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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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 。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 ，（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 ，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 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 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 ，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 。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 ，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 。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 。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 。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 这是马克思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同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 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 。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四

商品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种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 《经济史》1986年，第1期。

[2] 《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 《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 《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 《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 《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 《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 《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2)

任何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矛盾，关于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已有所研究，但有关学科对象的特殊矛盾问题似乎是一个尚未开垦的领地。科学地认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矛盾，无论是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开拓，还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财务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关于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我国财务学界一般将其归结为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其具体内容就是企业的筹资、投资、用资和收益分配活动。按照同样的思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运动。采用归纳法可将商品经济社会企业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限定在商品经济社会，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由这一认识又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财务管理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产物，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也就是财务管理学的一般对象。进而可以认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产生之前，是不存在财务与财务管理活动的。对财务管理活动及其财务管理对象的这种认识，可以说是我国财务学界的主流观点。

那么，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人类的财务活动是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笔者认为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历史事实表明，在自然经济、实物经济的社会中，经济组织之间就存在着借贷活动。对这种债权债务的管理显然是不能纳入物资管理或实物管理范围的，它同现代财务管理中债权债务的管理相比，只有形式上的不同，而无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认为自然经济社会不存在财务活动，那么，自然经济社会中的借贷活动、税赋交纳活动等又应称为什么经济活动呢？

笔者认为，为与历史事实相吻合，应将财务管理对象归结为经济组织（生产流通组织）的社会财富运动。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而人类的生产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必须取得特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形式。也就是说，人类的生产不仅具有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还形成生产的物质方式与社会方式。生产既是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统一，又是物质财富生产与社会财富生产的统一。

生产的物质方式是指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主客观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它是由生产的技术基础决定，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而变化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生产的物质方式的表现形态也就不同。马克思曾对人类物质生产过程的变革做过详细的考察，他以劳动资料的发展为标志，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手工工具阶段、大机器阶段和自动化控制系统阶段。总之，物质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动态系统，会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向前发展。尽管生产的物质方式决定着生产的社会方式，但它并不直接构成财务管理的内容，构成财务管理内容的是生产的社会方式，确切地说是特定的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

生产的物质方式是现实生产力的运动方式，生产的社会方式则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的运动方式。生产的物质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的社会方式的变化，已存在过的生产的社会方式有氏族公有制生产方式、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方式、资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公有制生产方式等。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同样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形式。债权、债务的发生和债权的收回以及债务的清偿等都是财富的社会运动形式。这类经济活动同现代同类财务活动相比，显然是无本质区别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成为社会的特定财富，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的运动过程，资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在这一生产方式下，财务管理就是对企业资本的运动过程即资本的增值过程进行的管理。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同样转化为商品，具有价值，企业生产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价值增值。但为了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目的相区别，我国学术界把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称为资金而不称为资本。这样在我国，财务管理便是指对企业的资金运动进行的管理。资金运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资金的形态、结构、数量的变化；二是指资金运动中产权结构和收益分配等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即财务关系的形成与变化。这些构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企业的资金运动是有规律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就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力量融合到企业资金运动之中管理与调节资金运动过程，使之按比例、协调、顺畅、高效率地运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目的的。

一般来说，财务管理就是经济组织（生产、流通组织）对其所拥有或控制的财富及其财富运动过程进行的管理。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务管理则是企业对其资金或资本运动过程进行的管理。经济组织的社会财富的运动过程构成财务管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企业的价值运动过程则成为商品经济社会财务管理学的特殊研究对象。

二、关于财务管理学研究的特殊矛盾的思考

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是什么特殊矛盾呢？按照我国经济学界对财务管理学的认识，财务管理学是研究企业如何进行资金管理的一门学科。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若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仅要投入人力、物力，还必须投入一定的财力，即资金或资本。没有财力的投入，也就不会形成人力、物力的投入。资金或资本是企业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资源。人们投入资金或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或剩余价值，是为了资金或资本的增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金或资本作为体现着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财富，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而人们对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追求却是无限的，这样便产生了资金或资本投入与资金或资本产出之间的矛盾。

