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将传播的路径抽象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这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而凯瑞更为认同的传播路径是后者,他将“传播的仪式观”定义为“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提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从本质上讲,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交流是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著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国际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2]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9.

[3]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2)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技术手段上。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文化传播与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可见，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为便捷。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篇(3)

目前还未有较为完善的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评价体系，《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版）》的推出对于定量评估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有开创意义，在此基础上遴选出的《2012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及《2012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对学术期刊走向国际有促进作用。本文分析探讨了该评价体系的意义及完善方向，并从办好中文期刊、重视计量评价工作、客观对待评价指标、提高学术论文质量、重视编辑力的提升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办好学术期刊，使其走向国际。

关键词：

国际影响力 学术期刊 CAJ-IJCR 定量评估 引文数据 编辑力

一、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评选的意义

我国学术论文的产量已排到世界第2位，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数量仅排第9位，国际影响力较低。如何提升中国学术论文的国际影响力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学术论文的载体，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对学术论文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积极影响。如何衡量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如何使我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进而走国际化发展路线？这些问题随着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评选的开启带给我们新的思考。我国学术期刊从关注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已走过十余年历程。[1]而大家所做工作以及关注点，还停留在定性评估，或者是个别期刊在做定量工作，没有上升到对整个中国学术期刊界进行定量评估。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以及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版）》（简称2012年CAJ-IJCR），通过定量的方式让期刊界清晰地认识到各自期刊在国际上的传播情况，有利于了解国际读者和用户需求，准确把握国际化发展方向和出版定位，全面提高国际化办刊能力，更好地走科技强国之路。在其基础上又评选出了《2012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及《2012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本次CAJ-IJCR对5000余种学术期刊的国家影响力进行了定量评价，这一工作具有开创意义和实际价值，对我国整个学术期刊界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实事、要事，有助于定量化深入了解国际读者和用户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化发展方向和出版定位，进一步加快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步伐。

二、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评选体系进一步完善方向

1. 扩大引文数据库来源

2012年CAJ-IJCR引文统计源仅采用SCI（科技类）、SSCI和A&H（人文社科类）收录期刊，EI、SA、CA、JICST、ISTP、ISR等其他世界重要检索系统收录期刊则未被纳入统计源，而这些检索系统收录论文的状况是评价国家、单位和科研人员的成绩、水平以及进行奖励的重要依据之一。显然，目前CAJ-IJCR 引文统计源仅采用SCI影响了统计结果的真实性。因此，其他几家重要检索系统收录期刊应当列入引文数据库来源。

2. 增加计量评价指标

2012年CAJ-IJCR以载文量、可被引文献量、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等作为计量评价指标，而北大图书馆推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评价指标是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响因子、被摘率、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推出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则采用了多达22项评价指标。[3]尽管评价指标的多少不能说明评价体系的客观及科学，但在分析研究影响力的时候，选择的评价指标尽可能囊括对影响力有关的指标进行考量则是必要的。2012年CAJ-IJCR评价体系对“引文”过于偏重，如5个计量评价指标中的可被引文献量、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等4项内容直接关联“引文”，显然这种情况很难客观反映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其他计量指标如被索量、被摘量、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web下载量等也能很好地反映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3. 合理划分学科

2012年CAJ-IJCR总共设置了50个学科分类，而《要目总览》（2011版）则设置了74个，[4]《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12版）为61个，[5]可见三者之间对学科分类的划分标准尚存在争议，而2012年CAJ-IJCR设置50个学科类别确实不能准确描述个别学科交叉期刊的类别，如《体育学报》《管理工程学报》等。而学科划分不明确，直接影响该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期刊的定量评价工作，毕竟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的评选是按照学科分类来分别遴选的。

三、提升影响力办刊思考

1. 办好中文期刊也可以提升国际影响力

2012年CAJ-IJCR评选出的 “2012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中中文科技期刊占70.6%，中文人文社科期刊占95.6%，说明中文期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国际影响力的大小并非由期刊语种决定的，英文可以，中文也可以，走向国际并非一定走英文化路线，关键还是要看期刊论文内涵。好的论文反映了所在领域的研究水平、技术水平。只有整个行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提升了，研究成果才有参考引用价值，影响力才会得到提升。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做好局部内容英文的处理工作非常重要，如文章标题、摘要、参考文献的英文处理等等，这些是一个窗口，是提升影响力的便捷途径之一。

