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多样性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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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我国许多地区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优化产业结构无疑是我国许多地区经济政策面临的巨大难题,其中多样化是一个普遍的做法。然而成功的多样化政a策须建立在透彻了解区域产业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产业多样性的内涵,分析了多样化和专门化各自的优劣,并就如何推进产业多样化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产业多样性 产业结构 专门化

问题提出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席卷了全球经济,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大的下滑,特别是一些专门化于某类或几类制造业行业的地区。在危机来临时,这些地区的企业大批破产,工厂大量闲置,经济陷入衰退,这些区域经济的共性是过于依赖某些出口制造业行业。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我国许多地区经济结构的脆弱性,然而金融危机是导火索而不是问题的根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比较优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尤其是部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墨西哥的水平十分接近,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我国的水平。调查显示,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的用工成本仅相当于我国沿海地区用工成本的38%。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是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产业大量外迁的现象。2006年统计显示,广东东莞有1003家外企关闭,比一年前增加了三成,2007年仍呈现上升趋势。数据表明了东莞正在经历部分传统产业的外迁,而新产业却未能递补进来的局面。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我国许多城市将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那些专门化于某些制造业行业的城市,产业外迁使得产业结构更加脆弱,甚至使得经济立即陷入萧条。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过于单一的经济将难以自我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很可能因为产业外迁或者产业本身的生命周期而陷入衰退和萧条。应对外迁需要这些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普遍的做法是推进产业多样化,从单一的增长动力转变为多种经济增长动力。然而目前国内对于产业多样化的研究十分缺乏,盲目的产业多样化反而会降低地区经济的竞争能力。正确的产业多样化政策必须建立在透彻了解产业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基础上。

产业多样性的内涵

产业多样性本质上就是关于经济成分或经济构成的一个量,那么研究产业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也就是研究经济成分与经济表现的关系。长久以来产业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在经济研究中被忽略,经济理论着重关注投入增长和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近来受到了关注,在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中,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多样性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是各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产业多样性通常被用来指代经济多样性,但是韦晓宏(2008)认为经济多样性主要指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的多样性。产业多样性的概念本身在不断的深化。在初期,产业多样性的概念仅仅关注产业种类的多少。产业种类的多少是多样性的一个方面,产业种类的增加提高了经济多样性,然而产业之间的分布对于多样性也是十分重要的,Parr(1965)把多样性定义为“区域经济活动在一定种类的经济活动间的分布程度”,而Attaran(1987)运用“不同产业间就业的均衡”来度量多样性。

大部分文献对产业多样性的理解基本建立在产业种类的数量和产业分布均衡程度的基础上,认为产业种类越多,产业分布越均衡,那么产业多样性越高。然而这种多样性概念存在缺陷,虽然两个地区的产业种类数量一样,而且就业在各产业间的概率分布一样,但是两个地区产业多样性的含义却可能截然不同。

近年来,产业多样性概念不断得到发展。其中一个发展是认为产业多样性应该考虑不同产业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个方法是把多样的产业看作地区的投资组合,投资组合的方差矩阵就能够反映产业间的部分相互作用,也能够用来反映产业多样性。Conroy(1972)提出把投资组合理论应用到区域经济多样性和多样化研究中。依据这个思路,经济多样性不是基于行业数量和区域经济活动的均匀分布,而是通过显性的经济关系来定义和度量。

另一个发展是认为产业多样性应该是多层次的、综合性的。Attaran(1987)把多样性分解为部门内多样性和部门间多样性,而Koen et al(2007)把多样性分解为相关多样性和不相关多样性。另外Siegel et al(1995)指出,多样性和多样化具有许多定义和使用领域,需要区别多样性和多样化。名词多样性和形容词多样的是指:“不雷同、差异和多样的一种状态”。而动词多样化和名词多样化指:“使得事物更加不雷同、有差异的和多样的过程以及选择资产降低风险的过程”。

产业专门化与多样化选择的争论

关于区域经济应该专门化还是多样化的争论由来已久,相关的研究十分丰富,然而至今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产业专门化的收益在短期内是明显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Marshall (1890)。空间内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带来成本优势,例如劳动力群体的专业化、供应商的专门化以及生产商的生产专业化都能够带来收益。专门化的收益在产业集群政策中得到了体现,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集群能通过各种途径带来递增的收益,而专门化就是重要途径。然而产业集群过于强调专门化的收益,而淡化了专门化的弊端和多样性的潜在收益。专门化的弊端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门化往往和经济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一个地区经济过于专门化往往使其过于依赖特定产业,也就容易因为支柱产业的外迁或者生产周期进入晚期而陷入严重衰退。区域经济学家认为具有更高产业多样性的地区可以获得更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更低的失业率,主要原因是经济多样性可以消除该区域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波动;二是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往往使得区域经济被“锁定”,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难以寻找到其它发展方向,因此最终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这两方面看,虽然专门化可以使得区域在短期内获益,但是却不利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经济理论学家和区域经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识到多样性带来的收益,Frenken et al(2004)认为产业多样性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产业多样性的收益体现在许多方面,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可以提高区域学习能力,但是最受关注的是产业多样性能够通过动态外部性提高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有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Jacobs(1969)强调关于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多样性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使用美国的数据,Glaesere tal.(1992)得出竞争与多样性都会促进创新和增长。Gilles and Diego(2001)认为多样化有利于技术创新,在具有迁移成本的学习过程下,城市多样化具有动态优势。Pierre and Frederic(2008)认为区域经济多样性有助于企业家活动,其中广义的企业家活动可以定义为新经济活动的创造和技术创新的追逐。Pierre(2001)指出知识溢出的传统分析方式存在某些缺陷,并基于知识如何创造和在个人之间流动给出了另外的分析方法,认为专门化可能牺牲自发的区域多样化,从而阻碍了创新与生产。

专门化和多样化各有优劣,争论仍然悬而未决,仅仅通过对比二者的优劣难以获得进一步的结论。一个重要的思路是认为专门化和多样性的收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区域的特征不一样,多样性和专门化带来的收益就不一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样性水平是利益权衡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均衡结果。到底产业多样性具有哪些内在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对产业多样性的影响有多大?理论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对此愈发关注。

