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好处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老龄化的好处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财政 社会保支出

一、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4年年底，在我国十几亿人口中大于60岁的人口已经占据了2.2亿，也就是说几乎占据了近16%，并且2015年这一比例还在上升。评判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主要依据是该国家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数占据了该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或者大于65岁的总人数数量占据总人口人数的7%以上时，则说明该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根据有关的准确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会不断加重，预计在2050年左右会达到最大值，如下图所示。

根据有关数据，在我国的现有老人中，独居老人要占据一半的人数，并且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照顾的，即失去劳动能力与自理能力的老人要占到3千万人以上，因此国家为了帮助这些老人可以继续良好的生活必须要加大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支持力度。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决定一国人口模式情况的因素很多，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历史采取的人口政策以及人口基数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是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大。20世纪，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庞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十分高，社会发展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国家积极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该项政策实施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同时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得我国很快的进入人口老龄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新生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这不可避免的加快了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快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速度是快于国家进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从人均GDP方面看，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的都是先富后老的行列中。这些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数据显示，根据国际标准来看，我国在21世纪刚开始就正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当年的人均GDP仅仅是1041.5美元，在同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不及美国和日本的4%。到了2012年年底，我国人均GDP虽然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增加了6倍，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十分大。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并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样的速度发展，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是十分的大。

二是出现老龄化现象地区间的差异大。由于我国人口地区分布数量差异较大，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老龄人口数量的地区差异也会较大。 从宏观地区角度看，东部与中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数量较多，老龄人口也相对较多，因此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最为明显。西部正好相反，人口密度不断减少。虽然留守老人较多但是与东部相比差距较大。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部和西部近年来依托国家的政策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口也越来越多，因此人口老龄化也开始向中部与西部进行转移，但是由于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总体差距过大，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仍然相当明显，如下图所示：

三是自然增长率下降，高龄化现象显著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内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在不断下降。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近十分之一，即使21世纪初期有轻微的回落，但是总体呈下降态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最主要的影响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21世纪初期至2012年间，人口出生率从14.03%下降到12.1%。另一方面，医疗卫生以及食品监督力度的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总体也不断变化。

由上分析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的态势，虽然中间略有上升，但是总体上结合人口出生率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基数相当大，但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人口数量就会不断增多，高龄化现象就会突出。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的加重国家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针对老人生活方面的支出，从而会进一步加大国家的财政负担。

（一）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加重财政负担。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行政事业单位中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退休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费用及退休工资完全来自于国家财政，并且大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发放没有社会化。因此，越来越多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会带来很大规模的财政支出。

（二）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加重财政负担。在当前我国的企业中，企业职工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和企业支付。企业人员中老龄退休人口的增多会加大财政为这些人员购买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不计入纳税范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

（三）医院卫生财政负担加重。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关的配套的老年人口的医疗设施压力也会增加。老年人口是我国医院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发病的概率是中年人的两倍之多，是年轻人的四倍之多。根据我国当前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对于老年人进行医疗费用缴纳时有相当大的优惠，其差额由国家财政补助，当老年人数的不断增加，进行医疗费用的补贴也是对应的不断在增加。

（四）老年福利服务的财政负担加重。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要加大对老年人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的老年社会福利设施有了很大发展。虽然发展的态势呈十分良好，但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老年人社会福利需求的增长力度要大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力度。从另一方面考虑，老龄人口日常生活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是不断的增加，因此简单的资金投入并不足以提高老龄人口的是实际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对于老龄人口的精力投入还需要增加，因此对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还有更加完善更加全面。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社会福利机构的主办方式以民办为主，但是财政方面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张时飞（2009）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情况下对于社会福利机构的财政补助可以按照床位需求的方式进行具体的财政计算，如果每个福利机构的床位为计算基数，每个床位给予国家补助一万元，则需要财政支出补助约为250亿元。

三、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政策选择

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情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压力是当前财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科学的减轻社会保障方面财政支出的负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政策研究方向。为了促进社保体系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逐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才能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

