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日本；伦理体系；忠；孝

《菊与刀》为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并非从此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称为“耻感文化”以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众多读者，本文作者对于该书第六章“报恩于万一”论及的“忠”、“孝”思想颇感兴趣，由此联想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孝”，并加以比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渊源

简单地讲，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发展在明治维新前就与中国紧相关联。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纪，但见于史书记载的是《日本书纪》：公元285年，儒教传入日本。“百济使阿直歧来贡良马，帝即命之养焉。阿直歧能通经传，皇太子师之。”后来王仁渡海至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学焉”。日本“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引入了儒家思想。圣德太子亲拟的《宪法》十七条，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语为骨干的，采用了大量四书五经中的典故、成语和资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律令》规定把儒学作为重要课程，在全国讲授，以《周易》、《尚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为教本，将《论语》、《孝经》定为必修课。公元137年开始祀孔，行释奠之礼。到奈良时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个阶层。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诏，令全国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经》，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贞妇”，地方官吏要随时奏闻以便表彰。国家考选官吏，试题几乎都是儒学、汉学内容。从镰仓幕府到江户时期，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尤其是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达到鼎盛。日本的儒学学说，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蓝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因而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并作为统治与管理国家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的伦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形成日本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日本伦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忠”和“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伦理体系是围绕“恩情”来建构的。日本人“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日本人强烈的责任感也正是根源于这种报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义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例如，“义务”、“忠诚”，“关切”、“爱”等。恩主是多层次的，上至“他那个生活圈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侧是天皇。“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类，依其地位可列为：皇恩――亲恩――主恩――师恩――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对恩的报答构成不同道德体系：义务和情义。依次为忠（对天皇、法律、国家的义务）――孝（对双亲、祖先的的义务）――任务（对自己工作的义务）――对社会的情义（即对主君、近亲、他人、非近亲的义务）――对自己名声的情面。在日本的伦理体系中，“忠”、“孝”处于最高位。两者都具强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这种强制性来自传统，在日本，忠、孝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与中国大不相同，在中国忠、孝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应该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公元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着手引进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识到，中国那套制度所依据的儒家哲学有与他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于一切，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来反对并他。天子能否永据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仁政。因此，圣德太子认为，除非修改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有效的政治实践，否则，就不能在未来的改革中保护皇族。圣德太子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区别界限，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精神是否适合于日本。如果发现中国儒家哲学中的某些成分不适合或不称心，那就完全抛弃或大加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国水准，但他并不想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圣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无人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临危机的时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镇静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忠、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确立。

三、“忠”的内涵及对日本社会的意义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对皇恩的报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天皇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在日本天皇是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但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为天皇尽忠”成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着人们的行为。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将军、主君的义务。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为了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幕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得以把“忠”的对象从将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顺利转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间传说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献给天皇。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国，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极强的权威性。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话语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国的封建时代却是一部经常改朝换代的历史，一治一替出现。“皇位轮流坐，今年到我家”这句民谚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潜在的取代意识。“臣忠”不过是种情性的服从，当“”时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国的“忠”是一种以“仁”为前提的，相对动态的“忠”，故有“大丈夫当事明主”，“良禽择木而栖”之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自觉的奉献，是一种信仰。中国人的“忠”是对统治者正直行为的回应。

四、日本的孝道

日本的“孝”是仅次于“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相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国的孝道更加绝对化，其内涵也更为广泛。在中国孝的本义为“善事父母”。孔子认为“孝”产生于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回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导的“孝”的根本标准。“生事之以礼”，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还应当对父母的过失进行恰当的规谏，但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勉强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见。“生事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奉养父母的外部行为，尤其强调孝子爱敬父母的内心状态和真情实感；不但强调孝子对父母的服从，而且强调孝子对父母进行一定程度的诤谏。这种“孝”是基于爱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则的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觉行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礼仪的规定，更强调居丧祭祀期间的情感态度必须哀戚和恭敬。这种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礼”一样，亦来自对父母的爱心和敬意，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自觉行为。

五、小结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忠、孝”的诠释，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之上，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其凭借的是间接资料，可以想象对“忠、孝”的述评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让读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实上，日本的“忠、”和“孝”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关系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加以变通，形成其独有的“忠、孝”理念，但历史是发展的，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思想的影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愈加鲜明。今天的日本人虽然保留这种伦理精神，但其内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嬗变。所以对于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众，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参考文献：

[1]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M]商务印书馆，2005.