企业资金的投入与产出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资金使用的效率问题，即资金的投放、占用、耗用的效率问题。只有解决了资金的效率问题，做到低投放、低占用、低消耗，实现高产出与适度积累，企业才能做到顺利经营和持续发展，否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可能萎缩，甚至破产。财务管理学中有关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流动资产管理等内容均属于或涉及企业资金的效率问题。

企业的资金或资本是特定的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资金或资本运动必然体现着现实的经济关系。如资金的投入体现着产权或债务关系，税金、股利、工资的处理体现着分配关系等等。这些经济关系在财务管理学中被称为财务关系，具体包括企业同投资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国家税收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债权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债务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员工的财务关系以及企业投资人之间的财务关系等等。这些经济利益关系，既有相互统一、相互协调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一面。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则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否则，便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或有害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学中的有关资本结构与财务风险的管理、债权的管理、债务的管理、利润分配的管理等内容基本属于企业财务关系的处理问题。

总之，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企业资金或资本运动中的基本矛盾，即资金的投入与产出的矛盾、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矛盾。前者主要是如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的问题，后者主要是如何维护各利益主体的经济权益的问题。这就是财务管理学所要研究的特殊矛盾，财务管理学所研究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矛盾展开的。

篇(3)

关键词：民法；法治建设；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权利观念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法治国家的蓝图，指明了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建设的理想。“我们希望法治精神弥漫全国，也希望有一个以人权为唯一正当政治目标、以人民意志为唯一权力来源的法治政府，还希望建立一种消除任何权力超出合法限度而不被制止的体制，因为这些都是法治社会所应具备的。”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阶梯。因此，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民法源于罗马法，是对罗马市民法的简称。古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经济形式以商业为主，不同城邦以及同一城邦之间由于交换形成了市场，这就是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罗马法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尽管后来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都体现了本国区别于它国的特殊的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是其共同的经济形式，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与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都驻扎在这些国家的民法中。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没有形成商品经济，民法作为调整手段发展也相当薄弱。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出台，因为它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一词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当作一种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每个市民都被看作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利欲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他人利益即权利的侵犯，这是必然的。而这样的冲突有时市民无法自己解决，为了和谐地生活，市民需要把他们的权利以契约的形式授权给一个组织以解决这个难题，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这里的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独立的人格、主体的意识与自决的能力，因而有可能孕育一种与国家相对应的力量即市民社会，以真正实现社会自治与政府权力的平衡，因为市民社会越完善，国家得以存在的必要性越小，市民社会是对国家的限制。“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篇(4)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和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犯罪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论述经济犯罪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1、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经济犯罪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让利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特征：(1)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2)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3)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4)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二、市场经济及其法制特征。特征：(1)是权利经济。(2)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3)是契约经济。(4)是竞争经济。(5)是法制经济。三、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1、侵犯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2、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3、妨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4、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四、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途径。1、严格执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根本保证。2、完善刑事立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基本前提。3、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养活经济犯罪，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经济犯罪、市场经济、法制、刑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原因，也由于商品经济本身的各种负面效应，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也不断出现，这极大的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很多经济犯罪，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犯罪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考探索经济犯罪，市场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法学本科生，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刑法的有关规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和特点 

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归根到底都与经济有关，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把这些犯罪都称之为经济犯罪。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把某些与经济活动有关联和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行为称之为经济犯罪。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是在犯罪这一整体范畴中从经济这一角度或者层面对犯罪中部分范围的界定。而犯罪一般被认为是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经济犯罪中的“经济”一词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经济活动或者财产。因此经济犯罪就应该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可见看出经济犯罪的这一定义，3、具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可能是经济犯罪，没有这一特征的犯罪，只能是其它犯罪；二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济犯罪直接危害着社会经济秩序和其它秩序，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程度，否则不是经济犯罪；三是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这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了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为犯罪，只有被规定为犯罪的才可能是经济犯罪；四是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当然要受到刑罚的处罚。这四层涵义密切相联，共成一体，构成经济犯罪的一般特征。经济犯罪与其它犯罪的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犯罪的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这一区别也是经济犯罪的独有特征。另外，我们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入手，可以将经济犯罪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犯罪，它直接破坏着经济秩序，可称之为经济活动犯罪；另一类是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它破坏着经济秩序，同时也破坏着其它秩序，比如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可称之为财产犯罪。