（一）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报告内容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并且逐步增强社会公众救助能力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目标，同时着重关注社会基本养老，人民医疗卫生情况，以及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并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及时汇报老龄人口的信息，逐步建立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老龄人口的福利水平，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二）尽快扩大社保覆盖面。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社会保障情况来说，短时间内建立并完善一套高效并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根据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多为城镇居民，而中国的城镇居民只占到中国的人口的小部分而已。大多数的农村人并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好处。不仅如此，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一直无法提高上去。

根据这一情况，尽快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积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即将带来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负担的重要步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分层次分步骤地把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全面的推广与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逐渐纳入更多的居民进入社保体系。

（三）提高人们参保意识，使社会保障制度落到实处。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导致国内很多人缺乏积极的参保意识，一旦公众没有参保意识就会忽略社会保障系统的作用，从而无法积极配合国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更无法对于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积极的要求。另一方面很多人符合当前建立的老龄人口养老保险体系的标准，却因为缺乏相应的参保意识从而不去参加老龄人口福利保险等。对此，为了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负担过重，国家可以有意识的先去积极宣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

（四）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作用力度，提高利用效率。不管从哪方面分析，财政支出程度与社会保障能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单纯的提高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实施相应的政策来提高财政在其中的作用力度以及提高财政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过程中的利用效率。

首先可以完善财政支付结构，根据各个地方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进行财政社会保障的专项拨款，从而可以有效的避免出现财政拨款大规模，少利用的现象出现。其次是培训一批优秀的财政管理专业人员，在地方财税体系中进行良好的社保保障支出管理人员培训，从而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力度，有利于高效便捷的使财政支出提高其利用效率。最后，在当地的人口老龄化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宣传与教育，让当地的老龄人口充分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和及时参与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从而为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中的发展过程可以一帆风顺，逐步减少人口老龄化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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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向群，万红霞.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提出的挑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11）.

篇(2)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养老；养老体系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149-02

1 我国人口老龄现状分析

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21世纪前半叶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我国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以上,呈现出“先富后老”,这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在多重压力下度过人口老龄化阶段。21世纪前半叶,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我国各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的差异比较大。我国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还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四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山东等中东部发达地区(四川除外)；而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如新疆、、青海、宁夏等,人口结构仍处在较为年轻的状态。中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通过吸引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满足。因此,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将减小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如果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出现不发达地区老龄化问题比发达地区更严重的情况。权威部门预测,未来5~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2010年将接近1.6亿人。许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成为所谓的“空巢家庭”。

2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增加了社会费用的支出

由于赡养老年人与抚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赡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2∶1~3∶1。尽管中国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扶养人口总比例增加不多,但社会费用的支出仍将稳定地增长。医疗费用及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高所得税、高社会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1/3。美国某些年的养老金开支超过国防费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保障费用也曾高达GDP的13%,近年稳定在5%左右。

2.2 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

老年人疾病多,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据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退休职工医疗费用与在职职工相比约为3∶1,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1。我国正在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这些数据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一些城市重视加强社区建设,使老年人在社区中得到方便的医疗、保健咨询服务,降低了医疗开支,这些都是有益的经验。从管理体制上,还可实行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保障的力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一些地区试点,对大病治疗给予有力的支持。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60%是因疾病、灾害造成的。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2.3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更新停滞,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表现比较明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2.4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时期

老龄化虽然对劳动力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有利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好处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力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从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呈现,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发展。

2.5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

老年人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各种类型精神疾病困扰着广大的老年人群,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家庭联系松散,丧偶以后独居的老人尤其感到孤立无助。因此,社会必须建立一些老人活动、交流场所。组织年轻人让他们陪老人聊天、打球、读报、同老人出去散步等,满足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形成一种不同年龄阶段的和谐相处的家庭式氛围,方便和丰富老年人生活。建立老人教育市场。计算机、琴棋书画、适合的健身运动都会吸引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和青少年的减少,大学向老人开放,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教育,将是老龄社会大学经营者的一项新选择。这些都需要社会付出管理成本。

3 提升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从市级以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管理和服务劳动保障已建立了5级管理和服务体系,分别是：市退管中心、区退管中心、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社(村)劳动保障工作站、退管小组。这种体系基本能保证日常的管理工作,但离服务工作的要求还是不够的。

