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战略的基本举措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科技强国战略的基本举措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摘要: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订或即将制订本国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本文就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内容、战略选择谈几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建立

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韩国、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订或即将制订本国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等机构也对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也应积极制定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1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主要应包括3方面实际内容: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取得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成果;第三,使这些成果产业化。这3个方面缺一不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基本完备,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如果缺少直接鼓励人们用智慧去创造成果的法律措施,缺少在智力成果与产业化之间搭桥的法律措施,将很难推动一个国家从肢体经济向头脑经济的发展,要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就更不容易做到。第一个方面的法律体系很必要,但如果第二与第三个方面的法律不健全不配套,会使我国处在劣势的竞争地位,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会受阻。

2中国知识产权战略选择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可包含两个层面,即国际战略层面和国内战略层面。

在国际战略层面,我们要注意把握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基本动态,积极推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且针对TRIPS协议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完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把发展更公平、更公正、更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体化,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在知识产权法一体化、国际化的潮流中,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理所当然应遵守《知识产权协定》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不必过于攀高,而应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协调。

在国内战略层面,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从战略的主体角度来看,可包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地区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四个方面。对于四者的关系,要使国家的宏观战略与企业的微观战略相结合,行业间的战略与地区间的战略相协调;国家战略是对地区战略、行业战略和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方略,企业战略是对国家战略、地区战略、行业战略最终落实的基础,而行业地区战略则是联系或指导其他战略的桥梁和纽带。

篇(2)

未来将进入互联网经济时代

目前，我国互联网相关产业拥有较好的发展环境，网民数量和移动手机用户数量都居世界前列。截至2016年末，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人，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和，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

互联网产业在中国发展潜力巨大，政府也愈发重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并将“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互联网+”被视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互联网产业发展由此具有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在过去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持续发展，互联网投资逐渐回归理性。艾媒咨询分析师娄梅静对《经济》记者表示，接下来中国互联网行业整体上仍然会保持平稳、增长的发展态势，理性的互联网投资状态有利于整个互联网行业踏实稳定地前进。

目前移动互联网已经进入下半场，“移动终端+细分板块”对人类生活及思维的影响加大，并不断涌现出春雨医生、ofo等独角兽企业。盈灿咨询高级分析师张叶霞对《经济》记者称，未来中国互联网除了继续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实现万物互联外，甚至可能全方面地引导全球发展。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大多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目前几乎都超过了50岁。国仕资本研究协会理事李高阳告诉《经济》记者，21世纪的前10年，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跑马圈地，形成较为鲜明的业务边界，并陆续登陆资本市场。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以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已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越碓蕉嗟挠判阒泄互联网公司崭露头角。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网信办和财政部共同发起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于近期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市场化方式支持互联网创新发展，为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助力，为网络强国战略服务；将秉持“专注专业、引导引领、扶优扶强、共享共赢”的投资理念，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实施市场化运营和专业化管理，聚焦互联网重点领域，推动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娄梅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事件。“首先，这是国家以资本方式推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是国家资本对互联网这一重点行业的战略性进入，符合国家战略发展要求。

其次，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以经济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以强大的资金实力为基础，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谋求推动有潜力、符合国家战略要求的互联网企业的长远发展。推进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促进国家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应是其主要投资宗旨。

“国家队”入场是基金的“助推器”

在业内人士看来，千亿元规模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入场，对互联网板块来说是重大利好，对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也能产生重大影响。

易观金融高级分析师李子川对《经济》记者表示，互联网投资基金的设立有利于在政策层面上从资金角度引导产业发展，保障互联网产业内生态结构的持续优化；对于金融机构与企业，能起到核心的桥梁作用，在投资基金的带动下，有利于金融机构服务的市场化延伸，并能解决目标企业的资金之痛。

格上理财分析师丁玲对《经济》记者称，除了有利于引导行业发展，优化互联网创业创新环境，支持互联网创新发展，互联网投资基金还可以进一步推进网络强国战略，推动互联网普惠大众。

参照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对电子板块的利好情况，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对互联网板块也构成相当程度的利好。张叶霞表示，拥有核心技术或大数据资源的上市公司会有较好的定向增发对象；非上市企业在IPO（首次公开募股）或Pre-IPO（投资于企业上市之前）的过程中，也可能得到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青睐。

另外，李高阳表示，由国家网信办和财政部发起成立该基金，标志着“国家队”进场，这对整个互联网生态格局和基金的各个参与方都带来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在投资运营中将秉承“三个坚持”的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战略导向，把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作为首要任务，贯彻投资运营全过程，通过市场化方式培育壮大互联网企业；二是坚持市场化运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搭建组织架构，实行所有权、管理权、托管权相互分离，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积极有为地参与市场竞争；三是坚持专业化管理，遵循互联网发展和投资决策规律，组建专业化的投资运营团队，建立完善的投资决策机制和科学的风险防控体系，用专注精神专业性地开展投资运营活动。

这对于互联网产业处于各个生命周期中的企业来说，均是利好。李高阳对记者称，从培育孵化，到扶持成长、发展壮大，再到走向国际，最终实现网络强国，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影响深远。“对于参与基金发展的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来讲，则能够创新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实现业务的多样化和利润来源的多元化，与优秀互联网公司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注入互联网板块，会加快行业的发展与更迭，建立产业优势，为新一轮技术驱动增加动力。“而互联网技术的更迭将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和有关企业的效率，用互联网思维优化传统行业的价值链体系，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丁玲如是说。

“大智移云”将成互联网行业重点领域

有消息称，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首期300亿元资金已认缴到位。此外，还与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3家金融机构签署投贷联动协议，为所投企业提供银行授信、金融服务等一揽子支持举措，授信总额达1500亿元人民币。

娄梅静表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此举一方面体现出了国家对互联网市场的重视，对于整个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企业而言都是一个助推器；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具有资本等多方面优势，对于符合其投资理念而又潜力巨大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其发展。

李高阳认为，资本界跑马圈地的烟尘已经腾起，下一个风口在哪，下一个独角兽公司是谁，这是当下资本界对互联网行业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于千亿元互联网投资基金将投向哪些互联网领域的问题，业内多有猜测，那么，如此巨额资金的投向究竟是哪里呢？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选择目标企业的基本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符合国家战略要求，目标企业所在行业或领域应是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的；二是目标企业在行业内或细分领域发展突出，代表了本行业领先科技成果和发展趋势，未来具有高成长性；三是目标企业应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自觉履行企业的主体责任。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选择的投资领域，一方面要与市场整体发展情况相契合，另一方面还有出于国家全局长远发展战略的考虑。”娄梅静认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将会聚焦于以下几大方向，一是具有长远发展潜力尤其是技术创新型企业；二是产业融合类企业，以互联网行业发展带动所在产业的发展升级；三是涉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领域，也将成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重要投资领域。