经济犯罪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经济犯罪浮动呈现上升趋势，有其以下特点：1、经济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2、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藏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3、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这类犯罪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经济犯法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藏性等特点，导致了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

篇(5)

 

对于经济法的产生的研究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此处的经济法是指什么，经济法可以指经济立法，经济法律，经济法部门，但是现行的通行的说法经济法的产生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本文仅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做简要分析。仅仅就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来讲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一漆多俊教授为代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说”，这种观点表明：由于在19世纪末西方各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市场的大变革，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的经济职能发展起来，同时也使经济法这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发展起来。

 

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发展，自然经济时期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虽然当时也存在商品交换，但是这种交换仍然是为了当时人们自身的生活发展需要，与现在的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国家介入市场很少，一般都是依靠市场自身调节并且维持自身的平衡关系。由于在无形之手自身调节的初期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因此人们认为市场自身调节是万能的，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正是形成于此背景之下。但是如上所说，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商品交换日益发达社会生产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新的生产部门也不断涌现;社会的分工和协作也变得更加分明。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自身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例如垄断机构的出现，由于市场竞争本身就是优胜劣汰所以在竞争中占优势的市场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依靠自身的优势会越来越强大，这种结果就是大企业逐渐控制整个行业。另外，市场主体存在的营利性使得这些主体很少涉足盈利较少的行业，但是它们的发展滞后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市场的本身也具有滞后性和盲目性这些导致了许多企业无法对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至于影响了许多市场主体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国家经济的运行。这些弊端慢慢显露，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彻底击败市场万能的神话。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怎样才能正常?国家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作为最高权威的代表，作为最有力量的代表自然由国家出面对经济进行调节和维护。①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国家干预，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并且自然神作为经济主体对那些很少有人涉足的行业开始经营，并站在全社会的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是凯恩斯的主张，但是和市场一样国家调控也存在着许弊端，并由此给西方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和经济危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政府干预失灵原因做了分析具体有以下：(1)国家干预人为因素较多，并非单纯的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政治家们一般是国家干预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多数是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利益，这种追求政治利益的做法有事甚至对市场经济起到相反的作用。(2)国家干预易产生寻租行为。现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之后资本家就多了一获取利益的道路，这种寻租行为通过寻求政府保护来牟取不正当利益。(3)国家调节成本较大，国家调节要成立职能不同的政府部门，难免会有官员冗杂的现象。(4)政策的执行和制定都是由人进行的，难免会有一些滞后性或者是受人的技能和思想观点的局限。综上，资本主义国家又有重法的传统所以自然会寻求这样一条法制定法律的道路来规范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因此经济法的诞生也成为必然。此处的经济法指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而不是经济法律的颁布，且此处仅从经济动因或者说市场原因对经济法产生做了分析。

 

除了漆多俊等法学学者们所认同的经济法的产生的经济动因在法学界还存在其他学说，例如以史际春教授为代表的法学家们所主张的“战争需要说”②该学说认为经济法发端于战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家为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以经济法命名的法律规范，因此他们认为经济法是战争的产物。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此种学说只是为当时的经济服务的，但是制定的时考虑的其他社会因素极少。在学界还存在着危机对策③说，此处不再具体分析。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法的产生还有其社会基础及其他因素，而本文仅就经济原因简单分析。

篇(6)

关键词:价值取向;公平;效益;民商合一

民法和商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之所以能够为绝大多数大陆法国家所确认,其主要的原因不但在于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此之外,民法和商法在价值向上具有显著不同以及在产生基础上具有较大差异性,也是区分民商法分属不同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因为调整对象的差异固然可以直接界定不同部门法的独立调整范围,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则会决定不同法律立法的最终追求目的,从而使性质各异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成为必要。民法和商法在立法价值取向上的主要差异性表现在:在民法的诸项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即当公平原则与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发生冲突与矛盾时民法首先会选择公平,在处理公平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益与其他。现代民法也在不断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调整自己的作用内容,也会不断融入一些效益的规定,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动摇公平原则的统治地位,离开了公平就没有民法和民事法律制度。而在商事立法中最高的价值取向则是效益,在处理效益与其他法律原则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与其他。