3.1 管理体系的难点和建议

领取养老金和抚恤金的人员中有一部分居住在异地,也就是说领取养老金的地方与生活居住地不在一个地方。这部分人员的管理事实上就脱离了我们现有的5级管理。现有弥补的措施是：委托居住地的劳动保障事务所每年认证一次。这样异地人员的生存信息往往是滞后的,造成养老金、抚恤金的流失。每年一次的认证给居住在异地的人员也添加了无形的负担。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可以将异地居住的人员的生存信息管理归居住的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管理,以传真、电话等形式进行当月通报,养老金及各种费用还保留在原渠道领取。这是一种利用现有工作平台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3.2 服务体系的难点和建议

现在的5级管理体系很适合管理,但对于服务就不是很适应。因为这5级组织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的使用是有额度和途径限制的。要想搞服务必须申请专项基金。只有经过深入调查的可行性项目,才可以申请专项基金。因此,我们必须要主动立项,并对立项的项目做出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规模大小、是一次性还是不定期等情况可以请系统内或请专家一起做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执行可以内部执行也可以外部服务执行。现在需要立项的项目实际上很多,由于在管理体系中没有这项内容,因此,我们现有的一些服务项目都是一些传统的项目，如在原有的活动点增加活动器材后加挂名称、重病慰问、节日慰问等。而有些项目的由于没有前期的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大都无法开展，如困难退休人员救助金、银龄计划等。因此,要想把服务做好有必要把立项和项目管理纳入这一体系中,随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的贯彻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由于服务的内容非常多,肯定会受到人员、经费的限制。因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比如志愿者、社会募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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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民族地区；可持续性；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G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106-05

一、引言

2009年9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在全国选择10%的县（市、区、旗）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于2020年之前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根据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制度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新农保制度的试点，以“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为基本原则，其中“可持续”是新农保制度得以推广的关键。

目前，对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研究，国内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展。钱振伟、卜一和张艳[1]（P58～65）（2012）通过构建养老金的收支精算模型和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提出仅仅依靠调整变量指标或者激励农民增加缴费等外在措施无法达到兼顾保障水平与保障能力的目的。薛惠元[2]（P68～79）从政策仿真学的视角，提出在2010～2053年，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方财政，都可以负担起新农保的财政补助。封、李梦伊[3]（P100～128）运用社会保障统计与精算技术方法，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以陕西省为例对模型进行应用，提出陕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短期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缩小并逐渐趋于稳定，而长期收支缺口则逐年扩大，基金存在较大收支失衡风险。 邓大松、薛惠元[4]（P164～171）应用保险精算方法，构建新农保替代率精算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新农保替代率与参保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而与缴费档次、个人投资账户收益率呈正相关的关系。刘昌平、殷宝明[5]（P35～40）构建现收现付制财政补贴平衡模型，认为应该建立财政提供缴费补贴的阶段式现收现付制平衡模式作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机制。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民的养老需求与日俱增，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保持的低生育率有着关联，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也使得人口的预期寿命得到提高。因此，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影响社会保障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郑功成[6]（P71～72）认为人口的发展决定着社会保障的项目及内容结构，它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因素，而是人口本身的发展需求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与内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财务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吕昭河[7]（P31～36）对云南省未来50年中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做了预测，认为到2050年，云南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将达到19.43%～21.46%之间，即接近或者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人口老龄化增长的速度为年均2.40%～2.59%之间，老龄化的迅速增长对于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支出压力增大。此外，梁海燕、徐行和代燕等[8]（P53～57）指出，云南省的真正人口红利时间为2000～2021年，意味着在此20年间总抚养比低于50%，老年化也低于10%，同时2020年也是新农保实现全面覆盖的最后时期，就是说对于云南省而言，未来几年是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时期。本文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云南省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

二、人口预测模型构建和分析

据《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 年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为6.74亿，占总人口的50.32% 。结合前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得我国近20年的年龄结构变化如表 1。表 1 数据显示，近 10 年间老年人口数量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出老龄化趋势。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假设：（1） 城乡生育率相同，使用全省生育率作为农村人口的生育水平；（2）死亡率、生育率在五岁年龄组内都是相同水平；（3）死亡率、生育率维持2010年水平不变；（4）不考虑城乡迁移（在省内城市化或迁出本省）。根据所获得的数据和研究目的，采用年龄性别递推法进行人口预测：