从互联网金融的角度看，2016年借贷领域的投资热度稍有下降，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细分领域，数据、信息、技术服务等在行业中的关注度有所提升。李子川认为，这些是金融科技未来发展的核心，也是实现金融普惠的现实基础，A计是该类投资基金关注的重点。

丁玲表示：“绝大多数机构认为具有先进或独创的优势业务及技术的公司将会是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上，其他细分板块也会有部分资金流入，促进整个行业系统协调发展。”

张叶霞分析道：“从这只基金的股东背景和政策期许来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可能是其关注重点。”另外，与普惠金融关联密切的互联网金融也有望成为投资重点。

李高阳也表示，在未来产业中，“大智移云”，即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这四个领域，是互联网重要的技术载体和推动力，是构建未来互联网生态格局的重要依托。

人工智能成互联网领域投资理想选择

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发生，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表示，其背后的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国民收入水平提高。2010年以来，我国在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电子及互联网产业的爆发式发展催生了一大批高技术产业龙头。同时，不断提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也将推动消费型产业不断升级。而随着80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新兴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出现，推动着娱乐、教育、休闲、电子等行业的迅猛发展。

大多数投资者对于今年的整个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很是看好。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今年互联网领域在相关概念股、主题基金等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呢？对此，丁玲表示，部分私募机构认为，经过2016年的调整，目前互联网板块估值基本处于正常水平，而互联网行业的高成长性是其投资价值的根源，高成长的互联网企业会被私募机构持续关注。“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已处于爆发前的潜伏期，产业整体发展良好，吸引大量的资金、人才流入，具有较大的投资机会。”

在2015年和2016年，众多互联网垂直细分领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巨头收购和并购，剩余的独角兽企业也都在积极推进上市计划。张叶霞指出，以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互联网投资已经进入一个瓶颈状态。“从今年开始，互联网投资会更加关注技术变革、硬件创新、基础框架等方面。”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应当注意甄别互联网相关概念股和主题基金的具体细分类别，谨慎操作。

今年，整个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将继续保持理性。娄梅静也建议普通投资者正视风险、量力而行：“据艾媒咨询对过去市场的观察，目前移动互联网各领域中较为受资本关注的，除了人工智能，还有企业服务、虚拟现实等，这些也可能成为本年度在互联网领域中投资较为理想的选择。”

篇(3)

广东海事局局长梁建伟的工作报告，对2013年的总结求真务实，面面俱到，成绩成效显著鼓舞人心；对广东海事面临形势的判断前瞻到位，抓住了“三化”建设的制高点，提出要以“三化”建设统领海事工作的方方面面，使命责任催人奋进；对2014年的工作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与广东海事的发展形势与具体实际深度契合，为凝聚干部职工共识，集中精力解决关键问题，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特别是“行动”的部署具体到位，实现“十二五”与“十三五”重点工作衔接，全面推进各单位“三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势性、指导性和可操性。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海事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开局之年。形势如此关键，谋篇布局因此显得愈发重要。在此，我刊将沿循2014年广东海事局工作会议报告的思路，简单回顾2013年工作成果，分析当前海事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对广东海事新一年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对报告中纲领性的“行动”进行深层解析。

成绩解读

2013年广东辖区水上交通事故指标处历史低位

梁建伟指出，2013年，全局上下以科学发展为统领，以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为中心，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保护水上交通安全是海事永恒的课题和任务。2013年，广东海事局扎实开展“百日安全大检查”、“渡口渡船回头看”、“防范商渔船碰撞”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砂石船超载、中小海轮配员不足、易流态货物违规装载等监管顽疾，全力护航水上工程建设，重点监管水域港珠澳大桥建设水上交通实现“零事故、零污染、零伤害”的阶段性成果，雾季期间辖区事故有所减少，台风期间保持水上交通“零死亡”等。2013年，广东海事局在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有力促进广东海洋强生建设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方面成绩显著。

同时，水上应急救援有力及时，全力挽回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2013年，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共接报各类海（水）上报警事件，救援海上遇险人员，协调组织派出救助飞机，保证搜救成功及时有效。成功应对“尤特”、“天兔”、“蝴蝶”等12个热带气旋袭击，尤其在强台风“尤特”登陆期间，协调粤港两地救助力量成功救起“夏长”轮遇险船员21人，并积极参与“9·29”广东籍渔民西沙遇险搜救。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2013年广东海事还有很多表现可圈可点的方面，比如核编转制，比如强基创新，比如打击江匪水盗，比如南进战略，再比如水上住家船上岸，都为以后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标杆。

形势解读

继续推进广东海事“三化”建设，总目标是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海事强局

2014年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是实现十二五计划的关键之年，也是广东海事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开局之年。报告中梁建伟不断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集中力量全面推进“三化”建设，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广东海事，既符合广东局加快发展的实际，又顺应体制改革的需求。

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千载难逢。

首先，随着二元治海管理格局的确立和海事核编转制的完成，整个海事系统的定位和海事队伍身份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定位上，杨传堂部长提出“在服务海洋强国大战略中找准坐标、重塑定位，构建中国海事大格局”，充分说明海事工作已经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事队伍也成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执行力量。身份上，“三定”之后，海事队伍正式完成了从事业编制向公务员身份的转变。但其实，转变的不仅是身份，还有形象、社会责任和服务功能，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作为空间。

其次，在定位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之下，广东海事局也面临着更高挑战和更大机遇，但从目前来讲，挑战的风险明显加大。梁建伟在报告中提出，要把广东海事局建成国内一流的经济类执法单位。而能不能达到一流，广东海事不仅要跟系统内兄弟单位比，还要走出去，主动向国内主要的经济类执法单位学习先进经验，找到差距弥补不足。同时，海事转公以后，工作标准要求更高，执行财经纪律和“三公”支出控制更加严格，社会监督的渠道更加畅通和开放，面临的社会舆论、廉政建设、安全管理等风险系数加大。而海事作为新生的公务员队伍，在公务员管理方面的经验和认识还有差距，妥善处理好一个单位两种体制、两种身份人员的协调发展需要新的智慧，许多带有时代特色的新生问题需要重视解决。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水监体制改革15后，海事力量已经逐渐强大并在海（水）上力量格局中抢占一席之地。而在系统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广东海事局，多年来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进行了不懈探索实践，交出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从十五期提出“由大变强”的口号，到十一五期提出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再到十二五期吹响了建设现代化强局的号角，提出了“继续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建设现代化海事强局，成为提升中国海事国际地位主力局”的奋斗目标。如今，更是在十二五期末的最后两年，在顺应“三化”建设的大旗下，适时提出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海事强局。这不仅是一个目标，一个口号，更是一种期许。