如何有效推进产业多样化

虽然许多地区的经济政策决策者开始认识到地区产业多样性的必要性,也开始推进多样化,例如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实施了产业多样化战略。在国外,最典型的是中东石油国和非洲国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近年来不断敦促非洲国家实现产业多样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也积极采取产业多样化战略,例如英国商业大臣曼德尔森指出,英国未来经济必须多样化发展,金融业、制造业和技术产业相互协调十分重要。产业多样化已经成为许多地区或国家的共识。然而制定正确的产业多样化政策,必须透彻了解多样性的空间分布以及多样性水平的决定因素。

首先,必须明确区域产业多样性具有内生性,区域的特征决定了该地区对于各种不同产业的吸引力,也就决定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样化战略应该基于如何增强区域对于不同产业的吸引力。

其次,需要协调好集中发展重点产业的战略和多样化战略。基于区域经济的定位以及自身所拥有的禀赋优势,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且具有成长性的产业是合理的。多样化战略应该辅助支柱产业发展战略,在重点发展的基础上注意均衡发展,防止重点发展演变成单一发展,确保经济增长动力的多元化。

最后,城市经济、竞争性市场和良好的交通通讯设施有利于城市保持较高的经济多样性。城市经济的重要表现是动态外部性,表明不同产业之间知识溢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能够使得区域经济吸引更多样化的产业组合;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企业必须不断寻求多样化机会,努力创新,这样才能获取超额利润,因此更有利于经济多样性。Chinitz(1961)认为竞争的环境更能孕育企业家精神,带来产业多样性;良好的交通通讯设施是企业选址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能够便利企业的经营,节约成本,并提供更为便捷的信息资源,有助于区域经济吸引更多的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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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拿大的人口由土著居民、17世纪以来的移民和定居者的后裔、新移民三部分构成。据2001年人口普查，3000万加拿大人口中土著居民占3．3％，在国外出生的居民占18．4％。后者在加拿大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这一事实反映了移民对加拿大的重要性。此外，加拿大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还将继续依赖新移民。

每年加拿大接受的移民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经济类移民、家庭团聚类移民和难民。在加拿大2002年获准入境的229091名移民中，经济类移民占60％，家庭团聚类移民占28％，难民占11％。从1980年到2000年，约有370万人获准移民到加拿大，其中，经济类移民占46％，家庭团聚类移民占36％，难民占16％。

虽然移民在加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关移民的研究却仅在过去十多年里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这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加拿大的移民研究并没有完全归属于某一单独的传统学科，各类社会科学家仅把移民研究当作本学科理论框架的一个方面。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加拿大人口明显下降的趋势以及老龄化问题的凸显给学者、决策者和公众敲响了警钟，人们纷纷关注加拿大面临的人口问题如何解决。最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在移民研究方面投资巨大，先后建立了四五个较著名的移民研究中心，并以“大都市计划”(Metropolis Project)的名义汇集了国内外诸多移民研究人员，形成了庞大的研究网络体系。

随着移民研究在加拿大的兴起，出现了针对移民问题的不同研究方案，移民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与争论的热门话题。加拿大的移民研究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公众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和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总体上看，目前加拿大的移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狭窄的理论视角中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本文拟就移民研究如何使加拿大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成型做一阐释，并就当前加拿大的移民研究状况提出一些看法。

二、有关加拿大移民问题的争论

虽然有关加拿大移民问题的争论错综复杂，但其关键问题较易概括和总结。

一方面，“反对移民论者”指出，移民对促进加拿大的发展也许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其在当今信息时代的重要性却令人质疑，因为信息时代的繁荣、兴旺主要是靠技术创新而不是靠劳动力。因此，新移民只有在其能够带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科学知识和技术本领时才是有价值的，每年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中只有一部分人是有价值的。有鉴于此，加拿大应该控制移民人数，这样既可以解决城市人口膨胀的问题，又可以减缓文化多样性的扩张，因为这种扩张会导致冲突，甚至威胁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支持移民论者”指出，移民为加拿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农业和工业扩张的时代参与了加拿大国家的建立，二战后为加拿大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以勤勉努力、善于经营、执著坚定及富有凝聚力的家庭观念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加拿大发展起来。此外，不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使加拿大的人口压力不断升级，吸收移民是加拿大维持人口、重振经济的可行方案。同时，移民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将作为一种国家财富，使加拿大在全球化过程中与除美国和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反对移民论者”指出，加拿大即使人口不断缩减，仍然可以依靠技术革新和提高效率来发展生产力，而移民并不能解决加拿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移民本身也会老去。“反对移民论者”为加拿大的未来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人口总数减少，但是科技更加进步，生产力更加发达，城市拥堵现象得以改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虽然劳动力减少，但依然能够养活老龄化的人口，而不必降低生活水准。“支持移民论者”则预言，如果没有移民，加拿大的未来将是这样一幅景象：人口老龄化，经济萧条，税收增加，工作人口负担重，劳动力严重短缺威胁着服务业、经济增长和城市生活，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事实上，移民的累积效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因此，关键问题在于现在加拿大究竟是该增加还是该减少移民。“支持移民论者”的观点更令人信服。第一，“反对移民论者”对于减少移民而呈现的情景的乐观预言是以许多设想和不确定为前提的，决策失误的代价对加拿大来说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第二，人口压力已经造成了相当紧迫的局面。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的最新统计表明，加拿大半数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很可能在12年之内退休，享受医疗服务的加拿大人的平均年龄是42岁。第三，加拿大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依靠着移民，停止吸纳移民将会切断加拿大人口增长的惟一来源。加拿大的人口普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劳动力持续增长，而其中70％的增长是由移民带来的。到2011年，加拿大的劳动力增长将可能完全依赖移民。第四，学术研究也不断指出，移民与在加拿大出生的人不相上下，有时甚至略胜一筹，尽管移民的调适需要一个短期过程，但其长期表现是可以肯定的。第五，对移民持严重的功利主义观点并通过发放工作签证控制移民入境的西欧国家，现在也开始认识到加拿大开明的移民政策的优点。第六，长远来看，限制移民会影响加拿大未来的发展，而继续实行移民扩张政策的负面影响则并不大，目前的和将来的利益都显而易见。

研究表明，移民已经为促进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从目前每年的移民速度来看，移民并不能解决加拿大未来的劳动力和人口问题，但是稳定、持续的移民流能缓解由人口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三、对加拿大有关移民问题之争的评论