2. 重视计量评价工作

2012年CAJ-IJCR给出了5025家中国学术期刊国家影响力引证报告，而我国学术期刊数量远不止这些，如此庞大数量的学术期刊要想全部获得高影响力是不现实的。根据“二八”定律，20%的学术期刊将占80%的影响力份额，而这次CAJ-IJCR给出的影响力评价数据也基本验证了这一认识。显然，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不会平均到每家期刊。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如何提升自身期刊的影响力，计量评价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应先稳固国内市场地位，再进军国际市场，其中，计量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选取非常重要。立足国内应从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响因子、被摘率、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计量指标入手，提升内涵质量；面向国际应从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指标入手，提升影响扩散力。评价方法最好采用归一化方法，并且能够根据各项指标影响力的大小赋予不一样的权重，尽量做到客观、准确、合理。

3. 客观对待评价指标

影响因子是期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年总数的比，它是一个相对统计量，可以评价各种期刊，同一学科下，影响因子越大该刊的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目前期刊评选的主要评价指标就是影响因子，如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这也导致了目前各数据文献情报系统、读者，以及期刊本身过于强调影响因子的作用。很多期刊把精力放到影响因子的提高上，滥引、错引、自引现象日益严重。如某石油天然气工业类老牌杂志，1992年至2004年一直是北大图书馆评选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选，但该刊把提高影响因子的措施用到加大自引上，自2009年至今他引率低于0.5，于2012年跌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教训深刻。中国知网的研发者对影响因子指标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影响因子指标体系，分别从复合类、综合类、基础研究类、技术研究类等方面计算影响因子，客观上促进了业内对影响因子的认识。其他计量评价指标如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也应辩证对待。学术期刊应当正视各评价指标不同带来的差距，认真分析总结，寻求解决办法，把论文质量放到第一位。

4. 提高学术论文质量

计量指标都是外界对学术期刊的评价，而真正影响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内在因素是学术论文质量。当然，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论文质量高，会促进计量指标的提升；而计量指标的提升，会吸引高质量论文。如何提高学术论文质量？首先吸引、培养一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吸引优秀稿源。一方面加强与研究院所的教授专家沟通联系，保持约稿；另外一方面挖掘培养有潜力的年轻人，在论文写作上给予指导，并提供适合成长的平台。其次，完善论文评议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不能保证期刊的正常运转。通过同行评议，借助同行外脑作用，可以加强对论文质量的监督，并能够提高论文质量。在同行评议过程中，注意回避原则、匿名原则。第三，借助网络信息资源。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已为业内人士所认同，在学术不端检索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资源，期刊杂志社应用好这些资源，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一方面净化学术论文环境，另一方面提升期刊品位，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动。

目前业内对编辑力提升方面的研究探讨较多，取得了较多成果，[6-8]在此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编辑力的提升对影响力的加强起到正相关作用。排版精美、策划精细的期刊更利于传播。

在2012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的名单中，《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再次入选，这是其继2008年来连续3年与“百杰”无缘后的首次入选，与该学报一贯坚持的办刊理念密不可分。该学报强调编辑力对期刊质量提升所发挥的举足轻重作用，具体做法是：[9]从初级产品的编辑加工入手，提高期刊论文的层次；通过组织同行评议和编辑的编修指导，将一般性的文章提升为较高水平的论文；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专业素质，借助编辑出版特长来帮助青年学生和教师，将比较粗糙、幼稚的文章提升为严谨的学术论文。可见，编辑在科学技术传播过程中起着枢纽作用，编辑的劳动创造对技术论文的传播起到增值作用，反映编辑处理能力的编辑力的重要程度毋庸置疑。因此，科技期刊在重视专家作者群的同时，不能忽视编辑队伍的培养，在“内外兼修”的情况下期刊才会有长足发展。

结 语

事实上，期刊的发展与否取决于期刊本身的质量，期刊的影响力也取决于期刊本身质量，做精品论文、精品期刊，是期刊的责任。在立足国内影响力提升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还有一段较为漫长的路走。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发展环境，这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徐晔.提高我国医学科技期刊质量，努力增强国际影响力[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2，12（5）：109-111.

[2] [4]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5]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6] 李军领.编辑力“五力模型”试探[J].编辑之友，2011（4）：71-73.

[7] 糜倩，万山.编文与做人――对提高编辑力的思考[J].编辑之友，2010（7）：82-84.