（1）0岁年龄数人口数量与育龄妇女人数乘以所在年龄组生育率后相加，得出一年的生育人数，用2010年小普查的性别比得出男、女出生人数，形成1年后的0岁年龄组分性别的人口数。

（2）1～99岁：目前某年龄组的人数乘以所在年龄组的存活率（1-死亡率），得出1年后下1年龄的存活人数。

（3）最高年龄组（年龄开口组）： 99岁的人数乘以（95-99）岁的存活率（1-死亡率），得出1年后的存活人数，再加上（100+）年龄组的人数乘以（100+）岁的存活率（1-死亡率），二者的和即为1年后（100+）年龄组的总人数。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目前的缴费水平及实证调研的缴费档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020年出现收支缺口，缺口规模在1.7亿元左右，随着老龄化不断加剧，收支缺口在2028年达到峰值110亿元左右。为了避免出现农保基金收支缺口的状况，应该提前建立养老保险储备基金、按照国家充实全国社保基金的方法未雨绸缪，另外要提升农保的统筹层次，放大基金的风险分散功能。长远来看，应该让新农保、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等有效衔接。

四、云南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建议

（一）要逐步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

《国务院指导意见》提出在2020年之前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新农保制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提高这项制度本省的覆盖面，这样才有利于做大这项制度的风险池。新农保制度中，参保农民的缴费时间越长，年满60岁时，其可以获得的养老金的替代率就越高。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农民尽早开始参保，并保持长期缴费。按缴费档次建立补贴机制，鼓励农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这样有利于提高养老金的数额。政府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在新农保制度的宣传推广工作中要用清晰明确的数字告诉广大农民早些参保的好处及多缴的补贴优惠。其次，要加强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准确预测，争取在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实现新农保制度的全覆盖，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

（二）配套建立完善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制度和基金监管制度

目前，由于新农保还处于试点阶段，基金积累规模较小，并且金融市场不够成熟，新农保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还是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然而随着新农保制度的推广，基金积累的规模必定会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需要专业的投资运营机构管理，拓宽投资渠道，提高投资回报率。完善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市场化投资运营机制，允许其进入某些周期较短，风险较小且回报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或者针对其发行特别的债券项目，在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稳步提高其收益率，增强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三）适当的时候建立养老保险储备基金

应该比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在省一级层面建立养老保险储备基金，以应不时之需。储备基金来源主要由省级国有企业资产的变现或者转持筹集，适当划拨财政资金及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储备基金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强化市场化运营及保值增值要求。成立省级储备基金管理委员会，保证基金的公开透明性。

（四）逐步实施“省级统筹”，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分散范围及风险抵御能力

云南省作为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省内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市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而新农保制度一般以县级为管理平台，即制度模式、保障范围、缴费标准、补偿标准、资金调剂与运行只是在县级范围内保持统一。分散的管理模式和“制度碎片化”现象严重阻碍了新农保制度的进一步推进，不利于制度的风险分担。要逐步实施“省级统筹”，省级统筹的层次越高，制度调剂余缺的能力越大。在省级范围内实行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将有助于降低县域管理单位带来的管理风险、投资运营风险，显著降低机会成本。因此提高新农保基金的投资运营管理层次，由省级机构统一管理，对于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完善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

2010年云南省城镇化率为35.2%，到2020年要达到50%左右，意味着将有半数以上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新农保制度在制度设计上要考虑到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和并轨。在城镇化过程中可将部分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或者转让承包土地的收益用于新农保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时，将城镇养老保险和新农保两者的社会统筹账户合并。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允许城乡流动劳动力参加养老保险时，可以在城乡两类制度之间自由选择，建立两类制度之间流通的良好通道，为以后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做好制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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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海燕，徐行，代燕，等. 2011―2050年云南省人口红利预测分析[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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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二、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

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

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如上图所示，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

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6、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的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多，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我国地区间差异大，需求层次多，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第四，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加。据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3、4%，独居户为25%，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执行，“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独居户比例还会增大。众多的独居老人对服务需求会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费能力不可低估。

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可见，经营老年产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市场专家指出，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换句话说，老龄产业现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养老机构；缺乏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而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将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再看看老年消费市场：老年人很难买到合适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开发，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都处于匮乏状态。