上述关于加拿大移民问题的争论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狭隘的方式，忽视了移民目的的多样性，而且在评估移民的价值时主要以他们在经济活动方面的表现为依据。

这类争论有如下两个设想：其一，移民只有在能够促进加拿大经济繁荣时才应被允许入境；其二，评估移民经济价值的最稳妥、有效的方法，是看移民的收入是否赶得上加拿大本土人的收入。如果外来移民的收入超过了加拿大本土人的收入，就被认为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并且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相反，收入不及加拿大本土人的移民则被认为其生产价值不大，并且很有可能依赖福利来维持生活。据此将合法移民分成两类：一类是大受欢迎的经济类“精选”移民，这类移民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语言能力和工作经验；另一类是不那么受欢迎的“自选”移民，他们是作为家庭成员或难民才被允许入境的，并非作为人力资本入境。

显然，这种设想是站不住脚的，评估移民的依据应该是他们入境的目的。例如，就家庭移民来说，允许其入境是为了让家庭成员能够团聚，这类移民的作用应该以团聚的家庭的舒适度来衡量，而不应以家庭团聚类移民的经济行为和表现作为衡量标准。同样，允许难民入境是要为其提供安全的避难所，而不应看难民是否能让加拿大本土人生活得更加富足。再者，经济类移民群体不仅包括申请者本人，还包括陪同他们的家眷。但是，几乎所有移民一进入加拿大，就会被习惯性地拿来与加拿大本土人在经济能力方面进行比较，似乎移民的惟一价值就在于比加拿大本土人表现得更出色。关于移民收入的研究也往往不考虑移民的种类和移民法的多重目标。

如果市场完全公平竞争，那么纯收入的差别就可以理解为个人在生产能力上的差别；但如果市场不完善，且这种不完善是由于性别、种族、语言口音等表面特征产生的不公平所致，那么，移民和加拿大本土人在纯收入上的差别则反映了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低廉价格。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中，移民的收入常常被视为衡量移民能力高低的指标，而很少被视为劳动力市场有序性的指标。

除收入外，研究者还试图以移民所创造的税收是否高于他们从社会利益中的所得来衡量移民的价值。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移民创造的税收往往高于他们所获得的社会利益，且移民比加拿大本土人对社会资助的依赖性小。有鉴于此，圣玛丽大学的阿卡巴里(Ather Akbari)教授指出，加拿大本土人从移民那里获益匪浅，因为移民的储蓄是非移民公共基金的来源之一。

四、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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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族劳动力转移制约因素分析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转移是会受到经济规律支配的。在现实生活中，城乡差距很明显。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条件等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制度上的制约，城镇对农民的歧视，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的缺失，就业结构的失调等等。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就成为了典型中的典型。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群体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还应表现在不同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内在特质等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处在较落后地位，在我国很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明显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其内在特点和障碍，才能研究出有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也将会实现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农村和城市的良好互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中意义重大。

我国现有土族人口数为241198。大多居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大通县、乐都县、同仁县等地。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互助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土族人口约6.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8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后，土族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土族群众整体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土族人才意识到仅靠农业生产根本不能维持家用，也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走出家门、去外面闯荡世界的有志之士，从而在土族人口中形成一种想往外看看的意识，这是有利于本民族的进步、发展的。景晓芬(2007)在对土族女性非农就业与女性角色转换的研究中提出，非农就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通过对土族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了她们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在经济上、家庭角色上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上，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都有了很大不同。可见，在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对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不能够理解和掌握，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需求。土族劳动力，在他们的聚集区内，就业的机会本来很少，而且，工资率又很低，在受到恶劣环境和各方面压力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新的转移，纷纷流入到西部各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土族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制约着土族劳动力的顺畅转移。

二、研究范畴、方法及材料来源

2008年7月下旬，课题研究小组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庄村，进行了为期11天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野外调查期间，课题组采取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有二：(1)与县、乡、村各级党政和职能部门领导座谈，到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收集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关资料，听取相应的报告会，以了解当地土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获取深入理解当地土族劳动力转移的背景资料；(2)采用问卷访谈方式与随机抽样土族农户座谈，获取更真实、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背景资料相互验证，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经过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课题组获得了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访谈记录、各调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农户调查问卷52份资料。这些资料为课题组进行土族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性别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多以男性为主。从婚姻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约有63％已婚，37％未婚。从年龄结构来看，互助县范围土族劳动力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之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4.1％，这部分劳动力是外出转移的主体，代表着外出转移的趋势。16～1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9.1％。40～5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6.8％。

在所调查的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人占到了土族劳动力总数86.8％。而在家务农的人只有少数，只占到13.2％。可见，大部分劳动力都愿意出去。这些出去打工的人中，有61.4％的人是兼业打工，有38.6％的人做专职。

(二)转移特点

大部分土族劳动力选择在私营企业工作，约占到65.38％，打工的行业也主要分布在建筑业(42.31％)、餐饮业(28.85％)和制造业(15.38％)上，而选择在机关社团和教育文化等部门打工的人却寥寥无几；就业层次上，服务人员占较高比例。

土族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转移距离时，约有71.15％的大比例人口选择了在本地打工。就地转移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小部分选择外出打工。而在外地打工的地点选择上，有59.62％的人们愿意跨省去打工。在土族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自己找(44.23％)或者是经过亲友介绍(44.23％)的；通过看报来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微乎其微，可见，各种媒体信息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土族的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特殊的职业培训，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这就很影响打工时择业机会。在思考为什么要外出打工时，有很大一部分的土族劳动力都觉得自己的农业收入低(67.31％)。这个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问卷的分析，可以发现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信息量少，信息闭塞，择业范围较窄，就业层次低，个体手艺和技术的限制较大，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较弱的特点。

(三)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是具有多样性的。土族劳动力在家里需要赡养和抚育的人口4人占的比重较大，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文化程度(约51.92％)是主要影响土族劳动力转移的很重要的因素。教育落后，劳动力不适应就业需求。很多人还是觉得读书无用。职业教育的力度还是不够。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家庭拖累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求职的过程中，首先还是文化低，其次是没有什么经验；再次是获得的信息不够或难以得到信息，交通不发达，思想上比较封闭，使得信息愈加匮乏。就业机会少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在转移的过程中，有效的途径很少，使得转移不够顺畅，不够彻底。加之社会制度上的制约因素，生活环境的制约因素等，使得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很不好实施。