[8] 贺圣遂.编辑的信仰、能力与服务精神――从《编辑力》看如何做一名优秀的现代编辑[J].编辑之友，2007（5）：13-16.

篇(4)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篇(5)

学科方向设置较细，细化学科方向的课程体系较完善

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个别学科方向设置较细。如本科阶段设有医疗新闻学。医疗新闻学包括编辑（医学）；特写写作（医学）；适用于卫生专家的排版设计；适用于卫生专家的出版法和伦理；适用于卫生专家的专业写作；新闻的语境；医疗保健工作政治学等课程模块③。再如，硕士研究生阶段设有传播政策。该专业所包括的必修课程模块有传播政策的政治分析（必修）和学位论文专业指导；第一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技术和传播政策；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学习技能；第二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全球化和媒介；政治传播；媒介受众；性别，暴力和政治；政治传播等④。

点评 ：学科细化与学科的深入发展息息相关。与欧美国家相比，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传播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不算久。因此，中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总的来说存在学科方向设置线条粗疏的问题。当然，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和学界研究的细化，一些细化学科正逐步被列入教学方案。譬如奥运报道、健康传播等。但是，由于这些教学方向完整体系的形成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这些被细化出来的学科方向往往跟其他早已成型的学科方向难以有明显的界线，难以突出细化学科方向个性化的东西。不过可以期待的是，不管是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来看，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应该并且会朝学科细化的方向发展，横向学科细化以媒体类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为维度；纵向的学科细化以传播内容所属领域或学科领域（如体育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健康传播、传播政策等）为维度。

体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

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此点可由针对新闻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略见一斑。

另外，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以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学硕士课程《新闻理论》为例，该学习模块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新闻业与互联网、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

点评：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现今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最早借鉴于苏联。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90年代之前），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 “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⑥。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教育差别较为明显

英国大学本科学制3年，硕士研究生学制1年。本科生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而是一般要经历提交申请、面试、录取等程序。一般可以同时申请6所学校。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所提供的本科生教育包括媒介学和医疗新闻学。所提供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包括传播学、传播政策、针对国际学生的新闻学研究、媒介管理，摄影新闻学、公共关系等。

本科生阶段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重（甚至更重实践）。学生一般每学期要修两门理论课，两门实践课。前者包括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全球化、媒介消费、传播法方面的课程。后者包括印刷、在线和广播新闻、电视制作、广播制作或公共关系等。学生入校后，即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侧重某方面的实践。譬如对电视制作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实践课上学会摄影、编辑视频、制作演播室节目和制作纪录片等所需的技能。本科阶段的理论课在讲授时“多结合案例，与实践紧密相联，并不注重深入系统地介绍理论”⑦。多以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的形式组织课堂。

硕士研究生阶段主要是深化学生的理论积累和培养其做研究的能力。实践课的重要性下降。理论课多以专题形式组织，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如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理论这门课涉及大众传播与现代化、发展传播学、意识形态与霸权、传播与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等专题。课堂组织形式除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外，还包括一对一与导师面谈。在与导师面谈时间内，学生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老师深入探讨，老师会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点评：国内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本科阶段教育与硕士研究生阶段教育之间并未泾渭分明。一些在本科阶段学过的内容还会出现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途径也许是更准确地把握不同阶段教育的定位，拉开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距离。譬如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要教好本科生“怎样做”，可能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如硬件设备。硬件设备不仅体现在量上――量不足就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充足的熟能生巧的机会；而且还体现在质上――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用20世纪80年代的设备来训练21世纪的学生只能事倍功半。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并不意味着只培养“匠人”，而是说，这是本科生教育的基本使命。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亦即侧重于引导学生学会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描述现实、解释现实、预测与控制现实。

博士研究生教育程序控制严格

博士研究生学制3年。拿到学位之前，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提交研究计划――面试――注册――身份转换――提交论文――论文答辩。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但要提交研究计划。如果学校认为有导师可以指导申请者将来的研究，就会组织面试，以了解其对该研究论题的把握程度及未来的研究潜力。申请者面试通过就会被录取。正式入学后就要在导师指导下有步骤地开展研究工作。首先要大量阅读与研究论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学图书馆间资源共享，许多政府或社会网站上的信息完全公开，因此可供学生利用的信息资源特别丰富）。一年级第二学期初要经历注册程序，学生要准备书面材料，老师以面谈形式检查学生此前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二年级末要经历身份转换程序，一般需提交字数约为毕业论文1/3的报告，如果顺利通过专家小组的面试，身份就可由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 ) 转为PHD候选人(PHD Candidate)，如果未通过，就不能转换身份，只能修改后重新经历身份转换程序。身份转为PHD候选人后，就可正式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接着是提交毕业论文及论文答辩⑧。由于目标清晰可见，博士研究生从入学的那一刻起就以理论突破为目的，并且有着明确的研究论题。由于导师与学生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能确保学生的研究论题尽可能落在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范围内，所以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很充分地得到导师的指导意见。通过环环相扣的程序，一步步地完成始定的研究论题，可谓三年磨一剑。