[2] 王家骅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3] 尚会鹏 中国人与日本人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 董良，李尚儒.儒家三不孝思想浅见[J]. 求实.2004（11）.

[5] 徐晖. 中日近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思想的比较[J].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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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现代管理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仁学”管理思想始于远古尧、舜、禹、汤的先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孔子只不过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道德管理文化产生于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远古文明时代，经孔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些范畴和管理原则，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管理原则。

1.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仁学”管理思想对于缓解现代西方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进人类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学”的管理思想，对于长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东方伦理管理文化，对于变革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缓解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求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二是讲求“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三是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四是要求“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篇(3)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篇(4)

这是一堂高二历史选修课，模块专题是“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课题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课前，笔者根据课标认真设计了教学过程。

从乾隆女儿出嫁的故事引出“中华先圣之孔子”，学生兴趣高涨，迫切想了解更多关于孔子的信息。在这种氛围下，我提出问题：“你所了解的孔子是怎样的?”很多学生谈了一些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孔子的小故事，也简单回顾了在历史必修三中学过的孔子思想的部分内容。我在总结学生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把孔子的人生按学习礼乐、实践礼乐、宣传礼乐、教授礼乐四部曲来叙述，这样，一幅孔子一生都追求礼乐的人生画卷在学生心中徐徐打开。学生以“逆境中要不断奋起、坚持不懈”、“人生要执著于对理想的追求”等感悟表达了对圣人的崇敬、对自我的激励。

接下来，课堂过渡到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部分，这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我通过投影仪显示了《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言论，引导学生从“含义、实践方法和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三个层次来解读孔子“仁”“礼”“中庸”等思想主张。学生兴奋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细心阅读教材。考虑到教材的语言比较抽象，在学生看完书后，我又用投影仪显示了一些同课本内容相关的事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自主交流、表达观点，并及时总结完善。

当课堂将要过渡到“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时，一个平时就比较好问的学生站起来说：“老师，课本学思之窗的内容你看了吗?”我说：“有问题吗?”“老师，将《父亲偷羊》这则故事中的主人公换成你，你会怎么做?”全班大笑。我在备课时关注过这个问题，但觉得故事并不典型，在理解时可能会出现歧义，并且它所涉及的内容超出了课标规定，所以在设计课程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思考。但是这个学生将问题提出来，并将历史和现实、圣人和自身联系在了一起，我马上灵感进发，说：“嗯，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大家坦诚地交流交流吧。”小明说：“我不赞成孔子的做法。我会选择举报父亲，父亲偷羊是违法的，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啊，这和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呀。”“这违背了圣人倡导的孝和礼，你毁了父亲的后半生，没有良心啊。”……好几个学生对着刚才发言的小明说。小明张口欲辩时，旁边一直沉默的小谢拍拍他说：“你真有正义感，法制社会就需要你这样的好公民，我支持你。”“嗯，偷窃是违法之举，如果因为是父亲就隐瞒，那这个社会没救了。”直爽仗义的班长小马说话了。大家七嘴八舌之际，课代表小栾说：“大家安静了，我们听听老师的想法。”通过听取学生讨论我发现，学生对于孔子思想还不能结合实例进行深入辩证的理解。于是，我说：“父亲养育了我们，我们应该尽孝，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孔子‘孝“礼’的规范对于稳定家庭和社会不可或缺。可是，同学们知道孔子常常就一个问题提出两个相反的意见吗?”有学生站起来举了例子。我接着说：“所以说，我们应该全面看待孔子就偷羊问题的回答。孔子儒家思想有更完整的‘五常’，除了‘仁’还有‘义、礼、智、信’，其中‘义’指的就是正义，其实刚才你们讨论中出现的两种观点都没错，不主张举报的，是想到了‘孝’，想到了感情，想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主张举报的，不是没有感情，而是很理性、很正义，把孔子思想的‘义’上升到了‘依法治国’的高度，两种想法都有道理。”学生掌声四起，课堂再度活跃起来。“老师，孔子真是个哲学家”、“老师，‘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要结合起来”、“理解孔子的思想要考虑他的儒家思想的大体系”……学生的感言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离课堂结束只有几分钟了，我对学生说：“感谢你们，你们成功地为课堂布置了舞台，你们自然地把孔子请入了课堂，又自然地把老师、自己和同学置身于这个舞台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穿梭中，我们一起体会了历史，接近了圣人，思考了现实。对于孔了、儒家思想，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探索，同学们课后以‘孔子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主题，积极查找资料，下堂课我们继续这一内容的学习。”