(四)目前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购买任何保险的人占到54.2％左右。大多数人对目前的收入都觉得一般或是认为太少，只有5％的人还对目前的收入比较满意。有约57.69％的人没有过非农工作的经验，这说明，这里的人们还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土族劳动力中有大部分都在两个或以上的雇主那里干过，可以看出，换工作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在失业一个月后就回家，由于心理的意愿上落差较大，或者还是觉得回家务农好一些，或者是不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等等，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

(五)今后的打算

对于今后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劳动力个体选择定居的地点还是在乡下。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在大中城市生活。不选在城市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约55.77％)，觉得老了以后没有什么收入(30.77％)，没有了经济来源，还会认为大城市的生存环境没有乡下好(19.23％)，因为大城市污染比较严重，人口多而杂等等。

对于怎样开支打工的收入，方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打算回家盖房。在储蓄和子女的教育上也要是花大笔钱。对于个人的养老问题，有50％的人们认为应由子女来赡养。19.23％的人愿意创业，利用自己的积蓄来养老，也有25％的人还是愿意种地。如果长期在外打工。集体将收回承包地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要回家务农。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和研究，对土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努力提高土族聚集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力度

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职业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就业技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整体素质难以适应转移的要求。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创新能力较差，只能依靠个体有限的经验和较低的能力选择有限的工作，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无法满足更多的岗位需求。对土族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多学一些手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不会被需求单位所选择，加之他们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顺畅转移的机会就很小了。在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技术强化，这样可以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面对劳动力市场，由于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强，这将导致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更加艰难。因此，为了达到顺畅转移，不仅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完善良好的基础教育设施，更要作做好职业教育的各项工作，宣传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提高师资力量；有效发展民族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事业。

(二)建立完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历史、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功能不全。这些对我们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有很大的影响。在对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调查分析过程中，应用托达罗的推拉作用的理论，发现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中，推力和拉力都欠缺。在本地区而言，生产率还是较低的，这样就不能够产生富余的能够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农村地区的推力不够。而在城市而言，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后的工作岗位等方面不够充足，导致了城市的拉力也不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过程，是自然发育过程和政府辅助培育过程相结合的过程。政府在制度的完善等反面是起主导作用的。如何优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开放化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有了信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有关部门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来服务于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媒体来为我们服务。可是，目前，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向信息化方向的发展还较慢，使得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不够彻底，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很难得到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沟通渠道，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四)完善制度，让制度服务与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而不要成为发展过程的绊脚石

于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输入地，其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政策规定与操作办法，是决定外来农村劳动力能否进入其劳动就业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因素。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户籍歧视、就业歧视以及教育上的歧视等，对劳动力的心理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压力。劳动力转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制定对人们有实际利益的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出台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为劳动力的转移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和引导劳动力转移，才会是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

(五)鼓励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努力向非农产业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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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区域概况

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位于黄土高原南部丘陵沟壑区(35°12'－35°16'N，107°40'－107°42'E)，海拔940－1220m，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9．1℃，年均≥10℃积温为3029．8℃，年均日照时数2226．5h，年均降水量578．5mm，多集中在7－9月且年变率较大，多年平均无霜期为171d，热量供作物一年一熟有余。该区域是黄土高原地区典型的生态脆弱的强人类活动区域，辖区地域总面积49km2，其中耕地面积约为1718hm2，复种后的农业用地面积约为2342hm2，其中粮食播种(夏秋复种)面积为1161hm2，果园面积1124hm2，经济作物面积57hm2;当地从事农业人口数为13486人，占总人口数的90%以上(2008年数据)。历史上，洪家镇是陕西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当地农业经济的产业基础是单一的种植业(包括苹果种植业)，以生产初级农产品为主，生产、加工和销售未形成产业链，而由于家庭分散经营，又存在的市场信息不畅、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生产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差等状况。随着长武县发展成为全国的苹果优生区，洪家镇也成为该县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当地农业产业逐渐发展为以粮食种植业、果业、工副业为主的三元经济结构，农户家庭的土地利用方式、生计方式和收入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1．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受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制约，相关数据的获取异常困难。文中主要采用传统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即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结合起来获取数据，在2008－2011年间，共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家庭的人员构成、经济收入结构及土地利用方式等各方面情况(收回有效问卷348份)。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了5－6次的田野调查和入户访谈，就80年代以来农户自身的家庭状况、经济结构以及土地利用结构方面的变化等一系列的主题展开讨论。最后再抽取10户典型农户进行更为详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跟踪其家庭情况的动态变化，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恢复力(resilience)思维，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人地关系的演变与农户适应能力进行分析。

2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结果与分析

2．1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洪家镇每户家庭人口平均为4人，其中(适龄)劳动力数量和初中以上人口数量均低于2人;农业土地主要用于种植苹果，平均每户复种后的耕地面积约0．5hm2，苹果林地面积却超过0．37hm2;在家庭收入方面，苹果收入平均约占总收入的56．92%(最高为90%)，外出务工为33．96%，而单纯的种粮收入，仅为总收入的0．38%。可见，当地劳动力普遍较为缺乏，劳动力素质也亟待提高，农业土地利用结构僵硬度较大，农户家庭对苹果收入的依赖度高，但农户的生计方式逐渐多样化，除从事农业生产，还涉及到建筑业、服务业、商业等多个行业，部分农户还存在兼业现象。

2．2农户家庭体制的变量选取和类型划分

通过对10户典型农户家庭在近几十年变化的跟踪，经过反复比选，从所获数据中筛选出描述系统体制状态的七个变量。同时，因每个农户家庭体制各自的状态不同，必要进行先期的分类处理，以完成对其家庭体制转换的具体过程分析。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年人均纯收入是农户受到干扰时响应最为强烈的变量，因此将其作为样本农户的划分依据。