一、民法公平优先原则的产生基础

(一)经济基础――商品经济

民法是和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法律,就应当有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民法。商品经济的存在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不能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商品,从而使商品交换成为必要。“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二是由于财产分属于不同的人所有,使每个人都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而必须承认对方的财产所有权,并进行等价劳动相交换。与此适应,就产生了作为民法核心内容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合同不过是将每天重复着的产品交换活动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而商品经济又是“天生的平等派”,它不承认任何特权,只承认一个权威即竞争,它要求一切经济关系的参加者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平等的法律地位既是商品经营者进行公平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经营者自由意志的必要保障。

(二)公平优先的理论基础――私权神圣和意思自治

民法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私法不同于公法的最基本的一点在于私法特别注重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市民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以政治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完全分离,以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主要内容。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与。”

(三)公平优先的主体基础――适用主体上的广泛性

与商法等其他法律制度相比,民法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因此,民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体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社会大众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生命、财产、个人尊严和公平对待,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之后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或口号的提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社会大众对公平的需要。

(四)公平优先的规范基础――强烈的伦理性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法律条款无非包括伦理性条款和技术性条款两大类。与商法比较侧重于技术性规范不同,民法规范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原因在于,民法规范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规则,这些一般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果,一般较为稳定。换而言之,民事活动本身就社会伦理生活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社会趋同性,而伦理规则是很难用精确的法律语言加以描述的。正是由于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即凭社会主体的简单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而公平原则无疑是最具有伦理性的法律价值判断之一。正是基于民法规范的高度概括性和极强的伦理性,由此才决定法律的适用必须以公平性的伦理原则和能够为所普遍接受的民事习惯为指导,并依据各种事实关系与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对照,然后对行为人的行为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

二、商法效益优先原则的产生原因和产生基础

商法的效益优先不但有其具体表现,而且还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具体说来这些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效益优先的经济原因――市场经济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它既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伴生结果。对此,列宁曾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市场行为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运行模式。市场必须有一定的构成要素,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和行为要素几个方面。其中,人的要素即市场主体是纯粹的经济人。市场中的物的要素是货币资本,货币资本不同于单纯的货币,它具有强烈的逐利性趋向。马克思曾引用登宁勋爵的话形象地形容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对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来说,“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形态,强调的是产品的交换属性,要求生产者必须依赖于其他生产者而生存,任何生产者都只能通过交换而获得他人的产品。商品经济的法律调整就产生了最初的民法,产生了作为民法基本制度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因此,可以说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民法。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即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主要是从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模式的层面上来进行定义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有重合的一面,市场经济必须依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但市场经济并不是随商品经济而同时产生,它必须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产生。两者在作用的内容上也是不一样的,和商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具有现代性,而商法的产生和作用内容都与市场经济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效益优先的法律规范原因――大量的技术性规范

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从它产生伊始就具有专门性及职业性,而后虽经多次进化,“商人法”发展成为“商行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变化,商法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构成了商法规则。正是由于商法规范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营利性活动提供了具体的规则,而这些具体规则又是对市场经济活动及其实践方式的直接表现,因此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都和商法规范具有直接的联系。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即商法规范中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技术性规范,这些技术性规范的设计大多是出于对主体营利的保护,并且对这些技术性规范并不能简单地凭伦理道德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商事法律的这种技术性规范特点,使其与民法中比较偏重于伦理性规范的特点迥然不同。商法的技术性既体现在其组织法上,也体现在其行为法中。商法规范中通常不仅有定性规定,更多地是定量规定,例如,公司法中公司形式的设计,权利、利益的配置,资本的运动,股票市场的操作,责任的追究,票据法中关于票据之文义性、要式性、无因性规定,关于发票行为、背书行为、承兑行为、票据抗辩、追索权之行使等规范条款,均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色彩。另外,商法的技术性原则不仅体现于其规范的具体方面,也表现于整体上不同规则之间的协调,若没有大量技术性规范的间接调整作用,商法的营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难以实现。