[案例反思]

第一，关于这堂课，我初始的备课设计有成功之处，如人物的导人和对孔子生平的介绍，使学生的情绪不断高涨。但是，在分析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时，我高估了学生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理解程度，备课时遗漏了课前让学生查阅资料、加深了解这个环节，另外对于事例的选取，也忽视了学生的兴趣所在。

篇(5)

关键词：承德市 市风 儒家思想 改善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044-03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承德市将自身定位于北京的后花园、水资源涵养功能区。同时，承德市提出一带三区建设，即建设滦河72公里城市发展带、承德机场临空经济产业区、双峰寺水库皇家康B休闲区和大黑山国际滑雪度假区，以旅游产业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已逐步形成。建设旅游城市不仅需要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更需要亲和向善的人文环境。市风、民风建设将成为承德市未来发展的重点环节。思想指导我们走过革命、改革、发展，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建设，起到关键作用。但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思想已经深深扎根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思想中，赋予儒家传统思想现代性内涵，运用儒家传统优秀思想建设市风，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承德市市风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市民待人冷漠

主要表现在个别市民对待旅游者态度冷漠，服务意识淡。熟人之间还会热情相待，对陌生人则缺乏和善的态度；目前承德市游客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自驾游居多，这种市风给游客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旅游者不过是城市的过客，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也许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于此，可是只有改变这种待客之道，才能让游客感受到承德的舒适。

2.养老方式落后，城市压力大

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是每个城市都面临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将给城市建设带来巨大压力。尤其对于承德市来说，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城市化逐步推进，大批老年人落户城市。虽然老年人随着条件的改善、子女在城市工作等原因大批迁入城市，但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加之现代社会大多数家庭面临四二一的养老格局。双方老人过分依赖子女，没有自己的生活；子女既要工作、抚养孩子，还要照顾老人，生活压力倍增。稍有不慎，还会产生家庭矛盾，不利于彼此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之所以有如此矛盾，笔者认为现在的城市建设中，养老习惯仍是封建社会的、孤立的家庭式养老。

3.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承德古称“热河”。直到雍正皇帝登基10年之后，说到“承受先祖德泽”才有了承德这个称谓。现代赋予其寓意为：“承传文明、德行天下”。无论古代的意义还是今天的寓意，都体现着承德重“德”的优秀传统。但在今天尊德崇礼的风气已经鲜见。

4.诚信缺失问题凸显

商业的发展使诚信问题凸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旅游服务中的诚信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眼帘。旅行社低于成本经营，以虚假广告招徕游客，导游擅自增减旅游项目、索要小费等； 旅行社间款项纠纷引发甩团、扣团、自费项目强制化、强迫购物公开化； 宾馆饭店存在“拉大旗作虎皮”现象，造成等级不达标、接待人员服务态度差等诸多问题屡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据笔者观察，仅以避暑山庄周围流动商家而言，外地游客买水果500克20元，本地居民直接降至500克10元，再讲价，则可8元。不公平交易也是诚信问题的表现。虽然现在全国各旅游景点或多或少都存在宰客现象，但改变现状，优化旅游环境，则可向循环产业更近一步。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公民业余生活的丰富，不利于城市发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

二、儒家优秀思想对承德市市风建设的理论贡献

1.仁者爱人，培养市民友善之心

儒家“友善”，主要是指内善外友，而友善的根本思想乃是仁爱思想，即“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承德市发展旅游产业，不仅要注重自然环境的优化，更要注重人文环境的提升。近些年，旅游产业蓬勃兴起，各地都积极把握旅游业带给当地的发展机遇。承德市旅游资源丰富，既有享誉中外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又有各县区市的秀美自然风光。这些优质旅游资源已形成承德市天然的广告效应。但能否让游客流连忘返、故地重游、乐于宣传，主要还是人文环境的吸引。随着旅游市场监管力度的提升，各地恶意欺诈游客事件被屡屡披露，人文环境已成为人们选择出行地的主要考虑因素。游客到达一地，能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首先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态度或者说友善度。初到一地，运输业从业者的态度，酒店接待者的态度，餐厅服务人员的态度，等等，直接从事旅游相关产业人员的友善度，会给游客留下不同的游玩感受。但是城市中不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普通市民的亲和度，则会给游客留下城市的整体印象。儒家仁爱思想，培养市民仁爱、友善，一方面可以提高旅游产业相关人员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也能从根本上改善承德市市风。友善、互爱为我市打造一流旅游城市奠定人文基础。同时，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友善的氛围中，市民的仁爱之心也会在城市中不断扩散，让市民之间和谐相处，为市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氛围进一步融洽提供文化条件。