2．3农户家庭体制的分类辨识

低人均收入农户家庭的收入虽然都在3000元(2011年数据，下同)以下，但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年总收入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农户，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大且几乎都用于种植苹果，家庭对苹果收入的依赖性非常高，因其种植苹果的时间较晚，还有大部分果树尚未挂果(非嫁接状态下有6－7年的成熟期)，生产投入大，再加上抚养年幼子女的经济负担，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不高。第二种劳动力相对缺乏农户，其家庭成员仅由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组成，体力和精力的限制导致其所利用的土地面积较小，管理粗放，收入较低。这类农户有的干脆选择对劳动强度相对要求较低的牲畜养殖，有的则因健康状况欠佳，丧失部分劳动能力。中等收入农户，人均年纯收入在3000－5000之间，一般为4－6人的三世同堂大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裕，但青壮年劳动力主要是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在外务工，老年劳动力则一直留守在农村务农。该类农户的土地利用面积在0．3－0．7hm2之间，除有少量种植粮食作物外全部都种上了苹果树，由于该类农户种植苹果的时间较早，管理也较为精细，果树都已挂果且产量和质量都较高，经济效益较好。高收入农户人均年纯收入都在5000元以上，也是4－6人的三世同堂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裕。但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类是苹果种植专业户，家中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务农并同时从事非农行业，老年劳动力一般不参加农作或是零星帮忙，大面积种植的苹果，主要是依靠雇工务农，有的种植面积甚至多达1．3hm2，每年仅雇工费一项就在4000元左右。另一类的农户则开始由农户向非农户转变，祖辈家庭成员居住在农村少量务农，子辈和孙辈都在城里上班上学，有固定工作，经济收入也以非农业收入为主。

2．4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过程分析

2．4．1农户家庭体制的两种状态

农户作为一种独立经营的生产单位，面临着市场和自然(气候)的双重风险，极易受外界干扰影响，发生体制转换。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前期对镇级尺度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的研究结果，当地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在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以下变化:一是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以前的农户家庭的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土地上，仅从事农业劳动，现在除了务农还从事多种非农行业;二是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以前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资料投入不够，土地生产效益不高，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粮食，而现在农业用地模式发生剧烈改变，粮食播种面积骤减，以苹果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土地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粮食播种面积比率已从1984年的近100%降为当下的17．97%左右;三是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由以种粮收入为主转变为以苹果收入为主，外出务工等多种收入为辅。综上对农户生计模式、土地利用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分析，该区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农户家庭体制确已发生转换，即由传统农业体制(R1)转换为新型农业体制(R2)。

2．4．2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体制转换差异性

对于较低收入的农户来说，在体制发生转换的最初期，受较低的经济水平或较少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对政策调整的感知不敏感，对苹果市场相关信息的响应也较晚，直到后期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后，才开始将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种植苹果。但目前，随着家庭中青年劳动力的流失，老年成员体力和精力不济，其对相关信息和政策更为漠不关心，也缺乏对未来土地利用模式的规划和计划。这类农户还兼具一些传统农业体制的特点，处于新型农业体制的早期。中等收入的农户早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高，劳动力较充裕，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创收意识，在当时温饱勉强满足，土地几乎仅用于种植粮食的时候，就敢于寻求新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在当地农业生态试验站(1984年建立)工作者的指导带动下，积极响应苹果种植推广优惠政策，快速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在1986年就开始种植苹果;另外，他们也努力寻找如饲养牲畜(猪、奶牛等)，种植葡萄、烤烟等经济作物，外出打工等多种生计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这类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最为典型，处于新型农业体的成熟阶段。收入相对高的农户，不但早期经济收入较好，还具有较强的开创意识和增收意识，除了对农业政策和相关的市场变化相当敏感，敢于在系统体制转换的初期抓住机遇，快速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又开拓了像办农村托儿所，苹果自运自销，与他人合伙投资做生意等其它经济风险和效益都较高的生计方式。至目前，这类农户有的已具备了向其它体制状态转换的可能性，即已经具备了其他系统特征并处于新型农业体制的后期阶段。

2．5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结果的适应能力评价

适应能力即适应力，其强调的是系统中的社会成分(系统管理中起作用的个人或团体)对其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的影响。由于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程度不同，其在面对如苹果价格下跌、极端气候等干扰打击时，恢复生产、生活的能力各不相同，即对外部条件变化的感知力和响应力的综合素质－－适应力(Adaptability)不同。文中对农户家庭体制适应力的量化，是选择适应力的替代物(Surrogate)来计算得分，确定农户所具有的三种资本，7个指标作为替代物。其中，社会资本代表农户在遇到不可预期的干扰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反应时间和恢复的时间，经济资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在受到扰动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投入。而在自然资本中，土地面积越大，利用结构越多元化，其应付各种病虫灾害、旱灾、雹灾等的能力越强。其中，收入多样性指数表示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性高低和各种收入的均匀程度。当农户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越大，农户家庭的年纯收入越多，收入多样性指数越大，收入依赖指数越小，其自身所具有的适应力越高。同时，对三类农户家庭体制的适应力得分显示出，适应力的高低与其体制转换的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即在由粮食作物种植为主转向以苹果种植为主的新型农业体制下，随着农户家庭体制状态转换的加深，其适应力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这种体制转换对农户家庭应对外界干扰是有利的。

3讨论

在新时期城乡转型的背景下，西部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收入成分和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等因素，都构成当地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驱动力。文中从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微观尺度入手，基于农户研究我国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农户家庭的体制转换，采用选择替代物的方法来量化农户家庭抗干扰的适应力，并通过这一指标来衡量这种转换对其是否有益，为农户自身也为从农户层面对当地整个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农村人地关系的适应性管理提供相应的对策。为未来在更大尺度，如将乡镇和县域的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不同尺度下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和驱动力提供研究基础。事实上，将脱胎于生态学的恢复力思维中的适应力概念，应用到社会－生态系统中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作为SESs的亚型，其本身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各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极大的增加了研究困难，文中虽以小尺度体制研究为突破口，有效简化各变量的复杂性相关关系，但也存在以下值得改进的问题:1)各农户家庭体制转换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不同农户家庭之间的变量相互影响的扰沌现象，但该种关系较难体现出来;2)对某个系统体制转换的适应力计算应是动态的、变化的，不同阶段应考虑选取不同的替代物才更符合事实。例如，对于处在新型农业体制后期向非农户转变的高收入农户来说，其适应力似乎是在降低，这是因为本研究中只计算了农户在其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适应能力大小，忽略了对这类农户来说重要的从事非农行业带来的自身适应力的提高。3)文中对农户家庭体制转换过程的研究排除了导致其自身体制状态剧烈转换(速度和方向改变)的社会事件，如家庭成员分家、意外事故等，仅是通过提取常规系统变量来追踪系统的动态性，分析系统体制的转换过程等。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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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997-0668（2008）100038-02