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海事局具备这个实力。但是，全面推进“三化”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正视，还有不少措施需要细化，还有不少步骤需要分解。

南海保障中心党组书记刘丽扬在讨论中提出，要转变理念。广东海事“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是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海事强局。“人民满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判定？要真正做到由人民来评价，要多“走出去”，多听取行政相对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建议，与地方的发展目标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积极推进社会满意度第三方评价机制。

刘丽扬强调还要整合相关资源。以理顺与深圳海事局管理关系为契机，发挥深圳局现代化海事试验田、人才培养示范区的作用，在继续保持广东局在船员、船检等领域领先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组合拳”，实现广东海事在国际提案关于搜救、通航、法规等方面“零”的突破，力争尽快培养出能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的人才。

同时，刘丽扬建议，要推动海事与航保整体发展，加强对航保单位管理关系的进一步理顺，积极争取政策，推动五个通信中心的组建。

广州海事局党组书记肖明提出，要明确“三化”建设的时间节点和实现路径。尽快组织力量，编制广东局“三化”建设行动计划，细化“三化”建设的标准，让各分支局有章可循。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广东海事局辖区各单位在“基层、基础、基本功”等方面差异很大，因此要根据实情，反对一口切思想，鼓励各分支局“三化”建设但求同时起步，不求同步到达。

当然，我们还应该清楚，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既取决于高层在改革上的魄力，也取决于整个系统队伍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因此，梁建伟指出，必须更加注意建设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力度推进“两基”建设和“三大战略”的实施，让一切有助于推动现代化海事强局目标建设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有助于提高海事全面履职能力的设想、规划、举措充分实施，让海事管理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任务解读

“行动”确立2014年广东海事行动指南

梁建伟指出，2014年广东海事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和全国海事工作会议部署和要求，以“三化”建设为指引，统一思想，攻坚克难，改革创新，转变职能，加快“十二五”规划实施步伐，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广东海事，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和服务“四个交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而要做好这些，必须坚持一个“整体推进”， 抓好两个“从严”， 突出三个“高度重视”， 促进四个“新突破”。这四个方面既是今年工作的主线，又承接了前一阶段工作目标，兼顾了今后几年工作重点，保持了工作的连续性。同时，2014年要集中精力开展“八项行动”：平安交通行动、服务创优行动、阳光执法行动、管理提升行动、智慧海事行动、人才开发行动、党建活力行动、廉洁海事行动。

而其实，无论是八项还是九项，出发点都是为了让广东海事更强大。2014年的广东海事局，将沿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道路披荆斩棘，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建成一支让人民满意的现代化强局。而强局的衡量标准，不在于人多地盘大，而在于组织内生力量强大，“两基”建设发展完善，业务能力建设多有突破，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各项管理规范有序，信息化建设走在前列，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如此等等。

对于各项指标走在国内前列的广东局来讲，和兄弟局之间比较的意义已经不大，在自身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才是目前发展的动力。梁建伟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实现执法装备现代化、安全监管立体化、巡航应急一体化、辅助决策智能化、管理运作精细化。而从广东海事“三化”建设的进度来讲，现代化的创新空间大有可为。

开发统一信息化平台

欲谈广东海事发展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2014年全国交通会议上提出“四个交通”体系，将智慧交通提到重要位置。梁建伟也在报告中提出要开展智慧海事行动，建设广东海事二级数据中心。可以说，智慧海事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创新科技，加大信息化建设。

佛山海事局局长蔡伟表示，在科技发展方面，信息化的效果要体现在是否能形成先进的海事生产力，体现在管理效能是否得到了提高，要创新安全监管的模式，达到硬件与需求一致、软件与监管要求吻合。

而我们通过违法行为的发现与海事监管方式之间的关联分析发现，2013年，整个广东局有绝大部分的违法行为是通过现场巡查发现，签证、利用信息化手段和举报占比极少。这说明什么？说明广东海事现场监管技术与手段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利用信息化手段发现、查处违法行为的力度还不够。另外，佛山的“3+1”内河监管模式、指挥中心的VTS系统等在系统内都颇有盛名，但从广东局来讲，没有一个统一的响当当的信息化平台。

因此，广东海事局信息处处长王继洪建议，建立统一的信息化平台。结束广东局和直属分支局各自为政的状态，将各个分支局现在和未来要开发的软件统一到广东局这里；改善信息化和具体业务脱离的局面，实现信息化和业务的真正对接，让广东局各项业务实现规范化记录、存储。王继洪表示，只有数据最多最全，才能实现最好。而广东局要想在全国海事系统信息化方面走在第一位，不仅要业务多，业务量大，还要数据提取丰富。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信息化。他同时建议，把信息化和质量体系一起考虑，实现各项业务全覆盖。

开发海事监管与应急搜救辅助决策系统

水上安全监管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广东海事辖区来往船舶密集，通航环境复杂，船舶碰撞等水上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珠江口水域，事故总量占全局辖区事故总量的一半左右。仅2013年5月份就连续发生了3宗主航道附近水域的大船与小船碰撞事故，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

目前还有一个新的动向是，少数海船受经济利益驱动偷装陶土出港，船舶装载易流态货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但这些船舶往往逃避监管，执法人员防不胜防。2013年8月，就有一艘“福运226”轮从辖区偷装陶土驶往江苏，途经浙江沿海因货物移位发生船舶严重倾斜，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如果动用人工巡航，依靠监管人员每天出动海巡艇、执法车进行巡航，不但人手不足，而且成本高、效率低。而电子巡航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协调目前广东局执法力量和巡航工作量不平衡的情况，尽量避免因海事监管缺位或不到位而产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一把利器。电子值守和实时搜救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此，梁建伟在报告中提出，建设广东海事地理信息平台（GIS），融合现有AIS、CCTV、VHF、VTS等动态监管数据，导入船舶、船员、船检等系统静态数据，建成并推广集电子巡航、电子值守、实时搜救指挥于一体的海事监管与应急搜救辅助决策系统。