2.孝悌之道，坦然面对老龄化社会

现代式养老，尤其对于城市，最突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吃穿问题，而是老年人心理需求的满足，即儒家提倡的“敬老”。老年人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子女不工作在家啃老，老人还很高兴，因为有人陪伴。可是长此下去，社会的发展将面临社会建设后继无人的问题，年轻人将成为堕落的一代。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商家，看准老人精神空虚，又手有余钱的状况，开展各种会议式营销，把假药、假保险、假投资等推销给老人，骗取老人养老钱。这些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不能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城市建设。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全社会建立起养老机制，统筹考虑老龄化问题，每个市民都心中有老、敬老，将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入则孝，出也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不仅提倡家庭内部的孝，同时讲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把所有老人都当做自己的父母，推己及人地关心社会上的每位老人，要人民把对自己父母的孝，扩大到社会中，在全社会建立起孝、敬的风尚，让老人有自己的生活、娱乐空间，老有所为。使老年人在哪都能感受到温暖和被尊重。这也可以为年轻人提供稳定的家庭基础，让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工作，推动社会建设。此外，要在全市逐步培育“敬老”精神。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针对孝的内涵和今天社会的现实状况，全社会敬老已成为孝的首要部分。

3.尊德崇礼，款待八方来客

儒家“德”的思想内涵丰富、精深。而今天我们的城市市风建设则主要集于市民公德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这两点主要体现在“礼”上。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儒家思想重礼。当然，后期儒家重礼的思想大肆发展，有重形式不重实质、铺张浪费的趋势。今天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本质，对市民进行礼貌教育。首先，在家有家风。家庭教育，尤其道德、礼貌教育是最基本的，它天然的具有亲密性和影响力，最容易被人接受。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家庭承担着主要责任。因此，家有家风，让孩子从小重视公德的培养、礼貌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加之，家庭其他成员之间互相影响，一个讲卫生的家庭成员一定会使家庭整体环境整洁；一个有礼貌的女主人一定会提高家庭整体素质；一个热情的男主人一定不会营造出冷漠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的每个细节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他人。因此，家风是培养公德、养成礼貌的主阵地。“食不言寝不语”，“食于有丧人家未尝饱也”，“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儒家的这些行为规范应该重新成为我们的家规。其次，单位有风气。同事与同事之间，办事人员对外，都应礼貌相对。朱熹把学习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是小学，第二等是大学。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古人无论年龄大小，皆从小学学起。洒扫应对就是“礼”的体现，同时也是工作中必备的素质。我们的城市面貌，市民满意度，很大程度上通过办公人员的礼节体现出来。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儒家提倡谦让有礼，即使必须要竞争，也要互相作揖，礼貌相对。现在的公职人员也应借鉴儒家传统，礼貌互待，礼貌办公。再次，市风不容丢。我国出台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把明礼放在其中，说明国民礼貌问题已引起我国政府重视。承德市市风建设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市民的礼貌程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面貌有了明显改善。但一些问题仍很突出。比如：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讲乘车秩序；随地乱丢乱弃；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先学会做人，品德好了，行有余力，才可以学习文化知识。儒家重视公德建设，把公德建设放在学习文化知识之前。现在市民知识水平提高，但公德心却在减弱。市民对自己的家园缺少责任感和公德心，城市就缺少温度，不仅对旅游城市发展不利，也让市民生活在其中幸福感的降低。