人口不但有数量上的多寡之分，还有质量上的优劣之别，单从数量或质量层面强调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存有偏颇，并且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误区和实践上引致失败。因此，只有在数量上控制适宜规模和在质量上不断提高素质来优化结构，才能使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发挥。不过，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力提供劳动才能实现。

一、 劳动力的工作转换

（一） 劳动力工作转换的原因

工作转换是指工作单位的转换或职业的转换，其原因非常复杂。有时是因为员工自己有过失，有时是因为技术进步或需求萎缩导致的劳动力过剩，这种类型的工作转换被称为"非自愿的流动"。有些情况下企业解雇员工只能是临时性的，只是企业用来应付经济衰退的的一种手段。这种情况在一些需求的季节性波动明显的行业较为常见。而临时性解雇也会对劳动者形成一种无形压力，可能使劳动者被迫去寻找更加稳定的工作。相对于"非自愿流动"来说，劳动者换工作的更为常见的原因是不满意于当前的工作，希望在别的地方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这种工作转换的形式一般来说是辞职，或者说"自愿的流动"。劳动者只要认为还有其他企业更加合适于发挥自己的能力，他就会选择辞职，因此辞职通常是自愿的行为，也就是说，自愿的工作转换和解雇之间的区别在于造成工作调整的最初原因是哪一方。

我们常会看到一些自愿的流动，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原本就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如果劳动力市场起初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只有当一些外部的条件发生变化导致某些工作的吸引力随之改变时，才会出现自愿的工作转换现象。如果工资不可以灵活的调整，那么就使得企业不得不通过解雇员工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如果工资可以灵活地下调，那么员工就可能发现别的企业存在着更好的机会，于是就会选择主动辞职。当劳动者向着更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流动时，劳动力资源也就向着对他评价更高的地方去了，这会使社会总的福利增加，劳动有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这种价格为人们提供者个人收入提高。同时，更为重要的，当劳动力能自由流动时，才会了生产和再生产自己劳动力商品的指示器，并引导劳动力所有者选择自己的劳动岗位，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

（二） 劳动力工作转换的人群特征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青年人的工作转换次数较高，而英、美两国青年人工作转换的次数又高于其他欧洲国家。这种现象的确反映出工作转换作为信息收集手段的功能，只有当尝试过一些工作之后，一个人才更清楚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所在，而更多的工作转换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特殊人力资本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工作转换的心理成本也会越来越大，这就说明为什么老职工流动性较低的原因之一。

企业的特殊培训是自愿工作转换的一种阻力，只要员工能够部分地分享企业特殊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培训后提高工资），那么员工辞职的动力就下降了。而企业则往往希望员工能够分担一部分特殊培训的成本，从而降低员工辞职带来的损失，当然，如果员工并没有辞职，企业会在培训之后支付员工更高的工资。不难发现，在职培训较多的企业里，主动辞职的员工的确较少。

同时，员工工龄与离职率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有关材料显示，员工的工龄越长，离职率就越低。在决定离职率的因素中，经济的因素似乎比文化的因素要重要得多。不同性别劳动力的离职率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现实证明女性的离职率要高于男性，但如果考虑到女性劳动力的工资较低、工作经历较短等因素，两性之间离职率的差异就少了。此外，在控制了经验和收入的差异后，已婚女性的离职率要高于未婚的女性，刚生过孩子的女性的离职率要高于其他女性。

二、 劳动力的工作搜寻

（一） 劳动力工作搜寻的原因与分类

工作搜寻之所以广泛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即使是在同一种职业内部，不同员工和不同工作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此外，劳动力在市场找工作然后被企业雇用，这一交易的过程非常复杂，耗费成本，而这种交易不可能经常重复。所以，为了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在找工作这样的交易过程中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仍然是值得的。根据工作搜寻过程所用的渠道和所具有的特点可分为：一种是将工作搜寻区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搜寻。前者是有组织的，常常是通过公益或私营的职业介绍机构、学校的毕业就职机构等市场中介机构或报纸刊登的招聘广告等来完成的。非正式的工作搜寻所用的渠道包括亲友的介绍、用人企业门口的招聘信息等等。另一种是将其分为粗放的和集约的搜寻。前者的特点是与聘用方有多次的联络活动，但并不十分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每一次搜寻的可能性。而后者是与聘用方联络活动较少，但对于每一次的机会都用更多的时间去努力。不是所有的工作搜寻渠道都能够给搜寻者带来满意的结果，不同的渠道所能够提供的机会差别依然很大。

（二） 劳动力工作搜寻的成本收益比较

工作搜寻会带来一些直接的和间接的成本。直接成本包括那些交通费、邮费、电话费、报纸的广告费等。间接的成本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是在工作搜寻所花费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或收入；另一方面的机会成本更加重要，这就是当一个人决定放弃当前已经得到的工作机会继续进行搜寻时所放弃的收入。其实工作搜寻的成本主要是间接成本，间接成本的变化对工作搜寻的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失业保险金是典型的与政府政策有关的工作搜寻的间接成本。失业保险金降低了不接受工作机会而继续搜寻的成本，因此，理论上来说，如果失业保险金水平调低，进行工作搜寻的人和由此而产生的摩擦性失业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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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镇化建设 职业教育 互动关系

城镇化建设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由传统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化城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建设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转移和发展，以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方向转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较大的发展，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在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比2007年的城镇化水平提高10多个百分点。然而，在我国的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如：农村劳动力转移素质较低、综合能力不足等问题，造成我国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的现状，同时也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稳定发展。因此，要改变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状况，发展教育是关键。因此，发展职业教育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对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城镇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将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和用工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物流业、物业、营销、建筑装潢、学前教育、餐饮、酒店管理等行业的迅速发展，用工需求量增大，急需职业教育培养大批适应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就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用工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对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打破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据专家预测，未来50年，我国将有6亿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城市化水平将由现在的36%提升到70%。我县也不例外，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将随之增长。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不到10%，很难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使他们融入城市，适应城市新的工作和生活。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与其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对职业身份意识和职业选择的非农化倾向就越强烈，城镇对他们的吸引力更明显，进入城镇以后“回流率”更低。职业教育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职业教育由于其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使其针对性强、实用性高、覆盖面广，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强技能的机会。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降低农村低龄青少年的劳动参与率。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除了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延长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降低农村低龄青少年的劳动参与率。目前，部分十五六岁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打工，一方面因年龄小，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收入相当低。另一方面一定程度地增大了城市就业市场的压力。职业教育作为劳动力的存储器，可以吸收和培养大量的农村适龄劳动力，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通过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职业能力，为地方经济建设提前储备大批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