点评：国内博士研究生阶段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学生所选定的研究论题与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出现错位，以致导师在指导学生做研究时不能那么游刃有余。此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导师，而在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并未能完全顺畅地运转。

留给学生主动寻求知识的时间与空间

英国高校教育每一学年包括两个学期，每学期正式上课时间为12周。2006年第一学期始自9月18日。第二学期始自1月15日。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只要求本科学生每一学期选4门课。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量要求不一，但也不算很多。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要求学生在一年内修完3门核心课程和5门选修课程。公共关系硕士教育要求学生在一年内学完4门必修课和2门选修课。

点评：英国高校教育的工作量是每年24周，比中国少了近1/3。不仅如此，而且由于理论课上小组讨论和与导师面谈会占去相当多的时间，因此用于讲授的时间就更少了（每门理论课每学期约讲授十多个小时，当然也有的课会多些）。“老师只是给学生拉出一个知识框架，学生可以利用大量课余时间自己去探索、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13

必修课数量不多，选修课丰富

必修课程一般为核心课程，其在学生所修的全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每学期1-2门。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必修课只有3门。可供选择的选修课则包括13门。

点评：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中国不少高校的必修课所占比重较大。不过此点只能作为一个客观差异来看待，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

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灵活

学生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很多老师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譬如对本科阶段新闻学方向的学生来讲，老师会根据论文和设计方案来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根据实际操作，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分析自己工作的日记等评定实践课的成绩，没有期末考试。

点评：老师到底以何种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一种方式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都是有条件的。

学生反馈全面

威斯敏斯特的学生在学期末会拿到一份学生反馈问卷，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这份问卷设计得相对较为详细，不仅会涉及授课本身，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教材等。以2006年该校学生拿到的反馈问卷为例，整份问卷共分为9个部分，前6部分为客观题，后3部分为主观题。分别为组织；材料与设备；讲授（lecture）；小组讨论和实践/设计；评价；综合评价；你的观点；背景信息；附加问题。每一客观题均包含五六个六级量表。

点评：教学本来就是个双向传播的过程。传播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馈的情况。由于学生反馈意见的根据是自己接受教育的效果，而教学效果不光会受到课堂教学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教学设备、试验室设备、图书馆资源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将这些内容包括在学生反馈问卷中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注释：

①

②

③wmin.ac.uk/mad/page-400

④wmin.ac.uk/mad/page-269

篇(6)

1医学期刊概况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收集2016年在有CN刊号的医学学术期刊60种作为研究样本，统计这60种期刊的出版刊期、出版语种、收录数据库，有无网站，有无公众微信号，是否中文核心期刊或科技核心期刊，结果详见表1。在此基础上，根据2016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数据，对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数据库收录的39种广东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海外作者、地区机构、综合排名等指标进行分析。

60种医学科技期刊描述性分析

60种医学科技期刊中有39种为科技核心期刊、17种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60种期刊中有3种英文期刊，其中英文期刊《癌症》是广州唯一医学类中被SCI收录的期刊。从刊期上看，有5种季刊、28种双月刊、22种月刊、5种半月刊；从收录国内外数据来看，60种杂志均被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收录，30种被国外数据收录。大部分期刊有独立的网站，15种期刊未检索到网站。30种期刊没有检索到微信公众号，详见表1。39种医学科技核心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为0.499，低于全国科技核心期刊平均影响因子（0.594）。影响因子在1以上，只有《南方医科大学学报》《中华显微外科杂志》和《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全国科技期刊基金论文比平均值（0.59），而医学期刊基金论文比平均值仅为0.499，仅有12种期刊超过平均值。其中，《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南方医科大学学报》基金论文比超过0.9和0.84。海外论文比除了《癌症》为0.3，其余期刊都非常低，基本为国内作者投稿。大部分期刊其作者来自国内各个区域，分布的机构也较广。分析39种期刊在1985种科技核心期刊综合评价排名，仅3种在100名内，9种期刊在500名内。以上数据表明，医学期刊总数不少，但整体水平层次不齐。