4.诚信为本，建设城市新风尚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诚信自古以来就受到高度重视。笔者认为承德市旅游产业的持续、向好发展的关键是诚信经营。打造旅游城市，不能做一锤子买卖，要立足长远，走循环发展之路。最近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中达康书记说：“再穷，不要借钱去消费；再难，不要说话不算数；欠钱，一定拼命挣钱来还；还不上，要打电话让人知道你没忘；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永远不要丢掉别人对你的信任；别人信任你，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存在的价值；人生路很长，自己别把路走窄了，把人做好了，什么都会有的，永远不要透支身边的人对你的信任，失去诚信等于终生破产。”我想城市建设和做人一样，都需要把诚信放在首位。中国历史上的大商，如晋商，乔家，等等，之所以能青史留名，首先就是诚信经营。承德市市风建设过程中也要以史为鉴，以人为镜，完善诚信体系，注重诚信城市建设。

三、弘扬儒家优秀思想，改善城市风气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仅靠法律约束，只能治标。儒家优秀思想需要现代人的传承和发展，把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阐释，大力宣传，对市民进行道德教化，使其心中做出改变，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路径。

1.深入学校教育，从学生抓起

社会、国家未来的发展决定于今日的下一代。城市的风气的培树最终要依靠今日学生素质的提高。目前，我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学习越来越受到各学校重视，一些学校把传统文化作为课程，对学生开展教育。因此，儒家思想的宣传主阵地应放在学校。基础教育时期是学生性格、习惯养成阶段。注重儒家基本礼仪养成。《三字经》中尊亲、敬长、好学、礼让；《弟子规》中孝、悌、谨、信、仁的思想应从小植根于每个孩子心中，心中有标尺，行为自然有底线。在中小学开展读经典、学经典活动，让经典常驻心中。大学时期是人格养成阶段，需要深入领会儒家经典中的精神，举一反三运用到生活和未来的工作中。这个阶段仅读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思想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儒家讲座、研讨、实践等活动，邀请儒学学者到校讲座，组织学生就某一社会问题在儒家思想角度展开讨论，在思想激荡中找到正确的价值观。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开展一些复古活动。例如，有些学校给学生举办加冠礼，通过这种仪式，让学生感受到成人的责任和礼貌的重要性。这些儒学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儒家思想的魅力，并把这些思想运用到人生的各个阶段。下一代心中有道德，才能把社会风气带到向好的方向上。

2.利用单位大舞台，规范职工行为

学校教育是儒家思想宣传的主阵地、市风改善的源泉。单位规范则是市风面貌改善的有效组成部分。在公务员队伍中进行儒家道德教育。公务员不仅是政府、城市形象的影响者，还是城市形象的展示者。公务员的道德主要包括公平与效率；秩序与礼貌；自律与他律等。子曰：“政者，正也。”强调公务员要为政以德，在今日社会中，要注重效率与公平兼顾，而且还要注重对外来办事人员的文明礼貌。现在门难进，脸难看，已经成为公务员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实质上，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儒家讲：“一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独”，这些都要求为政者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把正确的行为规范内化于心。在公务员队伍中开展儒家思想宣传，督促其读儒学、学儒学、用儒学，树立为政为民、民之父母的责任意识。此外，还要做到规章制度上墙，文明礼貌入心。按照单位实际情况，把儒家经典中的规范做成规章制度，悬挂于办公楼的醒目位置，时刻提醒办公人员，同时也能使外来办事人员形成监督。据笔者不完全调查，承德市目前没有行政机关建立起整套的行为规范，这就造成个别公务员纪律散漫、效率低下、态度恶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公务员队伍中加强道德教育，对承德市市风建设起到引领作用。

3.加强宣传，提升市民素质

市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于长期、一贯的教育。应把儒家道德教育作为长期、惯性宣鳌T谌社会开展儒家道德宣传、儒家实践活动体验，表彰道德楷模等活动。利用儒家学会等组织，定期进行道德宣传、礼貌引导。在少年宫、老年大学等地开办儒学道德讲堂，对市民免费开放。在城市广场等人员密集地开展一些学礼、守礼活动，提供免费小礼物，提高市民参与度。此外，可以把孔子诞辰9月28日定为城市儒学学习日，连上“十一”小长假，开展儒学系列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假期生活，又可以提高市民素质。

4.规范商业活动，协调利义关系

篇(6)

关键词：信仰民俗；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天人合一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区，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也继承发扬着灿烂的中华文明。在河南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民俗信仰，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在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作用下的中原人民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中华传统的深厚底蕴。