可以预见的2014年，这项工作必将成为“三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珠海海事局局长黄斯深也表示，2014年珠海局将重点推进进电子巡航，推行智能化监管模式。

同时，梁建伟还提出，完善广东沿海VTS覆盖链路和网络，大力推进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各单位VTS联网整合，开展VTS运行管理效能考核，实现船舶进出珠江口“一次报告制”。如果这项工作得以实现，不仅可以达到海事监管部门和船东两家双赢的局面，还可以达到安全系数升级的三赢效果。

链接：

2014年广东海事局重点任务：集中精力开展“行动”

（一）开展平安交通行动。全力保障港珠澳大桥水域交通安全；加快推动广东省沿海水域定线制；进一步加强珠江口水域和琼州海峡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推动各地市成立水上应急搜救分中心；研究制定涉水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反应预案，推进珠江航运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二）开展服务创优行动。继续推动简政放权；做好辖区重大涉水工程安全保障；落实《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协助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提升航海保障服务能力。

（三）开展阳光执法行动。积极推动海事地方立法；规范海事执法自由裁量权，完善海事执法业务流程；编制海事执法相关文本；推广海事执法学习考试软件。

（四）开展管理提升行动。全面推行内部综合管理系统；升级服务质量体系至3.0版；规范财务管理；完善规费征稽；规范后勤和经济实体管理；深化半军事化管理。

（五）开展智慧海事行动。建设广东海事二级数据中心；建设广东海事地理信息平台（GIS）；完善广东沿海VTS覆盖链路和网络；升级改造现有电子政务窗口；探索“一个窗口”业务受理机制。

（六）开展人才开发行动。探索青年职业生涯规划管理；开展公务员全员培训；突出高端人才重点培养，探索建立跨单位的“海事履约工作小组”。

篇(4)

关键词：高校；协同创新；应用型人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当下，协同创新成为整合多种资源、提高创新成效的重要途径。为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提升高等学校的创新能力，支撑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2012年3月15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该计划对高校实施协同创新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不仅是大学适应时展要求的社会责任，也是推动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是我国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上面临的又一次挑战与机遇。[1]开展协同创新是加快高校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是高校加强学科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改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路径。

一、高校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

协同创新是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打破行业、地域和部门界限，建立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协同创新平台，有效提高科技资源整合能力和科技活动组织能力；通过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充分合作以及创新要素的有效聚合，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从而实现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协同创新，有效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创新效果，实现重大突破，满足重大需求。[2]从高校外部创新主体分析，高校协同创新的形式包括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高校与政府、高校与国际教育科研机构等之间开展协同创新。从高校内部创新主体分析，高校协同创新也包括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从协同创新的结合点分析，高校协同创新包括协同科研、协同生产、协同育人、协同服务等。从“人”这一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分析，高校协同创新也指高校内部各学科教师之间，高校与高校教师之间以及高校教师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究者、生产者、管理者之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攻关，从而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创新活动。[3]

概而言之，协同创新就是围绕创新的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助、相互补充、配合协作的创新行为。高校实施协同创新应以“开放、集成、高效”为目标，引导创新元素汇集整合，突破高校内部与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教育、科技、信息、资本、人才、市场等创新资源的活力。

二、高校开展协同创新的主要特征

（一）协同创新功能的多层性

高校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是多功能的复合体。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其基本职能，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坚持“高起点、高水准、有特色”，充分利用高校的办学资源和学科优势，与社会各界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创新，使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学术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高校也是多学科的综合体，具有特殊的学科群优势。高校不仅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也可为政府关心关注的社会问题开展合作研究；高校不仅能为企业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也可与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和“订单式”人才培养，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高校不仅能与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科研，也可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可见，高校协同创新的功能具有多层性。

（二）协同创新主体的多元性

协同创新改变传统的一元和二元创新模式，打破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构建高校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政、产、学、研、用”多主体间协同的创新模式，在时空上呈现出网状型、立体化架构。此外，协同创新的要素既包括“人”这一核心要素，也涵盖资本、信息、技术、制度、组织、管理等若干支撑要素，是多元要素的整合与集成。因此，从协同创新的要素主体分析，也具有多元性特征。

（三）协同创新机制的灵活性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会服务、与境外高等学校交流与合作、内部组织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等方面具有办学自。高校可以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境外高校等协同主体开展合作育人、合作培养、合作科研、合作生产、提供决策咨询等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高校职能的多样性和办学主体的自主性，为高校与各类创新主体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使高校协同创新的机制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三、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集团协同发展历程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养鸡业和养猪业为主导，兼营生物制药和食品加工的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发展的农业龙头企业。自1992年，华南农业大学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温氏集团开展校企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1997年，温氏集团兴起养猪业，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为其提供猪病防治技术服务。2000年，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集团先后成立“养猪股份公司”和“大华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共同组建“广东温氏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2006年，双方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华南农业大学为温氏集团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合作领域涉及畜牧、兽药、加工、信息、金融管理等，实现由单一学院、单一学科向多学院、多学科融合；2011年，双方签订了第二期全面合作协议，并组建“温氏班”。2013年，联合成功申报“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畜禽育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两个国家级研发平台。

五、校企协同创新的思考

在国家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的时代背景下，协同创新为高校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引发了高校实施协同创新的进一步思考。

（一）校企协同创新应成为高校重要的发展理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正在由初期向中后期过渡。[8]新的发展阶段必然迎来大学理念的创新。[9]正确的发展理念对高校改革与发展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不当的发展定位，高校则难以办出特色与水平。当下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社会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和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趋急迫。高校是输出知识、技术和人才的重要载体，并不断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推动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与融合更加频繁，资源配置的广度与深度更加突出。然而，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的不对接、高校办学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不融合、高校内部学科专业设置的不协调，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担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高校，应摒弃传统封闭的办学模式，积极走出“象牙塔”，融入经济社会大潮，与行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让人才培养融入行业、融入市场、融入社会。

（二）校企协同创新应建立双方共赢机制

建立合作双赢的体制机制是校企协同创新持续有效开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高校开展协同创新的重点与难点。据调查，企业认为影响他们参与校企协同育人的最重要因素是校企双方的利益分配；企业最关注的是经济收益，特别是直接的经济效益。[10]就企业而言，招聘到能够直接上岗的各类专业人才，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是其合作的主要出发点。