参考书目：

①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②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5期

③武汉市教科文卫委员会：《武汉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1999年9月10日

篇(5)

老龄化动因

导致人口老龄化最核心的动因是生育率。以1950年为起点，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平均出生率大约是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此后生育率急转直下，三国生育更替水平达1.9。中国的出生率下降速度无疑可归因于其独生子女政策，但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亦是大势所趋（只是未必会陡然下降）。现在，年轻的夫妇们为“是不是要生二胎”这个问题而纠结，全然不顾他们的祖父母辈平均要生6个孩子。

死亡率和出生率双重下降，令人口平均年龄渐趋老龄化，这同时也证明了亚洲国家人口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的现实。以此观之，人类寿命的延长和整体出生率的下降，是形成全球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主要动因，但这是一个良性趋势，对亚洲地区社会福利的推动尤其显著。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对“老有所养”提出挑战：确保他们收入稳定、降低健康风险。直到今天，亚洲大多数国家老年人的收入安全问题仍停留在家庭责任的范畴；特别是亚洲农村地区，健康保险还是空中楼阁。亚洲的未来不应如此。

我们判断的方法之一是考察老年人抚养比率，它是指潜在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与老年人数量之比（即25～64岁人口数量除以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比例）。以中国为例，短短50年的变迁具有十分明显的戏剧性：进入21世纪之前，老年人抚养比率是13个潜在劳动力支撑一个64岁以上的老人。按照我们的推算，到2050年这个比率将达到2比1。同样的现象也在地处南亚的印度同时发生，印度的老年抚养比率将由过去的9比1下降到3比1多一点。我们这一代欧美地区的旅行者们首次把脚印留在亚洲的土地上时，惊叹于满地都是小孩，但我们的孙辈们开始同样的旅行时，他们会说：亚洲人看起来都好老。

亚洲式养老办法在哪里？

收入方面，老年人的主要来源是工作收入、家庭资产转移、储蓄收入、养老金和公共财政转拨。这其中，最为立竿见影的调整方法是延长工作年限。过去，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照单全收了欧洲的退休规则。和欧洲一样，中国的强制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岁。在欧洲，执行这一政策的原理，是已完全被人熟知的“劳动合称谬误”，即一个社会中需要的工作总量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出现一个退休人员就同时为一个年轻劳动力创造了工作岗位。这一课题的权威研究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David Wise和他的同事。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欧洲语境下这一假设谬以千里，因为每天都在变化的老年劳动力群体，实际上并未在市场上为年轻人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个错误理论在欧洲行不通，在亚洲亦然。

前文提到过，调整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延迟退休且增加老年阶段的工作年限，但知易行难。目前，对亚洲主要国家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并不令人鼓舞。除印尼之外，老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长远趋势或已停滞不前，也许还会持续下降。跟欧洲的情况相同，现在必须对亚洲人口老龄化作出调整，增强老年人晚年就业的动力，但这并非一劳永逸。

在亚洲农村地区，老年夫妻的收入很大程度上是靠亲戚、朋友的私人帮助以及政府的公共转拨。虽然在亚洲文化中，代际之间有相对牢固的家庭纽带，这根紧绷的纽带也会在将来接受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的年代，或哪怕只是3个孩子，双亲老去时若有其中一个子女未尽赡养之责，其成本相对尚可忽略，因为其他子女可以补位。但是，在人丁不旺的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时，情况就要严峻得多。

在亚洲，一些老年夫妻不得不在养老问题上自给自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随着亚洲大多数国家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成年子女比他们的父辈们富有得多，因而赡养父辈方面的经济压力随之减轻。需要注意的是，亚洲国家老年人口养老仍停留在家庭成员范围之内，如家庭收入转移仍然持续，将是一笔风险很大的赌注。

因此，提高政府资源和养老金在收入补贴中的份额势在必行。考虑到老龄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政府把补助集中在社会经济最底层的人口是明智之举。对于其他人口来说，扩大私人养老金并实施退休储蓄的免税奖励计划，才是构建了正确的保障支柱体系。