(三)效益优先的适用对象基础――特定的商人

从一般意义上说,商法是调整商人及其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商事主体,商人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动物。”但人同时又是经济动物即经济人。政治人和经济人虽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无论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无时不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经济人――商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并且要求必须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谓人的理性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管子》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处焉。”人在行为中本性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墨子・大取篇》说:“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人们在多重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具有排列和择优的倾向和能力。这种多中取优的价值取向可以导致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民法和商法在对待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与地位上所采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既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立法上的不同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市场经济关系时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和各自独特的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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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引书馆,1981.

篇(7)

公共财政制度是我国财政改革的长远目标，对于怎样恰当地对公共财政进行定位，理论界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同的意见，甚至不愿意使用“公共财政”这个名称。但是，无论从政府的财政规划方面，还是诸多财政杂志来看，“公共财政”这一称谓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普遍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因此，对于公共财政的界定，需要形成一个明确的意见，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一、公共财政的一般界定

从本质上来看，公共财政与财政、国家财政并没有差别，都是特指国家进行的分配活动，都涉及财政收支、财政平衡、财政管理等内容。它们在中文名称上的不同，主要是翻译的问题，英文中的财政概念用“public finance”来表示，如果对其直译就成了“公共财政”。然而“finance”一词具有多种意思，可翻译为“财政”、“财务”、“金融”等，只有在其前面加一个“public”进行限定，才能明确地表示“财政”这一概念。可见，“公共财政”和“财政”都对应于“public finance”，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财政是国家进行的分配活动，本来就是公共性的，因此，在“财政”一词加上“公共”二字似乎有同义反复之嫌。

虽然从本质上看，公共财政与财政具有共性，但是，由于历史上认识偏差的原因，使二者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政称为‘公共财政’，而把社会主义财政称为国家财政，是生产建设性财政。这样一来，约定成俗，公共财政就成为资本主义财政的代名词，自然两者之间就有了根本的区别。”①另外，从相关的理论研究来看，公共财政的讨论多是西方财政学上的一些内容，由此可见，我国的公共财政研究在若干方面是与西方财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笔者认为，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财政模式”。其主要原因可以从现实经济和财政理论两方面来认识。

政府的财政活动属于经济范畴，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按照的观点来看，经济决定财政，因此有必要对西方国家的财政进行重新认识，不能把公共财政等同于资本主义财政。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和理论界都认同了要构建适应我国特色的公共财政制度，那么，公共财政也就不可能是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财政，而只能是国家财政的一种；是与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实行的财政模式不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财政模式。

之所以认为公共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财政模式，还因为公共财政理论中的市场失灵论。无论从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近代的政府干预主义，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古典经济学的财政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其学派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实行“廉价政府”，一般都认为国家的财政支出不具有生产性，应该尽量控制，而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各种目标。因而财政支出的范围仅限于市场机制无法作用到的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公共机关等方面。这一观点在西方持续了一百多年，财政一直也都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

但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萧条和动荡。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稳定发展、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即所谓的“市场失灵”。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建立了全新的政府干预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发展。在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滞胀”时期，一些经济学派如供给主义、货币主义等派别又开始重视自由市场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大量干预并没有带来比市场更多的效率，从而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让市场自身去解决问题。

纵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其基本要点有：第一、政府财政的支出范围主要着眼于社会公共需要方面，不去干涉市场经济能够处理好的私人需要方面，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性领域，把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任务都交由市场去完成；第二、财政支出十分注重效益的提高，并采取各种数量方法如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等来进行财政支出决策，只有具有较大效益的项目财政才会介入；第三、预算管理制度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逐渐复杂化，财政本质上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关系，必须建立相应的法治制度，才可能保障财政分配达到预期目的；第四、在财政体制上坚持分权制下的制衡，社会公共需要是有区域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具有地域性，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比较有效率，所以，适当的分权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各地之间又有很大差别，财力也各不相同，所以，权力也不能下放过多，还要保持一定的制衡力量；第五、坚持税收负担的最小化来设计税制，在设计税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尽量做到“税收中性”，在征税的过程中努力降低征管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成本。