二、职业教育对城镇化建设所起到的作用

（一）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有利于保证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在现代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实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人口与其他经济要素由农村向城镇化的转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素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经过托达罗人口流动的模型可以看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城乡的收入的差异，并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异。当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越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移与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的实践越长，其程度就越高，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要求就越高。城镇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当转移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时候，其回流率就会变得更低。我国的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因为一些地区的经济收益明显低于城镇的经济收益，促使经济收益较差地区的劳动力向城镇化主动转移，这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转移有一定的区别。

在国家出台相关城镇化建设的优惠政策的背景下，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都得到明显提高，导致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对经济的劳动作用变得更突出。在目前的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职业教育水平相对滞后，教育教学水平与质量并不是很高，导致很多剩余劳动力就算转移到了城市，也不具备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劳动素质与专业技能。这种迁移行为是一种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的迁移，当遇到经济不稳定时，便会发生大量劳动力回流的现象，对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带来重要的影响。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力不断增加。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因为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增加了人们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加技能的机会。并且，随着我国十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的重视，原来那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逐渐被打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通过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才能有效增加广大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劳动素质，提高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有效打破城镇化建设的瓶颈，有利于提高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二）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有利于改善就业状况、优化产业结构。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在目前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还有利于延长劳动力就业的时间，从而优化城镇建设的产业结构。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在经济发展情况不好的时候，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就是劳动力的存储器，通过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有利于大大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职业能力，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专业技能人才。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虽然面临经济增长缓慢、劳动力回流现象明显的问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我国政府为劳动力职业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另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根据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业结构的现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不管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三产业之间都具有较大的差异，这就导致我国的就业人口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发生重要的变化。目前，国民经济的收入和劳动力的分布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发展，并且产业发展的方向逐渐实现向第三产业发展。然而，与现代第一产业不同的是，第二、三产业大多数属于现代经济部门，这对劳动力的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的年龄在9年、10年、14年，其中通过调查发现，第三产业的金融和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受教育的年限基本都达到了13年。通过统计发现，在二、三产业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的人员。因此，通过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是满足现代城镇化建设需要的重要途径。

（三）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有利于缓解社会的供需矛盾。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化，任何行业在进入城镇化建设的过程时都使得经济收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必然能够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其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劳动力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获得更好、稳定的城镇化生活，他们主动接受教育的思想会逐渐增强。随着人们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支付能力的增强，人们对教育的需求逐渐提高。但是从我国现状来看，普通教育根本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教育公共基础能力明显不足，而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及其子女的教育需求问题，这就迫使人们通过利用各种教育手段缓解职业教育供需之间的矛盾。因此，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更加深入，更重视职业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不管是从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还是从促进经济长远发展来看，都需要明白职业教育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关系。目前，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对教育的要求都是出于投资的目的，是他们获得经济效益后产生的投资需求行为。然而，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作为一种专业性突出、目的性明确的教育形式，比普通教育更容易达到社会预期的效果，又因为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所实施教育的总年限明显高于普通高等教育，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其教育成本相应降低。当人们无法估计社会收益时，便可以认真考虑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收入较低的人们来说就更需要如此。因此，通过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实现教育的合理分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对社会劳动力的需求，进而缓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这样便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结语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未来，任务重大，必然会经历一个艰难发展的阶段。我们应该坚信，在现代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教育部门应该重视职业教育改革的创新，需要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与全社会人们的关心和支持，这些种种困难与矛盾都需要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解决。只要我们不断探索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发展规律，认真研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不断创新，才有利于社会城镇化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海燕.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2]袁野.城市、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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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职业培训模式;途径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6-0208-2

0 前言

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影响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就,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较低的客观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影响了其收人水平的提高和农民自身在城市经济发展作用。

由此可见,加强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职业培训势在必行。通过建立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素质,使之更好的融入城市经济建设。本文通过介绍韩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对农民职业培训模式方法和经验,以借鉴有助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建设新农村过程中 “三农”问题的解决。

1 国外农民职业培训模式研究

1.1 韩国农民职业培训模式

韩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经过5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善培训机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培训机构,形成以“农业协会为组织载体,农协大学为龙头,培养专业农民为核心”的农民教育职业技术培训模式。

1.1.1 韩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机制 韩国的“农业协作合同组织”(简称农协),成立于1961年8月,在政府与农民间起到桥梁与纽带,是遍布韩国的分级网络型经济组织,主要从事流通事业(农产品产地中心、集货场、冷藏库、包装、销售)、加工事业、农业资料事业(肥料、农药、农机、农耕用品)、生活物资事业、金融事业(银行)、医疗保险事业(意外保险、农村医疗)和指导事业(培训农民、普及推广农业技术,供应良种、为农民提供各种资料和培训教材、传播农业信息、开展国际交流)。

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中指导事业有较大比重是对农民进行培训,通常包括培训农民、农协工作人员以及各级农协的领导,还包括对农民值得专业技术培训;培训周期有长有短,包括3-5天的短期培训和3-5年的正规学历教育;有不脱产、半脱产培训,也有全脱产培训。农民培训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提高了韩国农民职业和技能素质,促进了韩国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

1.1.2 韩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特色 韩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龙头――农协大学,韩国农协大学成立于1962年,设有学部、经营学院与产学教育院、农业开发研究所。整个学院环境优美,教学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先进,管理规范严格。培训对象以中高级农业经营者为主。培训时间约一年,培训费一般由农业经营者-委托单位共同承担;培训课程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农业和园艺栽培技术、畜牧产业、农业经营设计与投资分析、农业情报、农机修理、汽车故障简易诊断、金融、税务、子女教育和论文指导。授课形式多种多样:一般讲座、专题讲座、教学实习。