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但不论差别有多大，所有参与主体都应从中获益，都应是协同创新的赢家。[11]高校与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是两个创新主体间的联合，是付出与收益的双向过程。只收益没有付出，协同则无法双赢，难以实现协同创新的常态化与持续化；没有企业所需的优势资源，企业也无意与学校协同。简言之，没有合作共赢，难以有真正的协同创新，协同创新要从结果上保障参与双方的共同利益。为此，校企协同创新双方应找准契合点，将双方的利益有机联系起来，建立合作双赢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满足双方的利益诉求。

（三）校企协同创新应紧密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

脱离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办教育，教育则成无源之水；简单地依附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无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高校则成无本之木。[12]高校实施校企协同创新应紧密围绕国家发展的大战略，突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彰显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促进良性发展。

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与经济社会的关联度日益加大，校企协同创新将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需要，更加自觉地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同时，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中，高校的办学特色、学科优势和科研平台得到不断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多元，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四）校企协同创新应建立有力的领导组织

由于体制机制障碍，高校、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自成体系，彼此间协同融合度不高，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校企协同创新需要资源的重新配置与组合，涉及不同主体、不同部门，需要协调校内外多重关系，整合多种资源，平衡多方利益诉求，打破各种体制机制壁垒。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人、财、物和制度体系的聚集、融合与协同难以实现。高校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应注重顶层设计，建立有力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校内各种创新资源，解决协同创新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切实有效地推进协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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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正国.着力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有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J].中国高等教育，2012（18）：20-21.

[3]李忠云，邓秀新.高校协同创新的困境、路径及政策建议[J].中国高等教育，2011（17）：11-13.

[4]顾金峰，程培.校企合作失灵：原因与矫正措施[J].现代教育管理，2013（3）：58-63.

[5]张欣韵.地方本科院校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刍议[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2）：84-87.

[6]申书兴，武艳艳.农业院校实践教学路线图的设计与构建[J].高等农业教育，2013（7）：7-9.

[7]潘懋元.从“回归大学的根本”谈起[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6（4）：1-2.

[8]别敦荣.谋划世纪中叶发展愿景的战略举措――《高教30条》精神解读[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33（5）：5-7.

[9]别敦荣，胡颖.论大学协同创新理念[J].中国高教研究，2012（10）：4-8.

[10]吴御生.高校企协同育人路径探究[J].黑龙江教育，2014（6）：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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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制造2025;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坚守;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5-0013-05

一、“中国制造2025”需要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2015年5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2025》，成为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1]。

“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实施，关键是要有升级版的劳动力结构与之相适应。人才是实现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关键与支撑，技术创新不仅仅依靠高端学术科研型人才，更要靠广大一线应用技术人才。这类人才应具有较强的技术理论基础、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可以进行理论设计开发并转化为技术应用直接创造生产力。这就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强国战略的需要，培养一大批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事实上，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倒逼教育变革，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鲜见。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从后工业社会转向了再工业社会，并由此引发了全球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理念与实践变革。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振兴美国制造业法案》，旨在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重振制造业战略，重塑国家竞争优势;2011年公布的《美国创新战略》更进一步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劳动力。英国从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间，先后颁布《为增长而提高技能：国家技能战略》、《新机遇、新挑战：创建世界一流技能体系》和《为可持续发展而提高技能》等文件，旨在通过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的发展。德国多年来承担着欧洲经济领跑者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经济上有着强大的实体工业支撑，教育上则有着从以“双元制”为特色的中高职到工业大学多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体系[2]。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借鉴：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变革势在必行。

二、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责任与使命

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指在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经济社会需求以及高校自身特点等基础上科学定位，并在办学体制、专业建设、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3]。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既是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要求，也是地方本科院校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新建升格的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逐步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学术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及资源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一些高校存在着“办学定位趋同、学科专业与地方产业结构脱节、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低”等诸方面问题[4]。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和行业企业用工荒现象，使地方本科院校发展陷入困境。基于此，部分高校转而探索转型之路，谋求培养服务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应用技术人才。国家也逐步明确了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的发展目标，并写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教育工作重点任务之中。

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责任与使命。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所培养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既不同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型人才，也不同于单纯从事机器操作的技能型人才，其具有如下智能特征。

（一）学历层次的高移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高新技术在高端制造业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和技术岗位将需要更高层次的应用技术人才。既能动手实践，又具有较高学历层次，擅长技术攻关和技术革新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在高端制造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社会生产分工中的重要阶层，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起着衔接纽带的作用。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这一需求特征也相应带来了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技术教育成为未来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

（二）技术理论知识占据主导

传统制造业技术以加工和装配为主，主要靠经验知识。我国要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根本转型，就需要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含量，使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中国制造2025”主导下的高端制造业发展，以智能化生产为主，知识密度高且多维集成，因此，需要应用技术人才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维护、保养、改进与创新。

（三）体现复合技术特征

高端制造业是多学科知识的集成，对应用技术人才的智能结构提出了综合化要求。“中国制造2025”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要“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业”。这些重点任务的实现，体现了高端制造业发展日益复杂化和综合化的趋势，使得社会职业群类之间的工作领域出现了大量交叉重叠现象。这就必然要求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需要具有多元复合的智能结构特征。

（四）具备技术创新素养

“中国制造2025”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跨领域、跨行业的系统创新。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以及智能化制造模式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为“中国制造2025”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技术创新素养是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的重要智能特征。

三、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战略举措

（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

长期以来，受传统精英教育思维惯性、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的影响，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对高水平大学的简单借鉴与模仿，办学趋同现象严重，大部分学校的发展已经陷入“学院升格为大学，单科性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然后向研究型大学靠拢”的简单逻辑困境。

英国高等教育学家埃里克・阿什比关于“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的论断，对于当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重构办学定位具有重要启示。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周围环境一起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每所大学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遗传”逻辑，同时又都面对着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环境”因素。每所学校基于自身的“遗传”和“环境”，确立自己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地方本科院校与学术型院校、研究型大学具有不同的“遗传”和“环境”特征，只有立足自身特点，积极寻求错位发展，才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地方本科院校是区域经济发展催生的产物，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本科院校的职责和使命。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要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自身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体现在办学层次上，地方本科院校应以本科教育为主，兼涉研究生教育;在办学类型定位上，以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为主;在办学目标上，定位于培养产业一线从事技术应用、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