二、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的内涵与特征辨析

关于财政（public finance）的定义，早期的西方学者认为，财政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或者称之为政府资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我国传统财政学关于财政的定义，尽管表述各异，大体上还是概括为国家的收入和支出活动，甚或将收支活动等同于分配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public finance，日本岸田俊辅在1978年的《图说日本财政》将其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②，美国马斯格雷夫在其1973年初版的《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序言中说：“财政这一名词，传统地应用于包含税收和支出措施的那套政策问题。这不是一个好名词，因为根本问题不是资金方面的，而是涉及资源利用、收入分配和就业水平的，不过这个名词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且称之为公共部门经济所引起的误解将不会更少些。”他在该书1980年第三版中说：“本书论述公共部门经济，不仅包括其资金，而且包括它对资源利用的水平和配置，以及它在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全部关系。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归属于财政学的，但它涉及到问题的资金方面，也涉及到实物方面。而且，它不单纯是个公共经济问题。因为公基部门是在和私有部门相互作用之中运行的，所以两个部门都进入分析，不仅支出和税收政策的效果有赖于私人部门的反应，而且对财政措施的需要也取决于财政措施不存在时私人部门如何行动。”③而中国前财政部长项怀诚主编的《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一书认为，财政，也叫“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④。厦门大学张馨教授在《公共财政论纲》中的定义是：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⑤。

总之，中外传统财政学基于时代的背景和条件，把财政定义为收入和支出，如以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考察，实在是太偏狭了，有的学" 者将收支活动等同于分配活动更不足取。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表明public finance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限于财政收支及其管理，更不能限于货币资金管理，而要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结合到资源的配置、收入的分配、经济的稳定，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强调财政是经济的一个范畴，甚至于用中文的“公共财政”来替代“财政”。但是，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又失之过宽，因为无论中外，除政府的财税部门之外，央行、计经委、通产省、商务部等之类的政府所属机构，其经济活动断然不属财政。反观项怀诚和张馨的public finance定义，将财政定义为政府所进行的某种（类）经济活动，则有其合理之处。所以，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已为大家所公认，尽管理论界的描述尚不尽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界定，它既是对财政活动的高度概括，又涉及财政活动的范围，关系到以公共财政为基点的公共经济及其财务管理等诸项活动的范围、目标与方式。

笔者认为，public finance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国家的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1.public finance的理财主体是国家，具体包括各级政府及其理财专职机关，其理财主体具有层级性。这里的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又设置具体的理财机关，专司相应的理财职能，如中国目前的财政、海关、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系统等。

2.public finance活动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职能，过去理论界对国家职能的概括一般指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这没有错，目前理论界关于公共财政的核心演化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有其道理的。如果说前者的关系链为：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社会公共需要——财政的职能——……；后者的关系链是：社会公共需要——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财政的职能——……。

那么，问题的症结之处在于国家职能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关系。就国家职能而言，“横看成岭侧成峰”，其既可分为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可分为阶级性方面的职能（对外进行战争或防御、对内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等）和社会性方面的职能（提供公共福利、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并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等）。再就社会公共需要来看，社会的即公共的，社会的职能亦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在传统财政学描述的实现国家政治、经济职能中，是包含着社会公共需要的，只不过公共需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和当代资本主义时期、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阶段等），其内容、范围、方式有所差异，并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以此观，前述关系链诚可为：国家或政府的职能——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财政的职能——……。

3.public finance活动的根据（或依据）是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政治权力即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权力。马克思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⑥。政治权力为国家所独有，其主体就是国家，所以，政治权力即是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国家政治权力所涉及的对象范围，从地域的角度看，就是政治权力所能达的全部空间，如领土、领空、领海；从人员的角度看，就是该国所判定的公民或居民。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就是税收。