一、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

儒家传统道德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在以宗族关系为主的环境中，孝悌成为家庭生活的核心伦理之一，深刻地作用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中，在中原地区的信仰民俗中随处可见。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首先进行的就是孝悌教育，其教育的方式主要是以流传的民间故事为模板，如“二十四孝”、百孝图等。儒家传统道德崇尚“百善孝为先”，忤逆不孝之人是不能理家的，更无法为官，无法对祖先创立的家业负责，也就失去了在家族中的存在价值。以“孝悌”为主的传统教育在社会生活层面的显现无处不在。中原地区流传的有家喻户晓的开封府包青天对其嫂娘极其孝道；卧冰求鲤的王祥，成为二十四孝的代表之一，至今洛阳城外还有条河叫王祥河。

儒家不提倡，也不主张死后有超越的彼岸世界，但极重丧葬之礼，因为这是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感的表达，乃孝道之最后表现。故儒者就理智言，虽不明言人死有鬼，而从人类心情深处立教，则慎终追远，通过对丧葬的重视体现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这在民俗中处处可见。儒家秉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的身体都是父母所赐，必须爱护它，避免遭受疾病使父母担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土葬制度强调入土为安，对丧葬礼仪的重视，正是对父母孝道的延续。土葬习俗的形成，同人们的观念有密切关系。死者入土是人的必然归宿，《周礼》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土葬符合中原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慎终追远的伦理情感。“生命是从泥土中来，再回泥土中去”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原人民崇尚黄色，历代帝王以黄作为显贵之色，黄色实为土色，在阴阳五行中，“土”居于中位，是最稳定、最可靠的基础，因此土葬符合汉人的生活习俗和传统观念。

祭祀是对祖先的怀念，必须出于内心的真挚情感，严肃而认真，虔诚而恭敬，即《论语》中“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中国人多承袭了祭祖的传统。马克斯・韦伯认为祭祖是出于复杂的心理作用，儒家祭祖不同于宗教徒，祭祀祖先多为祈求多福多寿，顺便也为死者安息着想，有所求而不纯粹，根本不为自己来世的命运祈祷。供奉祖先是许愿祈求。其心态大致有以下三种：一、由于对死者亡灵的惧怕，惟恐若没有好好祭祀祖先，他们就会作祟并惩罚子孙。二、向祖先求福，希望祖先荫庇子孙，并为子孙解决难处。三、饮水思源，因孝敬而祭祖。这也是受儒家正视死亡的态度影响，并不追求超越。

祭祀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人类始祖的公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昊陵庙会。太昊陵是为纪念中华民族的先祖即人祖伏羲而建。太昊陵庙即谒拜“人祖”，恳请先人保佑后代子孙。庙内有关于人祖伏羲的创世业绩流传于世。此外，近年来兴起的祭孔大典，不仅表达对先贤的景仰、崇拜、感谢之情，也是向其祈求保佑的一种表达。孔子因其特殊的地位被升格，其不朽在后人的祭祀中得到体现，并被神化并转化为一种民间信仰，这也是儒家思想在民俗信仰中强大影响力的显现。

另外一种是家族内部或个人对祖先的祭祀，其体现出的孝敬思想更为明显。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民间最重视的节日，这一天人们都要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祭拜自己逝去的先祖和亲人。这种对先人的祭祀既是道德信仰，也是情感的表达，是发自个体情感的感恩与缅怀。人们通过这种庄重的仪式来表达对亲人、先祖的情意与祭奠。《论语・学而》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说法，通过对先人的缅怀，“面对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达浓浓的思念和真诚的敬意，是人们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和动力”，由祭祀体现出家庭的和睦，对于整个社会风气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孝道也成为先祖与我辈之间联系的纽带。

二、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

人非独立存在的个体。儒家对人的考虑向来都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妇”都是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处理好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努力使自己生活在一个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之中，实现个人和社会、他人的和谐发展。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和谐”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概念，它代表从人的内心到人伦关系，再到社会、国家的多层次关系，儒家的伦理进路是由内向外的扩展之路，中国传统的民俗传说对人们的引导意义也在此方面有所体现。