（二）能力本位、突出应用的人才培养体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培养应用技术人才早已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层面的共识。然而，在高等教育实践层面，却始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学科中心倾向，人才培养模式带有明显的学科本位特征，表现为人才培养定位学术化、课程体系趋同、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训练弱化等问题。造成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技术人才虽然具有较为扎实、系统的专业知识，但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不足。

地方本科院校要实现转型发展，就需要在人才培养领域实现从学科本位到能力本位的变革。在课程体系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学科本位课程体系，以在实践中应用知识为目的，通过跨学科的逻辑组织课程;积极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课程体系构建，以密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在教学内容方面，要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对人才知识结构的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及时反映技术发展前沿。在教学方法方面，积极推行基于实际应用的案例教学和项目教学，特别是专业课程要运用真实任务、真实案例教学，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能力本位”并不等同于高职高专的“岗位导向”。有学者曾就三类院校的人才培养特征进行区分，认为“学术型本科是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是‘大A型’结构，讲究厚基础。高职高专是岗位导向的，课程体系是‘大T型’结构，注重大量专业训练。而应用型本科应该是技术导向的，课程体系是一个‘大I型’结构，应强化核心课程”[5]。从这一意义上说，如何在传统本科人才培养的“学术型”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职业型”之间走出“应用型”的第三条道路，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三）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应用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地方本科院校的重要基础。地方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不同于研究型大学，应当更加注重应用，强调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制定R&D统计标准时，把科学研究划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究[6]。其中，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又统称为技术研究。地方本科院校科学研究的应用特征，就是要主动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面向地方、面向行业与产业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重视并努力促进应用研究成果的转化，以此来解决行业、产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和关键技术;解决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加快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科研变革的关键。20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对英国、荷兰、瑞典和芬兰处于高等教育边缘却成功转型的五所大学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发现，建设不断拓展的发展，是它们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形成这个拓展的，关键就是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7]。地方本科院校要建立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就需要建立起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构，鼓励和支持与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研发与应用平台，形成开放共享、深度合作的政产学研战略联盟和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校企合作实现前沿技术创新，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四）学术背景与企业经历并重的师资队伍保障

师资队伍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在地方本科院校的师资构成中，有相当比例教师来自于传统的综合性大学，缺乏实践能力。而地方本科院校要培养应用技术人才，首先需要一大批具有实践经验和应用能力的师资。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应用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

地方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要彻底改变重学历、重理论，忽视专业实践能力的现象，重视培养和提升教师的学术经历与企业经历双重素养。学校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青年教师到企业锻炼或挂职工作，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和增强其动手能力。还可以通过学校与企业共建合作研究平台，组织教师到企业生产第一线去进行科技开发，共同完成研究项目。同时，加强对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评价导向，在职称评定、教师考核等环节，向“双师型”教师倾斜;学校还可以制定相关规章制度，重奖在企业实践和科技开发中有突出贡献和表现突出的教师。

与此同时，地方本科院校还应积极培养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实训教师队伍。一方面，引进和培养一批高水平专职实训老师，发挥他们对学校转型发展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校企互动，从行业企业聘请专业素质高、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构建灵活多样的弹性用人机制，努力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应用型师资队伍。

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信念坚守

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8]。 在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推动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尤其需要保持对教育本质的坚守。维其如此，才能保证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不偏离正确航向。

（一）关注学生核心素质的养成：对人才培养本质的追问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是高等教育始终无法回避也绕不过去的主题。相对于研究型大学，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矛盾似乎更加突出。因为地方本科院校基于“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往往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避免走向培养学术性人才的误区。然而，对专业教育的强调却不能以忽视或者弱化通识教育为代价。20世纪以来，国外理工类高校和专业普遍开始重视提高科技人才的人文素质。美国高等工程教育为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急剧变迁的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六次大的改革，每次都提出要加强工程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SS）教育。用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的话来说，H&SS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拓宽工科学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借助H&SS教育的整合功能以实现工程教育的目的。这从中已反映出工程教育“非技术化”的趋势[9]。2001年，美国废止《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其核心教育理念由“从学校到工作”（School To Work）发展为“从学校到生涯”（School To Career）。STC理念超越了狭隘地关注学生适应现实工作需要的职业教育理念，致力于使学生在学校与生涯发展之间灵活转换与过渡[10]。这无疑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事实上，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具有实践操作技能的应用技术人才，更需要大量具有人文素质、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21世纪的技术思想正发生深刻变革，正从一种基本上是围绕如何掌握制造技艺来进行思考的技术，过渡到一种对“程序设计及使程序尽可能合理化”进行思考的技术。将来的工业设计是更突出个性化的，既满足实用性，又具有人文价值，并因此对技术人员提出了极高的整体素质要求[11]。这就需要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不能仅仅停留于面向职场、面向一线，强调学生对于岗位的适应性，还要强调面向未来，培养学生对技术举一反三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未来一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始终关注应用技术人才人文素质的养成，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协调的动态平衡，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永恒坚守。

（二）重视学科建设的重要地位：对高等院校属性的思考

在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了“强化专业，淡化学科”的说法。笔者认为，这里的淡化学科是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淡化对学科知识完备性和系统性的追求，更加关注能力本位的专业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地位的式微。事实上，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集中体现。《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条明确指出，“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大学或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可见，学科是本科区别于专科的重要特征。

以应用为特征的地方本科院校同样需要重视发展学科，因为学科实力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有力支持，是服务行业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基础，也是教师评价的重要依据。在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可以加强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即一个学科可以深化、整合几个专业的资源，发挥引领提升作用，同时，几个相近专业也可以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发挥集聚效应，支撑学科的发展[12]。

正如有学者所言，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是一场悄然发生的变革，也是一个系统设计的综合改革工程。对于走应用型道路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不仅要成为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基地，成为培养经济转型升级中千千万万技术大军的摇篮。同时，也要成为行业或者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成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重要人力与智力支撑。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EB/OL].[2015-05-22].http：///a/20150519/43788784_0.shtml#_zbs_baidu_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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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2025”