2医学期刊发展的优势

对医疗投入越来越重视

2016年，召开的全省卫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提出了建设“卫生强省”的目标，拟投入116亿深化医疗改革；医疗卫生资源稳步增加，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医疗保障体系、制度日益完善。广东卫生事业的发展，间接促进医学期刊质量的提高，为广东医学期刊的发展和开拓带来更广阔的天地。

有高水平大学和医学重点学科的支撑

目前，5所医学高校中，中山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均为国家重点医科大学；有人民医院、南方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十几家三级甲等医院；国家级医学重点学科有30多个。高校和重点学科拥有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具备先进科研设备和技术，有利于科研成果的产生，从而有高质量的。本研究结果显示，《南方医科大学学报》《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华肾脏病杂志》《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和《癌症》等期刊的影响因子、综合评价指标在医学期刊中名列前茅，可能与这些期刊的主办单位如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著名高校所属的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有关。

医学期刊各有侧重点

医学期刊中高质量的综合性医学期刊，如《南方医科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和《实用医学杂志》的地区分布和机构分布都非常广。虽然某些刊物由于语种的限制，海外论文比并不是很高，但是其国际影响力还是非常高，如2016年《南方医科大学学报》在入选的175种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期刊中进入TOP5期刊行列，被SCI数据库引用高达800多次。有的高质量的学科专业性期刊，如《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神经医学杂志》《中华肾脏病杂志》和《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其在专业领域内分别名列前茅。《癌症》为英文版，被SCI收录，其海外论文比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广。

3医学期刊发展的劣势

评审机制导向使高水平稿源流失

优质稿源是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基本保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医院在职称评审时，将SCI期刊作为重要的评定指标，这种政策导向使很多高质量的稿源投到国外刊物。优质稿件的流失导致期刊的影响力下降。从本研究的39种科技核心医学期刊被引情况看，影响因子大部分都不高，几乎很少超过1。另外大部分医学期刊为双月刊，甚至季刊，出版周期长。周期长，从投稿到发表常常需要1年时间，使论文信息价值降低，其引用率自然下降，同时导致更多作者不愿投稿，进入恶性循环［6］。3.2国际化程度不高医学期刊中有30种期刊被国外各种数据库收录，包括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医学索引》（Medline）、《化学文摘》（CA）、荷兰《医学文摘》（EMBASE）、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Scopus）、俄罗斯《文摘杂志》（AJ）。SCI和Medline被作为评价期刊影响力重要指标，表1结果显示，仅《癌症》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7种期刊被《医学索引》（Medline）收录。从海外论文比中，不难发现除了《癌症》外，大部分期刊很少有海外作者的投稿，有的几乎没有。除了国际稿源的缺乏，有国际编委和审稿专家的医学期刊也很少，有的虽然聘请国外著名科学家作为编委，但常常是一种摆设，很少发挥真正的用处。医学期刊除了《癌症》《岭南心血管杂志》（英文版）、《眼科》外，其他均为中文刊，由于语言的限制，也成为不能吸引国际稿源的重要原因。应用DOI也是反映数字化出版、国际化程度的一种表现。江霞［7］对67种医学期刊DOI表注进行分析，发现有DOI号的期刊总数为47种，占70%（47/67），与全国医学期刊比较，标注比例明显偏低。

篇(7)

关键词：

中文学术期刊 走出去 国际化 学术评价

2012年9月由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发起召开了精品国际科技期刊建设和发展座谈会，这是国内首次就如何打造更多中国人主办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所举行的高端学术研讨。与会代表认为，应推进中国学术期刊实现高水平的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精品学术期刊，使之进入国际一流期刊行列。

一、“走出去”的经验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学术期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开始有期刊跻身于世界一流期刊行列。截至2010年，我国已有138种期刊进入SCI，平均影响因子0.904。[1]那么，我国学术期刊如何才能进入国际顶级行列呢？