儒家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个人的修养德行出发，推及他人。“冬至吃饺子”即是对医圣张仲景仁爱之心的纪念。传说张仲景老还乡途中，看到冬日劳作的乡亲耳朵都冻坏了，于心不忍，便舍药治冻伤，那天刚好是冬至，舍的药是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娇耳”。人们吃了之后耳朵就好了。古代圣贤一直梦想将这种仁爱精神推广，追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儒家主张的仁爱精神通过民间传说产生了更大的效果。直至今天，我们也应继承和发扬这种仁爱精神，使之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道德支撑。

三、天人合一的自然伦理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神实质，它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儒家向来“尊天敬天”，一方面对天道景仰和敬畏，同时荀子也主张“人定胜天”，但最高的境界仍是“天人合一”，人道与天道的和谐才是最圆融的。

在河南民俗传说中，亦有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在儒家看来，人对天是敬畏的，“天命之谓性”，人与天相通相系。二月二的“金豆开花”源于一个讲述天人关系的传说：武则天称帝惹恼玉帝，以三年不降雨惩罚人间。龙王不忍百姓受苦，偷降了雨。玉帝得知，认为龙王触犯天条，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人们为救龙王，到处找开花的金豆，在晒玉米时突然想到，将玉米粒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家家户户供上开了花的“金豆”要求玉帝放过龙王，玉帝只好诏回龙王，让其继续给人间降雨。这个故事鲜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百姓敬畏上天，其温饱仰仗上天的风调雨顺，但上天的权威需要老百姓的维系，百姓亦可发挥其能动性救得天神。儒家认为人与天相通，若对人的惩罚过于严厉，会上达于天，若人不存在，天的权威也无法彰显。只有尊重人的价值和生存权利，天人和谐才能实现。

四、结语

篇(7)

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国舞蹈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遗存，是我国丰富的文化中蕴含民族精神最明显的一项，并且有着各个区域之间的舞蹈都具有着共通的神韵和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式。在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中，儒家文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的“柔性精神”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对舞蹈的学习中，对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精神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对舞蹈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论探讨，是使舞蹈者领略舞蹈内涵的重要依据，能够使舞者对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从而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虽说历年来出现了很多争议，但是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对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在儒家文化中，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忠、孝、廉、耻，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从儒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阐述，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围绕着伦理本质和守诚观念来展开的，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和以“仁”“礼”等思想构造出来的社会秩序，以上所提到的内容，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这种柔性精神可以说贯穿在了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线，并且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古典舞中所展现出来的外柔内刚、刚柔相冲，以气韵为中心，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体展现。通过将柔性精神结合到舞蹈中，从而使舞蹈的表现达到线条柔和，同时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使我国古典舞蹈能够表现得更加唯美。可见，中国的舞蹈文化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响，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要对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对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二、舞蹈与儒家思想

舞蹈，是一门综合了多种艺术而产生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凡是能够借着肢体动作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都可以称之为舞蹈，当人们的情感达到极致的时候，已经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舞蹈就成为了最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舞蹈源自于生活，并且能够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项组成部分，占有显著的地位，儒家学说经过历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时，在我国舞蹈文化中，儒家思想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从我国舞蹈的发展中看，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含义，无一不透露了人对美的意境的追求，同时也展现出了深层次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国的舞蹈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随着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见，研究中国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国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对舞蹈的演绎中，所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美，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撞击所产生的美，而这种美就是中国舞蹈中所突出表现的柔性之美，是一种以和谐、均衡、协调统一为特点的一种美的感受，是舞蹈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使人感觉柔和、愉悦、舒适，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使舞蹈的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中国古典舞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舞是在各个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整理，并且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舞蹈。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与画论之中，就有所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之分，这二者同样也适用于古典舞的艺术表现中，在柔性的飘逸动荡中，将内在的气韵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如掌上舞的赵飞燕，在对古典舞蹈演绎的过程中，将柔性之美表现的可谓达到了淋漓尽致。正是将这种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绎中，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实现其艺术价值。

柔性之美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典舞蹈，在民族舞蹈中，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也存在着对柔性美的标准，如人们常用描述自然形态的那种柔美来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其中，并且对民族民间舞蹈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见，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将柔性精神合理的运用到中国的舞蹈文化中，能够在很大意义上将舞蹈美充分地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感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舞蹈中，“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特征，鉴于其对中国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把握舞蹈学科的核心思想，并将其思想内蕴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使柔性精神在中国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李玉.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2012，（11）

[2]黄葶.中国舞教学中的柔性精神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