Shi Mingzhi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Made in China 2025” put forward urgen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alents.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training this kind of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2025”，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realiz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the measures of “persisting in the school-running orientation of serving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bility-based and application-standing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he production-teaching integrated and combined innovation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teaching staff equally having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enterprise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ub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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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生物和空间等资源，以海洋资源为依托的海洋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1-4]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有关海洋的国际公约、发展议程或行动计划相继出台。海洋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成为全球性共识，沿海国家开始大力推行海洋强国战略，纷纷推出海洋开发计划。[5]如1999年，美国即开始实施“国家海洋经济计划（NOEP）”;日本也非常重视海洋经济，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以海洋能源保护大海安全”的研发口号，开始对海洋能源加以开发研究；1997年又制订了《海洋开发推进计划》，提出运用科技以加速海洋开发。近年来，日本全方位推进海洋开发与建设，形成了海洋产业与海洋科技联动发展的基本格局。中国也深刻意识到了海洋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加快融入到海洋经济发展热潮中。据统计，近年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总产值已从2001年的7234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8439亿元，10年间增长了4倍多；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迅猛，2010年总产值达3500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从2001年的4.7%递增到12.8%。继国务院先后确定山东、广东、浙江3省为“全国海洋经济建设试点省”，2011年3月又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提出：坚持“以海引陆、以陆促海、海陆联动、协调发展”，注重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优化形成重要海域基本功能区，推进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①作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港城宁波集港口优势和区位优势于一身，拥有优越的自然、人文及社会经济条件，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占据重要的核心位置。目前，全市正积极响应国家及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向海洋经济强市跃进。显然，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宁波市核心区为例，就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的国际合作问题进行较深入分析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二、示范区建设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海洋经济是一个完全开放和不断发展的经济系统。开展国际合作，不仅是海洋经济开放性的内在要求，也顺应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宁波海洋资源比较丰富，海洋产业基础扎实，港口条件得天独厚，区位优势明显，但也遇到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尽合理、生态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对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成了一定阻碍。建议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这个平台，充分利用国外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海洋开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示范区及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一）必要性与目标分析

1.优化海洋资源与要素配置的需要。由于各国和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具有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可以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互通有无，促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为各国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要素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国和地区之间不仅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着一定的联系，各国和地区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程度大为加深。由于历史、自然条件以及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各国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此外，海洋经济主要是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为主的生产活动，而海洋资源开发是一项风险大、成本高，技术要求高的活动。对此，宁波可以利用海洋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来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服务，而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资金或者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来投资宁波的海洋产业以取得丰厚的经济收益，最终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2.协调海洋资源利用矛盾的需要。如前所述，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着未来。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海洋及其空间资源为基础的海洋经济成为各国海洋利益角逐的焦点。但由于海水的流动性，海洋天生就是个一体化区域，纵使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国海洋区域权利进行界定，但涉及海洋的争端仍时有发生。我国南海更是争端多起的海域，多国觊觎着南海丰富的资源，纷纷提出管辖的要求。这种因争端引起的资源所有权纠纷，导致开发利用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并有激化的可能。春晓油田开发向周边省市提供了丰富的天然气，但也引起了日本投来觊觎的眼光——由于油田距离日中中间线只有5公里，日方认为油田开采会带来吸聚效应，进而损害日本的利益。声称如果中国决定在“春晓”油气田开展生产活动，日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对中日关系带来一定挑战。此外，一些渔民海洋意识缺乏，经常忽视海洋法的规定，去他国海域进行捕捞；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薄弱，也造成了他国海域的污染。类似矛盾和冲突，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这个平台解决。

3.解决共同性海洋问题的需要。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逐渐加深，开发利用的程度不断深入。但这片辽阔的水域仍有许多不为人所知之处，也存在着众多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海洋灾害海啸、地震等此起彼伏，尤其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9.0级强烈地震引起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露使世界大为震惊，也使人们对海洋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人类开发海洋或者由于意外事故而引起的海洋资源锐减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等，也时常发生。显然，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及灾害的预报等海洋事务，也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

（二）可行性与潜力分析

宁波是海洋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较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同时，宁波已经与许多海洋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实践，加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和较强可行性。

1.要素资源的互补性。宁波发展海洋经济资源基础雄厚，包括漫长的海岸线、辽阔的海域、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以及富饶的滨海旅游、渔业等资源。其海域总面积达9578平方千米，海岸线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特别是港口优势明显，在国内港口排名第一，在世界港口无论是货物吞吐量抑或是集装箱吞吐量都位居全球前十。而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一些自然因素的制约，资源条件存在一定的局限，双方合作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宁波审时度势，认识到自身海洋资源优势，加大对海洋科研的投入，并且拥有宁波大学生物学院、宁波海洋开发学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学院等海洋科研机构，拥有9家海洋与渔业领域重点实验室，在海洋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但与海洋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仍不乏存在差距，诸如：深海勘探以及大洋钻探方面与世界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美国的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热能转换技术；日本在海洋图像与数据处理和地球变化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双方在要素资源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

2.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也是一种生产力，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关系到港口物流、临港工业以及一些海岸带产业的发展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到海洋经济的规模。由此可见，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重要基础。宁波由于自身优势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的倾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以及设施间的有效配套衔接为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撑。杭州湾大桥的建成以及甬台温铁路的通车，使得宁波的交通大为改善，港口集疏运网络日趋完善。现阶段，浙江省以及宁波市正加大对一些海岛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电力、水利等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提高这些海岛的基础设施水平，以便有效开发当地的海岛资源。近年来，宁波市一直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完成了海岸及市区的防洪工程，海滨地区防御台风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些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宁波开展海洋经济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以及提供了硬件基础。

3.雄厚的海洋产业基础。当前宁波海洋经济初具规模，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0年海洋生产总值居全省第一位。现阶段，宁波已经形成了以临港大工业为支柱，海洋渔业、滨海旅游、海洋运输业等产业全面协调发展的海洋产业体系。其中，临港工业在宁波工业中的比重已达三分之一，主要以钢铁、造纸、机器设备、石化、能源及汽配和修造船为主，并形成了产业群。宁波拥有丰富的海岛资源以及滨海旅游资源，滨海旅游业不断快速发展，日渐成为全市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兴海”战略的实施，海洋生物产业、海洋清洁能源业等高技术产业开始起步，目前宁波有宁波超星海洋生物公司、宁波海浦生物公司、绿之源、大红鹰生物等海洋生物产业。海洋清洁能源主要有海洋风能、潮汐能等。以海洋风能为例，目前慈溪鹤浦风电场、象山檀头山风电场、高塘岛风电场和北仑穿山半岛风电场项目正在建设中。这些都为宁波发展海洋经济，开展海洋经济合作奠定雄厚的海洋产业基础。