1. 语言国际化

目前的国际一流期刊一般都是全英文期刊。首先，英文刊物更利于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毕竟目前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多为英美国家，使用的语言也多为英语，学术期刊要获得国际认可，以英文的形式出现，显然更易于得到国际评价机构的了解和关注。其次，英文期刊更利于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国际学术界使用最多的还是英文，英文学术期刊自然更便于学术上的交流，也更便于得到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者的承认和认可。最后，英文期刊更利于吸引国外学者的高水平文章。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国内学者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后，经常在国外期刊发表，但由于语言的差别，我国的学术期刊却鲜见国外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国学术期刊向国际顶级水平迈进，而英文期刊通过语言的“国际化”，打破了这种隔膜，因而大大推动了学术期刊的发展。

2. 评审程序国际化

高水平的稿件是学术期刊的生命。我国目前的顶级学术期刊一般实施的都是稿件三审制度，即责任编辑的初审、专家的学术评审和主编的终审，应逐步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这样，可以对文章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等提出意见。同时聘请一些外籍学者为其英文题目、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把关，为加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创造了条件。

3. 期刊编委会国际化

学术期刊要成为行业内的一流期刊，须拥有一个国际范围的编委会，这些国际化的编委不仅可组织国内外的稿件，且可提高学术刊物的国际知名度。如果没有一支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强影响力的学者型编委队伍，刊物很难拥有国际视野。例如，第一家被AHCI收录的中国内地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有近1/3的外国编委。这些编委提供咨询意见、参与审稿工作，也帮期刊约稿、向期刊推荐稿件，对期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4. 出版模式国际化

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国际学术界，同国外出版公司合作也十分必要。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主办的《细胞研究》，其影响因子为9.417，是我国影响因子最高的学术刊物，它的成功与和英国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负责期刊的学术审查和国内的出版，外国出版商负责该刊在国外的出版发行以及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同时，在正式出版前国外出版商还有专人对期刊的英文进行再次核定。这种国际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节省成本，占领国际市场。

二、“走出去”的瓶颈

1. 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学术期刊实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分级管理制度，主要根据办刊部门的行政级别将学术期刊人为地划分为“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或“一级刊物（A类）”“二级刊物（B类）”，这实质上只是学术期刊的管理方式，而不具有学术评价的内涵。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了“中国期刊方阵”，包括“双高”期刊、“双奖”期刊、“双百”期刊和“双效”期刊评比工作的开展，这种评奖虽然仍是政府主导，但已有了学术评价的意味，并掀起了学术期刊评价热潮，各省、市各级主管部门都开始了期刊的评奖活动。但这些评奖水平参差不齐，评价标准高低不一，很难准确地反映期刊的学术面貌，更不可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连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也认为，“期刊无国家级、地方级的区别，目前国家与地方期刊的评比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无关，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没有制订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2]

2. 缺乏在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比较权威的数据库包括：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中国期刊引证报告（CJCR）等，这些数据库中收录的期刊一般都经过权威专家的严格评选，一般被认定为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我国很多机关、高校、研究所也以此为依据作为评审、报奖、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这些期刊数据库建立了我国学术评价体系，对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和学术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数据库都是仿效的SCI、EI、AHCI等国外数据库的评价标准和遴选程序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在遴选期刊时不可能考虑到中文期刊的特点和情况，而是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标准”，将中文学术期刊裹挟到世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之中，这种标准是否适合中文学术期刊？是否真正有利于中文学术期刊走向世界？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学术水平的提升？还都存在着不少疑问。

3. 缺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近年来，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突飞猛进，世界学术殿堂里越来越多地响起了中国学者的声音。2009年，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为12.75万篇，占世界份额的8.8%，位列第2位；中国论文为9.79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3.9%，位列第1，超过第二名美国7个百分点，增长率为9.5%。即使不含港澳地区，中国内地也达到9.31万篇，比2008年增长了9.4%，占世界总数的份额为22.7%，仍排名世界首位。[3]

论文数量的飙升，并未带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兴盛，反而因为高水平文章都发在了国外期刊，导致中国学术期刊陷入了“稿荒”。周光召院士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产生了偏颇，片面强调影响因子的作用，对在国外发表的论文给予较高的认可度及高额奖励，导致国内许多高水平论文外流。”[4]

4. 语言的障碍

语言的多元化是学术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包容、开放的学术研究也必然应该允许并鼓励多种语言的存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SCI、AHCI等国际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却很少接纳非英文的期刊。“如今，英语作为主要的国际学术语言的地位不可动摇――事实上，国家性的学术系统热情地接纳英语，以此作为国际化、参与竞争及晋级为‘世界级别’的关键手段。然而，英语的统治地位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日趋成为以使用英语的主要学术系统为主导的霸权统治，且给不使用英语的学者和大学带来了挑战。”[5]