财产权力就是所有者的权力，所有者的权力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含土地）的所有者权力，而且包括劳动力所有者的权力，其借以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式，进一步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地租及工资等。由此可见，所有者的权力主体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企业、单位和个人。就财政而言，这里的所有者权力主体就是国家，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权力或出资者的权力主体，以上缴利润形式参与国有资本及相关的资本组织形式的利润分配，在我国目前阶段，依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即经营形式的不同，进一步界定为直接上缴利润、国有股红息、承包费和租赁费等。（特殊的）行政管理权力，是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若把政府也看作市场经济主体的一员，（特殊的）行政管理权力就是特殊的经济主体的权力，之所以特殊，在于其对象范围限于特定的对象、实施特定的管理所收取的规费和特许权使用费，其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即是政府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至于国家的信用权力，不独体现在财政范围，央行行使的也是国家的信用权力。就财政而言，国家的信用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就是国库券或国债，或财政性贷款。就四种权力来看，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是财政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是财政依据的特殊权力。

4.public finance参与“分配”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把财政的结果归之于分配活动，这是正确的，但需明确的是，这是指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分配”，亦即财政分配制约生产，生产又决定财政分配；财政分配与交换、消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分配与其他社会产品分配‘（如工资分配、价格分配、信贷分配、财务分配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以，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立体的、多维的把握财政分配活动，是理解财政是一种分配活动的关键，但如果把财政分配活动仅仅归之于组织收支活动，则是有所偏颇的，是与现实经济情况不相符的。

5.public finance活动的结果是其一系列经济活动，具体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这些经济活动的货币表现则为财政资金，具体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三、对公共财政模式的再认识

厦门大学张馨教授认为，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⑦，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认为，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⑧，我们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公共性才真正取得独立、成熟、规范、完全的存在形式——公共财政，亦即市场经济财政⑨。所以，我们主张和赞同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这一观点，但公共财政这一财政模式和经济条件、国家财政是什么关系，显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理论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与此相适应，财政类型或模式也分为三种：自然经济——家计财政、计划经济——国家财政、市场经济——公共财政，应当说，这种分类有一定新意，但我们认为，既然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同理，国家财政中尚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

财政=国家财政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生产建设财政或统收统支财政）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公共财政）

顺便指出，理论界有人认为，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本质也是“国家分配”，因而“财政”就是“国家财政”。还有同志认为，国家分配论是财政本质的理论，公共财政论是财政现象理论或财政模式理论⑩。笔者认为，国家分配论不应仅仅是关于财政本质的理论，国家分配论除本质论外，尚包括运行论、调控论、政策论等，当然，这些理论必然且必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而发展了的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并不矛盾，所以，核心是要强化对市场经济这一条件的研究。

既然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那么，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拓宽和规范了财政关系涉及的经济主体和分配范围，财政关系的主体涉及到国内外市场的参与者，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财政分配范围不仅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而且扩展到国内外市场及市场作" 用不到的范围。正因为如此，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要求用法制规范财政关系的主体和分配范围，正确划分市场和财政各自作用的范围，凡是由市场能够解决好的，就让市场解决；财政转向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效的领域或产品，凡市场管不好或管不了的，就由财政通过各种手段来管。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改变了财政的运行过程，使财政关系的运行过程由经费供给变为经营管理，财政再分配也相应变为市场性的再分配和非市场性再分配相结合。这种变化，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关系运行不仅与自然经济中的财政关系运行有了原则区别，而且与计划经济中的财政关系运行也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人们仍然用原有的某些理财思想来看待市场经济中的财政关系，必然要产生严重失误，造成财政运行过程的紊乱。所以，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把财政关系纳入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轨道，是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诸如国库集中统一收付、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应运而生。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则拓展了财政的职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财政的职能有了明显的扩大和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财政分配正是立足于这种基础，成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和发展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机制，可以加速或抑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引导生产经营方向，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公平分配收入，平衡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如果没有财政的“第二次”调节，那就只能任凭经济的盲目发展，使社会经济处于波动或混乱状态。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为财政关系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扩大并强化了财政的职能，使财政关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①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高培勇：《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③王国清、程谦：《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项怀诚：《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安体富：《论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高培勇：《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王国清：《公共财政：财政的公共性及其发展》，《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⑩转引自樊丽明等：《探讨财政改革，完善财政政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许廷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

[2]许廷星，谭本源，刘邦驰。财政学原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

[3]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