亚洲老年人口健康行为趋势不容乐观

亚洲在老年人的健康和卫生保健条件方面，已取得一些可喜进步，但毕竟任重道远。整个亚洲都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而且已经取得一些成功。比如中国卫生部宣称，2011年有超过97%的农村人口参与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大多数超过45岁的中国人已获得医疗保险。优势并未掩盖不足，中国的医保成本分担比例按西方标准来说还是畸高。在中国新医疗体系下，只有少于50%的医疗保健费用可以报销，其中，住院病人又比门诊病人可多报销一些。

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亚洲农村地区后，应把重点放在过去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问题上，即大量未经确诊的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在亚洲，高血压的诊断不足是普遍现象。中国45岁及以上人口中，只有55%的男性和58%的女性被正确诊断为高血压。同样的低确诊率，也出现在糖尿病的诊断上。不能确诊，也就没法有效治疗，这让很多人提前终止了生命。

除了提供医疗保险和确诊疾病以外，最难以权衡的问题是：亚洲人近期的健康行为趋势并不乐观。正确诊断疾病的好处，只有建立在患者顺应诊断并配合治疗的依从的基础上，才能完全体现出来。在这个前提下，人们会参与更多健康行为，降低疾病风险。这个原则在亚洲地区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西方社会已经通过实践了解到，让教育程度低的病人“听话”很难。现在这个问题正困扰着亚洲，这里的老年人教育程度以及对药物的熟悉程度都很低，但对药物质量的怀疑程度却很高（当然这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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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现状问题；策略分析

1.前言

在信息化时代到来，人口老龄化也渐渐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养老是每个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在20世纪晚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的老龄人口规模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使得我国养老服务社会化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面对我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的现状，必须采取创新型农村养老服务模式，保证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能够享受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本文将分析我国目前农村养老服务化的现状，提出问题，并且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2.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现状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已经超过了1.6亿，并且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持续增长。农村的老龄化程度相比城市而言，要高出许多。因此加快农村老龄化服务建设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面临一些的问题，亟待解决。

2.1缺少正确的养老服务观念

我国曾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老龄人口集体养老的参与率比较低下。老一辈的人心里的养老观念是年老后去自己儿女家里度过晚年生活，很多农村也还保留着这种习俗。目前我国的很大一部分的农村地区缺乏正确的养老观念，认为子女或者子女家庭赡养是最正确的养老方式。虽然家庭养老这种方式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并且目前只有极少部分的“五保”老人是由农村养老机构实施集体养老服务，前者也在给家庭成员带来不少的麻烦，而后者的实施力度明显不够。

传统的养老观念根深蒂固，老人们无法一下子适应养老机构的赡养，虽然在我国的某些农村地区已经设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但是往往只是招牌形式，并没有真正得到老人们的认可。因此老人们都会以看热闹的心态去看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中心活动室则常常形同虚设。只有改变老人们脑中的传统观念，才能促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2.2农村资金投入不够，缺少养老设备

我国农村一直处于落后发展阶段，无法赶上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农村也没有足够的养老资金去建设完善养老设备，因此也导致部分的养老服务中心无法发挥其作用。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无法跟上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因此导致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实业的发展滞后，无法达到目前的需要。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进入机构养老，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处于极度落后状态。这一现状导致很多农村老龄人口不愿入住敬老院，进入养老机构养老只能成为他们的奢望。

另外由于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政府也无法及时为农村拨得相应的养老服务资金，导致养老机构里面的设施设备都相对落后，无法为老龄人口提供足够良好的护理需求。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职业环境也相对较差，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一些已经建立好的养老服务中心只能为老龄人提供相对简单的生活服务，无法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全方位服务。

2.3缺乏专业性的养老服务人员，无法为老人提供专业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为养老机构培养专业人员的机构，因此导致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达不到老人所需的标准，导致养老机构里面的服务人员无法为老人提供高质量的全方位服务，无法让老人体验到养老机构的好处，因此他们都无法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认为家庭养老或者子女养老才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我国养老机构的单位性质致使养老机构缺乏有效的经费来源，很多服务人员由于工资原因选择离开养老机构，另寻出路，致使养老服务人员数量减少，工作人员不稳定。