三、如何“走出去”

1. “走出去”的姿态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必将走向世界，世界也必然会接纳来自中国的学术期刊，这是中国实力发展和国力提升的必然。然而，“走出去”时的姿态却是可选的。

（1）“低着头走出去”。指完全按照国外的评价标准对中文学术期刊在评审程序、装帧印刷、版式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目前，国内一些期刊已在着手开始这方面的改变了，并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然而，以这种姿态走出去，是将国际学术期刊评价的话语权拱手相让，必然伴随着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地位的旁落，从而沦为国外评价机构的“打工仔”。

（2）“昂着头走出去”。昂着头走出去，是指在遵循国际学术期刊发展规律，充分参考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文学术期刊特点制订一套符合中文学术期刊发展和中国学术环境发展的评价体系，从而推动中国学术成果同世界的交流与融合，进而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和中国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这种姿态的核心是“以我为主”，建立自己的期刊评价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目标是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掌控力，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前一种姿态更多的表达的是对“国际规则”的臣服与顺从。而后者则是在充分表达国际交流与承认的同时，更主张一种自我的表现。

2. “走出去”的方法

明确了“走出去”的姿态，还应掌握走出去的方法和步骤，合理、恰当的方法可以加速中文学术期刊“走出去”的进程。

（1）评价标准“走出去”。在现行的学术评价标准被国际上的几大索引机构所垄断的情况下，中文学术期刊要“走出去”似乎必须得到这几大检索的认可。这在无形中消解了学科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对中国学术特性与传统的压制和排斥，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学术价值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根据SCI或其他外来机构的排名――也就是说不应该将评价的权力交予外国人。尽管基于本国的评价不容易实现，这样做却很有必要。以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在国内和国际的出版活动之间做到适度的结合，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活跃的研究团体。最根本的是，要对本国的科学和知识团体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6]

因此，要建立一套适合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的评价标准，这套标准应独立于现行的几大检索之外，形成一套独立的评价标准。同时，这套标准还要符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使其拥有成为国际标准的潜力。

（2）语言、文化“走出去”。中文学术期刊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首先使语言和文化走出国门，毕竟这两者是中文学术期刊的基本载体。可喜的是，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就是很好的例证。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300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孔子学院先后举办了近7000场次的文化活动，参加人数达200多万。孔子学院已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3）发行出版“走出去”。目前，我国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大多与国际权威的出版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国外出版公司将学术期刊境外发行，对于提升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保证学术内容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在封面、印刷等方面，可由国外的出版公司对期刊进行适当的“包装”，以便更好地在国外传播，让更多的人看到并喜欢中文学术期刊。

（4）高水平文章“请进来”。文章的水平最终决定一个期刊的学术质量和业界口碑，中文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就必须吸引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方面，应加强策划和组织，紧跟国际学术热点，并结合我国重大战略需求，发掘一批国内高水平学术论文。另一方面，还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一批国外学者的高水平文章，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更便于同国外学术界交流，只有将高水平的论文“请进来”，才能使中文学术期刊更好地“走出去”。

结 语

综上所述，首先，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思想、介绍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争鸣的重要窗口和媒介，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学术期刊还具有学术评估功能，能在本学科的顶级刊物或高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是研究者们始终不渝的追求。《Nature》《Science》具有这种功能，SCI、EI、CSSCI同样具备这种功能。研究者希望能在更高级别的刊物，以获得学术界更多的认可和关注；学术期刊希望能成为业内的顶级期刊或权威期刊源期刊，以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最后，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也是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体现。目前、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多数高端期刊是英文期刊，中国学者最好的原创论文基本上也是翻译成英文后投向这些期刊。但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学术研究是非常严谨的，但中文翻译成英文后一些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甚至扭曲，肯定会影响原思想的表达（这一点在社科类论文中尤其突出）。另一方面，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文章首发权对科技成果的占有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英文期刊几乎完全掌握着首发话语权，这就使得中国研究者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文学术期刊。

总之，中文学术期刊只有获得更多的业内关注，掌握更多的学术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推介中国学术思想、传播最新的学术成果，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中国科技、中国思想和中国思维。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评价[M]，2010-04-26.

[2] 关鉴航.我国社科期刊评价体系的探索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6）.

[3] 李大庆.中国SCI论文统计：突出被引次数，弱化发表数量[N].科技日报，2010-11-28 .

[4] 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