4.显著的对外开放优势。早在1842年，宁波就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30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宁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宁波与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入世以来，宁波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其中利用外资在宁波对外开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0年宁波新批外商投资项目495个，合同利用外资4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实际利用外资23.2亿美元。宁波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地区，2010年宁波外贸进出口跻身全国前十名，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829.04亿美元。宁波拥有众多开发区，包括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大榭开发区、宁波出口加工区，这些区域外向型高，开发开放较为完整；此外，这些区域还设定不同的优惠政策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目前宁波有众多外资企业，包括韩国三星重工、美国埃克森公司、日本岩井、印尼金光集团、泰国正大集团。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宁波在引进外资、技术及管理经验上有众多招商引资的创新举措，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示范区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的路径与策略选择

开展海洋经济国际合作，不仅是促进宁波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具备了一系列有利条件。尤其是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合理利用国外要素资源和巨大市场，提高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实现海洋经济振翅腾飞。

（一）引进国外资金及先进技术，促进海洋资源有序开发

资金与技术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虽然宁波经济实力雄厚，民间资本充裕，但其海洋经济投入较海洋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对不足，更缺少先进的核心技术，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不足。对此，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的投资政策，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如国际信贷合作、国际融资合作以吸收国外资金，充分利用国外风险投资，实现资金与项目的对接，包括无人岛的开发利用；同时发挥宁波渔业资源丰富的相对优势，鼓励外资企业直接或间接投资，促进海洋经济与渔业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进程。技术方面，可以通过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包括引进国外海洋科技人才、召开科技专题会、专家互换、交换科技情报、建立联合科研机构与培训中心或进行设备进出口等方式，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配置水平。换句话说，加强国际合作不仅在于引进资金、技术以提高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人才与先进装备的引进，改进管理体制，提高海洋经济创新能力，促进海洋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

（二）加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许多海洋经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投入都很高，并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形成了海洋产业园。如美国的大西洋海洋生物园和夏威夷海洋科技园、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海洋产业园以及日本的海洋科技中心。但受技术、资金等方面制约，目前宁波临港大工业突出，海洋先进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清洁能源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十二五”期间，国家将重点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及海洋新兴产业并给予战略支持。宁波可以与国外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合作，通过利用国外的科技成果，着力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为宁波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途径，为提升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提供支撑；还可以积极引导国外企业加盟，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促进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三）健全相关法规和合作机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资源和环境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优良的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发展将是无稽之谈。沿海各国对海洋开发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公共海域资源与环境也造成了极大污染和破坏，特别是突发性污染事件的应急、防范能力差，生态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具权威的海洋法规，公约明确表示各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为此，各国在发展海洋经济过程中，必须履行公约义务，同时树立全球意识，对一些欠发达国家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援助。为此，宁波应大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与治理工作，在制定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时，进一步明确海洋环境保护的义务，规范外商的行为，做好减排减污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在海洋环境保护的作用，构建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包括健全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及具体操作程序，设立专门的负责机构，明确海洋环境问题预防及解决措施和方法，促进宁波及全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人才；知识产权人才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170-01

虽然在知识产权学界“知识产权人才”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颖的概念，但对知识产权人才的重视却是政府组织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知识产权人才“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制定，既是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立足国内外知识产权形势需要、建立我国知识产权人才优势的重大举措，同时也表明了知识产权人才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突出地位。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知识产权人才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如何培养知识产权人才，但是对于“知识产权人才”这个概念却并却是从各自不同研究角度出发，没有形成科学的系统的知识产权概念观。对于知识产权人才的定义主要观点有以下三个：一、知识产权人才是复合型人才，需要通晓经济、法律、科技等各方面；二、知识产权人才是专业型人才，具有知识产权资格；三、知识产权人才是应用型人才，可以将知识、、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知识产权人才作为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它的定义应具备知识产权定义与人才定义的共同特点，同时也具有自身所独特的元素。我们根据上述观点全面概括知识产权人才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本质来定义知识产权人才：在社会某些方面具有一定能力，通过自身智力创造出的成果，转化为著作权和工业权，并能够申请、管理、应用、保护这些权利的复合型人才。

通过上述知识产权人才定义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人才并非简单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才或者应用、管理、保护知识产权的人才，而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复合型人才。首先，创造性。发现新事物、提示新规律、创立新理论、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作品、研制新产品、解决新问题等的思维过程，都是创造性思维的表现。知识产权人才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创造出以前未有的事物或者规律，这也是称之为知识产权人才的前提条件。其次，复合性。知识产权人才并非单一型人才，而是融合了很多领域专业性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他们需要懂得知识不光是自己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还包含了除此之外的很多辅助知识。再次，社会性。衡量知识产权人才的标准是其对于社会的贡献，所创造的成果是否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发明创造都有创造性，但是它带来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危害人类社会，决定了它是否被社会接受。知识产权人才所创造出来的事物必须发挥其正面功效，杜绝出现负作用。最后，层次性。根据知识产权人才所创造的成果的社会价值，可以将他们分为普通层次和高层次两种知识产权人才。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的创造成果可以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帮助，普通层次知识产权人才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积少成多同样可以创造出非常可观的价值。

知识产权人才可以按照不同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按照内容分类可以分成知识产权创造型人才和知识产权管理型人才。知识产权创造型人才是指通过自身智力创造出的成果，并将其进行转化为著作权和工业权的人才。知识产权管理型人才是指在知识产权产生后通过申请、管理、应用、保护等一系列工作来运行知识产权的人才。

第二，按照层次分类可以分成普通知识产权人才和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普通层次人才是指在社会中创造的成果主要被运用于普通层次领域，对于社会的贡献较小。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重点领域中创造出巨大成果，对社会贡献巨大的人才。

第三，按照从事职业分类可以分成研究型知识产权人才和实务型知识产权人才。研究型知识产权人才是指从事知识产权制度研究的人才，他们主要工作就是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使之更加适应社会需求和与国际接轨，保护本国利益。实务型知识产权人才是指从事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转让的人才，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实务人才和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人才。

知识产权人才已经深受世界各国所重视，一个国家拥有知识产权人才的数量、质量、层次、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知识产权引入较晚的国家，我们已经和别的国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以及人才数量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我们需要在明确知识产权人才概念的基础上，抓住知识产权人才的特性，大力培养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多从国外引入先进领域的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只有多拥有、多培养、多引进知识产权人才才能让我们国家的实力永远保持在世界前列。

参考文献

[1] 赵恒平，雷卫平.人才学概论[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