农民经营者经过职业技能培训,高级经营者能成为适应国际化、开放化时代需要、带动本国农业发展专的门农业人才;培训能使农民经营者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农务农思想,能够提高经营者科学地灵活运用农业经营所需的良种、种苗、机械设施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能力;使经营者在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提高自己的资源利用率和充分发挥本身的技能和具有统计、分析、管理自身的经营状况,把研究报告、专业杂志、英特网信息应用到经营中去的能力。

1.1.3 农民职业教育的最大受益者:专业农民 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对农业后备力量的培养,一方面对农业后备力量提供学习机会,让他们到农业院校加强理论学习,同时又让他们到农村基层技术服务站实习培训;另一方面对农业后备力量提供经营用地与资金扶持,对经营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农业经营者进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成为专业农民(专业户),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和农业经营管理的核心。

1.2 日本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

1.2.1 日本农业劳动者队伍现状及职业培训特点 日本农业劳动者队伍与我国相比较有明显的特点。一是日本农业劳动者队伍不断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据统计,日本战后初期,农业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60%,而目前只有300万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4%。二是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严重。日本经济腾飞后,大批具有高学历的农村青年纷纷弃农到二三产业就业,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三是日本注重农业后后备力量人才的培养,农民科技文化与职业技能素质较高。

日本农业劳动力逐渐减少并且农业劳动力年龄老龄化严重阻碍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给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特别是日本面对世界经济全一体化过程中,日本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去了竞争力,给农业生产、农产品市场、人民生活及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威胁。日本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教育、资金、法律、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以职业教育入手,从长远计策来看,培养和扶持一批年轻有为的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人才,支撑和促进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1.2.2 建立日本青年农民教育体系 日本政府重视农民经营者职业技能教育和发展农业教育,对农民教育培训形成了五个层次,形成理论研究教育理论实践培训教育技术培训教育短期培训于一体的各类农业人才立体式培训教育模式。

五层次即大学本科教育、农业大学校教育、农业高等学校教育、就农预备学校教育和农业指导师教育。大学本科教育通过综合大学的农学部和高等农业院校来完成,培养主要是农业高科技人才,毕业生一般都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农业大学校教育相当于我国农业高职,学校的培训对象是即将就农者。农业高等学校教育相当于我国的农业中专和职高教育,培训对象是初中毕业生,培养方向是应用型农业人才,这是青年农民培训的重要渠道之一。就农预备学校教育是对城市在职人员或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进行的短期农业技术知识转岗教育。

1.3 法国农民职业培训教育模式

1.3.1 法国农民培训教育的现状 法国的农民职业教育由来已久,早已进入制度化阶段。形成制度有保障,机构齐全,培训内容完整,方式多样的农民职业培训体系。

在政策制度上,政府规定:凡18岁以上的农民,每人需参加为期一年(可累计)的农业知识培训。对18岁以下者要求更为严格,须先培训三个月,再到农场实习三年,期满后经过考核,合格者颁发“绿色”教育证书。只有凭此证书,才能向政府申请低息或无息贷款,买地建房、购置机械,从事农业生产。

在农民培训教育机构上建立了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农业成人培训中心-农业职业教育中心一体化的农民的培训机构。加强对农业科研和农会组织的建设(农研机构主要是在农村或农业集中地进行农业科学知识普及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利用利用农闲对农民进行分批进行技术培训)。

在农民培训内容上,注重实效性。培训内容主要围绕着农业生产如何适应市场、如何适应农民的需要来安排。在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训内容涉广,主要包括农业基础知识的普及、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普及和推广、农场的经营管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良种培育技术等等。

在法国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有在校集中学习的,有商会或农会安排技术人员深入到农场的田间地头和企业的车间进行现场指导培训。培训时间根据实际进行具体安排,主要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培训时间在120个小时以上为长期培训,短期培训一般只有20-120个小时。农民培训方式的特点是教学比较灵活,可以在一年或几年内完成规定的学时,既不影响工作,又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提高专业知识水平。

1.3.2 法国农民职业培训的特点 法国农民职业培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国家支持、教学的内容广泛实用性及培训模式灵活多样性。

法国政府高度重视包括农民培训在内的农业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大力扶植,使农民享受免费的职业技术教育。法国根据1960年颁布的《农业教育指导法案》,建立了完整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以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学校为基地,从事农业人才的培养。另外法国政府还确立了公立、私立共同办农业教育的体系,实现了农业职业教育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在教学形式方面,农业学校向农业生产经营者敞开大门,随时去资料室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培训时间长短期并存、授课方式灵活、培训机构多样的特色。

培训内容是经过实际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制定的,既符合实际所需又具有前瞻性。

2 国外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对我国农民职业培训的启示

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比较重;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及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要求我们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工培训事业;以现有教育培训机构为主渠道,发挥多种教育培训资源的作用,充分调动行业和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职业培训;研究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按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要求,建立以是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学教育-高职院校教育与培训-农校和农业技能推广中心为一体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坚持短期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培训与就业相结合。

2.1 建立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制,转变农民职业教育观念

目前,我国农村职业培训缺乏统一规划,各自为政。国家应该建立相应政策鼓励农民参加不同形式的职业技能教育,必要时可以出台相应的强制措施(如法国)。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加强宣传职业教育,尤其是在农村,转变“重普教、轻职教,重升学、就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思想倾向,确立职业教育是终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职业教育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小新农村的重要举措。

2.2 整合职业教育培训资源,构建职业教育新体系

原有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基础上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对原有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创新和拓展,建立以是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学教育-高职院校教育与培训-农校和农业技能推广中心为一体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以适应时展的和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

2.3 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培训课程体系,保证培训内容实时性

现代产业生产更注重专业性,越是专业性的产业越具有封闭性。在对农民职业培训课程设计上要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以农民良好就业和致富为目标,建立完善的实时性强的职业技能课程体系。注重培训与就业、致富相结合,通过培训是农民具备良好的适应行业和国际竞争能力。

2.4 建立合理的教育培训形式,提高农民的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我国农民职业素质参差不齐,文化层次的差异决定要进行有效的农民职业培训必须?建立合理的教育培训形式,并通过各种鼓励(发补贴或表彰等)形成对农民职业培训的激励机制。农民是接受职业培训的主体,在进行职业培训时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加强农民培训过程中的主动参与程度。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就要建立形式多样性、多层次、多元化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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