而一些具有专业性能的养老服务人员宁愿选择其他的职业或者去城市养老机构，不愿意待在农村养老中心。这导致了农村养老机构服务人员无法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导致农村养老机构专业服务性人员短缺，从业人员不足，护理人员也没有经受过长期的专业技能培训，缺乏基本的护理常识，只能为农村老龄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和简单服务。

2.4缺乏城乡统筹规划，城乡养老服务管理不同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建设与城市养老服务建设差距比较大，由于缺乏整齐统一的管理规划，我国城乡养老服务的管理模式不相同。相比农村而言，城市养老的资金更加集中，服务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专业性的服务人员比较多，因此城市老人能够得到更好的养老保障。农村的服务水平比较低，专业人员不足，同时专业性的养老机构也比较少，因此农村养老机构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明显更加无法满足老龄人的需求。城乡之间养老服务发展出现不平衡，导致了资源利用不当的现象。

3.如何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

针对以上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所出现的问题，笔者从以下方面给出解决方案，就如何实现农村养老服务化提出一系列可执行的措施。

3.1强化各级政府意识，改变老人传统观念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从根本上强化养老意识，确保从根本上完善农村养老服务意识，促进农村养老设施设备的建立与完善，确保能够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各级政府在强化意识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农村建立起拥有专业性的服务机构，对一些养老服务人员做好培训，确保每个服务人员都能够拥有足够的服务意识，并且有足够的服务水平，能够为每一位老人提供高水平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

另外，各级政府也应该加强宣传，促使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的传统观念，让他们体验到养老服务中心是真正为他们服务的，不仅能够促进家庭和谐，也能够使老龄人了解到养老服务机构的优越性，让老龄人口能够从根本上接受养老服务机构的存在，帮助老年人相信即使离开了家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保证农村养老服务事业的顺利进行。让老年人转变传统的观念，增强老年人对社区化养老的意识，增加他们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关注度，为他们能够早点接受社会化养老服务提供基础。

3.2城乡统筹规划，实施创新型养老模式

在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进程中，必须做好城乡规划，确保养老服务不止是城市老年人的特殊待遇，城乡应该均衡发展。因此，在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过程中，应该做好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确保农村养老服务中心有良好的设备，保证老年人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服务。

创新型养老模式是指多元化组织农村养老队伍，采取多重养老方式，根据每个地区自身的特点，推广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过程，实施农村的老年教育，提高他们自养的能力，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文化，促进新型养老模式的发展。

4.小结

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需求。各级政府加强社区养老的需求，加大投资，改变农村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促进农村新型养老模式的建立，是保证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基本要求，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李荣华.赣州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的现状与对策[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2（5）：84-86

[2]杨道华，曾艳梅.关爱“留守人群”促进社会和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5（2）：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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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家将积极发展老年旅游，加快制定实施全国老年旅游发展纲要，鼓励开发多层次、多样化老年旅游产品。与此同时，支持研学旅行发展。把研学旅行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范畴。支持建设一批研学旅行基地，鼓励各地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大型公共设施、知名院校、科研机构、工矿企业、大型农场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加强国际研学旅行交流，规范和引导中小学生赴境外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青少年和老年人也日益成为旅游市场重要群体。但市场上目前大部分产品都是行程紧促，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及小孩的身体条件、健康状况、生活需求等。“但是老人和孩子是以后旅游的主力军，特别是周边游市场，家庭亲子游让老人和孩子不再孤单，孩子充实生活，也增进家庭和谐。”凯撒旅游总裁陈小兵说。

“相对来说，老年人和儿童的消费能力比较弱，在旅游产品的供给上相对不足，因此还有很大的市场挖掘潜力。尤其是针对儿童的教育和启智性旅游还需大力开发。”国家开放大学（海南）国际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杨哲昆说，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旅游市场非常大，不能只做老龄高端市场，要丰富产品供给，适应整个老龄化市场需求，这对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都有好处。

全国政协常委邵琪伟说，据全国老龄委数据，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02亿，预计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60岁-75岁男性、55岁-75岁女性相当一部分可以成为旅游人口。我国城镇大多数老年人拥有充足的时间、有养老金保障，我国老年旅游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为老年人提供一流、安全的旅游服务，是旅游业的机会，更是对旅游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