和鼓励博士后参与重大工程项目、攻关项目、基础理论研究，对基础性、原创性、重大公益性研究加大资助力度。统筹兼顾，通过政策倾斜扶持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博士后事业发展。重奖获得重大技术发明、科技成果转化取得重大效益的博士后，激励博士后从事前沿性、创新性的科研项目。

博士后正处于思想最活跃、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黄金年龄段，富有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总之，应用劳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建立完善管理机制和设定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博士后就有优先就业机会，在高校、科研机构或一些企业预留一些职位给优秀的博士后，鼓励博士后积极向上，免去博士后后顾之忧。采取人才柔性流动方式，为设站单位发现、选拔优秀人才，博士后人员了解、适应设站单位的工作环境与人文环境提供了机会，促进高层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优秀博士后设立学校、省或国家级优秀博士后奖励基金，在职称评定、住房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充分调动博士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性。高校博士后管理工作立足于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博士后管理创新的重点在管理体制创新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激发博士后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促进博士后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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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斯虹.我国博士后制度管理模式:问题与展望[J].高教探索，2005(4):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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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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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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